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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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地新浪潮《气球》是藏族导演万玛才旦的又一部自编自导的电影作品。

本片曾在去年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的地平线单元，在国内各大影展上，更是拿奖拿到手软。

万玛才旦曾经，他是一个时代的开创者。

2002年，他拍出了小成本电影《静静的嘛呢石》，成为了藏语影坛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自此，以藏族人的身份，探究藏族文化与当下社会的关系，成为了万玛才旦作品一以贯之的主题。

《静静的嘛呢石》如今，他也是一个领域的开辟者。

在戏剧性的故事，与深刻的主题外，万玛才旦还给作品包裹上了一套“超现实”外衣。

2016年的《塔洛》，被万玛才旦赋予了黑白影像的厚重感。

2019年的《撞死了一只羊》，更是在监制王家卫的点拨下，呈现出强烈的迷幻质感。

左图：《塔洛》右图：《撞死了一只羊》强烈的个人风格，也被业内美誉为“藏地新浪潮”。

这位文质彬彬的四字叔叔，总能用诗意的镜头，去描写接地气的故事。

>>>>气球与羊威尼斯电影节上，《气球》曾被电影史学家让·米歇尔·付东盛赞为“本届最美的电影”。

《气球》的美，不仅体现在美轮美奂的藏地风情上。

它更是电影创作中，写意与写实的平衡之美。

写意是感性的，写实却是理性的，能将两者兼容在同一部电影中，并不容易。

本片却完美的做到了。

手拿“气球”的孩子在羊群中奔跑先说写意。

顾名思义，“气球”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意象——在大人眼中，它象征着安全套，象征着女性的子宫。

在孩子心里，它又是童趣的代名词，是至纯之物。

透明的气球，总能亮到反光。

而不同人看到它，映出的，又是不同的模样。

本片结尾，大红气球飘在了空中，所到之处，迎来了所有人的目光。

他们都与“气球”或多或少发生了故事，但心中所想，却并不相同。

这种基于同一意象引发的多义性，浪漫至极，余味悠长。

片中的另一个意象，则是羊。

与前作《撞死了一只羊》相同，片中的羊，正代表着人。

片中，女医生曾用种羊比喻达杰，暗指其精力充沛，性欲旺盛。

达杰捉羊而母羊正是对女主卓嘎的指代。

配种前，达杰曾将一只母羊单独拎出来，放在一边待宰。

用他的话说，这是只已经没有生育能力的废羊，留着已无用处。

在将女性视作是生育工具的传统文化中，这样的说辞，无疑代表着对女性的暗贬。

再说写实。

万玛才旦的妙笔在于，即便是超现实的镜头语言，也一定会包裹着接地气的社会表达。

《气球》海报上，就已经提出了本片的核心矛盾：“信仰与现实将如何抉择？

”

