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语课

几乎年年都有关于二战，关于犹太人悲惨遭遇的电影，今年是这一部——《波斯语课》。

这部电影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以沉重的笔触来书写惨痛的历史，尽管影片也有屠杀、横尸遍野、焚尸炉黑烟滚滚的场面，但这些全是背景，它的主线故事其实颇为传奇，完全可以视为一部紧张的悬疑片。

在这样一部偏类型化的电影中，我的眼光一再从主线移开，关注到两个人物身上。

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这部电影在诉说传奇之外，最想表达的内容。

01影片《波斯语课》讲述了一个传奇故事。

二战期间，一个冒充波斯人的犹太小伙儿被德国军官看中，教自己波斯语。

小伙儿对波斯语一窍不通，于是急中生智，自编了一套不存在的语言。

影片由这里开始，展开悬念，让观众始终揪心于小伙儿能否瞒天过海，自我拯救。

毫无疑问，这是一部一听开头就想看下去的电影。

过程也完全如你所愿，该有的悬念一个不少，包括：如何确保谎言不被拆穿？

露了马脚后怎么补救？

碰到了真的波斯人怎么办？

但说实话，整部影片并没有给我太多惊喜。

只能说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比起主线和主角来，反倒是另外两个角色给我留下极深印象。

他们是纳粹士兵马克斯和上尉科赫。

为什么？

因为这两个人提供了一种区别于主角的“内部视角”。

如果从主角看整个故事，其实相当单纯，它讲述了一个受难者如何利用智慧，冲破集中营的牢笼。

而马克斯和科赫是纳粹体制的一部分，由他们的视角，我们得以进入到体制内部，看这套体制是如何自发地腐朽乃至崩塌的。

前者呈现的是外力制造的奇迹，而后者揭示的是一种内在的缺陷和注定的毁灭。

两相比较之下，显然后者更值得一说。

02我们先来说纳粹士兵马克斯。

在马克斯身上，我们见证了一个极力为纳粹卖命的士兵最终幻灭的全过程。

这种幻灭是在“目睹”与“亲历”两个维度上交错完成的。

首先，他目睹了什么？

他目睹了女友艾尔莎的遭遇。

这事儿说来有点荒唐，因为在这个遭遇背后，实际暗含着一出宫斗剧。

很难想象，在一个纳粹题材的电影里，竟然还有宫斗的戏码。

但这正是《波斯语课》的一个特别之处，它不仅给我们看纳粹与犹太人的冲突，更深入到纳粹权力内部，看他们互相倾轧。

这出宫斗剧，一点也不复杂。

无非是一个女人想要赢回自己失去的东西。

艾尔莎曾是上校的情人，被上校玩弄感情，一甩了之；她本来有份清闲的工作——上尉的文案助理，不想主角的到来，让她丢了工作。

面对情场职场双失意，她开始了自己的复仇计划，一面在军中散播上校的丑闻，让他颜面扫地；一面制造“主角是上尉男宠”的谣言，企图赢回工作。

但最终结果却是，上校与上尉两人达成默契，一纸军令把艾尔莎调往前线，轻松解决了各自的名誉危机。

艾尔莎的遭遇让我们看到，失控的权力是何等傲慢。

它今天可以把枪口对准异族，明天就能对准同胞。

因为没人能够阻挡和违背它的意志。

而马克斯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女友离开，并对此感到无能为力。

更大的打击，来自马克斯亲历的事情。

如果回看整部电影，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从始至终只有马克斯一个人坚信主角是伪装的波斯人，而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可那又怎样呢？

他只是一个底层小兵，尽管他一直尽职尽责，忠诚于组织，但无奈这个组织早已腐朽，只迷恋权威，不在乎真相。

于是我们看到，当马克斯跑到上尉面前，说出自己的疑惑时，上尉轻蔑地问道：“你是觉得，你比我更聪明吗？

”而当影片进入尾声，所有人都忙于撤退，只有马克斯还揪着主角不放，找上校举报时，上校也只是冷冷地看着他，说了句：“你是谁呀？

”那一幕极具讽刺意味，特别是联想到马克斯曾因为找了上校的情人做女友而获得一丝卑微的快感，仿佛借此共享了某种权力，但此刻，一切被无情戳穿，原来在假象的“情敌”眼中，他什么也不是，就像从来没有存在过。

此后镜头跟随他走出上校的办公室，只见他茫然地踱着步，呆呆地坐在长椅上，看着眼前仿佛陌生的操场和营房。

那个镜头足足停留了20秒之久，以一种关怀“主角”的眼神，注视着这个“反派”的失落。

它在明确地表达一种幻灭，即：一颗忠实的螺丝钉，终于意识到自己效力的这台机器，早已锈迹斑斑，败絮其中。

03说完马克斯，我们来说上尉科赫。

与马克斯“体制急先锋”的形象不同，科赫从一开始对于纳粹就没有很高的热情。

用他自己的话说，之所以加入纳粹，只是因为看见街上两个穿着军装的人正自在地抽烟，一时冲动，就加入了他们。

这不是笑谈，而是一种真实的心态。

它其实在诉说一种“下意识地盲从”。

科赫加入纳粹后，升至上尉，主要负责军队的饮食。

他从未直接参与杀人，他也因此心安理得。

但其实他只是把良知狠狠压抑在内心的某个角落，如此才能在集中营的险恶环境中，继续毫无愧疚地生存。

直到他遇到主角，一个伪装成波斯人、化名为雷扎的年轻人。

他的内心起了变化。

这种变化同样发生于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关于身份。

在与雷扎学习“波斯语”的过程中，科赫渐渐对他产生信任，进而敞开心扉，直到最后，两人结成一种特殊的“朋友”关系。

这种转变首先就体现在称谓上，一开始，在科赫面前，雷扎总是以“上尉先生”相称，后来两人日渐熟识，科赫则直接要求“叫我克劳斯（科赫的名字）就行。

”同样，科赫对雷扎的称呼，也经历了从“波斯人”到“雷扎”的转变。

而隐藏在称呼改变背后的，其实是身份的转变，即从“波斯人”、“上尉”这些带有明显族群差异、等级分别的称呼，转变为“克劳斯”与“雷扎”这两个人之间的认同。

也只有把人从“抽象的标签”之中解放，重新指认为一个“具体的人”，才有彼此共情和交往的可能。

第二个层面，关于语言。

如果我们把科赫对雷扎的拯救视为一种“人性的回归”的话，那么“语言”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什么是语言？

它不仅意味着一堆单词，一套语法，或一种表达的工具，它更是一个新次元，或者说是一把打开新世界并重启人生的钥匙。

科赫之所以学习“波斯语”，实际就寄托着他的一个梦想：他想要去德黑兰与哥哥重聚，然后在那里开一家饭馆，过太平日子。

于是当他的“波斯语”日渐长进，距离那个梦想越来越近时，他远离战争、重归和平的那种盼望，也就越发强烈。

还记得他学会“波斯语”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吗？

是的，他写了一首诗。

那首诗是这样的：风把云送向东方。

那里处处是渴望和平的灵魂。

我知道，我会幸福。

在云飘向的地方。

这哪里是一个纳粹军官在集中营里写的诗，这分明是一个已经身在德黑兰，与哥哥沐浴在和平阳光下的小老板，在饭店打烊后的餐桌上写下的诗句。

《波斯语课》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科赫的转变。

他原本是一个情感冷漠的工具人，埋头于工作，无视于“平庸之恶”。

他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我只是一个厨师。

”“我不是杀人犯。

”而雷扎反问他的话，掷地有声：“你不是杀人犯吗？

对，你只负责让杀人犯们吃好喝好而已。

”最终，当科赫因为雷扎、因为语言，而重新意识到沟通、理解之美好时，他压抑已久的人性渐渐回归。

于是他违背了纳粹的军令，救出了即将赴死的雷扎。

从这一角度讲，马克斯和科赫就像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前者由“自我的幻灭”体认了纳粹体制的腐朽，后者由“人性的回归”背叛了纳粹反人类的意志，两者以完全相反的途径，实现了同样的觉醒。

