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野派

通常我们认为二战前后欧洲设计师移民美国，将包豪斯设计理念带到美国，进而影响了美国的设计和教育的发展，没错是这样的，现代设计理念是这样进入美国的，但包豪斯从来不合美国人胃口。

影片以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人物设定蓝本，通过男主与美国人的矛盾，来阐释今天的美国精神是如何形成的。

第一幕，到了美国，在船上看到了正义女神逆位，借用塔罗牌中女王逆位的分析，就是爱情事业两不顺啊。

也暗喻男主的女性倾向，按紫薇的术语，算身弱型美人吧。

这部影片的男主夫妻好像性转一样，但都被塑造成坚强勇敢。

这段BGM也很好，像个跑调的史诗。

主角拉斯洛 托斯，是个虚构的人物，毕业于德绍时期的包豪斯，根正苗红的包豪斯人。

生于1911年的匈牙利，犹太人，集中营幸存者。

金主范比朗 Van Buren，名字上有个Van，可能是来自荷兰的新教徒，属于美国早期殖民者，是现在保守党的主要构成人群。

他爱读书，对身材管理很好，看起来很自律，是有创新精神的哲学王企业家。

故事的主要地点设置在了费城，宾州是美国大选的重要摇摆州。

年代是1948-1980年。

算史诗片规模了。

1，先说后半部分吧：金主为什么会请男主来建造一个带有教堂的社区中心呢？

因为他需要大名鼎鼎的包豪斯人做的艺术来佐证自己品味好，提升生意的价值。

这一点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很好理解且十分合理的，我们的楼盘不就是这样吗，里面一定要有一个美术馆，提升品味，就能提升价值。

但这是因为今天的我们，已经被苹果这样的美国品牌好好规训过了，完全能接受产品要有一个好故事的逻辑了，所有的广告也都是这个套路，先讲一个故事，划一个愿景，再开始卖。

但在欧洲，他们是怎么造房子的呢？

男主在战前的项目有剧院、犹太教堂、市立图书馆。

图书馆应该是市政府委托，为了市民读书用的。

市政府预算肯定不高，一个包豪斯人就能做到十分便宜，设计理念也先进，是最好的人选。

美国企业家有创造力，有远见，有能力把握一切，有自信。

这么优秀的品质伴随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电影马上开始让他回忆一段自己不给祖父母家支票的事。

范比朗回忆完后问拉斯洛“为什么选择建筑？

”

拉斯洛：“万物之道不言自明，还有比立方体本身的结构更能阐述立方体的定义的存在吗？

战争爆发了，但是我认为很多我建造的项目还是留存下来了，它们在城市里巍然不动，当欧洲的可怕回忆不再让我们感到耻辱的时候，我期待看到它们成为一种政治上的激励，激发出那些在民族命运周期中反反复复的社会剧变。

我可以预见，人类愤怒和恐惧的众生相，这可笑的洪流也许会不断起伏翻涌，但我的建筑会在动荡中屹立不倒，抵御住多瑙河岸边的侵蚀。

”（远鉴翻译版）他的回答是标准的创作者心态，作为二战中被迫害的人群他更有理由去做。

企业家政治家是另外的类型。

工业革命后的美国需要发展空间，欧洲东西能卖的贵，移民国家什么也没有怎么办？

美国人慢慢发明出没有老钱没有奢侈品的时候，如何把东西卖贵的办法。

运动品牌的广告不是说我的产品功能更好所以更贵，而是说生命在于运动这样的话，Keep 说自律给我自由，NIKE说 Just do it ，阿迪说一切皆有可能，这些引发人思考要渡过怎样的人生，指导和鼓励人更快更好更强的理念成为附加在产品之上的价值，取代了老欧洲因历史沉淀形成的价值，让人为了人生更美好而多付钱，即使在淘宝上能买到的功能上完全一样的产品，也要选择阿迪和耐克，因为背后有让我变更好的价值观做支撑。

这么有创造力的点子，为什么诞生在美国？

——————————————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5）中论述了新教伦理（特别是加尔文教）的影响，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在“以苦修来世、禁欲主义、宗教虔诚”与“艰苦劳动精神、积极进取精神”两者中，后者往往被归功于新教，而不是对生活乐趣的享受。

清教徒的伦理和思想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资本主义精神”不是指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精神，而是指一套价值观，即勤奋和进步的精神。

书中引用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记住，时间就是金钱。

一个人每天可以靠劳动挣到十先令，而他有一半的时间出国或闲坐，尽管他在消遣或闲散期间只花了六便士，但他不应该认为这是唯一的花费；他实际上已经花掉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浪费掉了五先令。

记住，金钱是多产的、创造的。

金钱可以生钱，而它的后代可以生出更多的钱，以此类推。

五先令变成六先令，再变成七先令三便士，以此类推，直到变成一百英镑。

钱越多，它每次转身产生的收益就越多，因此利润增长得越来越快。

杀死一头母猪，就是毁灭了它千代所有的后代。

谋杀一顶王冠，就是毁灭了它本可以生产的所有东西，甚至几十英镑。

”资本主义精神，是指个人努力增加自己的资本，并把以此为目的活动视为一种尽责尽职的行动，把赚钱本身当作一种目的、一种职业责任、一种美德和能力的表现。

这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

新教工作伦理是现代资本主义无计划、无协调地出现的重要力量。

这种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与新教徒那种井井有条、系统安排的人世禁欲主义生活方式是完全相一致的。

新教人世禁欲主义伦理为资本主义企业家提供了一种心理驱动力和道德能量，从而成为现代理性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动力，也是现代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

而印度教、佛教、儒教、道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各大宗教，其古老宗教伦理精神对于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这解释了为什么金主看上去不近人情，还很强迫症，但自我感觉良好的原因。

他为社区居民建造活动中心，哪怕大家都觉得粗野派建筑风格不好不喜欢，也会力排众议，坚持我给你的就是最好的，不要怀疑，用就对了，是跟苹果的乔布斯如出一辙的领导型人才。

金主为了利益，男主为了理念，一起建教堂，如果只是这样，就相安无事了。

影片开始讲矛盾：即使男主采用的是最便宜的建筑材料-钢筋混凝土，金主也还是要再找一个建筑师来做成本的压缩，材料已经很便宜了，还能怎么压缩啊，降低高度吧。

但如果男主只是做一个普通的教堂，降低就降低了，在电影的最后，由侄女的阐述中我们才知道，他的这个尺寸是和集中营一样的，改了就不对了。

所以此时愤怒的男主对派来的建筑师说：你做的东西太丑了。

这个审美上的道德评价，当然激怒了对方，但此时男主又能作何解释呢？

反驳的理由除了美丑，还有什么能高于清教徒的勤俭节约的美德呢？

男主没办法，观众也无力。

他为什么执着于教堂？

男主是犹太人，除非像自己的侄女那样参加以色列的建国，但他想在其他地方做建筑，想让自己的建筑经历风雨屹立不倒见证历史，经历了集中营后的心情，我不知道作为个体的人，他除了坚持还能怎样，这次的项目是一个离奇的机会。