在藏族文化中，轮回转世是最核心的信仰。

本片最大的冲突，正是因家人笃定即将出生的儿子是爷爷的转世而起。

家里的大儿子江洋，天生就有一颗大黑痣，与早年逝世的奶奶一模一样。

无论爷爷还是江洋，都对转世之说笃信不疑。

但不久后，两个小儿子却做了一个梦。

他们将哥哥身上的黑痣抠下，顽皮的向前跑，哥哥江洋则在后面追，拼命想要拿回黑痣。

两个小儿子这梦看似费解，但若细心解读，不难发现：小儿子尚且年幼，三观仍未建立，尚未对信仰产生意识。

在如今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他们的内心深处，早已对传统观念产生了怀疑。

所以，他们才会抠下那颗痣，想把它丢弃在别的地方，消除灵魂转世的说法。

而哥哥江洋，则代表着已经接受了传统观念的少年。

在影片最后，也正是他的劝阻，暂时遏制了母亲想要堕胎的想法。

所以在梦中，他才会一直追，想要那回那颗表面属于自己，实则属于传统的黑痣。

大儿子 江洋自幼生长在传统藏区，长大后又在北京读书的万玛才旦，正是在用这具有魔幻色彩的梦，表达着自己对于信仰的困惑。

科技愈加发达，祖国愈加昌盛，现代文明不可避免的闯入了藏族人民的生活。

可面对着与传统相悖的现代理论，他们也陷入了迷茫的抉择。

是拥抱现代，还是皈依传统？

这两种不同的思潮，无疑撕裂了如今的藏区社会。

爷爷质疑电视节目中的现代科技>>>>女性视角如果说，上述关于信仰与现实的矛盾，只是这类电影的常规操作的话。

那么万玛之所以是万玛，则在于他的升华。

《气球》是一个关于女性的故事。

女主卓嘎面对生育绑架，不惜以一己之力反抗传统，只为那一丝觉醒的萌芽。

卓嘎与丈夫有着巨大分歧卓嘎面临的阻力，远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大。

据调查分析，传统游牧民族，曾长时间保持着极高的生育率。

从六胎到十几胎不等，女性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

毕竟在藏族文化中，怀孕是上天的恩赐，是无论如何都不能阻隔的。

正因如此，安全套等计生用品在藏地的推广中，曾经遭受过重重阻力。

女医生劝说卓嘎这是一个发生在藏区的故事，却绝不仅仅是一个藏区的故事。

《气球》打破了少数民族身份的桎梏，探究了一个全球性的命题：女性长久以来都被生育绑架着。

卓嘎质疑信仰本片发生的年代，导演并未明确说明。

海外放映时，为了方便外国观众理解，万玛特别注明本片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

可是，片中电视所播出的试管婴儿新闻，发生在1978年。

而结尾卖羊时候用到的人民币，则是1999年才正式发行的第五代货币。

在四郎看来，这并不是一个bug，而是有意做出的朦胧性。

发生在哪个年代，无所谓。

因为女性所遭遇的困境，无论何时都没有被解决。

文/黄四郎

文/小毛看电影《气球》的时候，我想起不少与西藏相关的往事。

2016年8月到2017年7月，我在西藏的一所乡级小学支教。

今年7月，我回去给小朋友们上了一节性教育课。

给ta们上这节课，是我这几年里，一直一直想做的事。

为什么呢？

为什么性教育如此重要？

因为在电影《气球》里，如果小朋友没有把避孕套误当成气球，妈妈也许就不会意外怀孕；如果村里人不视避孕套为洪水猛兽，小朋友也许就敢问爸妈这到底是不是气球；如果电影里说出“女人来世上不为生孩子”的人能更多一些，故事也许会变成另一个样子......

也因为，在西藏的时候，我曾观察到校长因为“男生半夜偷跑进女生寝室”而罚他们蹲了半天的马步；我听说过其他学校有学生悄悄问支教老师关于性的问题；甚至，我也知道在当地有些不好的事已经发生过......今年上性教育课之前，校长跟我说，班里有个女孩子已经不来上学了，因为家里想让她嫁人。

她叫拉姆，我记得是个子快赶上我、学习很认真、成绩也不错的女孩子。

放学的时候，她常常跑到讲台边抢着帮我背书包，陪我走回宿舍。

我很想知道，《气球》里的故事是不是也可能发生在她的身上。

女人究竟能决定什么？

在《气球》里，卓嘎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其中一个孩子，江洋，已经读到了中学。

卓嘎的主要避孕措施是靠政府发放的安全套，但用完的时候不总能及时补上，而丈夫的欲望又说来就来，为了方便，卓嘎去医院找医生结扎。

结扎手术要再等一个月，女医生给了卓嘎一个安全套以备急用，但和之前很多次一样，这唯一的套套被孩子当作玩具，吹成了气球。

卓嘎意外怀孕，又恰逢家里老人去世，能通天知地的上师说这孩子是老人的转世。

丈夫想留，卓嘎想堕。

这个原本和睦的家庭陷入了两难。

作为女性，我当然更容易带入卓嘎的角色。

在她身上，我看到了开放和保守的两极。

一方面，在电影里，即使每个人都劝她留下孩子，即使丈夫为此扇了她一巴掌，卓嘎依然多次坚定地表达“我不想再怀孕”的意愿；但另一方面，她想堕胎的理由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因为如果再生一个，就要被罚款，而家里拿不出钱，多花钱也会影响其他孩子以后的教育投入。

也就是说，在这个故事里，留不留孩子不由得女性自主选择，而是被无数外力左右着——宗教信仰、婚姻家庭、经济条件、国家政策、下一代的教育。

这让我想起在西藏的日子，我听过一位支教老师说，有些家长会专门来学校找老师说“我的儿子你不能打，女儿随你教育”；校长带我去村里招生的时候，他会说“你看这个村，干活的都是女人，男人每天就喝酒打牌耍坝子”；我好几次目睹学校所有老师一齐劝说某位未婚女老师早点找人嫁了，这样父母才放心......所以，女人究竟能决定什么呢？

