脐带

国内少数民族电影或者说关注少数民族的电影真的很少，看完《脐带》会感叹看的太晚了，看之前会自然联想到万玛才旦的《气球》，事实也证明两者的确存在一些相似之处，都有对生与死的探讨，深层次里《气球》是对文化的反思，而《脐带》则多了一种对身份认同的追问。

影片中的阿鲁斯不仅代表了对故乡文化再寻找的民族，也揭示着身处异乡与现代中的人如何与传统和解、如何安放情感去处。

电影开始就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场景，DJ阿鲁斯在台上进行着表演，台下观众跟着欢呼，最后阿鲁斯在电子乐的背景下拉起了马头琴，气氛到高潮，而与此同时手机上是母亲的7个未接来电。

非常简短的交代，一边是现代与传统的交织，一边又提醒着指引着阿鲁斯回到家乡。

连接又剪断的脐带脐带这个意象在影片中是被具象化了。

阿鲁斯与母亲再次回到草原中的家后，为了防止母亲走失，他用一根绳子连接了母亲与自己，从此时开始直到影片结束，这根“脐带”几乎一直存在着。

母亲以母体的脐带哺育了孩子，现在却是由孩子主动再次建立了脐带。

在影片中母与子的比喻也有很多，特别是用草原上的羊来比喻。

如两人离开家以后，有一只母羊和小羊从塑料棚那钻进了屋子里，另外一次是在搭建一半的蒙古包里醒来，一只小羊钻进了母亲的怀抱，二人想方设法为小羊寻来了母乳。

借由脐带，阿鲁斯被母亲指引着回归故乡，回归文化的生源地。

在旅途中，阿鲁斯不断理解母亲，甚至在扮演着一部分“母亲”的角色。

看到最后很容易理解，母亲代表的是不想留在城市（哥嫂家）对传统和过去保有留恋的一种民族状态，而阿鲁斯代表的是游牧民族走进现代但不知如何定位自己的迷茫状态。

母亲两次看到不存在于现实世界的家人隐含的就是对故乡的眷恋。

而对于阿鲁斯的挣扎，作为留守者的塔娜给出了建议，你可以在草原做音乐，草原上有各种各样的声音。

于是阿鲁斯开始找到了一条重返家乡并与自我和解的路。

而在旅途最后，在一场盛大的篝火晚会上，大家载歌载舞，镜头给到母亲的时候，她已经安详的睡去，或许母亲从此时就已经与世长辞。

晚会最后，二人望着来接母亲的家人，阿鲁斯忍着泪亲手割断了一直绑在他们之间的绳子，他选择接受母亲的离去，也选择接受现实的自我，这是一场离别也是重聚，在生与死中以绳子连接的脐带断了，但内心与情感的脐带真正建立起来了。

家庭的解构与重构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单元，在本部片子里其实也是隐喻民族关系的载体。

阿鲁斯回到家发现母亲被哥嫂关在了房间里，原来母亲患有阿兹海默症，原因则是母亲经常说为了回家而偷跑出去。

这时跟随阿鲁斯的眼睛从镜头画面里可以看到母亲房间的墙上画满了涂鸦，全是草原上的事物。

最突出的是那棵半黑半绿的树，这是母亲口中家的方向，同样也是全片的主题，去寻找那棵半生半死的树。

阿鲁斯目睹但却不理解哥嫂的做法，而将母亲带回草原的房子里，但母亲回到草原也不认为这里是自己的家，还是执意要去寻找她口中的家。

在回到草原后因为无法用电只好求助于电工，而来的却是电工家的姑娘塔娜，塔娜在影片中是一个关键人物，是她唤醒了阿鲁斯寻找“家”的意识，也在之后与阿鲁斯和母亲重构出了一个“家庭”。

一次塔娜来到阿鲁斯家，却发现母亲急的想要上厕所却因为解不开绳子而困在原地，但阿鲁斯因为在听音乐没有发现这一情况。

在塔娜的帮助下解决之后，阿鲁斯辩解是为了保护母亲，塔娜对此大家指责。

这成为阿鲁斯对待母亲的转折点，也是作为隐喻的身份意识的唤醒，之后在因缘际会下终于带着母亲上路，去寻找家乡去寻找她口中半生半死的树。

电影后半段像是变成了公路电影，在路上阿鲁斯再次体验也带我们体验了蒙古族的生活方式和民族信仰。

而在旅途中塔娜赶来，白天母亲将阿鲁斯错认为她的父亲，夜晚母亲醒来又将塔娜当成了母亲，夜晚的蒙古包里迎来一场家庭的重构，也是母子身份的对调，就是在这种母子到父女的对调中，阿鲁斯更加理解了母亲，进而也进一步认清自己。