影片最后，由侄女的阐释中，我们得知了建造的细节：1980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致辞：“我的叔叔是一个原则性极强的艺术家，他的人生理想不仅仅是定义一个时代，还有超越所有时代，在他的回忆录中，他把自己的设计形容为一台没有多余零件的机器，那是最好的设计，也是他的最佳水平，拥有一种稳固的核心，一种硬核粗旷的美，一种将他们当地居民的感知原原本本引入这个世界的方式，山脉和岩石这样的具体事物的固有法则定义了它们，它们什么也不象征，它们不传达任何讯息，它们只是单纯地存在着。

他生于1911年奥匈帝国的一个小渔村，拉斯洛 托斯远眺着亚得里亚海，他曾是个敏锐的 满怀渴望的男孩，新的边界最终会将这片广阔的海域从他身边夺走，但是他从未停止去填补这段空虚，四十年后他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中幸存下来，我和他已故的妻子则从达豪集中营中幸存。

他在美国的第一个建筑杰作，费城郊外的范 比朗研究院直到1973年才完工，这座建筑参考了他在布痕瓦尔德的时光，也反应了他对已故的妻子也就是我的婶婶埃尔兹贝特的深深思念，在这个设计中他重构了集中营内部幽闭恐怖的牢房，完全还原了他当时身处的监牢的尺寸，不过有一个令人惊讶的列外之处，当访客向上仰望时，他们头顶上二十米高的那引人注目的玻璃屋顶，能够唤起人们自由的思想 自由的个体意识他进一步重塑了布痕瓦尔德以及他妻子被囚禁之处，达豪，使二者于同一处重现，通过无数秘密走廊相互连接，重写他们的历史，超越空间和时间，让他和埃尔兹贝特永远不会再分开。。

”范比朗社区因为火车事故停止了建造工程，几年后金主缓过劲来，又想起了之前没做完的事（企业家就是这样，他创造力超强闲不住啊，要赚钱）男主带他去了意大利的采石场。

第一次见到如此清晰的图像：滋养了古希腊古罗马文艺复兴巴洛克的采石场，我燃了，金主更是。

晚上在派对中，白天受到古典美德熏陶的金主看到男主拒绝了女性的爱抚，他大概在想这个人真高尚啊，难道他比我还自律？

这不可能！

我是新教啊。

想起之前自己竟被嫌弃品味丑，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一股血上头，他找到醉酒的男主说：“我很遗憾看到你这个民族的人这么对待自己，如果你们憎恨自己所遭受到的迫害，那为什么又要成为如此容易被攻击的目标？

如果你们游手好闲，靠救济为生，成为社会的寄生虫，你们又怎能理直气壮的期待会有不同的结果呢？

你有这么大的潜力，然而你却在挥霍它。。

”短短几句话道尽犹太人的苦难，不只是犹太人，也不只有边缘群体什么的，不管怎么给这些人归类吧，准确说就是每个圈子里，大到民族国家小到公司家庭，都存在的那些，没有权利的人，你美则美矣，还很强？

什么好你都占了？

希特勒是这么想的，美国的福利制度也是这么想的，但美国底层的民众要的是工作机会，而不是领救济金。

金主一边喊着“你以为你是谁？

你觉得自己很特殊吗？

你以为自己可以凌驾于所有遇到的人之上，就是因为你长得漂亮吗？

就是因为你受过教育吗？

你不过是个流浪汉，你就是个夜巷妓女，你永远见不得光”。

这个行为使得他之后在面对男主妻子的质问时，羞愧难当。

但这不是所谓的基情，就像他们赚钱不是因为物质享乐一样。

给商品上价值这个办法确实是绝了，但现在经济这么不好，人哪有钱买溢价，中国人也不是清教徒，在没有故事可讲的时候，白牌逆袭算是一种对美国企业家精神的对应吧。

面对QJ，男主一个经历了集中营的人，是不会像《阿拉伯的劳伦斯》那样的，离开采石场前，他看到了崖壁上的洞口，他决定回去继续造房子。

但苦难太多，他快坚持不住了。

重建的时候看到有个工人在脚手架上练肌肉，他非常愤怒，他说我最在意安全，我不想因为安全再停工了。

2，表弟夫妻弟媳是来自康纳狄格州的天主教徒，二代移民，她可能是意大利或者爱尔兰移民，表弟大概20多年前移民来的美国，夫妻俩做家居生意。

在现在的语境中，他们应该是支持左派民主党的。

场景：表弟的家具店，对话紧凑，信息量巨大。

在短时间内，就把男主和表弟夫妇的矛盾交代足了。

首先表弟说他的店属于融合风格（It's a combination of things）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一直使用和各国同时期风格的家具，比如白宫在建国时就使用了当时流行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家具。

