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回

本文基于微信群讨论创作，并非全部个人原创。

继《一个勺子》之后，陈建斌第二部自编自导自演的作品在气质风格上有些怪异，有人说很高级，有人说看不懂，有人在一团乱麻中寻找线索，而有人只看到其中一面便给这片下达最终审判。

不过不管观众如何评价，在清明档期大战中《第十一回》完全被《我的姐姐》碾压，这也代表了中国普通观众面对于逼格甚高和情感落地之间的选择。

第一回 先锋话剧精魂犹在舞台电影意形难全有人说这部电影很有先锋话剧的味道，提到先锋话剧，在当代中国绕不开孟京辉和《恋爱的犀牛》的火爆。

孟京辉戏剧中体现的先锋性在于“以舞台空间的拓展和舞台布景的虚化为特征的非写实主义舞台风格，以世俗化讽刺性的台词与夸张错位的肢体动作为特征的幽默讽刺的表演风格，以及以极端化戏剧动作和排比反复的台词句式为形式的抒情风格”，是结合了商业性的艺术探索，做得相当成功。

可以看出，曾与孟京辉合作出演过先锋话剧《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的陈建斌有想将这些特点引入他个人电影的野心，所以《第十一回》，不仅讲了拍话剧的那些事，整体拍得也像一出话剧：章回体结构让人想到戏剧的转场；故事发生的场所集中于固定的几个封闭空间；角色夸张得像行走的符号，奇奇怪怪的道具，台词更添一份荒诞而非生活感···当然全片最先锋的还是那出永排不完的戏中戏，从夸张地假装驾驶拖拉机到把真的拖拉机搬上舞台，从表现力很强的红布后性爱戏到真的亲热在一起，当红色的布化成血色的雨，影片将历史的各执一词抛向观众。

如果单独将戏中戏抻出来，从第一版到最后一版的过程，就是一出主题为真相的先锋话剧，但把这个过程拍出来的电影能算先锋电影吗？

相比于麻花大电影，《第十一回》的不同之处恰恰是刻意为之的戏剧感，而非显露出用戏剧语言努力向电影靠拢的笨拙。

与本片其他令人费解的桥段相比，本片的戏剧感是最容易被理解的，这是本片的特色之一，只是陈建斌想做的“雅俗共赏”十分夹生，火候不到势必让观众接受不了。

听了陈建斌解释电影为什么叫《第十一回》（因为第十一回开始，电影结束，回到现实，真正的生活拉开序幕）之后，才理解导演陈建斌想做的是什么——将影院变成剧场，冲破银幕与观众互动。

戏剧的特点就是永远有一面开放给观众，让观众与演员同处一个立体空间，共同完成一场受时间限制的艺术，“剧场是唯一一个向我们展示瞬间性的艺术”。

但电影不同，银幕是平面的，是封闭的，这必然制造了观众与“舞台”的距离感，而陈建斌想做的就是拉进观众与影片的距离，虽然不是首创，但在如今华语院线片中也算独特的存在。

当站在血雨中的马福礼若有所思的面对台下空无一人的剧场时，他在想什么？

这是抛给电影观众的问题，也是导演陈建斌做出努力的表现。

但片子本身生活气息有限，观众很难把自己生活代入，此时还要激发观众对生活的思考，太难为人，所以这片子当思想实验看待还好。

Q：所以说应该先搞好本身的创作，再去提出这些踢皮球的问题。

毕竟金彩玲都说了，他排他的，你的生活是你的生活。

任何影视作品不可能完完全全去表现你的生活，它要逼到的就是电影本身要表达的某种东西。

但是创作是有共鸣的，好的古装片你一样的能代入自我，有几个人经历了《卧虎藏龙》那样的事，但是你一样可以代入、可以思考，这是本身创作者创造出来的一个东西，但如果这中间有塌陷了，你就会被卡在中间，既走不进它的世界，又回不了自己的生活。

Q：它这个故事原本用平实通俗的手法去讲吧，你绝对好理解，要悬疑有悬疑，要人情世故有人情世故，狗血和烧脑都不缺，但陈建斌选择了要有逼格的去讲，这样也没有问题，但就是我认为起点定高了，还没有执行到，比如说他去到高潮的那场戏是很突兀的，靠的就是MV式的拍法，用形式控制你的情绪将你宣泄到那一层。

尽管影片气质荒诞，可大部分时间仍老老实实的平铺直叙，新意不大，还硬插很多令人费解的段落，现在是上上不去，下又不爱下来。

电影晦涩难懂并不代表先锋，反倒还有冒犯观众的风险。

第二回说故事望雅俗共赏设门槛探观众底线导演陈建斌想做雅俗共赏的作品，但显然观众并不买账，原因何为？

胡昆汀在传达室门口反复质问，我就想拍个话剧，到底冒犯了谁？

电影和话剧都“冒犯”了观众。

戏中戏被数度喊停，一方面代表文艺作品时刻面临审查，另一方面可以看成是观众在表达愤怒。

前者与电影外撤档风波和台词删改形成某种对照，可以说那啥和乌龟王八蛋已经成为电影在现实中的延续，某种程度上就对应着强奸灵魂。

后者就是冒犯观众，在电影中戏剧是因为不尊重真实情况或影响个人名誉遭到了不同人的抗议，延续到电影外，很多普通观众也直言本片看不下去，坚持不到结尾就离场了，得亏是电影院，他们不能喊停。

不理解影片表达什么，是该完全怪罪于这个浮躁的时代吗？

也不尽然。

陈建斌的碎碎念G：陈建斌老师表达欲爆棚了！

W：感觉这部还是想说的太多，到后面就乱套了。

C：什么“本我、自我、超我”的哲学观点和隐喻让人崩溃，稍不留神就会看不懂。

Z：本片符号隐喻确实很多。

比如第三次在屁哥的车里出现的海洋球，在看这场戏的时候，你不仅要听台词，你还要考虑海洋球的用意，这样看得非常累。

陈建斌的碎碎念让整部电影充满了琐碎的线头，捋不清，也不是让观众捋清的，甚至我觉得故意不让观众明白也是电影与观众的互动之一，刻意整一些玄的概念，故意模糊真相或事件结果，加上一些脱离了生活的符号化的角色，很神叨，但又没有多深入，只限于最基本的“我是谁，我在那，我要去向何方”的观点罗列。

反电影的戏剧感因为之前说的那些原因导致整部影片电影感相对较弱，很容易冒犯到那些注重故事性，希望有明确结局的观众，大多数观众走进电影院其实并不想产生交流，只是看个故事而已，抱着这个心态看本片一定会大失所望。

另外，章回体的运用也没对电影产生积极作用。

Z：本片用章回体叙事，导致剧情并不连贯，在剧作上算偷懒。

Q：我反正不喜欢这个章回体，一是它只是一种叙事上的小聪明，二是有些回目瞎总结。

W：刚开始看觉得还行，后面就疲劳了。

我：本片用章回体并没太大必要，只是起到戏剧分幕的作用，把情绪分得七零八落，这样的形式还容易让人看不懂。

Q：也不用非得连贯，去掉回目，这些情节还是可以看懂的，又不是个纪录片，回目就是让自己觉得自己作品很有逼格才加的。

我：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就会让观众感到被冒犯。

Z：就是完全抛弃观众啊。

我：但是胡昆汀讽刺的就是那类清高的不接地气的艺术家吧，某种程度还为本片提供了自反性。

除此之外，剧本也并不令人满意。

Q：这就是一个社会派推理，案子本身很简单，真相是怎样可能也无从得知，只有一个本身法律程序上的结果，它是在表达与之关联的所有人，但基于这一点，我觉得写得很差。

比如马福礼背负前史，却越来越空洞，比如屁哥和律师他俩说话的语气，语言习惯是一样的，而且暴发户觉得太咸、知识分子觉得太淡，这种对白的设计就是不厉害。

我：不接地气的对白是本片最大问题。

Q：《平原上的夏洛克》在这点上就做的很好。

我：毕竟作为导演的陈建斌也可以代表一下知识分子嘛，让本片戏剧或寓言属性大点，就想告诉大家一个大道理，又不好意思直接说。

第三回符号甚多阻马福礼翻案爱情不渝显贾梅怡戏痴先锋话剧再先锋也是从“人”出发，但《第十一回》充斥着各种符号，就是像“人”的角色太少。

Q：你说马福礼和屁哥在车里的谈话，和《大都会》不像吗？

聊的都是基于生活之上的一些思辨的东西，但这个就是做得非常浅，就是把一堆文字丢在你面前，谁说的不重要，谁怎么说也不重要，所以我会觉得，你让屁哥和王学兵完全的调换台词都不影响，他们人物形象的设计，看起来不同，实际上没有差别，都变成了说话的工具，而马福礼的角色背负前史，却越来越空洞，纯粹被事件摆布（这样才好写事件的发展）。

