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贝日记

拉贝日记中国和日本的战争，中国说：日本侵略我了。

日本说：我没侵略中国，我们当时派兵帮助中国来着。

真的。

幸好有拉贝这样的本该事不关已的第三方，勤勤恳恳地记载了当时的所见所闻。

具体真实，照片完整，证据确凿，无可辩驳。

不过日本的态度也很明确：电影版的《拉贝日记》在日本赢来了全面禁播。

回头看看，《拉贝日记》在中国的反响也较为淡漠。

很多人都说拉贝是“中国的辛德勒”。

他们的确有共性。

不过在这里我只想稍微扯一下拉贝同学和辛德勒同学的不同之处。

第一．拉贝当时是德国西门子公司排到中国的员工，吃西门子的死工资的，他解救中国同胞于他一点是没有什么利益上的好处的。

其实他高高挂起冷眼旁观才是保全的首选。

而辛德勒是做为德国制造军火的商人，他解救犹太人并收为自己的员工，并可从这些人的劳动中获利。

然后他制造出军火提供给德国，他由此再获得更多特权和金钱。

第二．拉贝建造的南京安全区收纳了20万中国人在此避难。

为他们提供食宿。

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没有拉贝，南京大屠杀很可能增加20万被害者。

辛德勒共解救犹太人2000多名。

有些史料还说是1000多名。

不管具体是多少人数。

都同20万比起来相差甚远。

第三．拉贝在中国营建避难所期间，把毕生的积蓄都捐了出来。

辛德勒却大发战争横财。

奢侈，娱乐，酗酒，女色。

风流倜傥。

第四．拉贝解救中国人民一直是自觉自发的。

而辛德勒，直到事情都过去了，大家都向他脱帽致敬时，才有点点良心发现，后悔当初怎么没多解救几个犹太人哩？

第五．因为德国和日本是盟国，所以拉贝回到德国后，他的言论和日记都遭到非公正对待。

而他的钱也都在中国捐光了。

后来拉贝死于穷困潦倒。

辛德勒享尽荣华富贵。。。。

不过最后因为战争结束，所以他的工厂也倒闭了。

因为他是军火商嘛。。。

第六．很多中国人仍不知道拉贝是谁。

犹太人，乃至全世界都缅怀辛德勒这位大人物。

1937年12月4日，日军的轰炸机在我们的头顶上四处轰炸的时候，我打开了大门。

许多人在那面巨大的德国国旗下安静的坐着，那地方很安全，因为日本是我们忠实的盟友，看见我们的国旗就停止轰炸。

1937年12月11日，我从来没想过我的人生，会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

现在，每个人的双眼都盯着我看，但最重要的是，我必须让朵拉安全地离开这里。

1937年12月11日，成千上万的人开始涌入我们的安全区，致使我们的工作几近瘫痪，现在就连日本大使福田先生，也同意了我们安全区的设立。

1937年12月13日，趁着日本人还没有进城，国际委员会不断地往安全区内运送白米、面粉、盐、火柴、药物以及毛毯。

目前日军在上海有六百架战机，加上坦克部队，这样庞大的军队一旦发动攻击，南京只有死路一条。

中国方面，目前将它仅有的士兵部署在城门外，他们打算誓死抵抗，意义不大，依我看战事还是尽早结束的好。

1937年12月15日，要养活安全区内的二十万人是越来越不容易了，日本人对我们提出的“往安全区多送些米”的要求置之不理，我们都希望外交大使们能够尽快回到南京，有他们在或许能够约束或制止日本人。

1937年12月19日，安全区的门口堆满了尸体，日本人似乎毫不在乎，城里到处都有人被处决。

尊敬的德国元首，阿尔道夫·希特勒主席，作为一名忠诚正直的德国军人，我在此恳求您的协助，日本军队夺下南京之后，我亲眼目睹了他们对平民百姓所施加的暴行，那景象令人难以置信。

我恳求您伸出援手，制止这场灾难。

以德式礼仪敬上。

约翰·拉贝。

1937年12月21日，我们已经同外面的世界完全失去了联系，有谁会料想到，我如今竟然必须以一命换取一命，该怎么做才是对的？

牺牲掉几百名士兵的性命来保住安全区，还是叫我自己不要软弱？

这问题太难回答了。

1937年12月23日，明天就是圣诞夜了，我们的安全区已经走投无路，支撑不了多久了，我决定把我们家的存款，拿出来捐给安全区。

如今谁还用得着这些钱？

1937年12月24日，这近三十年来，我的每一个圣诞节都是跟朵拉度过的，会有一棵圣诞树，还有朵拉最拿手的奶油圆蛋糕，不过我不后悔留下，因为我们拯救了许多人。

1937年12月25日，朝香宫鸠彦亲王要清除安全区的消息走漏的很快，几百名群众挡在入口前，他们说要拿他们的性命来捍卫安全区。

1937年12月29日，由于各国大使回到了南京，朝香宫鸠彦亲王终于接受了安全区的存在，不过我们的胜利也为我们的工作画上了句号。

就在今天，我必须离开这个城市，好消息是，我将再见到朵拉，这简直是个奇迹。

为什么国人不首先对拉贝的爱和国际友人的同情心心怀感恩呢？

毕竟《拉贝日记》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的乃是国际友人的情感和国际社会的声音（名义上是中德合拍的，本质上却还是一部外国电影，而且是传记电影），怀着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民族义愤来评判它是不公平也没必要的。

再说了，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并且相信“南京大屠杀”，让全人类都痛恨日本军国主义、同情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我们也离不开国际友人难能可贵的支持，离不开《南京》（Nanking，2007）、《拉贝日记》等作品所作的卓有成效的努力。