19世纪的西进运动后，吸收了印第安人和墨西哥的风格，加上英法意荷等等的乡村风格，形成了独特的美式乡村风格（American Country Style）的家具。

影片中出现的家具没有这么乡村，是稍微早一点的样式的混搭，比如安妮女王式扶手椅，温莎椅，威廉玛丽风格的餐桌等等。

1920年-1960年代，受工艺美术运动影响，美国流行处于早期现代主义风格时期，有强烈的装饰风格，当时流行的名牌家具可以在电影了不起的盖兹比中略见一二。

1919年包豪斯的建立，为设计带来了新的方向，此时这股风潮刚刚在美国出现，新的不能再新了，真的只有金主那样的企业家的战略思维才能看到价值。

表弟的店是一家真正的家具店，开在费城，相比于纽约洛杉矶芝加哥旧金山等等而言，算二线城市吧，客户群应该是为日常生活购买家具的人。

表弟与包豪斯出身的男主，不在一个赛道上。

聊天中男主说表弟说话像个美国电视节目主持人，暗暗调侃表弟有点拿腔拿调。

弟媳说我们没有电视，我出生前他就在这里了，我没见过他这样说话的美国人。

她在反驳说你弟比你资历老，但是暴露了他俩没电视，不够“时尚”。

好像是为了辩护一样，表弟貌似轻松的提到他们八年前在曼哈顿开的店，但两个月就倒闭了，弟媳说我们干不过名牌店。

表弟接着说纽约开店的状况：新婚夫妇们拿着美好家园杂志，指着图片说就要那个香水旁边的小桌，我说行给你做一个类似的，他们说不我要一模一样的。

诶，我们发现我们一点也不喜欢纽约。

这段话好危险，这俩人一点也不关心时尚，却找了男主这个前卫艺术家来，后果能预料。

接着他们开始表达自己不喜欢时尚的原因，表弟说：纽约魅力为零，那里有各种各样的流浪儿，搞买卖的 送东西的，都忙着跑生计。

这解释了他俩为啥从纽约搬到费城，他们不喜欢太流行的，也不喜欢太乡村的，剩下的有品味选择就只有复古了。

弟媳说：我老家在康涅狄格，你知道那里吗？

（百度：康涅狄格州是美国人均收入最高的州，拥有众多亿万富翁）表弟说：知道才怪了，他刚来美国。

男主被尬得八爪扣地浑身不自在。

这段对话简直就是对美国左派最直接的讽刺了，瞧不起时尚是精英阶层的必备品格，全世界都一样。

表弟希望得到男主夸奖，但男主直言说店里的家具：不是很好看。

轮到表弟尴尬了，他酷酷的说，这就是我雇你来的目的啊，建筑大师。。

后面的对话交代了弟媳不是犹太人，是天主教徒，而表弟也改信了天主教，还改了名字，这样从名字上也看不出犹太人了。

大概电影希望观众发出这时会发出：“enmmm。。

”这种声音吧。

一顿尬聊终于结束了，比起车站上刚见面时的过分亲热，真不知道哪个更难忍。

男主接下第一个活：给表弟的店做个家具，他会做一把椅子，那是包豪斯的看家本领。

椅子做出来了，经典包豪斯。

这回轮到弟媳尴尬了，她完全接受不了。

男主跟表弟夫妻的日子就在这种尬来尬去中快快的渡过着。

直到给金主的大活办砸了，表弟家估计赔了不少钱，弟媳以非礼为由，表弟借坡下驴把男主赶了出去，要不是用这个理由谁也下不了手赶他走啊。

弟媳翻脸的原因不是男主和表弟太暧昧，因为她可以在当时就说你哥是小三，我不爽，而不会等到亏钱了才说，如果挣钱了，是不会赶走他的。

俩人下手挺狠的，当机立断及时止损，是做生意的料。

弟媳是精英，为什么接受不了前卫的设计呢？

因为不挣钱。

包豪斯的椅子是用最便宜的材料-钢管制成，形状也极其简约，适合机器大批量生产，最大程度的降低了成本，可以让穷人都能买得起，但谁来买呢？

穷人买来不是给自己贴个大大的穷字在脸上吗？

包豪斯的理念是：形式追随功能、少即是多、去除不必要的装饰，这是从设计风格上说的。

倡导不花哨，简单而优雅的几何形状，理性化和简洁的设计，偏向于实用主义而不是炫耀。

它最终形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了吗？

包豪斯成名于他的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实际上则成为生活方式指导者的工具。

来到美国后包豪斯很快就主打功能主义了，从功能的角度出发，改变设计的思维方式，培养出新的设计观念，这是全球的设计进化。

影片的名字叫粗野派，指建筑中使用粗糙的钢筋混凝土，暴露的结构，粗犷的沉重感，像巨型雕塑一样的矗立，就像绘画中的表现主义一样。

但混凝土表面老化十分严重，很快就掉渣了，说丑也行。

但它也能贵起来。

几年前金卡戴珊花了1.4亿美金装修的豪宅，整个空间都是灰白色水泥质感的墙面，极致的简约，极具现代设计感。

材料是西班牙瓦伦西亚的微水泥，被称为“侘寂风”。

叠了这么多buff，就贵了。

与阿诺拉相比，粗野派确实把美国的境况说的清晰明白，虚构人物有利于概念化，也使视觉上的美强惨让人不忍直视。

所以最佳影片、导演、剧本，女主给了阿诺拉，最佳男主、摄影是粗野派。

非常合理。

当粗野主义沦为“资本伤痕美学”——《粗野派》对建筑史的精神阉割一、被篡改的混凝土史诗：从“乌托邦砖石”到“创伤水泥”粗野主义（Brutalism）本是一场关于平等的革命。

20世纪50年代的欧洲，建筑师们用裸露的混凝土浇筑战后废墟上的乌托邦——柯布西耶的马赛公寓里，工人与教授共享空中街道；英国罗宾汉花园的巨构社区试图用“空中走廊”缝合阶级裂痕；苏联的公路建设部大楼悬空于森林之上，只为不压垮一寸自然。

这些粗糙的混凝土不是冷血巨兽，而是福利社会的骨骼，是“让木制材料像木头，让沙子像沙子”的诚实宣言。

然而在《粗野派》中，粗野主义成了犹太建筑师拉斯洛的创伤投射：混凝土十字架的光影是集中营铁网的残影，图书馆的粗犷线条是移民身份撕裂的疤痕。

导演将建筑简化为个人苦难的纪念碑，却对马赛公寓里公共厨房的炊烟、昌迪加尔法院前市民集会的喧哗视而不见。

当拉斯洛在资本家的羞辱中捡起硬币时，粗野主义的灵魂早已被抽空——它不再是“属于所有人的建筑”，而是沦为“天才艺术家对抗资本”的悲情道具。

二、反乌托邦的视觉霸权：为何粗野主义总在“扮演反派”？

从《银翼杀手2049》中Wallace公司的混凝土巨塔，到《撕裂的末日》里整齐划一的灰色街垒，粗野主义建筑在银幕上总是与极权、异化、末世如影随形。

这种符号化挪用背后，是冷战思维的隐性延续：当“裸露的混凝土=集权压迫”成为视觉定式，谁还记得苏联的德鲁日巴疗养院曾用悬挑结构实现“最大化的公共空间”？

谁还关心第比利斯天桥如何用野蛮的悬索串联起山巅的工人社区？

更吊诡的是，这种误读被包装成“批判资本主义”的进步姿态。

《粗野派》让拉斯洛的甲方范布伦家族住进新古典主义庄园，仿佛粗野主义天然属于“反抗者”——但现实中，密斯·范德罗的“少即是多”早被硅谷巨头奉为总部美学，而真正的粗野主义杰作却在资本拆迁中沦为废墟（比如2021年被夷为平地的保罗·鲁道夫作品）。

银幕上的“反叛建筑”越是悲壮，现实中的平等理想越是沦为一场行为艺术。

三、历史虚无主义的胜利：当我们拒绝相信混凝土能承载乌托邦粗野主义的银幕命运，暴露了当代文化的认知瘫痪：我们乐于消费“反乌托邦”的刺激，却恐惧乌托邦的重量。

当《寄生虫》用粗野主义豪宅隐喻阶级固化时，没人提及丹下健三的仓敷市厅舍如何用混凝土巨柱撑起战后日本的民主觉醒；当《生化危机》把苏联疗养院拍成丧尸巢穴时，无人追问这些建筑曾如何用“未来废墟”的姿态对抗消费主义的侵蚀。