而且，也只有这两者同时完成时，雷扎的逃亡才可能最终实现。

04说完了让我感触最深的部分，聊两句缺点。

在我看来，《波斯语课》和所有“传奇类”影片一样，都容易犯同样的毛病，就是过于依赖“巧合”。

为何如此？

因为所谓传奇就是一件原本不可能发生的事，却意外地发生了。

而电影要让这种“不可能”成为“可能”，就必须在剧本层面将其合理化。

但可想而知，这一过程何其艰难，于是“巧合”就成了一种偷懒的捷径。

更何况，巧合越多，还越彰显了传奇的“不可复制”。

可是，电影不能这么搞。

巧合在塑造传奇的同时，也在消解故事本身。

具体到《波斯语课》，想想也能知道，这是一件多不可能的事情。

一个犹太人冒充波斯人，教授波斯语，长达一年的时间不被人识破。

你可能会说，这个电影不是改编自真实事件吗？

注意，影片的用词是“灵感来源于真实事件”，也就是说，有没有这个完全对应的真实事件，或者多大程度来自真实事件，是不确定的（至少我查阅的资料里，没有找到这个事件的原型）。

那么电影在改编时，就必须为这个离奇的故事，建立足够的合理性。

可是《波斯语课》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够。

比如片中只交代了背单词的情节，基于常识我们都知道，只是背单词距离掌握一门语言还差很多，但影片对此只字未提。

再举个更明显的例子，导演知道，要拍这个电影有个情节绕不过去，就是必须要让真的波斯人出现，构成危机，但影片对此的解决却非常草率，直接安排了一个功能性角色，帮主角解除了危机。

还有就是，导演为了给剧本加保险，还特意在树林里安排了一个破败的教堂，并且让一个打扮成法军的老人出现在那里（暗示是上帝降临），以此来给整个故事加上“神迹”的光环。

这实际正暴露了导演对于故事本身的合理性缺乏信心。

当然我知道，很多人并不会在意这些瑕疵，依然会喜欢这部电影。

因为我们都期待传奇。

因为传奇寄托着我们对残酷世界的美好想象。

它不需要完美，只需提供足量的慰藉。

更何况《波斯语课》的传奇，如果我们换一种更抽象的讲法，其实是这样的。

犹太人雷扎把2840位遇难同胞的名字编成了一种语言，教给了纳粹军官科赫。

从此这段历史，这种语言，世界上至少会有两个人永远铭记。

那两个人不是雷扎和科赫，他们有更响亮的名字，叫作：受害者与施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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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有种奇妙的感受，总觉得有些东西，是没有时空限制的，是息息相通的，所谓正义，良心，人性。

1987年，韩国律师宋佑硕因策划及参与悼念釜山事件伤亡人士的追悼会，聚众集会被逮捕，在公诉庭审上，由于为宋佑硕申请辩护的律师过多，为了明确辩护人到场情况，庭判长不得不对照一份长长的名单开始点名，随着一个一个名字的喊出，现场的辩护人一个接着一个起立，大声回应“到”。

当天，全釜山市142名律师中，有99名律师到场，请求为宋佑硕辩护。

《辩护人》电影截图这是2013年韩国电影《辩护人》的最后一场戏，宋佑硕因为长年为民主辩护，当自己身陷困境，有99名同行愿意站出来，为他请命，我愿以我的名字为你辩护。

1968年，美国学生运动盛行，他们呼喊着人权，反抗美国政府积极参与越南战争。

时年，艾比·霍夫曼、杰里·鲁宾、汤姆·海登和鲍勃·席勒等七君子，因其学运组织者的身份被抓捕，他们被指控煽动暴乱罪，于是一段长达五个月的审判开始进行，荒诞又混乱，最后的一场审判之上，庭判长示意一名被告陈词，并忠告其简短、尊重法庭且不带任何政治内容。

此后，被告代表汤姆·海登开始发言，他说，从这场审判开始五个月以来，有4752名美国军人在越南丧生，接着，他开始一个接着一个的读这些人的名字。

《芝加哥七君子审判》电影截图这是2020年美国电影《芝加哥七君子审判》的最后一场戏，汤姆·海登的发言引发了庭审极大的骚乱，庭判长则急得不可开交，他不希望4752名丧生军人的名字被记录在案。

而庭下的人们则纷纷起立鼓掌，为被告们的勇气和胆识，那些成为战争牺牲品的名字，总该有人为他们作书立传。

1945年，德国战败，一名常年被收押在集中营的犹太人Gilles被解救出来，俄国人问有多少像他这样的人被关押在集中营里，他回答大概有两三万，由于记录在案的所有资料都被纳粹焚烧，俄国人继续问他是否还记得那些犹太人的名字，Gilles回答：我记得2840个人的名字，接着开始一个接着一个念了出来。

这是2020年的德国电影《波斯语课》的最后一场戏，劫后余生的Gilles不假思索的说出来一大串命运共同体的同胞名字，因为恰恰是他们的名字，让他活了下来。

《波斯语》电影海报长久以来，关于二战的电影已经诞生了无数佳作，当我们以为很难再有新意时，《波斯语课》却再一次将人们击中，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呢？

他没有浩大的场面，没有关于二战的任何直接描写，他仅仅只是讲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如同《冒牌上尉》、《穿条纹睡衣的小男孩》、《地雷区》等电影一样，给人以震撼的力量。

1942年，犹太人Gilles在将被枪杀之际，因谎称自己是一名波斯人而被留下，随后他成为了一名纳粹军官Klaus Koch的波斯语“老师”，对波斯语一窍不通的Gilles不得不凭空编撰出一门波斯语去应付，以免遭杀身之祸。

Gilles需要每天教Klaus Koch四个波斯语单词，并且牢牢记住。

此后近三年的时间，Gilles一共教给了Klaus Koch的波斯语单词共2840个。

是的，这2840个单词，来源便是同Gilles一样被关押在集中营的犹太人同胞的名字。

在集中营收押期间，Gilles除了教Klaus Koch波斯语，同时帮助他记录犹太人“犯人”的名录，由于生编出一门语言实在难度太高，Gilles便以一个个犹太人的名字作为词根，以便自己更好的记住和更好的传授给Klaus Koch。

在电影中，Klaus Koch是一名为纳粹士兵掌管伙食的中尉级别军官，在Gilles取得他信任之后，Klaus Koch慢慢愿意袒露真心，他并不迷恋战争，加入纳粹也并非出于信仰，不过就是那么发生了，Klaus Koch有一个哥哥，哥哥在他加入纳粹之后便失去了联系，转辗去了伊朗的德黑兰居住。

Klaus Koch的梦想便是，战后去德黑兰与哥哥相聚，他想象着自己学好波斯语，在德黑兰开一间餐厅，战争前，Klaus Koch曾是一名餐厅主厨。

Klaus Koch是一名典型的“平庸的帮凶者”，他从不开枪杀人，内心向往和平，在片中，他甚至多次对Gilles出手相救，但本质上他并没有什么不同，和其他纳粹分子一样，骨子里认为自己高人一等，认为犹太人是“猪狗”，是无名之辈，对他们的死活漠不关心。

