浪潮

一看完电影，除了思考那最后那个眼神之外，立马想起了勒庞的《乌合之众》。

其实只要涉及的是人性与群体，《乌合之众》中的解读就立马有了普适性，无论事件处于何种时代、何种地域，区别就只在于事件最后发展得大与小、严重与轻微。

以下为书摘“群体中的个人不但在行动上和他本人有着本质的区别，甚至在完全失去独立性之前，他的思想和感情就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如此深刻，它可以让一个守财奴变得挥霍无度，把怀疑论者改造成信徒，把老实人变成罪犯，把懦夫变成豪杰。

”“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但是从感情及其激发的行动这个角度看，群体可以比个人表现得更好或更差，这全看环境如何。

一切取决于群体所接受的暗示具有什么性质。

……群体固然经常是犯罪群体，然而它也常常是英雄主义的群体。

正是群体，而不是孤立的个人，会不顾一切地慷慨赴难，为一种教义或观念的凯旋提供了保证；会怀着赢得荣誉的热情赴汤蹈火……这种英雄主义毫无疑问有着无意识的成分，然而正是这种英雄主义创造了历史。

如果人民只会以冷酷无情的方式干大事，世界史上便不会留下他们多少记录了。

”“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

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

出乎预料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摧毁。

人类的机体的确能够产生大量狂热的激情，因此可以说，愿望受阻的群体所形成的正常状态，也就是这种激愤状态。

”“群体表现出来的感情不管是好是坏，其突出的特点就是极为简单而夸张。

在这方面，就像许多其他方面一样，群体中的个人类似于原始人，因为他不能作出细致的区分，他把事情视为一个整体，看不到它们的中间过渡状态。

群体情绪的夸张也受到另一事实的强化，即不管什么感情，一旦它表现出来，通过暗示和传染过程而非常迅速传播，它所明确赞扬的目标就会力量大增。

”“群体感情的狂暴，尤其是在异质性群体中间，又会因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强化。

意识到肯定不会受到惩罚——而且人数越多，这一点就越是肯定——以及因为人多势众而一时产生的力量感，会使群体表现出一些孤立的个人不可能有的情绪和行动。

在群体中间，傻瓜、低能儿和心怀妒忌的人，摆脱了自己卑微无能的感觉，会感觉到一种残忍、短暂但又巨大的力量。

”“所有时代和所有国家的伟大政客，包括最专横的暴君，也都把群众的想象力视为他们权力的基础，他们从来没有设想过通过与它作对而进行统治。

……要想掌握这种本领，万万不可求助于智力或推理，也就是说，绝对不可以采用论证的方式。

……不管刺激群众想象力的是什么，采取的形式都是令人吃惊的鲜明形象，并且没有任何多余的解释，或仅仅伴之以几个不同寻常或神奇的事实。

”“在改善或恶化群众的头脑方面，教育至少能发挥一部分作用。

因而有必要说明，这种头脑是如何有当前的制度培养出来的，冷漠而中立的群众是如何变成了一支心怀不满的大军，随时打算听从一切乌托邦分子和能言善辩者的暗示。

”“然而，如果以为群体中的革命本能处在主导地位，那就完全误解了它们的心理。

在这件事上使我们上当的，不过是它们的暴力倾向。

它们的反叛和破坏行为的爆发总是十分短暂的，群体强烈地受着无意识因素的支配，因此很容易屈从于世俗的等级制，难免会十分保守。

对它们撒手不管，它们很快就会对混乱感到厌倦，本能地变成奴才。

当波拿巴压制了一切自由，让每个人都对他的铁腕有切肤之感时，向他发出欢呼的正是那些最桀骜不驯的雅各宾党人”“我们不该对群体求全责备，说他们经常受到无意识因素的左右，不善于动脑筋。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他们开动脑筋考虑起自己的眼前利益，我们这个星球上根本就不会成长出文明，人类也不会有自己的历史了。

”

看过后觉得失望，情节很单薄。

该剧试图告诉观众的是：即使在和平年代里，当群情被煽动以后，都存在着走向极端的危险。

所有冲突，都是意图让观众感受die Welle的严重危害性来设置的：- 实际上，die Welle能发挥的正面团队精神，正是体育活动中需要的。

无法让人相信参加体育的孩子会依赖这个组织来理解团队精神。

- Die Welle的危害性和集权的联系并不顺理成章。

教师本人从未陷入对集体膜拜的自我陶醉中，和妻子的争吵显得无厘头- 给观众留下一个不明晰的印象：Carol反对die Welle是因为个人失宠的反应，还是因为她的良知“作祟”。

- Die Welle做的“罪大恶极”的事情是损坏公物，在市政府大楼涂鸦。

虽然这做法触犯了治安处罚条例，可跟法西斯主义并不直接挂钩。

实际上，涂鸦行为是非常普遍的，甚至有时被鼓吹成反抗专制的行为，和是否参加法西斯性质的组织没直接联系。

- Die Welle在体育竞赛中发挥的作用是负面的么？

他们只能被归入穿着统一服装的拉拉队性质，这和足球迷一样呀。

（为了自圆其说，只能设计一段攻击对手的行为）- Die Welle在人际关系中的作用也无法用坏来定义。

打跑几个小瘪三，或统一团队戏剧排练，die Welle甚至可以用积极来形容。

为了夸大die Welle的负面性，只能把负面情节重点编到一个人身上：偷藏枪械，无家可归，迷恋组织，最终自杀来制造本片高潮。

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一个精神失常学生的覆灭。

选题的立意是明显的，不过故事讲述起来是苍白的。

它有抄袭das Experiment的痕迹，不过在剧情设置上更差了一筹。

苍白的正派人物，热血澎湃的反派，编导的用心可能恰恰适得其反了吧。

集体力量的强大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所不理解的，而这种强大足以使得，以个人自由为中心的西方价值观感到恐惧。

对浪潮里的人来说，浪潮是他们的归宿。

对浪潮外的人来说，浪潮是颠覆他们世界的海啸。

所谓反对浪潮的人只不过是身在另一个不被自己察觉的浪潮罢了。

浪潮给了在缺陷压抑空虚中生活着的普通人新的兴奋点和依托 给了心理弱小的个体以脱胎换骨般的力量 却又让卷入其中的人们日趋疯狂 其中的一些人以集体主义的名义满足潜意识中的各种私欲 慢慢失去道德观判断力和反抗的勇气 这个集体最后极端地反对所有反对他们的人 并把这些人排挤出集体甚至伤害他们…良好的初衷是如何错误地演变为无可挽回的结局？

个人在某些情境下组成的集体的力量究竟有多么强大和可怕？

这五天的发展是耸人听闻还是真的科学实验的模型和缩影？

真的可能吗？

今天看完这部片子 边看边想 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看完后觉得很多人性的东西是难以避免的---虽然我们理性地认为不该这么去做 比如 第三天卡罗因为觉得穿白色衬衣不好看而选择穿红色T恤进班后 当赖纳让学生给活动团体命名时 卡罗积极举手 可赖纳用眼神惩罚她之后才故意最后叫到她 这在有意无意间给了全班同学一定的惩罚或排斥暗示 比如第五天 在活动中自尊心得到极大满足的赖纳作为妻子在学历上高过他的报复说出了妻子工作能力不强的软肋 自尊受到强烈伤害的妻子离家而去 还是同一天 马尔科因类似原因与卡罗吵架 居然动手打了卡罗一耳光经常说电影是生活戏剧化的反应 但是这部电影的很多细节都很真实 也几乎没有冗余 连莫娜为世界杯期间到处都是德国国旗感到不舒服这个想法 我也曾在龙应台给他生长在德国的大儿子的信中看到过几乎一模一样的德国青年们的真实思考 可以说这部电影说服性情境性非常强 正因如此 才让人震撼 当然 如果看完下面的分析 或许更加压抑和感慨而且我绝不认为这仅仅是针对有特殊历史背景的德国人 而应该是值得每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人去思考的前几天刚好看了 David G. Myers的社会心理学（第8版） 下面基本都是从书里整理的一些 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部电影之中的细节及其现象 没有一一细致分析对号入座 但是下面列出的每一个概念 都是可以与具体电影情节对号入座的从众是指根据他人而做出的行为或信念的改变。