G：我是觉得马福礼这个人设本来就是空洞的，剧情需要。

Q：那可以写成个婴儿啊。

当然把马福礼刻画成这样是一种荒诞的表现形式，马福礼三观几乎空白，跟一个新生儿没差多少，别人说什么他信什么，现实生活中再老实也不会这样，但在戏剧里，这种带领观众思考的方式还是有意义的，把观点陈列在观众面前，所以此时屁哥和律师就是两个符号，屁哥代表暴发户，律师代表知识分子，暴发户觉得谈这事太淡，知识分子觉得这事太咸，两个极端，就像小马过河，片中小马是没机会渡河了，老马却忘了该如何渡河，甚至老马压根就没找到河，他代表了大多数不知道“我是谁，我在哪，我要去向何方”的像白纸一样迷茫的没有主见的普通人，任何人都可以在他脑子里画下自己的一笔，甚至贾梅怡，让马福礼觉得自己是灵魂强奸犯。

W：本片角色设置的AB面特别多。

互为AB面是本片题眼，AB面既可以是映射关系也可以是对立关系，在很多角色身上都有对应，最有意思的就是贾梅怡。

Z：贾梅怡对应假梅姨，梅丽尔·斯特里普是有实力自我控戏甚至掌控导演的演员之一，假梅姨就是对立面，代表以为自己会演，实际是导演的工具的意思。

M：我感觉这个假梅姨人戏不分，一直在向周围人询问，想还原那个消失的角色。

Q：我觉得她是人戏分开的，只是体验的过程里有一些无法分的那么清楚，就像你说的一样，她会不停的去摸索赵凤霞是什么样的人，你看演马福礼的演员，有个真人在那他都不问。

贾梅怡是在这个过程里塑造了赵凤霞，也是还原了赵凤霞。

W：贾梅怡到后面就成了她理解的赵凤霞B了。

我：最后一版还原的是赵凤霞姐姐口中的赵凤霞，也不能完全说是真正的赵凤霞。

Q：是吧，也可以这么说。

但是因为她发现了拖拉机，所以更趋近真实形象一点。

当然这到底代表什么，其实没有关系，毕竟不是什么本格推理，也不是什么阿加莎，哈哈哈哈。

只是这个过程里，你更了解和理解贾梅怡这个人物及整个事件。

Z：我觉得这是春夏继踏血寻梅以后发挥最好的一次。

贾梅怡对应了假梅姨，对应了赵凤霞，还对应了甄曼玉，真曼玉这个名字是不是指代现实中被人插足抢走情侣的女明星不好说，但正因为甄曼玉的存在，才让贾梅怡更好理解得不到的爱情是什么样子。

贾梅怡其实还与金多多也有同样命运，第三者的困境，放在三十年前，这样的行为必然惹来非议，尽管如今仍然会有争议，但随着女性地位提升，在婚姻中的自主性也大大提高了。

我：贾梅怡这个角色表现了戏剧人的荒诞性，就是加缪《西西弗神话》中关于戏剧一段话的例子。

每一次被喊停，她就又塑造了一个新的赵凤霞。

Q：喊停我觉得纯粹就是一个冲突讲故事的手法，实际上它对于喊停的人影响更大，而不是演员，因为戏剧本身只是变换内容演下去，它哪怕一度被暂停过，最后还是继续演了。

但马福礼在这个过程里就像照镜子一样，看到了许多对立面的东西。

第四回 镜中之影以虚为实庄周梦蝶假戏真做镜子是镜子，幕布是镜子，历史是镜子，生活是镜子，橱窗中的电视是镜子（这段最先锋），马福礼也是镜子。

我：片中镜子被cue得确实有点多，真实生活里会有人吃饭的时候面对镜子吗？

就像那些高深莫测的话，镜子在这里是不是显得太直白了。

Q：我感觉客厅放镜子比较有年代感，以前很多家装修都是客厅一面大镜子，那时户型小嘛，这样制造空间更大，这是一开始让我觉得时间感做得有点问题的，因为手机和先锋话剧又让你觉得故事发生在现代。

而且我看到利用镜子玩摄影，我就开始骂了，尤其春夏和大鹏那场戏，真的够了。

我：我还挺喜欢那场戏，摄影机一直摇，分不清哪个是本体，正对应故事AB面的题眼。

但是本身台词也在说同样的表达，画面也在说，有点重复。

Q：台词卡在中间很不纯碎。

要不就用现实中会说的话的对白逻辑，包住想表达的东西，要不就装逼到底，很美很热烈。

它现在就是纯罗列。

正如前文说的，AB面是题眼，马福礼是镜子，映照出自己、历史、真实、表演和混乱。

因为演员在表演生活，不是真的生活，戏中戏演员在表演历史真相，又不是真的历史，所以这部片子中对应出生活A，生活B以及真相A，真相B，其中生活B是真相A的延续，真相B是生活B的演绎，而导演又有意将所有表演、声光、调度往舞台剧质感上引，是否是要模糊历史、舞台、电影中的现实和我们的现实之间的界限呢？

因为有时候我们也分不清镜子里外到底哪个才是真实。

结尾彩蛋我也有个大胆的假设：我的猜想就是片尾表达了整部电影是一场梦，唯一不明确的就是到底是马福礼梦到了杀人犯，还是杀人犯梦到了马福礼，说不明白，因为梦也可以作为B面来看，真假难辨。

Q：我不同意梦的想法，这样子就把创作搞得太容易了，你看看多少电影最后以模糊混乱作结尾（本意是什么另说），然后总结出整个电影就是一场梦，整部电影只要一有问题，它就可以是成立的，并且显得很高级，但反观那些真正写梦的电影，没有一部的做法是这么去做，不是靠最后虚晃一枪去制造这样的解释，这种解读会令创作的难度变得很低，很投机取巧。

我：主要是彩蛋又回到电影开头那个场景，然后马福礼从床上坐起来，一天好像重新开始，很容易引导我往“睡醒了，刚才都是梦”这个层面去想，加上之前提到庄周，所以不自觉联想。

我：因为感觉这片讨论空间挺大，观点也很多，有喜欢有不喜欢的，就像镜子映照出不同人的样子。

Z：这不就是多重视角解读的结果么？

Q：我觉得是创作者本身逻辑自洽，不能观众拿到这些就自由发挥，这样的讨论就是观众在二度创作。

我：感觉把问题丢给观众没问题，因为观众二度创作才能引发话题度嘛。

第五回彩蛋之后，回到生活讨论结束，一笑而过1.我：没看片子的朋友不要看群了，剧透还挺影响观感的。

Z：这片子不怕剧透吧，毕竟没有唯一真相。

Q：只有各自的装逼。

Z：导演本人就很装逼吧，看看他说的话只有不好的学生才会有学业危机只有不好的职工才会有事业压力只有不好的女人才会有外貌焦虑Q：我叫他任性的老艺术家，就是晚上两点钟临时通知大家去怀柔开会的那种人。

2.Z：有人觉得这部电影和姜文的风格有些类似，看短评有两位提到了完全是姜文的反面我：一步之遥吗？

W：又拍脚，又姓马。

我：不小心搞死了自己的爱人，还被人恶搞成了戏剧，算借鉴吗？

不过姜文还是太艺术了吧。

W：不算借鉴吧，起码它没有一步之遥那么放肆。

Q：至少一步之遥有一个流畅的变奏，不管你喜不喜欢，它有一个扎实的剧作，朝着自己的目标狂奔下去。

模仿应该是没有模仿，《第十一回》故事内核还是挺好的。

我：一步之遥是真反应不过来要表达什么，第十一回想说的都在台词里了。

3.Q：我还一直吐槽说，马福礼你就让它排，它那戏看上去半小时都演不到，而且售票了，就去告他，翻案成功几率更高。

我：这不成了《好莱坞往事》了吗哈哈哈哈哈。

结语整体来说《第十一回》的创作还是十分难得的，对于当代华语影视圈是一次创新，因为有一定解读空间，评价又两级化，注定这片子的市场体量不会很大，但也确实没想到票房会扑到这个程度，尽管陈建斌假戏真做地“冒犯”了一次观众，可有谁不期待他的下部作品吗？