对于拉贝的扮演者乌尔里奇·图科来说，《拉贝日记》或者只是另一部《见证人》（Amen，2002）罢了，但那也足以让国人心怀感激之情了。

——做人不能要求太多，在国际社会中和国际友人面前就更不该贪得无厌了，不是吗？

虽然取了这样的题目，但本文并不想回顾或普及那次会议上某篇著名讲话的内容。

那篇讲稿中确立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观念，直到现在仍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国电影的评价方式。

这才是一切问题的出发点。

如今已经不再是样板戏的年代，主流视野的赞誉和崇拜，也不会停留在高大全式人物的身上。

表面看来，只要不触及剪刀手的红线，文艺创作的内容正呈现出无比异彩纷呈的景象。

中国电影逐渐打碎数十年来占据荧幕的一个个刻板符号，敢于在正面人物身上设置缺陷，也敢于为反面人物增加性格闪光点。

比如最近时常得到肯定的，对国民党及其军队的历史定位；或是具体到南京大屠杀为代表的抗日战争题材影片中，对日本人的塑造方式。

这并非《南京！

南京！

》或《拉贝日记》的创造，至少在犹有余温的《梅兰芳》中，同样安排了一位自杀的日本人。

看起来，持续六十多年的思维定势正在被逐渐破除。

然而，这却无意间使得所有人都安然落座，对另一道思维桎梏安之若素。

中国人怎样拍电影？

中国人怎样看电影？

或者，怎样评价涉及中国和中国人的电影？

坐在电影院里看今天的第一场《拉贝日记》时，这三个问题几乎一瞬间跳出脑海。

我们都以为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时代早已遥远。

但设若重温其中的一些论断，便会发现情形远非如此。

《讲话》在涉及文艺批评时说：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

政治正确这个论调，除了剪刀手和某些民间政治狂人外，大概不会有人再时刻挂在嘴边。

然而对一部电影来说，宣传哪种主义，支持某个党派，如何评价历史，都不过是其政治立场的表象。

观众对这类植入性行销早已具备一定免疫力。

真正深入骨髓的政治色彩，或者说导向性，是以一种潜在方式呈现的。

所谓文艺作品中的符号，不仅是某些带有特定身份、主张、立场、行为方式、性格特征的人，而应该呈现为一个公式。

亦即“角色*角色结局=符号意义”。

适用这个公式，我们甚至可以理解辱骂《色戒》为汉奸文艺的那些人。

易先生这种彻头彻尾的汉奸角色，居然没有一个身败名裂的结局；王佳芝这种出卖组织的特务，居然好似被歌颂和同情。

角色是个负值，结局却带着正号，二者相乘，自然得到违背文艺先进性方向的结果。

这样的作品，当然代表汉奸文艺的政治立场。

于是，再带着公式回到抗战题材电影中的日本人，我们当然可以看到进步，但同样也会意识到局限和妥协。

过去，日本兵一向歪瓜裂枣，凶神恶煞，最后会被横眉怒目的人民群众进行正义裁判；现在，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他们也有良知和人性，一切都归罪于时代，在人性和军纪的挤压下，他们只得逃避最后的抉择。

《梅兰芳》的戏迷自杀了；《南京！

南京！

》的处男也自杀了。

在角色形象上，我们的确进步了；但在角色结局上，我们依然原地踏步。

区别仅仅在于，究竟是恶贯满盈死在中国人之手，还是良心发现地自我了断。

我们可以让背负罪恶标签的角色一切归零，从而使他们无比光辉。

但若想消弭负面人物的罪孽，就必要以推翻其人生为手段。

这种思路，不仅适用于日本人，也适用于一切“反派”角色。

《南京！

南京！

》中，江一燕是妓女，她主动牺牲自己去死，所以她崇高了；范伟是汉奸，他主动牺牲自己去死，所以他也崇高了。

刘烨和高圆圆本就是正面角色，死一下当然更加崇高。

当然，那些执迷不悟的反派之所以会死，则是为了让他们更牢固地被钉在耻辱柱上，一锤定音，盖棺定论。

看样子，在中国编剧和导演脑中，死亡的绝对值是无穷大，但有正无穷和负无穷的区别。

这种符号屡试不爽，或者用个更亲民的词汇，叫桥段。

他们将桥段化了的价值导向融入电影，再贩卖给广大观众。

这可以归纳绝大多数中国电影的制作现状。

那么中国的观众会怎么反应？

其实看一看豆瓣或其他网站的影评就能明白。

在当今社会，独立思维和不盲从官方口径几乎已成为新兴阶层的共识。

与此同时，很多人却仍然不知不觉地遵循《讲话》的思路评价文艺作品。

“《讲话》指出，必须通过典型形象体现出党性原则，更有效地发挥文艺的特定的战斗功能。

只有把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了的文艺作品，才能通过艺术的感受，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

（摘自百度百科词条）这个思路，直接指向小学教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读后感。

“通过观看这部电影，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这部电影告诉我们，如果某某某某就会带来某某某某的结果”，“在某某某身上，我看到了某某品质”，“今后我一定要发扬某某精神，在今后的生活中某某某某”……类似的逻辑在影评中时刻闪现，只能说明一件事情。

