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球

无论什么年代，看来都只有聪明且有才能的人才有资格活下去。

古今中外，无论是悬疑片，战争片还是灾难片，剧中人物要么有着精明的头脑，要么有着生存的必要本领。

在陷入绝境中才能够凭借一套本领让他们摆脱困境。

《误杀瞒天记》里男主角看了1000多部电影，并且会多国语言。

《后天》男主角杰克是气候学家，儿子精通物理。

这些不是有种一套本领吗？

当真的陷入困境，那么，自身能力真的很重要。

柏林墙见证冷战，更见证德国的分裂。

后来柏林墙塌了，两德实现统一。

精神上的分裂，经济上的分裂仍然存在。

宁静的东德被富有的西德席卷。

这对德国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呢？

每当别人问我想要什么的时候，我总是突然间对什么都失去兴趣。

总之，不能有碍于他人的视线，我并不存在，我是一阵虚无缥缈的风，是一场虚空。

每当别人问我想要什么的时候，我总是突然间对什么都失去兴趣。

总之，不能有碍于他人的视线，我并不存在，我是一阵虚无缥缈的风，是一场虚空。

有人不理解为何冷战时期东德一些生活宽裕的中产阶级要不顾一切的逃到西德，很多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他们批判性的谈到“那些人，都有车有房了还要背叛祖国，真没有良心。

”假如一个人从来没有吃过饱饭，他永远无法理解那些宁愿省吃俭用也要去追求文学艺术的人。

因为在他们的价值体系中，有车有房，难道下一步不就应该追求更大的房子，更好的车子了吗？

东德政治、经济高度集权的发展模式必然要通过限定价值取向来限定民众的人生追求，从而确保所有人按照既定轨道按部就班的工作，生活，无法对既得利益者构成挑战。

这种模式也许对于文化程度不高，缺乏独立思辨能力的人好使。

但对于拥有独立思考能力、物质上已经得到满足的知识分子群体，无异于剥夺了他们更高层次的追求。

他们逃出东德，不是因为西德有多好，而是因为东德已经提供不了他们想要的东西。

例如，东德哪里都好，但西德允许说不好。

最后，即使东德是苏联东欧阵营里生活水平比较高的，但比西德还是差不少了。

80年代后期，东德中产与西德中产之间的差距不仅体现在物质上，更体现在精神上。

前按：很多时候，我总觉得我们把时间浪费在毫无价值的事情上，没有真正力量形成自己人生的励志故事——或者说，因为所处的社会要求我们，只能做一些无聊的事。

如果你真的具有正能量，对他们来说，就是巨大的威胁……

1979年，年仅11岁的米夏埃尔·赫尔比希 （Michael Herbig）在电视上看到一则乘坐热气球逃亡柏林墙的新闻，从此再也没有忘记这个故事，并且“立誓要将这个真人真事搬上大屏幕”……许多年以后，已经成为德国著名喜剧导演的他（很多人称他为德国周星驰），通过不懈努力，终于拿下《奇迹热气球》（也有译作《气球》）故事的拍摄版权。

米夏埃尔用了五年时间进行前期调查，多次访问主人公，甚至还翻阅了史塔西（Stasi前东德秘.密警.察机构），针对这起事件长达2000页的报告书。

然后，米夏埃尔导演用两小时，向我们讲述了身在东德的彼特和甘特为了追求自由，利用自制的热气球飞越柏林墙的故事。

《奇迹热气球》开始，甘特放弃了筹谋两年之久的逃亡计划，直到他获得父亲的支持和鼓励。

但是彼特一家人这次也没有成功，因为云雾沾湿布料和煤气罐结冰——距离自由世界，他们只差几公里。

坠毁的热气球，引来了秘.密警.察的调查。

形势危急，彼特只好找甘特帮忙，于是两人再次合作，制作一个更大的新的“热气球”——剧情很简单，但是背景好复杂。

首先，导演并没有讲述他们“为何逃离”，哪怕一个小引子事件也没有。

只有彼特在餐桌旁，对着儿子说“有时候在这里没办法说真话，这里指的是我们的国家”。

所以，这一段历史，就需要观众自行脑补历史画面了。

据信，从1961年建造柏林墙以来，至1989年边境开放的这28年里，有187868人逃亡成功。

在此之前，约有350万人逃离民主德国和东柏林地区；就在柏林墙开放的头三天，便有超过300万民主德国公民进入联邦德国和西柏林“短暂访问”……其间，那些不幸死亡的“非法越.境者”，并没有完全准确地统计。