引自个人公众号“E本笔记”，欢迎关注讨论：）

《第十一回》与话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电影采取章回体形式，每个部分前加上章回体标题进行转场。

不仅组织形式上类似戏剧、话本，电影主线本身，讲述的就是一个排练一部舞台剧的故事。

「30年前马福礼（陈建斌饰）作为当事人的一场拖拉机误杀案，即将被话剧团改编成舞台剧。

为了还自己清白，马福礼和话剧团导演胡昆汀（大鹏 饰）反复纠缠，同时还面临着妻子金财铃（周迅饰）和女儿金多多（窦靖童饰）的家庭矛盾……」《第十一回》的气质非常陈建斌：看似粗粝朴实，其实内里有一团火，包裹着横冲直撞的表达欲和冒犯性，土得真诚，俗得够劲，噼里啪啦地一直烧进人心里去。

说起陈建斌，连父母辈都耳熟能详：他以饰演《甄嬛传》的“四郎”闻名。

但同时他也是一名话剧演员，曾经同孟京辉（《恋爱的犀牛》导演）合作先锋话剧《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死亡》。

这一重身份成就了其作品无比鲜明的话剧特征。

根据陈建斌的采访，章回体的形式并非最初构想，而是剪辑进展到一半时忽然的福至心灵。

影片末段舞台剧公演时，胡昆汀、贾梅怡（春夏饰）等话剧演员拿着手电筒，从观众席走出，将光打在席上观众们的脸上。

这种打破舞台边界的互动式演绎也是话剧的特征之一，他们手中的电筒照在影片中观众们脸上的同时，也照亮了坐在影院中的我们的脸庞。

为什么取名为《第十一回》？

陈建斌在采访中解释道：“我的电影容量是十回，我们的电影和观众一起完成了一个戏剧。

序幕乐章即我的电影正片，电影结束时这部戏剧才刚刚开始。

”第十一回，就是我们的生活。

PART · 01 一层红布红布是足以代表整部影片的核心意象。

它在片中以具象和抽象的形式反复出现，存在感无比强烈：舞台的红色幕布、道具红布，马福礼家中的红窗帘、红被单、红车棚，金财铃印在掌心的红印章“小马”，影片彩蛋里的一场红雨，等等。

所有这些意象都具备特有的象征义。

第一层，红布象征爱情和欲望。

胡昆汀的舞台剧中，红布被用作表现激情戏的道具。

一块红布阻隔演员和观众，柔媚的、艳丽的、燃烧的红色清晰地印出人被欲望淹没而窒息扭曲的形状——将欲望恰到好处地抽象化，简直是不能更天才的创造。

可是最后的舞台剧公演却取消了红布，代之以真实的、当年导致惨案的拖拉机。

这象征着舞台剧所表达的主题，从一开始滥俗又吸睛的“欲望与复仇”，蜕变成深邃沉重的“爱情与命运”。

欲望不再是舞台剧一心表达的元素，对真挚爱情和宿命式悲剧结局的感叹成为了新的核心。

但这一转变经历了重重波折。

在闹剧般的次次修改后，当年的真相被还原，身处其中的人们也重获新生。

“本质上，这是个三对男女在不同时代、不同观念下产生的爱情故事。

”陈建斌尝试用三代人的爱情故事来讲述一段看不见的爱情故事——即以马福礼和金财铃的中年爱情、胡昆汀和贾梅怡的青年爱情，以及金多多和不知名男人的少年爱情，共同解开掩埋在三十年前的赵凤霞和李建设的爱情谜题。

影片大玩互文。

《第十一回》中，互文所起的效果时而是反衬，时而是强化，时而是重复，A面与B面交织，历史与现实相融，共同织成荒诞又永恒的宿命轮回。

下面举最明显的三个例子。

李建设对胡昆汀的反衬。

李建设的一片真心反衬出胡昆汀精虫上脑的虚伪油腻。

赵凤霞对贾梅怡的强化。

为了演绎“赵凤霞”，贾梅怡一开始将自己和胡昆汀不伦之恋的挣扎代入，但总是不尽人意。

最后她兜兜转转得知了当年的真相，彻底理解了赵凤霞，也明白了爱情真正的模样。

于是毅然转身，不再迷恋，一吻告别。

马福礼和马福礼的重复。

马福礼当年本是意外杀人却得知自己被绿，为保住尊严声称自己有意杀人，坐了十多年牢，然而从此三十多年不能忘怀。

舞台剧公演时他意外代替饰演“马福礼”的演员担起了“马福礼”的角色，当演到“溜车”一段时，他已然忘记身处舞台，紧张得满头大汗，大声喊出“溜——车——啦”的示警，他本无害人之心，这一刻的他同自己的罪孽达成了和解。

那么三十年前的拖拉机下到底发生了什么？

借用贾梅怡的疑问：“为什么赵凤霞作为一个农村妇女，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知道丈夫就在拖拉机上，还跟人在拖拉机下干那种事？

”李建设因赵凤霞另嫁他人大受打击，在拖拉机下躺了三天，在这个无人问津的角落刻了一张结婚证：“李建设和赵凤霞自愿结婚，永结同心”，接机将赵凤霞约出，给她展示他的决心。

在这样的震撼和绝望之下，两人一时忘情，竟抛弃了所有世俗的顾虑。

谁知道天意如此，两人双双命丧拖拉机下。

片尾曲开始播放时，镜头聚焦那张一笔一画刻下的结婚证，红雨一滴一滴坠下，模糊了镜头，给这张结婚证渲染上一层层哀戚又执着的红——掀开这层红布，掀开这桩情事表层的香艳；复又盖上它，祭奠这桩“婚事”的悲壮热烈。

第二层，红布代表隔膜。

红布是人与人之间的隔膜。

影片初始，镜头从马福礼金财铃夫妇的睡脸向下推移，深入红被下的肢体。

这一幕提示了电影的“窥视”特征。

如同《戏梦巴黎》里Matthew所说的：“A filmmaker is like a Peeping Tom.”电影讲述别人的生活，银幕，就是这一层红被，盖住的是他人隐秘的世界，而镜头就是我们偷窥他人的锁孔。

马家的红窗帘、红车棚都具备同样的象征意义。

红布是人与真相之间的隔膜。

话剧每一次被人打断，都代表“真相”即将变换一种被书写的方式。

话剧第一次被喊停，是因为马福礼（事件当事人）的意见；第二次被喊停，是因为屁哥（商业资本）的把控；第三次被喊停，是因为看门大爷苟也武（刘金山饰，广大群众）有异议；第四次被喊停，是因为领导（政治导向）不同意；第五次被喊停，是因为导演和演员（艺术工作者）的矛盾。

能左右真相书写方式的力量有那么多，结合《第十一回》本身被退回修改（“强奸犯”被改成“乌龟王八蛋”、“破鞋”被改成“那啥”）的现实故事，真正达成了令人啼笑皆非的“艺术破壁”，共同书写“第十一回”的荒诞互文。

马福礼请教的“各方高人”也各自代表了不同的处世态度。

白律师（王学兵饰）积极进取的鼓励对比屁哥（贾冰饰）消极避世的说教；前者七拐八弯云里雾里的哲学思想对比后者大彻大悟追求现实的科学信仰。

政治与资本轮番上阵，法律与宗教比翼双飞，科学与哲学争奇斗艳。

他们代表了不同解说世界、认识自我的方式，归根结底，他们都只是一种说法，而不是真相。

就像电影里一碗同样的豆花，有人说咸有人说淡。

马福礼“豆花到底是咸了还是淡了呀？

”的疑问，这本就是一个没有固定答案的问题。

马福礼这个人物，就象征着淳朴无知的百姓，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沉默的大多数，是“墙头草”，他们被忽悠、被裹挟、被抢夺，也被无视。