如果我们的选择总被其他家庭成员、被传统、被宗教不断地干预，我们到底能为自己决定些什么呢？

这个问题，不仅是《气球》要问的，也不仅是藏族女性独有的困境。

江洋会成为什么样的男性？

江洋是卓嘎的大儿子，在县城读中学。

他的身边围绕着三位男性长辈。

一位是爷爷，一位是父亲，还有一位是中学里的男老师。

爷爷年迈、保守，与现代文明隔绝。

他不知道也不关心安全套是什么，更关心家里今年能不能借来种羊。

一家人边吃饭边看电视，电视里讲到“试管婴儿”时，他觉得这是人类在造孽，违反自然规律，根本不是什么科学，勒令两个孩子把电视关掉。

父亲达杰比爷爷稍稍开放一些，但依旧是一个粗犷、简单、强势的人。

他大口吃肉大口喝酒。

他相信科学，知道要给羊找好的配种，也知道要使用安全套。

不过，一旦家庭和传统占了上风，科学和知识就被挤到了一边。

电影里，积极负起避孕责任的一直是妻子卓嘎，不管是准备安全套还是主动想做结扎手术，而达杰似乎对此没那么上心；发现儿子们偷玩安全套，被村里人告状儿子们拿安全套但气球换玩具时，达杰也都没有趁机给儿子们讲安全套是什么；老人去世后，上师的一句“亡灵会顺利转世到家里”，让达杰不顾妻子的意愿和家庭实际情况，无比坚定地要留下意外怀孕的孩子。

而学校的男老师，在当地风俗的标准下更是个“坏人”，因为他耽误了卓嘎的妹妹，让她杀过生（电影没有明说，但应该是堕过胎的意思），只能终身为尼。

很多次，卓嘎都说希望儿子江洋不要被这个老师教坏、带坏。

所以，以后的江洋会成长为什么样的男性？

这恐怕也是《气球》想要留给观众的思考题。

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会想起那一排因为“晚上偷跑进女生宿舍”而被校长罚蹲马步的藏族小伙子。

他们，又会成长为什么样的男性呢？

让藏人自己讲自己的故事前文似乎对藏地的宗教、文化有诸多批判，我自己在支教的一年中，也有好多次感知、观察到当地文化中不够合理、不够公平的地方，但作为一个汉人，我总觉得自己的立场不够充分，不论是去夸赞、还是批判。

所以，非常高兴能看到《气球》，看到藏人讲自己的故事。

也正是因为在西藏生活过一年，我深刻知道所有个体遭遇的困境，都不能简单归结为ta们不努力、迷信、落后。

如果不是因为所谓的文明、进步的现代生活被构建成为某种强势的模范标准，藏人为什么要努力融入呢？

如果不是因为更有权力的一方力图通过赏罚干预女性的身体选择，卓嘎怎么会如此两难？

如果不理解藏传佛教里“杀生”和“转世”的重要性，怎么理解《气球》架构在何种价值观之上呢？

在我去支教前，有一位老师跟我说“支教不是上对下的行善，在你能够带给当地人知识文明提升之外，从事支教其实对支教老师本身，才是更珍贵的学习机会、一个介入并理解原住民世界的机会”。

因此，我也想说，《气球》是一部优秀的电影，希望有更多人去院线支持，但观看的同时要记得警惕自己旁观者身份带来的优越感，不要以高高在上，不要轻易下论断，不要忘记导演的那句“藏人一直就是那样真实地活着，只是你不了解罢了”。

刚刚有个学妹跟我讨论这个片子，提到她男朋友我学长的观点，我觉得挺有意思，记录一下。

我学长是一位社会学博士，研究民俗学的。

他说非常不喜欢万玛才旦这样的导演，因为他在故事里加入了个人偏见，容易引起“信仰歧视”的风险，而信仰是不应该被歧视的。

这个观点很有意思，而且在讨论这个观点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以女性主义进入这个文本的路径。

信仰歧视的风险对万玛才旦存在吗？

这似乎是在批评他提供的典型的精英叙事已经完全站在现代性的立场上去反思和批判貌呈“落后、愚昧”的藏地信仰了。

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我觉得并不是。

当然万玛才旦确实是足够聪明，规避这种嫌疑，他采取了最直截了当的方式，就是给片子一个开放式结局，医生代表的现代社会生活观念和医学理念与丈夫坚持的轮回信仰，虽然发生冲突，但是没有哪一方“赢”。

