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

蒋介石为什么不相信千里来报灾的豫人代表？

关键原因应该在于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

曾任三民主义青年团许昌分团干事长的杨却俗在1970年的回忆中披露了一个细节：　　杨委员（即杨一峰）十日下午在电话中所告诉我的事情是：一、他们在重庆查出了当时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

　　李培基是出于什么原因撒谎？

杨却俗提到了另一个人，河南省粮政局秘书、后来做到河南省粮政主管的于镇洲：　　第一战区长官蒋鼎文，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粮政局长卢郁文等三人分负豫省军、政及粮政责任。

河南地处抗日战争最前线，征兵征粮，夙为全国之冠，省政首长屡蒙嘉奖。

1942年，二麦出穗开花之时，遭受天气突变之影响，秀而不实，麦苗虽甚茁壮，结果收成毫无。

以黄泛区扶沟、许昌为中心，周围数十县份，纷纷报灾，省政当局以麦苗茁壮，误认各县系避免多出军粮，故意谎报灾情，公文往返，拖延堪查，不肯据实转报中央。

　　蒋介石因担心军粮问题，于1942年秋亲往西安召开前方军粮会议。

河南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把河南饥荒反映给了蒋介石，结果遭到申斥。

直到1942年10月6日中央才决定派两名大员张继、张厉生来河南视察和开展赈济，以宣“中央德意”。

18日，二张抵达洛阳，当地2000余代表到站欢迎，灾民们也以为救世主来了，纷纷前往。

22日，洛阳会议：　　张厉生首先发言，大意是河南固然有灾，但军粮既不能免，亦不能减，必须完成任务，有灾亦应救，但不能为救灾而减免军粮，救灾、军粮是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同时亦不应对灾荒夸大其词，过分宣传，以免影响抗战士气，而乱国际视听。

（张仲鲁，1942年河南大灾的回忆，张仲鲁时为河南省建设厅厅长）　　赈款之谜　　讨论这一年的冬天究竟有多冷也许无关宏旨，但讨论有多少人处于严重的饥馑状态中却是必要的。

根据李文海在《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中的描述：　　据调查，仅在国统区的72个县中，就有1600多万人食不自给，约占全省人口的1/3，其中数百万人颗粒无收。

即使根据《国民政府年鉴》保守的估计，受灾人数也在1146万，其中非赈不活的约200万人。

　　 二张回到重庆后，中央对河南赈灾的态度开始有了些改变，拨了两亿元纸币作为救济金，并命令当局减轻赋税。

重庆的银行把成捆的纸币装在卡车上运往灾区。

很遗憾，就当时而言，灾民们需要的是粮食，而非这些钞票。

　　要把很多的谷物从华中经过破碎而山岭重重的交通线运到华北和河南，确实是没有希望的。

但河南省界外就是陕西省，陕西存粮是很充足的。

为了避免灾祸，强有力的政府就应该下令陕西把粮食立刻运到邻省河南。

可是为了河南而强迫陕西，就会破坏政府认为不可缺少的微妙的势力均衡。

谷物也可以从湖北运到河南，但湖北的战区司令不准。

（白修德，《中国的惊雷》）　　早在1942年的夏天，河南各地的物价就发生了巨变。

郑州各种粮价平均高涨1倍，每市斗由40元涨至80余元。

镇平，一个靠近黄泛区的县城，8月份小麦就涨到140元，大米更高达200元。

入秋以后，各地的粮价则扶摇直上，洛阳的小麦高达1600元，树叶在霜降之前比较便宜，但也要一元一升。

到了12月，各地的灾民已经断绝了吃粮的念头。

　　那么2亿元法币究竟有什么作用？

平粜粮按最保守的估计每斤10元，2亿元法币即使全部买成粮食，最多可购得2000万斤，分给300万灾民，每人只有6斤，而政府从农民手中征收的170万大包小麦 ，共计3.4亿斤，这些粮食如果分给300万灾民，则每人可得110多斤。

　　更要命的是赈款到得很慢，直到1943年3月白修德前往河南采访时，指拨的2亿元款项中只有8000万元解到了省政府。

1942年的秋天，面对各种压力，李培基也不得不承认无县不灾的现实。

省政府成立了购粮委员会。

因省教育厅厅长鲁荡平与陕西主席熊斌及胡宗南有私交，乃决定前往西安购粮。

西安方面将粮价削减2元，以每斤6元作价卖给购粮委员会，并请求交通部令陇海局长路福廷对河南救灾粮优先供给车厢。

可是购粮官员们却利用粮款贩起私货来，直到1943年新麦成熟时，头批赈粮才运到洛阳。

这一巨大贪污舞弊案后来被《前锋报》所披露。

　　伟大的报道　　早在1942年7月的那篇社评中，《前锋报》就曾指出，“如果政府坐视不理，一任其如往时一样的浪费，那么如果十日不雨，半壁河南之孑遗即辗转于饥饿线上，或饿死，或流徙，北战场上亦将无协军抗敌之人了。

事甚严重，情亦甚迫，吾人决非故为大言，以耸听闻”。

　　1943年1月17日，《大公报》战地记者张高峰从叶县、汤恩伯指挥部驻地寄出了通讯《饥饿的河南》，2月1日大公报以《豫灾实录》刊出。

多年后，张高峰还仍认为自己的标题更有冲击力。

　　在河南已经恢复了原始的物物交换时代。

卖子女无人要，自己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都驮在驴上到豫东驮河、周家口、界首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

卖一口人，买不回四斗粮食……　　第二天，2月2日，时为农历腊月的二十八，重庆人正为欢度春节而忙碌，《大公报》那篇令蒋介石愤怒、令读者震惊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见报了：　　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政府对重庆，也许将宽厚到底；但我们重庆人，却必须深切自省，莫太征逐物欲，在这灯红酒绿百货上市准备过年之时，应该勉抑酒食之欲，稍节馈赠之资，以移赈河南灾民。

如此，还可以稍减轻我们的罪戾，略略安慰我们的良心！

　　蒋介石当即下令《大公报》停刊3天。

《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和泰晤士报记者合里森•福尔曼决定前往河南采访。

1942年2月上旬，他们坐手摇巡道车到洛阳。

随后又坐卡车，复骑马前去郑州。

两位记者到达郑州的前一日黄昏，天即下起大雪。

途中，他们的马差点踩到几个夜宿雪地的逃荒人。

　　次日破晓，呈现在白修德面前的那一座偌大的郑州城，竟然浑似一个被死神统治的白色荒冢。

该城原有12万居民，遭日军侵略破坏，灾荒围困，现在全市不足4万人。

3月22日，《时代》周刊以《等待收成》为题将灾荒呈现在美国读者面前。

　　没有人知道和关心究竟有多少难民死在这条路上。

据说自从秋天以来有200万人沿着这条路逃出。

至今每天仍有1万人从这里涌向西部。

在河南3400万人中，我们估计有300万已经沦为难民。

此外，还将有500万人会在秋收季节前死去。

　　这时候宋美龄正在美国四处演说，白修德的报道使她又恼又羞。

她甚至要求老板亨利•卢斯解雇白修德，但卢斯拒绝了。

白修德随后通过宋庆龄的帮助见到了蒋介石。

　　当我对这位总司令说到狗吃人而他却矢口否认时，呆在前厅的福尔曼气坏了，他被传唤了进来。

他的照片清楚显示了狗站在路边刨食死尸的情景。

总司令的腿开始轻轻抖了一下……他向我们道谢，说我是比他亲自派出的所有调查员更好的调查员。

　　不久，白修德收到洛阳梅根神父的信，梅根透露，自别后，粮食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来，军队也拿出了一部分余粮。