按理说，故事中的主人公彼特在那个年代就有自己的房产和小汽车，妻子在银行上班等等诸多因素来看，他们的生活还是很不错的，至少比现在那些所谓的白领条件还要优渥，他们为什么要逃离？

就连他们的孩子，整天被教育要求热爱国家的三好学生们，也是态度坚决地想要逃亡……只是谴责别人想要逃离，却不去反思为什么建墙且重兵把守着不让人们离开——这究竟是谁的问题？

看来，他们并不像他们宣传的那样好。

话说回来，他们为什么不让人们离开？

假如不是担心家里的牛羊猪跑脱，自己的财富减少——除了这种理由之外，还有别的原因吗？

事实上，也只有那些有点经济基础和思考能力的人，才有考虑投奔自由社.会的可能。

太底层的大多数，如果不是被洗脑成猪思维（譬如建墙是为了保护我们，电影里有这句台词），不了解自由的世界会有多美好之外，即便有这个想法也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制作热气球需要高昂的成本，换句话说，就是付出的代价太大，根本承受不起。

那么，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什么样的人感觉会是幸福的？

当然，这里的人首先是指具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猪思维的人例外，因为他们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觉得岁月静好。

可以肯定的是，肯定不是像彼特和冈特那样的中产家庭，尽管他们生活富足，但是没有安全感——不仅只是资产随时可能被清零，连人本身的安全都无法保障……至于那些底层的家庭就更不要说了，因为物质财富决定精神建筑，每天为了生存而忙碌的人，是没有能力体会美好生活的。

我想，应该也不会是类似秘.密警.察这样的维护者。

譬如，作为秘.密警.察的女儿，甚至连和自己相爱的小伙子在一起都得不到应有的祝福。

倘若你努力工作将一切都奉献给最爱的人，而她却被别人深深地鄙视，你觉得自己为这个家贡献了多大价值？

是的，所有纵量的比较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而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

因为对于社会架构来说，个人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家庭，扩大以后才是国，就像一首歌里写的“家是最小国”。

在类似于丛林法则的国家来说，那个处在食物链最顶端的家长，应该是——不能说是幸福，但可以说是最爽的人了。

就像那个秘.密警.察在家收看西德节目《霹雳娇娃》，掌握了一点权力就能够让自己人去享受其他人无法想象的实惠，仅仅只需随手写下一张“批条”而已。

推及他的领.导，简直土皇帝一般了吧。

当一个人的价值来自于权力而不是能力的时候，只有权力本身才是有最价值的东西，人也就成了构架里的附庸品。

换而言之，没有权力，你连屁都不是。

相比起《奇迹热气球》，那个以同时期为背景的故事片《窃听风暴》就要精彩得多。

在《窃听风暴》里面，人们相互设局，监听，告密——就算是家喻户晓万众瞩目的大明星，也只能在当.权者的胯下成为听话的泄.欲工具，至于普通人，任人摆布地活着又算什么稀奇。

只是《窃听风暴》有一个致命弱点，导演在处理人性觉醒时作了升华：

对于《窃听风暴》导演的失误，这位网友的意见中肯。

因此我推荐《奇迹热气球》，是因为它充满着满满的正能量，让人活着有希望。

让希望变为成功的先决条件，在于自己的不懈努力，而不是希求外界帮助。

在彼特和家人第一次飞越柏林墙失败之后，有过一段无力挣扎，那是他们的绝望时刻。

他们想到了美国人，好不容易巧妙地将求救纸条投放进大使馆人员的手提包，换来的却是人家的抱怨——有些天真的理想主义者，总是希望超人（Superman）出来主持公道。

殊不知，美国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受益者，他们借助最合理的社会制度和优越的人才计划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具先进性的顶层设计，广泛吸纳别国财富，从而让自己更加强大和更具有吸引力。

事实是，只有在美国自身利益受到威胁时，才会敲打对方，此举貌似为世界和平带来转机……所以祈望他们来改变自身的处境，无异于痴人说梦。

作为一个个体或者家庭，你可以选择去美国生活，前提条件是需要足够的资本办理移民，譬如贪污足够的钱财或者自己本身就有高技能。

由此看来，制度确实是有优.越性的。

身处人间炼狱，到头来只有绝望，这个世界会好吗？

就连以严谨著称的德国人，也曾有过如此这般的人性黑暗时期，我们是否认真地反思过：万物之灵的人类，为何会变得如此不堪？

如果要改变我们自己和这个国家，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努力？

愿每个人都能拥有自己的热气球，为自由和梦想的生活缔造奇迹！

二战结束后，再次沦为战败国的德国根据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协定，分别由美、英、法、苏四国占领。

