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是高山

这是为啥不给显示评分，看了电影才会知道，能昧着良心给打好评的，不是蠢就是恶毒心啊，真的快进⏩看都恶心的剧情和台词一开头我就心里不适，学校主体还跟工地没交房一样，四面透风就这样交付了，让学生使用？

不怕出危险？

开学一个大喇叭出声音乐能笑成这样？

真魔幻？

这明里暗里都在编排张校长，电影里的每个角色都那么像这个工地一样浮躁，校长像法西斯一样，出现了老公，就各种委屈求安慰？

任课老师衣着那叫一个光鲜亮丽，女学生都穷上不起学了，还逛夜市，上网吧玩个游戏？

老师出去逮学生？

导演编剧明里暗里的思维都是女的有个长头发就不爱学了，她们就没那脑子学，只想打扮？！

连张校长的规训都是那些女孩本身有大问题，从而达到模糊为什么办免费女高的问题，这都是些辍学的啊，不值得同情啊，每句话都带着恐怖的恶意，居然还好意思来赚钱，打着劳模的时候旗号，真的不冤，如果有负分，我真的会打，而抛开这一切外屁股，就电影本身而言，拍的真叫一个平庸至极，意味不明。

这还没说那个酗酒妈妈的问题，真的是太笑死人了，编剧的破防更是和隔壁的红楼梦一样，糊弄谁呢？

赚的恶心钱，还自我意识良好，要好评，是不是太癫了！

给一⭐是因为豆瓣最低分就一⭐抛开原型不谈，电影里许多人物的行为动机奇奇怪怪。

号称用金盒子包了一块好吃的巧克力，吃了一口发现是屎做的。

亡夫一出现，我和同事都在叹气“又来了又来了”，要是没有这个角色可能这片能值2⭐。

从没像现在这样，看到胡歌的脸就烦躁。

一把年纪了，好好挑挑本子吧。

说回矛盾的人物动机。

张校长（跟张桂梅老师没有一毛钱关系，就是爱蹭）：要说她醉心教育事业吧，一闭眼就是亡夫，学生和同事都在质疑她是不是把虐待学生和同事当精神寄托；但是偏偏又有那么个镜头是一群老师入党宣誓。

是想表达什么？

是共产党都不近人情还是不近人情才能入党？

难绷+1付春盈：刚登场以为是个像卢老师一样搞事业的有志之士，婆婆不催生还答应带孩子，老公听她的，哦豁听起来可真幸福。

结果呢，入职不久就怀孕，挺着大肚子上课，抱着孩子备课，带了三年班就说要辞职陪孩子长大。

这副嘴脸像极了职场里既要又要还要的丧偶女性。

不是，大姐，当初你怀孕就让你回去了，孩子病了去请假校长也直接批了一学期让你别回来了，一边说我不走我不走一边又说校长不近人情。

主创团队想表达什么？

哪怕考出了山村最后也走不出丧偶式育儿的命运？

丧偶式育儿就这么值得歌颂啊？

难绷+1还有山村里女性的境况。

要说境况挺好吧，还能酗酒打孩子；要说不好吧，未成年被卖给村头老光棍当媳妇生下孩子三个月被打死了。

同一个村的女人命运的差距，怎么比人和猪还大呢？

难绷+然后说女孩子们。

要说家里穷吧，饭都吃不起，还要自带大鹅；要说家里不穷吧，逛街打电玩的时候怎么这么阔绰呢。

天天背校训，这么热血的校训谁听谁迷糊，偏偏就有思春少女对考上大学的憧憬是找个男朋友签手逛沙滩。

咋的？

女生读书的终极目的是找个城里的男朋友把自己嫁了？

难绷+1结尾有原型的纪录片片段，可以说，花絮比正片好看的电影我是第一次见，整部片子充满了小布尔乔亚的傲慢。

活人看了都晦气，真等人千古了，你们还打算怎么抹黑她？

难绷+1

为了写这篇影评，我特意去看了央视的《时代楷模》以及对张桂梅采访的几个视频。

一部优秀的作品震撼人心，一部糟糕的作品令人作呕。

点映时，我去电影院看完了这部电影，我打3星。

让我们逐一分析剧情与现实，来讲讲为何给予这么低的分数。

电影开头，开学典礼上，学生们如坐针毡，交头接耳，个个都想跑路，全都是叛逆的问题少女。

典礼开始，音响却出了问题，兹拉作响，怎么也修不好。

张校长着急的拿出扩音喇叭，想用喇叭代替，没想到按错了键，喇叭大声播放音乐，怎么也关不掉。

各级领导实在是尴尬的不行，纷纷借口逃走了，典礼如同鸡飞狗跳一样不了了之。

现实中的女孩子真的这么不堪吗？

开学之前，学校难道不会提前做好准备吗？

校长有这么笨吗？

各级领导有这么不负责任吗？

《时代楷模》片段 幸好，《时代楷模》中有第一年开学典礼的内容，如截图所示，女高的学生们，端坐整齐，认真听讲，并未出现大面积不听指挥的现象。

孩子们辍学，是因为穷，因为重男轻女，而不是叛逆不听话。

开学典礼正常举行，现场并未出现各种意外，各级领导也端坐在主席台上正常发言。

电影可以改编，但不能脱离现实。

开学典礼发生意外的情况本来就很少，即便真的发生意外，这块内容也不应当作为电影剧情呈现给观众，毕竟是歌颂华坪女高，不是讽刺华坪女高。

更何况电影的剧情完全子虚乌有，可以说造假造的太明显了。

导演编剧为何故意设计这一出？

是想抹黑华坪女高和张桂梅校长？

当然不是，导演编剧是想通过这些人造的种种不幸和灾难，来烘托出张桂梅坚持办学的伟大。

烘托人物伟大的方式有很多，偏偏选择了无脑的这种方式，如果主人公是男性，编剧还会设计这样的剧情吗？

就连导演编剧都是重男轻女之人，拍出的作品，当然也会朝着矮化女性的方向发展。

张桂梅先后担任初中老师，儿童福利院院长，工作稳定的她为什么要建立一所女子高中，而且是免费的女子高中？

电影告诉我们了，是因为对亡夫的思念，为了忘记失去亲人的痛苦。

简而言之，是一种逃避。

她最初，确实是因为丈夫离世，万念俱灰，想用教书的方式，来忘记痛苦。

但这不是她建立女高的初衷。

说起初衷，得从那年她参加的华坪县妇女儿童联合代表大会说起，张桂梅的病情人尽皆知，为了让她看病不用愁，大会开展了对她的捐款。

拿到捐款的她，非常激动，她认为自己没有为华坪县作出贡献，却给县城带来了这么大的麻烦，她深感愧对这片大山，更坚定了教书的信念，绝不让任何人辍学。

她想为这里做点什么。

2001年，她担任儿童福利院的院长，发现每个孤儿的背后，都有一个悲剧性的母亲。

她利用寒暑假时间，挨个走访学生的家，她发现，那些大山深处的贫困，以及贫困造成的悲剧，都赤裸裸的摆在她眼前。

山里的那些孩子，尤其是女孩子(有些)是弃婴，她妈贷款都会给儿子读书，姑娘直接嫁出去了，收个彩礼回来就得了。

张桂梅意识到，由于贫困山区教育落后和不对等，导致了低素质女孩，成为低素质母亲，从而培养出低素质的下一代的恶性循环，为了打破这个魔咒，她决定办一所不收费的女子高中。