整个国家都在忙着为灾区募捐，钱从四面八方向河南涌来。

梅根告诉白修德说：你回去发了电报以后，突然从陕西运来了几列车粮食。

在洛阳，他们简直来不及很快地把粮食卸下来。

这是头等的成绩……省政府忙了起来，在乡间各处设立了粥站。

他们真的在工作，并且做了一些事情。

军队从大量的余粮中拿出一部分，倒也帮了不少忙。

全国的确在忙着为灾民募捐，现款源源不断地送往河南……你的访问和对他们的责备，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使他们惊醒过来，开始履行职责……在河南，老百姓将永远把你铭记在心。

《一九四二》观感——一部有诚意的人道主义电影（无剧透）1）这是一部结构并不小的历史剧：主人公是卷入动荡时代巨潮的民族与个人。

片子从上到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军队/基层官吏/基层民众等)都涉及到了，力求刻画围绕这一事件的整个时代。

对各层级的内容照顾比较平衡，恰到好处，衔接也比较自然，不唐突。

2）关于历史：总体而言我觉得比较balanced的。

对蒋介石的表现比较正面：塑造的是一个愿意抗战、反对腐败、致力于为中国争国际地位、关心民众也笃信基督教的人。

但作为国家领导人要在复杂的局势下考虑多重因素，做多重艰难选择。

国民党：有好人有坏人。

有清廉有腐败。

在今天看都不算什么了。

另外他们是抗战的。

地主阶层：地主主人公心眼不错，对乡亲也很好，形象正面；其他普通人和国民性：都是战乱动荡年代的渺小个体，没有特别好的，也没有特别坏的（少数掠夺灾民的逃兵还有腐败官员除外），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他们的选择和做法都大多可以理解。

片子有避免脸谱化和妖魔化，我觉得还是比较力求真实的。

3）关于共产党：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全片没有一个字直接或间接提到共产党，连lip-service都没有。

共产党好像不存在于那个年代。

4）关于主旋律：这是一个人文/人道主义（humanism）的片子，主题是探讨动荡和灾难年代下人的生存和运命，没有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内容并不政治化，其次从电影本身看也并不商业化（对有些人说冯又在发国难财，对这部片我不敢苟同），我觉得观众在观影后对那个艰难年代活着和死去的人有一丝尊重和理解就可以了。

有的人说这个片子又在挖掘展示国民劣根性和奴性什么的，这些都是今天衣食无忧的人在电脑键盘里打出来的废话。

不在那个年代那种历史情景下亲历和选择，你就没有论断他们的资格。

对于这类历史事件我的一贯观点如此。

5）人物刻画：比较单薄，对人物角色发展不够。

但考虑到时小说改编剧，人物繁多，不可能都交代清楚，可以理解。

6）叙事：比较平铺直叙，缺乏高潮。

总体印象深刻，但坦白而言没有单一一个片段特别打动我。

对里面悲惨事件（在那个年代里已经司空见惯，是一个“banality‘"）例如死人什么的，我觉得处理还是比较自然的，没有做作、矫情、煽情。

至少我没有感觉到。

另外有一点不足的是历史背景交待略显不足，再多一点就好了。

7) 表演：陈道明、李雪健、张国立等演得都不错。

张国立和徐帆太胖，不适合演灾民。

张国立的地主角色葛优演可能更好，不过可能剧本里没有有趣的台词做支持。

8）配乐：非常弱。

中国电影的一贯特点。

摄影：总体不错。

其他细节：都还是做得比较到位。

制作组很用心。

9）关于潜在分级：有一些暴力和血腥镜头，包括断腿、狗吃人尸体等，大量的死亡，整个情绪都比较压抑。

我认为不适合儿童（个人以为初中以下）观看。

另外给小孩看意思不大，很难理解全貌。

初中以上可以家长指导观看。

10）补充一点。

关于基督教的东西电影在开头部分涉及不少。

主题大概是这些宗教在极端的环境下也没啥用了，甚至本来虔诚的人的信仰都会崩坏，对宗教是一种怀疑甚至批判的态度。

在小说里有这部分内容是不错的，在这部电影里略显多余，可以剪了。

总体而言我认为这是一部不错的电影，可以看到作者/导演的诚意。

片子是有教育意义的，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记住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经历过的苦难，帮助我们了解人性，了解个体与社会/国家/民族的关系。

评分：4/5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

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

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

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 　　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

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

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

”曰：“不可！

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 　　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

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

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

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

’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

’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孟子·梁惠王上》《1942》全片最大的问题是立场价值不清。

四次日本飞机（两次炸灾民、一次炸重庆、一次岗村宁次）和杀死拴柱的段落，对国际形势的强调、以及蒋中正在教堂的忏悔都是一种分散和俯视，一种对“非我也，兵也”的强调。

这种含混拧巴往好了说是试图有全局视野，但实际上是一种下意识的粉饰，是对历史丧失在场感的消费。

因为没有守住民为国本的价值基点，批判力度骤降，整个叙事也就只能靠着苦情和生理上的同情维系，故事的左右飘摇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我再解释一下吧-我这篇的意思是，这部电影过多的站在“王”（政府）的角度，责怪年成不好（罪岁），说不是政府害的，是日本人、国内外形势导致的（非我也，岁也；非我也，兵也）。

影片把“王”塑造为“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的形象，而这一形象一旦建立就分散了千万民众的苦难，把他们放在了一个人人受苦——你受苦也不过是活该、年份不好的语境下。

然而军队战死不是百姓受苦的理由，民为国本，民的苦难不能因为国的危难而消解。

民作为一个个鲜活生命，远比概念上的社稷民族更重要，如果民出于自由意志愿意为家国大义而死，那是他的选择。

但不能强迫其为国而死。

政府如果不救民，政府的合法性就要丧失殆尽。

影片引入了大量灾荒外围事件和上层外国视角后，实际上大大稀释了此事的哀痛，并且丧失了发问/谴责/批判的力度。

民众的苦难，很大一部分转化为（偷换为）政治考量，变成了国际新闻奇观，变成了大人物间的博弈。

这种立场和视点既是英雄史观的遗留，也是这些年建党建国大业的遗害，与此片所要讲述的一个个真实生命的苦难是相当抵触的。

而我们在今天讲述这些过往生命的苦难，为的就是要呼唤一个“王无罪岁”的新时代，对苦难的揭露如果不能落脚在此，那影片就不过是普通的苦情。

看看《一江春水向东流》是怎样把家庭伦理剧变为批判的史诗，就会更深刻的理解立足点的重要。

其一这两天折腾换新音箱，还要卖掉旧的，感觉有那么一点点累，疲倦，不想写科普了，随手写个影评跟大家说说我的感觉吧。

标题里的这个对联，是南明末代皇帝福王的句子，真是很好。

一个人把江山折腾完了，换了这两句句子，也算值得。

人活着真是很苦的，就拿听音乐这个事情来说吧：你买套音响是没有多少钱，一般万把块就有很不错的声音了，可是你得有一套房子，或者至少有一间自己的房间来放设备吧，这间房间还不能堆杂物做其他用处，最好就是两个喇叭，一个茶几，一把沙发，泡壶功夫茶，盘腿坐着安安静静欣赏。

我努力了这么多年，到三十而立时候，才勉强有这样的一点条件，老老实实赚点钱，好累啊！

于是我决定放弃，到此为止；安心学佛，不折腾了。

况且，即使有了房子，有了设备，也不见得就能听音乐：心不静不能听，天太热不能听，太饿不能听，太饱也不能听，空气污染不能听，打雷下雨也不能听，有事等着做不能听，有人要找你又不能听，钱不够花不能听，生病了不能听，郁郁不乐不能听，跟人吵架不能听，心里有负担也不能听。

若是结婚成家，养儿育女，事情越来越多，几十年下来，能有几天真能安安静静听音乐的时间？

由此再想：人生能有几度五光十色的童年？

能有几个推心置腹的兄弟？

能有几场轰轰烈烈的爱情？

能有几年蒸蒸日上的事业？

能有几次心驰神摇的经历？

人的一生，究竟能有多少快乐？

来时坦荡自若，去时拂衣而逝，一生自然，真能对得起自己的，有多少人？

有多少人？

有多少人？

念及至此，不禁感慨“一生几度月当头”，沈醉曾说，当年淞沪抗战时，戴笠领着他们抗日，白天跟日本人打仗，每晚开车回南京向委员长汇报，再赶回上海，恋恋风尘中，将士们的头上，也是如此的明月罢，而戴老板说那段时间，是他一生最开心的时候。