当讨论走到这一步，就会发现有一件事实不可避免的浮现了出来——当两种价值观念发生冲突的时候，它唯一的承担者是处于叙事中心的女性卓嘎。

这引向那个问题：女性的被压迫和被置于客体，不仅发生在性的关系里，家庭结构内部，还发生在信仰冲突里面。

一种更隐蔽的压抑与被压抑：在一个社区经历观念更迭的过程中，最先被剥削也被剥削得最狠的，是女性。

医生和丈夫所代表的两种信仰大可以针锋相对，但是他们发生冲突的场域正好就在卓嘎的子宫里，而且不在这里不得以展开。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很难说万玛才旦“歧视”了哪一方。

而且这个故事当中还有另一条妹妹和男教师的线。

理解妹妹的行动也有助于帮助我们理顺“信仰歧视”的问题。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条线本身就单薄，我现在还想不到应该怎么切入这个形象能为“信仰歧视”的这个观点提供论述或反证。

诸位友邻可有想法？

《气球》的问题是隔靴搔痒，没有触及藏地人民根本性问题。

把《气球》的故事换置到一个底层汉族家庭，把“转世投胎”换成“传宗接代”是完全成立的。

《气球》里的妻子之所以要把第四个孩子生下来，是因为妹妹（尼姑）和丈夫都认为胎儿是死去的爷爷转世投胎。

不妨将新故事的时代背景放置在当下，施行的政策不再是计划生育（因为审查，这点不好碰），而是二胎政策。

一个生活捉襟见肘的底层汉族家庭，地域范围框定在传统文化强势的保守之地。

已经连着诞下两女的妻子在家族里备受歧视，丈夫在外面也很没面子。

虽然生活已经足够窘困了，丈夫仍然让妻子继续再生一个，而且一定要生下男孩，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

妻子是理智的人，知道家里多一口人吃饭势必让生活更趋窘迫，况且还要罚款，于是偷偷吃避孕药，或私自做了节育手术。

因为某种不可知的原因，妻子怀孕了。

她想把孩子打掉，丈夫坚决不同意，七大姑八大姨都教育她如果生下男孩，她就成为家里的公臣。

最终她不得不迫于压力把孩子生下来。

这个故事和《气球》有本质差别吗？

两位妻子面对的都是父权\夫权的压迫。

唯一的区别是，一个还是神权，一个是文化习俗。

但如果把儒家也看成某种宗教的话，那么“转世投胎”和“传宗接代”本质上是一样的。

两者都属于一种迷信，而不是信仰。

迷信是害怕违背教条带来伤害，而信仰是实在的相信，将引发道德危机。

因此，《气球》虽然讲述藏族平民的故事，但“藏族”的标签没有得到真正表现。

仅仅呈现一些风俗民情，意义不大，它只是将电影变成景观。

而且，最为根本的所谓探讨信仰也属十足虚假的概念，并没有从信仰的内里来探讨。

宗教最终变成像噱头一样的东西，蒙混无知的观众。

真正要为《气球》挑些亮点的话，那也仅仅是它在重提老套的女性在父权和夫权下遭遇的生存困境：女人的身体如何成为牺牲品。

已经有太多电影探讨过它了。

我们对万玛才旦的期待显然不会止于此。

他作为藏族，在描绘藏地人民的生活时，本应发现或找到真正与汉族相异的问题才是。

但很可惜，至少《气球》里没有。

《气球》是从宗教之壳里破出的流俗之蛋，好像汉地故事移置到藏地之后改编的作品。

探讨的问题也流于表面，它并未让我满意。

在中国电影资料馆观影点映，映后与万玛、陈丹青、谢飞老师做交流与讨论，有所收获。

陈丹青说：“我也喜欢万玛的其他作品啊，包括弄死那只羊。

”老师也真是可爱。

说回电影。

电影从家庭、宗教、自由、生活几个维度讨论藏地人民的生活，设计可谓是精良的。

例如，一白球一红气球，一姐一妹，一羊一人，阻隔的视听体验。

这些虽不是内核，只是小的元素，但值得说一下。

影片海报中，红气球即是气球本身，也是怀孕的肚子，即是希望也是灭亡。

正如影片最后一个气球被扎破，一个气球放飞，完美扣住了影片的叙事主题。

白气球是避孕套，影片的第一个长镜头就是“避孕套”视点，白与红的对比不只是冷暖色调的延展，更是避孕与子宫、受孕生命的象征。

关于羊，整个片子都在讨论种羊，也在讨论“结扎人”，羊是放情的、野蛮的、需要优质品种，交配繁衍为生命任务的，而人是克制的，受伦理与信仰限制的。

影片开场的几组对话，在画面中的视听上，万玛始终拿电线杆和栏杆等东西阻隔两人，人被阻隔，也是命运的不相关，俗话说，悲欢不相通。

这只是视听和符号的表意。

绝不止这些。

影片的宣传语是信仰与生活，但影片的落脚点不在此。

正如陈丹青老师今天的发言：“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文化下，不完全是一个宗教信仰下，而是在同一个人性下生活。