电影中有一段颇有意味，Gilles将自己的生还名额送与其他人，自己则与一群犹太人要被枪决，去往枪决的路上，Klaus Koch赶去救了他。

Klaus Koch质问Gilles：一个意大利的哑巴青年，你要为他牺牲自己吗？

为了他你愿意和这些无名之辈一起去死吗？

Gilles回答：因为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才成为了无名之辈。

在片子里，Klaus Koch用“波斯语”创作过一首诗，诗里面这样写着：风把云送向东边，在那里，处处是渴望和平的的灵魂，我知道，我会幸福，随着云，飘向的地方。

而讽刺的是，“平庸的帮凶”的这首渴望和平的诗，却正是那些被残忍迫害、杀害的无辜犹太人的名字而组成。

电影《波斯语课》太奇妙了，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故事确实改编自真实历史，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在那个恐怖如斯人性沦丧的战争年代，一名普通的犹太人，化用2840名同胞的名字，创造了一门“波斯语”，最终生还了下来。

在这个故事里，这部电影里，充满了值得细细咂摸的段落，电影也如同一个小切口，再一次让我们回望了那个残酷战争年头，纳粹集体人性的恶，和极端之下人性的善。

毫无疑问，《波斯语课》的题眼是“名字”，名字是每个人独特的标记，是存在的象征，每一个由单词或笔划组成的名字，帮助我们区分你我，名字的背后，是一个一个鲜活的生命，各有喜怒哀乐，各有人生际遇。

名字可以是一种正义，就像电影《辩护人》中，那99名为起身站立高声呼唤的辩护人；名字可以是一种良心，就像电影《芝加哥七君子审判》中，那4752名军人的名字被念出来所激荡出的反应；名字可以是一种人性，就像《波斯语课》中，2840名犹太人同胞的名字组成了一门新语言。

那些斗争过、亲历过、陨落过的名字没有被忘记，历史就不会被忘记。

题图：《波斯语课》剧照你还可以：你可能突然成为纳粹你可能突然变成魔鬼你可能突然变得凶残如果你喜欢本文，请点赞赞赏转发到朋友圈，你的鼓励是我的动力，你的沉默会让我也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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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圣经·创世纪》1:3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圣经·约翰福音》1:1《波斯语课》（Persischstunden, 2020）是一部以语言为核心、用反对工具理性与秩序的方式去反思大屠杀以及纪念死难犹太人的电影，其主题直指西方哲学中的语言与理性、秩序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一部在主题上挖掘得十分深刻的片子，并且在当代也有启示意义。

《波斯语课》讲的是二战时期在集中营的犹太人吉列斯为了活下去自己创造了一门语言来欺骗想学波斯语的纳粹军官柯赫的故事。

吉列斯是生活在比利时的犹太人，父亲本是个拉比，但在二战中他和其他犹太人被德军逮捕并运往法国。

在去往法国的车上，吉列斯偶然间得到了一本波斯语书，并且知道了书主人的名字Raze以及波斯语的bawbaw是父亲的意思。

到了法国之后，德军处决了这批犹太人，但吉列斯因为电光火石般的灵感，拿着这本波斯语书说自己不是犹太人而是波斯人而活了下来，被送到当地的纳粹长官科赫，教他波斯语。

尽管吉列斯会的波斯语只限那个bawbaw，但为了活下去，他在帮科赫抄写犹太人名录以及在不教课时在集中营干活儿的时候，记住了很多犹太人的名字，然后通过名字与每个犹太人精神气质之间的联系把名字改编成所谓的“波斯语单词”教给科赫，这样在科赫问他的时候他也不至于记错。

就这样，在他所在的集中营解放时，他记下来了两千八百四十个犹太人名字，而科赫却在逃亡伊朗之后因为讲了一口塑料波斯语而引起海关关员的怀疑最终被捕，而那两千八百四十个犹太人却在吉列斯强烈的求生欲望和机缘巧合之下被后人记住并缅怀。

在这样一部看似荒谬但其实却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的电影从始至终其实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较量。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都是由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imilian Karl Emil Weber，1864-1920）提出的概念，所谓工具理性，是通过精确计算而找出最有效达至目的的理性，是一种工具崇拜和技术注意为生存目标的价值观。

而价值理性相信的则是一定行为的无条件的价值，强调的是动机的纯正和选择正确的手段去实现自己意欲达到的目的，而不管其结果如何。

而在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 1925-2017）看来，大屠杀是工具理性发展的巅峰。

大屠杀用科学手段和管理技巧屠杀犹太人和其他与纳粹在政治上意见不合的种族和团体昭示的是“人类记忆中耸人听闻的罪恶不是源自只需的涣散，相反源自完美无缺的秩序统治。

”所以，“大屠杀并非一群肆无忌惮、不受管束的乌合之众所为，而是由身披制服、循规蹈矩、唯命是从的人所为。

这些人一脱掉军装，就和我们所有的人没有什么两样。

他们有爱妻娇子，有得到他们帮助和安慰的患难朋友。

可是他们这些人一旦穿上制服，就用子弹和毒气杀害成千上万的人，包括他人的爱妻、他人的爱子爱女。？

— 《文化研究导论》Kindle版而《波斯语课》中所表现的正是这种屈从于工具理性的人性。

在纳粹军团内部，哪怕是那群军官们穿着军装时，他们也都表现出“人”的一面：他们对下属发火，在野餐时唱动听的歌曲，也在背后八卦上司八卦同事，悄悄摸摸地搞点小动作打点小报告，甚至在科赫与吉列斯独处时，科赫对吉列斯表现出一种同情与关爱——当他发现吉列斯想把他给他的食物带回去分给别人时，他让吉列斯在他办公室吃完他那份，然后让他揣两盒肉罐头回去。

这似乎都体现了兄友弟恭之爱。

然而，当这群私下里唱着歌、开着玩笑、打着小报告的纳粹面对成群的犹太人时，他们忽然就化身为杀人机器，在风景如画的树林里枪杀了和吉列斯一起从比利时来的犹太人。

而从这里我们也不难想象当他们控制着毒气室和毒气的情形。

除却纳粹一方对犹太人的集体屠杀，吉列斯在纳粹集中营里的工作也值得探讨。

在齐格蒙·鲍曼认为，纳粹大屠杀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受害人的合作。

这就是被害社区的首领们，执行了大屠杀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大部分准备工作。

他们将受害人归档，负责监管在进入毒气室之前，受害人维持姓名的生产和分配活动，看管被俘人员以至于维持法律和秩序没让德国人多费心思或者多费钱财。

他们为屠杀的每一步确定对象，保证屠杀过程顺畅入流，他们把物色好的对象运送到便于集结且造成最小混乱的地方，他们为这最好的旅程积敛资金。

……这里见出现代权利可怕的一面，因为大屠杀过程中受害人的合作，正表现为驾驭着现代社会的权力的“正常”运转。

——— 《文化研究导论》Kindle版 如果把大屠杀看成是一套组织完美的系统的话，那么吉列斯既在这个系统之中，也是这个完美运转系统的一个变数。

在他不教科赫波斯语时，他就在科赫办公室为他抄写名录、或者在外面给即将被处死的犹太人制作并分发食物。

显然，他的免费劳动为纳粹的屠戮事业添砖加瓦，也让这个系统运转得更为顺畅。

这不仅是他的悲哀，更是理性之悲与人性之悲，但我们也应该同样看到，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价值理性代表的力量正在从工具理性之巅的恐怖中逐渐苏醒并最终以永恒纪念的方式战胜了它。