1949年 5月23日，美、英、法三国占领区合并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同年10月7日，东部的苏占区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德国从此正式分裂为两个主权国家。

故事就发生在东德边境小镇，然而令人好奇的是，男主一家看似家境富裕，幸福美满，可为何却依然一心逃离，这背后究竟是怎样的原因促使他们做出如此以身试险的选择？

这就要从东德和西德的分化开始。

在世界形成以苏联、美国为首的两极对抗政治格局的历史条件下，德国一分为二分别隶属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尖锐对的政治制度。

不愧是一个产生过歌德、巴赫、贝多芬、马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莱布尼茨、海德格尔、韦伯、爱因斯坦等的国度，战后仅仅几年时间，东、西德国分别在满目疮痍的战争废墟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先看东德：在德国统一社会党（战后德国共产党和德国民主社会党合并而成）的领导下，战后不到五年，即1950年，工业便恢复到战前水平。

其中，1950——1970年的生产性国民收入持续翻两番，年平均增长7.2%，一度跻身世界十大工业强国，成为东欧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民众生活质量最高的国家。

一个人口不足1700万的国家创造了如此奇迹，举世赞叹。

因而曾被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称为“社会主义的橱窗”。

前来东德参观的“兄弟国家”代表团的同志们眼看如此现代化的厂房、壮观的流水线、高精尖的设备，无不发出由衷的赞叹。

如果一个中国大陆人在20世纪70年代到了东德，一定会惊叹这就是理想中的共产主义了。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东德的国民经济和国民收入虽然开始出现负增长，但世界银行《1982年度世界发展报告》公布的结果显示，民主德国当年国民生产总值为1562亿美元，人均400美元，居世界第89位，居社会主义国家第1位。

再看西德（联邦德国）：同样不到五年时间，即1950年，联邦德国的工业同样超过战前的水平。

1950年到1965年，累计投资2281亿美元推动经济高速增长，持续保持15年的“莱茵奇迹”。

1950至1965年，年平均进出口总额分别增长13.3%和15.8%。

1965年的贸易额是1950年的8倍。

20世纪60年代初，西德国民总产值超过英法两国成为仅次于美国、苏联的世界第三经济大国（1968年开始被日本取代成世界老四）。

1971年，西德的外汇储备达到186.57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仅从单纯的经济发展统计数字上而言，东、西德的差距其实并不大（因为东德国土不及西德一半，人口不及西德1/3）。

但如果比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各自的社会财富增长了多少，国民从中得到多少实惠，优劣就极为明显了。

——同时在战后一片战争废墟上建立的东、西德处于同一起跑线上。

为应付严重的困难，东、西德国在战后都实行配给制。

但极短时间里就出现了巨大悬殊：联邦德国成立后不久，国内市场很快出现了繁荣景象，大小商场雨后春笋般涌现，消费十分旺盛。

1950年开始，西德政府便取消了配给制；而东德到1958年仍不符合取消配给制条件。

只为顾及“社会主义橱窗”的面子，东德政府在这年打肿脸皮充胖子宣布取消配给制。

然而取消配给制后，商品匮乏和单一的局面依旧。

吃饭、穿衣，甚至日用品都要凭票供给。

东德表面的辉煌难于掩盖现实的暗淡。

究其原因，一是它沿袭了前苏联的发展模式（在统一社会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还接受了苏联提出的带有浓厚军事命令色彩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计划，并把它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

），过于偏重重工业、军工企业和国家面子工程的投入和建设，农业以及与国民衣食住行密切相关的产业被严重忽视，国民经济一直畸形发展。

同时，它与当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先是打压个体经济，后是不允许个体经济存在（甚至不允许个人购买汽车），实行绝对平均主义的劳动报酬制度（干多干少、干好干坏收入都差不多），导致国民生产积极性和思维创新能力因此严重受挫，劳动、产生效率与官方的统计数字和漂亮的面子工程反差太大。