另外影片也有一些意象很有意思，比如被撞破的墙，墙被撞破以后，母子两人坐在餐桌前吃饭，阿鲁斯要将桌子挪离风口，母亲仍执意把桌子摆在破洞口。

两人坐下后，破了洞的墙成了一幅画框框住了两个人，也像一扇门为阿鲁斯打开。

在这里母亲说，我要回家。

阿鲁斯疑问，你想回的家到底在哪？

母亲说，树那就是我家。

导演有次说，草原给了他一个启示，门已经打开了，那要不要走。

由此他们踏上旅途。

影片的情绪是很自然又递进的，一开始面对着不安与执拗，可能会认为这是患有阿兹海默症的母亲在胡闹，再后来二人生活在草原中的家是现实家庭的建构与回归，最后到踏上旅途向远方出发，是对文化与身份认同的寻找。

同样全片曹郁的摄影十分治愈，慢慢的移动慢慢的呼吸，河流的蜿蜒、草原的广阔、黄昏的静谧，带出了草原人们之间的温情。

这些年总是习惯在少数民族电影中去寻找一种“从前慢”的感觉，在《雪豹》中人们可以用很长的时间去等待，在《脐带》中也是，可以用很长时间去寻找一个目的地，我们不用抢时间抓效率的去完成什么，只需要关注情感与生活本身就好。

最后稍感遗憾的就是民族电子乐真的还没听够呀。

《脐带》讲述了音乐人阿鲁斯决心带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母亲返回草原，去寻找记忆中的家。

一根连接两人的绳子，如同脐带，给旅途带来一连串意外，但阿鲁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理解了母亲对于“回家”的执着，在草原上，他们也各自找到了内心的安宁。

这是青年导演乔思雪执导的第一部长片，先后入围第35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亚洲未来”单元和第4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剧情长片单元-金椰奖”，并获得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最佳技术奖”。

2017年，乔思雪从法国巴黎3IS电影学院毕业前夕，偶遇一位中年妇人在街头独自徘徊，让她一下子想起了母亲。

过后与母亲通话，才得知母亲前段时间更年期抑郁，甚至有过轻生的想法。

同样是一通电话，将生活在北京的蒙古族音乐人阿鲁斯召回了母亲身边。

母亲娜仁佐格患有阿兹海默症，她不断提出要回家。

电影中，阿鲁斯一时心中不忍，决心带母亲回到她想去的草原，寻找母亲心中的“家”。

可是“家”是哪里？

对于乔思雪而言，已经旅居多年，草原还是她的家吗？

《脐带》是乔思雪的处女作，在制作团队上却汇聚了国内顶尖的制作团队，并且的电影的口碑在上映后屡次上升，对于一个年轻导演来说，如何把控一个项目，她又如何接力制作团队的力量，为自己的故事“升级”。

拍完电影之后，她又如何总结自己的制作经验？

非常推荐大家，导演乔思雪带来的回答。

原文首发影视工业网。

导演乔思雪木西：《脐带》的故事创作缘起是怎样的？

乔思雪：在《脐带》之前我有写过两部长篇剧本，但《脐带》是我自己非常想去拍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和我的生活有太多纠缠。

去写这个故事，还是因为害怕离别和死亡。

小时候我对母亲在心理上特别依恋，但到青春期后，这种依恋变成了情感上的挣脱。

所以我们的关系在开始慢慢变淡。

后面我又出国读书，进入了新的文化环境，一直想要睁开眼睛去吸收新的东西，所以就越来越少去关心她的生活。

直到有一天，我在街头碰到了一个患有阿兹海默症的阿姨，她在街上来回徘徊，寻找自己的家。

那一刻特别触动我，让我想到了我的母亲。

这个契机，也让我重新回到了子女视角，去观察我的父母。

后来电话联系，我发现母亲的近况不是很好，因为更年期的关系患上了抑郁症，有过一些特别危险的想法。

虽然我们电话时，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她很轻描淡写的把事情讲出来，但其实对我影响特别大。