”作为藏地导演，这部电影确实有所反叛，甚至anti-religion。

女主角甚至说出了“他们（转世）也有可能出错的”这样的禁忌言语，我称之为“有因的反叛”，具体如何延展，却是不可讨论的，也难以和解的命题。

人性，是最终的命题，也是唯一值得在意的，影片只是以点带面，传统功夫以点到为止。

说这部电影是慈悲的，因为万玛在阻隔、交融、与对比中时刻注意爱与人性的温度。

妹妹的绝对禁欲与姐姐的幸·性福生活成绝对对比，方知宝贵。

而姐姐在最后却说“我还不如做尼姑，没有牵挂。

”是的，影片希望达成和解，却无法真正展现和解，导演万玛在现场说：“所以只能依靠梦境。

”比如海边捉痔，哥哥的“奶奶转世痔”被弟弟拿下来看，希望这转世只是身上一片贴图，而不压于人身。

再比如，在超现实的场面中，青海湖边的孩童在奔跑，小孩在追，倒影在跑。

脱离了梦境，女主人公在现实中却只能寻羊问路，寻鱼问水，一片倒影反射回来，却是自己苍白的脸。

《气球》先在中国调色，而后拿到泰国调色，把绿油与金黄的草丛和土地，全部改成了冷色调为主的基调，这是一小插曲。

如果没有万玛在藏地的生命经验，实在难拍出这样的东西，难怪陈丹青与谢飞老师都说，在其中看到了爱，这是万玛之前的作品也共有的关怀。

当影迷朋友问到导演：是否符号化的表达大过内容，万玛说，这部片子里根本没有刻意的符号，因为信仰、生育、放羊，这只是最真实的生活，是每一个藏地人。

这话最为动人，因为真实，所以慈悲。

听起来矫情的话，在真实的《气球》里，在生活里，也变得沉重了些许。

文：Travis 允许商用转载

气球是经常被导演符号化的一种表达，时而演绎自由，时而诠释欢乐，而电影《气球》也在经历了各种电影节与话题关注后，如期而至。

影片依旧带有万玛才旦独特的导演色彩，在藏区的语言环境之中，关注最普通的人的故事，将那些个不为人知的普通人的故事，一点点地用自己的视角记录、呈现出来。

《气球》本身的故事并不复杂，影片将故事的核心，集中在传统信仰与现代文明的冲击之下人物的命运选择上，以女主人公卓嘎的意外怀孕作为主要冲突点，讲述了青海藏区牧民达杰一家的故事。

文化与信仰的不同给藏地人民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但在《气球》中，这层面纱却渐渐被导演掀开，向我们娓娓道来藏区人物的真实生活。

人们即使羞于谈性，但仍旧有渴望，就像卓嘎一直将丈夫比作种羊，说他晚上在床上仿佛有用不完的精力，而在谈到这些时，她的脸上也总是带着羞涩，因为我们知道，在她想用尽可能满足丈夫的同时，她也是在满足自己；卓嘎的妹妹，一名正值芳龄的女孩，因为一段失败的爱情过往，竟不惜剃发为尼，从此阪依佛门，不再为爱欲牵动，但即使这样的她在面对前任的再次出现后，我们发现她其实并没有放下这段感情，她一切的举动都在诉说着她对感情的焦灼。

而这就是影片的精彩所在，藏区有着极其浓厚的藏地文化和宗教信仰，所以在这种环境下熏陶成长的人们，自然在性话题方面有些蹑手蹑脚，稍有不慎就会陷入思想漂泊的漩涡。

所以在观影过程中，人时常会有些沉浸后的恍惚，不过导演所选择的拍摄手法却为故事的讲述增色不少，所以最终我也一点一点地被故事所说服，对故事中的人物也多了些感同身受。

说到《气球》的拍摄手法，不得不提下导演这次所采用的大量长镜头跟拍。

在长镜头的展现下，人的一举一动都被凸显地如此生动：你会看到人高马大的达杰在追逐羊群时是那样勇猛与热烈，他带有野性的荷尔蒙呼之欲出；你也会看到在送葬爷爷时，各大僧人围聚在狭小的房间中，暖黄色的蜡烛摇曳在他们脸上，家人们在一旁都没有大哭大闹，而是多了几分克制，他们在用一种隐忍的方式去送别亲人；你同样可以看到卓嘎将妹妹前任送来的图书扔进火里，妹妹可以不顾一切的将手伸进火内，不畏炙热只为拿回那仅有的依恋。