这种选择性失忆，本质是对集体叙事的犬儒解构。

当拉斯洛在电影中高呼“建筑应抵御多瑙河的侵蚀”，导演用个人英雄主义消解了粗野主义的社会性——仿佛建筑史只是天才与资本的二人转，而非工人、市民与混凝土共同书写的公共诗篇。

而现实中，粗野主义的衰败恰恰印证了这种解构的胜利：当马赛公寓的公共洗衣房被Airbnb改造成网红LOFT，当巴比肯中心的廉价剧场门票涨到百镑，我们终于把乌托邦做成了标本，钉死在“怀旧资本主义”的橱窗里。

四、重建混凝土的浪漫与真切或许，我们需要一场粗野主义的媒介考古学：去亚美尼亚塞凡湖畔，看科查尔设计的作家之屋如何用混凝土弧形拥抱湖泊与星空；去第比利斯的森林，触摸乔治·查哈瓦的公路部大楼如何像树根般与大地共生。

只有当银幕外的我们学会用脚丈量混凝土的温度，粗野主义才能从反乌托邦的布景中复活，重新成为“建造平等”的动词——而不仅仅是被资本踩在脚下的名词。

Brady Corbet : «On a fait de notre mieux pour créer des expériences qui semblaient impossibles à vivre pour les spectateurs»采访的发布时间2025年2月5日原文链接：https://www.troiscouleurs.fr/cinema/interview-brady-corbet-the-brutalist/翻译：Anima威尼斯银狮奖、三项金球奖、奥斯卡热门、媒体盛赞……布拉迪·科贝特的第三部电影《粗野派》带着杰作的光环登陆影院。

一位在大屠杀后逃往美国的匈牙利犹太建筑师（阿德里安·布罗迪饰）在那里遇到了一位大亨（盖·皮尔斯饰演），后者委托他建造一座宏伟的建筑。

在这幅气势磅礴的画卷之下，隐藏着对作品颠覆传统、穿越时间能力的微妙思考。

布拉迪·科贝特向三原色杂志（Trois Couleurs）畅谈了这部宏伟巨作的非传统的创作理念。

Q：无论从视觉上还是叙事上，《粗野派》都堪称鸿篇巨制。

然而，它的预算却很低：不到 1000 万美元。

您是如何做到的？

这主要是因为我们采用了极少的镜头设计。

大多数场景我们都只拍摄了一到两个镜头。

通常情况下，拍摄的惯例是每个场景都要拍摄大约三十个镜头，然后在剪辑室中确定成片的样子。

拍摄本身并不耗时，耗时的是前期准备。

我们每天大约拍摄八个镜头，并确保它们完美符合我们的预想。

因此，我们能够在三十三天内完成拍摄[对于这样一部规模如此巨大、时长超过三小时的电影来说相当之短，编者注]。

这种经济的拍摄方式，剧本的精确性，以及我出色的助理导演Célie Valdenaire的不可或缺的帮助，都是这部电影获得成功的关键。

她和她的妻子（一位艺术总监）住在巴黎。

她完全掌握了美术布景【le production design，将作品进行视觉传达的所有要素，编者注】，知道搭建布景所需的时间。

简而言之，我们在开拍之前就制定了明确的计划，而且从未偏离。

Q：您为什么要选择使用VistaVision摄影机进行拍摄，这台设备如今很少用于拍摄长篇电影，并且需要运输大量的胶片箱，尽管它可以将电影以70毫米胶片的格式放映？

这台摄像机在20世纪50年代被发明。

在我看来，它是将观众带回 20 世纪中叶的理想工具。

Q：《粗野派》的视觉呈现气势恢宏，但其内核却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等元素。

您是如何构思这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的？

对我而言，形式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已经没有新的故事了，而叙事的方法才能改变我们与故事的关系。

拍摄建筑物非常困难，因为它是静止的。

在电影中，我们试图呈现粗野主义建筑【一种诞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风格，强调垂直感和使用混凝土等原始建筑材料，编者注】：因此需要更因此需要大景别、更具有压迫感的镜头，同时保持极简主义与极繁主义之间微妙的平衡，它们像拔河一样相互较量。

观众不一定能看到作品中蕴含的深意，但他们能感受到。

我认为这就是优秀诗歌的本质特征。

实际上，它相当直接。

例如，我非常喜欢保罗·策兰【1920-1970，他被认为是战后最伟大的德语诗人，编者注】和英格堡·巴赫曼【1926-1973，奥地利著名诗人、作家，曾与策兰保持恋爱和艺术关系，编者注】的作品：他们的文字非常直接，却又包含着一丝神秘感。

他们的有些表达的结构需要一把钥匙才能理解其含义。

这就是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这种非常明确的事物和更为神秘、奇异的地方之间的平衡。

Q：影片一开始的长镜头令人印象深刻，镜头跟随着主人公穿梭于一艘拥挤的轮船狭窄的走廊中，船上挤满了像他一样由欧洲移民而来的人们，最终镜头定格在倒置拍摄的自由女神像上。

您是如何构思这个镜头的？

我拍摄开头的最大灵感来自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1867-1959，美国建筑师，编者注】设计的住宅：你将首先进入一个没有窗户、天花板很低的房间，然后爬上楼梯，到达一个像大教堂一样开阔的巨大空间。

这就是我脑海中的想法：我想让我们跟随着主角从逼仄船舱深处走出来，来到开阔的甲板上，营造如同身处赖特的建筑中的视觉体验。

这正好是《粗野派》如何表现建筑空间的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

Q：《粗野派》在去年九月份的威尼斯电影节上的最初几次放映之后，许多记者都惊呼一部“杰作”（chef-d’œuvre）诞生了。

您对此有何反应？

你知道的，最好不要轻信赞美之词。

因为如果你开始相信赞美，那么你也必须倾听所有的负面批评。

那会带来很多干扰。

我尽力不去设想人们会如何解读我的电影。

如果你给解读留下太多空间，那同样也会给误解留下空间。

我不能接受误解，即使我非常想澄清一些我认为在电影中被误解的地方。

我很想能去观众的客厅，校准他们的屏幕，让他们以我认为正确的方式观看电影。

但这是一件公共艺术品。

你必须放手。

而且，如果一旦有人开始说这是一部杰作，就会招致一种逆反心理：不喜欢这部电影的人会开始真正憎恨它。

而且，现在说起这些还为时过早。

我们需要多年后才能知道这部电影的生命力如何。

也许二十年后它仍然留在观众的记忆中——我当然希望如此。

我们创作【原文为：bâtit，有建造、修筑之意】作品，就是希望它们能够流传下去。

有趣的是，我的下一部电影非常激进，我很确定它不会受到多少评奖人的垂青，因为它在性方面非常露骨【他和他的妻子兼联合编剧Mona Fastvold目前正在筹备《Ann Lee》，一部由Amanda Seyfried主演的关于震颤派宗教运动精神领袖的音乐剧；以及一部以 1970-80 年代为背景的恐怖西部片，讲述了在加利福尼亚的中国移民社区，编者注】。