为在与西德的竞赛中获胜，东德政府极尽手段提高生产效率——先是提出“只有生产好才能生活好”的口号，开动宣传机器鼓舞民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不断在国民中大搞类似苏联“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无偿劳动，后来见成效低微，于是不顾民众日益不满的怨气，用制度化的形式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并最终引发大规模流血抗争运动——1953年6月17日，东柏林大批工人举行示威活动，抗议当局提高劳动定额和时间却不涨工资，东德当局开枪镇压，酿成血案，成为冷战时期整个“东欧”第一起大规模民众抗争事件，也是后来民众大逃亡、政府不得不建起柏林墙圈禁民众的一个重要缘由。

而西德却完全是另一番风景：从阿登纳总理领导下的第一届政府开始，便致力建立一个既能发挥市场竞争活力，又兼顾社会平等和福利保障的“社会市场经济”和“福利国家”体制。

与东德的“只有产生好才生活好”相反，阿登纳政府提出了“只有生活好才能生产好”的口号。

从五十年代开始，短短二十年间，国民便建立了一个世界上花费最大、设计得很周详的社会保障体制。

——1977至1978年度中，举国全年社会福利金额总计达3000 亿马克(约合1，250 亿美元)，即平均每个居民享用社会福利金2015美元。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东、西德国的差距越拉越大。

以1988年为例，东德人均GDP仅为西德的1/4，劳动生产率仅为西德的30%，进出口贸易为西德的1/10，科技水平落后于西德20年。

东德工人的平均月工资收入为1270东德马克，而联邦德国为3850西德马克，按照1: 1的比率计算，民主德国的平均月工资只及联邦德国的三分之一。

至1989年，东德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降为联邦德国的33%。

并欠下210亿美元的外债（那时的210亿美元，绝不是现在210亿美元！

）。

诚然，西德的持续辉煌，最重要的因素并非政府首脑和其内阁成员个人能力有多强，制度和政策才是最关键因素。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说：“判断社会制度的优劣，不用进行意识形态论证，看同一个民族建立的两个国家，人们往哪里跑，就一清二楚了。

”尼克松上述话语并非先知式的预言，而是对东、西德当时的现实有感而发——上世纪50年代始，就在东、西德的经济在世人啧啧称奇声中快速腾飞之时，一宗令人预想不到的事情很快出现了：东德建国后，每年有十几万、几十万国民越过还没有封闭的边界逃向西德。

整个五十年代，人口不足1700万的东德，竟有270万左右的民众逃向西德。

其中精英人才和技术骨干占据不小比例：大概有6000名医生、药剂师，8000名司法人员，750名教授，34000名教师和工程师。

这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巨大损失。

如此严重的逃亡潮不但对东德的“软实力”造成巨大损失，对唯一的执政党——德国统一社会党（二战后由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合并而成）及其领导的政府合法性构成极大冲击，也使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脸上无光。

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当时的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不得不警告时任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乌布利希：“我们不能以开放的边界与资本主义竞争了！

”于是，1961年8月开始，东西德之间快速矗立起一道高3.6米、宽1.2米全长155公里，配备了铁丝网、瞭望塔、堑壕的钢筋水泥墙。

这就是著称于世、存活了28年的“柏林墙”。

而故事的背景就发生在这个时间段。

开始时奋力奔跑却被击毙，主人公一家第一次飞行未曾越过的，就是著名的“柏林墙”。

柏林墙建成后，东德国民的逃亡史便成为一部血泪斑斑的逃亡史——人们不顾危险，采用游泳、挖地道、跳高楼、用重型汽车硬撞、自造潜水艇、热气球、滑翔机、弹射器等手段逃亡西德。

在此不得不感叹，德国人的知识素养，工业水平，动手能力在电影中充分体现，谁家能自己造出一个热气球，甚至滑翔机…（注意，电影中男配说过，造飞机不是问题，只是限制于跑道因素）。

话说回来，东德的失败是必然。

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政府犯错并不可怕，怕的是明知犯错（甚至是致命错误），却不敢正视。

甚至一再寻找各种借口、理由予之掩饰和遮丑。

在纪念柏林墙建立20周年的时候，时任东德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的昂纳克大言不惭、自欺欺人地告诉世界：“由于构筑了‘反法西斯防卫墙',我们才捍卫住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成就”。

所谓“捍卫住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成就”，诚然是一句恬不知耻的谎言。

但柏林墙的构筑，确实有力地阻止了东德民众的大规模逃亡。

——从建墙前每年十几万、几十万人逃亡，到建墙后1961-1980年只有17.7万人成功逃离，每年约为八九千人。

建立在乌托邦虚幻信仰的政党一旦面临挫折，便极易滑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极端之中。