这才是张桂梅建立女高的初衷，而不是电影里展示的肤浅原因。

有了初衷，接下来就是筹款盖楼了，哪来的钱？

电影里没有交代。

张桂梅为了筹款，利用假期去昆明，把奖状复印好，摆在大街上请求路人的捐款，她为了大山的孩子，心甘情愿的放弃体面和尊严，却换不来别人的理解和资助，2007年也只凑到1万元，这点哪够啊，最终在十七大会议上，张桂梅新建女高的提案得到了党的认可和支持，在各级党委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关心支持下，3月选址，9月招生。

可以这么说，这一切的一切，离不开党和政府的支持，张桂梅也确实做到了党员为人民的使命和担当。

这么宏伟的建校初衷，在编剧笔下，导演镜头中，却变成了普通老百姓的儿女情长。

一个无产阶级战士，被描写成一个柔弱的依靠丈夫的小女人。

是非常可耻的。

电影里还有几个片段非常有意思，比如强制学生短发，严禁女老师穿裙子和高跟鞋。

强制学生短发，造成很多学生反抗。

还有一个女孩子直接甩脸走人。

我们都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学校要求短发的时候，真的有这么强烈的冲突爆发吗？

现实中的华坪女高的学生确实全员短发，但我相信，张校长一定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用最温柔的方式说服大家剪短发，而不是像狱警和囚犯一样的师生对立。

剪短发本是学校的日常，却大篇幅的描写，用此突出张桂梅的伟大，这让我想起了疫情期间，为了突出护士们的伟大，不仅要求全体护士剃发为尼，镜头还要狠命的拍摄，狠命的宣传报道，就好像头发的长短能表示决心一样，而男性医护人员却不需要剃光头。

这是不是为了凸显个别女性的伟大，而打压贬低一群女性呢？

电影里还有一个逃学的片段，女孩们跑到网吧里打游戏，去酒吧里喝酒。

导演编剧，我想问问你们，这是北京吗？

拍的是北京的高中生活吗？

可这里是贫困山区，怎么可能存在网吧？

学生怕是连网吧是什么场所都不知道吧？

在我们的认知里，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喜欢抽烟喝酒，去网吧打游戏的都是男性居多吧，导演编剧却把这种少数女性才做的事情，拍成普通女生的日常，实在是不接地气。

严禁女老师穿裙子和高跟鞋，在电影里，是老师们辞职的原因。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喜欢穿什么本就是自由，没什么好说的。

但电影却把张校长描述成了一个冷血无情的角色。

这是对张校长的矮化。

我相信现实中的张校长并没有严苛老师们的穿着。

由于学生基础薄弱，为了让每一个学生都能考上大学，同事们教学压力比较大，没时间爱美，就纷纷的脱下高跟鞋和裙子了，一个是强制行为，一个是自愿行为。

电影把一个自愿的行为，描述成强制的行为，是想表现女性内部的内斗吗？

可电影的主题是歌颂张桂梅和华坪女高啊！

现实中，确实是17名教师，9名辞职。

原因何在？

根本原因是穷，发不起工资，条件差，教学压力大，而不是因为高跟鞋和裙子这些肤浅的因素。

能来这样贫穷的地方教书的老师，都是源自于对教育事业的热爱，绝不是爱慕虚荣之徒。

张桂梅对上跟教育局的关系非常融洽，杨局长对张桂梅新建女高的想法既心疼又感动，张桂梅对杨局长的大力支持和不易也是既感动又理解。

张校长对下与同事们的关系融洽，既严厉又感动，严厉是因为学生基础太差了，必须逼迫老师们狠狠的付出，加倍的教学，才能把学生送进大学校园，走出大山。

感动是因为艰苦的环境下，同事们没有抱怨，心甘情愿的奉献自己的一生，尤其是最后留下的8位教师，是什么让他们坚守在教育教学岗位？

是源自于对教育事业的热爱，是信仰的力量！

电影为了烘托张校长的伟大，居然设计了一个年轻的反派教师，好巧不巧，又是女性。

这样的女教师，现实中有没有？

肯定有，教师也是人，自然什么样的都有。

但这种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存在于华坪女高，现在不是包分配的年代了，嫌弃这所学校，可以不来。

而女教师的对象，却坚持回来任教。

编剧是想通过强烈的对比，让人们意识到，男性都是大写的人，女性都自私自利吗？

坏透了。

电影里还有一段描述酗酒母亲打孩子的剧情，故事的原型真实存在，不同的是，原型是酗酒父亲。

真的稀奇了，编剧直接把这段照抄就行了，为啥非要给酗酒的父亲改性别？

难道真的想矮化女性？

承认男性群体中存在败类很难吗？

实际生活中，酗酒的人群里，大多数都是男性。

女性也有酗酒的，很少。

尤其是贫困山区，酗酒母亲根本不存在。

这又成了虚构事实，或者是试图用少数女性来表现普通女性的日常。

张桂梅非常伟大，她的伟大在于对党的忠诚，在于坚定的信仰，在于对学生的关爱。

点映结束后，怀孕的老师原型说:张老师对自己很温柔，不是电影里那样。

杨局长说：自己从来没吼过张老师，张老师也没吼过自己。

而张校长本人连续两次拒绝采访，为什么要把张校长描述出一个尖酸刻薄的人呢？

难道是想通过电影讽刺她的伟大？

细思极恐。

影评结束，以下是《时代楷模》对张桂梅校长的评价。

《时代楷模》对张桂梅的评价第一页

《时代楷模》对张桂梅的评价第二页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观看《时代楷模》发布厅张桂梅这期视频。

《时代楷模发布厅》20201211——中共中央宣传部授予张桂梅同志“时代楷模”称号_哔哩哔哩_bilibili 感谢大家来看我写的巨长的3000字的影评！

乍看上去，《我本是高山》是那种仅仅倚仗着题材便足以立于不败之地的电影。

无论是将在官方话语里被高度肯定的优秀共产党员作为主角，还是对于女性追求命运自决的大胆表达，都与这个时代的“主旋律”高度契合。

但事实是，电影非但没有因看似“根正苗红”而受益，反而因此遭遇未曾预料的巨大争议。

在这样一部本可以按部就班答题交卷的命题作文里，主创们选择了保留自己的一份作者表达，而这份坚持却极有可能造成了对大多数观众观影预期的冒犯。

即便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文艺创作领域开始逐渐解冻，聚焦人性与人道主义得到愈加广泛的认同，但在与官方宣传密切相关的主旋律人物传记片里，相比于塑造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塑造一尊完美的神仍然是从未被撼动的主流。