我们有可能会得罪太多有权参与奥斯卡评选的人。

但这不是我们拍摄这些电影的目的。

获得这些奖项的唯一好处是不外乎一点职业保障。

毕竟，我们都是自由职业者，无论是艺术家、电影制作人还是记者。

这部电影的奖项将在未来两年让我的生活轻松一些。

《粗野派》影响了我的身心健康。

我每周工作七天，直到现在也是如此，仍然没有完成，这实在要花费太多心思……我希望这能让我有更多的钱、更多时间、空间和平静来考虑下一步。

让我的工作日短一些，找回我的周末，就这样。

Q： 您对于“杰作”的定义是什么？

我觉得，我总是能第一眼就认出所谓的“杰作”，像这样的情况大约一年发生一次。

我觉得去年马蒂·迪欧普的《达荷美》就是一部开创性的纪录片。

一部“杰作”可以有许多种形式，它可以非常小也可以非常大。

我拍摄电影时喜欢宏大的规模，但同样也喜欢那些心思细腻的私密的作品。

维伦纽瓦在制片厂体系内所取得的成就是非凡的。

话虽如此，我感觉现在看到的杰作比过去少了，过去十五到二十年在流媒体的冲击下而变得艰难。

这就好比Spotify对于音乐产业的冲击。

如今我身边的音乐人都是最贫穷的艺术家，即使是那些被认为最成功的。

独立电影制作人也一样。

他们勉强能支付房租，即使是那些电影入围奥斯卡最佳影片的电影制作人。

这真是荒唐。

这是因为商业模式的巨变。

我认为，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逆流而上，否则我们就会把我们的文化让给算法，而这些取而代之的算法很可能只会生成一堆毫无意义的自我重复【des ouroboros de merde：一种自噬的蛇或龙的，编者注】。

Q：你在考虑阿德里安·布罗迪来饰演这个角色时，是否联想到了罗曼·波兰斯基的《钢琴家》（2002），他在其中同样扮演了一位从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东欧犹太艺术家？

我自从上映以来就还没有重看过这部电影，但我记得它是一部很棒的电影。

阿德里安·布罗迪还与托尼·凯耶（Anthony Kaye）、肯·洛奇、安德鲁·多米尼克、韦斯·安德森等人合作过……我觉得他非常令人印象深刻，他是一位非凡的演员。

他让我想起了格里高利·派克（Gregory Peck），他看起来像是另一个时代的演员。

而且，选他出演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角色是匈牙利人，而阿德里安的母亲在1956年的革命期间逃离了匈牙利。

这是一个自然的选择。

Q： 您在影史上最爱的一部电影是什么？

我想大概是《安德烈·卢布廖夫》【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导演，1966年，编者注】。

但很难说……我也非常喜欢希区柯克，我青年时就非常崇拜他。

他的很多电影我都看了三四十遍。

我喜欢非常确凿无疑而又雄心勃勃的电影。

《安德烈·卢布廖夫》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它让人感到难以置信它的存在：当你走出电影院时仍然会沉浸在刚刚看到的画面中，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感觉。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努力创造那些观众觉得无法实现的体验，为了突破他们对电影的预期，也为了电影本身的突破。

太长了，210分钟的时长陆陆续续看了四五天，整部电影就是一个类似“似水年华”的拱形对照结构，不断地互文与对应，几乎用一个虚构的人物史诗再一次的反美国梦的叙事（太多这类的叙事了，不同的则是艺术家牺牲了一切终究完成了自我的艺术成果），这种缓慢、破碎的复古质感，开头就是一个倒着的自由女神像，如果仅仅是电影本身的美学是非常值得欣赏的。

但后续补充了建筑方面的内容后，又是一种粗暴的文化符号的堆砌与滥用。

内与外的巨大割裂，作为建筑学家完全为自己的想法设计建筑合理与否？

对于粗野主义的理解偏颇与混用，人物本身作为虚构放到真实历史的不合理设定（不仅仅是作为包豪斯学生却找不到工作？

）拙劣地化用安藤忠雄的光之教堂（安藤忠雄本身就是粗野主义的反面），与电影本身的野心与美学奇观完全不匹配地是对于作为核心的建筑本身的粗暴处理（片中的建筑物我是一点没看出来美在哪里，粗野主义又在哪里），粗野派如果指反派资本家，那本身内涵的左翼理念毫不提及，仅仅是导演阐释为犹太大屠杀的惨痛历史的纪念，导演和影片本身也是刻薄的“粗野派”啊。

微信公众号 | 添糖陌影（欢迎关注 ）前几日科贝特在电台节目中透露自己“濒临破产”，引发了不少人对于作者导演处境的关注，而《粗野派》以不到1000万美元的成本博得近4000万美元的票房，同时收获如此口碑和赞誉，想来也应当会为科贝特的导演生涯带来更promising的未来。

看过电影后，不得不说，科贝特以不到1000万美元实现了《粗野派》在制作规格上如此高的完成度，的确值得赞叹。

作为一部相当严肃的传记电影，尽管故事本身是虚构的，《粗野派》对于犹太移民题材的呈现有其视角，可能不同于部分人粗鲁判断的“为犹太人唱赞歌”这一立场，电影更多聚焦在移民到美国之后的犹太家庭所面临的处境——一方面是被资本强奸后的“美国梦”破碎，另一方面则是缺失母国影响下的归属感灭丧。

当然，这本身对我而言并没有太多的吸引力，《粗野派》的故事与其讨论的议题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未免颇有些距离，而导演科贝特在叙事上也采取了一种相对复古且克制的风格，令我难以真正被电影吸引。

不过，《粗野派》在技术层面是无可挑剔的，画面细节的考究，场面调度的精巧，均充分提示着观影者导演始终保持在场。

电影序幕，一段极具风格化的跟拍长镜头带我们跟随着男主角拉斯洛穿越骚乱不安的集中营，耳畔是妻子的来信，交待故事背景与人物的同时，点出电影牵涉的核心议题（歌德说，“没有人比那些自以为自由的人更无药可救”）。

可逃亡中的拉斯洛似乎无暇倾听妻子的声音，我们在他的脸上看见的是匆忙、惶恐、破碎。

我们跟随着他掀开舱门，伴随着一段昂扬的音乐响起，刺眼的光线令人眩晕，随即看见，倒置的自由女神像。

这段镜头的设计感与完成度堪称大师手笔，而倒置的自由女神像这一意象更是极为巧妙贴切的表达符号，为整部电影奠定了基调。

在临近结尾处，当女主角痛斥盖·皮尔斯饰演的资本家之后，众人去寻找不见踪迹的老板，镜头跟着人们在一个个幽暗的甬道中搜寻，最终推进聚焦在拉斯洛为其设计并建造的教堂中央的十字架光斑之上，镜头上摇，仰望穹顶，随即电影进入尾声。