1962年，面对两难的抉择，东德统一社会党领导最高层想出了一个遗臭万年、并最终促使该党被人民彻底唾弃的馊主意：用政治犯换马克。

并派人与西德政府协商。

东德提出赎金的标准是：一个普通工人3万马克；教师4万-5万马克；医生要付出15万到18万马克；经讨价还价，最后双方同意用平均每人4万马克的赎金达成这笔交易。

之后，每年不断地重复着这种交易。

到1989年秋天柏林墙倒塌，共有33755名政治囚犯通过这种形式获得了自由。

这些人的家属则多达25万人随之迁往西德。

僵死的意识形态和极为刻板的官僚思维定势，又常常让列宁主义政党领导下的政府做出令人匪夷所思的蠢事——二战后，美国不分意识形态，实行旨在帮助欧洲走出战后经济危机的“马歇尔计划”。

西德从马歇尔计划中人均获得140马克的补助。

而仰苏联鼻息的东德党政领导人却视马歇尔计划为美国资本主义统治扩张到全欧洲的一项战略，将这一援助拒之门外。

中国有句古训，叫“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西德的富足与繁华，其实并非东德民众大逃亡，并最终“亡党亡国”的最主要诱因。

严重的社会不公、官僚阶层的特权和腐败、令人窒息的政治高压，看不到前途和出路等，才是最重要因素——东德经济的高速发展，从中获利的只是少数的党政官员。

尤其是以第一书记为首的主要高干，享受着各种合法的特权：可以在商店买到老百姓见不到的、甚至没有听说过的商品；享受特殊的医疗服务；周末和节假日可以到别墅去度假。

而权为上级所授的官僚体制，不但导致溜须拍马、贿赂盛行、贪污腐败成风，还导致任人唯亲、裙带关系之风的阶级固化局面。

而最可怕的，是无处不在的国家恐怖主义威胁。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至50年代下旬，东德统一社会党领袖乌布利按斯大林肃杀模式进行了“清党”，有151000名党员被整肃（当时东德总人口不足1700万）。

通过大规模清洗，党政权力高度集中在个人手里，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特权阶层。

比“肃杀”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秘密警察对国人密不透风的监督——东德并入西德之前，东德秘密警察达9.1万人。

而间接充当线人、密探工作的总人数则接近50万。

在柏林墙倒塌前约30年里，平均每天有8位东德人以“破坏国家安全”的罪名遭逮捕。

如果算上线民，平均每66名东德公民中就有一人常年为秘密警察工作，对比于盖世太保（1:2000）和克格勃（1:5830），这个比例可谓高的离谱。

前东德仅有的1800万人口中，有600多万人被建立了秘密档案，也就是说，每3个东德人中就有一人曾处于秘密警察的监控之下。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东德人民的忍耐性已到了临界点。

从1986年开始，不少民众冒着危险上街游行示威，要求拆除柏林墙、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要民主、人权、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公民基本权利。

然而，以昂纳克为首的东德政府此时不但不反省、检讨过失，反色厉内荏把国人的正当批评说成是“极端主义分子的诋毁”；把民众的意愿和诉求说成是“外来的危险和少数人的挑动”。

并警告“要提防来自帝国主义方面的危险”——造孽沉重难于自拔的昂纳克自恃有“老大哥”苏联撑腰，危机四伏之时仍心怀侥幸。

就在柏林墙被推倒前10个月的1989年1月，他仍强打信心声称：“当年导致筑墙的条件存在多久，这座反法西斯的护墙就存在多久，50年和100年后它也必定还巍然屹立。

”昂纳克的声色俱厉更增加了人民的对立和愤怒情绪，更多的国人加入反抗行列。

1989年5月7日，莱比锡民众举行游行示威，昂纳克政府派军警镇压抓捕了一百多人。

并对世界宣称：“无论是公牛还是驴子都没办法阻止社会主义前进。

”昂纳克的残暴顽固更激起了国民的反抗，1989年10月2日，莱比锡2万示威者上街游行抗议。

10月9日，又有7万人上街，游行民众喊出“我们是人民”的口号，向统治者表达了“不自由，毋宁死”的决心。

最终，在周边国家不断的资本主义浪潮，苏联解体的大环境中，东德退出了历史舞台，现代工业4.0的民主德国成了欧洲乃至世界经济的中坚力量。

二八定律的彰显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从大量的研究中发现：在任何特定群体中，重要的因子通常只占少数（20％），不重要的因子占多数（80％）2014年德国统一后的社会调查：75%的东德人怀念原先的社会保障体系：普通人习惯于依赖体制，习惯于按部就班，听命行事。