作为人群中的一份子，当你为一个赢得比赛胜利的漂亮进球起立欢呼时，你是不是在从众? 当你和其他人都认为，女性留长发要比留短发好看时，你是不是在从众？

也许是，也许不是。

关键是，当你脱离群体时，你的行为和信念是否仍保持不变。

如果球场上只有你一个球迷，你会起立欢呼吗？

从众的表现之一为顺从，也就是说有时我们会顺从一种期望或要求，但并不真正相信自己所做的事情。

我们有时会穿礼服打领带，尽管自己并不喜欢这样。

这种靠外在力量而表现出的从众行为叫做顺从。

我们之所以顺从，主要是为了得到奖励或避免惩罚。

如果我们的顺从行为是有明确的命令所引起的，那么我们称它为服从。

有时我们真的相信群体要求我们所做的事情。

我们会与成千上万的人一起喝牛奶，因为我们认为牛奶是有营养的。

这种真诚的、内在的从众行为叫做接纳。

有时，接纳会紧跟顺从，顺从会滋生接纳。

登门槛现象实现表明，如果想要别人帮你一个大忙，一个有效地策略就是，先请他们帮一个小忙。

这一登门槛现象被证实十分有效。

研究者假扮成安全驾驶的志愿者，他们请求加利福尼亚人在院子前面安置巨大的、印刷比较粗糙的“安全驾驶”标志。

结果只有17%的人答应了。

然后研究者就请求其他的人先帮一个小忙：他们可以再窗口安置一个3英寸的“做一个安全驾驶者”的标志吗？

几乎所有人都欣然答应了。

两周后，76%的人同意在他们的院子前树立大而丑陋的宣传标志。

帕特里夏与其合作者发现，在直接接触的情况下多伦多郊区46%的住户会乐意向癌症群体捐款。

而如果在一天前让他们戴着一个翻领别针宣传这项活动（他们都愿意这么做的话），那募捐者的数量可能会是前者的两倍。

在这些表现出登门槛现象的实验中，人们最初的顺从行为---戴一个翻领别针等，都是自愿的。

研究人员不断发现，当人们承诺公众行为并且认为这些行为是自觉做出的时候，他们会更加坚信自己的所作所为。

一个群体的凝聚力越强，对成员的影响力就越大。

在一个种族群体里，人们会感到一种共同的“归属群体的从众压力”---讲话、行动、穿着都应该像“我们”。

像“白人那样行动”的黑人或像“黑人那样行动”的白人，都会遭到同伴的嘲笑。

在实验中人们也发现，那些感到自己受群体吸引的成员更可能对群体影响做出反应。

他们并不喜欢与其他成员唱反调。

害怕被他们喜欢的人拒绝，他们允许群体中的某些成员拥有一定的权力，特别那些能代表群体特征的人。

成为某一个群体的少数成员是很难受的。

如果你能找到某个人和你立场一致的话，那么你为某件事站出来就容易得多。

有说服力的因素传达者：一个可以吸引和指挥成员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者。

信息：生动、感性的信息以及团体给那些孤独和忧郁的人所带来的温暖和包容，都是具有吸引力的。

听众：学生们都很年轻，出于思想相对开放的时期，其态度和价值观都还不稳定。

有的人可能正处于人生转折点正在寻找人生的方向，或者面对个人危机，他们有某种需要，而活动恰好给了他们一个答案。

去个体化群体情境中可能会使人失去自我觉知能力，并导致个体丧失自我和自我约束。

社会助长实验表明群体能引发人们的唤起状态。

社会懈怠实验表明群体能扩散责任。

一旦唤起和责任扩散结合到一起，常规的约束就会变小，后果可能令人震惊。

从轻微的失态（在大餐厅里扔掷食物，怒骂裁判，在摇滚音乐会上尖叫）到冲动性的自我满足（集群破坏公物，纵酒狂欢，偷窃），人们都可能干得出来。

什么环境会引发这种去个体化心理状态呢？

群体规模使得个人身份模糊化。

马伦指出，暴徒团伙的规模越大，成员越可能失去较多的自我意识。

从体育观众到用私刑的暴徒等等例子中，很多个体评价估计都降到了最低水平。

因为“每个人都如此行为”。

因此，所有的人都会把其行为的责任归因为情景而不是自己的选择。

身体匿名性比如穿制服的效果。

为了准备作战，一些部落中的斗士会用油彩或者面具装扮自己的身体和脸孔，使自己去个性化。

战斗结束后，有一些部落会杀死、折磨或者摧残任何幸存的战俘；而另一些部落会让战俘或者。

沃森仔细研究了一些人类学档案后发现，那些去个性化的斗士部落几乎都会对其敌人施以暴行。

那些殴打罗德尼.金的穿制服的洛杉矶警察被他反叛性的拒绝停车行为惹怒并且唤起了。

他们享受着彼此之间的友爱之情而对外界将如何看待他们置之度外。

就这样，他们忘记了社会的常规，而被情景卷入其中。

这部电影同时让我想到换子疑云 当独裁政府垄断了警察局和新闻媒体时 基本上是独立电台的支持者们挽救了母亲 当局者或者说大多数人都不喜欢反对的声音 可当局者只要是活生生的人都会代表一定的利益 也会犯错误 从长久和全体人民的角度来说 我们需要独立的声音甚至批评的声音 这样才能与七宗罪之首傲慢虚荣心的膨胀维持距离并保持清醒究竟如何避免独裁的发生？

避免集体中的一致同意错觉。

加强自我觉察，避免去个体化。

鼓励批评性评价并使群体对反对意见持开放态度。

但是如何做到这些？

并不容易

熊培云：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评《浪潮》今日世界，多数国家都已经实现了政治民主化，而尚未实现民主化的国家也正在试图从"后极权"的坑坑洼洼中走出。

许多人可能会认为，当历史翻过黑暗的一页，过去那个血腥而愚昧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了。

然而，真的可以高枕无忧了么？

世界离独裁有多远？

35岁的德国导演丹尼斯•甘赛尔(Dennis Gansel)透过他杰出的电影《浪潮》(Die Welle)给出了一个惊人的答案--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

1. 纳粹速成班 汽车摇摇摆摆，车外人来人往，影片《浪潮》在一片轻松而热烈的摇滚音乐中开场。

这是一所普通的德国中学，主人公赖纳•文格尔(Rainer Wenger)是该校一位老师。

不巧的是，今天他被告知自己喜欢的"无政府主义"课被另一老师抢先一步，而且事情已毫无回旋余地，文格尔只能硬着头皮在接下来的"国家体制"主题活动周上主讲他并不喜欢的"独裁统治"。

故事就这样围绕着接下来的一周展开： 星期一。

文格尔来到教室时，教室里一片自由散漫的气氛。

显然，文格尔并不适应这个课堂以及他将要讲的课。

"如果我是你们会去上无政府主义的课，而不是听这倒霉的独裁统治。

" 这是他的开场白。

当他将"Autokratie"（独裁统治）写在黑板上时，学生们仍在看闲书、发短信，东倒西歪，以至于文格尔不得不停下来希望大家"给点反应"、"好歹这一周要打发过去。

"然而，就在大家七嘴八舌、漫不经心地讨论独裁统治时，文格尔陷入了深思。

显然，他并不相信学生们所说的"纳粹已经远离我们了，我们德国人不必总带着负罪感。

"或"独裁统治不可能发生在今天，因为没有民众基础。

"课间休息后，文格尔让学生重排桌椅和座次，他准备做一个试验，让学生们体会独裁的魅力。

文格尔说，独裁的主要特征就是"纪律性"。

通过口头投票，最后文格尔成为课堂上的"元首"。

接下来他要纠正大家的坐姿，而且发言时必须站立，必须尊称他"文格尔先生"，不服从者可以退出。

星期二。

文格尔再次走进教室时正襟而坐的学生们向他齐呼"早安，文格尔先生"。

"纪律铸造力量，团结铸造力量。

"这节课，文格尔要求大家站起来像军人一样踏步，"感觉所有人都融为一体，这就是集体的力量"。

而且，踏步的另一个目的是，一起将楼下的"无政府主义课"踩在脚下，"让我们的敌人吃天花板上的灰"。

显然，通过这种集体行动，文格尔试图给"独裁班"的学生们一种优越感-- "无论表现怎样，我们这个班也比楼下的'无政府主义班'要好"。

接下来，文格尔与学生们一起讨论是否需要穿着统一的服装，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将一种廉价的白上衣与牛仔裤定为他们的"制服"。

星期三。

课堂上，只有女生卡罗继续穿着她的红上衣，其他学生都如约穿上了白衬衫。

制服使卡罗陷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立：她仿佛不属于这个集体。

上学路上，她的男友在说她"自私"，而现在文格尔几乎无视她的存在，同学们也不和她讨论，并视之为异类与不合作者。

有人建议给班集体取个名字，最后"浪潮"从"恐怖小组"、"梦想家俱乐部"、"海嘯"、"基石"、"白色巨人"、"核心"等名字中脱颖而出，成功当选。

红衣女生被冷落，她提出的"变革者"无人响应。

这节课还定下了"浪潮"的标志。

当晚，"浪潮"成员开始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张贴他们的浪潮标志。

星期四。

在"浪潮"组织中获得归属感的成员们的创造力也被激发出来。

课上有人动议，既然每个团体都有自己的手势，浪潮也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手势。

这是一个右手在胸前划波浪的手势。

越来越多的学生加入"浪潮"，并以是否做这个手势与他人划分界线。

甚至连卡罗年轻而玩世不恭的小弟弟也加入进来，甘愿为"浪潮"把门，凡不能做浪潮手势的人，都不许进学校。

卡罗越来越觉得情况不妙，她奉劝文格尔立即中止这个游戏，因为他"已经控制不住局势了"。

星期五。

课程接近尾声，文格尔希望大家将参与"浪潮"的体会写下来。

文格尔激进的教学方式同时受到来自校方与家庭的越来越大的压力。

因为情绪失控而掌掴女友卡罗的马尔科后悔不已，乞求文格尔能中止这一切，并指责这所谓的"纪律性"不过是法西斯的一套。

文格尔知道，一切该结束了。

现在需要的只是一个如期漂亮的结尾。

当晚，所有浪潮成员都收到文格尔发来的一条短信：事关"浪潮"的将来，周六12点务必在学校礼堂开会。

星期六。

学校礼堂。

文格尔让学生关闭了礼堂。

在选读了几篇学生们关于"浪潮"的体会后，文格尔发表了一番振奋人心的演讲，并煽动学生们将其间提出异议的马尔科揪上台来。

在一片"叛徒！

叛徒！

"的高呼声中，马尔科被争先恐后的学生们举到了台上，以接受惩罚。

事情本来到此为止，接下来文格尔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法西斯当年做的"，并宣布独裁实验结束，"浪潮"从此解散！

然而，不幸的是，事情并没有按着文格尔的意愿发展下去。

狂热分子蒂姆拔出了从网上购得的手枪，乞求文格尔不要解散"浪潮"。

"浪潮"是他的第二生命，他绝不允许背叛，即使文格尔也不成。

电影由此进入高潮，蒂姆枪杀了一位同学并在绝望中吞枪自尽，重重地倒了下去。

这就是"浪潮"的故事，或者说是一个"纳粹速成班"的故事。

它速成亦速朽，然而一切顺理成章。

2. 蒂姆是一个隐喻 《浪潮》是根据美国加州帕洛阿尔托市克柏莱（Palo Alto Cubberley）高中发生的真实历史事件改编。

那是在1967年4月的一节历史课上，一位学生向老师罗恩•琼斯（Ron Jones）提了个问题，"为什么德国人声称，对于屠杀犹太人不知情？

为什么无论农民、银行雇员、教师还是医生都声称，他们并不知道集中营里发生的惨剧？

"对此，琼斯不知道如何回答。

之后他决定，大胆地进行一项实验。

他要重建纳粹德国，一个微型的纳粹德国，就在他的教室里。

他想让他的学生们亲身体会法西斯主义，不仅体会其恐怖，也体会其魅力。

而且，不出琼斯所料，正如《浪潮》所表现的，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一实验中，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狂热，而且告密成风。

五天以后，当几百名学生在礼堂里伸出手臂向琼斯致以崇高的"浪潮"问候礼时，你首先能想到的，或许正是里芬斯塔尔在《意志的胜利》（1934）中记录的德国人向希特勒欢呼的场面。

不过一切还好，琼斯最后控制了局势，戛然而止--"我们差一点就成为了优秀的纳粹。

" 在最后的聚会上，琼斯接下来给学生们播放了一部关于第三帝国的影片：帝国党代会、集体、纪律、服从，以及这个集体的所作所为：恐怖、暴力、毒气室。

琼斯看着一张张不知所措的脸。

最初的那个问题得到了回答。

相较琼斯的教学实验来说，《浪潮》的结局显然更富戏剧性，残酷的陡转让你不得不认为导演甘赛尔从《死亡诗社》的结尾中获得灵感。

尽管这种剧烈的冲突招致一些批评。

但在我看来，狂热者蒂姆（Tim）的出场，恰恰是《浪潮》区别乃至超越琼斯教学实验之关键所在。

我甚至认为，从影片所要达到的思想高度来说，《浪潮》的主人公与其说是文格尔，不如说是蒂姆。

蒂姆性格内向、不善交流，少有成就感，在学校更是经常被人欺负，被人称作"软脚虾"。

也许是这个原因，他一直希望周围能有几个"兄弟"。

为此，他经常给其他男生送些小恩小惠，并在后者近乎鄙夷的目光中讨好说："是送你们的，我们是兄弟。

"然而，事实上，没有人把他这个窝囊鬼当兄弟。

对于为什么加入"浪潮"，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理由。

显然，对于蒂姆来说，"浪潮"更意味着一种梦寐以求的力量，就像他后来握在手里的手枪一样。

文格尔的介入与"浪潮"的成立，显然给一直处于"校园底层"的蒂姆的生活带来转机。

而且，他竟是那样全心全意，甘于冒险犯难。

为了制服，他焚毁了家里所有名牌上衣。

制服的确给蒂姆带来一种神奇的力量感。

当他被欺负时，他开始试着反抗，而与他同穿制服的"浪潮"成员也走过来保护了他。

因为浪潮的存在，蒂姆感觉自己不再是一条虫，而是一条龙的一部分。

在喷涂"浪潮"标记时，他不顾危险爬上市政府大楼。

他不仅用假手枪吓退了寻衅斗殴者，甚至自告奋勇要为"元首"文格尔的保镖，弄得文格尔莫明其妙。

蒂姆诚心诚意地想维护"浪潮"的坚固，要光大它的荣耀。

在他看来"浪潮"就是他梦想中的帝国，而文格尔先生就是能为他引领未来的领袖。

了解了蒂姆的这种近于迷狂的心理，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最后会拔枪。

从中也不难发现，在类似"浪潮"的组织中，加入组织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互相绑架的过程。