我不想也无需对这一组镜头再作解读，相信看过它后，大家应该都能感受到其表现力与隐喻性。

最后尾声，几乎一直在沉默的侄女佐菲亚在公众面前发表演讲，为拉斯洛的人生态度和艺术成就予以作结。

多年后的佐菲亚改由此前饰演男主妻子的菲丽希缇·琼斯扮演，此前饰演佐菲亚的拉菲·卡西迪则改为扮演佐菲亚年轻的女儿。

镜头在年迈的拉斯洛、演讲中的佐菲亚、年轻的佐菲亚女儿，以及拉斯洛的教堂杰作间切换，我们见到的不只是一个人的人生，更是一群人的命运；我们听到的不只是一个人的态度，更是某种民族性的、代际间的传承。

“目的地才是关键，而不是旅程。

”对于我而言，《粗野派》最大的观影障碍依然是其接近三个半小时的时长。

即使会被导演技法所吸引，我的耐心依然在冗繁的故事中被消磨殆尽。

这部电影再次证明了一条真理——cinema是属于cinema的艺术——在个人空间内寻求沉浸极度困难，煎熬的体验也终让观影变作了加班。

“未能沉浸”，既是《粗野派》的遗憾，也是我的遗憾。

The Empty Ambition of “The Brutalist”Brady Corbet’s epic takes on weighty themes, but fails to infuse its characters with the stuff of life.By Richard Brody, January 3, 2025，The New Yorker websiteMost filmmakers, like most people, have interesting things to say about what they’ve experienced and observed. But the definition of an epic is a subject that the author doesn’t know firsthand: it’s, in effect, a fantasy about reality, an inflation of the material world into the stuff of myth. As a result, it’s a severe test of an artist, demanding a rich foreground of imagination as well as a deep background of history and ideas. Brady Corbet’s “The Brutalist” is such a film—one that proclaims its ambition by the events and themes that it takes on, boldly and thunderously, from the start. It begins in 1947, with the efforts of three members of a Hungarian Jewish family, who’ve survived the Holocaust, to reunite in America and restart their lives. Corbet displays a sharp sense of the framework required for a monumental narrative: “The Brutalist,” which runs three hours and thirty-five minutes, is itself an imposing structure that fills the entire span allotted to it. Yet even with its exceptional length and its ample time frame (reaching from 1947 to 1960 and leaping ahead to 1980), it seems not unfinished but incomplete. With its clean lines and precise assembly, it’s nearly devoid of fundamental practicalities, and, so, remains an idea for a movie about ideas, an outline for a drama that’s still in search of its characters. (In order to discuss the film’s unusual conceits, I’ll be less chary than usual of spoilers.)The movie’s protagonist, László Tóth (Adrien Brody), a survivor of Buchenwald, first arriv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lone. Upon reaching a cousin, Attila (Alessandro Nivola), who had immigrated to Philadelphia years earlier, László learns that his wife, Erzsébet (Felicity Jones), is also alive, and is the de-facto guardian of his orphaned adolescent niece Zsófia (Raffey Cassidy). But the women, who endured Dachau, are stuck in a displaced-persons camp in Hungary, under Soviet dominion, and the bureaucratic obstacles to a family reunion are formidable. Before the war, László was a renowned architect; Attila, who has a small interior-design and furniture firm, puts him up and hires him. A commission from the son of a wealthy businessman to transform a musty study into a stately library gives László—who’d studied in the Bauhaus—a chance to display his modernist virtuosity. The businessman himself, Harrison Lee Van Buren (Guy Pearce), soon adopts László as something of an intellectual pet, housing him at the estate and commissioning from him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a massive project—combination library, theatre, meeting hall, and chapel—that László calls his “second chance.” Meanwhile, Harrison’s lawyer, Michael Hoffman (Peter Polycarpou), who is Jewish, lends a hand with the efforts to get Erzsébet and Zsófia into the country.That bare description covers only the first half of the film, which is divided by a fifteen-minute, built-in intermission. What’s clear from the start is that “The Brutalist” is made solely of the cinematic equivalent of luxury components—elements of high historical value and social import—starting with the Holocaust, American xenophobia, and the trials of creative genius. Corbet and Mona Fastvold, his partner and co-writer, quickly add some other materials of similar weight. The movie features drug addiction (László is dependent on heroin to treat the pain of an injury that he suffered when escaping from captivity), physical disability (Erzsébet uses a wheelchair because of famine-induced osteoporosis), and postwar trauma (Zsófia has been rendered mute by her sufferings). The arrogance of wealth is personified by Harrison, who lures and abandons László capriciously and cruelly—and worse, commits an act of sexual violence against László that wraps up in one attack the rich man’s antisemitism, moralism about drugs, resentment of the artist’s independence, and desire to assert power with impunity. Harrison’s assault, accompanied by choice words to László about “your people,” is consistent with a broader climate of hostility: long before the rape, the architect had experienced bursts of antisemitic animosity from Harrison’s boorish son and Attila’s Catholic wife. Indeed, the capper among “The Brutalist”’s hot-button subjects is Zionism, the lure of Israel as a homeland for the Tóth family, when, as Jews, they come to feel unwelcome in America.These themes don’t emerge in step with the action; rather, they seem to be set up backward. “The Brutalist” is a domino movie in which the last tile is placed first and everything that precedes it is arranged in order to make sure that it comes out right. In a way, it does, with an intense dénouement and an epilogue that’s as moving as it is vague—and as philosophically engaging as it is practically narrow and contrived.The result is a work of memorably dispensed invective and keenly targeted provocations. What Corbet films vigorously is conflict, and there’s some lively dialogue to match. The writing is at its best for Erzsébet, a character who demands greater attention than the movie gives her (and whom Jones brings to life with exceptional nuance). Erzsébet converted to Judaism, studied at Oxford, and worked as a journalist covering international affairs; she also loves László with a radical devotion, sympathizes deeply with his art, and puts herself at great physical and emotional risk to confront Harrison on his behalf. She’s a scholar and a wit, and László has a philosophical bent, yet Corbet avoids any dialogue between the married couple on subjects of regular personal or intellectual interest. For starters, she doesn’t talk politics and he doesn’t talk architecture, even if both subjects would be prominent in their lives and in the times. Major developments in their native Hungary—say, the country’s 1956 uprising—and civic life in America, from the Cold War and McCarthyism to Jim Crow and the civil-rights movement, go unremarked upon. So, too, do the buildings they see (either in Philadelphia or in their next stop, New York), and, for that matter, the books that they read, the movies they watch, the music they listen to, even the people they meet. Erzsébet and László are presented as brilliant and eloquent, and their brilliance emerges in plot-driving flashes, but they’re largely reduced to silence about the kinds of things that make people who they are. Survival of the concentration camps, too, is an ordeal affixed to the pair like an identifying sticker, devoid of any subjectivity and specificity, never to be discussed by them. Corbet’s characters have traits rather than minds, functions rather than lives; they’re assembled rather than perceived.The film’s impersonality reflects its arm’s-length conception. Its rigid thematic frame—an arid realm of thinly evoked abstractions—carries over into its composition. Though it’s ballyhooed that “The Brutalist” is shot on 35-mm. film, in the classic, cumbersome, and now largely obsolete VistaVision widescreen format, the matériel is detrimental to its aesthetic. There’s very little sense of texture, of presence, of touch: the only images of any vitality are wide shots of landscapes and large groups of people. As for the individuals, they’re defined, not embodied. “The Brutalist” is a screenplay movie, in which stick figures held by marionette strings go through the motions of the situations and spout the lines that Corbet assigns to them—and are given a moment-to-moment simulacrum of human substance by a formidable cast of actors.To sustain that illusion, Corbet also sticks with a conventional, unquestioned naturalism, a straightforward narrative continuity that proceeds as if on tracks and allows for none of the seeming digressions and spontaneity that would make its characters feel real. (In contrast, in “Nickel Boys,” RaMell Ross’s drama of Black teens in a brutal, segregated reform school in the nineteen-sixties, the main characters talk and think freely, whether about books or politics or their immediate experiences; Ross’s script shows his curiosity about their inner lives, and their own curiosity about the world around them.) Corbet’s awkward forcing of his characters into his conceptual framework leads to absurdities and vulgarities—not least in the depiction of László’s first and only Black acquaintance, a laborer named Gordon (Isaach De Bankolé), as a heroin addict. (Their trip to a jazz club, with frenzied visual distortions and parodically discordant music, suggests an utter indifference to the art and its cultural milieu.)Because of the backward construction of “The Brutalist,” what’s of greatest interest is its very ending, which involves an account of László’s eventually reinvigorated career. There, for the first time, the film links his stark, sharp-lined architecture to the coldly industrialized cruelty of the Holocaust. Even as this revelation casts a retrospective light on many of the movie’s plot points (such as László’s obsession with the details of his design for Harrison’s grand project), it merely gets tossed out, even tossed off. The ambiguities that result are fascinating and provocative, though Corbet never quite thinks them through: If László is creating, in effect, architectural poetry after Auschwitz, does this poetry redeem the cruelty and brutality of the concentration camps or reproduce it? Are his designs intended to be commemorative or sardonic, redemptive or oppressive? Is he likening his domineering, plutocratic patrons to his Nazi oppressors? Is “The Brutalist,” with its impersonality and its will to monumentality, meant to be of a piece with László’s architecture? If so, why is the film’s aesthetic so conventional? And if the artist’s ideas are the point, why does Corbet skim so lightly over them?♦