我自己呢？

我最开心的时候，是早已过去了呢？

还是即将到来？

我想是后者吧。

其二昨天看了一部电影《1942》，说的是抗战中河南发生大饥荒的事情，有一位美国记者叫白修德，深感于国民政府的腐败，奋而揭露了人吃人的残忍真相，救活了数百万的人民。

可是，也正是这同一位白修德，写了一本影响极大的《中国的惊雷》，为极左势力歌功颂德，这股势力上台之后，倒行逆施，胡作非为，造成了严重十倍的超级饥荒，数千万人民被活活饿死。

只是，这次再没有白修德记者来为他们奔走呼告了，甚至到了今天，他们仍然被无言地漠视着。

影片中，同样的一个人，当他是地主的时候，囤积居奇，敲骨吸髓；而当他成了灾民，却慈悲宽仁，救护弱小；也是同样的一个人，当他是农民的时候，他苦苦挣扎，弱小无助，可一旦成了官员，也马上开始欺下瞒上，倒卖灾粮。

佛说，欲知世上苦难事，请听屠门半夜声，哪怕人类中的最弱者，在吞噬更弱的家禽家畜的时候，我们又何尝松过口？

又何尝流过泪？

今天社会，哪里又比过去好呢？

贫僧住的京城，空气污染，房价高涨，财富横流，物欲躁动，人满为患，终年堵车，可是这一切，哪一件又不是我们中国人自己造成的，我们又能去怪谁呢？

可以断言，灾荒必有再临之日，而到时候，我们除了像河南灾民一样，默默承受，默默死去，我们还能怎么样？

所以，贫僧深感自己罪恶深重，深感惭愧而无地自容，我出家，也是实在不想再和这个世界同流合污，因为说实话，在社会里面，除了随着造业，我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

世间实在住不得啊！

苦哉！

苦哉！

（我这人觉悟低，说不出什么正能量，求鄙视）

诗经十五国风，八个在河南，篇幅最多的是《郑风》，郑国就在如今郑州附近，河南中心地带。

孔子以“郑诗二十一篇，说妇人者十九矣，故郑声淫也”。

其他国风也有妇人事，比如《秦风·小戎》，说的是女子思念出征的丈夫，但《郑风》多半是未婚女子谈恋爱的过程。

这就不一样了，在孔子看来，女子敢这么大胆求偶，甚至弄到失态，那还了得，就是淫。

卫国在河南东部，不仅有诗歌，音乐也很发达，而且描绘的多半是贵族爱情故事。

孔夫子向来是讲次序的，离经叛道的事儿，下里巴人们做做也就罢了，贵族应该四平八稳，行君子之德彰国家大义，像农妇村汉一样沉溺于情事，忒不稳重，所以有“卫郑之声淫”。

现在中国人看到淫字，基本上立刻想到分子水平，如果不是DNA水平的话。

其实这词儿本来不属于动物生理学的范畴。

淫通霪，是竟日不停的雨水，引申义为缓慢而持久的浸润，感情上的缠绵悱恻。

若用于比附人的生活态度，即为浪漫。

《纵横四海》里发哥对红姑说：你要浪漫，我给你浪漫！

旁边不过是个游泳池，人造的浪漫还是不够有吸引力，所以红姑没嫁他。

真正的浪漫是要有条件的，丰富的自然环境，宽松的人际关系，精神自由随遇而安，才会有浪漫的心态。

经过孔夫子辣手整理，诗经幸存了一些缠绵悱恻的句子。

下面这些耳熟能详的，皆出自诗经中现在属于河南的地区。

【发春梦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

有美一人，清扬婉兮。

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网友欺骗，见光死】：山有扶苏，隰有荷华。

不见子都，乃见狂且。

山有桥松，隰有游龙。

不见子充，乃见狡童。

【浪漫邂逅的】：有女同行，颜如舜英。

将翱将翔,佩玉将将。

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赠花表白】：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姐又不是没人要，想姐就赶紧来！

】：子惠思我，蹇裳涉溱。

子不我思，岂无他人？

狂童之狂也且。

【翻墙偷会】：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

【嫌姐丑？

分手！

】：遵大路兮，掺执子之手兮，无我丑兮，不寁好也！

【老情人发达，剩女懊悔不已】：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将兮。

【思念总是度日如年】：出其闉闍，有女如荼。

虽则如荼，匪我思且。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再见君子，云胡不喜？

【新婚祝辞】：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

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

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相濡以沫白头偕老】：女曰鸡鸣，士曰昧旦。

子兴视夜，明星有烂。

将翱将翔，弋凫与雁。

弋言加之，与子宜之。

宜言饮酒，与子偕老。

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

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

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

以今人之见，河南诸国风颇富野趣，女子顺应天性，自由恋爱，婚姻美满，不见得道德低下。

孔子恶语贬抑，当然是为他的政治哲学服务的，三纲之一是男尊女卑。

想想颇有婚外恋嫌疑的孔子见南子事件，他自己说不定还不如这些求爱的女子更有操守，但这并不阻碍儒家在这片土地上领千年风骚。

如今读这些诗句，不仅感觉无比浪漫，而且惊人地发现古代河南的生态非常好。

荇菜是一种浮萍，漂流在河洲里，溱、洧都是河流的名字，桑、荼、蔓草、扶苏、荷华、舜英、桥木、游龙、凫、雁，还有各种只闻其声不见其形的鸟。

河南简称豫，就是一个人在牧象。

黄河象早已绝种，人们很难想象，如今一片过度耕植、人口超饱和的河南，曾经是堪比热带雨林的水草丰茂、野物出没的景象，正如你偶尔在某个房地产或化妆品广告上看到这些缠绵悱恻的句子，不会想起这是河南人写的。

至迟到北宋，河南都还相对富庶，罗马贵族生活质量大概比不上汴梁的一个马车夫，欧洲人看待当时世界第一大都市汴梁，应该和今人看纽约差不多。

从此后就走下坡路，就像清明上河图中的汴河，逐渐干涸不见踪迹。

历史荣枯本无常，但这是一次不可逆转的单向衰落，河南也开始逐渐与贫困、落后、灾荒相连，曾经促进过人口繁衍的文化，逐渐显露出世故、势利和残酷的一面。

生态衰落和人际规则的复杂此消彼长，河南从盛产浪漫情诗的地区，成了典型的中国传统“重灾区”，总之，跟浪漫毫无关系了。

中国人有各种各样的歧视，歧视维族、藏族，那是恐惧异类；歧视河南人，则是无法面对自己。

河南人在今天的形象，首先是像1942这样的影像不断暗示和强化的，惊人的贫瘠，伴随贫困的是土里土气，世故狡狯。

对拼命奔赶现代化的人们，这不就是对整个中国过去的印象吗？

在民族复兴已经完成62%、跻身发达国家遥遥在望的时候，人们更迫切地希望与过去切割，不断尖刻地嘲讽河南人以宣示彻底的脱离。

然而，这仅仅是愿望，整个中国还是一个饥馑社会，哪怕已经确信不会再被饿死、被吃掉，稍有落于人后就会产生巨大的不安全感。

社会通过“面子”不断对每个成员施加压力，甚至你的亲人挚爱也不断对你进行规训，以保持与社会的步调一致。

为此我们不断让自己变得坚硬，阉割掉羞涩感、以世故嘴脸对待落后者，为自己寻找不敢享受浪漫的借口，给恻隐之心等一切美德附加理性条件，如临大敌般对待任何让我们放慢脚步的事物。