在替科赫抄写名录以及给外面犹太人分发食物时，吉列斯无意中发现记住编造单词的好方法——那就是根据犹太人的外貌特征来记住他们的名字，然后把名字改成所谓的“波斯语单词”去骗科赫。

也就是说，为了生存下来，或者说在强烈求生意志的驱动下，吉列斯自创了一门语言——这门语言的“能指”是对纳粹军官的欺骗，而“所指”则是每一个死在纳粹集中营里的犹太人。

而因为吉列斯不懂波斯语，他对科赫所说的一切都是以“词”（word）为核心的（科赫每天晚上躺在床上背的也是波斯语词，而不是句子，虽然他最后也可以说上几句话），而词语（word，也是希腊语所说的逻各斯）在西方文化中指的也是“支配世界万物的规律性或原理”，在基督教中，它指“天主的圣言，也是万物规律的源头。

”所以，逻各斯也指理性，而从这个角度来看，吉列斯为活下去而根据即将死去的或已经死去的犹太人的姓名而自创一门语言这个行为本身就是有意义的，不管纳粹军官多么冷血无情。

而当他最终获救逃出纳粹集中营、把他所记下的两千八百四十个名字告诉盟军时，他自创语言这个行为的意义和目的就已经转移到述说本身了——尽管那两千多个犹太人已经死去，但一旦他们的名字被吉列斯说出来即产生了意义，这就是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的胜利，就是人类对历史之殇的反思。

“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圣经·创世纪》如是说，体现了语言和创造世界之间密切的关系。

在《波斯语课》中，吉列斯通过创造语言而记住了消失的同胞，而大屠杀之后的人类则用语言的和艺术的手段去展示工具理性发展到登峰造极之时、人类对同胞以高科技为手段有组织有目的的屠戮——虽然用以警示当下与未来，但从价值理性的角度来看，这种手段本身就是目的所在。

当然，“通过某种手段去记住某些事情本身就是意义”这个论断不仅在《波斯语课》中表现出来——只不过《波斯语课》把语言与理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争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已——而是在很多和犹太人相关的作品中都有表现。

比如比它早一点上线的《名字之歌》（The Song of Names），表现的就是用音乐去记住那些名字本身这种行为的意义——它可以让一个前途无量的提琴手抛弃世俗的成功、朋友的关爱以及自己的信念。

同时，197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以在文本中描述被纳粹铲平了的华沙犹太社区的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也深谙此道，在他的诺贝尔文学奖演讲中，他提到：“也许这些话听起来有些奇怪，但它在我脑海中经常浮现，当所有的社会理论崩塌，战争和革命把人性丢弃在完全绝望之境，那个被柏拉图赶出理想国的诗人，也许会站起来拯救我们所有的人。

”而从这个角度来看，《波斯语课》这部电影的当代现实意义不仅局限于揭露纳粹暴行和纪念无辜死去的犹太民众，更重要的是提醒观众在资本与工具理性比上世纪40年代更为发达的今天，我们该如何看待体现价值理性的语言、文学与艺术。

语言，为受难者奠基最温柔的纪念。

“你说无名小卒只是因为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他们和你并没有区别。

”基尔在雪地里道出战争疯狂的本质。

他们走马观花地看向那块绵延数百米的纪念碑——那一般都是灰色或白色花岗岩打底，密密麻麻如同蚁群。

印刷体无人情，四季都冰凉。

印成铅字的死者仿佛身处冰冷的石棺中，无处为乡。

将姓名编纂成单词，组合成一门优美的语言，那可真是太温柔的纪念了。

“多么优美的语言啊，”克劳斯赞叹道，口中喃喃着姓名组成的音节。

音节字母没有任何意义，只是基尔，用他那双灵动朦胧的温柔大眼睛，像猫一般由表及里，给予死难者一个以他们为蓝本的含义，“疯狂”，“耐心”，“饥饿”，“生命”。

生命的重量倾注在言语中，便有庄重崇高之感。

这曲生命赞歌，却发生在阴郁恐怖之地，从未为人所知直至它弥留的最后一刻。

基尔也曾想让克劳斯明白这一点。

这个纳粹军官，业余厨子，不过被荣华富贵迷晕了头脑，在安逸中选择性无视自己所犯下的恶行，将杀戮和愤怒日常化，成为名利财富的裙下之臣。

有趣的是，这样冷酷的冲突发生在厨房里，发生在这个精明，傲娇，柔软的小波斯猫身上，他那潜藏的人性便初露端倪。

“我要在德黑兰开一家餐厅。

”克劳斯向基尔娓娓道来，他未曾言说的平凡梦想。

有一瞬间我真的以为他会与他一同走进那片森林，为自己的过失忏悔，从此改邪归正做个清醒善良的人。

但是，他有意无意显现出的疯狂和神经质却逼我直视战争的恐怖——无差别的暴力，歇斯底里，战争中每个人都为了狂热的欲望奔走，为此不惜代价。

克劳德有过动心的时候，比如给予他生的承诺，昏黄灯光下一双将落未落的手。

可那承诺是自私的，那是以满足自我欲望而沾满鲜血的手。

疯狂年代的自私之爱，不值得被怜惜。

他们都奔向了彼此的自由，也收获了应得的业果。

那两千四百八十个名字，是不朽的纪念，是难以磨灭的伤痕。

1、波斯語課（Persischstunden，2020）故事中令人驚奇的點在於創造力，而這種在創造力可以創生（電影開場的貨車上，旁人問及他父親的職業，他回答是一名教師，這一背景為他的語言創造力奠基）。

常人努力學習一門語言，需要的時間也大概是一兩年；托爾金懷著一腔熱忱，也能憑空創造小說魔戒中精靈語系統；故事中的主角明明是猶太人，卻托稱自己是波斯人，會波斯語，他透過形象性的聯想，把所有猶太同伴的名字掐頭去尾後與其人物形象連結（比如Roberto這個人看來飢腸轆轆，所以berto就意謂飢餓；Paolo這人特別年老，所以polo就意謂祖輩或長者），他在大量創造的（捏造的）波斯語彙上再分門別類，簡化文法，連綴成句，同時因此將身邊兩千多個人名牢記在心。

2、故事開始，在押送猶太人的貨車上，他把一塊麵包分給旁人，命運為他換來一本救命的書；電影尾端，他為囚寢中的室友帶來肉罐和麵包，受贈者則回報以性命。

這個故事在求存的這條生物性本能衝動線上，加上豐厚的人性內涵，所謂「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當可怕的時代過去後，人不至於淪為動物。

3、故事中曠野中出現的一個老人，有幾種意涵。

第一，他是法國軍人，說著法語。

二戰時法國先採取與德國合作的姑息方式來避禍，法國的態度從這名軍警頭髮凌亂、衣著半敞、身體歪躺的形象，還有談話內容中表露無疑，他說：「左邊是沼澤，右邊有地雷，你能去哪兒？

」第二，這一個老人一句簡單的話讓故事主人公冷靜了下來。

歷史上的成功者，背後往往有一個不知名的老人提點，如張良與黃石老人。

4、整部電影高潮在波斯裔的英國軍人來到又旋即死亡之夜（其身分類似日本殖民下被徵召從軍的台灣人）。

是夜，一路求生的猶太人意識到他的求存是用多少人命換來的，包括：片頭貨車上的囚犯，波斯人、義大利人，甚至那二千多個為他提供姓名以為詞彙而後全數滅絕的人。

所以那晚他到上尉的辦公室，重複做著能續命的抄寫工作時無精打采，甚至第一次感受到不同以往、不同於片頭的「害怕」，以及前所未有的「疲憊」，電影從開頭到此，他也從求生轉為求死。