电影开篇一个摇摇晃晃的长镜头跟随男主拉斯洛一路从匈牙利的集中营来到昏暗的船舱，最终循着光源来到甲板，阴沉沉的天空下自由女神像大头冲下着进入镜头。

这一个镜头即预示这拉斯洛的命运迎来转折，在上半部电影中他将迎来新的生活，同时阴天和颠倒的女神像又暗示这个下半部电影中拉斯洛最终被资本强暴和压制的命运，即所谓美国梦的破灭。

有经验的观众看得出这同时也致敬和反写了《海上钢琴师》的开头。

镜头伴随的无调性配乐，建筑工地的敲击声、有轮船的汽笛声，还有抒情的钢琴声。

工业发出的声音和钢琴的抒情代表着极惧张力的人物命运。

同时也是构成这个故事的重要的元素。

因此这一个镜头可以看作整部电影的观看指南。

暗示电影的结构ABCD到DCBA。

电影分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ABCD，是包豪斯与滨州钢铁的结合。

表现拉斯洛的主观能动性，失业重启，被资本青睐，营救妻女。

下半场DCBA，从老婆和侄女的到来能动性就转移到了妻子手里，最明显的提示是，上半部开始是他找妓女为他服务，下半部是老婆帮他。

他被资本强暴、美国梦破灭，是老婆帮他出头。

关于中场休息。

现在网上的版本是休息一分钟，而影院版是十五分钟。

观众是真的可以走出影厅，上厕所、抽烟的。

如果你是在影院观看，当你休息完了之后回到影厅，你会发现影片的画面风格变得和上半部不一样了。

上半部正好结束在他的建筑被迫停工的时刻，一停就是六年。

因此中场休息这十五分钟正好增添了六年的时光流逝感。

影片还有难能可贵的一点是，明确的反政治正确的叙事。

这在当下的好莱坞是珍贵的少数派声音。

影片上半部的唯一反派是他表弟的老婆，他污蔑拉斯洛调戏自己。

这是对me to的反思。

下半部强暴拉斯洛的哈里森是男同，导演是在说不论性别，只要阶级足够悬殊，下位者就会成为被剥削的对象。

从犹太人的视角从新审视美国梦，这个话题今天是有争议的。

我个人也持保留意见。

但影片在这个老的视角之下却给出了新的态度。

那就一个不在接受和解的解决态度。

回看前几年的奥斯卡获奖影片，《过往人生》在说回不去、忘不了。

《米纳里》和《瞬息全宇宙》在呼吁移民与美国的和解。

而《粗野派》的最后拉斯洛没有这么温情，他选择了放弃美国，逃离美国。

这样的表达正好映射出当下美国移民的生存状态。

我们看到，洛斯洛的表弟放弃了犹太教，加入了新教，这表示新教文化对其他族群的压制。

此外还有哈里森对拉斯洛口音的嘲笑，甚至最后身体上的剥削。

这些最终导致了犹太人群体的美国梦破灭。

犹太人从东欧逃亡到美国，如果美国梦也不存在，那么他还能去哪里？

答案就是锡安主义的精神家园以色列。

拉斯洛到了美国第一次从操旧业打造了一把包豪斯风格的梯子的时候，背景音的广播就是以色列建国的新闻。

因此影片里的建筑落成也可以看成是以色列建国的过程。

也因此结尾处，拉斯洛通过他侄孙女的嘴，说出了他建筑的真正表意，那是二战前后犹太人的苦难纪念碑，也是战后资本压迫下的他自己的祭坛。

这即是白人内部的身份政治。

影片在影像上面的设计可以说和影片主题相辅相成。

导演严格的执行者上下两个方位的视觉母体。

你会发现，影片开头拉斯洛走出船舱时，是由下至上的运动方向。

当他的建筑被迫停工时，他在山坡上往下走是一路下坡。

影片上半段，你会发现拉斯洛每次和哈里森见面，他都站在高处，屋顶、煤堆，这表示他在智识上对于哈里森的优势地位。

而后半段在意大利的采石场哈里森却压到了拉斯洛的身上。

在纵向空间上导演也进行了精妙的设计，你会看到当拉斯洛顺风顺水时，他的背景总是一个通透的空间 ，如房间的走廊，代表加州钢铁森林的龙门吊。

而当他遇到困境时他的背景就变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平面。

电影的结尾处理的也是非常的漂亮，对于这类天才故事，最后的高潮部分，一定是天才排除万难，战胜一切阻碍，完成作品，得到世人的欢呼。

而影片却是用了反高潮的手法，观众第一次看到建筑的内部就是跟着几根昏暗的手电棒去寻找自杀的哈里森，观众看到的是巨大的、压抑的、甚至阴森恐怖的建筑的内部，而发战争财的哈里森此刻已经倒在大理石的旁边，成为了教堂的第一个祭品。