人们迫切追求的进步无异于逃荒，仿佛不朝前走，掉了队，就要堕入极为悲惨的境地，物质上再饱足，也抹不去化入基因的饥馑记忆，和深刻的心灵创伤。

淫风之后，饥荒史将长随。

同样是惨字当头的电影，拍天灾比拍人祸存在某些优势。

从观众心态来看，同类相残总给人莫名的恐惧和抵触，老天不是人类，“杀”起人来自然没有那么大的心理冲击。

经典的恐怖片多半是描写人（或鬼）害人的，凶猛动物、天外来客唱主角的占少数，人最害怕的莫过于人。

因此在同样的尺度制约下，天灾片可以顺理成章拍的更用力一些。

从画面的表现力审视也是如此，在有电影分级制度的美国，《2012》一个巨浪打来葬送千百条性命，仍能作为PG-13供初中生观赏，而《黑鹰计划》里出现一个炸断腿的士兵，毫无疑问上升到未成年不宜的R级。

单从情理分析，明显是前者的牺牲大得多，但画面却远不及后者有惊悚感。

天灾片通常在视听方面尺度不大，但如果处理得当，留出足够的想象空间，能造成比后者“惨”的多的心理效果。

冯小刚拍《一九四二》，是典型的天灾。

他善用天灾这一“低投入高产出”的优势，无需真作“赤地千里、饿殍遍地”的全景式画面，就成功攫住了观众的共鸣。

同是天灾，饥荒比《大地震》更易牵动人心，因为那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希望一点点被剥夺，生命力一点点被抽离，有山穷水尽的绝望。

而地震虽猛却只在一瞬，后面描写的全是余波，再怎么费劲煽情，仍不免被嘲讽为室内剧。

《一九四二》里也有人祸，但用的都是“天灾式”拍法，日军空袭，人群中爆炸四起，屠人者与被屠者在空间上存在距离，民国官员腐败，置人命于不顾并借机敛财，是借助程序执行的杀人于无形，人剥夺他人性命的意味被淡化了。

逃荒沿途，有名有姓的角色死了不少，不乏镜头重点关照的，但无一达到《金陵十三钗》受虐而死两女子那般触目惊心。

无声无息甚至无人察觉的死亡，是乱世中生命贱如蝼蚁的真实表达，看着无比揪心，没有《金陵》那两个画面的反胃，这是冯小刚的分寸感。

他唯一的失算的是几名主人公到了后半部仍脸部丰满红润，丝毫不像经过数十日饥饿摧残。

拍摄时不可能没想到这个，通过化妆和特效也并不难实现，估计他还是希望克制，不让一群瘦骨嶙峋的男女吓着学校包场的小学生们，谁知恰逢同期有个也讲饥饿的《少年派》，被用心的影迷抓住了把柄，十分冤枉。

片中几乎没有叫人不忍直视的残酷画面，震撼依旧，留白手段用的高超。

90年代以前大家看战争片，总觉得已惨烈非凡，直到一睹《拯救大兵瑞恩》断肢横飞、肠子外流的抢滩士兵，才惊觉之前的作品多是净化，评论界一度大惊小怪，叱责斯氏将暴力拍的太真实，殊不知是因为老片大多留白不够，才使没有心理准备的观众吓了一跳。

《一九四二》的留白充分发挥了冯小刚特长。

有网友说本片太工整匠气，缺了冯氏标签，我坚决不同意。

君不见惨绝人寰到了极致，便诞生种种荒诞：“给我两块饼干，我跟你睡”，“我也要喝猫汤”，“大年三十卖闺女”，“吃得太饱蹲不下来”，不能自医的医人者，吸死人奶的婴儿，没被划入“灾区”而无缘救济、哭笑不得的灾民。

影片生动的展示了当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受到严峻挑战，人性会被扭曲到何种匪夷所思的地步，那是手捧爆米花坐在温暖影院中搂着恋人的观众无法想象的。

制造这种极端环境下的黑色幽默，正是冯氏专长，每一处都成功引来此起彼伏的笑声。

不必据此苛责观众没有同情心，根据心理学研究，如果电影一味描画血腥惨烈，观众感到巨大不适，反而会出于反感而强迫淡忘，因此即便是苦难，也是笑过了才更记得住，笑中带泪的卓别林经久不衰，是个例子。

假想有人不顾商业回报拍同一个故事，直观再现骨瘦如柴的尸体、人兽相食的惨状、日机轰炸后遍地的血肉碎块，恐怕也不会比本片多几分悲切，顶多具有“禁片”般的猎奇性质，好比老战争片如果暗示够多，《大兵》的逼真就不会让人惊惶失措。

我不喜欢《集结号》和《大地震》，惟独对《一九四二》颇有好感，这次冯氏将喜剧特色和悲剧情怀做了嫁接，靠隐藏在画面外的东西打动了人。

有人指责冯小刚拍了这一场大饥荒却不拍另外某一场，在我看来，这就像质问斯皮尔伯格为何拍诺曼底登陆却不拍敦刻尔克大撤退一样无理。

且不说导演有自由选择题材的权利，退一步讲即使他拍了苛求者热衷的那段历史，总会有更多的人抱怨为何不随己愿。

何况片末已经足够明确的暗示，历史的车轮不止一次碾过同一个坑，虽发生在不同的时代，但那颠簸带来的阵痛却是相通的，真要怀念，要反思，要温故而知新，一片足矣。

一部优秀的历史片，其首要目的并不在于还原逼真的历史，而是抒发对历史的想象和见解，提供发人深思的价值观，与当世形成某种应和。

如果只是要普及历史知识，或揭一揭苦难的伤疤，与其拍电影，还不如制作一套纪录片，在央视黄金档播出。

文/方聿南

无事，重新看了一遍冯小刚的1942，看完以后还不过瘾，又找来了刘震云的《温故1942》，其实本子写的很短，就是对于那么一段“吃的问题”的采访。

然后再B站又看到了张国立的一个采访，原来冯小刚为了呈现历史的真实性，竟然真的要求演员们饿着肚子演戏，张国立跟刘震云抱怨台词太多，说饿着肚子，不想说话，刘震云这才反应过来，说我这书是吃饱了写的，我马上改。

演戏尚且如此，在大势面前，个人的命运真的一钱不值瞎鹿的孝，财主的后人，神父的信仰，这一切，在“吃的问题”面前统统后退，变成了一文不值的东西。

人性全部散光如果世界上真的有地狱，那一定在1942年的河南。

我对剧中唯一的不满就是传教的元素和美国记者，他们就像一个青花上面的裂纹一样。

没有他们，同样不影响一部剧的叙事，而且，剧中也似乎夸大了《时代周刊》的作用，原著中也夸大了亨利鲁斯的耿直。

这不是一部应该以电影题材来呈现的话题，却也太适合电影来呈现了。

冯小刚拍这么一部戏，用尽了力气但是他没赚钱。

这本来就不是用来赚钱的电影，他的错在于居然指望大多数人可以看懂，居然指望这个能卖座。

我想他现在也应该觉悟了。

所以才有了后面随手拍拍的《私人定制》这才是应该拿来卖钱的电影嘛宁为太平犬啊！

打我记事起，我姥爷吃饭就特别干净，他总是用馍把盛菜的碗擦的干干净净，干净到那碗都不用刷，直接放碗橱里就行。

如果有剩饭剩菜，都是他的，也不分什么菜式，都放到一个碗里，他扒拉扒拉就吃完事了还会说还有没有剩菜了，都给我，别倒掉！

以前他年纪还算轻，这么吃很容易吃撑，可是他身体好倒也没什么。

如今他80岁了还是这样吃，身体渐渐吃不消，总是让撑的拉肚子，我妈呵斥他说干啥这么吃啊那点饭倒掉又能咋的，他也不吱声，下顿饭照旧。

我姥和我姥爷总给我忆苦思甜，讲当年啊，有灾啊还有日本人啊，大家都跑老日（日本人来了，老百姓躲避日军的轰炸就叫“跑老日） 有钱的人家就弄辆车把细软值钱的打成包袱让牲口拉着跑没钱的人家就只能用腿。