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影片里的传主们变得愈发生动鲜活，不再盲目追求缺乏真实感的“高大全”，但表现传主们人格中的缺陷仍是不可触碰的禁忌。

《我本是高山》所引发的诸多争议里，有相当一部分即集中于此——藉由官方主导诸多媒体宣传报道里形成的固有印象，大多数观众更愿意将张桂梅想象为一个没有任何道德瑕疵可言的楷模，支撑她在重重艰难当中将为贫困山区女孩办学这一理想践行到底的源动力，于超验的精神层面，是她身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坚定信仰，于经验的现实层面，则是她因三线建设需要从东北来到云南，通过多年来的生活与工作，深感贫困山区女性通过掌握知识改变生存现状的迫切性。

然而，如今呈现在观众面前影片里的张桂梅，却并不如此前报道中的那样完美如圣。

诚然影片里可以看到张桂梅胸前的党徽，女校师生历年合影里背景中出现的宣传标语，有女校师生暴雨后泥地里立旗杆，张桂梅带领女校教师集体宣誓等情节，但这些更像是为了约束作品不偏题的必要，影片实质上并未在张桂梅的共产党员身份以及她对共产主义信仰的认知方面作过多着墨。

相比之下，编导们更感兴趣的是按照“人”的形象去想象张桂梅，不刻意隐去她性格中的缺陷，刻画出她更偏世俗的一面，坦然讲出她办学理念的固有局限与存在必然，把她十余年如一日无私投身教育事业的义举定义为一个女人和一群女孩的互相救赎。

尽管将重心放在了张桂梅自2008年正式开始办学到2011年第一批毕业生参加高考这一时间段，但主创们还是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射在了校园内部，他们并无意去过多讲述张桂梅从一个教师到一个校长的身份转变，更无意去讲一个当代武训的故事。

影片的大部分时间里，主创们主要还是在沿袭类似《烛光里的微笑》、《苗苗》等既往同题材国产电影里类似角色形象去塑造张桂梅，把她努力打造成一个为兼具严父慈母双重身份的完美教师，每每在剧情转折，遭遇困境的绝望时刻，总能够挺身而出，或以语言或以行动为孩子们延续前行的希望。

但与此同时，细心的观众不难发现，编导同时在张的塑像上有意点了一两笔“污渍”，以表示张与过往角色的些许不同。

影片的前半段，张桂梅与学生和同事都发生了不止一次的冲突。

无论是从严治校，对学生的外在形象与业余生活严加管束，还是不顾年轻教师的感受，自作主张取消假期，引发教师集体离职，都足以让人洞见她的不近人情、专断独行、刻板保守。

这些矛盾绝不仅仅是为了简单的先抑后扬，而是为其后揭晓张桂梅古怪性格成因有所铺垫。

影片后半段，面对着在女校最危难时刻前来紧急救场，亲昵地称自己为“老妈”的昔日爱徒，她非但没有流露出任何感激之情，反而对爱徒作为女儿作为母亲的合理要求置之不理。

最终逼迫爱徒说出了那句刺心的话：“你当初办学不是为了我们，你只是为了逃避生活。

”（大意）。

影片将张桂梅的人格缺陷以及她内心最深处的办学动机，归因为她在家庭生活中曾遭遇的巨大变故。

片中不止一次出现她回忆丈夫生前与自己的恩爱片段，正常的家庭生活与他人的关心关爱是她渴望但不可及的。

正因如此，她试图通过事业上的成功，来拯救自己失败的人生。

这种源自于人性自私的念头历经了多年的波折后，终究收得了善果，女孩们因为张桂梅得以改变命运，张桂梅因为办学找到了失去爱人后继续生活下去的动力。

主创们用另一种也许更接近人性真实与生活真实的逻辑解释了张桂梅的办学动机，这种解释方式不见得会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但不失为一种更新颖的视角。

在古怪性格之外，张桂梅的办学理念注定也是会遭遇非议的。

滇西北山区长期以来的闭塞贫困，当地民众相对落后的文化水平与认知能力，张桂梅自身成长教育经历和个人眼界的局限性，这些叠加在一起，决定了张桂梅无法如一些人所臆想的那样，既让那里身处精神与物质双重困顿的孩子们有书读有学上，同时又可以在远离都市喧嚣的桃源乡中成长为人格健全的个体。

事实上，《我本是高山》与暑期档引发社会热议的《八角笼中》在精神内核上达成了高度的默契。

在对待命运，对待现实的态度上，两部作品的创作者都让自身与作品中要表现的群体——最平凡的普通人保持了高度一致。

他们都没有兴趣去扮作眉头紧锁，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去反思阶级差异、“穷病”的深层次成因，他们早已懂得那是一个超出自身能力之外的无解难题。

他们所能做的就是不再期待被恩赐的公平，正视客观存在的不公平，用血肉为自己拼杀出一条向上的狭窄通路，即便这通路并非通往峰巅，而只是通往地面。

相比于《八角笼中》更富于戏剧性的拳拳见血，《我本是高山》中所展示的草芥奋斗之路足以引发更多平凡人的共鸣，毕竟那不只是华坪女高里几十个孩子的少年，而是数以亿计中年人、青年人的过往。

衡水模式自诞生以来尽管饱受质疑，但现实是在有限的教育资源难以在短期内真正做到合理分配的大背景下，摸透应试教育规则，做优秀的卷王和做题家仍然是草根阶层改变命运少数可以把握的机会。

同样是教师，张桂梅注定无法像《死亡诗社》或《音乐之声》里的同行那样在精神层面有那么多的闪耀之处，她毕其一生所做的，终究也不过是为一些人打通了在地面看到阳光的孔隙，而那可能就是他们此生的高山。

即便那高山只是另一些人人生开始时的平坦田地，但起码她让一些人看到了真正的高山。

这样，一些人的下一代才有可能攀登至山腰，下下一代才有可能攀登至山巅。

即便不愿登山，起码他们就此获得了在地面上自由呼吸的权利。

“每当你想批评别人的时候，要记住，这世上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你所拥有的优势。

”，《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开篇之言永远都不过时。

倘若主创们愿意按照官样文章不越雷池一步地改编，倘若主创们不愿承担追求自我表达引发的潜在风险，大可以照本宣科拿着张桂梅的先进事迹材料，参照以往早已成熟定型的主旋律人物传记片模板，严格遵循文本的真实、艺术的真实，用着数十年内核不曾改变的套路，按照时间的流动，拍一部无功无过的张桂梅传，收割掌声与荣誉。

但需知，在那两种真实之外，同样还有人性的真实与生活的真实。

历经岁月洗礼的面庞，哪怕上面有了一丝脏污，反倒因真实显得更加可爱可信。

催泪真实，大山里的女生想改变命运没有其他办法，那真的是另一个世界，真实情况比这还悲惨。

电影中间几个备考部分太过于真实，当年我们高三有一段也这样，太紧张了。

女生在现在社会已经比之前幸福很多但真的远远达不到平等的地步，希望能越来越平等越幸福吧。

人像要成功真的要偏执和冷血，不能瞻前顾后。

本文首发于“西部影谈”公众号第327期 作者：裴亚莉

01之前在影院看别的电影的时候，看到了《我本是高山》的预告片，看到海清的表演，心想，电影上映后，一定要去看；之后又看到了吴妍妍转发的关于这一部片子的推广信息，心里又增加了一份想看的愿望。