而也正是那一晚在辦公室裡，上尉感嘆著一個波斯來的人離他如此之近，卻又如此遙遠，他遺憾自己沒有機會和波斯語老師（故事主人公）及剛到的波斯人三人把酒言歡，他惆悵且泛著淚光，說出了自己內心深藏的自卑、脆弱與渴望去德黑蘭的原因。

5、德國上尉和猶太人囚的關係逐步改變，尤為妙者，當軍官們聚餐時閒聊，提及目堵了故事主人公被送往刑場時，這時指揮官詢問上尉：「看來你單字量夠了吧！

」意即點出：「讓你學波斯語的那人沒有價值了，可以送去處死了吧！

」可是上尉隨即藉口離席，急著去營救猶太人，這裡足見二人關係已然倒置。

同時，這個情節也表現出、證明出軍官的人性之處，因為故事主人公對他而言已經超越了一名階下囚、一名教師、一個工具的層次，上尉視其為一位朋友。

或許有人懷疑，這樣一名該死的納粹，怎可能有人性可言？

其實有的，他小心翼翼的讓自己的雙手不沾血，連一度認為故事主人公欺騙他，他也是交代下屬去處理、去折磨、去虐待，不親自動手，讓自己儘可能置身事外。

他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內心底層還有一聲聲人性的呼喚，如他朗誦的一首小詩中表露的心理一樣。

他以這樣的作為去說服自己，合理化自己，為自己留存一點「我還算是一個人」的念頭，這也是他在辦公室裡警告故事主人公不准欺騙他之前，會先加上一句不害臊的話的原因，他說：「你可能已經發現，其實我是一個溫和的人。

」所以，當後來上尉營救出故事主人公時，故事主角不留情的揭露上尉給自己戴上的假面，上尉才會如此受到衝擊。

故事主人公指責：「你以為你沒有殺人，不是殺人犯？

可你卻養了一群殺人犯，讓他們吃好喝好，不是嗎？

難道你不知道自己無異於此嗎？

」6、電影沒有替德國軍官或德國立場申辯，可是也不斷然的指責或批判。

這名軍官之所以上爭而至上尉之職，背面也有一個飢貧的遠因（又以他辦公室中一整櫃的食物所表徵），側面也點出當時德國所以發動戰爭的背景。

不要忘了，這名軍官的哥哥拒絕與這個弟弟合流，遠赴德黑蘭避世，所以他在波斯語的學習中，寫了一首詩細敘衷曲，他說：wind schieben wolken nach osten,zu ort seele sehnen nach frieden,ich wissen,ich werden sein glücklich da,wo wolken jetzt gehen.風把雲朵往東方推送，在那裡，不安的靈魂將獲得安息。

我知道，我的幸福，在那雲朵飄向的地方。

這名德國軍官如同故事主人公一樣，同樣面對生物性和人性的抉擇問題，可惜他把求利、求存放在了求仁之先。

7、談一談德國上尉受騙的原因。

顯而易見的猶太身分為什麼會被認作是波斯人？

是因為上尉的自我中心。

當事實擺在眼前，他只有一句：「你覺得你比我聰明，看得比我清楚嗎？

」老子說「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又說「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當人只看得見自己所想看得見的，反而會成為最不明白事理的人；當人自以為是，總認為自己是對的，真理就在自己這一邊，反而將真理遮蔽了，將自己割裂出真理之外；好誇耀、張大自己的功勞，反而無法真正去呈現事情的成就，也看不見事情真正成就之所在；驕傲自滿的人不容易有長進，因他已經喪失了再前進的機會和空間了，如同一杯水倒滿了，就再也加不進水了。

8、電影中陷害故事主人公的女軍官最後被派到前線作戰，如此在命運中掙扎的處境，讓我想起詩經國風邶風擊鼓：擊鼓其鏜，踴躍用兵。

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后半程：这就是爱情吧这就是爱情吧这你也能磕不要乱磕不要乱磕orz去转移人群找小卷毛的时候按捺不住跑起来的脚步，给他吃自己的面包，让他直呼自己的名字，喝醉之后吐真心吐苦水，“你为什么在生我的气？

”，用只有两个人懂的语言诉说自己的童年…结局在关口一脸茫然充满了希望随后又破碎地说着假波斯语…令人不可置信的天真。

居然真的完全信任了呀。

军官也许有个波斯爱人，讲到我爱你的时候雀跃和温柔就像水一样在眼里流淌。

小卷说：“谁都可以爱。

”最后报名字的时候很触动人，2840个名字，兄弟、树、面包、爱、真相、疯狂，死亡。

每个人的姓名都化作世间万物铺洒在天地之间，所有受害者都会被世界记住。

热评的“平庸之恶”写得太好了！

用着暴力残忍换来的词语写诗歌颂自己的天真，即使看到了尺子挡住后探出头来的“波斯语”，他也从始至终没有看破谎言，究其原因是他根本不在乎那些名字吧，所以一眼都吝于给予。

1.故事原型非常有潜力！

可惜很多地方没处理好，虎头蛇尾了。

尤其电影刚开始，在高度紧张的生存压力下，教一名残暴的纳粹军官一门完全自己瞎编的语言，不仅瞎编，还要记住所有单词，简直是肾上腺素飙升！

可后来反而不那么紧张了。

2.有些情节我没理解。

纳粹军官去德黑兰的动机不太清楚，对其人物塑造不够丰满。

看到有人说是历史以及当时的政治背景以及，那线索也太隐蔽了。

3. 麦克斯是一条重要的故事线，引出来很多人物，可是有点勉强，与主线的联系太不紧密。

比如原本麦克斯是为了得到肉罐头，为什么后来莫名其妙的成为想要拆穿吉尔斯的人？

再比如意大利兄弟，在电影里的情节下完全不能理解吉尔斯就那样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愿意为之赴死。

其实麦克斯这边的线索也很有意思，这条线可能代表普通人在非正常环境下的“正常生活”。

如果刚开始因为发现“波斯人”而去邀功，按理说如果这不是事实，麦克斯应该为此负责很可能受到严厉的惩罚。

但是麦克斯却成为了“反派”，如果没有麦克斯女友的事情，也就是说不参杂私人感情，那就可以理解为麦克斯事实上是出于对“真相”甚至“真理”的追求，代表了特殊环境下的“正义”，这是很有趣的，像屠杀犹太人，南京大屠杀，文革等等，都进入到了一种非正常环境，个体的价值观很难不被影响，这应该是一种群体心理学。

可是电影里却和麦克斯的女友扯上了联系，这样如果是因为私人感情而去拆穿主角的话，麦克斯就代表纯粹的恶，这样就太二元化，不太高级了。

电影大概还想用麦克斯这条线来表现集中营里德国民众的正常、普通生活。

这也挺好的，只是如果都用麦克斯这个人物来表现的话就会引起混乱，至少这个故事原本可以更自洽的。

4. 如果结局的重点是一个个犹太人的名字，前边的铺垫就太不够了，只看到了抄写名单，以及吉尔斯给犹太人打饭的场景，造成的冲击完全不够，我感受不到那些名字的震撼。

5. 把编造一门语言和犹太人名字联系起来本来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

如果其他线索与人物的设计更自洽一些，关于名字的铺垫更巧妙一些，结局再改一下，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力！

完全可以冲到9分的，可惜了！

我们可能都听说过，一个人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往往会做出许多平时做不到的事情，比如在危险来临之时会爆发出强大的力量和惊人的体能等等，但这些都是人类生理机能方面的应激反应。