那次又跑老日，你姥爷小，就让他坐车上，大人拉着车跑，跑半天一瞅车上，孩子没了？！

里外找了个遍也没有，还以为是跑的时候掉半路了，后来扒开车上的包袱一看，你姥爷太小了，车又太颠簸，给他颠到包袱缝里最后压到包袱底下了，最后找到他的时候，他脸让憋的黑紫，小命差点儿不保。

我听了总是哈哈哈哈的笑，说唉呀妈呀我姥爷命可真大，就拿这些事当笑话，别的事，不会想。

他们说，后来62年的时候，全村的老百姓饿的啊都不行了，人人都是贼人人都偷，那时候什么东西都是生产队的个人没有财产，大家饿的就都偷，偷地里的红薯玉米连草也偷只要能吃，就偷。

大人小孩看起来都像是霜打的茄子，面无表情目光呆滞，就那么天天坐在村口晒太阳，摸身上的虱子打发时间。

那时候你姥爷好歹是县里酒厂的职工，他是司机，在当年，这是技术活光彩活，经常往外跑，就能捞着吃的。

你姥爷又是顾家的人，自己吃一半，剩下的一半就装提包里回家的时候给孩子老人吃。

我姥说，幸运的时候还能有白面馒头，别家的孩子都饿的跟条小长虫一样在家趴着，就你大舅，一天天吃的好，胡通通胡通通的疯跑着玩。

有天你大舅拿着块馍边走边吃，还没咬两口，隔壁的阿花就窜出来一把抢走你大舅手里的馍，边跑边吃，等你大舅把她从床底下拽出来的时候，馍早让她吃没了，气的你大舅给她一顿揍，阿花还说你揍吧揍吧，反正我吃饱了你揍我就揍吧。

我姥说那时候在大街上谁敢亮出来自己有吃的啊，只要亮出来，肯定得被人抢，都是一边跑一边往馍上吐唾沫，等你逮到他了，一看馍上都是唾沫也不能要了，那时候人就是这么活的。

我听了，还是哈哈哈哈的笑，好像他俩说的都是天方夜谭。

我没想到，整部电影说的都是河南话，河南话一响起，电影院里就有人笑，边笑边学”你弄啥类呀，你弄啥类呀“。

星星被卖到妓院里，跟恩客说”爷，我吃的太撑了蹲不下“，还是有人笑，说咋那么没出息，撑到蹲不下。

花枝跟拴柱说”我跟你睡，你把那两块饼干给我吧，睡一次两块饼干，值了”。

后来她跟栓柱说“我跟你，让你在饿死前有个媳妇儿”还是有人笑，说这花枝挺贱啊！

我们俩一直没有笑，我轻轻地对他说“你知道不，我们那，老人叫小女孩儿都叫”妮儿“叫小男孩儿都叫”小儿“，我姥我姥爷就这么叫我”。

我不明白这样的一部电影，为何会有人发笑，如果想笑，为什么要选这样一部电影呢？

网上很多人说，这部电影就是在发国难财，龌龊，要抵制，我也很不明白为何会有人这样想， 这样想的人，他肯定不是河南人，他家里的长辈也肯定没有挨过饿。

现在的人心都这样了，把一部电影上纲上线，我实在是不懂。

电影里的一些情节，一些细节，我想，只有河南人才能懂，就像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只有唐山人最懂一样。

看完了，陶俊延说“你们河南人真伟大，你的爷爷奶奶肯定都是当年活过来的，还有好多死去的。

东北人没有挨过饿，就是62年的时候也没有，那时候我们还能吃棒子面。

”我什么都没说，我只说“我终于知道我姥爷为啥每次吃饭都把碗擦那么干净了，饿的滋味，只有他最懂。

”

讲述河南1942-1943年大饥荒的电影《一九四二》，在坊间已成热词。

但可惜的是，无论是电影本身，还是作为脚本的纪实原著，乃至于媒体对该段历史的诸多重新发掘，均可谓是伪史当道。

本文所澄清的，只是这些伪史中的一部分。

2012-12-07 第95期电影《一九四二》海报政府压制舆论，不允许媒体报道河南饥荒？

重庆《大公报》1943年2月3日因刊载该报主持者王芸生的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而被当局停刊三天。

电影及许多媒体，均以此为据，认定国民政府当年压制舆论，不允许媒体报道河南大饥荒[详细]。

《大公报》被停刊三天，不是因为报道河南饥荒，而是“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大公报》被停刊三天是实情，但其被停刊的原因，其实并不是因为该社论报道了河南的大饥荒。

据王世杰1943年2月4日的日记披露，其被停刊的真实原因是：“《大公报》因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受停刊三日之处分。

”王氏曾担任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部长，1942年12月7日刚刚辞任。

以他的身份，自然知道《大公报》被停刊的真实原因。

换言之，报导灾荒并不犯禁，但指责政府限价不力则惹怒了当局。

在《大公报》被停刊之前，重庆《新华日报》对河南灾荒的报道至少已有40余篇事实上，对于河南的灾荒，国民政府从来没有限制过媒体的报道。

譬如重庆《新华日报》，自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3日《大公报》被停刊这段时间里，据笔者的不完整统计，报道河南饥荒的新闻，已多达40余篇；其中12月份的报道最多，具体如下表：入陕豫灾民，陕省府设法救济 1942，12，1豫省灾情志略1942，12，1[洛阳各界救灾工作竞赛展期至本月十日]（要闻简报）1942，12，3豫灾弃婴，捐款救济1942，12，4[傅作义捐款万元救济豫灾]（要闻简报）1942，12，5豫灾救济，洛阳各界热烈响应，米干主教来渝筹赈1942，12，7救济豫灾，政府拨一万万元，卫立煌等发起扩大募捐1942，12，8河南之灾，灾区来信痛陈饥荒1942，12，10灾民迁徙耕地荒芜，豫省当局规定代耕办法，并筹措平粜基金及粮食1942，12，10[灾荒严重民食困难，豫省府通令禁止酿酒]（要闻简报）1942，12，11救济豫灾，美援华会派员赴豫，主持发放该会赈款，陕省府拨款收容灾童1942，12，13豫灾民相率流亡，每日到洛阳达数千，过去四个月已配送十二万人1942，12，14救济豫灾，农行赶办第二批灾区款货，甘全省捐一日所得赈豫灾1942，12，15洛粮价上涨，赈灾款已募四十余万1942，12，16前线将士同情豫灾，X战区官兵节食助赈1942，12，18豫省募款救灾，年底可望达五千万元，鹿邑上蔡灾情益严重1942，12，19救济豫灾，鲁山县献粮薪，各省纷纷捐款1942，12，20[新疆垦业银行及山西省府均寄款救豫灾]（要闻简报）1942，12，21蒋介石轸念豫灾，令在陇海沿线设粥厂，豫建厅筹划明年春耕1942，12，28豫枪决污吏1942，12，29豫战区官兵赈灾，每月自动减食两餐，蒋介石特电嘉奖1942，12，29[陆军某师某团，绝食一日赈豫灾]（要闻简报）1942，12，30国际友人协赈豫灾1942，12，31重庆《新华日报》当时在国统区公开发行，其刊登的内容，和重庆《大公报》一样需接受国民政府新闻检查机关的审查。

但这40多篇关于河南灾荒的报道，没有一篇遭到封杀处罚；《大公报》遭到处罚后，到1943年6月，据笔者不完整统计，重庆《新华日报》对河南饥荒的报道数量，至少还有80余篇，具体篇名及报道日期，恕不再以列表一一罗列。

