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来了

曾经把《阳光灿烂的日子》放给比我大许多、在那个年代度过青年时代的朋友看，他们对姜文很不屑，他怎么还玩这小孩的把戏呢，一点儿都不真实，那时候谁有那样浪漫的日子呢。

我就说，特定地点、特点身份的一群少年可能就是那样过来的吧，那是王朔和姜文的少年。

其实我的话未说完，姜文在他的电影里玩了一个花招，他的重点不在故事，讲故事的同时又通过马小军的口不断否定着故事的真实性，用中国人少见的荒诞手法，以及浪漫的光影，不确定的叙述，恍惚的氛围，告诉我们，那可能也不是姜文自己的少年。

他否定了个人叙事的真实性，却又重建了一个属于所有人的少年时代，一种那个时代的少年都曾在心底憧憬过的充满生命力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我们无法知道到底哪个更真实。

姜文只是小小地荒诞了一下，在我的印象中，这却是严守法度的中国电影一个未曾有过的创举，个人的理解和创造力终于登上了前台。

我由此喜欢上了姜文的电影，特别是他对于回忆的颠覆和重新发现。

等待多年之后，姜文带来了《鬼子来了》。

这次风格大变，黑白摄影，影像粗砺，表演激烈，对白密集，由浪漫而沉重，由抒情而思考，告别了童年回忆的姜文把镜头伸入到历史深处，试图对我们的集体记忆来一次颠覆。

这一次，他用的仍然是荒诞，不过，这荒诞已不是艺术家超现实的画笔，而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刀。

姜文知道，越荒诞才越有颠覆力，他不惮在我们的伤口上再深深地剜上一刀，因为那段记忆并不像我们理所当然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永远的伤疤，而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地淡了。

最具荒诞色彩的人物当然是马大山和他的乡亲。

电影一开始，就用戏剧性的手法把马大山置于了一个荒谬事件的中心，作为日占区的一个普通老百姓，他却要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看押一个日本兵和一个为日本人卖命的汉奸。

既不能让日本人知道，也不能杀了他们，甚至为了不让日本兵寻死，还得尽心竭力地款待他们。

对于马大山和村民们来说，这样做是出于一种生命的惯性，本能的生存意识。

他们从此也拥有了一个尴尬的身份，一面是看押日本鬼子的中国人，一面却要放弃恐惧（我注意到，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恐惧而非仇恨），把鬼子作为自己人一样来保护。

发展的结果，两种身份合而为一，在意识里中国人与鬼子似乎没有什么区别，这才有了后来把鬼子送回去的情节，才有了与鬼子的军民同乐。

当马大山给村里人许诺去杀日本人后，连自己的女人都不愿再碰他，因为，在他们的逻辑里，这个日本鬼子的身份已不再重要，“日本人也是人”，是个活生生的人，沾了他血的手，和沾了中国人血的手一样不干净。

电影到这里，反而把马大山和村民置于一个道德困境，在日军刺刀下战战栗栗活人的中国人，倒要为怎么处理一个日本兵而饱受良心折磨。

问题的关键就在良心，他们以为日本兵和中国人一样有良心，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对得住良心的，他们甚至以为可以和日本人讨价还价，而日本人也会像重新得到孩子的母亲那样回报他们。

所以接下来全村人的死，一下子让以前所有的善意揣测和斤斤计较变得那么愚蠢和荒唐。

最后，马大山死在了他曾亲手喂吃喂喝的日本兵刀下，善良和良心在面对疯狂的战争规则时的脆弱和荒诞不经如此触目惊心。

日本兵可以在杀人之前细心掸去马大山颈项上的蚂蚁，但屠刀仍会毫不迟疑地落下，他的荒诞之举是以前的马大山怎么也理解不了的，他们遵循的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游戏规则。

马大山想做日本人的顺民不成，想做个杀鬼子的英雄也不行，因为他的天真，只知有良心，在战时忘了敌我，在战后无视秩序，他只有死。

最初，马大山和乡亲们还是明确意识到了日本兵的身份的，老者和几个后生审问日本兵，他问道：你杀过中国人不，糟践过中国女人不？

我相信他们即便没有家人被日本人杀害，起码看见过日本人残杀其他中国人。

我感到荒唐的是，很多情形下，他们根本不像笼罩在战争和杀戮阴影下的人，八婶争吵时的凌厉架势，村民要胁马大山杀了他们的狠劲，算计马大山藏人是不是得了什么好处，拍得越生动真实，越是让人沮丧不已。

不是要人人都成为抗日英雄，但转眼间就可以忘了自己的处境，真以为中日一家，抱着那样荒诞的想法，要想活命都难。

电影中的看客着墨不多，却让人过目难忘。

马大山被处斩时，呼应国军军官的震臂高呼，从城墙上滚落的人引发的笑声，突然钻到哨兵裆下的猪，在这一刻所营造的荒诞感其锋芒所指是不言自明的。

精心设计的前后出现了三次的说书人，不敢杀日本人的刽子手刘爷，让人可笑的同时只有深深地叹一口气。

吴大维扮演的国军军官在戏台上宣布对马大山执行死刑。

这是第二次，之前，他在同样的地方处决了那个翻译官。

日本战俘要按国际公约由国际法庭来审判，汉奸则可以不经任何正式审判就地正法。

马大山被杀是因为停战后日本战俘是受保护的，而日本已宣布投降后屠戮全村的罪行则无人追究。

吴大维的瘸腿与其说是剧情需要，勿宁说是在隐喻这种荒诞的现实，只有一条腿的正规军，只是一条腿的教条公约和原则，看起来人道，实际上把真正良善者的生命反而视如草芥。

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角色：“我”。

这个“我”突兀地将两个大活人交给马大山，说好存放的期限，就此没了下落，因了这，却把全村的人推到了刀口。

这个人物的存在，就如戈多那样荒诞，他在实与不实之间，始终没有正面出现过，却一直悬在马大山和全村人的头上，左右他们的生死。

“我”可以是抗日分子，可以是共产党，对于全村人而言，他是一种和日本人一样可怕的力量，是强加于人的悲剧，是不可预知的命运，也是冷冰冰的历史。

如果说马大山和乡亲们值得同情的话，那只因为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在战争中苟活性命，却承担了别人给的他们负不起的责任。