而这些在长时间跟拍镜头的展现下，你很难去定义演员的表演，而是能热切的感受到他们对角色形象塑造上的敬业与人“人”合一。

除此之外，整个影片为了能与主题相映衬，在画面色彩上也偏冷色调。

清冷的画面，多了些沉淀与冷静，也与藏区经典色系形成对比，多了些暗潮汹涌。

而在这种色彩选择的衬托下，影片中的几段超现实片段才能更加突出，影片结尾那一直在空中飘摇的红气球才会看上去如此浓艳。

而这红气球不光代表着被吹大的避孕套或是卓嘎因怀孕而挺起的肚子，也代表着一个个生活在藏区的藏地人民们，他们在各自的生活中摇曳着，不断成长却又不断自我否定，寻觅生活真正的意义所在。

藏地人民的生活，与轮回转世的命运紧密相连，因着独特的宗教信仰，而拥有不同的生活形态：孩童背上长痣，被长辈说是奶奶转世留给他的记号；老人死去后，家人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安葬，而是向上师请教老人转世的去处；甚至丈夫强迫妻子生下孩子，就是奢望能为死去的亲人前世接环……万玛才旦用自己的视角去讲述了一个藏地女人乃至藏地人民的命运，这个看上去是讲述藏区家庭和生育、生命和信仰的故事，是万玛才旦一直探讨的传统和现代两种观念碰撞的主题，以及这些生活在特有文化背景里的藏族人民，如何通过自己的方式寻找到生活的答案。

片中所述的困境虽然被放在了特殊的背景里，但这份迷茫与自我怀疑是所有人都可能遭遇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精神信仰，这份信仰并不一定是带有宗教意味的，但它都有很大的概率会和你的现实人生相撞，令人不得不面对如何抉择的难题。

所以在我看来，它不仅是一部类型电影，它更像是一部普世电影，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观影，照应到内心的种种困惑。

看着影片结尾那飘摇在空中的红气球，像是人们想要得到答案。

我们终究还是会发觉，文化的差异带不走人们情感的共通，信仰的不同抹不灭人们内心共同的欲火。

人生或长或短，起起伏伏，不妨坦荡些，不妨勇敢些。

达杰一家真的相信藏传佛教吗?还是说相信的仅仅是上师的权威——妻子怀孕是死去的爷爷转世投胎。

达杰之所以一定要让妻子把孩子生下来，而不顾降生的孩子对家庭带来的负担，原因仅仅出于违背佛主意愿可能带来的灾祸。

如此看来，这种信仰便不是纯粹的信仰，而是带有功利心的迷信。

《气球》将主要冲突放置在“该不该生”的问题上。

因为佛意的力量如此强大，远远强过生活表层的窘困，以至于所谓的两难冲突在这是无法成立的。

在法哈蒂的电影中，人物往往深陷在两难道德困境中。

一者是自利心理的驱动，譬如说谎会带来好处，另一者是信仰的束缚，说谎违背了神意。

这种道德困境只有在自利和他利两者之间达到一定程度的平衡后，才能取得效果。

在邪恶的诱惑下，是信仰让人有向善的动机，恶与善的矛盾由此激发出观众最大程度的共情和感动。

而在《气球》中，信仰变成一种教条：上师的话代表着佛的旨意，绝对可信，而且不可违逆。

这样子，所谓的两难道德困境便没有了，佛（或者说神）大于一切。

况且，真正能让《气球》这部电影获得深度，同时塑造起人物的不是“该不该生”的冲突，而是“能不能怀孕”的冲突。

对于怀孕这件事而言，一方面是性欲驱使人去做爱，做爱就可能怀孕；另一方面是怀孕生子所带来的家庭负担：触犯少数民族三胎政策付出的罚款，以及是新降生的孩子将给这个已有三个孩子的家庭带来的经济上的负担。