中国观影人群中的一部分，仍在以仰视和接受教育的态度坐在屏幕前，等待电影讲述某个故事，归纳某些道理，引发某种思考。

观众或许会为这些道理的幼稚而不满，但只要寻找到更好的道理，依旧会成为导演和编剧的灌输对象。

这种评论方式，并不是足以砥砺中国电影水准不断提升的力量。

导演始终秉持老师心态，观众则自居电影的学徒，只要二者之间的心理高度不平等，老师就不会真正倾听学徒的意见。

在《讲话》中正是这样描述的。

文艺工作者应该创造具有积极导向作用的作品，从而惊醒群众，推动他们进步。

至于文艺工作者如何进步？

我们还有剪刀手在。

当《拉贝日记》中出现一位年轻日本军官时，我立刻屏住了呼吸。

而当他的良知被屠杀场面唤醒时，我的恐惧瞬间达到最高点。

——怎么办？

如果他最终也选择自杀怎么办？

然而他终于没有自杀，甚至都没有死。

到达尾声时，除拉贝外，片子中的其它主要角色完全没有被交代结局和去向。

我才忽然想起来，原来这是一部德国导演拍摄的电影。

平心而论，这部电影在保持剧作水准的基础上，具有很多缺点。

有些感情戏莫名其妙，结尾更是俗套如主旋律电影。

但是，它的感发力量绝不根植于哪些特定角色的结局，而在于故事发生的背景，镜头中传递出的历史时空，和真正触及人性普遍意义的侧面。

从这个角度讲，它好于《南京！

南京！

》，和一切用《南京！

南京！

》的姿态与思路拍摄而成的中国电影。

导演陆川早已坦认设在《南京！

南京！

》中的最大一处符号。

当公式里的“角色”项替换为“中国人”时，所有使用这一公式的人，都再也无法认为《南京！

南京！

》不是一部好电影。

这也是《拉贝日记》与《南京！

南京！

》的最大不同点。

在《拉贝日记》中，有懵懂麻木的中国民众，软弱无能的中国军队，甚至冒充会讲德语希望活命的中国俘虏。

这部片子没有为了照顾中国观众的感情而回避此类内容，而是选择客观地呈现。

它的导演并未使用上文的符号公式，自然也不会带有侮辱中国人民感情的主观目的，或是政治导向。

那么中国的观众会如何评价？

他们会使用那条公式吗？

对《拉贝日记》的期待一直都挺高事件本身就足以让我震撼童年时代对“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同志”的记忆，其实是相当模糊的而那段必须要求背诵的课文，背得相当痛苦，如今却同样忘光也许在我的心里，需要那么一点东西来填补这让人肃然起敬的温暖和力量于是拉贝同志做到了陆川说，《南京！

南京！

》从一个日本人的角度看大屠杀，是为了突显“客观公正”这个答案我一直持嘲笑的态度而看完《拉贝日记》，果然证明了陆川的阴谋这部号称要打入日本的《南京！

南京！

》你那谄媚的视角，是为了，仅仅为了，让日本人能接受吧！

真正能做到公正的，确实是只有第三方的眼睛，《拉贝日记》拉贝是一个固执到有些愚忠的纳粹党员他会认为“作为德国的同盟军，日本扩大实力也是正常的”他会相信“日本是我们的朋友，不会过分的杀戮”他会期待“日本军官会约束现在的屠杀行为”他会维护“伟大的希特勒”他在等待“领袖的支援”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有些天真可爱的老头在看到南京陷入危难时他会不顾一切得打开厂门让难民进来避难他会放弃离开中国的机会留下管理安全区他会在日军要求交出士兵的枪炮威胁下交出自己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没有经过完美的包装贴上“好人”标签的正常人他为中国人所做的一切并不是因为他热爱这片土地而是出于自身的人道主义思想他坚信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所以当他面对几百个士兵，却只能带走20人时，他哭了和《南京！

南京！

》刻意营造的黑白压抑色调、和屠城的血腥不同《拉贝日记》的基本色调是暗黄影片并没有展现多少残忍的景象从头到尾都给人温暖的力量让人看到在历史上如同地狱般的南京在1937年的12月其实有一个地方是温暖的、让人感动的在遮挡难民的纳粹旗下、在拉贝和太太朵拉分别的码头、在拉贝艰难选择的日军砍头比赛场地、在拉贝不得不离开中国时送行的人群、……我的眼泪一直在流这些都是《南京！

南京》那过分冷静去展示日军残暴无道的冷镜头所不能够带给你的动容今天的南京缺乏记忆吗？

今天的中国人对历史模糊吗？

今天的中国还需要仇恨悲愤或和平宽容吗？

我们只想知道更多不被世人了解的真相在那个死神曾降临的城市，原来还有着这一点光这是《拉贝日记》能带给我们的让我们不再因惨痛的经历而痛哭我们流的是感动的眼泪这才是中国人真正应该知道的南京！！

ps：不知道《南京！

南京！

》出于什么目的在它的故事里拉贝是多么懦弱无能的一个人仅有的几个镜头里只看到他的妥协和无奈和《拉贝日记》里坚强感言的拉贝完全不同！

历史之痛 桑克 　　对南京大屠杀的电影解读，我看了一些了，《屠城血证》、《黑太阳：南京大屠杀》、《南京1937》、《南京》，还有正在公映的这两部。

我的感情之沉痛是难以言表的，甚至不想写什么，因为逃避痛苦可能也是一个人救治心灵的办法吧。

25万活下来的人，25万被拉贝和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救下来的人，他们如今应该有多少子孙？

我不是他们的后裔，但是我自己把自己当作他们的后裔。

25万这个数字不是杜撰的，它不仅见于国际安全区的文件，也见于当时日本官方的文件。

　　感谢拉贝，感谢威尔逊，感谢魏特琳，感谢罗森，感谢……这是必须说的。

谁都可以批评拉贝，但是我不可以。

如果我是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电影导演，我就更不可以。

　　拉贝的纳粹身份是让我厌恶的，做了再多的善事，这个身份仍然让人厌恶。

我为了感激会暂时遗忘这个厌恶，但是我忘不了被有组织屠杀的犹太人的尸骨，忘不了奥斯维辛冰冷的烟囱。

拉贝如果在德国，可能也会去救那些犹太人的，这点我坚信不疑。

　　比较《南京！

南京！

》和《拉贝日记》是有意义的。

前者有一些可圈可点的地方，对人性探索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合理程度远远不及《鬼子来了》。