可姜文仍然硬是把它塞了来，似乎为了考验所有战争中的人。

他要说的是，没有谁能真的置身事外，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责任，“我”不管是某种具体的藏在背后的力量，还是抽象的任人解释的历史，固然不可推卸责任，但普通人如果丧失了正常的判断力，准备袖手以观，他也要为此付出代价。

姜文用纪录片风格的表现手法，给了我们一个荒诞的生存故事，说它荒诞，因为在故事里的每个角色都没有遵循他们应该遵循的规则。

他的意思很明显，在那样一种异常的条件下，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可能仅仅为生存而生存。

要说反省，中国人首先该反省的正是自己的这种生存哲学。

靠抗争可以生存，靠隐忍也许也可以生存，但靠幻想和不切实际的希望绝对无法生存。

在战争环境下，天真地以为能超脱局外，消泯敌我，这本身就是最大的荒谬。

他不光要我们警惕日本人，这大凡中国人都看得出来；他更要我们警惕自己，警惕自己的天真和侥幸心理以及善于遗忘，这种遗忘的可怕，不单是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忘了那时的硝烟，更有今天面对刺刀明天就可以变为看客，忘了自己的角色，浑不知身处何地，与谁相对；他还要我们警惕理论，任何主义都不是绝对的（虽然承认这一点非常痛苦），善良和人道会蒙了真正善良的人的眼，日本人杀了马大山，在另外的地方和时间，不足百年，又有多少中国人死不瞑目？

马大山的眼睛在影片的结尾是闭上了，在他的头落地的一瞬，他终于明白，对于先前的他和乡亲们来说，这个世界太过贫弱和苍白，所以他的眼睛一开一阖间，世间血色一片。

人头落地，姜文也终于证悟，荒诞刀法至此炼成。

他的这把刀剖心斩骨，刀刀入肉三分，把我们最不愿为人见的东西挖出来示人，绝没有我们看惯了的民族英雄，也没有热血贲张的悲壮故事，有的只是沉重的悲哀。

他一方面反省西方视为圭臬的人道主义，一方面直刺主旋律烈火金钢的民族主义，结果黑道白道都不买账，东方西方两不带见，西方人不见得理解他的苦心，只是发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奖项，然后了无声息，绝没有同年的其他华语片那般风光，大多数中国人也还不知何时才能在电影院看到这部真正拍给中国人的电影。

姜文只好背起大刀，做个浪迹江湖的寂寞高手。

江湖中人则庆幸，中国电影有了一条真汉子。

这是里面最嘲的一句台词了。

第一次出现，是花屋想骂三儿，却被一心想活命的董汉奸教了这话。

第二次出现是那个队长在所谓联欢会时让花屋再唱一遍，因此成了爆发屠杀的导火线。

我看片的时候一直在想，到底为什么这片不让公映？

直到看完，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是却很确定，若我是审片的，这片一定过不了。

日本兵，或者说绝大多数日本兵，在中国完全暴露了本性中的兽性一面。

刚开始的镜头很值得玩味，是日本兵的“亲民”形象。

小孩子们完全不怕他们。

也是，和平共处了八年了，像那个老太婆说的：“我行的端坐的正，小鬼子敢把我怎么样！

”事实上，是出于利益考虑，或者是为了营造一个“繁荣圈”的假象，这才让这些村民们好好地活着。

可是愚善的人们，却因此消除了对狼的敌意，真是太可悲了。

在这样一个民族仇恨并不十分明显的村落里，中国人的一些劣根性倒反映了出来。

比如在杀花屋这个问题上，大家都义愤填膺的表示该杀，可是谁去杀？

又都你退我让起来。

开始以为三儿杀了人，个个躲瘟神一样的。

后来知道他没杀，又一个个粗口骂了起来。

比如那个百步穿杨的，没办成事儿，甚至就根本没想去办这事儿，还厚着脸皮讹了三儿的豆子，还大言不惭地说是为他考虑。

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不知该称作是懦弱还是善良。

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杀个日本人而已，该杀啊，杀就杀了。

不敢、不忍，才导致了后来的种种。

这片子没有提到某主义，可能这也是不能公映的一个原因，因为没有高歌***。

甚至于，我很想知道开始送那两个麻袋的人到底是不是***，因为他的态度过于蛮横，不符合一贯的形象。

这个也是只能意会，不得言传了。

最后的结局，是在悲剧达到一个高潮时戛然而止。

先是全村被屠，甚至日本乐队还在旁边奏着歌曲。

也许是知道日本投降了，来一个所谓“最后的晚餐”？

接下来就是三儿的死。

其实，联军进城时的样子，真的跟日本兵没什么区别。

真的从此就天下太平了么？

我觉得，面对战俘是一件很纠结的事情。

作为长官，我理解，不杀战俘。

作为三儿，我也理解，那是可以完全淹没整个人的仇恨。

看着吴大维我觉得很可笑，尤其是那些港台腔。

包括他的角色本身也很可笑。

最后那个血红色的人头，实在是很恐怖，也很有触动。

当花屋开始擦刀时，我还在想，他会不会最后切腹自杀？

可是，当他把刀架在三儿的脖子上，三儿回头死死盯着他看时，我就知道，三儿是非死不可了。

没有人能够承受心理的这种负罪感，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一了百了。

眼睛，一眨，一眨，一眨。

时间： 2003年9月8日 出处：网易影视频道网址：http://ent.163.com/edit/000908/000908_61720.html1.我为什么要拍“鬼子戏”？