——我知道这一部影片来自张桂梅老师的事迹，但同时我也认为，个人事迹很感人，并不代表着就没有了艺术创造的空间。

张校长的人生由她来书写，一部电影，尽管是借了原型人物的启发，但它的命运，还是得由艺术家来书写。

前些天听说网络上有关于《我本是高山》的网络争议，这更促进了我想要尽早看到这一部影片的愿望：这一部电影到底拍到了什么，让那么多各种形式的评论那么愤怒？

来不及细读那些吐槽评论，也不敢多看那些吐槽评论，因为愤怒是会传染的：即便你不知道人们在愤怒什么，但是一旦你置身于愤怒的人群中，你也很难忍住自己的怒火。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将那些争议搁置，看完电影再说。

因为我们毕竟是在讨论一部电影嘛，那就最少要把电影看过，再发表议论才对。

看完电影，再回头去看争议，我发现，没什么需要愤怒的呀！

原因呢，就是：《我本是高山》，一切正常啊！

02《我本是高山》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它讲的就是张桂梅校长的故事。

以张桂梅校长为主角的纪录片里面拍到的那些张校长的大大小小的事迹，在《我本是高山》里面，几乎都有呈现，甚至可以说是得到了“如实”的呈现：走访村落，寻找遗落在大山里的因贫困而失学的女学生；每天手里提着个小喇叭，走到哪里，喊到哪里；她最喜欢的歌，像电影里表现的那样，真的是《红梅赞》……还有她常说的话：一个女孩子念书，可以改变一家三代女性的命运。

总之，她做的，全部是正确的事，她说的，全部是正确的话。

而且，她对于做正确的事和说正确的话的坚持力和实践力，是一般的人难以企及的。

所以，我在看张桂梅老师的纪录片的时候，会时不时的笑出来，我笑，是因为我的惊讶：同为教师，她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

而海清在塑造张校长这个人物的银幕形象的时候，我想她一定也是在试图“成为”张老师。

作为一个优秀的表演者，海清在表演上所迸发的激情、为把握好每一句台词和每一个动作的分寸感所做出的努力，都是对张桂梅作为一个杰出的教育者所负载的一切“意义”的全面认同。

这么说来，一部电影，老老实实地拍了原型人物的故事，是不是就不好看了呢？

这就是人生之魅力和电影之魅力的区别。

张桂梅的荣耀，依然闪耀，而《我本是高山》，也一定属于人物传记电影中的优秀作品。

只不过，面对这样的一部很容易被“主旋律”“正能量”标签化的电影，如何让观众不因这些标签而拒绝观看，这其实是这一类电影一直会面临的问题和考验。

03我说一下我为什么觉得《我本是高山》是一部好看的电影。

对我来说，一部好看的电影，就是那种你看完电影之后，还总有一些画面和台词常常会在你脑袋里一再的闪现的电影。

并且，每当这些情景闪现的时候，你是总是会觉得，这些言语和情景，好像和自己有关。

“一个女孩子念书，改变三代女性的命运。

”张桂梅和海清所扮演的张桂梅，她们在阐释这句话的时候，说明了三代女性的边界，指的是念书的女孩、念书女孩的妈和念书的女孩的女儿。

这个问题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但是她们这么说了以后，我感觉自己真的要好好想一想：难道我对我的老妈，也有什么改变吗？

于是想起来，20年前，我的老妈来西安住院，每天打针吃药，好无聊。

我问她想不想干点什么有趣的事情？

她说：“听说《平凡的世界》很好看，你找一本给我看。

”她不知道《平凡的世界》是四本书。

我拿给她，心里很犹疑，怀疑她能不能看完，因为她只有小学二年级的文化程度。

但是她看完了，而且评价说，写得真好！

像真的一样！

我问她，是什么时候学会认识这么多字的？

她说，因为我们姐妹几个人上大学写了太多的家信，老爸总是会把信先念给她，而之后，她又总会把那些信拿出来，反复的看，就这样，认识了很多字！

——老妈看《平凡的世界》，那件事情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让我知道，写作，任何形式的写作，只要被需要的人看到，就都是很有意义的。

如此说来，我和我的妹妹们喜欢写家信这个行为，真的可能改变了老妈的一些生活，让她在无法下地劳作也无法在家务活动中发挥自己的创造力的时候，也可以愉快地度过阅读的时光。

不得不说的是，老妈在小学低年级辍学的原因，真的像《我本是高山》里面的山英山月两姐妹一样，是因为家长去世，必须回家帮扶家庭。

04想到老妈尽管只上过两年学，但至今都能把她学过的小学语文课本里面的课文熟练背诵，这最少说明，她本人是很喜欢上学的，但她的现实就是：她辍学了，而她的两个弟弟，也就是我的两个亲爱的舅舅，都一直念书念到他们不想再念为止……想到这里，我想起电影里，海清扮演的张校长对尚未安心学习的女孩子们说：“即使你们现在就回去，家里的房子和地，也不是你们的，而是你们的哥哥和弟弟的。

”听了这句话，我不由得笑了。

在现实生活中，不仅仅是我的老妈一心为娘家的事迹伴随我长大。

在老妈的叙事里，她的老妈也是这样。

而如果将目光从自己的家庭投向别处，投向别的家庭，从小到大，我不知道看到过多少姐姐妹妹将上学机会留给哥哥弟弟的案例，看到过舍身为娘家出头的女儿们的英姿和霸气，看到过因为一心为娘家，夫妻矛盾不断的家庭情节剧；在电影里，我们看到过《我的姐姐》当中同样的为了弟弟的姑妈和姐姐，看到过《一秒钟》里面为了弟弟的姐姐……

尽管这些姑妈、姐姐，满心满意都是自觉自愿为哥哥、为弟弟、为娘家倾尽所有，但是，作为姑妈和姐姐群体的一员，我在听到这句台词的时候，还是不由得要笑出来，笑着笑着，又不由得要为这些姐姐妹妹们叹息、掉眼泪。

尽管中国家庭中的无数的姑妈和姐姐，他们不可能因为《我本是高山》里面海清说了这个台词，就猛然警醒，再也不管娘家的事，但是，这话一旦说出来，并且被所有的女性观众听到，这本身，就是一种可贵的省思。

而即使是男性观众，如果他们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能够想到自己的姐姐妹妹和姑妈，为了自己和自己的老爹，总是默默地将委屈转化成爱的能量的时候，这也是电影在或隐或显的性别矛盾之间，搭建起的“沟通之可能”的桥梁，这就是一次以实情相告的劝说。