在对人性与残暴的关系的叙述方面，迄今还没有哪个片子超过《鬼子来了》。

陆川是和姜文学过的，但是他连皮毛也没得到，这不怪他。

我已经觉得他是非常聪明的人了，许多地方的精心处理就是证明。

然后我就觉得他太年轻了，他还驾驭不了这个题材。

这个年龄的解释，就是我原谅陆川的原因。

我忘不了我以才能的理由原谅过陈凯歌的事情。

　　直到听说《拉贝日记》的德国导演傅瑞安•加伦伯特也是一个年轻人，我的脸面就有点挂不住了。

他取消了我为陆川辩护的理由。

我相信对史料的掌握，陆川肯定超过了加伦伯特，但是从处理来看，加伦伯特完整而清晰。

他在一个有限的人物传记片中，完成了对南京大屠杀的叙事。

我看过的史料应该不比陆川少，但是我还是头一次在电影中看到这么清晰的合理的过程。

都说德国人认真、严谨、理性，这回算是领教了。

　　我突然明白可能还不是史料的掌握问题，而是对史料的处理方式的问题，还有就是拍片的目的。

是惹起观众的心理反应还是引起观众的理性思考？

中国人是热情的，直观的，当然更喜欢《妈妈再爱我一次》，而理性对待历史之痛，并不是大多数人的选择，尽管《拉贝日记》之中的感性成分并不少。

　　张静初某一部分的戏有点多余，这个就不讨论了。

我还是愿意说说历史。

我头一次知道是谁下的有组织屠杀的命令。

朝香宫鸠彦，裕仁天皇的叔叔，日本陆军中将，日本皇室成员，就是这个人下了屠杀战俘的命令。

我要告诉我的亲朋好友记住这个人的名字。

我头一次知道国际安全区接纳和掩护战俘的前因后果。

开始国际安全区将战俘移交给日军，但是因为日军的屠杀，国际安全区才不得不将剩下的战俘掩护起来。

我头一次知道国际安全区是学的上海国际安全区的经验，头一次知道各国外交官与国际媒体重返南京之后，日本军人就开始掩盖屠杀的真相，开始“亲善”中国市民…… 　　非常遗憾，这些历史信息是《拉贝日记》给的。

《南京！

南京！

》只是让我知道了日本军人之中未泯的良心。

南京大学档案馆、校史博物馆、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馆长汤道銮教授说过类似的话，1937年在南京因为内疚或者对战争绝望而自杀的日本军人是一个都没有的。

这种虚构其实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吧，它不但没让我解脱，反而让我的历史之痛更深了。

　　小时候，我听过狼来了的故事。

一个孩子无聊的时候高喊狼来了，村民们跑来援救他，来了之后，发现狼没来，就生气地走了。

这个孩子觉得非常有趣，就多次重复这个游戏，村民们开始仍旧来援救他，但是久而久之，就觉得这个游戏太无聊了。

狼真的来了，孩子着急地喊狼来了，但是村民们谁也没来。

　　大人告诉孩子这个故事的用意是，一个撒谎成性的孩子，即使说了真话，也是没人相信的。

换句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撒谎成性的人是没什么公信力的。

现在我已经成了大人，仍然相信这个故事的劝谕意义，同时我也明白，村民们警惕性逐渐丧失的过程也是必须反思的。

狼是一个存在，来与不来都是可能的，那个孩子也许只是一个预警者，或者天气预报员，预报的准确率比较低，但是预报这一行为本身是没什么错的。

但是我不想说谁谁就一定是这个预报员。

2009.5.6.

门萨党徒Florian Gallenberger最近因为这部片子受到了不少媒体的指责，《南德日报》《法兰克福评论》及专业电影期刊《电影院》不约而同地批评本片为求获奖及迎合观众口味而对拉贝原著进行了过多的改编，其中一些言论甚至显得相当尖刻：“一些（请注意两处引号内的措辞）”人物形象出于艺术创造的目的被“再次拔高”过了。

言下之意有两点，其一是片中或真实或杜撰的人物不合史实，F.G.不带“严肃态度”地将本应有更多纪实要素的敏感题材拍成了商业片；其二则在对拉贝本人事迹本身的评价标尺上。

自96年底日记被公布以来，其形象和事迹在德国就备受争议：美国时报当时称拉贝为“好纳粹”，一个“中国辛德勒”的称号，略带强制地给这位已过世半个多世纪的汉堡商人定了性（一些观点亦认为辛德勒仅仅是“小拉贝”，他的形象才真是被电影给拔得过高：辛德勒那1200人规模的犹太人收容工厂，实际是为着战后他本人的“去纳粹化”铺好后路，与拉贝等人义务拯救20万南京平民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行动相比，根本是云泥之别——孰是孰非，与本文无关，此处按下不表）。

但德国民众私下里大概认为将一个救助者形象同纳粹简单联系起来是不合适的，尤其是作为一种带有“某种意味”的宣传手段，就更加不是滋味。

《拉贝日记》的原著琐碎、零乱又朴实，我早些年前曾读过，现在的印象也是零零散散：其实这位西门子工程师和纳粹党之间的联系实在是不紧密，他在南京待的时间过长，（似乎，这里我的印象不是很确定，待考）是在中国加入的纳粹党，于祖国所发生的事情都是在南京事件之后归国才有所了解（这就像是君特格拉斯承认他的党卫军身份，说是当时的一种“自觉”一样：当然也有些人说这位老人是为了那本《剥洋葱》的销量借题炒作）——他的事迹到底是否应该过多地和纳粹概念本身栓在一起，这里暂且不论。