“他的性格更模糊，面孔也是模糊的，就是人山人海中最没个性的那个人，永远被忽略，但他就是我们沉默的大多数人。

”所以他总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瞪着迷离而浑浊的眼睛听别人激情澎湃的演讲，一派茫然，亦步亦趋，只知道“说得对”、“说得好”，如果再追问下去，就是“照你说的办”。

电影里无论哪一方，说到底都是精英式的高高在上、俯视众生，他们并不曾真正关注芸芸众生的生存与挣扎。

对于“马福礼”们来说，真相真的重要吗？

其实，他们只要能好好过日子，即便生活在谎言里，又能如何呢？

电影的副线“小马”线能说明这个问题。

金多多意外怀孕被抛弃却不愿打胎，金财铃游说无望后，用枕头假装自己怀孕，决心把孩子归在自己名下。

金多多因为马福礼的“杀人犯”身份一直不愿接纳他，也不愿意他成为“小马”的父亲，因此马福礼设法弄来一张死亡证明，这样作为“杀人犯马福礼A”就消失了，留下来的“马福礼B”便是清白的。

然而此时金多多已经打胎，为了不让马叔伤心，她也在衣服里塞进枕头假装怀孕，金财铃从女儿掩饰苍白神色的口红和着装看出异常，借着捡筷子摸出真相，但也缄口不语，母女俩形成默契，共同“欺骗”马福礼。

电影里有这样的一幕：马福礼和金财铃坐在小电动三轮的车棚里，金多多在前面驾驶，马福礼拿出苟也武给“小马”刻的印章，金财铃虽然知道“小马”已经不存在，但也将印章印在手上，举起手掌向马福礼展示。

这只印着“小马”红色印记的手掌横亘在马福礼眼前，像不像另一种形式的“红布”？

只是这层“红布”是谎言、是保护，盖住了一切伤人的、痛苦的现实。

这一刻，他们畅想着未来的美好生活，他们是幸福的。

以后如何、真相如何，还重要吗？

但纵观全片，小马线的许多叙事和镜头显得有些冗余。

当然，或许是导演舍不得那些已经拍成的片段，在那些片段里，窦靖童展现出了神似她母亲的灵气。

除了红布，镜子也是影片反复出现的一个元素。

马福礼家的餐厅、舞台化妆室、街边霓虹灯照射下显得光怪陆离的电视墙等等，尤其是电视墙，有着浓烈的先锋意味。

镜子代表自我认知，象征了片中人物自我寻找、自我定位的过程。

就像片头收音机里播放的“戏不是生活本身，它是一面镜子，反映出人与人的关系、人与时代的关系、人与生活的关系。

要把艺术还给世界，把世界还给人，把人还给他们自己。

”

PART · 02 对艺术的爱恨交加影片嘲讽一切、解构一切、冒犯一切、否定一切的同时，也展现了它的矢志不渝——那就是对艺术的诚挚信仰。

陈建斌对艺术的失望透顶和矢志不渝全部投射在胡昆汀和贾梅怡两人身上。

贾梅怡是个复杂又简单的人：时而天真得不可思议，时而清醒得令人惧怕；时而浪漫得如同琼瑶女主角，时而泼辣得如同菜场绝不吃亏的大妈；时而惹人怜爱，时而引人痛恨。

但她是全片唯一一个一直都在追寻真正的艺术和真相的人。

春夏在电影中贡献了《踏血寻梅》之后最精彩的演绎。

她的确是一个富有灵气的演员，就像陈建斌称赞的那样：她的眼睛里有干净的、容易相信人的东西，像小鹿一样敏感和脆弱。

但她的演员魅力也需要特定类型角色才能得到发挥。

艺术的虚伪性体现在舞台剧导演胡昆汀身上。

他口若悬河，拗口理论和经典台词张口就来，欺骗自己、欺骗演员、欺骗观众，看似充满激情，其实不知所云。

他本质上对艺术既不坚定也不理解，艺术只是他混口饭吃的工具、狐假虎威的依仗和哄骗小姑娘上床的春药。

贾梅怡和胡昆汀的对比是鲜明的。

贾梅怡一直在剖析人物心理、追问艺术目的，而胡昆汀满嘴跑火车，只为了哄着演员完成这出戏。

不过胡昆汀是个成长的角色。

因为对他的不满，演员一哄而散，他站在舞台上大声吟诵《玩偶之家》的台词。

这一刻是他真正理解了戏剧、和戏剧融为一体的时刻，不是装腔作势，也不是掉书袋。

在那之后，他放弃导演署名也要让戏剧成功上演，舍弃了胡昆汀A，蜕变成了胡昆汀B。

这时他才配得上称为一个艺术工作者。

可惜的是，世上充满了自吹自擂阿世盗名的“胡昆汀A”，他们滥竽充数浑水摸鱼，一举一动都在给艺术抹黑。

不过好在只要有一个“胡昆汀B”存在，艺术便没有消亡的一天。

E本笔记 微信号｜startfrom_202020

从《一个勺子》到《第十一回》，话剧味越来越弄，形式上也做了飞升。

无论过了多少年，演过多少角色，陈建斌的骨子里都是那个在我心中成就了孟京辉的男人。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让我从高中到大学再到工作刷了不下二十遍。

搞艺术的特别是演员大多是越活越油腻，但是陈建斌会拿出作品给人少年感。

这种少年感也往往被人诟病电影太像大学生的毕业作品，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喜欢的人自会喜欢，讨厌的人也免不了讨厌。

我一直觉得各种艺术形式之间是没有什么鸿沟的，制造鸿沟的只是人心中的傲慢与嫉妒。

中学时代看话剧也都是通过B站，但是这不耽误我在B站看完《哥本哈根》五年以后再去国家话剧院看现场版。

能够去现场去看话剧也是我想要往上走的理由，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说了那么多，我还是很感激话剧，像开头提到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像《暗恋桃花源》、像《等待戈多》、像《推销员之死》…19年在北京看过士行的话剧《鸟人》，林兆华老师竟和我同坐后面一排，我心情本来是激动的忐忑的，但是开幕戏起，一切皆静…这只是人的精神一隅，不需要向谁详尽道说，它们教会了我热爱生活，它们教会我更有尊严地活着。

2021.5.22 GGC

随着“第十一回 花好月圆 两个枕头成双对；出入平安 一辆小车跑得欢”的标题上升，镜头摇移扭动至拖拉机车底，音乐应时响起——我们最终目睹了刻印在车底的“结婚证”。

它的出现标志着整十一回章节叙事的完成，并尤其以“不言说”的方式首次让观众接触到物质性的“证据”（evidence），从而又折返回影片内部，确定了各个叙事话语的可信与不可信：中年马福礼和赵凤霞表姐的话语是可信的，而青年马福礼、屁哥以及领导的话语则是不可信的。

因此，是证据赋予话语以真值，而影片在此似乎也就可以尘埃落定。

然而，待片尾制作人员字幕滚动完毕后，在几乎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电影又突然增加了四个段落。

它们从1:49:51延续至1:56:19，共计6分28秒的长度。

单从体量上看，这部分已然超出了所谓“片尾彩蛋”的范畴，且距前十一回中最短的章节（第八章）仅差1分15秒，由此具备单独形成一个章节的资质。

而更关键的地方在于，这似乎多出来的最后章节从外在于舞台、戏剧及艺术的时代切口重新奠定了之前部分的意义指向；或者更确切地说，“第十二回”不仅位列于章节第十一回之后，更是存在于电影《第十一回》之外——它已不再是戏中戏、甚至任何戏、任何模仿性艺术的一部分，它在某种程度上即是被模仿的那个时代客体、历史客体本身，它即是现实。

只不过，这现实不再是赤裸裸的直接显现，而早已被人为的冲刷——话语、体制抑或私念——改变了痕迹。

因此，无论就电影来说还是现实来说，“第十二回”都是被掩藏起来的。

于是乎，对“第十二回”的理解过程毋宁说是一种发掘或揭露（disclose）的过程，而对其掩藏方式的觉知或许也就成为开启这一过程的首要步骤。

纵观《第十一回》的文本设置，一股“姜文式的气息”鲜明地浮现于其间，尤其本片频繁出现的“——谁？

——我！

”的对白几乎就是对姜文《鬼子来了》的直接致敬。

实际上，就“第十二回”而言，它也采取了典型的姜文式的“掩藏”方式，即突出体现在《太阳照常升起》里的符号隐喻法（疯母亲、歪脖树、天鹅绒......）。

由此，“第十二回”的掩藏方式亦即隐喻式，关键在于为四个段落的能指揭示出被掩藏的恰当所指。

《第十一回》

《鬼子来了》“第十二回”的第一段落似乎与第一回（大梦难觉 老马夏日家中卧；于无声处 祸从电台广播来）的开头部分相互重合，特别是二者具有同样的情境（家中睡觉）和同样的广播（采访胡昆汀）——这似乎暗示了本片所持的某种“循环”结构。