（不重要的因子 80％）而当时逃亡西德的大部分是医生，教授，律师 ... ... 受过高等教育，有思想，有技术，有能力，可以说是社会的精英阶层。

（重要的因子 20％）既然说到自由，这些人，骨子里是耻于媚上的，和物质相比，精神上的钳制才是更难以忍受的，他们其实是被逼走的。

在不透明，无问责的提拔制下，“ 只唯上，不维下 ”的揣合逢迎之流才有一展身手的空间，这些人制定的规则如何，是可想而知的。

有些事不能马上改变，有些事可以改变：锻炼身体，学一门外语，一门手艺，你会发现世界从来不是公平的，但也是有机会给那些准备好的人。

想跑的，跑得了的，也是有胆有识，能造得出气球的那类人吧！

有勇气挑战社会的不公，更别忘了挑战下自己！

关于东德的社会主义，有更多的专业文章，评论，写的更好，不再啰嗦，也不要阶级论的上纲上线。

有的论坛感叹：有车有房，为啥还要跑？

笼鸡问老鹰，一个道理！

只有鸡才会问！

鹰，只有两种：跑掉了，在跑的路上。

进化成鹰！

任何让人思考的事情，都很危险的。

节奏紧凑，不啰嗦，非常精彩。

色调也特别顺眼。

影片主题不用说了，真实的事件往往更加精彩。

这里我搜集/翻译了一些背景资料，算是对电影的补充。

片中正在充气的热气球逃亡组合皮特·施特崔克（Peter Strelzyk）是一名电工，以前当过前东德空军技师。

冈特·韦则（Günter Wetzel）做过瓦匠。

他俩之前是当地的塑料厂的同事，后来成为好友。

1978年3月7日他们同意一起计划出逃，他们曾经讨论过多个方案。

他们第一个方案是造一架直升机，但是很快意识到难以获取足够强劲的发动机。

机缘巧合他们受到一个关于热气球的电视节目的启发，开始研究热气球方案。

不过，后来 Wetzel 回忆说是由于一本关于国际热气球节的杂志的影响。

他们一共建造过三个不同的热气球（电影中只呈现了两个气球），做过无数修改，直到最终成功。

成功逃亡的两家人第一个气球：无法升空他们建造的第一个气球于1978年四月完工。

气球载荷750公斤，容量达2000立方米，空气被加热到100摄氏度。

他们计算需要800平方米的气球面料。

他们驱车50公里到达 Gera 的一家百货商店，买了1米宽、共850米长的棉布料。

店员惊讶于这么大的购买量，然而他们称需要这么多材料是因为要为他们的野营俱乐部做帐篷，蒙混过关。

Wetzel 花了两周，用一个有四十年历史的手动缝纫机，缝出了15米宽，20米长的气球“袋子”。

然而随后的实验发现气球不能充气，原因是棉布料太多孔造成漏气。

Strelzyk 花了数周烧掉布料，这个气球总共花费2400东德马克。

第二个气球：离边境只差180米这次尝试了多种面料：雨伞材料、以及多种塔夫绸（Taffeta）和尼龙材料。

他们在家里的烤炉里测试了材料的耐热性，用吸尘器测试漏气，以及用充满水的玻璃管来测试防水性。

雨伞材料性能最佳，但是最贵。

他们最终选择了一种塔夫绸合成材料。

为了避免大量购买布料引起怀疑，他们驱车160公里到了莱比锡的一家百货商店。

这次的幌子是他们需要材料来做帆船俱乐部的帆船。

如此大的量，必须要订货。

虽然很担心被 Stasi 盯上，他们仍然幸运地在第二天安全取到订货。

这回花了4800东德马克（1米宽、共800米长）。

回家路还顺手买了一个电机，装在缝纫机上用于驱动踏板。

有了电动缝纫机的助力，Wetzel 只花了一周缝好了整个气球。

新气球只花了5分钟就充上了气，然而燃烧装置还不够让气球升起来。

他们花了几个月，尝试了加倍燃气罐、和多种燃料组合，仍然不能升空。

失望之余，Wetzel 转而开始研究制作小型汽油发动机驱动的轻型飞机或者滑翔机。

Strelzyk 则继续研究提升燃烧器。

1979年6月，他发现把燃气罐倒过来增加的压力，可以让液态的燃料气化，足以产生更大的火焰（火焰足有12米高）。

1979年7月3日，第一次尝试，大约如片头展示的那样。

加几个细节：他们最终降落在离边境仅有180米的地方，此地正是边境雷区的边缘。

降落后他们不确定是否成功越境，随后他们发现一个东德小镇（Wernigerode）的面包袋子。

他们花了九个小时小心地越过边境地区，又徒步15公里返回升空地点，最终踩着请病假的点儿回到家。

这次尝试失败之后，因为担心被追踪，Strelzyk 还换了车。

1979年成功降落于西德 Naila 的热气球（此图是1985年空中表演时拍摄）©Günter Wetzel第三个气球：逃出升天他们决定第三个气球必须要有之前的两倍大，气球容量达4000立方米，直径20米，高25米。