不过有一点我印象颇深，就是日记中拉贝多次利用了他作为纳粹党员的身份，将进入他宅邸滋扰他所庇护的中国平民的日军喝退。

一面纳粹党旗，举起的时候可以作为冲锋杀戮的信号，放下时倒成了醒目的黑色红十字标。

我猜当时拉贝所救助的那些南京市民中，大概也有些会将卐错认成卍，将这位说着大家听不懂的方言的外国大叔当成乱世里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吧。

南京1937年末1938年初发散出来的各色人性，打零拆散来审视，比单单盯着30万这个数字看应该要理性得多：陆川和F.G.都清楚这一点，这算是作为电影人的自觉。

不过两人的手段不同，在各自国家收获的评价也不同。

陆川更倾向于描述事件，角色是他的画笔而已。

在已有的不少评论中可以发现，上万人“不争唯等死”的那个镜头刺痛了很多同胞的内心，观毕不觉要去批评或感慨这种将人性打得过散的消极运镜心态。

这样处理究竟好是不好，各人眼里当然不会有定论，不过我猜，收集资料时的陆导多半看过一张名为“南京入城式当日、菓子・煙草の配給を受け、喜んで日本軍の万歳を叫ぶ南京の避難民（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Cheers_for_Japanese_forces.jpg，转自维基，看不到请翻墙）”的历史照片（这对于一位拍摄过以保护藏羚羊为主题的纪实类影片的导演而言，是个还算合理的推测）：一点小恩惠就能够让中国平民拥着鬼子军官高喊万岁，这让人不觉忆起鲁迅在仙台看国民围观同胞被砍头影片时的沉痛心情——还原时景心态的要素，《南京！

南京！

》应该是做到了的。

F.G.则更倾向于表现人物，他的重心是切题，是“艺术化还原（顺着德国媒体的思路走）”一个真实的拉贝。

虽然这个片子获了奖，但这点却还是有点难做到，因为五十年来敏感惯了的德国人很难弄明白——其实这部片子，纳粹也可忽略，南京也可忽略，这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德国商人在做着他认为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而已：而这正是所谓人道主义精神在实例方面写下的最恰如其分的注脚。

拉贝的妻子多拉倒不认为丈夫在南京的行为有多值得夸耀，尤其在拉贝先生被作为某些别有用心的象征之后，她借媒体之口说了这么一段耐人寻味的话语：“托尔斯泰有一段日记大概是这样写的：孩子们有时把面包、砂糖和钱送给别人，以为这是在行善，因而自鸣得意。

孩子们不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可是大人们应当知道拿别人的东西送人，这并不是在”行善“。

”，这段话的韵味有好几层，因而我认为引得高明，但在这篇文里详细剖析这段却似乎不合主题（这或许是借口，毕竟由此发散过多也不太好。

p.s.这段话貌似索尔仁尼琴在自传里也引过，但立意不同）——认为“孩子们”指“拉贝”、“政府”或者“媒体”，都可引出一番不短的议论及考证，关于拉贝问题在德国的不见定论，由这个例子自可窥其一斑。

有趣的是，年轻的才子导演F.G.在中国待了两年，媒体便有些对他认生，刻意将他曾经获奖的《Schatten der Zeit》和《Ich will sein》搬出来为他本人进行注解，并且故意强调和《John Rabe》之间的“大不相同”。

似乎F.G.在红色中国待了两年，拉贝没有拍好，反而自己倒变成了第二个“拉贝”似的。

罢了，如前所述，F.G.是门萨党徒，拉贝则是“好纳粹“；卐是第三帝国党徽，卍万字轮又被玄奘念成”德“……纳粹与佛陀，恶与善，德国与中国，鬼子与南京，这一切的反说正说、慷慨陈词、正义凛然、历史原貌、艺术改造之类，当下都不过是流于2d画面、扬声器声音及手敲文字的争论。

哪一天鬼子再来，围城之际给读这些文字的读者们一把枪，你敢挺身向前么？

那时候你在想些什么呢？

请别拿这问题来反问我，我没经历过那场面，拿浪漫的假设来堆砌道德高度，某文可办不到^^

二战中，日本人之于中国人，就好像纳粹党之于犹太人。

二战最惨烈的时候，上海是世界上唯一对犹太人开放的口岸，无数在波兰、德国受到迫害的犹太人被中国人接纳下来，他们可以继续自己的生命和生活，一直到以色列的成立，犹太人怀着对中国人的感恩离开了上海回到他们魂牵梦绕的故土。

日本入侵朝鲜的时候，高丽的子民拖家带口越过长白山，越过鸭绿江，来到中国的土地上，靠着豪迈东北人的接济，躲过了日寇的追杀，他们扎根在中国的黑土地上，直到他们的祖国足够的有力量保护他们，却仍不肯回家去。

多年后，日本右翼彻底否认战争中残杀的历史，杜撰了许许多多的掩饰侵华惨案的故事，华丽丽的参拜供奉着战犯的靖国神社，我们却只有愤慨，抗议。

我想日本是曾经辉煌过的，毕竟他攻破过中国的首都，而我们的军队却从来没踏上日本的国土。

日本学习过大唐，臣服过大明。

但却选择了在老师的家中烧杀抢掠。

日本学习英美，君主立宪迅速资本化，力争脱亚入欧。

但却选择了与世界为敌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即使在相同的历史背景下，相同的意识形态中，相同的政党领导下，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意志，就好像纳粹党的拉贝选择留在中国保护南京的难民，而作为当时中国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却丢下南京“撤退”到武汉。