它提倡以组织的名义消灭异类，却不允许成员主动退出，因为主动退出对于组织而言是一种不可控的行为。

文格尔不再是他自己，而是浪潮的利益代言人。

当他像赵匡胤一要被手下皇袍加身，他只能应允，而不能主动退出。

伏尔泰说，"人人手持心中的圣旗，满面红光走向罪恶。

"荷尔德林说，"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一个人信仰乌托邦并非恶，真正的恶是这种乌托邦被赋予魔力，从而具有进攻性。

显然，在《浪潮》中，蒂姆更像是一个隐喻，被革命唤醒的怪兽，被科学家创造的弗兰克斯坦，抑或其他。

"浪潮"使蒂姆获得了"新生"，他的成长远远超出了文格尔所能控制的范围。

组织之我的成长，同时意味着个体之我的消亡。

3. 通向奴役之路 "纳粹速成班"不仅为观众展示了一个微缩的纳粹德国，也清晰地呈现了这些学生如何通向奴役之路。

与之同时进行的是个体被集体化如何被异化。

在第一节课上，当被问及"独裁统治的基础是什么？

"学生们回答包括意识形态、控制、监视、一位元首等等。

同样，高失业率与社会不公、通货膨胀、政治信用破产、民族主义等等，这一切都有利于独裁的诞生。

不过，这都是一些从书本上学来的知识，当这一切变成一种日常的和风细雨时，"浪潮"成员们似乎都失去了警觉，而是沉醉于他们的同志友爱和共同理想。

在《浪潮》中，观众几乎可以看到所有有关独裁的典型元素：没有原则的集体主义，泯灭个性、消除差异的制服，对异己的隔离与言论自由的取消，一个元首，替罪羊，光天化日之下类似黑话的手势，煽动性的反政府演讲，利他名义下的强迫，对未来利益的许诺，标榜团结的仪式，归属感等等。

而且，"浪潮"不仅是一个平等的集体，也是一个健康的集体，站起来回答问题首先是"为了促进血液循环"。

星期六的会场上，当文格尔指责马尔科是受女朋友唆使的"叛徒"时，旁边一位女生称马尔科"已经被传染了"。

在他们看来，谁反对浪潮谁就是瘟疫。

只有拥护"浪潮"的人才是健康的。

为了维持这种健康，文格尔在演讲中指责德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成为输家，政治家根本是经济的傀儡。

"当我们把自己的星球一步步推向毁灭的时候，那些富人却在一旁摩拳擦掌，建造空间站，还想从高处来欣赏这一切。

此时此地，我们要创造历史。

从现在开始，浪潮将席卷全国，谁阻止它，浪潮就将它吞噬。

"也正是这个原因，觉醒者马尔科被当作敌人要被浪潮清除、吞噬。

关于为什么加入并沉醉于"浪潮"，文格尔选读了学生们的部分感想： "这几天的生活十分有趣，谁最漂亮，谁成绩最好都不重要，'浪潮'让我们人人平等。

出身、信仰、家庭环境都不重要，我们都是一场运动的一分子，'浪潮'让我们的生活重新有了意义，给了我们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理想。

""从前我总是惹事生非，'浪潮'让我投身于一件有意义的事，这就足够了。

""如果我们能够相互信任，可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我愿为此重新做人。

" 然而，这种平等，正如托克维尔在1848年的一篇演讲中所提到的："民主扩展个人自由的范围，而社会主义却对其加以限制。

民主尽可能地赋予每一个人价值，而社会主义却仅仅使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工具、一个数字。

民主和社会主义除了'平等' 一词毫无共同之处。

但请注意这个区别：民主在自由之中寻求平等，而社会主义则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

"显而易见，浪潮寻求平等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通向奴役之路的过程。

正如文格尔最后打开谜底时所说的："你们还记得我曾经问过的问题吗，独裁统治是否会实现，而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法西斯主义。

我们自以为高人一等，比别人优秀，我们将所有反对我们的人排队在这个集体之外，我们伤害了他们，我们不知道还将会发生多么严重的事情。

""浪潮"本是个中性词，当它成为一种暴力，便成了吞噬一切的恶。

4. 人性没有终结 纳粹党徒阿道夫•艾希曼被抓回耶路撒冷审判时，一个问题困扰着许多人。

"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万名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服从了上级的命令呢？

我们能称呼他们为大屠杀的凶手吗？

"著名的极权主义研究专家阿伦特发现了一种基于日常服从的恶。

也就是说，艾希曼之所以恶行累累，不是因为他本性恶，而在于他在一种恶的体制中 "尽职"，而这种尽职的背后，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甚至还是一种美德。

为此，美国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在1974年做过一个很著名的实验：请一批实验志愿者在一群实验组织者--心理学家们的监督下，考察一群被实验对象的单词记忆能力。

每个实验对象的身体被联接到一根电击棒上，电击棒由志愿者们操控，被实验对象每次背错一个单词，志愿者就要对他进行电击一次，电压强度逐次提高15伏，最高达到300伏。

实验过程中，很多被实验对象在高压电流的刺激下，反复挣扎，发出惨叫，请求停止试验，当时情形如同梦魇，按照一般人的逻辑，目睹被实验对象的种种挣扎，很多志愿者会一定会停止电击，放弃实验。

然而事实是，所有志愿者中只有很少的人停下来，其余全部完成了实验，也就是说，对被实验对象都实施了电击，最高达到450伏。

也就是权威在场时，人们会服从权威，即使作恶，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心理不安。

当民主政治在全球攻城夺池、遍地开花时，弗兰西斯•福山认为人类历史"已经终结"。

在福山看来，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

然而，即便如此，谁也不能打保票说，人类可以坐享民主之成，从此一劳永逸，因为"人性没有终结"，因为任何制度都不如人性古老，亦都比人性更早消亡。

无论是独裁，还是民主，抑或是其他形式，皆出自人性。

否则，我们今天就不会屡屡读到令人毛骨悚然的新闻。

比如2008年4月13日晚，昆明某高校发生一起内衣丢失的小事，激化成一桩恶劣的校园暴力案件。

10个女生围住另一位不停殴打，有人向她头上浇淋吃剩的方便面汤，有人在她脸上用眉笔写字。

更为恶劣的是，甚至当着男生的面，这些人强迫这位女生脱下裤子暴露下身，并用手机拍下施暴与受辱的照片和视频...... 谁能想象，这些恶正是被视为善与美的象征的女人干的。

我曾经说，没有底线地合群，人类会走向疯癫。

每个人心目中都住着一个暴君，每个人都是独裁的种子，也都有灌溉独裁的潜力。

只要条件成熟，这一切难免会与一种恶的集体主义里应外合，长出独裁的恶之花。

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

让我们回到1967年4月克柏莱中学的那场试验。

就在试验结束之时，罗恩•琼斯对他的学生说："和德国人一样，你们也很难承认，竟然做得如此过分，你们不会愿意承认被人操纵，你们不会愿意承认，参与了这场闹剧。

"

魅力与恐惧并存,由始至终,“浪潮”的能量冲撞一直没有停歇。

　——《好莱坞报道》James　Greenberg这部影片提醒观众法西斯主义能够根植于任何社会环境,各方面都完成得很出色。

　——《图文电视》Victor　Olliver一个极好的尝试,充满说服力,出现好莱坞翻拍版也是为期不远。

　——《帝国》杂志Rosamund　Witcher《浪潮》(The　Wave)导演:丹尼斯·甘舍尔演员:约根·沃格尔部分朋友认为,片中那些统一手势、绝对服从等内容打小时候就开始接触了,后来事情没电影结局那么糟糕。

成长背景的殊异是一方面,但回想几十年来赤裸裸的伤口,中国人恐怕没有轻笑的资格。

独裁是什么?你只能想到希特勒和金正日?Too　young,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德国一中学的活动周上,赖纳先生开了一门讲述独裁政治的课。

多数学生认为在今时今日,第三帝国式的统治和独裁者已经过于遥远,不过赖纳依然按照他的教学计划开始讲课。

他要求学生严守纪律,给他们灌输集体观念,最终形成一个名叫“浪潮”、以文格尔先生(学生们对赖纳的尊称)为核心、有统一着装和问候手势的集团。

许多学生找到了归属感,他们用各种行动来证明浪潮存在的事实。

谁也想不到,短短一周将会带来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和灾难性的后果。

《浪潮》讲述了常见的师生关系和校园题材,有人把它看做另一个出口的《死亡诗社》,原因在于结局的大不同。

影片的主题是独裁,卓别林曾拍摄过《大独裁者》来讽刺纳粹元首希特勒,德国人对独裁并不陌生。

赖纳(导演)恰恰利用学生(观众)的普遍心理,进行了一次大胆试验,以教育者形象出现的他并非有意把事情引向失控。

影片严格按照时间顺序来进行,讲述一周开始的课堂内容,学生们经历了由不感兴趣到沉浸其中的改变过程,此外一个弱者和一对恋人也发生了变化。

不过凡事总有例外,个别学生开始怀疑这一切是不是过火了,最后连赖纳本人也意识到浪潮兴起的严重性。

《浪潮》的前半部分风和日丽,后半部分急转直下, 有意增加了夜间场景和暴力因素,露天的派对狂欢和出现意外的水球赛都预示着危机的逼近。

电影根据1967年发生在美国加州一校园的真实事件改编,故事发生在美国更加令人不安——一个标榜自由、尊崇个人主义的国度,学生之间也会有出卖告密和排他举动(影片摘去了告密行径,转而把矛盾激化),独裁的到来只是欠缺诱发手段。

部分朋友认为,片中那些统一手势、绝对服从等内容打小时候就开始接触了,可后来事情也没电影结局那么糟糕,你我也没危害社会、伤害他人,不还是好好的。

成长背景的殊异是一方面,但回想几十年来赤裸裸的伤口,中国人恐怕没有轻笑的资格。

《浪潮》的悲哀所在是作为“服从者 ”的学生,而不是作为“独裁者”的老师,浪潮成员排斥外来者,标榜团结和鼓吹集体,是否伤害和影响到他人早已不重要。

历史证明,单干成不了气候,只有无意识的盲动才最可怕。

正值青春期的年轻人满腔热情、全心投入到浪潮的活动,当浪头粉碎、浪花破灭的一刻也是残酷的。

http://www.mtime.com/my/moviel/blog/1526242/

妄图解构《浪潮》是一个困难的事情，因为从浪潮里可以开掘出许多有价值的内容，由于我是一个非常不知名，非常不知名的人，所以我只能略略说一说我的一些想法。

1、活动周影片中谈到，活动周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学生民主的优越性。

换到我们国家就应该是歌颂XX的伟大了。

我看不出来这两者的区别。

我赞成减少政治课的量，既然XX都不相信的东西，何必让大家陪着你相信。

我相信中国从来不缺少独立思考的左翼，他们的信仰也绝对不来自于所谓的“活动周”。

右翼我就不用说了。

虽然如此，但是我并不主张取消政治课。

大家也看到了，即使没有政治课，也有活动周，没有活动周，不定还有什么。

每个国家都会在自己的学校里（起码是公立）用各种方式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态，这其实也是近代民族国家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国家强制的义务教育）。