而《波斯语课》这部电影为我们展现的，却是一个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故事的主角在生命受到威胁之时所做出的反应，是创造出了一门语言。

《波斯语课》这部电影的一开始便是一场针对犹太人的屠杀，生死存亡之际，主角利用一本半路换来的波斯语书籍冒充波斯人逃过一劫，但也因此，他被一名集中营的纳粹党卫军后勤军官选中，负责教对方波斯语。

面对自己一无所知的语言，主角不得不凭空创造出一门“波斯语”，于是他开始用集中营中关押的犹太人的名字作为词根，创造出上千个所谓的波斯语单词。

最终，当纳粹德国彻底失败的时候，那名纳粹军官记住的并不是能让他逃命的波斯语单词，而是2840个犹太人的名字。

这些年来，反映二战时期犹太人苦难的电影其实不少，而且佳作也不断涌现，按理说，已经没有什么能够给人带来新意的东西了，但这部《波斯语课》却仍然让我感到意外。

一方面，是这部电影本身的故事过于传奇，尽管电影在开头便打出了“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字幕，但仍给人一种难以置信的感觉。

而另一方面，这部电影镜头所对准的群体有些“非主流”，十分值得玩味。

记住我们的名字如果要给这部电影找一个关键词，那么无疑便是“名字”这个词。

对我们来说，名字就是一个人存在的象征，在每一个由单词构成的名字背后，都是一个有着喜怒哀乐的鲜活的生命，即使有一天，这个人不在了，只要他的名字还被人记住，他曾经在这个世界存在过的证据就不会被抹杀。

在看完《波斯语课》这部电影后，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那就是这部电影的主角从头到尾也没有透露出他自己的真实姓名。

他在这部电影中所用的名字只是他所冒用的那个波斯人的名字，而他本人的真名实姓却始终没有机会讲出来，可以说他是个真正的“无名之辈”。

而在这部电影中，所谓的“无名之辈”却又并不是主角本人，而是那些上千个跟他一样被关在集中营中的犹太人，他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每天沉默地从事着沉重的体力劳动，然后又默默地在纳粹的枪口下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他们是谁？

他们叫什么？

他们从哪里来又最终埋尸何处？

没人知道。

影片中有一个镜头让我印象深刻，那就是在集中营第一次清空后，外出躲避的主角再次回来，在空地上，他捡起一个布娃娃，很显然，这是一个犹太孩子被带走消灭时丢下的，娃娃上面还缝着的一个带“AVIVA”名字的布条。

主角撕下了这张布条，等他回到曾经住满了人如今却是空荡荡的集中营宿舍后，他给这个名字赋予了“波斯语”的意义：生命。

而紧接着出现的画面，便是一辆辆载满犹太人尸体的板车，它们驶向焚尸炉，将这些失去生命的名字彻底抹除。

这才是整部影片最传奇也最让人动容的关键：一个活下来的“无名之辈”记住了2840个曾经活过的“无名之辈”，只要他再次念出那些名字，那些人就不会消失。

而记住这些名字的，还有一个人。

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这句话用到这部电影里，可以说是再恰当不过了。

以往我们在谈论在战争中犯下恐怖罪行的人时，谈到的都是那些发动战争和策划阴谋的头目角色；而在以往的相关电影中，担任反派的也往往是那些穷凶极恶丧心病狂的纳粹军官。

但我们却往往在这种时候忽略了那些看似平庸，实则是罪恶帮凶的人，比如集中营的看守、运送犹太人的司机、负责按下毒气室开关的士兵等等，他们似乎都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只是一台巨大机器上的螺丝钉，并没有那么罪大恶极。

但并不是这样的，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罪恶的帮凶。

让我们再将视线转回这部电影，这部电影中最大的反派，是一个名叫科赫的纳粹党卫军上尉。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科赫的官职，在这个集中营里，他并不是掌握所有人生杀大权的集中营最高指挥官，而只是一名负责集中营后勤的军官，说通俗点，他就是一个管食堂的。

而就是在这个人物身上，才真正体现出了“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这句话的真正意思。

我们可以看到，科赫这个人跟以往我们印象中的纳粹军官有着很大的不同：他只是个负责后勤的，从来没有开枪杀过人；他向往自由和平的生活；他爱写诗，爱自己的家人，渴望战争早日结束去和自己远逃伊朗的兄弟一起开一家餐馆相依为命。

他似乎是个特别不一样的纳粹党卫军军官，但在本质上，他和所有那些残忍嗜杀的党卫军军官并没有区别，因为他根本就不在乎其他人种的生命，在他的眼里，除了他们“高贵”的雅利安人种，别的人种都是猪狗，其他人如何屠杀这些“猪狗”他根本就不关心，他关心的是如何给这些人提供精良的食物让他们能够更有劲儿的去杀戮。

而本片的主角对他来说，也不过就是一条可以拿来看家护院的狗而已。

在学习所谓的“波斯语”时，科赫不断地赞叹着这本语言真美，甚至还用他学到的这门优美的语言写了一首恬静的诗，但他不知道的是，这些被他称为优美的单词，实际上却是他所轻蔑和漠视的那些生命的名字；那些在他的窗外消失他却漠不关心的名字，却被他不断地记忆和背诵。

这是多么的讽刺啊。

Call me by our names在影片的最后，这2840个名字出现了两遍，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结果。

第一次出现是在伊朗海关。

科赫自以为傲的说着自己学到的“波斯语”，实际上却是背诵着那些在他的帮凶下消失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的名字，如同冤鬼索命一般，这些名字和它们所代表的冤魂一起，打碎了科赫逃离审判的美梦。

而第二次出现，则是在盟军的营地中。

获救的主角被问道能不能回忆起当初集中营里和他一起关押的人们的名字时，主角开始一个个念出那些名字，那些已经刻进他脑海深处，曾经是他保命王牌的名字，随着这些名字的念出，周围的人都安静了下来，他们看着主角一个个的背出那些名字，就像看到那些名字所代表的生命，一个个的又重新站在这片土地上，向世界诉说着自己的冤屈。

用同胞的名字编成一门语言教给侵略者，可以说这是一种最柔软的抵抗了，甚至根本看不出什么效果。

但实际上，这才是最具杀伤力的抵抗，因为它能让那些罪恶的帮凶们一辈子都被这些名字所缠绕，成为他们一生的噩梦，也成为那些冤魂们曾经存在过的铁证。

愿我们都不要成为那片“雪花”。

有这么一部电影，可能你一看名字和题材，就觉得太文艺和沉重选择pass掉。

但是...你要不要先听听看开头，就只耽误你2分钟。

在1942年法国，没错二战正打得焦灼的时间点，男主吉尔斯是比利时的犹太人，在逃往瑞士的途中被德军抓捕，和其他犹太人上了一辆德军的卡车。

和当时很多犹太人一样，他们不明状态，在车上一位犹太人，用从波斯人房东偷来一本绝版波斯语书，和吉尔斯换了半块面包。

等到他们到了一片荒地，德军让他们就地扔掉自己随手带的行李并排成一排，之后德军对犹太人进行毫无人性的扫射枪决。

吉尔斯在枪响前先倒地不起装死，但由于太明显被识破，就当德军要毙掉他时，他急中生智说自己不是犹太人而是波斯人，并拿出刚用半块面包换来的波斯文书。

正好德军的上尉科赫在找一位波斯人，于是吉尔斯就这么命悬一线被带回了集中营，见了科赫。

科赫为了得到充分证据吉尔斯是波斯人，让他现场说一段波斯语，吉尔斯当场现编了一段自创的语言，把科赫听得一愣一愣，翻译成德语这段话的意思是：“人们看见夕阳渐渐西下，但当天色突然变暗之时，还是会害怕。