　　姜文说：这部电影不仅是再现日本军队当年的暴行，更是出于一种警世的责任。

在这部影片里，日本军屠杀的是真正的中国老百姓、中国平民。

而事实上，当年日本军也确实杀过很多中国老百姓。

我的老家唐山就发生过这样的惨案。

我想通过这部影片告诉日本观众：你们要真正面对这段历史，别想再否认。

我也想以此告诫中国观众：面对恶人，我们不能无端地报以善良。

面对这些已经发生的事实，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才能避免这种事再发生。

2.我为什么对中日文化比较感兴趣？

　　 姜文说：1982年我在中戏上学时，班上来了一拨儿日本留学生，和我们同龄，关系也特好，走的时候依依惜别，甚至有和我们班同学谈恋爱的。

当时我就很奇怪，他们和我小时看的抗日电影中的松井之类的日本鬼子说的都是一样的话，怎么态度和人的精神面貌却和松井他们那么不一样？

他们和松井他们也就是差一代人，二者形象却怎么也重叠不到一起。

从那时起，我就带着这个问题听了很多亲历过抗日战争者的讲述，后来有机会去日本时也看了很多听了很多，看了许多如《菊花与刀》之类的人类学、社会学著作……到现在，我渐渐地能把这两类日本人的形象重叠到一起了，他们其实就是一回事，只不过在不同环境下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这就令我毛骨悚然：一个温文尔雅的日本人很容易变成一个我们印象中的日本兵。

　　 3.我为什么重视日本这个对手？

　　姜文说：日本善于学习和研究中国，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有优点的敌人。

如果我们不能正视这些优点而是将其模糊掉，不承认它，就会面临失败的危险与灾难。

半个世纪前的那一场侵略战争就是明证。

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该认真思考的问题，我觉得鲁迅思想的形成和他对国民性的批判，与他年轻时在日本呆过，产生过比较有很大关系。

我觉得一场灾难的发生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灾难过后我们不能深入地研究和总结这场灾难的根源。

正是这种想法促使我一直想拍一个中日间的故事。

4.我为什么给《鬼子来了》选择刘星的音乐？

　　 姜文说：《鬼子来了》的故事原本“隐藏”在我为拍电影而看过的众多小说之中，并没有清晰地凸现出来。

而最终诱发灵感的是两张风格迥异的 CD，一盘是日本军歌，另一盘是当代音乐隐士刘星的专辑《一意孤行》。

前者激昂有力中带有霸道倾向，后者则尽得中国文化超脱与空灵的真谛。

我从日本军歌中听出了民谣式的儿童歌曲的痕迹，其中有一种青春期的无法控制的疯狂和理想，这种疯狂如果被邪恶的力量所引导很容易做出意想不到的暴行。

对于《一意孤行》的境界，我非常欣赏。

但要想达到这种高境界，必须有“日本军歌”那样的实力做基础，否则只能是“商女不知亡国恨”了。

　5.我为什么特别看重“翻译官”在影片中的作用？

　　 姜文说：我曾经选了好几个关于中日战争的题材，其中有《生存》。

我看中的就是《生存》中的这一点——一个本来没有介入战争的村庄，突然来了一个日本兵和一个翻译，他们怎样互相面对？

而由于这个翻译的作用，本来善良的老百姓不能正确地认识对面的敌人，以至于自大、膨胀，使用了错误的手段。

这其中有残暴敌人的问题，更有翻译官因为私欲而误导的问题，于是事情开始往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故事的这个核是我非常看好的。

　　 6.我为什么对日本朋友抱有戒心？

　　 姜文说：当年在中戏谈笑甚欢的日本留学生朋友，遇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一瞬间就会变成大屠杀的刽子手。

这种两面性是很好地重叠在日本人身上的。

就像我们这一代人很熟悉的李玉和与鸠山，在满铁医院的时候就是“老朋友”嘛！

但是这种朋友关系挡不住鸠山当了宪兵队队长，以后把李玉和弄来坐老虎凳。

虽然不耽误请李玉和喝杯酒、谈谈佛教，但是密电码得拿出来。

这种事太多了，朋友归朋友、原则归原则，日本人的原则性和国家利益的概念非常强。

　　 7.我为什么不总把“爱国主义”挂在嘴边？

　　 姜文说：爱国主义不需要唤起，只要一个人还知道自己是谁，对自己的人格有一定的尊重，他就会爱自己的祖国。

鲁迅对自己民族与文化中某些问题进行讽刺与挖苦，这也是充满了爱的。

他为什么不挖苦日本去呀？

因为他是想让中国这“脖没了，比日本强了，这是最大的爱国。

反过来个别人为了自己的私欲违心地故作赞扬歌颂状，而不让人们看到问题的实质，那就像我们片子中的翻译官董汉臣一样了。

我觉得比“卖国贼”更可怕的是“爱国贼”，他们打着“爱国”的旗号，危害却比“卖国”还大。

我虽然达不到鲁迅那么高的境界，但我很崇拜和欣赏他。

他有时候表现得比较尖刻，但他看问题很准确。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多人看不到问题、不愿意看到问题或者看到了也不愿意说。

鲁迅这种高境界我理解就是“民族魂”。

要是有那么几百个鲁迅，这个国家就会很了不起。

　　 8.我为什么不经常站出来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否认战争罪行之类的言行加以驳斥？

姜文说：因为拍了这部《鬼子来了》，近期有不少报纸请我就日本右翼分子的反动言论发表看法。

但是我认为我们最需要的不是每次日本反华势力出招的时候我们就接招，而是需要从深层次上研究这个对手，光靠拉几个名人出来义愤填膺地过一把嘴瘾无济于事。

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始终没有变过，只是我们没有深入地认识到这一层，所以才一会儿看着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一会儿看着又是军国主义的复活，这是我们需要反省的。

日本不断利用我们在群情激昂时说过的一些过嘴瘾的话来达到他们的某种目的，包括我们的一些电影都成了他们开脱罪责的例证。

比如我们老拍游击队，他们就援引有关的国际战争法称游击队员被俘后不享受正规军的战俘待遇，为他们杀人找借口。

再比如我们有一句著名的电影台词叫“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他们又非常险恶地把很多杀戮的罪行推卸到中国的伪军身上。

问题不在于最近日本又发出了什么不和谐的声音，我们该怎样回击，而是在于我们应该冷静地认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邻居。

我们总说要走向世界，首先就得迈过日本这道门坎。

迈过日本，自然就走向世界了。

　　 9.我为什么不在影片中让中国观众痛痛快快地“打”鬼子？

　　 姜文说：拍这部电影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一些抗战题材的“老片”可能会给人，尤其是给日本观众造成的一些误解。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那些片子都是很好的，确实起到了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