而搭建这个桥梁，进行这一次劝说，就是为中国家庭关系的理性健康之路，所贡献的一份心意。

将一种看上去延续很久的习惯拿出来单独进行评价，这就是省思的力量。

这种习惯甚至有可能成为特别动人的情感内容和情感方式，被包裹在“牺牲”和“奉献”这样的带有宗教般情感的行为模式当中；但如果其结果是：为了还给妈妈治病的债，将姐姐（山月）出嫁，为了获得彩礼让哥哥娶上媳妇，就打算将妹妹（山英）也嫁出去，这种感情，这个牺牲，这个奉献，其意义又是什么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说，真实的张桂梅校长的事迹，和电影创作的关系。

真实的张桂梅校长的事迹感染我们，而电影创作可能具有其自身不可替代的意义，以电影自己的方式感染我们。

因为张桂梅校长在感召自己的学生的时候，哪怕她已经是很知名的教育工作者、已经是全国人大代表，她的影响力，基本上源于对教育行业的贡献，是教育战线上的楷模。

她的影响力，往往是和教育事业联结起来的，她作为典型，也往往被颂扬为教育战线上的典型。

但电影《我本是高山》让海清扮演的人物说出这句话，它就触及了现实主义艺术创作的核心，塑造出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让这个人物面向绵延数千年的中国女性人格的养成史，定睛凝视，提出问题，并且试图解答这个问题。

这个银幕形象所代表的，是所有家庭中的兄妹或姐弟甚至父女以及夫妻所代表的家庭性别关系史和权力史。

影片接近结束，山英的父亲、哥哥和奶奶到学校去要人，奶奶出现，并且将张校长的衣服还给她的时候，我心想：这下可怎么办呢？

——我愿意成为一个一直很尊敬老人的人，所以一旦老年人请求什么事情，在我看来，是难以拒绝的。

但当奶奶拉住山英的手，认为自己的出现一定可以成功将孙女带回的时候，海清扮演的张校长，她没有任何犹豫，轻轻的、但是无比坚决地将女孩拉回到了自己身边。

说真的，海清的那个动作，让我心里深深地震动，它让我立即想到，在自己追求“自我实现”的路途上，有多少个瞬间，其实需要的，就是那样的一个人和她的不由分说将你拉到你该去的方向的一个动作。

05其实影片里还有很多情景，让人喜欢，比如大雨之后，学校一楼和操场空地被水淹，海清扮演的张校长在睡梦中被楼下师生的喊声惊醒，原来大家在泥泞的空地上支起了国旗的旗杆！

而在这个时候，一个姑娘冲过来，原来是她之前培养的好学生付春盈！

付春盈是听说了女高教师离职人员太多，特地赶来支援的……国旗的元素和意象，在新中国电影中有很多运用，也有很多精彩的案例，《我和我的祖国》之《前夜》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但《我本是高山》的使用，也很精彩。

因为它让升国旗这件事，出现在大雨之后教学楼被淹的危急情景之下，出现在教师离职情况严重的情景下，普通老师和同学们通过升国旗这件事，发动的是一场精神自救，国旗代表着一场对自我承诺的庄严宣告；而张桂梅所感受到的鼓舞，则来自同事同学的升旗行为以及飘扬的国旗两个方面，所以这个运用方式是有新意的，也是和剧情之间有着紧密的有机关联的，是具有有力的情节推动性作用的……又比如，“我本是高山”五个字，出现在张校长和卢老师到山月山英家里去“救人”但发现山月已经被迫嫁人的过程中：给予这五个字的静静的特写镜头，比较好的安排了这五个点题之字出现的时机……

不过总的来说，《我本是高山》最好的地方，还是张桂梅校长这个原型人物让人无比喜爱的编剧基础，是海清的表演，是一系列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梁局长，卢老师，付春盈，安静的小卢老师，还有挨了批评，但在晚上学生起夜的时候，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陪学生去上厕所的影影老师……06《我本是高山》是一部好于很多电影的电影，但这并不是说它没有问题。

比如影片开始时的开学典礼，为了凸显“办学条件尚不具备”，让电线漏电、话筒不灵、梁局长和张校长各踩一脚泥，而所有的女学生们，在老师们尴尬丢丑的时候，几乎都是毫无收敛地狂笑……并不是说这些事件都没有真实的可能，而是说，刻意堆砌这些材料，只为说明办学条件艰苦，只为说明女孩子们需要教育，有用力过猛之嫌，要知道，不管初中有没有毕业，这些女孩子，都上过学呀！

不管她们的成绩好还是不好，让她们在个人行为上表现出那种没有教养、缺少同情心和同理心的样子，这与有没有上过高中，并不是对等的问题和答案。

更何况，即使是从没有上过学的孩子们，缺少教养和同情心，并不是孩子们的常态。

影片开始时，姑娘们整体上显得很不整洁，这也是一个问题与答案不对等的表现：并不是好好学习的女孩，才是懂得衣着整洁的女孩。

同样的，在塑造那些意志不坚定的青年教师的形象的时候，只是通过爱打扮、上课说学生笨以及双休日不放假惹怒青年教师这些细节，并不能说服观众简单地对这些人物进行道德判断，因为正如影片中的张桂梅校长所说的那样，受教育，就是要对自己不可以忍受的事情说不。

影影老师和那些不能接受华坪女高的管理模式的青年教师，他们也有权力对自己不认可的事物说不，哪怕这个对象是张桂梅校长。

所以，如何把握英雄人物和普通人之间的道德判断的界限，如何在塑造典型人物和普通人物时候，都能不改写现实生活的质感和真实性，如何能够做到时刻赋予各种人物的行为以真正的合理性和人格之尊严，这可能是像《我本是高山》这样的已经很优秀的影片，还需要进一步努力的地方。

——前辈表演艺术家和电影事业家周伯勋主攻反派人物表演，是《一江春水向东流》中庞浩公的扮演者，他被称为“坏得最彻底的戏剧家”，他谈自己的表演心得，认为：即便演坏人，也总要弄清楚坏人做坏事的最真实的理由。

获得这种“真实”的坏及其理由的过程，想必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需要进行既广阔又深潜的创造性积累和发现。

再者，比起真实人物张桂梅动不动调皮地笑起来的那种因工作而来的真实的快意，海清的表演，有那么一点点过于强调张老师的病痛、辛苦和牺牲，其实我想，就像张桂梅老师青年时代一定很熟悉的惯用语一样，“工作着是美丽的”，在工作中，在富有创造性的工作中，在忘我的工作中，她和她的无数同类实现了自我心目当中“高山”一样的人格构想。

这个高山，只有严肃认真是不够的，还需要有趣，需要更多的完整性。

07看完影片，和朋友们吃饭，饭桌上问他们，有没有去看《我本是高山》？

他们通通表示没有看，但是对网上的争议很了解，并且反问我：“争议那么大，值得看吗？

”我有点吃惊，没有想到我的这些好朋友们，居然会因为网络上的争议，犹疑。

这是个问题，是我们今天在网络时代面临的很重要的问题。

遇到争议，是因争议而怀疑？

还是在怀疑的推动下，说服自己去直接面对并考察这个争议对象本身？

理性的想一下，答案并不难找，但前提是：愿意运用自己的理性。

所以，如果对《我本是高山》感兴趣，那么就去看电影；如果对争议本身感兴趣，这其实也是每个人的权力。

不过。

就像我一开始就告诫自己的那样，愤怒作为一种具有传染力的情绪，它是有很大的非理性力量的。

08最后我要说的是：作为一个高校教师，我愿意向中学校长张桂梅老师学习，将她和她的同事们费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送到我们面前的学生，培养好。