当时又面临回国，还是在继续留在法国做电影的选择点，于是就写了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也是对我和母亲关系上的探索。

父母生病后，其实我们已经开始变换角色，来帮她们处理一些生活上的问题。

而《脐带》这个故事其实就像脐带一样，把我们两个人系在了一起。

这是一个角色互换，你变成父母，父母变成了孩子，那我们会不会在她老了之后，像她小时候对我们一样给予他们关爱和陪伴，甚至有一天要学会放手？

木西：从概念到故事，这个过程复杂吗？

乔思雪：因为这个故事和我太近，所以完成第一稿花费了不到一个月。

电影最初的名字叫《漫游在蓝色草原》，由很多情感碎片累积在一块，其实相对更加闲散，更像散文诗。

慢慢形成比较明确关于母和子之的这条线，是找到投资方坏兔子影业后。

在我制片人和两位监制的帮助下，它才慢慢出现相对比较紧凑的状态。

过去，我想装进这部电影的东西太多，关于民族文化、故乡、人和自然。

但最有力量的东西还是回归到我和父母的关系，其他的表达可以通过“脐带”这条线慢慢带出来。

另外“脐带”在蒙语中的用法其实是要比中文语义更丰富，有“脐带”、“联系”、“继承”三层含义。

所以和监制讨论完之后，认为《脐带》更能体现这个故事想要表述的精神价值和内核，最后用了《脐带》这个名字。

木西：你认为《脐带》想要探讨的主题是什么？

乔思雪：《脐带》的源头还是关于母子关系的探讨，尤其是一根绳子把两人系在一起之后，脐带它会产生很多不一样的影响。

故事套用阿尔兹海默症主要是想要表现父母退化成了孩子。

他们年纪越来越大，但他们在慢慢变成小孩。

阿尔兹海默症可以特别明确把这些想法放到具体的事件中。

脐带它本身是一个传输营养的介质，但又有脐带绕颈的风险，所以把绳子放在两个人身上，尤其是母子，这样又多了一层角色互换，它会产生更多的趣味，也能够让大家探讨和思索更多的东西。

儿子之所以把绳子系上，他想要传递是爱和关心，但是他又忘记了，这其实对母亲来说也是一种束缚和伤害。

当系上绳子之后，两个人都只能在一个有限的距离范围内，他也能更明确的感知到母亲精神上的诉求，其实最终还是在探讨：什么是爱。

你爱你的家人，那只希望她肉体活着吗？

精神上的诉求真的不重要吗？

至少在这个故事里不是这样，最后男主其实听到了母亲精神和心理上的诉求，开始接受人的生离死别，所以他最后选择放手。

其实我从写到拍，再到进影院，《脐带》对我来说是对死亡和离别的又一个新感官上的认识。

之前你害怕它，然后通过写作似乎是在做一种练习，练习怎样告别。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需要面对它，什么能够支撑我？

其实我知道，生命的尽头有最爱的那群人在等我，从而让我有力量去面对离别。

死亡不是终点，它是会不断会轮回下去。

电影最后阿鲁斯为什么能剪断“脐带”？

其实这里已经不是“绳子”这么简单，它是心理上对母亲的依恋。

他在心理上已经明白我们要面对肉体的告别。

这也是母亲教会他要接受生命在自然里轮回，老去然后又会新生的事实。

所以他最后选择把绳子割断，其实就是在割断心理上的依恋。

木西：电影中“脐带”，还有“生死树”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符号，这些想法是怎么来的？