但这些电影也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这些老电影被日本人拿到日本去放，并以此教育日本的年轻人说：你们看，中国的老百姓哪一个不是间谍，他们哪个不是不穿军装的军人？

既然他们“全民皆兵”，我们就可以对他们“全民歼灭”。

于是，我们的这些老电影成了他们掩盖当年屠杀中国平民的把柄。

但事实上，那时候我们并没有“全民皆兵”，那只是我们的一个理想。

而我们现在拍电影，就再不能给日本人这种口实了。

我觉得通过拍一部电影过嘴瘾是容易的，而且往往能很急功近利地讨点好，但是事情过去之后既不起作用又不能使观众真正进行思考。

我拍《鬼子来了》就是试图让观众明白，如果想避免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段不愉快的历史，除了过嘴瘾还有什么办法。

我不敢说《鬼子来了》给出了这个结论，事实上我一个导演和一部影片也做不到，最高的理想也就是有个方向吧！

　　 10.我为什么不相信日本人的“友好”？

　　 姜文说：在与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年轻人的交往过程中我发现，日本右翼分子、反华势力、否认战争罪行的大有人在，并不像我们常说的那样是一小撮，只不过在那里上蹿下跳的是一小撮。

不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等于没有正视日本这个强大的对手。

另一个不好的倾向是：我们有些文艺作品经常替日本人向中国人谢罪。

而事实上不肯谢罪的日本人是一大撮，我们为什么总要用那一小撮谢罪的日本人来麻醉和满足自己呢？

《鬼子来了》这部影片中有几位日本演员，他们以前看过我拍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很想和我合作，报酬都好商量。

但是看了剧本以后，他们有抵触情绪，拍摄过程中我们也不断发生辩论。

这批30岁左右的日本演员代表着日本的中坚力量，通过这部电影，我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他们一些比较极端的想法。

我相信将来这部影片在日本上演时，观众也会像这批演员一样有所改变，至少对自己以往接受的看法有某种怀疑。

很特殊的一部片子，看时莫名其妙的跟着情结嘻嘻哈哈，不知道姜文在说什么，后来的结果也很突兀震撼，被正式有效的涮了一把对白的精彩－－流畅、即兴，有黄土味道；这个公认的了；国人的劣根性也部分展现－－这怕就是封禁的原因吧建议回头解封了,排个话剧版，也是很有看头的－－姜文本人受《茶馆》影响不是一点半点的《我的摄像机不撒谎》姜文专访谈到，他到日本发现他们也拿中国的抗日经典教育后代，不过结论是“你看看他们全民皆兵，我们错杀几个平民也是正常的”，这部片子的缘起，部分原因在这里－－反应比较中立的老百姓的生存状态荒诞的很像回事，表演也很精彩，访谈里姜文自己认为是最好的一部，超过《阳光灿烂的日子》了

一部牛b的片首先要建立在符合逻辑的基础上。

一部涉及历史的牛b片除了要符合逻辑，还应当尊重历史，真实还原人性和民族性。

这句话给的是《鬼子来了》。

但是，基于国情，广电总局特别喜欢YY，因为自己的G 点自己最清楚，撸起来高潮来的比较快，所以我们国内看到的抗日题材影片一般都是限制级的。

很多人一直骂广电总局，说总局老是用行政手段干涉老百姓的文化生活，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大的误解，广电总局其实是个好部门，他们一直特别委屈，是个遭到广大群众最多误会的部门。

你想啊，人家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的给你审批和发放限制级电影，试问在全世界还有哪个国家的政府相关部门可以做得到？！

你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操！！

《鬼子来了》的牛B在于整部戏，真实！

如果看多了国内的战争戏，早点地比如说《小兵张嘎》、《地雷战》、《地道战》，近点的比如《我的兄弟叫顺溜》，大家一定会得出一个统一的印象：日本鬼子是一群走路都蔫巴蔫巴的家伙，跟天天抽鸦片的似的，每次出城总要奏着“当当当当”的进行曲，还有一个满嘴“太君太君”、点头哈腰的汉奸带路，然后走到半路，我早已埋伏好的游击队（注意，一定是我游击队，不是国军）中一位浓眉大眼、胡子剃得比用吉列锋速3还干净的队员，目光锐利的盯着小鬼子，一挥枪，喊一句冲啊，于是我游击队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股脑从地下冒出来，边冲边打枪，当然有些情况下后面还有人打炮，日本鬼子顿时乱作一团，无用的反击几下后即抱头鼠窜，瞬间被毫发无伤的我游击队全歼！

这基本是我国抗日战争片的标准情节，对不对？

其实总体还是比较健康的，因为一般情况下都是打枪，很少出现打炮的情节。

前面说了，我很敬佩广电总局，因为他们一直承受巨大的压力，默默为广大人民群众愤青五毛奉献高质量的限制级电影。

但是因为这种电影的内容确实少儿不宜，我得有谴责对象，我这人比较怂，捡软柿子捏，于是我选择骂导演和编剧。

马勒嘎巴子的sb导演你知道经过军事化训练的士兵和民兵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么？

纪律性。

日本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纪律性。

日本人是有军事传统的民族，武士道思想简直就是为职业军队准备的，效忠天皇、荣誉战死是其军人的坚定信念。

这造就了二战期间极具战斗力的军队。

美国人在太平洋战场上，打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战役，付出了重大的伤亡，才取得了战略优势。