顺便说一句，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也是所谓极权主义起源的一个前提。

当然，要达到意识形态的宣传有很多的办法，封锁消息是最拙劣的一种。

2、制服影片里的老师赖讷（我看的是TLF制作的，他们是这么翻译的）谈到制服的作用的时候非常有意思。

而且由于制服的问题产生了影片的一个巨大的戏剧冲突者卡罗。

我个人感觉此君对于制服有着特殊的偏好，否则他老婆就不会打开一个关于制服的网页了…………话归正题，生活中处处都有制服，全世界绝大部分的军队都是自己的制服，这在判别敌我，识别身份的意义上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一年前PLA还耗费巨资予以换装，正是此点的体现。

然而，如果我们用更宽广的视野观察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现代社会的一个关键标志就是分工的精细化。

马克斯·韦伯也认为官僚制的一个特点就是分工层级的绝对明确，因此制服不过是这种分工明晰的外在表现罢了。

如果我们的假设变得宽泛一点，就像影片中说的，西装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制服。

因为它符合制服的一个特征，统一制式。

一般来说，普通员工和领班之间，不同工种之间制服会有区别，但共同的一点是他们并没有穿衣的自由，如果一名保安说，他不喜欢他的制服，他像卡罗一样觉得衣服不好看就是不喜欢，或者如许多豆友所言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不需要什么高尚的理由的话，他也会以更加不高尚的理由被解雇。

而如果层级比较高了，则穿衣自由会存在并逐渐宽泛。

所以制服这个东西有点像社会契约，你以让渡自己穿衣的自由来取得工作的维持，当然，穿制服的人很快会发现他们让渡的不仅仅是穿衣的自由这么简单。

这表现出来制服的又一个特征：非自愿。

当然，我这么说肯定是漏洞百出的。

比如警察、法官等等这些握有权力的部门，制服的意义似乎就不大一样了。

但是，很显然他们的权力不是来自于制服，制服不过是内在分工的外化，公共部门的制服一样符合识别身份、统一制式、非自愿的特征。

话说回来，浪潮里的制服是否符合这三个特征呢？

不符合第三条，非自愿。

对于像蒂姆这样的死忠，他绝对自愿穿白衬衫。

似乎是这样的，但并不是这样。

这里的非自愿得这么理解，所谓的非自愿是指路径的单一化，如果要达到某种身份转化，则必须建立起路径依赖。

因此，蒂姆即使是死忠，即使在一般层面上是自愿的，但是如果他要成为浪潮的一员，他必须穿白衬衫，而不是红的，蓝的或者其他什么颜色的。

让渡的也必须是穿衣的自由而非金钱权势或者其他什么东西。

3、纪律、团结、力量纪律是法西斯主义么？

显然不是。

罗斯福总统这样教导我们：我们要前进，我们就必须象一支有训练而忠诚的军队那样，为了共同的纪律而乐意有所牺牲，因为没有这样的纪律就不可能前进，就不可能实现有效的领导。

我相信我们愿意并且准备为这样的纪律献出我们的生命和财产，因为，只有实现这样的纪律，才能实现为了更高利益而奋斗的领导。

我愿意提供这样的领导，保证使这些更高的目标将作为一种神圣义务对我们大家都有所约束，从而产生只有战时才出现过的共同责任感。

（首次就职演说1933年3月4日 ）罗斯福总统是纳粹分子么？

显然更加不是了。

纪律和秩序义务规则导引一样都是构建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

而且是不可获缺的。

宪法和法律不是先验的，五月花号起航的时候并不存在什么公约，对于一群政治流亡者来说，也没有在公海上遵守英国法律的道理。

但是并没有出现凶杀盗窃或者别的行为。

我借此不是想要说明，纪律先于法律存在或者纪律比法律重要。

绝非如此，我希望大家明白，我们虽然崇尚一个法治的国家，但是法律并不能管理生活中的每个角落。

一年级的孩子打架或者刚结婚的夫妻谁做饭谁洗碗，这种事情法律管不着，也没有必要管。

所以纪律秩序义务（义务似乎是个法律名词，后不述）规则导引这些东西就合情合理地成为法律的补充，从而带有了所谓软的法律（soft law）的特质。

所以纪律本身不存在价值判断的可能。

关键的问题在于纪律制定和实践中，有没有考虑到法律的精神，有没有体现出道德和效率，有没有满足纪律约束者的价值观共识等等。

在这里层面上，纪律才有了善或者恶。

同理，团结也绝非法西斯主义的。

USA这个国名自己不就明证么？

力量也同理。

不过，为什么我们天天都遵守着各个场所的纪律（比如一般在争鸣中都承认就事论事而不人身攻击的原则），反而却认为纪律是法西斯主义的呢？

关键就在于纪律这个东西在整个意识形态结构中所占的地位。

过分地强调纪律在意识形态结构中的地位确实是在短促的20世纪里经常见到的情况，不光是法西斯主义，罗斯福总统也是这么说的。

4、信仰和组织信仰缺失是当代社会的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在浪潮里很多成员感到的恰恰是一种信仰的回复。

电影里的一句台词和经典，我们想叛逆，但是不知道如何叛逆。

相较之下我国的孩子们居然还是幸运的，他们知道该向谁叛逆。

单纯的信仰是不足以唤起如蒂姆般的狂热的，信仰必须与组织相结合才能迸发出巨大的力量。

组织是一个集体，任何组织都必须建立组织自己的共同信念，当这种共同信念得到足够的认同，经过了实践的考验，理论的升华之后，就会成为一种信仰或者加深某种信仰。

人是群居的动物，也是政治的动物。

现代社会也是组织程度不断增高的社会，因此组织与信仰捆绑起来必然会在某个节点上喷涌而出。

当然我们以组织和信仰做横纵轴，高低作为中点，探讨四种排列组合也是颇有意味的事情。

不过在做这么无聊的事情之前，先听一下马克思的教诲：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

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

于此相对的，虚构的集体则“总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而使自己与各个个人对立起来”（节选自《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句话为众人所熟稔，我要强调的是第二句话。

老马说的道理很简单，就像是我们谈论恶法还是善法，君子还是伪君子一样，集体主义也有真实的和虚构的之分。

（如果明白了这一点还认为马克思只鼓吹了集体主义那就真是错了）同样，一个组织也是这样，一个真实的组织是一个自愿的追求自由而不是纯属个人的自我实现的组织，真实的组织具有宪法作风，甚至如王绍光所言，在这些组织里，公民可以进行民主政治的模拟实验，体会民主精髓，从而发扬民主精神到实际的政治生活中。

而虚构的组织则正是浪潮所给我们展现的，他虽然像一个组织，可是归根到底是独裁者操纵的工具，追随者病态的自我实现工具而已。

这样的组织烘托的信仰，实在是不足称道。

5、多元主义悖论胡适先生给我们提了一个命题，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我倒以为自由比容忍更重要，就像是麦兜给我们提的问题，他发明了电话却没有电，有了电却没有接电话的人。

如有只有一个声音一种论点，我们去容忍什么呢？

然而自由本身也有难题需要解决。

浪潮穿白衬衫，我可以不穿，这是我的自由，事情到这里本该就结束了。

可是事实上恰恰没能结束。

穿了白衬衫的认为她不穿就是对组织的背叛，没穿白衬衫的人认为他们穿白衬衫的人是无意识地被洗脑。

这恰好是今日某种状况的讽刺。

卡罗那么执着地反对浪潮，将自己拼命提升到了一个道德制高点上，然而，她却忘了，别人是有不自由的自由的。

其实这是一个颇受争议的悖论，时时刻刻地发生着。

比如某个由众多海外明星联袂拍摄的献礼片，明明很多人发誓倒贴钱也不看的电影却反而得到了众多的评分和众多的评论，而且只要任何评论者稍微表现出了一些想看的想法，就无所不用其极地讽刺甚至谩骂。

这恰好是这些“自由斗士”们不能克服的难关。

所以多元主义必然要要有一个一元主义的主干，在这里政治正确的主干之下才能不断多元。

然而谁能保证，这个一元的主干没有隐藏着浪潮的因素，正如某位豆友精辟的概括，离我们只有五天。

这就是为什么独裁之所以仍然困扰着人们，因此汉娜·阿伦特精辟地指出，纯粹的极权主义几乎不存在（她认为只有希特勒时期的德国和大清洗时期的苏联可以算），而极权主义的因素隐藏在各种政体中。

诚哉斯言。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每个人心中，不都有一个浪潮么？

Ron Jones，赖纳•文格尔的原型。

　　Jones 的自述（1972）　　多年来，我留藏着一个奇怪的秘密。

我与200名学生一起共有着这种沉默。

昨天，我偶遇了其中一名学生。

有一瞬间的恍惚，我感到光阴回到了曾经。

　　Steve Gonigio曾是我的世界史课程的一名高二学生。

我们完全是意外相遇的。

那是教师们最意料之外的场合之一——你沿街走着，在一家僻静的小饭馆吃东西，或是在购买内衣，这时一名以前的学生冒出来向你打招呼。

这一次，是Steve沿街跑下来，喊着“Jones先生，Jones先生”。

我们尴尬地拥抱着，互相问候。

我不得不回想一会。

这个拥抱我的年轻人是谁呢？

他叫我“Jones先生”，那一定是以前的学生。

但他叫什么名字？

在我迅速回忆的间隙，Steve感到了我的疑问，并退后了一步。

然后他微笑着，慢慢抬起一只手，做成凹下去的姿势。

天啊！

他是“第三浪潮”的成员！

那是Steve，Steve Conigio。

他坐在第二排。

他是个敏感机灵的学生，会弹吉他，喜欢戏剧。

　　我们就那样站在那儿，互相微笑，而我则也无意识地抬起手做了个弯曲的姿势。

这个行礼姿势是灵活的。

两个同事在战争后很长时间相遇了。

“第三浪潮”依然存在着。

“Jones先生，你还记得‘第三浪潮’吗？

”我当然记得，那是我在教室中所经历过的最令人惊恐的事件之一。

那也是秘密的源泉，这个秘密将由我与200名学生终其余生来悲哀地共有。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们说笑着，谈论有关“第三浪潮”的事。