”

这句话是出自弗朗茨·卡夫卡的丧葬语录，弗朗茨·卡夫卡代表作大家一定很熟悉，有《变形记》，《审判》和《城堡》等等。

吉尔斯引用弗朗茨·卡夫卡的语录，让科赫对他拉近了距离，因为卡夫卡虽然是犹太人，但出生在和生活在布拉格，在捷克语和德语大语境中，卡夫卡选择了德语，长大后的卡夫卡对自己犹太身份产生困惑，甚至会抱怨自己是犹太人的身份。

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吉尔斯并非随便引用名人语录，而是处处精心布置。

于是，科赫作为集中营给德军做饭的主厨上尉，给吉尔斯安排了厨房的工作，并要求他在工作结束后教他波斯语。

看到这我们都知道，吉尔斯是一位货真价实，完全不会一点波斯语的犹太人，他如何在教波斯语中不露出破绽，如何让人对他的身份不起怀疑，更重要的是，他如何自创一套“波斯语”来忽悠科赫上尉，等待他最后的命运，又是什么。

故事聊到这，希区柯克式的“定时炸弹”，已经在两人的桌子底下放置好了，而且还没给出具体的倒计时时间，什么时候爆炸，我们不知道。

怎么样，看了开头是不是有那么一些些引起你的关注了，那我们就接着深度剧透，往下聊。

吉尔斯和科赫的第一次上课，我们从中知道了科赫上尉学波斯语的原因，是想战争结束去德黑兰开一家德国餐厅，然而面对吉尔斯的困难考验才刚开始，一向痛恨犹太人的下等兵马克思.拜耳，从小在有犹太街区长大，他一眼就看出吉尔斯并非波斯人，并在没有足够证据情况下，向科赫做出提醒和质疑，但恼羞成怒科赫反问下等兵“你在教我做事”，让下等兵扫兴离开。

不过这让科赫不得不再次怀疑吉尔斯，于是科赫让吉尔斯一天内翻译出40个单词，以验证吉尔斯是否真的会波斯语。

如果你不是记忆天才，基本到这一关就等于完全暴露身份了，但吉尔斯这时正好有了一份抄写犹太名单的任务，在抄写过程中，吉尔斯利用名单中的人名，即兴发明自创了一套“波斯语”音标，来为这套求生语言打下坚实基础，也成功骗过了科赫。

在吉尔斯分发犹太人食物时，他还让每位犹太人说出自己的名字，然后他把名字的读音拆分或重组，变成了”波斯语“中的词汇，以此来累计词汇量和关联记忆。

但好景不长，在一次德军高层野餐派对中，吉尔斯把曾经用过的面包的发音，放在了树叶发音上，被科赫识破并大发雷霆，就算吉尔斯说明这是同音异义词也无济于事。

之后吉尔斯被派去采矿场，受尽虐待和摧残，没到几天就直接倒下无法继续干活，而就在吉尔斯意识处于迷离不清醒之时，他求生本能开始喃喃自语着自创的“波斯语”，科赫听到后自行翻译成“妈妈我要回家”。

就这样吉尔斯又从死神那逃了出来，被科赫送去医护室，得到很好照顾并痊愈，吉尔斯也再次回到自己波斯语老师的岗位。

也正因为这次事件，让科赫完全信任了吉尔斯，在科赫学习波斯语的过程中，我们也了解到科赫之所以去德黑兰，是想去找到自己的哥哥，并试着想要逃离战争，当初科赫加入纳粹，只是单纯看到了纳粹当时那种自傲和自信，想寻求认同，于是双手沾满鲜血无法回头。

集中营很快容不下太多犹太人，和吉尔斯同一批的犹太人被大清洗，而吉尔斯则被科赫保护起来，送到了农场躲几天，之后吉尔斯再跟随新的一批犹太人回到集中营。

在这时吉尔斯认识了一对意大利兄弟，弟弟是哑巴，中途被人打得半死，吉尔斯在科赫的短暂的善意良心下，带了一些罐头肉给哑巴弟弟，为此意大利兄弟算是欠吉尔斯一个人情。

而预想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一位如假包换的波斯人被抓到了集中营，一直痛恨吉尔斯的下等兵拜耳终于逮到机会，要把吉尔斯和波斯人拉到科赫那去对峙，揭穿吉尔斯是犹太人的真相。

意大利哥哥为了救吉尔斯，在营内杀害了波斯人，牺牲了自己，得以让吉尔斯的秘密继续维持。

经历过生生死死的吉尔斯，认为波斯人和意大利哥哥的死，都是因他而起，就在第二天全犹太人再次被踏上死亡列车之时，吉尔斯又被科赫保护起来要送去农场躲避死亡，但吉尔斯为了赎罪，和意大利弟弟交换了衣服，自己和其他犹太人奔赴死亡。

这一消息很快让科赫得知，科赫一路奔跑，不惜拿枪顶着自己德军士兵的脑袋，也要把吉尔斯给捞出来。

但在吉尔斯眼里，科赫依然是屠杀犹太人的帮凶。

1945年，盟军打入德军控制区，吉尔斯所在的集中营已经能清晰感受到盟军的火力攻击。

德军为了掩盖掉屠杀犹太人的事实，开始焚烧犹太人名单和资料，把剩下的犹太人也统统枪毙干净，科赫则早已准备好行囊，秘密离开集中营，安排了一架飞往伊斯坦布尔的飞机。

而科赫则利用自己的职权能力，把吉尔斯也带了出来，直到两人离别的时候，科赫依然相信自己学会了波斯语。

但下场大家可想而知，在科赫到达伊斯坦布尔时，大秀了自己所学的波斯语，却没有一个人能听懂，被当场拿下。

吉尔斯则成功到了盟军的军营，在记录备案过程中，盟军想要尽可能知晓更多犹太人名单，吉尔斯说自己记下来了2840个犹太人名，并开始念起这些已经逝去的名字。

《波斯语课》虽然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但更真实的存在是改编自编剧写的短篇小说，再加上影片成熟工整的类型叙事结构，给观众呈现出的是充满悬疑且流畅的剧情。

我们跟随主角吉尔斯游走在死亡边缘的冒险，面对吉尔斯的挑战一次比一次更具难度。

片中处处充满着前呼后应的铺垫和细节，尤其是吉尔斯为了活下去，用犹太人名字创造的“波斯语”，讽刺的成为了科赫认为优美的波斯语。

科赫甚至还用这套波斯语，创作出了一首渴望和平灵魂的诗词。

但殊不知，科赫在几年间日夜背诵的单词，都是死去犹太人的名字，这些名字就像是永不瞑目的灵魂，最后让科赫和纳粹有所报应。

影片最后吉尔斯也因为这套假的波斯语，又升华成了新的意义，吉尔斯让2840名逝去的犹太人名字，给后人留下所能记住的存在，在影片最后化作情绪上的冲击，当吉尔斯念出那些一个个人名时，我还是忍不住破防了。

影片试着在传统的战争题材中，挖掘更多的反思和平衡，所以我们也能看到在吉尔斯和科赫相处过程中，为观众呈现出更多科赫柔软和懦弱的一面，他因为要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所以选择了加入纳粹，但内心始终有着一个做美食的厨师梦，以及想要得到家人的原谅和理解。

在德军对犹太人一次次屠杀中，科赫并没有变成像《辛德勒名单》中的奥斯卡.辛德勒这样的英雄角色，而是扮演着残酷战争下的无奈的帮凶或牺牲品。

吉尔斯为了求生欲，利用犹太人名字创造了一整套谎言，严格来说，在这套谎言下，搭上了几条生命，吉尔斯也并非英雄，他只是为了活命用尽办法，到最后有了负罪感赎罪而选择赴死，他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么多。