所谓国民政府不让媒体报道河南大饥荒，显然不实。

实际上，无论灾前灾后，对河南饥荒的报道，政府从未有过限制。

《大公报》停刊三天，不是因为它报道了灾荒，而是因为它抨击了政府。

《大公报》被处罚之前与之后，对河南灾荒的报道同样从未中断被停刊三天的《大公报》，在被处罚之前，实际上已有不少对河南饥荒的报道，这些报道也未受到当局的封杀和处罚。

下面是笔者对该报1942年河南饥荒报道的一份不完整统计：洛阳喜雨，豫购陕粮救灾1942，9，12豫请振代表昨谒徐部长1942，9，15行政院决议救济豫灾1942，9，30视察豫灾（张继、张厉生奉派赴豫） 1942，10，1救济豫灾；豫枪决污吏1942，10，2宣慰豫灾民1942，10，7查勘豫灾1942，10，8查勘豫灾，张继等由洛出发1942，10，25豫灾民移垦1942，10，29宣慰豫灾，张继等返抵西安1942，11，5振济豫灾，中央将再拨款急振1942，12，3豫省积极救灾，筹平粜基金，向富户借粮1942，12，10振济豫省灾民1942，12，28豫省灾荒目睹记1942，12，28天寒岁末念灾黎1942，12，28值得一提的是，《豫省灾荒目睹记》一文对河南灾荒严重程度的披露，丝毫不逊于后来王芸生为之配发社评而惹祸的《豫灾实录》，该报道里有诸多惨烈的饥民死亡案例，譬如“在宣城，一陈姓满门五六口由家长迫令长幼同时食砒霜自杀，在服毒后，邻居概不往救，且曰：‘早死，少受罪！

’”王芸生也为该报道配发了社论《天寒岁末念灾黎》，但因未曾抨击政府的战时政策，两篇报道均顺利登出。

1943年2月2日被停刊三天后，大公报实际上仍在继续报道河南灾荒，据笔者所见，其报道至少持续到该年6月20日，当日刊发了张高峰的前线报道《灾后话农情——河南新麦登场》。

蒋介石不许报灾、“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

电影及媒体惯说蒋介石不愿意救灾、“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流行的史料依据有三份。

这三份史料都有问题。

冯玉祥的回忆绘声绘色，但李培基根本没去重庆报灾，怎会挨蒋介石的骂？

其一是冯玉祥的回忆。

冯氏1947年在美国写回忆录《我所知道的蒋介石》，其中说道：“河南大旱，是人人都知道。

这次旱灾是以叶县为中心，周围七、八百里，草根树皮都被饥民吃光了。

饿死的人不知有多少，遍地皆是，无法算计，就在这样惨痛之下，蒋介石还向河南征粮。

那位河南主席实在没有办法。

大胆的向蒋介石说：‘旱灾太厉害。

’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骂起来说：‘一点廉耻都没有，一点人格都没有，就是胡造谣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说有旱灾！

’无人格长，无人格短的骂了一个钟头。

可见对于人命毫不关心。

”上一期专题《1942年河南饥荒人祸分析》已经考证过，冯氏所谓的“那位河南主席”，名叫李培基，在中央派人前往河南调查之前，李氏一直竭力在做的事情，不是报灾，而是在瞒灾。

被河南各界推举前往重庆报灾的杨一峰，“在重庆查出了当时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

”事实恰恰和冯玉祥所言相反。

李氏既然从未面见蒋介石痛陈灾情，后面所谓“无人格长，无人格短的骂了一个钟头”的情节，显然只能出自冯玉祥的捏造杜撰。

郭仲隗说“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但河南军方曾多次报灾，并因此与豫省府正面冲突第二份史料，是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郭仲隗晚年在《江流天地外》一书中的回忆。

据郭氏说：1942年，我续任第三届国民参政员，是年河南大旱，除少数水田外，一粒未收。

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我以参政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结果河南饿死了500多万人，河南主席李培基只报了1602人，开政治上未有之奇”。

郭氏说“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全然不是事实。

真实情况是：汤恩伯、蒋鼎文、李家珏等河南军方高层均曾向重庆报过灾，但河南省政府方面则一直瞒报灾情。

军、政双方的这种分歧，在1942年9月的西安王曲军事会议上曾有一次正面冲突，冲突的结果，是蒋介石“决定1942年河南军粮配额（从420万石）减为250万石”。

详情可见上期专题。

[详细] 如果不相信河南有灾，不愿救灾，如此大幅度地减少河南的军粮配额干什么呢？

但减而不免，则很显然与河南省政府的灾情报告有关。

郭所谓“以参政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是在1942年10月30日，此时，河南各界推派的赴渝报灾三代表杨一峰、刘庄甫、任兆鲁已经顺利将河南灾荒的实况转达给了蒋介石。

杨一峰后来回忆说：“弟当时被河南各界推为赴渝呼吁三代表之一，据所知中央了解河南灾况，并非由于豫籍参政员郭仲隗先生之呼吁。

……郭参政员之呼吁，可能是以后之事，与中央之推派大员赴豫勘灾无干。

”王芸生说陈布雷告诉他“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其实只是王芸生的杜撰第三份史料，是60年代王芸生、曹谷冰撰写的《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该文声称：“（《大公报》被停刊后）王芸生曾为此向陈布雷询问究竟，陈布雷说：‘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

李主席(培基)的报灾电，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

’这可见蒋介石刚愎自用、不恤民命的作风。

”在李培基没有报灾这一点上，王芸生和冯玉祥一样，赤裸裸地撒了谎。

陈布雷时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李培基并未报灾，陈怎么可能向王芸生讲那么一大段李培基报灾被骂的情节呢？

这段情节显然是王芸生60年代时杜撰的。

再者，此时已是1943年2月，重庆派往河南调查灾情的张继、张厉生等人1942年10月份就已经到了河南，饥荒的实际情形早已通过他们传回了重庆，政府的救灾工作已经全面铺展开来，陈布雷怎么可能罔顾事实，跟王芸生说什么“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呢？

唯一的解释，只能是王芸生在60年代伪造了这段历史。

记者白修德报道灾情之后，政府才被迫开始救灾吗?美国记者白修德1943年3月22日曾在美国《时代》周刊上报道河南饥荒。

白氏晚年在其回忆录里引用一位“梅根神父”的来信，认为正是因为自己的报道，才迫使无心救灾的国民政府行动了起来：“自从你走后并且发出了电报，粮食就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到处开办了临时伙房。

……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粮食，发挥了很大作用。

”电影乃至多数国内媒体照搬了白氏晚年的这一说法 [详细] 。

但事实并非如此。

白修德在《时代》周刊报道灾荒时，中央及河南的救灾工作早已全面展开自1942年9月9日西安王曲军事会议上，以蒋鼎文为首的河南军方向蒋介石报告了灾情实况之后，尽管以李培基为首的河南省政府仍然对饥荒的严重程度持保守态度，但河南省政府的救灾工作，已不得不立即展开。

9月16日，李培基迫于中央压力，正式成立河南省救灾委员会；9月28日，李培基正式发表讲话，提出“今后本府决定将救灾一项，定为中心工作。

”此后，整个河南省政府的运转，即彻底转入救灾模式。

王曲军事会议上，中央直接减少了河南的军粮配额，并立即从陕西开始向河南运粮。

总体来说，1942年9到10月间，可视为中央及河南地方救灾工作的第一阶段。

其内容，主要侧重于调查灾情及救灾计划、办法的拟定。

调查方面的主要工作，是查勘各县灾情实况，详细记录“充足、自足、不足、待救”四种户口；具体的救灾计划和办法则依据上述调查制定。

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可视作救灾的第二阶段。

此一时期，各项救灾工作均已分别展开。

中央发放了三次急赈款；河南省政府自筹赈款500万，并在陕西购得麸皮300余万斤运回发放，地方亦筹款1000万。

针对流民的各种以工代赈（主要是兴办农田水利，如疏通河道，开凿水渠等）也搞了起来。

最关键的粮食问题，先是向第一战区长官部借了后方的囤粮3.5万包，又向汤恩伯部借粮160万斤，军队节食麦300万斤以及向陕西省购买的存麦2万包，都分别发放了下去；各县所存的仓谷，也勒令必须在1943年麦收之前全部散发给灾民；其他如查封大户存粮、设置粥厂、组织募捐等工作，均是在此一时期大规模展开的。