现在的中国早已不是人云亦云的年代，或许我们该正视历史，回顾过去不仅仅是像陆川那样把血淋淋的伤疤揭露给人看，那不该是炫耀，不该是乞怜。

应该是深刻的，震撼心灵的反省。

脸谱化的电影让我们几十年处于一种僵化的思维模式中，好人、坏人一目了然，这让我们的大脑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难道日本人就真的全部都是喊着“八嘎”留着人丹胡子的罗圈腿小矮子吗？

难道德国人就全都是穿着笔挺时髦军装，却用毒气室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吗？

那些高举万字旗而活下来的中国人，犹太人会以他们为敌吗？

国破家亡的时候靠着纳粹的德国人，靠着美国人传教士，幸运的他们有了一丝生存的希望，他们称他为活菩萨，感恩戴德，这是拉贝应该获得的勋章。

说拉贝拯救了南京25万的难民，或许有一定的数据，但在安全区也并非的太平无事的。

史料记载东京审判中一位美国驻华记者作证说：“ 12月13日，日军潮水一般涌入城内，恐怖随之开始，而且恐怖的严重性一天比一天增加起来。

国际红十字会主席雷伯(编者注：雷伯实为南京国际安全区主席)和秘书史密斯，曾访间日军司令部中将谷寿夫，请求阻止难于再容忍的骚乱行动，但他们的访问与恳求是徒劳的。

晚上日军把附近一个收容所中的难民1300人全部拖走，用绳子缚着，押向刑场。

我们目睹当时的情景实在痛楚极了。

”公诉人中国政府的起诉状中其中一句更是让人泪垂：南京妇女无不人人自危，纷纷避难于外侨所组织的国际委员会所划定的安全区。

但日军不顾国际正义，竟亦逞其兽欲，每乘黑夜，越墙而入。

不择老幼，摸索强奸。

曾亲身经历南京大屠杀的明妮·魏特琳在日记中记载，日本人到她所在的学院抢女子，不然就要以搜查伤兵为由进入安全区，结果“有些妓女主动站起来跟他们走了”。

活下来的国人也在万字旗的保护下积极的展开自救。

或许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Heil Hitler或者Heil Shitler没有太大的差别，只不过是乱世中活命的护身符，人都有苟全性命的本能，我们又怎么能因为他——拉贝是纳粹而绝食周粟？

堂堂中华儿女要靠独裁者的旗帜来保护，而本该保护我们的政府和军队呢？

老蒋当年决意死守南京，但却并未亲守，他知道南京必定沦陷。

接战第七日就着手军队进行撤退。

留兵抵抗不过是为了拖延时间，等待苏联出兵和国际声援。

日军于1937年12月13日攻陷南京之后，在南京城区及郊区对平民和战俘进行的长达6个星期的大规模屠杀、抢掠、强奸等战争罪行。

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国际法庭认定至少20万以上，中国学者考证为30万以上。

分析南京保卫战的资料可以发现，国民党军队真正在战斗中阵亡的不多，约为五万。

多数死于混乱的撤退中自己人的误杀以及日军的大屠杀中。

这就是真正的历史，残酷的历史。

30万平民被杀害，无数妇女被奸淫，5万缴械军人被屠杀，只有几个传教士般的外国人在南京奔走，保护沦陷区中国人的生命。

拉贝对他为之奉献大半生的南京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告别妻子留在南京，不是一时的头脑发热，从一开始对日本人心存幻想到最后坚决的站在朝香宫鸠彦的面前，一次又一次的为安全区的中国人争取权利。

屠杀的最后一日，日军统帅下令杀入国际安全区，数百中国百姓站在安全区的出入口组成人墙，与日本人抗拒。

日本人没有进攻，请求增援，并调集来两台坦克。

中国人没有挪动脚步。

朝香宫鸠彦下令作战状态，日本兵枪栓都拉上膛，中国人虽然人群中稍稍骚动，但依然伫立。

朝香宫鸠彦下令射击，中国人哭号着脚软了，人墙立即出现缺口……是的，人都会怕死。

谁都害怕。

怕死就不要站在那里！

早早的逃到乡下去！

永远躲在阴暗角落里面向隅而泣吧！

回顾历史，我们该反思的是什么？

谴责法西斯主义？

或者要求日本低头道歉？

或让日本天皇来磕头谢罪？

局限于狭隘民族性的刻薄，继续传承阿Q精神？

抵制日货？

拉贝的国际人道主义的典范。

他可以突破不同的种族、文化、党派、信仰，为和平做出了如此大牺牲和贡献。

我们呢？

可不可以真真正正的做一个大国子民来正视那场惨案？

该反思，该忏悔的恐怕不仅仅是日本人。

为了万字旗下苟活的生命，为了和平，为了以后可能会发生的，也可能不会发生的，望我国人收起那打鸡血般的义愤填膺，少些口战，多些实干，国富民强的时候人家自然不会那么容易就攻破首都的。