这在HBO的《太平洋战争》系列剧中有很大的笔墨。

日军坚守太平洋各岛，有些岛屿上守军基本是全部战死，还有很多见防守无望集体自杀。

如此的日军到了中国的电视剧中就成了上述的“和谐版本”，这有点玩过了。

我觉得导演的思路是有问题的：因为你拍的是抗日题材就要站到民族的高度，因为站到了民族的高度就要丑化你的对手。

这其实并不对。

我很崇敬抗日时期的中国军人和人民，他们付出了重大的牺牲保家卫国，正因为这样，真实还原那个年代的战争情况，方才足以说明抗日战争的伟大。

还有就是简单说说装备，抗战期间，国军前期的装备是“汉阳造”步枪，其射程仅为日军步枪的一半，精度也较日军的装备打折扣。

加上日军还有机械化部队，东北和台湾这两个已经经营的很好的资源后方。

所以不要说国军不努力抗战，士气是有的，不丢中国人的脸，实在是装备太坑爹了。

你光着屁股去跟攻防速魔法魔抗都加满全身好装备的对手PK，打成这样真是不容易了。

另外我游击队中不外乎几个文盲农民，前身大多是钉子户劳改犯流氓土匪之类的，怎么就能这么牛b？

爆破专家（《地雷战》）、战术专家（《地道战》）甚至连牛B的狙击手都出现了（《我的兄弟叫顺溜》），SB导演编剧，稳重点好么？

看这些片曾经导致我产生了一种错觉，我觉得我肯定错过了一些重大的史实资料。

比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这些资料对于我游击队的属性加成数据提升一定有某种神秘的作用，才打造出来这样一只在党领导下的抗日中流砥柱。

一部历史片的底线是按照事情的原始面貌来讲故事，这是基本要求。

却一直没实现，直到《鬼子来了》。

《鬼子来了》是神鬼之作，不止因为追求真实，它在做抗日电影该做的事情：反思和探讨。

观看前任何猜度都是徒劳的，所以聚精会神的去看就是对这部片子最好的赞赏。

我很佩服姜文的才华，真的。

他有讲故事的才能，有平等对待和尊重观众的真诚，也有按照自己想法去讲故事的勇气和追求。

这部片子对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描写较为客观。

挂甲台的村民们没见过世面，贪婪，小气，反复无常，懦弱，若干个人物把这些特质反应的淋漓尽致。

几场冲突戏非常到位。

主人公马大三是个反传统的非经典人物，他的身上并不多些浪漫主义的英雄气质，也不足以扭转整个事情的方向。

吴大维演的国军军官，成功在于吴大维演的蹩脚。

因为这个军官就是个蹩脚的人物。

他背后的两个美国人很有象征意义。

这部片子没法公映，我想是在结尾那一段。

过于震撼！

日本人在知道战败的情况下对村民进行了血腥的屠杀，成为国军战俘后还得到了优待，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国军军官说日本人也是人，你要对他们讲人道。

基督教讲“eye for an eye”，以眼还眼，别人给你的屈辱理当原样奉还。

这段除了说明某些人的是贱B还能是什么？

这才是汉奸！

而那个复仇的中国人，却背负了骂名而被惩罚。

各种反讽，黑色幽默，你懂的。

这一刻，愤青们，我真心实意的和你们在一起。

中国人是在浑浑噩噩中体验了天降的胜利。

这种胜利带来麻痹的愉悦和错误的幻觉，精神上的胜利却从未取得。

当电影中1945年日本战败的时候，所有日军都是笔挺站在那里，接受的是天皇下达的投降命令，而不是战场上的失败。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PS；1、日军的根据地取景地在河北蔚县的西固庄，现在是旅游景点；2、另一处根据地应当是黄花城水长城。

姜文《鬼子来了》改编自小说《生存》，原作者尤凤伟，那么说明尤凤伟还挺有想法，看了1961年大岛渚的电影《饲育》之後，我凌乱了，到底世上还有没有原创？

不過導演的訪問回答還是有一定水平的。

1.我为什么要拍“鬼子戏”？

　　　　　　 姜文说：这部电影不仅是再现日本军队当年的暴行，更是出于一种警世的责任。

在这部影片里，日本军屠杀的是真正的中国老百姓、中国平民。

而事实上，当年日本军也确实杀过很多中国老百姓。

我的老家唐山就发生过这样的惨案。

我想通过这部影片告诉日本观众：你们要真正面对这段历史，别想再否认。

我也想以此告诫中国观众：面对恶人，我们不能无端地报以善良。

面对这些已经发生的事实，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才能避免这种事再发生。

　　　　　　 2.我为什么对中日文化比较感兴趣？

姜文说：1982年我在中戏上学时，班上来了一拨儿日本留学生，和我们同龄，关系也特好，走的时候依依惜别，甚至有和我们班同学谈恋爱的。

当时我就很奇怪，他们和我小时看的抗日电影中的松井之类的日本鬼子说的都是一样的话，怎么态度和人的精神面貌却和松井他们那么不一样？

他们和松井他们也就是差一代人，二者形象却怎么也重叠不到一起。

从那时起，我就带着这个问题听了很多亲历过抗日战争者的讲述，后来有机会去日本时也看了很多听了很多，看了许多如《菊花与刀》之类的人类学、社会学著作……到现在，我渐渐地能把这两类日本人的形象重叠到一起了，他们其实就是一回事，只不过在不同环境下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这就令我毛骨悚然：一个温文尔雅的日本人很容易变成一个我们印象中的日本兵。

　　　　　　 3.我为什么重视日本这个对手？

　　　　　　 姜文说：日本善于学习和研究中国，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有优点的敌人。

如果我们不能正视这些优点而是将其模糊掉，不承认它，就会面临失败的危险与灾难。

半个世纪前的那一场侵略战争就是明证。

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该认真思考的问题，我觉得鲁迅思想的形成和他对国民性的批判，与他年轻时在日本呆过， 产生过比较有很大关系。

我觉得一场灾难的发生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灾难过后我们不能深入地研究和总结这场灾难的根源。