这个冲突才具有普遍性，和能够产生共鸣的。

因为经历过计划生育时期（与此类似）的家庭都或多或少遇到过或思考过这个问题。

而且放置在冲突两端的因素（人的本性与家庭负担之间，自利和他利），其力量间有对抗之平衡。

人物如何陷于两难抉择中，最终又做出了哪个抉择，对人物的塑造都有极强的帮助。

法哈蒂正是通过设计两难情境这种方式推进故事，让人物形象树立起来，同时让观众获得感动。

由此看来，《气球》的叙事是不合格的，仍然框限在文艺片的套路中：大量的梦指向的是人物的情绪和状态。

事实上，对于一部好的剧情片来说，人物的情绪和状态应该通过有效的情境设计来让观众自然感受到。

尼姑和爷爷的角色设计显出了刻意。

很明显，他们本没必要存在的，而他们之所以存在仅仅为了加强宗教教条对这家人的束缚，使得让怀上的孩子必须得生下来。

达杰一家没有其他选择，于是他们向更窘困的生活境遇走去。

整部电影变成一道道景观，失去了普遍性。

如果《气球》真的在探讨信仰，那么困境应该表现在妻子身上：生，违逆自己的意志，顺从信仰；不生，顺从自己的意志，违背信仰。

但事实上，电影的核心冲突放置在夫妻之间：妻子不想生，因为她已经觉醒；丈夫要生，因为他认为孩子是父亲转世投胎。

这不是法哈蒂困境，因为法哈蒂式两难困境只会发生在单个人物身上。

这明显是老套的家庭矛盾，安置上宗教的外壳。

《气球》探讨的是宗教（迷信），而不是信仰。

这两者有本质区别。

自打机器的轰鸣声震破田园的宁静以来，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碰撞就成为了文艺作品中经久不衰的主题，尤其是在对于传统程度更深、现代进程更快的少数民族，这种碰撞就更加激烈。

藏族电影《气球》中，一只不起眼的避孕套，作为现代文明的标志性物件，居然引发了家庭乃至邻里间的巨大纷争。

表面上，它被主人公达杰家的两小儿吹成“气球”，赤裸裸地出现在传统的牧民们眼前，引起牧民们对于性欲的羞耻感；内底里，它引发的是人们对于生育这件事被限制的恐慌感。

当转世的荒谬与节育的要求作为双重压力压向女主人之时，现实中的她最终选择了屈从传统，气球最终成为了飞向天空的未来希冀。

蒙族电影《白云之下》里，男女主人公分别作为现代与传统的象征，直接展开了面对面的角力。

男主人公被繁华的现代文明所吸引，总是想着要出走牧区奔赴远方，为了心中这个热切的希望，他卖了一只又一只的羊，换来了装载他理想的破车。

而女主人则满足于宁静淡泊的放牧生活，面对老公不断对她的洗脑，不为所动得甚至有些固执。

然而，牧区生活就是真正值得留恋的世外田园吗？

不见得，君不见正因为牧区地处偏远，才导致她风雪之夜去医院的路上流产。

而男人一心向往的外面世界，难道真的会像他所说的那样，“我找个活干，就能养活你”吗？

歌词里早就唱过了，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却也很无奈。

因此，该传承还是该抛弃，这是个探讨不尽的问题。

恰巧，今年的金鸡奖上，又一部同类题材的黑马之作进入了人们的视觉，同样来自藏族导演的《黑帐篷》，同样讲述牧人在时代变迁中的困惑和迷茫，再一次令人关注起传统与现代的矛盾议题，在可预见的未来，它还将在导演的镜头里、作家们的笔下，被反复探讨，反复述说。

作者：十井 如果说《撞死了一只羊》是一部私人的、实验性的作者电影，那么《气球》则可以称之为是万玛才旦多年来创作经验的集大成之作。

影片以达杰和卓嘎的家庭为核心，分别叙述了安全套被当作气球、公羊借种、卓嘎妹妹的前尘往事、卓嘎拒绝再次生育、母羊因无法生育而被卖、两个儿子对气球的渴望等等多条叙事线索，几个支线看似独立，实则处处相互勾连。

达杰与欲望强烈的种羊、卓嘎与无法生育的母羊、代表计划生育的安全套与象征女性权利的红气球等等，彼此照应、隐喻暗藏。

万玛才旦在采访中说，这部电影的特殊之处在于，先有电影剧本，但因种种原因未能拍成，后又改写成小说，最后再扩写成现在的剧本。

小说本身充满着浪漫情怀的诗意与朦胧，而这部电影却是实实在在的现实题材，可见万玛才旦非常擅长将短篇小说扩容成长片电影，把视听语言以及文学间的相互转换运用得灵活自如。