这个标题有点诛心的说法，前提是，伟大被逼出来之前必须有一颗“真善美”的心灵，方能蕴育出伟大来。

之所以这样说，是看了《拉贝日记》后有如此的感慨，对比《南京，南京》而言，我想说的是，拉贝很伟大，南京更史诗。

拉贝一开始并没有把自己设想为一个伟大的人物，有着一颗伟岸的心灵。

之所以在南京设立一个难民安全集中区，更多是被历史，被环境所逼迫出来的。

在1937年12月的南京，拉贝曾经要离开了。

甚为纳粹份子的拉贝将带着“希特勒万岁”的敬礼回到德国，留下来的西门子发电厂经理一职将移交给后来继任的人。

然而，半夜漆黑的上空飞来的日军轰炸机粉碎了他回国的愿望，在纳粹旗帜下他保护了工厂里的工人，可面对被日军团团包围的已经成为一座孤城的南京，拉贝还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顺利的脱身而去。

我相信拉贝是一个善良的人，不然他何以对日军和当时国民政府存在如此天真的幻想？

作为一个国家的首都，拉贝认为一个政府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首都的。

他更加不愿意相信日军会真的进攻南京，所以他无法相信后来的屠杀，哪怕那些鲜血就在他的眼前如璀璨的桃花一般朵朵盛开的触目惊心。

他的善良蒙蔽了他的善意的揣摩，以至于看到日军违背了国际公约而血腥屠城的时候，他依然幻想通过电报告知他那个国家伟大的元首，让元首来制止这些残暴的血腥。

可惜，他忘记了一件事情，或者说，他在恐惧、焦虑和愤怒中忘记了一件事情，德国已经是日本的盟国，不然何以日军没有轰炸德国纳粹旗帜下的工厂？

不然何以日军没有入侵挂着德国纳粹旗帜的保护区？

幻想终归还是幻想，但幻想破灭之后的清醒入侵大脑的时候，极度愤怒痛苦的背后必然就是幡然大悟的行为。

拉贝愿意被迫的留下来，尽自己最大可能帮助自己曾经在这里生活了二十三年的这个国家首都罹难的人们，可他还是要想办法送走自己的夫人朵拉。

可以，遗憾的是，当海平面上那座鸣笛起航的轮船被日军的轰炸机团团包围，炮声隆隆中浓烟滚滚时，他刹那的心碎，与他相濡以沫的朵拉还在船上，他认为把朵拉送出这个地狱之后就可以平安了，可炮弹击碎了他的幻想。

远景的海平面里，一艘冒着浓烟滚滚的轮船在日军飞翔的轰炸机下摇摇欲坠，站在堤口的拉贝目瞪口呆之余的锥心之痛，他孤独的身影被抛弃在大海黑烟的背后，一切显得如此的残酷和无助。

从这一刻起，电影给人诠释了一种无以言状的痛苦感，长镜头完美的体现了战争的残酷和人的卑微，开始拉开了宏伟的拉贝日记里记录的那些真实的场面。

其实，我是不愿意去讨论，诸如拉贝以一个德国纳粹份子的身份不远千里来到异国他乡，在战争笼罩下整日的和死亡擦身而过，在失去“携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朵拉痛楚的背后，仍旧不遗余力的拯救那些难民。

这是怎样的一种国际主义精神？

可拉贝意识到了吗？

他应该没有，他只是竭尽所能来保护难民区的一切，虽然有时候看起来如此的无助。

譬如他那个会说德语的司机就因为没有呆在汽车内而被拖去砍了头，而在夹缝里看到整个过程的拉贝在惊恐愤怒之余，已经没有多少的恐惧了。

但他提出要以二十名被俘的战俘换他死去的司机而面临选择时，我想那时的拉贝心里无助到了极点，他或许都想救下来，可他完全是办不到的。

因为那些被砍下来的人头就在后面，一个个死不瞑目的看着他，地上涂满了鲜血，死亡的气息笼罩在每一个人头上。

电影里处处透露了让我们深思的值得探讨的话题，救还是不救？

当医生决定救自己同事的军人儿子时，冲进来的日军以此为借口不仅枪杀了这名士兵，而是连拯救的医生和护士都毫无幸免。

为救一个人而失去了五条人命，值得吗？

还是不值得？

救还是不救？

但日军知道安全区内被偷偷的匿藏了几百名中国士兵之后，更大的难题摆在我们面前，是交出这几百名士兵还是等着日军用子弹和枪炮将这个安全区夷为平地？

这不仅挑战我们的思维，也挑战了我们的道德准绳和哲学思考范畴。

幸运的是，电影很戏剧化的解决这个问题，最终得到了一个都救了的虚伪的结果。

可是，设身处地的思考一下，在战争年代的恐怖屠杀氛围中，我们真的会遇到如此幸运的戏剧化的效果？

不管我们选择何种办法，造成了何种结果，我们事后唯一可以合理的解释的理由就是，这都是被逼出来了。

虽然说中国的历史还是需要我们自己来讲述，因为我们热爱这片土地的情感远远超于那些来自异国他乡的伟大人士。

但不管如何，拉贝足以用伟大来评价。

他和他的团队和战友评价自己特殊的身份和能力和侵华的日军进行了竞赛，他们拯救的人数几乎对等了日军屠杀南京时罹难的人数，如果这都不伟大？

那什么叫做伟大？

可惜伟大的拉贝回到了德国之后，几乎所有人都忘记这段曾经伟大的历史过程，或者说刻意的遗忘了。

因于对德国纳粹份子的仇恨让人们蒙蔽了自己的善良和敬意，刻意的遮拦了这段历史的记录，让老年的拉贝在穷困潦倒当中回忆自己的过去。

如果不是全球二战反思带来的结果，谁又能保证那些忠实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拉贝日记得以重见天日呢？