对于一部电影的制作，制片人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存在。

不仅仅要管理制作流程，跟资方与钱打交道，还得懂市场，了解观众会想要看到什么，因而制片人需要深度参与到每个项目的内容开发，直至后期制作以及宣传发行。

如今在中国的影视行业里活跃着不少卓越的女性制片人，吴妍妍就是这样一个代表人物。

吴妍妍的父亲是中国著名导演吴天明。

但选择电影作为终生志业，她其实是“叛逆而为”。

在她职业起步的时期，制片并不被认为是具有创造性的职能部门。

吴妍妍从最基础的制片工作开始做起，在中美合拍片项目里起到桥梁作用，归国后参与开发制作更多的电影项目，就是要“为自己争气”。

制片事业之余，吴妍妍是中国电影基金会吴天明青年电影专项基金总监，这是她多重身份里非常重要的一环。

这个纯公益性质的基金为扶持青年电影人（包括导演、编剧及制片人）而设立，其面临着的经济和组织上的难题，都需要她领头解决，在基金会的工作里，吴妍妍会经常跟青年创作者打交道。

她坦言自己更偏爱现实题材，也希望年轻的电影人们能更多把自己放入人群之中，不吝展现自己对于社会的观察和思考。

曾任美国艾芬豪影业中国区副总裁；天画画天影业总经理；现任东方天明电影公司总经理，中国电影基金会吴天明专项基金总监。

参与影视代表作：《我本是高山》《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some of our stallion》《留学反攻略》《通往春天的列车》《百鸟朝凤》《至爱梵高》《暴雪将至》《马文的战争》《首席执行官》《嗨佛兰克》等2017年—2022年Asian Film Awards亚洲电影大奖评委2021年 Asian Pacific screen awards亚太电影大奖评委

您监制的《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是聚焦现实的一部影片，最近在波兰Ｅｎｅｒｇａ Ｃａｍｅｒｉｍａｇｅ国际电影节进行了国际首映，您会更偏向于现实主义的项目吗？

吴妍妍：我会更加偏爱现实题材，跟我个人所受的教育、家庭影响都有关系。

我父亲一直在拍现实主义题材的影片，我从小也看了很多。

包括我在学电影的时候，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法国新浪潮对我的影响也很大，《偷自行车的人》《四百击》这两部影片我都非常的喜欢。

所以潜意识里我更愿意去选择触及现实题材的这类作品。

您怎么去判断一个项目是否值得做？

吴妍妍：首先是题材，我自己感不感兴趣、有没有热情和激情、我愿不愿意花好几年的时间做这个电影？

如果我没有感受，我不会去选择这样的项目。

我觉得人的时间很有限，我会愿意去做自己感同身受、有表达欲望的题材。

第二点，谁是导演。

我是否能跟这个导演有契合度，以及导演赋予这个项目的是什么？

比如《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的刘泰风导演，我很欣赏他，他的知识结构非常完整，受的训练也很完整。

在我接触的年轻导演里面，他非常有主见，也很稳重。

他对社会议题投入了很多自己的思考，这是非常难得的。

还有最关键的，因为我是制片，制片的任务就是把一个只具备雏形的项目变成完成的电影作品，一路护送到电影院公映。

最重要的是资金，所以对我来说，一个项目虽然是我喜欢的题材，但我能不能去为它撬动它所需要的资源配置？

比如拍摄资金、主创团队、演员、宣发等等这些都是我需要衡量的重要因素。

吴妍妍在拍摄现场您出生于电影世家，是在什么阶段明确自己也要从事电影行业的？

以及怎么找准制片人的位置？

吴妍妍：应该是我在刚去美国学习的那两三年。

我从小是在西安电影制片厂长大的。

生长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当时并不觉得环境会影响你，或者觉得这个环境有多珍贵。

随着长大，我18、9岁去的美国，我父亲遭遇了一系列的事情，他在那个阶段很痛苦，我还在上学。

他每年都会看奥斯卡颁奖，目不转睛地看。

我记得有一次从楼上下来，看到他坐在那里的背影，那个背影是那么孤寂和失落。

那个背影，在我心里刻了很久。

我很心疼他，也为他觉得不甘，想为他做点什么，但是因为年纪太小，也不知道能做什么，心里惶恐无力。

当时也没有想过要学电影。

后来才意识到，可能就是那个背影，让我选择了走上电影这条道路。

电影是父亲的一切，我身边发生的一切都在受着它的影响。

父亲以及他身边的人还有我成长的那个年代的中国电影都在深深地影响着我。

一开始他是很反对我踏入电影这个行业的，他认为很苦很累，他希望我能活得轻松一些。

我那时候在学时装设计，在学校时设计的作品经常是前三名。

他觉得这是很好的专业。

但我一门心思就是要转学电影，我跟他说有个专业叫制片，我要去学，他说那不就是制片主任嘛，每天跟钱打交道。

我说不是，我要学的是creative producing，创意制片。

后来没有管他的阻拦，我还是去学了电影制片。

在您看来，制片人是什么样的一个职业或社会身份？

制片人的创造性在于哪些方面？

吴妍妍：的确很多时候，制片是要服务于整个项目。

我自己内心期许的是，一个胜任的制片人应该是能参与到创作中的，从项目的开始到结束，说是“深度参与”也罢，说是“服务”也罢，是要起到一个关键性的作用。

这是因为制片人通常有对市场的敏锐度，可以帮助到导演、特别是年轻导演。

但我们现在看到很多非常可惜的情景，很多导演都有自己独特的作者性，有自己的表达，电影拍的也很好，但是片子卖不出去，导演会很失落，我想做的就是，我怎么能够让导演少一些失落，或者怎么能把这个片子让更多的人看到，对于相信导演的创作的出品方或者投资人，我怎么能不辜负他们的信任？

怎么能保住大家的投资成本？

怎么去盈利 ？

这都是作为制片人需要去做的工作。

吴妍妍在2023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的推介会上如果说要做一个好的制片人，得从项目开发一直到后期宣发都得要有所掌握、有敏感度，那该怎么去培养敏感度？

怎么去积累对于宣发的认知？

吴妍妍：我觉得对市场有敏感度得要多看片子，我这几年太忙了，我自己还有基金会的很多工作，所以很少有时间大量看片子，但我有机会做了一些电影节的评委，看到一些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电影，欧洲的、亚洲的、美国的等等。