对逃荒的灾民，则根据其逃荒的主要路线沿途设置救济站，供给灾民吃住。

也就是说，白修德3月22日在《时代》杂志上刊文时，上述救灾工作，均已全面展开。

“粮食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不是白修德报道后的结果；“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也不是因为白修德的报道；“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粮食”的时间更远远早于白修德的报道。

白氏在灾区不足20天，走马观花的报道并不可信。

当然，1943年麦收（6月份）前的四个月是灾民最困难的时期，旧储已尽，新粮未收；同时，3月份也是政府救灾工作最艰难的时刻，本地储粮已发放殆尽，外部运入粮食又非常艰难——正如亲延安的美国外交官谢伟思所说的那样：“正常时期，粮食可以从四个方面运进河南。

而现在这些运输线有三个方面都控制在日军手里。

来自陕西的第四个方面运输能力受到严重限制，因为在潼关到灵宝之间80公里的这一段铁路，正处在日军大炮射程之内”，所以，白氏在河南看到的灾情之惨烈，确属事实；但白氏认为当局此前不救灾，自己使灾荒成为国际新闻后才开始救灾，则只是他个人的一种想当然而已。

美国外交官谢伟思1942年11月在河南的观察，比白修德要准确得多谢伟思1942年11月也在河南，他的观察比白修德要可靠得多。

据谢氏记载：“粮食现在也正在运往河南省，但数量很小。

……潼关火车站站长说，他不知道运粮的吨数，但他对我说每晚通常有两列火车东驶，每列平均10节车皮，容量15到40吨不等，可以设想平均载25吨。

据我所见，东行列车所载货物全是粮食。

因此，我估计一个月至少可向河南运进1.5万吨粮食。

火车驾驶极端困难和危险，要于夜间在日军炮火的交叉射击下行进。

几乎所有桥梁都被破坏了。

需要走临时修筑的弯道。

为保持铁路畅通，铁路职工表现了极大的英雄主义和智慧。

”如果谢氏调查到的数据是准确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从陕西到河南的唯一一条铁路，即便“东行列车所载货物全是粮食”，一个月也只能向河南输送三千万斤粮食，而河南国统区的灾民，据美国救济委员会的调查，有一千多万人，也就是说，每人每月只能从这唯一的铁路上获得三斤粮食而已。

这恐怕才是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最终饿死人数众多的主要原因。

如果把视野放宽一点，更不难发现，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其实只是1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的一部分，河北、山西同样是重灾区——据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下达的一份文件《限期完成粮食吸收调剂工作，救济灾区，保证春耕》记载：“目前五、六分区灾情至为严重，约近半数人民已无粮可食，饿死者日有所闻，春耕已陷停顿，必须以全区力量之支援，始克渡过难关。

”这份文件的签发日期是1943年3月25日，恰是白氏在《时代》刊文的时间。

中共在河北、河南交界地带的抗日根据尚且“约近半数人民已无粮可食，饿死者日有所闻”，自不难想象陷于日军三面包围交通不畅的河南国统区会是何等情状。

蒋介石让前线部队撤退，想把灾民当包袱甩给日本人？

电影里有蒋介石拟弃守河南、让前线部队撤退，把灾民当成包袱甩给日军的情节。

学者们中也有人撰文说：“为了拖垮敌人，人民又成为敌我双方的人质。

……日占区不仅严禁灾民向日军后方流亡，而且刻意将灾民向国统区、共产党控制区驱赶，使之构成中国方面的压力。

至于中国方面，在这个时候，第一，没有积极救助；第二，其实也期望这些灾民流亡到日占区、他方占领区。

” [详细] 这些说法，与史实相距可谓十万八千里。

河南省政府曾明确下达命令，要求各县协同国军“制止良民逃往敌区”说政府“没有积极救助”，何谓“积极”？

若以“效果显著”来定义“积极”，那么政府很显然没有做到；若以“尽力”为“积极”，则政府可供指摘的地方并不多。

至于基层政权空洞化、腐败化，无法将救灾措施落到实处，则实在是国民政府贯穿整个大陆时期的痼疾。

但若说政府“也期望这些灾民流亡到日占区、他方占领区”，则纯属诛心之诬蔑。

政府若有如此期望，就不会沿着灾民逃往陕西的路线设置那么多的救济站。

更何况，河南省政府当年还专门出台过规定，命令各县严防灾民逃往敌区，该命令要求：“（1）各游击区各县应将奉拨振款立即查放，并向受振灾民剀切宣达中央德意以资感召。

（2）各县应督率地方各界扩大举行救灾运动，设法募集款粮随时散放。

（3）各县应切实督饬所属团队协同国军，在通往地区地点设哨盘查，制止良民逃往敌区。

（4）如遇敌军抽集我壮丁难民，应随时随地予以武力驱逐，以粉碎敌寇阴谋。

”（《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政府非但不曾“期望这些灾民流亡到日占区”，更不曾有过把灾民当成包袱甩给日军的想法。

1943年蒋介石确实从前线撤回过一支部队，但目的是为防止该部队起义倒向中共不过有意思的是，1943年，蒋介石还确实曾经从河南前线撤回过一支部队，即赵寿山的第38军。

但这并不意味着蒋介石想要放弃河南，直到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之前，国军在河南的防线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后移。

赵寿山的38军当时驻防豫北郑州、广武一带，其之所以被从前线撤回，原因不是灾荒，而是蒋介石和汤恩伯均认为这支部队已被共产党同化控制，放在前线随时可能举旗易帜，故先将其从前线调回巩县“集训”，实质上是将其置于国军的控制之下，稍后又将亲中共的军长赵寿山调往重庆中央训练团将官班“受训”。

对于这段历史，中共郑州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著的《中共郑州党史》有详尽的记载。

据该书称，该部队早在1927年就有了共产党组织，曾被毛泽东誉为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1940年驻防巩县时，“该部地下党，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进行了起义的酝酿和准备”；1941年秋，汤恩伯对该军丧失信任，认为其随时可能转投共产党，故其中央军“对38军形成了包围圈”，“中共38军工作委员会”因此“同赵寿山军长经过多次研究，准备应变措施和起义方案”；“1942年春，38军工委利用部队整编和人事变动的机会，将地下党员调到关键岗位。

夏，又将教导队和干训班毕业学员中120名党员分配到全军任职，准备对付突然事变。

”1942年秋，赵寿山派代表去延安汇报情况，要求部队起义，“毛泽东指出：部队要做好起义的腹案和准备，不要公开打红旗，要打地方部队抗日同盟军的旗帜。

……起义时机，一条是在蒋介石要武装吞并并不能继续生存时；一条是日本人大举进攻，国民党大撤退，部队留到敌后时。

”38军内部的这些变化，重庆方面早有知晓，故而才会在1943年10月将部队从前线撤回，与灾荒则毫无关系。

日军用军粮救济中国灾民？

电影里有一个镜头：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在飞机上巡视河南灾情，要求日军以军粮赈济中国灾民。

军官们疑惑不解：“……可是他们是中国人啊！

”冈村说：“别忘了，他们首先是人！

”日军对灾民的救济情况究竟如何？

刘震云：“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

”关于日军对灾民的救济，刘震云的纪实作品《温故一九四二》里表达得更加极端：“……河南人没有全部被饿死，很多人还流传下来，繁衍生息，五十年后，俨然又是在人口上的中国第二大省。

当时为什么没有死绝呢？

是政府又采取什么措施了吗？

不是。

是蝗虫又自动飞走了吗？

不是。

那是什么?是日本人来了。

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

日本人在中国犯了滔天罪行，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我们与他们不共戴天；但在一九四三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的河南灾区，却是这些杀人如麻的侵略者，救了我不少乡亲们的命。