然而，第一段落的意义或许并不在于戏剧内部的循环，而是朝向戏剧之外的突破；换言之，它的意义在于离开了前十一回的戏剧情节，尤其对于《刹车杀人》这部戏中戏来说，马福礼的一切行动似乎都未曾对它造成影响，他在前十一回的行动如同梦境，此刻的广播是又一次梦醒时分。

“庄周梦蝶”在本片中的寓意或许是，无论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无所谓梦者与被梦者，似梦的处境终究存在。

另外，胡昆汀在采访中的言辞也十分值得注意：“我希望我的戏不是生活本身，它是一面镜子，它反映出人与人的关系，人与时代的关系，还有人与生活的关系。

我要把艺术还给世界，把世界还给人，把人还给他们自己。

”某种程度上，作为创造者的胡昆汀此时亦代表了《第十一回》的创作者，这部影片是一部哈哈镜，它是对现实历史的扭曲反映。

至于反映了什么，则有待后面三段的继续揭示。

第一回的广播采访

“第十二回”的广播采访“第十二回”的第二段落所展示的是金多多与“他”的秘密关系被同学发现。

这一情景的关键之处坐落在一句反复出现的台词上：“那个不处理，我没办法跟你谈未来。

”单看这一句话，“那个”和“处理”都是相当模糊的词汇，联系前十一回，观众大都能够将“那个”与“肚子里的孩子”、“处理”与“堕胎”接合在一起。

但“孩子”和“堕胎”又或许都是隐喻而已，尤其考虑到孩子作为“真的小马”的特殊身份（当然，这里的复杂性在于，那个孩子也并非“真的小马”，因为ta也压根不是“小马”，“小马”的真正父亲是个未曾露面的外来者）。

那么，问题又在于，“他”是谁？

“小马”又意味着什么？

“他”为什么要抛弃自己所带来的“并不名正言顺”的被引入者？

“未来”又是哪个未来？

此处，一系列问题也被相继引出。

答案始终是浮动的、被遮掩的，但问题的不单纯性则是确切的、令人眩晕的，就像金多多被压制在地上，四周到处是吵嚷的声音和刺眼的光线，以及在光线作用下形成铁丝网般的阴影，宛如受困于某个灌输性、强制性的系统当中。

第二段落的囚禁意象“第十二回”的第三段落则展现了马福礼与金财铃参与枕头大战并获胜的情境。

从隐喻的角度来看，它与第二段落大致存在一个承接关系，因为它更进一步地涉及“真的小马”、“假的小马”以及“枕头”这三者之间的问题。

该段落中的对白亦具有很强烈的姜文式色彩，且主要是依循“真不懂”（而非“装糊涂”）的逻辑得到展开的：马氏夫妇的老实话被女主持人（自然地）当作了玩笑话。

而老实话的背后却埋藏着极其扭曲的事实：“假的小马”自然只是个装在肚子上的“枕头”；但当金多多最终堕胎后，“真的小马”实则也只是个装在不同肚子上的“枕头”而已；且从根本上看，所谓“小马”也从来不是小马，即ta并非是由老马（马福礼）所生，而是来自一个始终未知的“他”者。

总而言之，“小马”就是个被伪装的“枕头”，而绝非“是其所是”。

那么，此处的隐喻问题就在于：小马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条可能的思路是（这一点受到了友人的启发），为什么是“小马”，而不是“小刘”、“小王”、“小冯”、“小赵”、“小张”等等？

作为姓氏的“马”又意味着什么？

它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下是否具有独特的隐喻含义？

“老马”、“小马”以及作为“枕头”的“小马”，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否参照了现实的历史进程而化身为各个阶段的隐喻？

“小马”不是小马，“小马”就是“枕头”“第十二回”的第四段落将整个隐喻过程（亦即对于观众而言的揭发过程）推向最高点，某种意义上，该段落已从“隐喻”变格为“宣示”。

那是一个超现实的场景，红色的水直刷刷地从舞台上方倾斜而下，沉重的拖拉机已倒车至斜坡底端，马福礼手执偌大的红布，直视空无一人的观众席，最后从舞台左侧退场。

一个关于风格的教益是，超现实绝不是非现实，它恰恰与现实、与历史紧密相关，形成转移能指后新的意义映射。

如何将本体与喻体、能指与所指对应得当，是一项迷宫般的永无完结的任务，在此也只是呈现一种可能的思路，连接如下：倾斜而下的红水——血雨、受害者远超过两人；拖拉机——某种沉重的（其他）机械载具；倒车——死因（被XX的倒车而碾压）；红布——红旗、运动的旗帜（理想主义的信号）；观众席——无人目击、无人知晓；退场——从舞台的左侧退场（常规的舞台退场方向则是舞台右侧）。

至此，整部电影才全部结束，唯留下拖拉机映照在“血水”中的倒影。

此幕包含了上述全部要素有关“第十二回”的阐释大致完成。

实际上，“历史”二字早已贯彻于前十一回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几乎所有主要角色都提到过“历史”，如屁哥：“姓什么叫什么那都是个屁，但历史不是屁，不是你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你想怎么放，就怎么放的。

” 又如领导：“历史不是小丑，你让他笑就笑，哭就哭啊？

你们这是玩弄历史。

” 又如胡昆汀：“我们这个戏里有东西，好东西，迷人的、庞大的、深刻的。

我们要做的，就是穿透历史的迷雾，抓住这个东西。

” 然而反讽之处即在于，自称维护历史的上述三者全都扭曲了那桩事件的真相，他们的话语都已由“结婚证”作为物证、赵凤霞表姐作为人证遭到反斥。

而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纷繁复杂的对待历史的话语状况，一个重要因素即是影片第一回开幕前的广播所透露的那样：“——小时候听过最大的谎言就是，妈妈跟我说‘没事吃吧，我不爱吃鸡腿’。

——为什么天下父母是一家呢？

他们说的怎么都大同小异呢？

——没错，就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

——对，就比如说不小心吞了个西瓜籽，你还是觉得可能长出一棵树来，不，长出西瓜来。

——口香糖咽到肚子里，会把肠子给粘出来。

——这个也是啊，特别害怕，我到现在也觉得这是一个梦魇。

——特别害怕。

——真的害怕。

——对。

” 总而言之，是来自“父母”（此处亦是隐喻）的“谎言”搅乱了真相，历史的迷雾由此滋生，时间的迷宫由此落成。

第一回开幕前的广播片段那么，假设我们暂且接受上述的隐喻设定及其联想，暂且容纳它们在意义层面的合理性，一个最终问题或许就是：被掩藏的“第十二回”或作为喻之本体的《第十一回》，它意图抵达的是哪段历史？

或者说，它是否在所指上自行设定了一个特定的历史区间、历史事件、历史时刻？

需要注意的是，在隐喻的宇宙里，绝不存在完全固定的指意搭配及相应的所谓“标准答案”，一家之言绝不能定格全部能指的自由属性及其程度，因此，以上和以下的所有意义延伸和联想均为个人思路，仅供呈现而已。

回到刚才那个指向性的问题，我们需要寻找的正是时间，因为历史以时间作为最基本的坐标。

本片出现过的一个关键时间节点是“三十年前”，即“三十年前发生在马家沟村的拖拉机杀人事件”。

然而，马福礼等人所处的三十年后的具体年份在影片中不甚清楚；更蹊跷的是，作为爱情见证的“结婚证”，在那上面竟未刻有“年月日”等时间信息，这算得上是十分反常的设定，而反常之处常埋有玄机。