这段日记的伟大，不仅仅在于证明了拉贝的伟大，见证了二十多万中国人被拉贝庇护下的幸免于难。

对于中国人来说，它成为了日后佐证日军在1937年的12月31日曾对当时中国首都南京所犯下的磐竹难书的滔天罪恶的强有力的证据，成为二战最为直接和忠于史实的记录。

电影《拉贝日记》是否完全遵循了拉贝日记所拍摄，我不知，因为我没看过拉贝写的日记。

仅从电影的层面来说，讲述了一段可信的历史。

只是，电影还存在了一些莫名的硬伤。

譬如张静初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我不知道起到什么作用？

何况在她后来差点被日军强暴的那段戏显然太假了一点，试问：一个五岁左右的小孩子在那种极端恐怖的环境下会拿起手枪精准的命中两位日军？

难道手枪在开枪之前是不需要打开保险盖的？

难道一个小孩子因为在那种极端恐怖的环境下对枪械的构造心领神会？

难道日军的军服本来就是为张静初定身打造，穿起来如此的合身？

女性角色的设计上面，《拉贝日记》远远不如《南京，南京》，在《南京，南京》里，每出现的一个女性都是如此的鲜活，如此的让人印象深刻，如此的让人锥心的灼痛。

可拉贝里面，却让人心存怀疑，虽然这个怀疑和这个角色的本身设计一样，看起来如此的不靠谱。

拉贝很伟大，《拉贝日记》很真实，电影则讲述了一个让绝大数人都能接受的故事和史实。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更加愿意垂青于《南京，南京》，那更史诗。

我想，如果《拉贝日记》是一部纪录片，会不会更好？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电影《拉贝日记》当作一部纪录片来看，来反思的。

25号，南京！

南京！

29号，拉贝日记。

短短的5天内，我的神经接受了两次强烈的冲击。

很意外的是，这两次观影竟然都是免费的，前者是友人请的，后者则是《新京报.星期五》举办的活动。

我有点愧疚，觉得多少应该为这两部有意义的电影贡献点什么。

银子已经有人掏了，那我也就只能献上拙作一篇。

南京大屠杀作为我们民族记忆篇章中不可磨灭的一页，已经被多次搬上银幕，那些血腥、残忍的影像强势地占据着我们沉重的记忆，永远不可能忘却。

可是对于这场浩劫，我最直观的印象就是30万这个数字，因为那么多年来我们和日本人争的不就是这场屠杀的性质和这个数字的大小吗！

看之前我一直期待能看到震撼的、写实的屠杀场面，幻想通过这些画面触动我日益麻木的神经，幻想由此唤起我对小日本更入骨的仇恨。

然而等到真正放映到那些刺激感官的画面时，我还是忍不住战栗，恍如惊弓之鸟，真的是很矛盾的心态。

南京！

南京！

中的成片机枪扫射，拉贝中的“喝热汤”和百人斩都让我紧闭双眼，即使这样也无法控制夺眶的泪水。

观影多年，战争、暴力、恐怖题材也看了很多，从来不会有过于不适的反应，只是一到抗战题材，我就无法自拔，因为那里面杀的都是中国人！

我的民族性决定了在这段历史上无法保持绝对的客观。

对这段历史的细节我并不是特别的熟悉，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我们的历史教育只教会了我一辈子记住了30万这个数字，记住了中日民族间的血海深仇。

至于其他的真相，是靠自己一点一点了解的。

我深信两部电影的主创都做了大量的资料检索，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真相。

当然，角度不同，表述手法的差异，都可能与我们的价值判断发生冲突。

仔细想想，其实不管是南京还是拉贝，它们都是商业片。

南京！

南京！

中的角川是个半虚构人物，他的作用就是替陆川说出他想说的话，拉贝日记中琅书和罗森博士之间暧昧的情愫，这些都是商业片的元素，我们不能因为它们的不真实而诟病整部电影。

南京！

南京！

的出现唤起了国人重新对这段历史展开热议，拉贝的上映更有可能引起全世界对真相的探索和思考，就凭这些社会效应，我就要向各位主创致敬。

南京！

南京！

的结尾打出了小豆子还活着的字幕，全场一阵欣慰的拍掌，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那场灾难的其他受害者呢？

那些慰安妇们，那些奴隶劳工们，那些毒气战受害者们，等等。

70多年过去了，他们一直在为自己讨回公道，为了自己的尊严，为了看到施暴者受到正义的惩罚。

然而迎接他们的是日本右翼势力的百般阻挠，身后则是广大漠然无视的同胞！

在拉贝日记的最后也打出了字幕，拉贝在南京捐出了自己的大部分财产，帮助了20万的中国人，战后他想退出纳粹党籍，遭到同盟国的拒绝，在贫困中于1950年病逝，被称为“中国辛德勒”的他与辛德勒本人竟然也是相同的结局。

我注意到放这段字幕的时候，底下并无多少唏嘘，我们果真是与同盟国一样，有选择性地施舍同情和宽恕。

人类和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讽刺的是，我们都习惯性选择了更容易学会的偏执的仇恨。

面对大是大非我们都是一元的价值判断，要么全盘否定，要么过于理性地思考，人们总是忽略了真正需要去关注的人和事。

一时的愤怒或思考只能给自己带来心理上的满足和释然，却无法解决实际问题，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得到我们的援手。

5.12汶川大地震一周年即将到来，各位回想一下，你对此历史事件关注过多久？

给那些灾区的同胞提供过多少帮助？

是不是琐碎的生活让你逐渐淡忘了当时的眼泪？

是不是麻木的神经重新占据了你的心灵？

让我们停止无谓的争吵，停止一味的仇恨，放眼当下，认真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关注、帮助身边真正遇到困难的人们，而不是轻轻松松动动上下嘴唇。

只有大家都团结起来，国家才能更加强大，才能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

一时的热血或许还值得敬佩，长期的淡忘和漠视则是彻头彻尾的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