它们会影响我对电影的审美。

我自己学电影时的体系是好莱坞式的叙事，以前不会看很多特别有独立表达的艺术电影，但这些年我会越来越懂得去欣赏这些电影，这也影响到我自己的电影判断和品位。

多看片子，多了解市场，多研究一个电影在中国为什么卖得好？

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电影拍的不是那么理想，但是却能有很多观众去看？

分析它背后的原因。

我们也做过很小成本的电影，在小成本上怎么去锻炼自己？

预算要控制在多少？

怎么去码盘子？

码完之后片子的出路又在哪里？

这些都需要通盘考虑，有时候难度很大。

我觉得制片人一定要参与到影片的宣发阶段，宣发是另一门学问，宣发团队对市场的操作技巧、经验、判断都是制片需要学习的，只有深度了解营销一部电影的全部过程，才能让制片人通盘考量和把控电影项目的能力得到提升和成长。

为什么把片名定为《我本是高山》？

吴妍妍：我们定这个名字花了挺久时间，什么名字什么能够让电影的气质和力量更凸显一些？

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有这么一段誓词（“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我站在伟人之肩藐视卑微的懦夫”），这个誓词当初打动了我们所有人。

我们太佩服张桂梅老师了。

在不了解她的时候，是在远距离看她的报道，我记得当时让我心为之一颤的一刻，就是我看到了这段誓词，我认为每个心存不甘的女孩子都会被其打动。

后来在筹备过程中得以看到张老师的很多素材，了解了她更多的事迹，非常敬佩她。

随着我们跟着她去做家访，看到这些孩子们的处境，以及她为这些孩子们做的事，觉得她真的是太了不起了，我们应该让更多人看到她，让更多人了解她在做什么，以及被她的精神所感召。

吴妍妍在《我本是高山》拍摄现场这部电影颇具制作难度，一方面在于素人演员的使用，女学生们应该都是在当地找的新面孔。

吴妍妍：从一开始，导演就要求学生演员必须是素人，要让影片看起来是真实的，朴素的。

所有的学生演员一律要在素人里面找，要求没有任何表演经验。

我们大概在四千人里找了将近一百个孩子。

这一百人里面，不能先定谁演谁。

我们找了表演指导，做了将近两个月的培训。

表演经验从零到有，然后再观察她们哪一个人适合哪个角色。

直到我们拍摄的前一礼拜，才确定了谁演山英和山月。

孩子们可贵的地方在于，她们很容易进入到规定情境里头，很容易被这个故事以及故事发生的场景所牵动。

但是对于表演的细腻感是匮乏的，她们没有办法完成角色的心理转变。

我给海清起了一个外号，叫“陪哭员”。

我很佩服她。

她是主演，每天非常累，压力非常大，但因为这些孩子们需要她在旁边配戏，需要她做情绪调动，所以她经常就留在现场。

她在这边得哭得稀里哗啦，才能把那边的孩子的情绪调动出来。

关于拍摄方式，你现在看到的，镜头是流动的，基本没有固定镜头，这也是导演在一开始选择且确定的方案，而且是唯一的方案。

因为这些素人孩子们不会演戏，只能摄影机去配合她们，不能让她配合摄影机的位置去演戏，对从未有过表演经验的人来说配合摄影机走位去表演难度太大了。

这个拍摄方案能够及时抓取演员自身那种很朴实、很自然的反应，体现在镜头里的就是小演员们生动灵活的表演。

吴妍妍在《我本是高山》拍摄现场作为主场景的学校需要根据故事进展而发生改变，这部分的制片工作是如何进行的？

吴妍妍：学校的楼花了很久去找，找了好几个月。

华坪和昆明周边的县城跑了很多，都不理想。

因为华坪是一个很小的县城，学校就几座，且都在使用。

我们一度觉得不能在华坪拍摄了，解决不了这个场景。

后来突然找到一栋正在盖的楼，也是要盖一个学校，但没有盖完。

其实当时这个楼是很大的，而且是在县城里，周边有很多现在的楼房。

可是它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了。

拍摄时候我们把整栋楼重新刷了漆，让它看起来有年代感，楼的两边铺了大面积的蓝布，为了后期用特效擦掉他们，周边现代的楼房也用特效擦掉，还做了周围的山。

整栋楼对于美术是个非常挑战的工作。

我们拍摄期是有限的，剧本里的学校是在高一高二高三有变化的，我们术语叫做“翻景”，要从高一翻到高二，高二翻到高三，学校的内外都要有变化，还要种树。

第一年高一，张老师刚建校的时候，它不像学校，更像是工地。

到了第二年高二的戏份，得种树，搭建围墙和大门，高三时还要把操场铺平。

大量的工作需要美术部门在几天的时间完成。

我们的美术指导老师每天带领一群人在学校各个角落挖地铺地，搞基建工作，几近疯狂。

但所幸的是，这些极限操作都在有限的时间内最终完成了。

您也是中国电影基金会吴天明青年电影专项基金总监，可以简单为我们再介绍下，基金会的历史，以及基金会近期的发展重心。

吴妍妍：当初成立是在吴天明导演离开之后，时任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长张丕民部长跟我谈话，吴导还有些未尽的事业，不如成立一个专项基金继续他的事业。

我没有犹豫，但当时完全不知道公益基金怎么运作，没有想到要运营一个公益基金难度会这么大，因为要不断募资，找捐款和赞助才能运营下去。

当初开始运营时我们就制定了明确的方向，要扶持影视圈缺乏的人才，导演、编剧、制片人。

我们在这三方面做公益事业。

比如编剧方面，在疫情前每年都有一个大型的封闭式培训，我们从全世界各地以及国内请到有名的编剧来授课，宗旨就是让我们编剧打开视野，听听外界的人在编剧方面的创作思路和经验，提升创作的能力。

到目前有1000多位编剧参加过这个培训。

基金会是支持青年电影事业的公益基金，每年的高峰会是青年电影人寻求行业资源与合作提供交流平台。

您应该也会经常跟青年导演和创作者打交道。

想请您分享您对目前中国青年影人的创作和表达的一些观察和观点。

吴妍妍：基金会做创投这么多年了，但是近几年看到的项目都很同质化，要么是在讲自我的故事，我的童年，我的经历，我年轻时的状态，偏作者表达的或着偏类型化的，都很同质化。

最初我们的目的是想要挑选有独特创作、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导演和他们的项目，我们希望这些项目能通过基金会搭建的平台找到资金。

但是近几年当大家都在做创投的时候，你发现创投的纯粹性就弱化了。

我们想更多地看到现实主义题材，更多的看到这些年轻的导演们能把目光放到人群里和社会当中去。

也希望能看到更多类型片，而不是同质化的东西。

我自己这两年也很困惑，我们作为一个公益基金，在我们有限的能力范围里，应该从哪些方面能实质性地去帮这些年轻的创作者？

您会觉得现在女性电影人的机会变多了吗？

吴妍妍：现在中国的电影市场是女性观众为主，近些年也涌出了很多女性题材的电影。

但是我依然觉得我们是缺女性导演的。

女性制片人是越来越多了，她们在影视圈活跃着，但是女性导演屈指可数。

现在的环境对于女性电影人比我刚入行的时候要进步很多了。

那时候因为年轻，也许跟没经验有关系，总是觉得目光很多时候是投注在男性身上的，即便你觉得他的能力没有你强，但是你们的待遇和境遇就是会不一样，所以我一直都会要为身为女性的自己争口气，我要为自己努力。