之所以隐去结婚证上的时间，是为了保留（恰当）联想的可能。

“三十年前”究竟是针对哪一时间而言的？

是影片正式上映的2021年吗？

还是影片获得公映许可的2019年呢？

这两个年份的三十年前又分别意指什么呢？

究竟哪一个更恰当呢？

以及，为什么2019年就获得公映许可的《第十一回》，要延至2021年上映呢？

或许（只是或许），上映时间的变更亦是本片的又一种掩藏方式罢了。

2019年便获得了公映许可最后，自行为“第十二回”作题：是咸是淡 尝豆花者各执词众说纷纭 历史真相竟难知

#20210223杭州点映一部充满了先锋戏剧味道的电影，陈建斌又会拍又会演，因为本身没有预期，又比《一个勺子》好了太多，就觉得这部片子真是出乎意料的好。

全片都是对称和投射，电影＋戏剧的形式简直完美的将戏剧的文本隐喻投射到了现实形体之上，以“电影中排练的戏剧”对应“电影中的现实”，和“电影中充满戏剧感的现实”对应“电影观众也就是我们所处的真实现实”做双重投射：比如大鹏拽了大段汉德克《骂观众》的文本与“话剧上演时从观众席穿梭而上的演员用探照灯不停的晃射观众的眼睛以期达到冒犯观众的效果”相对应，同时镜头里晃过的探照灯也会晃过我们的眼睛，电影里两次一闪而过的白屏也是对我们的冒犯。

因为我们也是观众呀，我们既看了电影，还看了电影里的戏剧，是双重观众的身份，那大鹏的“冒犯观众”，绝对也要冒犯我们。

又比如电影里的贾梅怡和胡昆汀对应戏剧里的苦命鸳鸯“赵凤霞和李建设”，胡昆汀说生活中是真的赵凤霞A，贾梅怡是戏剧里扮演的赵凤霞B，那投射到现实中，现实中的导演昆汀就是真的昆汀A，电影里大鹏扮演的胡昆汀就是昆汀B，双重投射下混淆了这三重现实里的两个角色，从而使得大鹏和春夏不同于全戏里其他的所有角色而是充满了戏剧感，在充满drama感的同时却又不显的做作，两个人对戏拽了很多经典戏剧的词，《玩偶之家》说背就背，《麦克白》说显摆就显摆要放到我们现实中那可太讨厌太装逼了，可是放到戏里面那就是两个疯子的高光时刻。

类似这样的戏剧投射，在这部片子里简直不要太多。

还有电影里无处不在的对称，陈建斌一开始眼睛被打了一个包，后面周迅就对称的也要被打一个包，春夏和大鹏对戏时的无限循环的镜子，陈建斌周迅窦靖童一家人吃饭的背景同样是一面镜子，这是三重套娃，镜子反射的场景1，电影里的现实场景2，镜头里的电影现实2和镜子现实1构成的场景3，陈建斌对着电视机疯言疯语也是三重套娃，电视机里的灵魂强奸者陈建斌1，对着电视机大喊自己是灵魂强奸者的陈建斌2，以及他人手机镜头拍摄下这个场面的陈建斌3。

也许在这部电影里镜子就是“镜头”的对称映射，也是混淆现实、电影和戏剧的一重意象，你在看镜中之人，镜中之人也在看你，我们在看戏中之人，戏中之人也在看我们，这样解释下来，整个电影通篇都在用“镜子的反射”来做投射，这不是前文讲述的文本投射，而是将三重世界用镜子这样一个意象串联起来拉入一个世界中，以达到把所有的戏剧感都混淆到现实中让每一个观众都完整沉浸的结果——是的，我们都沉浸进去了，戏剧，电影，现实，全他妈是一回事。

像这样的混淆同样还有章回体的字白，前面的几回标题，是在故事发生前，观众看到这个标题也大约知道了后面要演什么，能够更快的进入戏里去，可是在后面这个章回体字白悄悄地就放到这段故事发生之后形成了前后的对称，如果还带着“提示”地预期去看会产生很大的错位感，这个观感就还挺奇妙的。

那最后再讲讲从电影开头缠绕到结束的红布，红布在戏里就是拖拉机，是代表拖拉机的重要意象，没有拖拉机的时候戏剧演员们就用红布来演拖拉机，有拖拉机的时候红布就消失了。

结尾陈建斌手扯红布站在拖拉机前将这个电影做了完整的收束，仿佛就在表达一个概念，红布就是拖拉机，拖拉机就是红布，虚拟的真的，真的也是虚拟的，戏剧就是现实，现实就是戏剧，戏中人是我们，我们亦是戏中人。

4月初，陈建斌的2019年的作品《第十一回》在影院上映。

继《一个勺子》之后，这是陈建斌导演的第二部电影。

电影中的红色幕布就是第四面墙，隔开了戏剧与现实。

一面是演员，一面是观众，可是慢慢地，戏里戏外就分不清了。

电影中数次为观众进行了间离，也数次作势要打破第四面墙。

如餐桌边上可以当镜子用的窗户，如陈建斌冲着监控电视墙怒吼时各组电视出现的不同的脸，如大鹏打碎了门玻璃，如宋佳带着人用饮料砸大鹏其实也就是砸向他身后的幕布，如春夏开着装着拖拉机的卡车冲向剧团大门，更不用说排练到一半被各种不同的人叫停。

关于真相，影片中有多个版本。

如最开始陈建斌饰演的马福礼的版本，陈建斌对警察讲述的版本，贾冰饰演的屁哥的版本，黄建新饰演的领导的版本，春夏饰演的贾梅怡调查出来的版本。

影片虽然不能免俗地给出了最终的真相，但是，正如影片中说的，你怎么知道给出的真相就是真正的真相，尤其是这个真相是最后展现在舞台上的。

开始于谦饰演的傅库司向贾冰解释说，生活当中的陈建斌是马福礼A，舞台上的陈建斌是马福礼B，从A到B之间，要做人物变形。

到了后面，陈建斌对女儿金多多说，马福礼没了，马福礼成了马福礼B了，人物在莫名之间真的变形了。

作为枕头的小马，或者说作为小马的枕头很好地解释了剧情。

开始，小马在女儿金多多身上，是真正存在的，可是，很快，小马就成为枕头，跑到妈妈周迅身上。

在最后的彩蛋中，陈建斌和周迅徒劳地反复说，小马就是枕头，枕头就是小马。

可是，没有在意真相，或者说，人们只在意自己在意的真相。

所以，回到主线上，陈建斌开始的诉求只是“我没有杀人”，人们只在意李建设和赵凤霞“有没有那回事”，诉求很快也就变成了李建设和赵凤霞“有没有那回事”，最后，不但被落实，而且李建设还在车底下刻上了“结婚证书”，人们的心理得到了满足。