正是这种想法促使我一直想拍一个中日间的故事。

　　　　　　 4.我为什么给《鬼子来了》选择刘星的音乐？

　　　　　　 姜文说：《鬼子来了》的故事原本“隐藏”在我为拍电影而看过的众多小说之中，并没有清晰地凸现出来。

而最终诱发灵感的是两张风格迥异的CD，一盘是日本军歌，另一盘是当代音乐隐士刘星的专辑《一意孤行》。

前者激昂有力中带有霸道倾向，后者则尽得中国文化超脱与空灵的真谛。

我从日本军歌中听出了民谣式的儿童歌曲的痕迹，其中有一种青春期的无法控制的疯狂和理想，这种疯狂如果被邪恶的力量所引导很容易做出意想不到的暴行。

对于《一意孤行》的境界，我非常欣赏。

但要想达到这种高境界，必须有“日本军歌”那样的实力做基础，否则只能是“商女不知亡国恨”了。

　　　　　　 5.我为什么特别看重“翻译官”在影片中的作用？

　　　　　　 姜文说：我曾经选了好几个关于中日战争的题材，其中有《生存》。

我看中的就是《生存》中的这一点――一个本来没有介入战争的村庄，突然来了一个日本兵和一个翻译，他们怎样互相面对？

而由于这个翻译的作用，本来善良的老百姓不能正确地认识对面的敌人，以至于自大、膨胀，使用了错误的手段。

这其中有残暴敌人的问题，更有翻译官因为私欲而误导的问题，于是事情开始往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故事的这个核是我非常看好的。

　　　　　　 6.我为什么对日本朋友抱有戒心？

　　　　　　 姜文说：当年在中戏谈笑甚欢的日本留学生朋友，遇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一瞬间就会变成大屠杀的刽子手。

这种两面性是很好地重叠在日本人身上的。

就像我们这一代人很熟悉的李玉和与鸠山，在满铁医院的时候就是“老朋友”嘛！

但是这种朋友关系挡不住鸠山当了宪兵队队长，以后把李玉和弄来坐老虎凳。

虽然不耽误请李玉和喝杯酒、谈谈佛教，但是密电码得拿出来。

这种事太多了，朋友归朋友、原则归原则，日本人的原则性和国家利益的概念非常强。

　　　　　　 7.我为什么不总把“爱国主义”挂在嘴边？

　　　　　　 姜文说：爱国主义不需要唤起，只要一个人还知道自己是谁，对自己的人格有一定的尊重，他就会爱自己的祖国。

鲁迅对自己民族与文化中某些问题进行讽刺与挖苦，这也是充满了爱的。

他为什么不挖苦日本去呀？

因为他是想让中国这“脖没了，比日本强了，这是最大的爱国。

反过来个别人为了自己的私欲违心地故作赞扬歌颂状，而不让人们看到问题的实质，那就像我们片子中的翻译官董汉臣一样了。

我觉得比“卖国贼”更可怕的是“爱国贼”，他们打着“爱国”的旗号，危害却比“卖国”还大。

我虽然达不到鲁迅那么高的境界，但我很崇拜和欣赏他。

他有时候表现得比较尖刻，但他看问题很准确。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多人看不到问题、不愿意看到问题或者看到了也不愿意说。

鲁迅这种高境界我理解就是“民族魂”。

要是有那么几百个鲁迅，这个国家就会很了不起。

　　　　　　 8.我为什么不经常站出来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否认战争罪行之类的言行加以驳斥？

　　　　　　 姜文说：因为拍了这部《鬼子来了》，近期有不少报纸请我就日本右翼分子的反动言论发表看法。

但是我认为我们最需要的不是每次日本反华势力出招的时候我们就接招，而是需要从深层次上研究这个对手，光靠拉几个名人出来义愤填膺地过一把嘴瘾无济于事。

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始终没有变过，只是我们没有深入地认识到这一层，所以才一会儿看着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一会儿看着又是军国主义的复活，这是我们需要反省的。

日本不断利用我们在群情激昂时说过的一些过嘴瘾的话来达到他们的某种目的，包括我们的一些电影都成了他们开脱罪责的例证。

比如我们老拍游击队，他们就援引有关的国际战争法称游击队员被俘后不享受正规军的战俘待遇，为他们杀人找借口。

再比如我们有一句著名的电影台词叫“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他们又非常险恶地把很多杀戮的罪行推卸到中国的伪军身上。

问题不在于最近日本又发出了什么不和谐的声音，我们该怎样回击，而是在于我们应该冷静地认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邻居。

我们总说要走向世界，首先就得迈过日本这道门坎。

迈过日本，自然就走向世界了。

　　　　　　 9.我为什么不在影片中让中国观众痛痛快快地“打”鬼子？

　　　　　　 姜文说：拍这部电影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一些抗战题材的“老片”可能会给人，尤其是给日本观众造成的一些误解。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那些片子都是很好的，确实起到了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

但这些电影也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这些老电影被日本人拿到日本去放，并以此教育日本的年轻人说：你们看，中国的老百姓哪一个不是间谍，他们哪个不是不穿军装的军人？

既然他们“全民皆兵”，我们就可以对他们“全民歼灭”。

于是，我们的这些老电影成了他们掩盖当年屠杀中国平民的把柄。

但事实上，那时候我们并没有“全民皆兵”，那只是我们的一个理想。

而我们现在拍电影，就再不能给日本人这种口实了。

我觉得通过拍一部电影过嘴瘾是容易的，而且往往能很急功近利地讨点好，但是事情过去之后既不起作用又不能使观众真正进行思考。

我拍《鬼子来了》就是试图让观众明白，如果想避免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段不愉快的历史，除了过嘴瘾还有什么办法。

我不敢说《鬼子来了》给出了这个结论，事实上我一个导演和一部影片也做不到，最高的理想也就是有个方向吧！

　　　　　　 10.我为什么不相信日本人的“友好”？

　　　　　　 姜文说：在与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年轻人的交往过程中我发现，日本右翼分子、反华势力、否认战争罪行的大有人在，并不像我们常说的那样是一小撮，只不过在那里上蹿下跳的是一小撮。

不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等于没有正视日本这个强大的对手。

另一个不好的倾向是：我们有些文艺作品经常替日本人向中国人谢罪。

而事实上不肯谢罪的日本人是一大撮，我们为什么总要用那一小撮谢罪的日本人来麻醉和满足自己呢？

《鬼子来了》这部影片中有几位日本演员，他们以前看过我拍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很想和我合作，报酬都好商量。

但是看了剧本以后，他们有抵触情绪，拍摄过程中我们也不断发生辩论。

这批30岁左右的日本演员代表着日本的中坚力量，通过这部电影，我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他们一些比较极端的想法。