气球面料需要1250平方米的塔夫绸。

这回他们在全国小量采购，以避免怀疑。

Wetzel 缝制气球的线长达6公里，Strelzyk 则重做了船舱，花了六周完工。

气球重180公斤，载荷550公斤，包括船舱、设备和“货物”（两家人）。

这之后便是如电影呈现的惊险逃亡历程。

降落后他们不确定是否跨过边境。

但他们发现几个细节：有东德不常见的红黄色灯、与国营集体农场迥异的小农庄以及更现代的设备。

就像电影里那样，两人遇到警察，准备问是否到了西边儿/投降。

他们其实注意到了警车是奥迪车（东德可没有Audi)。

随后便是我们看到的惊喜。

Are we in the West here?后续东德方面立即提升了边境警戒，关闭了所有边境地区的小型机场，以及关闭边境领空。

购买燃气罐时需要登记，可以用于制作气球的大宗布料购买也不被允许。

另外从东德寄给这两家人的信也被禁止。

Strelzyk 的兄/弟 Erich 在德国二台看到逃亡的消息，几小时后他也在波茨坦（Potsdam）的家中被逮捕以及以“协助和教唆逃亡”的罪名起诉。

Strelzyk 的姐/妹 Maria 夫妻俩也被判处两年半的刑期。

他们三人随后获释。

两家人一开始决定在气球落地的 Naila 小镇落脚。

Wetzel 找了汽车技师的工作，而 Strelzyk 则开了一家电视机修理铺。

受到东德情报人员的压力，Strelzyk 一家于1985年搬到了瑞士。

1990年两德统一之后他们搬回了 Pößneck 的老房子里。

Wetzel 一家则一直住在巴伐利亚。

2017年，帮助他们成功逃亡的热气球，永久陈列于巴伐利亚历史博物馆。

演员克莱舒曼片中 Stasi 中校在审问边防士兵时，提到他以前练游泳。

而其饰演者、“德国军官专业户”托马斯·克莱舒曼（Thomas Kretschmann）本人也恰是东德游泳选手出身。

克莱舒曼19岁时，身上只带了护照和大约值100美元的钱，跨越四国边境，耗时一个月，徒步逃到西德。

途中还因为冻伤失去了一部分手指。

（Sadly）每一个逃离的故事都精彩至极。

托马斯·克莱舒曼扮演的 Seidel 中校更多阅读维基百科条目，https://en.wikipedia.org/wiki/East_German_balloon_escape（本文从“逃亡组合”到“后续”的内容绝大部分来源于此）Peter Strelzyk 已于2017年辞世。

他的搭档 Günter Wetzel 仍活跃于各项纪念活动。

收录于巴伐利亚历史博物馆的二人信息/录像：https://www.hdbg.eu/zeitzeugen/detail/flucht-aus-der-ddr/peter-strelzyk/497https://www.hdbg.eu/zeitzeugen/detail/ddr/guenter-wetzel/445巴伐利亚历史博物馆展出的逃亡热气球（德语/英语）https://www.museum.bayern/en/collection/histories/peter-strelzyk-und-guenter-wetzel.htmlGünter Wetzel 为热气球逃亡建立的网站，包含故事细节和热气球设计：https://www.ballonflucht.de/home.html?content=home （德语/英语）巴伐利亚电台对 Günter Wetzel 的采访：Der DDR-Fluchtballon von Naila - die echte Geschichte vom Ballon | Zwischen Spessart und Karwendel（德语）https://youtu.be/Cs5QKVSELWgGünter Wetzel 自述：Der Wind kommt von Norden （德语）https://youtu.be/5tkW9ZcWU_8Günter Wetzel 自述：German History Day 2019: Günter Wetzel on his balloon escape （德语，英语字幕）https://youtu.be/u8V7kZun8FIThomas Kretschmann - Wiki 24https://24.fandom.com/wiki/Thomas_Kretschmann