不过另一方面，电影中也依旧保留着小说的浪漫与克制，开放式的结局留给观众最大限度的想象空间。

卓嘎是否把孩子生了下来？

被卖的母羊是否真的像卓嘎梦到的一样怀孕了？

逝者是否真的回归了家庭？

妹妹与学校教师究竟发生了什么，误会是否会解开？

卓嘎是否真的随妹妹出家？

这一系列问题在影片中都没有解答，也许答案只活在每个观众的自我意识当中。

在前作《撞死了一只羊》中，万玛才旦使用了大量超现实的、梦幻的视觉想象去展现一种混沌、交错的时空关系，而在这部《气球》中，现实的基础上也融入了一些幻想空间，同时通过手持镜头的剧烈晃动去展现人物内心的挣扎和摇摆，梦境中失落的身影、信仰与现实的撕扯、光影摇曳的小酒馆，如此充满诗意和视觉想象力的影像表达很难不让人沉迷其中。

熟悉万玛才旦的观众可以发现，这部影片中的几位主要演员都是屡次出演他的电影的演员。

其实不仅是演员，经过十多部电影的实践，万玛才旦的团队已经形成一个成熟而默契的固定班底，在《撞死了一只羊》中还吸取了王家卫团队的部分资源，对于像万玛才旦这样带领藏地文化发声的作者导演来说，更能表达出贴近作者本身的创作意图和视听风格。

万玛才旦曾说，“当前整个人类世界的文化在不断趋同，而趋同就意味着某种失忆。

”植根于藏地文化、深谙现代都市法则的万玛才旦大胆地道出了这道不同文化之间的鸿沟。

影片中电视中播放着试管婴儿的新闻，这正是外来文化赤裸裸的冲击。

而医院发放的安全套以及医生的一句“女人又不是生育机器”，又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这个保守民族内心对信仰的坚持。

万玛才旦说他一直想拍的一部以女性为主角、反映藏区女性生活的电影，《气球》终于让他梦想成真。

不过这部电影值得称赞的却不只是其关照女性的特殊视角，而以男性的立场传达尊重女性的意识。

起初的达杰把无法生育的母羊单独捉出来准备卖掉，此时的他只把雌性当作生育工具。

而小孩一直把安全套当做气球，安全套在这里象征的则是女性的生育权利，但是对于孩子们想要气球的愿望，达杰一直没有理会。

而在卓嘎的抗争以及出走后，达杰终于意识到了，买了红气球。

而获得自由的红气球迎风飘扬这一意象不仅仅是藏地传统文化熏陶下的女性精神的觉醒，更是对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的挑战和思考。

万玛才旦说，无论是《撞死了一只羊》那样看似荒诞的故事，还是《气球》这样反映现实的题材，自己都试图向观众靠近，希望能让更多人感同身受。

《气球》看似是属于藏地的故事，但其实是它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万玛才旦导演的作品风格总是那么的简洁素净，像是在一块白布上轻描了几笔，静待墨汁四散开来，就成了一幅作品。

《气球》的观感依旧是那么的浑然，卓嘎、达杰、卓玛是万玛才旦点下的三滴墨，孩子、老师、医生、羊、摩托车、气球，都是四散开来的衍生，它们一起构成了“一梦一重境”的《气球》。

《气球》中有三场梦，这三场梦又形成了三重境：第一场梦——爷爷去世后，孙子梦见爷爷走在前方，无论如何呼喊爷爷都没有回头，怎么追也赶不上，爷爷的身影倒映在水泊中，仿佛在天空行走一般，这是影片描述最详尽的一个梦，与后续的剧情结合起来，不难发现这么也是一个具有宗/教色彩的梦，前行的爷爷与消失不见，有着轮回转世的意味，所以这一场梦是一个刻意为之的暗示的梦，暗示着现实生活与宗/教信仰家；将会发生冲突；第二场梦——卓嘎梦见自家的两年没下崽的母羊怀孕了，这个梦境仅由卓嘎的语言叙述，没有画面，映射着卓嘎对于可能怀孕的恐惧，同时又给影片增添了一份“轮回”的宿命感；第三场梦——气球飞上天，众人抬头望向天空，仿佛一同进入梦境，这是在卓嘎打/掉孩子后（亦或没打，全靠个人理解，我选择相信卓嘎坚持打掉了），达杰给孩子买了影片开头承诺的气球，两个孩子玩耍着气球就这么飞了，这个众人的梦境很像《树先生》最后的红/色迷梦，飞起来的气球飞得越高离破灭越近，村民奔跑的越快就离根越远，所以第三个梦境在讲未来的不真实，也许万玛才旦内心期待着，但苦无方法，只能借用向死而生的表达方式了吧。

▶卓嘎还会回来了吗，待入梦，也许你会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