我相信将来这部影片在日本上演时，观众也会像这批演员一样有所改变，至少对自己以往接受的看法有某种怀疑。

文本分析1。

视听语言方面用黑白胶片拍摄，最后杀头的一片红是特技[《辛德勒的名单》虽然也是用黑白电影，但是，是用彩色胶片拍后期做成黑白的] 这与姜文这一时代的人有关，从小都看的黑白战争片类似《地道战》长大的。

镜头的设计：五十多分钟的时候，用鱼儿的视角来看马大三，表现他内心的恐惧，富有喜剧色彩，使观众产生怜悯又可爱的情感。

用大量特写，突出演员表演。

光线的处理，马大三接受日军俘虏开的村民会，崔健配乐，但是没有摇滚的影子（一意孤行）2。

表演的台词设计处理姜文透明的目光表现马大三这一个淳朴的农民，用方言（河北唐山、江浙、东北）很好的反应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河北农村生活）并具有一定的纪实性。

3。

影片风格“再悲剧中也会有喜剧成分”，“真正的戏剧大师能调动人所有的审美元素”，《鬼子来了》杂糅了很多悲喜剧的风格，借了军乐交响乐得主旋律反复出现的效果。

例片中“我一手一个，掐把死俩……”开始是说偷汉子的媳妇，后面是指日本鬼子，最后竟然是他这个身体残障的老人成为唯一反抗日本人的人。

这种表现手法具有现代西方戏剧荒诞的风格。

荒诞、幽默在最后一段表现的尤为突出，黑毛驴的突然跑出，高队长讲话时，朱在士兵脚下穿行，混沌的场面。

4。

人物性格“我想拍《鬼子来了》，其实是想对自己35年来做一个总结，对恐惧，对爱，对死亡的感受。

是什么引起恐惧？

为了摆脱这个想法，是远离还是死亡，还是接近死亡？

”　 ——————————　《我的摄影机不撒谎》　　马大三：本分、善良、小聪明、明哲保身、不敢承担责任，代表典型中国老百姓的生存哲学，拉群人下水，责任大家担，也就法不责众，带着困惑的微笑死去。

河北小山村的农民没有正面面对战争，几千年的农民逻辑让他们善待俘虏，但最后去发现他们的意识形态，道德行为准则于现代战争逻辑很不适应。

花屋小三郎：带着日本武士道精神出现，但又害怕死得不壮烈，花屋心理变化过程是导演的功力所在。

花屋后来对生命的珍爱，基于村民对他这个俘虏的优待。

“无论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这里被描述和被追问的，只不过是被还原为人类本身的脆弱姿态。

”——————日本《朝日新闻》最后马大三被花屋砍头，马大三抬头看花屋的镜头翻译：代表着有点文化的中国人，脑子转得很快，中国劣根性代表。

挑拨离间，被上司看不起，“支那狗”。

又看不起花屋这样日本农民出身的下层士兵。

最后他受刑的时候笑是对时局的嘲笑，也是对自己翻译生根的嘲笑。

5。

主题复杂和多指向性<1> 人物与兽性的矛盾<2> 和平逻辑与战争逻辑的矛盾<3> 政治法则与民间感情逻辑的矛盾影片表现受侵略侧面，并非正面的抵抗。

大义凛然，没有高、大、全的形象，而是中国农民后滞思想，唯利是图只有眼前利益，可能是被判“反动影片”的原因，农民的猥琐贪小便宜，民族意识淡薄。

之所以马大三不敢杀人是因为典型中国农民的宗教迷信，鱼儿怀了马大三的儿子，谁都不愿意脏手，正是由于这种迷信才形成了中国（相对）和平。

把一段魔鬼华的日本鬼子放到了人性的角度下分析，使日本鬼子也有了性格的丰满，有残忍也有怕死的、懦弱的一面。

表现了日本鬼子人性的一面，尤其是野野村天天给村里的孩子吃糖。

没有和村民冲突。

而最后的爆发是军官的暗示和挑拨。

因受刺激而发疯杀了最喜欢的小孩，刻画了立体丰满具有人性，内心审视的野野村可能也是“反动”的一部分。

导演的视觉超越了民族恩怨，从人性的角度看战争，村民不愿惨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而正是这种善良引来了字后的杀身之祸。