然后就是分别的时刻了。

那感觉很奇怪。

你以这种碰巧的方式遇到了以前的学生。

你抓住了自己人生中的一些时刻。

握紧它们。

然后告别。

不知你们下次何时甚至能否再见面。

噢，你们保证会给对方打电话，但实际并不会。

Steve还会继续成长与改变。

我是Jones先生。

Steve转过身，向我行了个无声的礼。

手臂上抬，做成弯曲的波浪的形状。

我也将手臂弯成相似的样子，向他回了礼。

　　“第三浪潮”。

好吧，最终看来它还是可以被谈及的。

这里我遇到了一个学生，关于这场噩梦，我们谈了几个小时。

这个秘密最终一定会黯淡下去——这花了三年。

我可以告诉你、告诉任何人，关于“第三浪潮”的事情。

现在，它只是一个梦，要被记住的、而不再是我们所试图忘记的东西。

这就是它如何开始的——我认为，是Steve提出的一个问题，碰巧式地开启了“第三浪潮”。

　　那时我们正在研究纳粹德国；我的讲授被这个问题打断：“为什么德国人声称，他们对于屠杀犹太人并不知情？

为什么无论是市民、铁路列车员、教师还是医生都声称，他们并不清楚有关于集中营和人种灭绝的事实？

为什么有些人作为犹太人的邻居甚至是朋友，却称这些事发生的时候他们并不在场？

”这是个好问题，连我也不知道如何回答。

　　那时学年还剩下几个月，而我也曾经历过二战。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决定花费一周来探索这个问题。

　　“纪律铸造力量”　　周一，我向我那些高二年级的历史课学生们介绍了一种体验，这种体验显示了纳粹的特色——纪律。

我讲解了纪律的妙处。

为在一项体育运动中获得成功，一位运动员要如何刻苦而有规律地训练？

为让一个动作变得更加完美，一位芭蕾舞者或是画家要如何刻苦地工作？

还有科学家为追求一种构想而献出的耐心。

这就是纪律。

它是自我训练、控制，是意志的力量，是为获得优秀的精神上与身体上的能力而付出的肉体的艰苦，是根本的胜利。

　　为了体验纪律的力量，我邀请——不，我命令整个班级练习并采用了一种新的就座方式。

我阐明了良好的坐姿对于强制集中注意力和增强意志力会有多大的辅助作用。

实际上，我正是以这种坐姿指导全班。

这种坐姿要求把双脚在地面放平，将双手交叉平放在背后，来强制脊柱挺直。

“你们没感觉到这样你们可以更轻松地呼吸了吗？

你们变得更加警觉而敏捷。

你们难道不感觉更好吗？

”　　我们一次次练习这种立正一样的姿势。

在坐着的学生们身边的过道上，我踱来踱去，指出他们的小瑕疵，让他们进步。

良好的坐姿成为了学习中最重要的方面。

我让全班解散，允许他们离开座位，然后出其不意地召他们回来并以这种端正的坐姿坐好。

在这种迅疾的练习中，全班学会了在15秒之内，就完成从站着到以这种坐姿坐好的动作。

在紧凑的练习中，我不断强调双脚平行、地面放平，双踝锁定，双膝直角，双手交叉、平放背后，脊椎挺直，下颌收住，头部向前。

我们还做了喧哗类练习，其中说话只能 在接下来几分钟的练习任务中，他们不断进步，全班都能够一声不发地完成从室外的站姿到自己座位上的坐姿的过程。

这一机动过程仅花费5秒钟。

　　多么奇怪——学生们接受这种统一的程式行为有多快！

我开始好奇，他们到底能被驱使到多深的程度？

这种对服从的展示，究竟只是我们在玩的一个暂时的游戏，还是别的什么东西？

这种对于纪律与一致的渴望是一种本能需要吗？

一种被我们隐匿在特许经营的饭店*和电视节目编排中的社会本能？

　　【*特许经营的饭店：原文为franchise restaurants——译者注】　　我决定将班级的忍耐力进一步前推至一种受到严格控制的动作。

在课堂的最后25分钟内，我引入了几条新规则。

学生们必须于铃响前在教室中用那种端正的坐姿坐好；必须带铅笔与纸来做笔记；在提出或回答问题前，学生必须站在桌边，并且以“Jones先生”作为开场白。

我们还练习了“静默阅读”的讲习会。

那些回答得懒散迟缓的学生遭到了斥责，而且都要不断重复自己的动作，直到表现出典型的规范与尊敬。

　　回答所表现出的强度与速度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回答的内容本身。

为了强化这一点，我要求所有的回答必须限制在3个字（单词）以内。

那些努力提出或回答问题的学生受到了嘉奖。

而且，他们会因为表现出干净利索而彬彬有礼的举止而受到认可与表扬。

不久，全班都开始踊跃地提出或回答问题。

课堂的参与水平由以往的寥寥几个左右着讨论过程的学生扩展到了全班。

甚至是初到的学生，在回答的质量方面也有了逐步的提高。

似乎每个人都听得更加用心。

新人也在发言。

回答开始加长，因为那些曾经通常犹豫不敢发言的学生也为他们的努力找到了支持的力量。

　　至于我在这种练习当中的参与——我只是提出问题。

为什么我之前没想到过这种技巧？

学生们看上去对于得到的任务更加专心，并能够准确地复述事实与概念。

甚至他们提问的水平也更高了，并且对待彼此更加富有同情心。

怎么会这样？

这里，我营造了一种专制式的学习气氛，而这看上去非常富有成效。

现在我开始沉思的，不是这个班级能被驱使得多深，而是我对于开放的课堂和自主选择式学习的观念将会改变多少。

难道我那些对于卡尔·罗杰斯*的信条即将枯萎消亡了吗？

这次实验将走向何处？

　　【*卡尔·罗杰斯：Carl Ransom Rogers（1902-1987），美国心理学家，当代人本主义心理学代表人物。

——译者注】　　“团结铸造力量”　　周二，也就是实验的第二天，我走进教室，发现所有人都按照那种端正的坐姿安静地坐好了。

其中有些人的脸上挂着放松的微笑，这种微笑是源自于他们取悦了老师。

但是大多数学生非常郑重其事，专注地看向正前方。

颈部肌肉僵硬了。

没有微笑的征兆，没有想法，甚至没有问题。

为了这个动作，每一束纤维都拉紧了。

为了缓解这种紧张气氛，我走向黑板，以大写字母写下了：“纪律铸造力量”。

在它下面，我又写了第二条准则：“团结铸造力量”。

　　全班都在这种凝固般的死寂中坐着，我开始讲授我的课程，关于团体的价值。

在游戏的这一阶段，我的内心激烈辩论着，是终止这个实验还是继续。

之前我没有计划到如此强烈的服从程度。

实际上，对于这个关于纪律的想法能够如此实施，我感到异常惊诧。

就在我内心激辩着是停止还是继续时，我还在不断地讲述着关于团体的事情。

我以我曾作为一名运动员、教练和历史学者的经历来编造故事。

这很简单。

团体，就是一同工作与奋斗的个体间存在的结合力。

它是与你的邻居一同搭起一座谷仓。

你觉得自己是本人以外的某种的东西的一部分——一次运动，一个团队，一场比赛*，也是一种动机、目标或理想（cause）。

　　【*比赛：原文为La Paza，西班牙语。

——译者注】　　要后退，为时已晚。

我现在体会到天文学家为什么总不懈地看向天文望远镜。

我越来越深地探究到了群体和个体的行为的推动力，并形成了我自己的观点。

还有很多东西尚待看见、尚待理解。

许多问题萦绕于我的脑际。

为什么学生们能够接受我所强加给他们的权威形象？

对于这种最高指挥官式的举止，他们的好奇心或是抵触感哪去了？

这一切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结束？

　　在我描述了有关团体的事情后，我向班级重申，像纪律一样，要理解团结，也必须亲身经历。

为给他们提供一次与团体相遇的机会，我让全班背诵：“纪律铸造力量”“团结铸造力量”。

首先，我让两名学生站起来，让他们回忆我们的格言。

接着，又加入两名学生，直到全班都站起来背诵。

这很有趣。

学生们开始望向彼此，感到了归属感的力量。

每个人都有能力，都是平等的。

他们在一起做些什么。

我们把整节课都用来做这些简单的动作。

我们齐声背诵格言，循环往复；或者说，用不同的音量。

我们总是一齐说着，强调着得体的坐、站、说的方式。

　　我开始把自己想成实验的一部分。

我喜欢学生们展示出来的这种整齐划一的动作。

看到他们那样满足、并有激情去做更多，是非常值得的。

要把自己从班级正在发展的那种势头和一致性中抽离出来，我发现这越来越难了。

我受着这个团体的支配，正如我也在引导它。

　　课堂时间要结束时，我不假思索地创造了一个班级礼节。

这是只为本班级成员而设立的。

要行这种礼，需要把右手举起，朝着右肩做一个弯曲的姿势。

我把它叫做“第三浪潮礼（the Third Wave salute）”，因为这里的手很像一个即将打下来的大浪头。

其中“三”的想法来自于与海滨有关的知识，即波浪是一环环来到的，而在每一组波浪中。

第三波浪潮都是最后、也是力量最大的。

既然已经有了礼节，我便规定：在教室之外，也要用这种礼节来问候本班级的任何成员。

当下课铃响起，我让全班都保持完全的静默。

每个人都肃穆地坐着，我慢慢地抬起手臂，把手做成弯曲的姿势行礼。

这是一种无声的识别标志，有些特别。

没有命令，但全班同学都回了这个礼。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这个班级的学生们都会以此互相问候。

你可能正在沿大厅走着，这时有三个学生突然走向你，每个人都闪电般的快速行了个礼。

在图书馆和体育馆，学生们也会被看到在做这种奇怪的，像是手的摇摆舞的动作。

你也可能在两名学生互相行礼之后，听到自助食物的碰撞声。

30个人做着这种奇怪的旋动，这其中的奥秘很快为这个班级和这个关于德国人人格的实验吸引来更多的注意力。

许多本班级之外的学生询问他们能否加入。

　　“行动铸造力量”　　周三，我决定给那些希望继续我所谓的实验的学生，每人发放一张成员证。

没有一个人决定离开这个教室。

现在，活动的第三天，教室里已有43名学生。

其中13名学生为参加这个实验而翘了课。

当全班都端正地坐好时，我给每个人发放了一张卡片。

我在其中的3张上各打了一个红色“×”的标志，并告诉收到这三张卡的人，他们有一项特别的任务——向我报告那些不遵守课堂纪律的人。

接下来，我进一步开始阐述行动的意义。

我告诉他们，如果没有行动，纪律与团结将变得毫无意义。

我探讨了为一项行动而担当起全部的职责，这种行为的妙处。

由于你对自己，以及你的家庭或团队信服得如此彻底，你将不惜一切去维护它们、保卫它们以至于扩展它们。

我强调了，艰苦的努力以及彼此忠诚将会如何促进更快的学习以及获得成就。

我提醒学生们，当在比赛中获得伤痛、遭遇羞耻时，仍身处班级中是什么样的感觉；从体育馆到阅读课，学生们都在互相斗争的境况；那种从不行动、从未成为某种东西的一员、从未互相支持的感觉。