战争题材的电影最大的意义在于反战，在人类人性至暗的时刻寻找反思和反省，《乔乔的异想世界》用黑色幽默的方式，把视角放在德国的一个复杂儿童家庭中，影片巧妙的设置点和《波斯语课》同样有着相似之处，那就是让我们看到了二战隐藏在邪恶纳粹军国主义背景下，更多德国人的思绪，以及他们不一样的一面。

当然，《波斯语课》如果对标到《钢琴家》，《辛德勒的名单》等二战纳粹相关题材的作品，还是显得格局稍小一些，影片剧作模式的过于规整和公式化，除了吉尔斯和科赫两位绝对主角，其他角色的刻画也稍显单薄，尤其是意大利哥哥突然的自我牺牲，还是稍显缺乏可信度过于简单粗暴，为的是制造一次次更强的戏剧冲突，和让人印象深刻的对手戏。

但不管怎样，《波斯语课》都是一部能让人完全沉浸在当时情境下，并能为之付出感慨的作品，如果感兴趣，建议去看正片，影片值得你花2小时候去好好体验和感受。

不知道为何，当我看完后，认为《波斯语课》不管从政治风向，类型，剧情的编织等等，都有着很重的奥斯卡面向，我标题都想好了，今年冲奥最佳外语片，必须有《波斯语课》，但可惜的是，由于主创团队的比例原因，被奥斯卡撤片，但影片依然是一部二战题材同类型极为优秀的佳作。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片中的吉尔斯并不是他真实的名字，也就是说主角并没有名字，影片这样的设定，更让吉尔斯代表着的是那些在战争中逝去并被遗忘犹太人。

偽裝波斯人，生造自己根本不懂的語言，去瞞騙隨時可以要了他的命的人，「技術」上固然艱難，但更艱難的是精神上的折磨，他必須忘記自己的種族身份，去接受另一種身份，同時又無可奈何地看着周圍的同胞去死。

一塊三明治，換來一本讀不懂的書，一本書又換來一次活下去的機會，而他的一條命對於納粹而言，只夠換來兩個肉罐頭。

《波斯密語》（Persian Lessons）開頭的幾場戲，猶如一個「以物換物的遊戲」，表現出那個時代的可悲：糧食比一切重要（對於納粹亦如此），而生命卻又低賤得不如肉罐頭。

關於納粹大屠殺或猶太人集中營的故事，電影已經拍過不計其數，幾乎每年都有新作品面世，其中不乏佳作，也有濫竽充數的。

而這部《波斯密語》在去年柏林影展首映後獲得不少好評，它的看點到底在哪？

忘記自己是誰才能活下去首先是選擇了一個好故事。

一個被囚禁於集中營的猶太人，為求生存而謊稱自己是波斯人，因而不得不創造出假的波斯語，成功矇騙了想學波斯語的納粹軍官，光這故事簡介，就足以令人想象到當中過程有多麼曲折、驚險。

電影其實是改編自Wolfgang Kohlhaase的短篇故事《Erfindung einer Sprache》（意為「語言的發明」），而原作者本人就是德國一個知名的導演和編劇，曾獲2010年柏林影展金熊獎。

電影聲稱是「根據真實事件改編」（Inspired by true events），雖然「Inspired by true events」的真實度要低於「Based on a true story」，但我仍相當懷疑這樣一個故事到底是否真實發生過，哪怕只是細節不同。

當然，我們只是看電影，只要戲劇上的邏輯成立，也無需太過計較。

如同匈牙利電影《天堂無門》（Son of Saul）的主角（為集中營處理屍體），《波斯密語》的男主角Gilles也非集中營中一名典型的猶太人。

他甚至算不上情操高尚，一開始，求生是他唯一的信念。

為了掩飾自己的真實種族身份，他幾乎不和集中營中的其他猶太人來往，在如影隨形的死亡恐懼中，他甚至在病榻上頭腦不清醒的時候，嘴裏還在說著假的波斯語。

他這種如同鼠輩一樣生活著的姿態，也許並不值得歌頌，但他看著猶太同胞一波一波地被納粹送去處死，看著空地上留下的兒童玩具，終於還是為自己的苟且偷生，為自己的獨活，生出了愧疚感，即使求生沒錯，他也沒害過任何一個同胞──事實上，只要他露出一點破綻，他隨時可能像其他人那樣死去，甚至死得更慘。

偽裝波斯人，生造自己根本不懂的語言，去瞞騙隨時可以要了他的命的人，「技術」上固然艱難，但更艱難的是精神上的折磨，他必須忘記自己的種族身份，去接受另一種身份，同時又無可奈何地看着周圍的同胞去死。

香港人雖仍未到要偽裝成另一個族群的人來求生，但對於眼睜睜看着同胞去死的那種心情，大概也不難明白。

他本人受的苦難，以及他目睹同胞受的苦難，這些都為他最後念出集中營名單時的情感積蓄了足夠的力量。

他是靠著偽裝波斯人活下來的，但他也是靠著那二千多個猶太人的名字活下來的，他知道，他和猶太同胞的命運是連結在一起的。

他用同胞們的名字創造的語言，納粹軍官以為是真的波斯語時，曾稱讚這種語言是世界上最美麗的語言，甚至還略帶羞澀地向Gilles朗誦了他以假波斯語創作的詩歌。

納粹軍官的同性戀疑雲另一位主角，納粹軍官Klaus Koch，也非典型的十惡不赦的納粹。

出身貧寒的他其實並不真的信仰納粹，他在集中營中的官職雖不低，但管的也只是廚房而已。

他的夢想是戰爭結束後去伊朗德黑蘭開一家餐廳，因為他的「兄弟」在那裏。

Klaus Koch如何看待自己和Gilles的關係，也十分耐人尋味，他似乎並非只當對方是波斯語老師，而是投入了遠超於此的信任和情感，直至最後納粹敗退，要把集中營所有囚犯殺死的時候，還冒險把他救出去了。

他也許是把Gilles當成了分別日久的遠方「兄弟」，但那遠在德黑蘭的「兄弟」，也未必真的是他的親兄弟。

另一個軍官曾談到，他的家庭背景資料中並沒有這樣一個兄弟。

而Gilles和Klaus Koch在波斯語教學中還談到過愛情，Klaus Koch的反應特別微妙，就好像有個愛了很久的人在遠方等著他似的。

電影多處暗示Klaus Koch可能是同性戀。

Klaus Koch是不是同性戀，在一部講述集中營故事的電影裏，看似是無關主旨的，但考慮到納粹是反同性戀的，這意味著納粹軍官Klaus Koch也可能是偽裝自己的身份，在納粹之中求生的人。

他和偽裝波斯人的Gilles，其實是同一類人。

更有意思的是，電影加入了肥皂劇般的劇情，幾位異性戀的納粹軍人因為爭風吃醋而互相舉報，結果害人害己。

電影對納粹的諷刺，多用幽默手法，不時令人忍俊不禁，也減輕了電影的沉重感。

關於這部電影，還有一件趣事。

它作為一部德國、俄羅斯和白俄羅斯的合拍片，被白俄羅斯選為代表角逐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獎，但最後因為其幕前幕後大部分工作人員均不屬於白俄羅斯藉，也非使用白俄羅斯語言拍攝，而被取消資格。

這就令人想起代表香港參選奧斯卡的《少年的我》，情況和《波斯密語》類似，卻依然可以繼續代表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