自由太可贵了，珍惜自由的人视之为生命。

不在乎自由的人，觉得是鸡肋。

没看电影之前，误以为这部电影讲的是二战期间战犯怎么逃脱的故事，当时以为是为了生命而逃脱。

看了这部电影大受震撼，这不是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进行逃跑，这只是为了心灵的自由、为了思想的自由、为了言语的自由，为了让更小的下一代不生活在禁锢的社会而逃脱。

乍看之下，觉得太冒险，两家人，四个小孩子，最小的还在襁褓之中，怎么舍得付出八个人的生命代价来争取那看似渺茫、不可捉摸的自由呢？

因此细想来，觉得这种“和平时代”的逃脱，所需要的勇气和毅力远远大于战争时期的逃脱。

关于柏林墙的故事，可讲述的太多。

1961年8月几乎是一夜之间建起了全程155公里的柏林墙，历时28年才最终倒塌。

关于从柏林墙逃脱的方法，真是千奇百怪无所不有，人类的想象，尤其是德国人的想象和动手能力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众多的逃脱手段之下，是对自由的选择、对意识形态的选择、对美好生活的选择。

这种孤注一掷、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方式看似惨烈，实则是内心深处坚定不移的对人性的渴望、对自由的向往。

从影片来看，当时的东德物质生活还不算糟糕，至少两家人住的都是联排别墅，出入也有小汽车，两家人看起来光鲜亮丽，我感觉比我现在的生活都要舒适。

然而学校里的教育、随处可见的秘密警察就像是一张秘密织就的网，一点一点收缩，在还没有被意识到之前，收紧到令人感到窒息的地步。

如果逆来顺受，这样的生活也不错，然而这两家人，坚定地达成一致意见：一定要离开，为了自己，更是为了孩子。

德国人的动手能力、创造能力和做事情的细致程度都让人惊叹，这么优秀的能力在东德得不到发挥也是他们想要离开的原因之一。

人，甘于平庸、随波逐流是一种常态，这种常态之下太多人选择了留下。

但也不乏那些勇士一般的人物，逃脱现实、追求梦想。

《世纪三部曲》里有一个小细节，匈牙利率先开放了边境，当欧洲野餐计划执行以来，很多东德人绕道匈牙利离开了边境，在主人公一家离开之时，那形同虚设的铁丝网上挂满了车钥匙，这是他们义无反顾奔向新生活的一种象征。

人类历史反复循环，不断在前行、又不断在自我复制，只希望未来，永远和平。

细思极恐的细节，已经有几位网友补充过了。

军人因未及时发现气球而被审查，上街买布会被举报，从儿童口中说出来的“叛徒”，路上看到一辆小车会被拉去盘问，秘密警察喜欢看西德电视节目，大使馆附近的各种秘密警察，。。。

补充一些细节：①晚上在朋友家待到太晚会被怀疑；②本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③从东德到西德是可行的，如果是朝鲜脱北，那主角面临的将会是膝盖穿刺；

这种题材的电影在豆瓣上一定会得高分的，不管它拍得好不好。

还好，这部电影拍得不错，如果它也是《窃听风暴》、《再见列宁》那个时期拍的话，我会给它一样的高分。

只不过，十多年后的今天，那个灯塔国已经不是它曾经的、和我们想像中的样子了；而政治课上讲的东西确实着人烦，但是说得也并不错，错的只是它写得忒不接地气。

就像“公知”和“粉红”这两个词，我们都会不自觉的站队，不会去想他们不过是一个只关注我朝消极的一面，一个只关注积极的一面，都是片面的。

苏联已经不能再为自己说些什么了，还有原加盟国拍些老故事，感觉是还有人在纪念曾经的岁月；东德已经不能再为自己说些什么了，那就真没有人为它说些什么了，他们都成了德国人，他们可以进行各种反思，就像我们反思大清朝那样。

东德，好像成了一个和魏玛共和国、纳粹德国一样的存在。

我没有想为东德辩护，只是觉得听不到另外一面了，它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