导演在这里做了个漂亮的偷梁换柱。

也许，生活就是这么荒诞。

这不是一部关于真相的电影，或者可以说，这是一部没有真相的电影，也可以说，这是一部无关真相的电影。

《第十一回》是“导演”陈建斌的第二部作品，比前作《一个勺子》要复杂得多，它说的是剧场内外、生活和戏剧的关系。

采用章回体的小说结构，分十一个章回，毎一章都有一个“回目”，即用点睛的两句话概括出本回的故事内容。

这在古典文学中司空见惯，这样的做法会让结构一目了然，更好地帮助观众理解这个故事。

故事讲述某话剧团将三十年前一起拖拉机杀人旧案搬上舞台，改编成话剧《刹车杀人》。

可是现实中的当事人马福礼说自己并没杀人，宣称是刹车失灵酿下的惨剧，害死了前妻赵凤霞和她的情人李建设。

马福礼当年有口难辩，只好通过认罪委曲求全，被判刑多年。

此番话剧团旧事重提，给马福礼和他刚建立起的家庭带来了莫大困扰。

他设法阻止话剧排演，想要翻案，以免一辈子背负杀人犯的名声。

比起纯属虚构的故事，真人真事的改编似乎更“麻烦”。

拖拉机杀人案本身就带有强烈的荒诞色彩，话剧团又改成一出具有先锋戏剧意味的舞台剧。

在马福礼眼里，这台戏推翻了历史真相，可它就是根据自己当年的口供改的，案件的卷宗通过司法裁决被公开披露，成为众人知悉的公知事实。

新闻已经将这个故事写得烂熟，甚至比真实更真实。

那么，戏剧是在歪曲事实吗？

艺术源于生活，但不等同于生活。

当马福礼去话剧团讨要说法时，主任认为舞台上的是角色，不是真实人物。

大家都知道，真实事件改编成舞台剧需要进行戏剧化的处理和艺术上的夸张，部分细节被放大或者被处理是常有的事。

从生活中的马福礼A到舞台上的马福礼B要做很多处理，通过演员的表演让观众信以为真。

对于不了解历史真相的观众而言，他们都不是事件亲历者，只能通过戏剧去相信案件。

真实本身依然会成为争议，从案件到口供可说是一重加工，口供和戏剧是二重加工，正如从葡萄到葡萄酒的的过程，它们呈现出来的绝非一样，但葡萄酒肯定不是葡萄。

对于改编背后的真实故事，我们应当理性对待。

具有反讽的是，影片一再通过“修改”来让这台戏变得越来越戏剧，离真实越来越远。

当然，戏剧本就是修改的艺术：《刹车杀人》每次排演，都会有人出于不同目的，站在不同角度，施加干预。

当事人的名誉、经济原因甚至是审查机制也是创作的一个个推手，在不同目的的驱动下，剧作倾向于某一边，戏剧真实性的具体形态也被不断改写。

导演的意图被一次次改变，演员需要经过新的排练，重新揣摩角色的动机与思量。

女演员贾梅怡，为赵凤霞建立起的人设被一次又一次推倒重来。

现实世界与戏剧排练的互动提亮了这部电影，串起了整个故事线索和全部链条，把一个可能艰涩的社会新闻事件，以及戏剧与现实的关系讲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胡昆汀是剧团里唯我独尊、爱拽词儿的年轻导演，他吸引了单纯的女演员贾梅怡。

一直强调“戏剧是自由”的胡昆汀，也为贾梅怡带来了一种角色上的自由精神。

在马福礼质问贾梅怡为何插足别人婚姻时，已经投入“赵凤霞B”的贾梅怡借角色之名，怒斥马福礼和赵凤霞之间是没有爱情的婚姻。

此时的贾梅怡已经打破了自身的枷锁，从“本我”变成了“理性的我”，这是戏剧的力量，也道出了人的自由本性与现实束缚之间普遍的紧张。

这种打破枷锁，也是贾梅怡的不能自拔之处。

与此同时，她和胡昆汀是真爱吗？

话剧团传达室的苟也武，看不下自己的外甥女甄曼玉受气（注意：“真曼玉”和“假梅姨”的名字是对立的），反倒质问马福礼当初为什么不杀掉“狗男女”。

另一厢，金彩铃为了掩盖多多（小马妈A）早孕的迹象，把自己伪装成孕妇，当着邻居的面演起了小马妈B。

邻居大爷只能通过片面的观察，误以为是这家人顺应二胎政策，完全没有察觉到真正的小马妈是谁。

那位多多口中始终未曾露面的“他”却一直都在欺骗她的感情，自始至终在多多面前演，如果一直演，多多愿意一直相信下去，可到最后不再演了。

多多怀着小马，又好似重演了金彩铃当年的历史，是两个时空的共同演绎。

所以，金多多也是金彩铃B。

生活远比戏剧要荒诞的多。

舞台上的这台戏源于生活中的真实案件。

同样，在人间这座剧场中，生活也像一台愈演愈烈的戏。

人人都是演员，每时每刻都在扮演属于自己的角色。

胡昆汀的情感纠葛也与戏中的人物一一对应上了：胡昆汀就是“李建设”，贾梅怡就是‘赵凤霞”，甄曼玉就是“马福礼”，还真应了那句老话——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引用自陈建斌的原话：“生活中会有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当我们把这部分内容拿到舞台上、银幕上表现的时候，人们会觉得很荒诞。

其实，它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却接受不了。

”影片通过几组人物和故事线，戏谑地探讨了真假虚实的问题，戏外的纠葛带进戏内，戏内的角色也在影响着戏外，这就构成了戏剧上的反讽。

以真实故事和戏剧故事互相混淆，是《第十一回》有寸劲儿的地方。

最有趣的一处是贾梅怡在化妆间玩弄着一只苹果，另一个女演员走进来找寻“苹果”，贾梅怡告诉她苹果刚才不是在你手上吗？

当我们以为苹果明明就在贾梅怡手里时，才发现那名女演员找寻的是自己的苹果手机。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有时候你眼睛看到的有限信息也不一定就是真实的全部。

马福礼是个很固执的人，在人物塑造上，甚至有那么点儿“柴犬”的意思，常常钻进死胡同跟自己过不去，认准的钻死理儿要一条道走到黑。

“柴犬”一样的马福礼故事发展到最后，《刹车杀人》终于顺利公演，我们方才发现，这是个追寻自我真相的故事。

观众代表的正是马福礼私人化、狭隘化的视角与记忆，对他而言，他只是感知到了自己所看到的那部分真相。

就像马福礼站在二手电视机橱窗前，看着监视器对准的各种自我，它们画幅比、色彩都不相同，哪一个更接近真实呢？

赵凤霞和李建设的隐藏故事借贾梅怡之口说了出来，马福礼穿透历史的迷雾，用三十年前那台拖拉机重演了当年的历史。

这一次，他在历史的车轮下，看到了迷雾背后的真相，做到了话剧演员都没有做到的忘掉剧场。

我们仿佛也能从贾梅怡和胡昆汀的关系中捕捉到当年赵凤霞和李建设的蛛丝马迹。

回到舞台/历史的现场，倾听历史的深切回响。

结尾提供了一个让人们漫无目的寻找能够唤醒过去记忆触发的场景，是全然不知情，抑或是想要删除创伤的记忆（片尾彩蛋中的删除片段：拖着红布、天降血水别有一番滋味），那是我们审视自我的法场。

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豆花儿咸了（To Be）还是没盐味（Not To Be），这是个终极Question。

就像在“第十一回”的终章里，观众见到的答案一样，人只愿意相信自己相信的，而不是那么在乎答案，因为人人都患有“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

另外，影片一直强调信念，舞台演出被各种人打断，信念就断了，现实中要有信念，生活才能继续。

其实，戏剧不是生活本身，它只是一面镜子，照出人与人、人与生活、人与时代的关系。

虚实之间张弛的空间，让《第十一回》焕发了活力，这得益于陈建斌早年的舞台经验。

戏剧手法的荒诞性在片中不会觉得突兀，反而十分自洽。

不仅本子好，还有着电影皮和话剧骨的交织，在画面拍摄、空间对比及电影配乐上都下了一番功夫。

作为陈建斌第二部导演的作品，从第一次在北影节上亮相就得到了许多好评。

在经历了撤映风波和台词整改之后，这部电影终于和大家见面——很高兴，当我看完电影出来，我觉得对于这部电影的所有期待视野都是值得的。

影片在完整度和成熟度上都有明显的进步，导演风格也日趋明显，可以说，华语影坛又多了一颗闪耀的新星。

电影以章回体小说的方式讲述了一出黑色幽默的戏剧——可以有理由地相信这样的结构有对昆汀的致敬。

影片的导火索是话剧团的排练，他们改编15年前一场真实的杀人案，偏巧这起杀人案的凶手现身了，话剧团导演胡昆汀想更进一步地了解当年的真相。

于是，在戏剧与现实之间，在光明与黑暗之间，人性得到最淋漓尽致的展现。

陈建斌的作品无疑文学性很强，当然他的才华更主要体现在两点，其一就是他很好地将舞台剧的风格与电影融合在一起：有些电影讲生活，讲究情绪酝酿到一个点了再爆发，而舞台剧的风格是，直接将矛盾冲突提前，并且以夸张的方式制造幽默。

这点在电影里不太好用，陈建斌却让这点成了电影的闪光处和他个人特色，还是非常不错的。

其二就是他的致敬与戏谑。

影片几个主角的名字都是伟大的导演和演员：昆汀、北野武、梅姨，然而他们姓什么呢？

“胡”、“苟”（狗）和“贾”（假）。

胡昆汀满嘴的契诃夫易卜生，做的不过是男盗女娼蝇营狗苟之事；苟也武，酒壮怂人胆——但首先是这人真的怂。

影片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随处可见的一块红布。

崔健在《一块红布》这首歌里唱道:“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这句歌词可以说一语点破了电影里的众生相。

啥都蒙住了，日子就过糊涂了；日子过得一糊涂，人也就幸福了。

所以要遮掩羞耻，遮掩“侮辱”，“掩”到最后成了“演”，假的也成了真的，真真假假看不清楚，窝囊的继续窝囊，糊涂的接着糊涂，搞得一地鸡毛了，然后一拍板，算了，这就是人生。