我看到很多国外的影评拿《狂野派》来对比《美国往事》，称其是另一部美国的史诗级作品。

这点我也同意。

只是与美国往事相比，《狂野派》明显是概念现行，故事略显刻意，一味的追求多义性，反而损失了情绪的连贯，甚至有时语意不明。

但如今再想像美国往事那么拍电影显然也是不可能的了。

影片里拉斯洛与哈里森有一段对话，拉斯洛的大概意思是说：一切国家、政权消散之后，我的建筑依然屹立不倒。

而影片的结局也印证了拉斯洛的说法，哈里森倒在了大理石祭坛上，而拉斯洛最终向世人揭示了那栋建筑真正的意义。

那就是他与妻子呆过的两座集中营的投射。

最后我来聊聊粗野主义与包豪斯。

我看到有些学建筑的博主批评，电影歪曲篡改了粗野主义的真正含义。

如果对比教科书上的内容，电影的解读确实不是正确答案。

但大家要知道，艺术本来也是诠释出来的。

包豪斯风格全胜在魏玛共和时期，有些建筑师用包豪斯的风格建造集中营。

拉斯洛恰恰毕业于包豪斯，从这个角度看拉斯洛的作品是向世人展示了这种风格背阴面。

而粗野主义是二战后东欧左翼思潮的产物，灵感来自苏联的筒子楼。

它追求公平，实用。

背后的思想根基是集体主义的，时代背景是二战后婴儿潮的出现，住宅大量短缺。

同时也是当时钢铁工业的技术进步为这种风格提供了技术支持。

这样看的话拉斯洛的建筑，一开始就是一个社区中心，这正是粗野主义喜欢的那类建筑。

只不过导演让拉斯洛在这件作品中夹带了私货。

相当于是带有左翼倾向的拉斯洛对于保守主义的美国资本的一种公然对抗。

影评中一个段落：天才建筑师他从小被他家里人与母亲一起赶出来，他母亲抚养他长大。

他现在变得很有钱，家里的人又来找他寻亲，希望他给一笔钱转生活，他说给他们25,000美元，问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说改善生活之类的，最后听他们说完之后他没有在支票上签字，看着他的家人在不停的哀嚎，只给了500美元，他们说这就是你们应得的。

天才建筑师大柱子是从犹太集中营里出来的，在美国让表弟的冤枉，终于有机会给富人建了个图书馆，由于太超前不被认可，被赶跑了。

过了几年之后，这个图书馆得到了大众的认可，富人又找到了他。

粗野派的建筑风格流传下来，天才建筑师也出名了。

一天这个天才建筑师被这个富人强奸了（男对男），这个富人欣赏他的才华，但是从来没有看得起他。

之前觉得难评是因为没想清楚，重来。

想来想去，实在无法为它开脱，虽然有同行题材加成，而且看得出主创看了不少建筑师传记。

有些细节虽然浅 但看起来也像那么回事，比如层高之争吧，但还是失望居多。

比如把一个除了屋顶的十字以外没有任何开窗的活棺材，非说成是有图书馆的市民中心？

hello？

市民都是傻逼吗？

您自己刚拍的，连个住宅里的书房 最重要的都是对窗的理解，而整个镇的图书馆 就完全没窗了？

30分钟前的戏，您剪着剪着自己就忘了？

虽然一案多用不算什么，但一个集中营纪念碑的方案， 能当成市民中心用？

导演，那些建筑师传记你真的看了吗？

不要瞧不起一个行业，忽悠观众可以，不要太low。

比如这情节是不是过于狗血了？

有钱坏逼明明有那么多坏法，就非得是肉体上的坏？

是不是就为了点视觉冲击力（其实遮遮掩掩的也根本没有）而偷的懒？

可能也不是偷懒，看得出导演主创还是很信奉性影响力这一套的。

毕竟相关的暗示贯彻全片，从最开始磨磨唧唧的BJ到中间莫名其妙的QJ到最后唯一的一次彻底释放，大概导演一直觉得这是个大事儿，要说清楚。

可能是我不够成功，不太能理解这个：怎么把生殖器官强行的插到别人身体里边，就代表了别人是below你了，服了你了？

如果这曾经是主流价值观的话（大概从来也没有吧），至少都得是150年前了吧？

可能都不止哦，《十日谈》都出了600年了，这都什么年月了还信这一套？

还比如，主角最终的灵魂问题，就是...“they don't want us…”seriously？

就这？

哪个一代移民没有这种问题啊？

您比普通人值得拍的点到底在哪里啊？

为何别人非得要want you呢啊？

就算是去北上广，你不也得努力让自己留下来吗？

北京人为何要want you啊亲？

这价值上的未免也太低了？

拔高的水平也太差了？

还有选角，唉 选角尤其是女角我不理解，这个侄女有什么好力捧的？

不理解。

勉强算女一的他太太还不错但也仅仅是不错，况且连个结局的交代都没有？

不理解。

最后，主角这是不又是对建筑师的刻板偏见？

就非得是神经兮兮的？

瘦的？

像钢琴家的？

就不能是有加班肥的？

就不能是慈祥的 德高望重的？

最后这段勉强算是私货，其他都是光明正大的真心话。

漫无目的的流水账，每个镜头都在疯狂暗示导演的野心：闪开，我要装X。

可惜没那个实力。

所以能把这个导演选为奥斯卡最佳导演的，说明美利坚在装X这块还是一块很有市场的沃土。

学术界发论文都需要投稿-审稿-修改的漫长流程，就是为了避免一些人把自我高潮的垃圾喂给读者们看。

电影界就不一样了，你只要有自信你就可以拍，拍完就可以把垃圾扔给观众们看，然后有些及其自恋的导演，可以把垃圾拍三个小时，他浪费观众的时间看这些痛苦的玩意，毫不内疚，好没有公德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