　　没有人提示他们，但此时学生们全部站了起来，表达他们的赞扬和感激。

“Jones先生，我第一次学到这么多东西。

”“Jones先生，你为什么不一直这样讲课呢？

”我被震惊了！

不错，我一直在一种受到极端控制的设定下向他们灌输信息，但是他们竟对此感到自在和接受，这一事实开始显露出来。

花费时间与精力来写关于德国人人格的作业——这种任务被学生完成甚至超额完成了，意识到这一点，很令人困惑不安。

学生在学习技能方面的表现显著进步。

他们在学着更多的东西。

而且他们看上去还想要更多的东西。

我开始想，学生们可能会去做我分派给他们的任何事情。

我决定一探究竟。

　　为给学生们提供亲身行动的经历，我口头分配给每个人一个任务。

“你的任务是设计‘第三浪潮’的横幅。

”“你来负责不让任何非‘第三浪潮’成员进入教室。

”“我要你在明天之前记住并能背诵每一位‘第三浪潮’成员的姓名和地址。

”“你要负责劝说附近小学的至少20个孩子，告诉他们我们的坐姿对于更好的学习是必须的，并且训练他们。

”“你的工作是在课堂结束前读完这本小册子，并把它的全部内容向全班做报告。

”“我要你们每个人，给我一个你们认为可能加入‘第三浪潮’的可靠朋友的名字和地址。

”……　　为结束这种亲身行动的集会，我指导了学生们一个引入新成员的简单步骤。

它是这样的：一个新成员，只需一位老成员介绍，并由我发放一张成员证即可。

一收到这张成员证，这个新成员必须马上弄清我们的各种规则，并保证服从它们。

我的通告激发出了一种热情。

　　整个学校都被猜测与好奇带动起来了。

它影响了每一个人。

学校的厨师询问“第三浪潮”的曲奇饼是什么样子的。

我说，当然是巧克力片。

我们的准则还进入了一次下午的全体教职工会议——在会上我受到了“第三浪潮礼”；我回了礼。

图书馆员为横幅而感谢我，她在了解后立即把它挂在了图书馆入口上方。

*截止这一天结束，已有超过200名学生被批准加入该组织的行列。

我感到非常孤寂，甚至有点惊恐。

　　【*图书馆员……上方：原文为The Librarian thanked me for the 30' banner on learning which she placed above the library entrance.——译者注】　　我大部分的恐惧是在“告密”事件的影响下表现出来的。

尽管我只正式指定了3名学生向我报告行为不端者，然而大约有20名学生来到我这里，向我报告Allan怎么没有行礼，或是Georgine说了批评我们的实验的话。

这一监视事件意味着全班的半数学生已以观察并举报自己班上的同学为己任。

在这样突然爆发的报告潮中，似乎一个合法的阴谋正在进行……　　班上的3位女生告诉了她们的父母关于我们的课堂实验的事情。

迄今为止，这3位女生是班上最聪明的学生。

她们彼此间都是好友。

她们拥有一种无声的信赖，并且以学校里这种给予了她们学术性与领袖力的背景为乐。

在实验的日子里，我很好奇，她们对于课堂里这种平等主义的形体重塑做何反应。

她们已习惯于因成功而获得奖励，而这种奖励在该实验中不复存在。

质疑与推论的智力能力在实验中也毫无所存。

在这种好战的氛围中，她们似乎惊呆并忧郁了。

现在回看，她们表现得很像那些所谓“无学习能力”的孩子。

她们旁观这些活动，只以一种机械般冷漠的方式参与其中。

尽管别人都冲进来，她们却控制着自己，只是观望。

　　她们告诉父母关于实验的事后，引起了一小系列的事件。

这几位家长中一位的犹太教牧师*给家中的我来了电话。

他非常有礼貌，而且和蔼可亲。

我告诉他，我们只不过是在研究德国人的人格。

他似乎很愉快，并告诉我不要担心。

他会与那几位父母谈谈，让他们的关注稍稍冷静下来。

通话结束后，我联想起了历史上那些类似的对话——牧师接受那些站不住脚的前提条件，或是为之致歉。

如果他大发雷霆，或是单纯地调查情况，那该有多好！

那样我就可以向学生们举出公开反抗的例子；但是没有。

这位犹太教牧师也成为了实验的一部分。

他成为了一名拥护者、一名共犯——他让我继续保持着对实验中那种压抑感的无知。

　　【*犹太教牧师：原文为rabbi。

——译者注】　　第三天结束时，我很疲惫。

我感到混乱。

在角色扮演与行为受控中的平衡已无法区分。

许多学生已经完全进入了成为“第三浪潮”成员的状态。

他们要求其他学生严格遵守规定，并威吓那些轻视这次实验的人。

另一些学生则沉迷于这次活动，扮演着自我分配的角色。

我尤其记得Robert。

对于他的年龄来说，他的体型很大，几乎从未显示出什么学习的技能。

但是为获得成功，他比我已知的其他任何人都更努力地尝试。

他上交了非常精致详尽的每周报告，从图书馆里的参考书上逐字翻录而来。

Robert与学校中许多孩子那么相似，既不出类拔萃，也不惹是生非。

他们并不聪明，不能参加体育团队，也不为吸引注意而标新立异。

他们仿佛是消失无形的，让人注意不到。

我开始知道Robert这个人的唯一原因，是我发现他在教室里吃午餐。

他总是独自一人吃午餐。

　　而“第三浪潮”给了Robert在学校的立足之地。

至少他与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他可以做些事情。

参与。

有意义。

这也就是Robert所做的。

周三下午的晚些时候，我发现Robert跟着我，我问他他到底在干什么？

他微笑着（我想之前好像从未见他笑过）称：“Jones先生，我是你的贴身保镖。

我怕你会出点什么事。

我能干这个吗，Jones先生？

”面对这样的担保与微笑，我无法拒绝。

我有了贴身保镖。

他整天为我开门、关门。

他总是走在我的右侧，笑着向其他班级成员行礼。

他无时无处不跟着我。

在教职工休息室（学生禁入），当我大口喝咖啡的时候，他就在门口无声地立正。

当一名英国教师与他搭讪、说他是“教职工室里的学生”时，他只是微笑着告诉这位教工，他不是学生。

他是一名贴身保镖。

　　“荣耀铸造力量”　　周四，我开始计划着结束这次实验。

我又疲惫又担心。

许多学生越轨了。

“第三浪潮”成为了他们生活的中心。

我自己的情况也相当糟糕。

我现在本能地以一种独裁的发号施令者的身份行事。

噢，我是仁慈的。

并且，我每天都要就这次学习实验的好处与自己争论。

就这样，实验的第四天我开始失去了自己的论据。

当我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来角色扮演时，我却越来越少地回忆这次实验合理的起源与目的。