人文角度来看，人和人的生命是高于一切的，人在社会中生存就得善待他人，但他认为了他们的生存而不让我生存。

人身上是人性和兽性共同存在的，人要善良就是人性战胜兽性，所以行为都应以生命的尊重为准则，马大三他们的善良在战争中被碰得头破血流，这也正是其表现的人性。

艺人政治，新闻媒体之间的媚权，艺人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

艺人认为自己体验生活是评判者，这正是见闻对自己这个职业的批判态度，。

片中马大三二度进城看到前后两次城门口艺人演唱的不同的段子。

我不信姜文接受访谈时的那段鬼话，就像我不信有关部门封杀该片时说的那堆屁话一样。

该怎么看这部电影？

姜文不会在接受访谈的时候告诉你，说完场面话，他一边躲着偷笑去了。

反正这片足够大家在里头各取所需。

——你说这是南郭先生的现实主义寓言，那不错；你说这是国民劣根性的荒诞派呐喊，那也成；甚者你可以去追究那个“我”究竟是谁，随你便。

反正看完该片都觉着被扇了嘴巴子，最多奇怪左脸挨了这么一下，为啥右脸跟着疼呢？

为啥？

因为谁也不愿意去正视自己人性中最深不可测，却又最脆弱最卑微的东西——那就是兽性。

不去正视，那么，或不承认，或退而求其次，或左脸换右脸——管他哪儿疼。

片子里头的街头艺人有一句唱得好，说日本皇军和咱中国人六百年前是一家，献媚献得着实明修栈道。

为啥有有这一出？

为了和结尾对国军的歌功颂德作对比？

那只是一小部分。

而恰恰要真正理解这片子，首先得好好理解这句话。

翻译说，日本人生气客气一个样——中国人何尝不然？

又说中国人杀不杀人一个样——日本人何尝不然？

换言之，姜文在片里几次三番在暗示，这不是说中国人，也不是说日本人，俺说的就是人，人性，奴性与兽性的粘连。

中国驴上了日本马——就是对此的一种隐喻，大家都一样，岂止六百年前是一家？

生存，是人性与兽性既对立又统一的一面。

为了生存，两个民族各有一套自己的哲学。

中国人是“好死不如赖活着”，日本人用“武士道精神”掩盖死亡的恐惧，无所谓对错是非，不过是在战争的大背景下，两者人性的一面被掩盖，奴性兽性的一面得以强化了。

看看挂甲屯人的贪婪，愚昧——这个作为主线表达得淋漓尽致，不必细表。

那日本人呢？

真就只是简单的恩将仇报吗？

为什么野野树能下手杀死他每天经过都不忘给糖的孩子？

为什么花屋从最初的视死如归变成了后来的求生若渴再到最后的举刀剖腹？

为什么酒冢队长一开始觉得花屋没死是一种耻辱死最后却制止了他武士道精神的自戕？

为什么花屋是挂甲屯屠杀中下第一刀的人？

——那个喝醉酒在酒冢肩上乱拍的村人道出了真相：恐惧——你要不怕，你开什么枪？

——被说中了？

他知道的太多了！

无论是中国式的奴性，还是日本式的兽性，不过是在战争之下对于恐惧的一种反应和碰撞。

而这背后的文化调教出来的行为模式大大超出了人性本身的思考。

当然，这些文化根深蒂固，却又脆弱不堪。

被逼到极致的姜文照样会拿起斧头去砍鬼子，而猝不及防的鬼子也将武士道精神放到了九霄云外，按照人类的本能四处逃窜。

最终，大家不过是战争的卒子，酒冢取下花屋的刀，武士道精神也可以因为战争的失败而歇一歇。

而国家的战争结束了，一个人的战争才刚开始，姜文最后死的时候在笑，也许是因为他发现只有自己真正脱离了这个棋盘。

姜文对于人性的观察和刻画实在是到了一丝不挂的境地了。

所以这片除了反战之外，也是“反文化”的，或者说，它用一种割肉互啖的方式揭示，反思文化与人性的内质。

先且说这么些。

对于人性表象的深入挖掘，也使得这部片子获得了值得挖掘的生命力，也许每看一遍都会看出些新的东西出来。

改天想从其他角度再道一道这部让我爱不释手的片子。

最后，在看了豆瓣上许多人的评论回帖后，我想打个比方。

要有人把你扒个一丝不挂，当众指出你就是个性无能，那么，你完全不承认——那你是主张封杀该片的那一拨；你承认了一部分，但为它找了许多理由各种定义——那你是说这片好却说不到点子上的那一拨；你坦然接受了——那你就是给这片颁奖的那一拨。

《鬼子来了》有众多让人捧腹的片段和场景，却无法让人一笑了之，是一种含泪的笑。

苏格拉底曾说过：“真正的悲剧总是以喜剧的形式出现”。

《鬼子来了》里对马大三执行死刑这场戏，高将军站在台上义正严辞地说他“双亲被日军被炸死，腿被炸断”他才是最有资格报仇的人时，周围的人群还是一片麻木，仿佛在看戏。

当猪跑出来时，场面失控，把高将军所谓的什么波茨坦公告、日内瓦公约和民族大义统统消解在人们的哈哈大笑声中。

“所谓的给秩序以混乱，就是把滑稽幽默的东西和崇高严肃的东西、喜剧的因素和悲剧的因素、时间的顺序和时间上的错乱等等对立的或不相干的事情糅合在一起“。

貌似民主的高将军声称要马大三说，却堵住其嘴，将自由、民主无情的进行了消解和嘲笑，实现对现实秩序的一种反抗与嘲笑。

被称为“民族败类”的马大三在同一地点被处死，他不像童汉臣那样笑，而是仰天长啸，无奈与悲凉之意更胜前者。

很好很好的一部片子1、八年抗战，谁赢了谁输了？

八年，我们赢了，日本投降了但谁获得真正的胜利呢？

一种物质上精神上心态上的全面胜利呢？

答案很明了一句话，残忍的奴隶主走了，奴隶还是奴隶2、中国农民对日本的态度为什么他们可以天真浪漫到相信日本人会真的给他们两辆车的粮食这可是说是善良忠厚，也可以说是愚昧无知总觉得也许他们心底里面，并不晓得这是侵占他们土地侵占他们主权的掠夺者，而好像仅仅只是改朝换代一般，来个个新的主人而已，我们能吃好饭睡好觉就感恩戴德了他们的眼神里只有恐惧，找不到仇恨3、我是谁？

电影里面多次提到我是谁我是谁呢？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高少校对马大三的最后审判里说:“中华民族的美德在你身上已经荡然无存，你不配做一个中国人，甚至不配做一个人。

”怎样才配做一个中国人呢？

四个字：逆来顺受换句话说，就是丢掉“我”，丢掉自己，丢掉对于真正人性的追求马大三最后找到了“我”，以“我”的要求来活着，实现活着的意义那他在当时的环境自然离死亡不远了4、黑白黑白色彩和唐山话很加分当然了，对于我这种语言听觉障碍者肯定要看有字幕的了5、警惕很多东西留在中国人的血液里，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骨子里还没变在日本人那里，有些可怕的东西也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我们需要警惕6、也许我们也常常会遇到这种鬼子中国人几辈子都喜欢一个错误，为了自己想要的一个结果，明知道它存在的理由不充分不合理，就先找个借口说服自己，然后以为别人也能接受这个理由。

马大三就是这样。

他以为他养了日本人半年，人家肯定会给他粮食，会感谢他。

可别人不是这么想的，别以为别人都会顺着你的思路走。

——姜文我以及身边的一些朋友，特别是从农村考进大学的一些朋友，这种思维很明显我们常常会觉得委屈或者受到欺骗，会觉得我们对某个人非常真诚非常好为什么最后TA却那样对待我呢？

大抵我们都存在着这样一种思路，却没有想到，对别人的好最后反而成为了别人颐指气使的理由，而且在这种心态上为恶而不自知，最后，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为别人买一顿早餐的时间和精力，更是一种自尊的丧失，一种人生姿态的遗弃。

7、我们需要对别人的胜利，更需要对自己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