其实我们都希望把日子过明白，希望找到一元的真理，亚里士多德说这是以太——影片中的他们，有三种态度对待“以太”。

第一种是白律师，他说人活着就是为了尊严。

尊严是个啥，就是你可以为之而死的东西，就是你可以哪怕什么结果都挣不到，也要挣个过程的东西。

这话太漂亮了，如果没有屁哥，如果马福礼换种性格，那就是种典型的美国英雄电影的结构:迷茫的年轻人被智慧的长者一语点破，于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然后他变成了那个智慧的长者。

可惜电影还有屁哥。

屁哥的人生态度就是谁灵就信谁，他是迷茫的，但他相信总有人找到了真理——讲白了他就是个投机主义者，到最后发现他所有的投机都是自作聪明，便又自以为看破一切了，说人生不过一张死亡证明。

于是他把自己埋了起来，像个漏气的气球。

至于马福礼，他代表第三种，他也盲信别人，但他跟屁哥不一样的是，屁哥会主动追寻真理，马福礼则是等着别人硬塞给他，他就像许多的庸众一样，没有自己的想法，左也可以，右也可以，只要别人说的差不多有道理就行——那豆花到底是甜了还是咸了？

这种问题你去问庸众马福礼，那可太为难他了，于是你气得想一榔头敲他:“你自己尝一口你不就知道了吗！

”

影片中几个人物的人生相互形成烛照。

胡昆汀、贾梅怡与甄曼玉之事，恰如当年的赵凤霞、李建设和马福礼，而未婚先孕的金多多，又恰如当年的金财铃。

可以说，导演在这里想要表达的是一种“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的悲剧。

其实说白了，小人物都是悲剧的，都是孤苦飘零、没有选择的。

赵凤霞和李建设不能选择爱情的自由，金多多不能选择生育的自由，马福礼不能选择面子的自由，胡昆汀不能选择导演的自由，贾梅怡不能选择演员的自由。

影片从侧面展现了赵凤霞与李建设爱情的伟大和悲壮，但是别忘了，他们的悲壮是以马福礼的窝囊为代价的。

到最后马福礼什么也没得到，还把自己的清白搞丢了。

其实李建设也很惨，除了赵凤霞的表姐，似乎其他人口中的他只是个会开拖拉机的二流子。

可即便这样的二流子，内心也有一片净土留给赵凤霞。

赵凤霞的悲惨就更不必说了，作为一个女人，一个死去的女人，一辈子留下了“搞破鞋”的坏名声。

影片中很多二元冲突矛盾的展现。

比如“名字”，名字重要吗？

一会儿，有角色跳出来说，名字就是个屁；一会儿又有角色跳出来，说名字太重要了。

那它是否重要？

这太难说了。

就像一个在A，一个在B，恰恰是因为你意识到A并且觉得A很重要，你才意识到，其实你需要的是走向B。

于是在A和B之间这条漫长的路上，你迷路了。

这就是人生——被rape灵魂、rape自我的人生。

结尾周迅说的那段话，就是一种典型的中国人思维：谁活明白了啊，谁又能活明白。

没活明白，又能怎样，就这么糊里糊涂地过呗，反正笃定地相信未来会变好呗——要没变好怎么办？

不知道。

得，“以太”找到了，“以太”就是糊涂。

最后必须要再夸一下陈建斌，作为演员，上可以演皇帝，下可以演小人物，而且都演得惟妙惟肖；作为导演，他拍的出人生的复杂，在戏剧与现实的交融之处，沉潜进洞若观火的悲喜。

周迅、春夏、窦靖童和宋佳都贡献了不凡的演技，尤其是春夏真的有惊艳到我，那些细腻的情感变化被她把握的恰到好处，从情窦初开、懵懂无知到为爱痴狂，再到被现实重锤后眼里的失落，猛醒后的决绝，都让人觉得很真实。

可以说，不光是赵凤霞与贾美怡融为一体了，春夏自己也与这个角色融为一体了。

终于还是决定开个自己的公众号：Imagine Heaven。

才发现窦靖童有颗类似于毛爷爷的肉痣，大鹏导演的扮相就许知远的外型加上孟京辉的调性，演小剧场话剧必须都穿帆布鞋吗？

2017年就实行了二胎政策吗？

为啥窦靖童的那个王八蛋的“他”要按上山东银身份（对你一个西北人的拷问），总算又在大银幕上再次看到了“王学好”，第三次再大银幕上听到了邓丽君的原唱（尽管还是甜蜜蜜）。

陈建斌、迅哥、童童一看就是在演底层人群但他们不是，住的小区楼道也太干净了，墙上一个小广告也没有，牛犇老师身体健康！

总觉得看着那那都不对，后来才发现是导演让他们在电影上演话剧，然后把所有的不可能用荒诞一词掩盖，总是需要安排个一根筋的主人公才能推进情节在当今内卷的时代看着是那么不合时宜。

看的出来陈建斌老师喜欢《大佛》，要说拿这荒诞和《鬼子来了》是欺负他，但和大佛比我也只能说：差-的-太-远-了。

明显陈建斌老师是个已经被时代落下的人，如果说陈佩斯的《顶牛》被时代落下十几年，那《第十一回》就是落下了几年，大师创造时代，匠人守住时代，而建斌老师的理解和表达只能是落下的，因为平凡。

在这里我开始原谅国师的《一秒钟》七十岁的高龄竟然没像建斌老师落这么远。

小宋佳演的算正常点，但导演让她去演一个抓小三的原配也是透着恶趣味吧（这话得问张黎老师），和糟改的那些人名一样粗鄙。

全片就第十回周迅摸了窦靖童的假肚子后和在摩的上的两场戏算是看到了电影的拍法和电影的演法。

而且定格在第十回的结尾结束刚刚好，真的没必要去弩第十一回，然后又在出完职员表后再加彩蛋。

1、马福礼的职业设定为什么是做早餐的？

全片除了开头体现了这一点之外，后面完全没有相关的生活与细节，周迅做油条的生疏感像是被拉去参演《中餐厅》的综艺，也不知道这样的家庭怎么长出窦靖童这样气质的小孩的。

人物的不可信导致频频跳戏，马福礼的人物动机是什么？

所有的好故事都是讲一个轴逼的故事，是要靠一个坚定的轴逼主人公来推动情节，马福礼这个人物设定之被动，直接拖垮了全片的节奏。

2、全片走马灯似的人物，看似丰富多彩，都经不住嚼，都是为了戏剧效果而做作的不行，比如小宋佳能叫来弟弟和他的狐朋狗友报复，前面在春夏面前怂的就一点没道理。

好电影永远是立人物为前提，你可以有戏剧性，就像里面不断提到的戏剧创作高于生活，这不是陈建斌的处女作，你要说这是郭敬明拍的，我还能多给一颗星。

3、全片电影的节奏全靠剪辑来带，各种跳接，看似明快，但戏剧节奏极为拖沓，因为信息量不够，几个梗来回来去的用，找完律师找法师，再找律师再找法师，莫名其妙的“咸淡豆花”，因为没有任何人物和规定情境做依托，显得台词矫情的不行。

4、演员做导演最忌讳的就是旺盛的表达欲不懂节制，姜文在《一步之遥》就犯过这个毛病，什么都要，什么都不清不楚，弄一堆隐喻，从角色起名开始就矫情，梅姨、昆汀、北野武、张曼玉，干嘛呀这是，看似一堆妙趣横生的点子，不懂精简，观众又不是看马戏团。

所有的矛盾冲突都靠演员的表演生起。

全片主要角色相对演的最准的就是春夏了，但也是意料之中的表演。

你能明显感觉到陈建斌陶醉在创作中不能自拔，形式大于内容的章回体，昆汀的分段式结构是为人物小传和非线性故事服务的，你丫一个线性结构的故事你告诉我分那么多段有什么意义？

小学生写作文吗？

一段一段总结段落大意中心思想？

5、说好听这是一个表达欲极强的作者电影，说白了就是一个戏剧学院表演系刚毕业的孩子用自己的舞台剧经验和日常看片之后迸发的表达欲拍了一部学生作业。

要说的再难听点就是个影评人转行做导演。。。

但凡是个电影学院导演系刚毕业的孩子都不这么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