他们给我们发放了不少军粮。

我们吃了皇军的军粮，生命得以维持和壮大。

当然，日本发军粮的动机绝对是坏的，心不是好心，有战略意图，有政治阴谋，为了收买民心，为了占我们的土地，沦落我们河山，奸淫我们的妻女，但他们救了我们的命。

”但事实是，刘的家乡延津早在1938年就沦陷了，他的“乡亲们”恰恰饿死在日军统治下《温故一九四二》这篇纪实作品，以刘氏对自己家乡河南省延津县1942-1943年饿死人的情形的调查为主轴，辅以各种历史档案文献构筑而成。

刘氏在作品中引某“四九年之前的县书记”的回忆，称其家乡延津县饿死人“总有个几万人吧”。

但刘氏始终没有告诉他的读者，他的家乡延津县，早在1938年就沦陷了。

他在延津县的“乡亲们”被饿死，与国民政府并无关系，所谓“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纯属胡说八道。

1943年，日本人也没有“开进河南灾区”，此一时期，国军的防线并未有过大幅度的后移。

日本不但没有“开进来”救国统区灾民们的命，连沦陷区灾民们的命，也没有救。

沦陷区的灾情同样严重，日军没有主动放粮的记载，伪省府也无力救灾回到冈村宁次。

笔者在《冈村宁次回忆录》里没有查找到冈村曾前往河南巡视灾情的记录。

电影里的这个桥段，当属杜撰。

但冈村在1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期间，确曾有过个人捐款，具体捐款数目，笔者看到两种，一种说是8万元，另一种则称是2.5万元。

至于日军在河南“以军粮赈济中国灾民”，笔者也未查阅到任何史料。

但在同属冈村宁次管辖的山西沦陷区，1943年也同样灾情严重，日军并未主动放粮，偶有放粮的记载，也是在受到灾民攻击之后的应急举措——譬如“正太路阳泉车站为日军粮食集中地，1943年3月，各地灾民数以万计先后集中到阳泉车站。

在（中共）城工人员的组织下，进行向日军要粮斗争，捣毁日军粮库多处。

阳泉灾民300余人，从3月20日起包围了日军司令部3天，迫使日军将抢来的粮食拿出一部分分给灾民。

”（《山西通志》）日军未曾放粮，当时主持河南沦陷区政务的伪河南省政府，在救灾工作上也乏善可陈。

1943年3月上任的伪河南省省长田文炳，素有清廉、干练的名声，长期与中共保持秘密联系，据田氏的女儿田淑平回忆：“1943年，河南省闹蝗灾，人民纷纷逃难到湖北、安徽等省。

这些邻省不愿接纳灾民，田便以省长身份同两省协商。

几经周折始得应允灾民入境。

这虽不能根除灾民的疾苦，但相对来讲减少了一些灾民的死亡。

同年秋天，田还筹集粮食赈济灾民。

”田氏在沦陷区救灾方面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他“令从开封到海州（连云港）对开一列火车，专供灾民携故衣登车去徐州一带换回玉米等物，以解粮荒，不使饿死。

”田氏的救灾举措仅限于此，因为粮食全部掌握在日本军队手里，在秋收之前，除了把灾民输送出去，田氏别无他法。

而在田氏上任之前，据谢伟思1942年11月的观察，“在日军占领区，没有进行任何救济工作”，谢氏的这个观察应该是准确的，田文炳之前，伪河南省省长是陈静斋，此人盘踞河南四年，恶名远播，据曾任伪河南省宣传处长的刑汉三回忆，此人“在职的时间大约比田多五倍，但坐在办公室办公的时间可能还没田多”，清廉、干练的田文炳尚且救灾乏术，无心民瘼的陈静斋当政时期，救灾工作开展得如何，自然可想而知。

沦陷区此一时期饿死多少民众，因在日军控制之下，并无数据，但可以参考丁玲1944年的《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一文，该文援引晋冀鲁豫边区的统计数据，称“太岳区由豫北各地逃来难民前后不下二十万，太行区也吸收了四五万外来灾民”，豫北全部属于沦陷区，在日军严密防范沦陷区难民外逃国统区和共占区（日军此一时期壮丁紧缺）的前提下，二十万灾民越过封锁线逃亡到中共根据地，已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

其他逃往更广阔的东部沦陷区及国统区的灾民，更不知有多少了。

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2月16日即曾有名为《豫北敌占区民众水深火热，灾情严重多易子而食，敌多方榨取裹粮而去》的报道。

结语关于河南1942-1943年大饥荒，市面上可见的报道里，还有太多太多的伪历史。

譬如说汤恩伯不救灾，兵败时库存还有100万袋面粉。

稍微用脑子想想，也知道这种证据站不住脚——汤氏兵败是在1944年4月，灾荒1943年秋就告一段落了；汤氏40万部队，在灾荒已过的1944年库存半年军粮，与救不救灾哪里有半毛钱关系？

再如媒体报道里常见到一个细节，说为白修德往纽约发稿的那个电报员被蒋介石杀害了，但只要稍稍用心去翻一翻白修德的回忆录原文，可以看到那里分明写着“我猜想……”，其实连白修德自己都不确定是否存在这样一个正直的电报员。

广告语真的很好，“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一个必须面对的真相”；只是，在伪历史里“温故”，最后“知”的，会是什么“新”呢？

看完这部电影你是会深究过去，痛骂日本人，痛骂果党，发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愤慨？

还是会告诉自己，一定要珍惜粮食，珍惜放下的幸福生活？

亦或者发出凭什么说中国人没有信仰的反思？

是在b站看的，满屏的弹幕，嬉笑怒骂，也是百态人生了，一开始还会看看弹幕，长达两个多小时的电影，配合弹幕，越来越觉得浪费，干脆关了弹幕，纯看一部电影。

每一慕其实都挺让人起鸡皮疙瘩的。

记得电影里出现传教士的时候，就有人开始说中国人就是没有信仰。

看到这个真的很纳闷，就像最后张涵予饰演的那个传教士和father的那段对话：人们在受苦，上帝看的到吗？

看到了为什么不来解救？

上帝看到的，但是在和魔鬼斗争？

上帝打不过魔鬼，那我相信他做什么？

不能怀疑上帝。

瞬间就想说，EXM，这就是所谓的西方信仰了，上帝顾不了你，但是你不能怀疑上帝对你的爱。

我想说这样说起来其实中国人的信仰更真实，更现实，那就是大自然，我们所说的老天爷。

还记得小时候在老家，已经不记得几几年了，那一年十里八乡大旱，可是唯独一个村子的水源没有干涸。

在大家都喊着希望老天爷也眷顾的时候，那个村子自然也是敬天。

那时候没有人知道也许只不过是那个村子的地理位置也许比较好，适合储存水源。

但是人们就是会去敬畏那些可以让自己活下来的事物，相信肯定是冥冥之中有什么在支配，高高在上，悲悯世人，惩戒恶人，看不见听不了，但是一定是存在在，潜意识里对大自然的敬畏，难道不也是一种信仰？

信仰是什么，说多了都是虚幻，特定时候，可以让人们活下来的，那就是信仰，大多数时候不就是自我的打气加油，谁和谁又有不同？

历史应该铭记，只不过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些印象更多的存在于书本中。

历史的原貌，大概更深刻的就是通过类似于1942这样的影像形式了。

可是铭记历史是应该永远记着仇恨，寻找也许我们这些普通级别的人永远无法知道的真相还是铭记，强国安民，哪怕是动荡的时候，也不再被欺凌呢？

当然是后者吧。

大概每个人看这部电影，最大的触动依然莫过于现在真挺幸福的。

这世界上没有完美，但是有相对。

太复杂的东西，深究起来，徒增烦恼，倒不如，每一天都去珍惜，每一天都去好好的过。

很多很多人的一生，也大抵就是这样了。

不知道在向谁祈愿，但依然会在心里默默的祝愿，一切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