我发现即使在不必要的时候，我也开始滑进角色本身。

我想知道并不这样的人是否很多。

我们得到或者自取一个随意的角色，然后就为迎合这种形象而弯曲自己的生活轨迹。

不久，这个形象就成为了他人唯一接受的身份。

因而我们就变成了这个形象。

我所创造的这种情况与角色带来的问题是，我无暇思考它将去往何处。

我身边的事件凌乱不堪。

我担心学生们做出他们将会为之后悔的事来。

我也为我自己担心。

　　我再一次想到，是结束这次实验，还是听由它自己前进？

两种观点都难以实行。

如果我停止实验，许许多多学生将遭半途而弃。

他们已将自己置于同等者之前，陷于激进的行为之中。

从情感上与心理上来讲，他们都已将自己张扬在外。

如果我突然地将他们带回教室的现实中去，那我在今年的剩余部分都将面对一群迷惑不解的学生。

要把Robert一类的学生强压回座位上、告诉他们这只是个游戏，这太痛苦了。

他们会受到那些更聪明的、以一种谨慎有度的方式参与其中的学生的冷嘲热讽。

我不能让Robert们再次失落下去。

　　另一种想法，也就是放任其自流，更加不可能。

事情早已失控了。

周三晚上，有人闯进屋子，“洗劫”了这个地方。

我后来发现这是某个学生的父亲。

他是一位曾在德国战俘营中度日的退休空军上校。

一听说我们的活动，他便无法自抑，便于晚间闯进了屋子，并搞得它一塌糊涂。

我早上发现了背靠在教室门上的他。

他向我讲述了他那些死在德国的战友。

他抓住我，不断地摇晃。

以断断续续的口吻，他恳求我理解他，并送他回家。

我打电话叫来了他的妻子，他在邻居的帮助下走回了家。

接着几个小时内，我们谈些关于他的感觉和行为的事。

但从周四早上的那一刻开始，我开始益加关心学校可能发生什么。

　　我们的活动会怎样影响到学校的教职工和其他学生，我越来越担心。

“第三浪潮”扰乱了正常的学习秩序。

学生们翘课来参加，而学校的辅导员开始质询班里的每个学生。

学校里真正的“盖世太保”正在工作。

面对这个在各方面爆炸式膨胀的实验，我决定尝试一个老的篮球策略。

当你面对着很大的困难的时候，能采取的最好措施就是意料之外的。

那就是我所做的。

　　到周四，班级已经壮大到80余名学生。

惟一能让他们达到一致的地方就是那条“无声端坐”的强制纪律。

当一整个屋子的人都在完全集中注意力且满怀期盼地坐着时，一种奇怪的寂静便会产生。

这使得我可以从容地靠近他们。

我谈及荣耀。

“荣耀比举止和礼节更加重要。

它是一种任何人都无法从你身上取走的东西。

荣耀就是自知自己是最好的……这是不可破坏的……”　　在这段渐入高潮的演讲中，我突然降低嗓音，宣布“第三浪潮”的真正起源。

用一种低沉而有条理的音调，我阐明了“第三浪潮”的背后是什么。

“‘第三浪潮’不仅是一次实验或是教室活动。

它比那些重要得多。

‘第三浪潮’是一个全国性组织，旨在寻找那些愿为国家政治体制改革而奋斗的学生。

是的。

我们一直在进行的这项活动，就是在为真正的目的而实践。

全国范围内，像我一样的教师一直在招募并训练一个能通过纪律、团结、荣耀与行动来向国家展示出一个更好的社会的青年团队。

如果我们能改革学校运行的体制，我们就能改革工厂、商店、大学以及其它一切机构的运行体制。

你们就是被选召出来促进这一事务的青年人。

如果你们能够站起来展示出你们在过去四天内学到的东西……我们就能改变这个国家的命运。

　　...　　我们可以赋予它新的纪律、团结、荣耀与行动的意义。

一种新的目的。

一切都只取决于你们和你们的意愿来表明立场。

”　　为了给我庄严的话语赋予些真实感，我把注意力转向班里的三个女生，我知道她们曾经质疑过“第三浪潮”。

我要求她们离开教室。

我解释了这样做的原因，并指派了4名护卫，负责护送她们到图书馆和阻止她们周五进入班级。

接着用一种戏剧化的语气，我告知全班，周五将有一个特别的午间集会。

是一个仅面向“第三浪潮”成员的集会。

　　这是一次狂放的赌博。

我就在那一直讲着，担心一旦我停止，会有人大笑或是问一个问题，然后整个计划就会在混乱中泡汤。

我解释着，周五中午，本组织的全国主席的候选人将宣布“第三浪潮青年计划”的成立。

与此同时，从全国各处而来的1000余个青年团队将会站出来表示对于这样一次运动的支持。

我还透露，他们就是被选出的本地区的代表。

我还询问他们能否表现优秀，因为新闻界已被邀请来记录这次事件。

没人大笑。

没有一点儿反抗的嘀咕。

与此迥然不同，一股狂热的兴奋席卷整个屋子。

“我们能行！

”“要穿白衬衫吗？

”“能带朋友来吗？

”“Jones先生，你看到《时代》杂志上的广告了吗？

”　　这条谈论完全出于巧合。

即期《时代》杂志等出了一整幅的彩页广告，是某种木器。

广告商把产品定名为“第三浪潮”。

广告用红、白、蓝色的大写字母写道：“第三浪潮正在涌来。

”“Jones先生，这也是运动的一部分吗？

”“是暗语吗？

还是别的什么？

”“是的！

现在认真听着。

　　“这都是为明天安排的。

12：00前十分钟，在小礼堂坐好。

准备好展示你们所学到的纪律、团结与荣耀。

不要对任何人说起此事。

这次集会只针对成员。

”　　理解铸造力量　　周五，活动的最后一天，我一大早都在为集会而布置礼堂。

11：30，学生们开始进屋；一开始几个学生来寻路，接下来越来越多。

一排排开始坐满。

一种隐秘的安静覆盖了整个屋子。

人群的上方，“第三浪潮”的横幅像云一样挂起。

十二时整，我关上屋门，并在每个门处都安排了警卫。

我的几位装扮成记者和摄像师的朋友开始与人群互动，拍照并草草做一些匆忙的描写。

一组照片被拍下来了。

200余名学生挤在屋子里。

没有一个空座。

这个团队似乎由不同类别的学生组成。

有运动员、社交上的杰出者、学生干部、不合群的人、常早退的孩子、单车骑手、装作时尚者、学校达达主义艺术家的代表，还有一些住在干洗店里的学生。

然而，当他们用一种极其端正的坐姿坐着时，整个团体仿佛就是一支军队、一股力量。

每个人都目不转睛地聚焦在我放在室内前面的电视。

没有人动弹。

整个屋子没有一点声音。

仿佛我们都是一次诞生的见证人。

这种紧张与期盼是超越信念的。

　　“在把频道换到将于5分钟内开始的全国会议前，我要向媒体展示一下我们训练的程度。

”这样说着，我行了礼，随之而来的是200只手臂的回礼。

然后，我说出了“纪律铸造力量”的话语，接下来就是学生们异口同声的反复吟诵。

我们做了一次又一次。

回应的声音一次比一次大。

记者们绕着这个仪式不断地快速摄影，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都被忽略了。

我重申了这次事件的重要性，并再一次要求学生们表示出对此的忠诚。

这是我最后一次让谁来背诵了。

整个屋子在发自喉咙中的嘶喊中震颤——“纪律铸造力量”。

　　12：05了。

我把屋里的灯关掉，快步走向电视。

室内的空气仿佛都榨干了。

难以呼吸，更难以说话。

仿佛这些灵魂呐喊的高潮将一切都轰出了屋外。

我打开电视。

我现在站在电视旁边，直面着装满了人的屋子。

电视发出一片明亮的磷光。

Robert就在我的身边。

我对他耳语，让他密切关注接下来的几分钟。

屋子里惟有的亮光来自电视，它正对着屋子里的脸庞们。

所有的眼睛都紧盯着这片光，但它的画面没有丝毫变化。

屋子里陷入一片死寂。

屋中人与电视间仿佛正进行着一场精神上的角力。

而电视赢了。

调试用的白光屏并没有突然变出一位政坛候选人。

它一直“吱吱”地响着。

而观看者也仍在坚持。

一定会有节目的。

一定就快到了。

在哪里？

人们仍在对着电视出神，仿佛有几个小时。

12：07了。

什么也没有。

只有一片空空的白光。

不会开始的。

人群陷入焦虑，接着是沮丧。

有人站起来大喊，“没有什么领袖，不是吗？

”所有人都震惊了，先回头望向那位沮丧的学生，紧接着向电视转回来。

他们的脸上写满了怀疑。

　　在这一片混乱的时刻，我缓慢地向电视挪动。

我关掉了它。

我感到屋子重新灌满了空气。

屋子仍在一片凝固的寂静之中，但我第一次感觉到有人在呼吸。

学生们把手臂从椅子后面收回来。

我本料想着，问题会像洪水般涌来，但得到的却是极端的寂静。

我开始讲话。

每一个字好像马上就被拽出口中然后吸走。

　　“认真听，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们。

坐下。

根本没有什么领袖！

没有什么叫做‘第三浪潮’的全国青年运动的东西。

只是你们已习惯了。

被控制了。

被你们自己的欲望所操纵，驱使到你们现在发觉的这个地步。

你们与我们所学习的德国纳粹分子别无二致。

　　“你们以为自己是被选出来的，以为自己比屋子外边的那些人更强。

为了得到纪律与优越感的良好感觉，你们交换出了自己的自由。

你们选择了去接受集体的意志，以及自己坚定信念之上的弥天大谎。

嗯，你们自己想着，只是为寻乐而参与这事，想着自己任何时候都能抽身而去。

但你们在朝着什么方向发展？

你们已经走了多远？

让我给带你们看看，你们的未来是什么。

”　　说着，我打开了后面的投影仪。

它迅速地照亮了电视后面挂着的一块白布。

很快，庞大的人群出现了。

纽伦堡集会*上的呐喊声猛地冲入视野。

我的心头受到一阵重击。

在幽灵般的影像中，第三帝国的历史在屋子里展示出来。

纪律。

巨大的谎言。

傲慢。

暴力。

恐怖。

人们被推上货车。

集中营里仿佛看得见的恶臭。

没有眼睛的脸庞。

审判。

被无视的恳求与辩护。

我只是在做我的工作而已。

我的工作。

突如其来地，影片在一个镜头处定格。

“每人都必须承担责任。

没有人可以宣称，自己丝毫没有参与其中。

”　　【*纽伦堡集会：德国纳粹党曾于1933、1937、1938等年多次在纽伦堡召开盛大的集会。

文中所指不详。

可能指的是1937-09-05召开的集会，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纳粹集会。

——译者注】　　当影片最后的片段在投影仪上闪过时，室内陷入一片黑暗。

我感到腹部发痛。

屋子闷得闻上去像一间密室。

没人动。

仿佛每个人都想细细剖析这一时刻，弄明白出了什么事。

仿佛从一场沉睡与梦中惊醒，整屋的人开始慢慢恢复意识。

我等了几分钟，才让每个人都反过劲来。

终于，疑问出现了。

所有的问题都是在盘问那假想的情况，以及期盼发现这次事件的意义。

　　在仍旧昏暗的屋子里，我开始解释。

我承认了自己的弊病以及懊悔。

我告诉与会者，要完整地解释颇需花费些时间。

但一开始，我便感到自己正从一个自省着的参与者，向一个老师的身份转变。

当老师更轻松。

我开始客观地描述之前发生的事。

　　“通过一周以来的经历，我们都体味到了，生活在纳粹德国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们了解了，创造一个严守纪律的社会环境是什么样的感觉。

建立一个特别的社会。

对这个社会保证忠诚。

用规则来代替理由。

是的。

我们都将塑造出优秀的（纳粹）德国人。

我们会穿上制服。

会在朋友邻居遭到咒骂直至迫害时转过头去。

会在‘防御’工厂里工作。

是的，我们已经稍稍知道了，找到一个偶像是什么感觉；感到自己很强大，并控制着命运是什么感觉。

我们知道了被遗弃的恐惧、做对了事而被赞扬的愉悦。

成为头号人物。

成为正确者。

当被带到了极端的情况下，我们看到了，也许是感觉到了，这样的行为将会朝何种方向发展。

过去的一周里，我们每个人都见证了某种东西。

我们看到了，法西斯主义不仅仅是别的什么人所做出的东西。

不。

它就在这里。

在这间屋子里。

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方式中。

擦去表面现象，它就出现了。

这是潜藏在我们所有人内部的一种东西。

我们像带着疾病般带着它。

是‘人性本恶’因而无法善意相待的观念。

是社会秩序需要强大的领袖与纪律来维持的观念。

还有些别的——道歉的行径*。

　　【*道歉的行径：原文为The act of apology。

——译者注】　　“接下来是我们要体验的最后一课。

这最后一课或许是最重要的。

这一课就是那个让我们开始投入纳粹生活研究的问题。

你们还记得那个问题吗？

那是对于德国民众声称自己与纳粹运动无关且毫不知情的疑惑。

如果我能记清那个问题的话，大概是这样的：德国的士兵、教师、铁路列车员、护士、税收员乃至最普通的公民，怎么会在第三帝国终结之时，宣称自己对于所发生的事情（指对于犹太人的灭族行为）毫不知情？

当国民们本身就是某种事物的一部分，又怎么会在最后宣称自己并不真正相干？

是什么让人们可以抹去他们自己（参与）的历史？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或是几年内，你们可能就有机会回答出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对于法西斯式心理状态的实践很彻底的话，那么你们中不会有一个人会承认自己参加了‘第三浪潮’的这次最终集会。

如同（纳粹）德国人一样，你们难以向自己承认，自己走到了这步田地。

你们不会让你们的朋友父母得知，你们为了口头命令和看不见的领袖而甘愿放弃个体的自由与权力。

你们不能承认自己被操纵了而成为一个追随者，不能承认自己接受了‘第三浪潮’并使之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你们不会承认参与了这个狂热的行为。

你们会把这一天、这次集会保守成为一个秘密。

这是一个我与你们共有的秘密。

”　　我从屋里的三架相机中取出胶片，把胶片曝光。

这次行动结束了。

实践结束了。

“第三浪潮”结束了。

我的目光越过自己的肩头向后瞥去。

Robert在哭泣。

学生们缓缓从椅子上站起来，无声地鱼贯走入室外的光明中。

我走向Robert，用手臂搂住他。

他啜泣着，无法自持地大口吸入空气。

“都结束了。

”“没关系。

”我们彼此安慰着，在激动的学生人流中停滞着。

有些学生转回来，短暂地抓着我和Robert。

其他人敞开了哭着，紧接着又擦去不断流下的泪水。

人们环绕彼此，抓着彼此，向门口、向外面的世界移动着。

　　学校里的一周内，我们完全共有着我们的生活。

如同所预料到的，我们也共有着一个深藏的秘密。

在我于Cubberley High School高中任教的4年内，没有人承认参加了“第三浪潮”的集会。

噢，我们热烈地讨论并研究我们的行为；但是至于集会本身，则从来没有。

这是我们所有人都想忘却的东西。

今天看到有一位友邻推荐一篇关于《浪潮》的影评。

这篇影评的文笔不错，用词华丽，极具感染力。

应该承认的是，这部电影我是很早以前看的，当时看完之后也有这篇影评所描述的很多感觉。

“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倒是很有些提醒人注意危险的味道。

的确，在这部电影中，文格尔先生只用了五天时间，就造就了一场“浪潮”，并且最终吞噬了一个学生的生命。

不过当我们追问这件事究竟是为什么的时候，影评的作者似乎开始打马虎眼，最终归结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人性”。