现在在读或正准备阅读的书《50：伟大的短篇小说们》《苏东坡万有应用商店》《了凡四训》《终结阿兹海默病》《纳瓦尔宝典》最爱的十部电影/电视剧《偷自行车的人》《四百击》《变脸》《天堂电影院》《教父》《美丽人生》《肖申克的救赎》《美国往事》《活着》《洛城机密》最近必看的艺术展览 中国香港M+博物馆的希克藏品展本文特别感谢@深焦DeepFocus同步刊载支持Credits采访/撰文：王诗淼摄影：梅国瑾- FIN -

2024年1月29日16:49:05（一）能上三年高中进而参加高考，这在如今看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在中考强制分流和禁止复读的现状下，很多人连高中都上不了。

（二）里面一个贫困女生说出了世界运转的本源规律：这个世界对我们一点都不友好。

确实是如此，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很多人出生之后只能劳累清贫的活一辈子，而有些人则能轻松享受锦衣玉食，接受好的教育将来做体面的工作。

（三）张校长回怼的也很好，她说：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公平，有本事就自己改变它。

这种不公平是长期存在的，改变不会一蹴而就，但确实是逐渐发生的。

（四）剧里面张校长一开口就是周六日不放假了，寒假不休息了，就放假五天。

（五）剧情有点拉胯张校长干了什么都没讲。

就一群女学生聚在一起，努力学习然后就改变命运了。

张在这个过程中干的最多的就是去山上转悠。

（六）如果实事求是的拍出来，一定是非常感人有意思的电影，可却只是蹭了张校长的名字，里面的内容毫无真实性。

从结尾彩蛋来看，真实的张校长是那种有信服力的统帅长者形象，能力超群的同时又心怀温柔，而剧里面的形象完全看不出统帅气质，看不出有何过人之处。

（七）直接拍个纪实纪录片都比胡乱改变要好，张校长和恶劣环境作斗争、和重男轻女作斗争、和缺乏资金作斗争、和激烈竞争的高考作斗争的过程全都没有展现出来，张校长个人的党性觉悟、崇高品质也没有展现出来。

（八）总结：导演拍的细碎，剧情毫无逻辑。

（九）下面才是较为符合逻辑的缘由：2001年，兼任新建的华坪县儿童福利院（华坪儿童之家）的院长。

儿童之家收了36个孩子，最小的两岁，最大的12岁。

此后，她除了上课，还要照顾这些幼小的孤儿。

[12]2008年8月，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级中学在华坪建成。

11年来，华坪女子高级中学连续10年高考综合上线率100%，1645名贫困女孩从这里走进大学。

[12]

别人不发火是不是把别人都当傻子啊？

在你们这些创作团队里，还有最起码的尊重吗？

别看，有这个钱给自己买个鸡蛋吃，省的被气。

反抗，对待生活里的不公反抗。

别忍着和朋友吐槽，多一个人反抗就多一个希望。

别去回复那些刻意引战挑起事端的，右上角投诉，就这样。

连共产主义信仰这个理由都能歪曲隐藏了，你这个电影，前途大好。

一、华表奖的“德不配位”与公信力溃败 《我本是高山》斩获本届华表奖“优秀农村题材影片奖”，看似是对主旋律的褒奖，实则暴露了中国电影三大奖目前在评选标准上的严重失焦。

该片虽以张桂梅事迹为原型，却在叙事逻辑、人物塑造、价值观表达上全面崩塌：将张桂梅的信仰矮化为对亡夫的“小资产阶级式爱情寄托”，将女性困境戏谑化为“酗酒母亲”“叛逆少女”等刻板标签，甚至篡改真实事件中的性别压迫结构（如将施暴者从父亲改为母亲等）。

这种对原型人物的扭曲，却被华表奖盖章为“优秀”，无异于对张桂梅精神内核的二次亵渎。

近年华表奖的评选愈发沦为流量与主旋律的“政治正确”合谋。

例如本届最佳男演员提名名单中，张译与王一博的“实力派VS流量明星”对比悬殊，最终张译虽获奖，但提名机制本身已暴露奖项对流量妥协的姿态。

更讽刺的是，华表奖一边高呼“抵制天价片酬”，一边将奖项颁给依赖明星效应的作品，其“既要流量又要口碑”的投机性，恰是影视行业“看菜下碟”乱象的缩影。

二、小布尔乔亚的“上海思维”与对女性主义的背叛 影片主创团队（以海清、编剧袁媛为代表）的致命问题，在于用都市中产阶级的“上海思维”解构大山深处的苦难。

他们将张桂梅的信仰降维成“爱情救赎”，让胡歌饰演的亡夫成为其精神支柱，本质上是以小布尔乔亚的无病呻吟消解了真实人物“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信仰。

这种改编不仅背离了张桂梅“救人先救心”的教育理念，更暴露出主创对基层女性困境的无知：片中女学生被塑造成“逃课恋爱逛夜市”的“精神小妹”，而现实中贫困女孩的求学挣扎被简化为“不努力导致成绩差”，完全无视结构性压迫（如父权制下的“换亲”经济逻辑）对女性的系统性绞杀。

更荒诞的是，编剧袁媛在舆论争议中公然辱骂观众“卑微的懦夫”，甚至抛出“男人都死光了你们就开心了”的厌女言论，彻底暴露其伪女性主义立场。

这种“既要消费女性议题，又拒绝直面性别压迫”的投机心态，恰是当下影视圈“蹭热点式创作”的典型病症——用西方个人主义叙事包装中国集体主义精神，最终导致影片既失真实，又无共情，沦为一场“自我感动的行为艺术”。

三、影视圈“自毁长城”与观众的觉醒反击 《我本是高山》的争议绝非个案，而是中国影视行业积弊的集中爆发。

一方面，资本与流量绑架创作：天价片酬挤压制作成本，导致《我本是高山》这类题材只能依赖“主旋律护身符”苟活；另一方面，从业者傲慢至极，将观众批评斥为“恶意带节奏”，却对自身脱离群众、脱离现实的创作惰性视而不见。

这种“既要赚主旋律红利，又拒绝承担社会责任”的双标逻辑，终将反噬行业——2024年电影市场的惨淡收场及观众转向短视频平台已是最直接的警告。

值得庆幸的是，观众正在用脚投票。

当《我本是高山》试图以“感动中国”的道德绑架掩盖艺术缺陷时，越来越多的观众选择拒绝为“伪现实主义”买单。

这种觉醒，或许才是中国影视触底反弹的唯一希望。

要拯救中国电影，必须打破 “权力 - 资本 - 流量” 的铁三角。

各大奖应回归专业评审，建立透明的评奖机制；创作者应深入生活，用真诚的作品打动观众；资本方应尊重艺术规律，而非追求短期利益。

正如张桂梅校长所说：“教育不是把篮子装满，而是把灯点亮。

” 中国电影也需要这样的 “燃灯者”，用真实的力量照亮行业的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