作者仅仅使用了一个心理学实验来解释他所谓的“人性”究竟是什么。

当然，之后的跟帖就更是不靠谱的居多，穿凿附会，搞映射史学，倒是让我觉得如果66-76年的事件再次重演，还是会有很多写大字报的“人才”。

言归正传，如果我们用这样一个心理学实验来解释“浪潮”这个故事，那么这部电影最值得我们思考的部分恰恰被错过了。

为了更好的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首先对一个社会现象的解释做一个区分。

比方说使用心理学的机制来说明个人的行为，这实际上是一种科学家式的“外在视角”：通过建构一个因果性的说明结构，来说明人们的行为。

比方说熊培云使用心理学的机制来说明“浪潮”中人们的行为。

不妨设想你自己就是“浪潮”中的一员，请你问问自己，熊先生给出的说明是你如此这般行动的动机吗？

当你去购买白衬衫，当你在市政大楼上涂鸦的时候，你的理由真的是心理学上的科学解释吗？

“心理学理论认为，我现在应该买白衬衫”是你行动的理由吗？

我们可以将这种说明方式称作“外在的完备说明”。

我们会发现在豆瓣上炙手可热的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就属于这类说明。

显然，如果你把这样的解释说给“浪潮”中的成员，他们一定会感到你对他个人以及整个运动的亵渎，因为这不啻意味着说“你们都是被心理机制操纵的提线木偶”。

这种说明提供了“浪潮”中值得注意的社会学机制，但是这并非我们最关心的事情。

我们所要知道的是，为什么“我们”会陷入浪潮之中。

心理学机制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正如一位美国军官注意到的，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党卫军实际上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甚至能流利地演奏古典音乐的高素质的军官和士兵，如果我们用“无意识”来解释他们的行为显然是不得要领的。

当然我们可以说“事实上”他们处于无意识状态下，那么我们依然可以进一步追问，会不会我们也同样陷入这种尴尬境地之中？

那么真正要解决的难题，恰恰是我们的境况究竟是如何的？

我们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事情？

在我们看来这些事情的意义何在？

这些问题都瞄准了行动者本身，我们必须提供一种基于行动者的解释。

当我们去思考“浪潮”的并试图给出一个解释的时候，你应该想想，你给出的解释是不是真的会使得那些成员接受？

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探究这种可接受的行动理由背后深层的，但是这些成员显然未能反思到的结构究竟是什么。

我称这种解释为“内在视角下的完备解释”。

那么显然，我们必须摒弃熊培云给出的马后炮式的解释，这并不是我们所关心的，我们也必须指出，他似乎没能明白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埃希曼》中所表达的深层的忧虑究竟是什么。

在这本著作中，恰恰应该注意到的是，阿伦特试图审视“我们”的世界，而非以一个外在人类学家的观察视角去思考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

如果我们以这种视角重新思考整个电影的话，那么在电影中一个角色就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即蒂姆。

这位成员表现出对于整个运动几乎全身心的投入和效忠。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并非是这些已经作为结果出现的事件，而应该追索他之所以如此行动的理由：我们都是依照理由行动的。

对于我们而言，之所以如此这般的行动，或者说之所以存在一项理由要求我们这样行动，最重要的因素乃在于我们相信如此这般的行动包含或者服务着某些社会价值，价值作为事实深层地促使我们如此这般的行动。

比方说当我们认为“礼貌”是值得坚持的社会价值，那么在公交车上我们就有理由给老年人让座。

当然，我们会对于这些价值具体是什么发生分歧，但是如果不存在这些社会价值，那么实际上我们很难有效地去行动。

进一步来说，我们之所以坚持某些社会价值，并非因为这些价值本身有什么独特的部分，而在于这些价值能够提升我们整体的良善生活。

比方说我们之所以坚持“友谊”这种价值，乃在于这种价值促进了我们整体的良善生活，使得我们更享受我们自己的生活。

如果“友谊”对我们而言什么也做不了，那么显然依然坚持它是我们值得认同的“价值”就是很古怪的说法。

不同的价值构成了一个网状结构：当我们要解释“友谊”这种价值的时候，就必须通过其他价值与它之间的关系来说明“友谊”对我们的良善生活为什么是重要的。

这个价值之间相互影响和作用的网状结构，构成了我们所认同的整全性的良善生活方案：我们并非孤立地去理解我们的道德价值，相反任何有效的道德评价必然预设了一种评价者接受的良善生活模式，否则我们将陷入某种古怪的虚无主义之中。

那么现在我们要追问，蒂姆的境况究竟如何？

显然，电影中反复描述了一些重要但是细微的场景。

蒂姆有很多名牌服饰，可见他的父母很关照他的物质生活，但很多时候蒂姆试图和自己的父母沟通，试图谈谈自己有兴趣的话题，但是每每无果而终。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反差，可以说在这个家庭中蒂姆没有一种完整的精神生活，他的父母认为的好的生活仅仅是物质上的极大丰富，当然这也反映在他们对蒂姆的严格要求上。

在这个家庭中，蒂姆没有自身独立的道德生活，或者说他并不认同这个家庭所选择的“良善生活”的模式，这种模式在他看来是毫无道德吸引力的，是一种完全的压迫性的生活方式：简言之，穷的只剩下钱了。

因此当整个精神世界形成一个真空之时，蒂姆就需要寻找自己所认同的道德生活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有人关心他想什么做什么，有人分享他的快乐和悲伤，有人认同他的价值观并且视为共同的事业。

这并非是蒂姆一个人的追求，我们每个人都很清楚在追求自己的道德生活的时候，我们是“自我不充分的”，我们需要有效的社会合作。

这种社会合作并不单纯表现在物质生产的层面，更重要的是在“行动”这个层面。

只有当我们认同并分享一些基本的道德价值的时候，持续性的社会合作在经验层面上才是持久可欲的。

如果蒂姆的要求并非是过分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思考问题出在蒂姆的家庭里。

这个家庭是特殊的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在我看来，这个家庭指向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精神生活状态。

对于这种精神状态，可能最值得注意的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深刻批判。

本文并不试图重复那些经典的论述，我只是在这里提醒，如果我们需要一种精神生活，那么“浪潮”与其说是一种可怕的，基于个人鼓动和集体无意识的破坏性运动，不如说“浪潮”本身绝非是偶然之事。

我们试图在这种精神生活的空虚中寻找一个出路，寻找或者甚至可以说在流沙上重建一种道德生活。

如果我们用这个视角去思考“浪潮”，我们就会注意到为什么那些在意识中分享我们一些关于人权共识的，甚至有过纳粹掌权史的德国人，依然会陷入“浪潮”之中。

当我们深入这个运动以及这个世界所代表的某种境况的时候，用道德话语简单地批判“浪潮”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极为肤浅和苍白的马后炮式的说辞。

这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认为那位“保持清醒”的女生是那么的“不合时宜”。

当然，当我们深入到这个层面，我们就会发现，被熊培云拉过来站台的阿伦特真正的关切是什么。

上面只是一些简单的话，最近我的友邻总是推荐一些在我看来有欠考量的文章，让我有些不胜其烦的感觉。

这篇文章在内行看来显然是过于简陋的，并且很多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深入。

这些我都是承认的。

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想避免这种悲剧在这个世界上的重演，那么我们就必须深入地、严肃地对待这些我未能来得及展开叙述的问题：这些问题来自于对我们生存境况的反思，埃希曼作为一个符号所提出的真正难题也就在这里。

这并非是一个心理学实验所能解决的，如果你认同我的论述，那么就应该承认这个问题才刚刚开始。

德国人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有足够反思的诚意，因此他们最擅长把意识形态的反思和电影艺术融合起来。

《浪潮》是又一次自我反思的范例，一个虚构的集权主义如何进入现实并最终被现实所击碎，然而集权主义是德国现实真正需要表达的意识形态话语吗？

《浪潮》是否是一次突破意识形态幻象的成功尝试，或者恰恰相反，但我们自以为走出意识形态的时候，我们正好被意识形态化了？

文格尔式的集权主义是对法西斯主义、斯大林的苏联和毛泽东的中国社会的模仿。

“文格尔先生”象征着领袖，统一的手势制服象征着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的统治，内部团结和排外象征着极端民族主义——这一切符合人们对典型意识形态的全部想象，但仅仅是“虚幻的想象”。

文格尔式的意识形态之所以不是真正的意识形态，正是因为它太像意识形态了。

而忽视了在这个后现代主义社会，真正的意识形态，恰恰是以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为内核的。

意识形态的作用，并不是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变成了非人，恰恰相反，当我们说意识形态不是一切，在意识形态的面具下我们仍然能保持自我的时候，才是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时候。

所以当文格尔先生上第一节课的时候，我们观众就有了不好的预感，我们之所以没有被他的幻象所感染，正是因为他缺乏真正的意识形态效用。

文格尔先生建立的是一个伪意识形态模型，它能控制电影里的学生，但却不能控制电影前的观众，而真正需要走出意识形态的恰恰是我们。

意识形态的成功运作要求同它表面结构保持一定距离，而亦步亦趋的认同最终只会毁了意识形态大厦。

这也就是电影里蒂姆的命运，他对“浪潮”无限忠诚，但他每次活动中的虔诚表现，却只会引来观众的笑声——正是因为他太接近意识形态了，反而把观众拉的更远。

而与此相反的是卡罗，她从开始就意识到了“浪潮”的悲剧结果，并做出了多次尝试意图挽救，那么真正把人们唤醒的是始终站在对立面的卡罗吗？

答案却正好相反。

卡罗确实做出了很多努力，但她没有也不可能摧毁“浪潮”。

反而是她的批判，激起浪潮成员一致的对抗——这又是一个“意识形态以其自我批判为内核”的证据。

当“浪潮”面临外部的阻力时，正是它更加强大的时候，因为意识形态的成员更乐意“畅游在集体意识之中”，使自己成为超自然实体的一部分。

真正导致“浪潮”瓦解的，反而是其内部，是最忠诚于浪潮的蒂姆，一手瓦解了浪潮。

他直接的、完全的对意识形态机器的认同最终导致了死亡。

而他的死亡，揭穿了整个幻象的无意义本质，瓦解了“浪潮”。

让我们走到课堂以外，走到上课之前，在“浪潮”的伪意识形态前，什么是青年人的真实生活？

狂欢、毒品、完全的癫狂状态、孤立的个体、无意义生活••••••这恰恰才是一直在发生着的真实的意识形态——在我们的后现代社会中，各种能指围绕着无意义中心运动，后工业时代的资本主义通过提供无限的剩余快感对个体进行符号化。

之所以说文格尔的思想实验并不构成对现实的完全批判，并不是站在对立面的意识形态本体，正是因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文格尔的一切活动，都是在现实的意识形态默许下进行的。

正如之前反复强调的一样，“意识形态包含着反意识形态内核”，它永远不担心文格尔的“浪潮”会冲垮社会结构，因为浪潮的结果，不正是青年人重新回到无意义的生活中了吗？

从另一个角度讲，“浪潮”反而成了替罪羊：蒂姆的死被归结于集权主义的失败尝试，但事实上，即使没有浪潮，无意义、孤僻的生活被推演到极端，不同样是死亡吗？

当我们都在说“浪潮”过于激进的行为时，我们有没有想过，“浪潮”的失败也许正是因为它不够极端呢？

它不能把对现实的批判进行到底，反而成了意识形态的工具。

让我们看看电影的结尾吧，青年人失落的从大礼堂走出，外面等待他们的是摄像机和记者——这是真正的意识形态，冷漠着注视着一次穿越幻象的失败，并重新把所有人纳入其中，包括银幕前的观众，正像我们从未逃离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