乔思雪：在写这个故事之前，我看过行为艺术家谢德庆的展叫《一年》，他把自己与另一位艺术家以一根绳子互绑在腰间，系在一起一年，期间不论任何时间、地点都在一起。

这两人从陌生、到发生激烈争执，然后到和解这样一个过程。

我当时特别受这个作品震撼，后来我觉得这个形式其实放在《脐带》这个故事里会产生更多趣味性，也会更复杂。

因为他们是母和子的关系，会有“脐带”的含义在里面。

而电影最后那棵树，其实在最初剧本中是没有的。

之前的结局相对来说更抽象一些，现在的结局有了一个真正的实物作为载体出现，而它和故事想要表达的精神特别契合。

树生的一半代表着精神，死的一半代表着肉体。

这棵树也是一个朋友意外发现，它在距离我们拍摄地差不多200公里的地方，我去堪景时也感觉特别神奇，竟然可以可以如此契合我们的故事，真是是特别神奇的相遇。

监制、摄影指导曹郁与导演乔思雪合影木西：有了故事之后，在影像风格上是如何设想的？

乔思雪：《脐带》其实更具作者性，它是来自于创作者本身自我的情感体验，所以无论是从故事，还是到视听语言，其实都有一种来自内心的感受。

我虽然在法国读电影，但我受法国现实主义题材导演的风格影响比较少。

反而喜欢第三国家到法国去之后的创作者，比如加斯帕·诺、贝托鲁奇、波兰斯基。

他们的电影里的法国会有一种异乡人的感觉，没有那么真实。

他们可以把所见到的法国抽离出来，然后去表现，所以我拍《脐带》时也会有这种视角。

虽然我在内蒙古出生，《脐带》也是一个蒙古族题材的作品，但我并不是蒙古族人，而我也没有常年在生活在这里，所以它会有一种来自于他者和很异样的视角，所以影像风格上没有很“写实主义”。

比如像《脐带》开场的几场戏，男主回到故乡，坐在一辆出租车上镜头，其实会有一种异乡感。

包括电影中出现的几组幻觉，会有一种超现实的感觉。

还有后面出现的醉鬼，他把房子撞破了一个洞，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场戏，就是因为它有一种非写实的荒诞感，然后又特别有趣味，也很有美感。

木西：几位演员的选择上是如何考虑的？

乔思雪：阿鲁斯这个角色就是按照伊德尔这个演员来写的，我们认识很久了，我也知道他在做传统民乐和电子乐相结合的风格音乐，所以特别欣赏他做音乐的态度。

伊德尔从小学马头琴长大，他到了北京之后，反而做了新的尝试。

其实我认为这才是能让传统文化继续流传下去的方式。

什么是传承？

传承就是年轻人做年轻人该做的事情，去传承年轻人该传承的东西。

所以在故事里有提到：不该只有马头琴和呼麦，就是在呼应这件事情。

包括我做电影，《脐带》也和过去的传统草原电影不太一样，至少在片子的态度和风格上是有变化的。

现在的游牧生活和过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比以前更具现代性。

我们从草原上走进城市，一部分人选择留在城市，一部分人选择回去，草原在面临劳动力在流失的问题。

而现在年轻人把非常现代的手段带回到草原，就会出现电影里无人机放牧一样场景。

现在草原有很多很现代化的方式，比如安装摄像头，这样只要在家，就可以看到羊群、牛群。

比如在羊身上安装芯片，羊群走到哪里，都可以通过定位找到。

所以我觉得传统和现代不应该是对立关系，你不能要求年轻人现在还要唱100年前的老长调。

草原不能只有呼麦和马头琴，还要有新的东西，只有这样。

这片草原才能生生生不息地繁衍下去。

选择伊德尔其实最初我有过疑虑，因为他是音乐人，从来没有参与过表演，而这又是我的处女作，我自己也不是很有信心指导他表演，所以第一选择没有考虑伊德尔。

后面我们监制在朋友的推荐下，意外的看到了伊德尔的演出视频，他们认为他和人物的气质调性特别符合。

然后他本人又在做音乐。

会做音乐，对这个角色特别重要。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要找到一个会演戏、又会演奏，还要会说蒙语的人，其实非常难。

因为监制姚晨老师本身就是演员，她在现场可以帮到伊德尔，能让他不要那么害怕片场，找回真实、自然的状态，所以他们给了我一部分信心。

在制作上，我们也全部采用顺拍得方式。

最开始到现场时，他和巴老师确实不熟悉，经过几十天的相处，他们已经真的像一对母子，在情绪上也非常符合我们的电影。

记得电影最后一场戏时，他面对即将的告别，演员真的在现场真情流露地哭出来，确实在意料之外，这也让现场所有人都特别感动。

对于《脐带》来说，男女演员其实非常难选。

在最初剧本中，妈妈的角色相比巴德玛老师要更浪漫和诗意一些，但是更缺少作为母亲真实的存在感。

《套马杆》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部电影，它也是巴德玛老师的处女作。

巴德玛老师是金鸡奖最佳女主角的获得者，她每年也会演很多戏。

联系到巴德玛老师本人之后，就发现她在生活中非常朴素和简单，还维持着牧民身上那种特别可爱的劲头。

她每周还会开车几个小时回牧区工作，作为演员，她是特别有生活的。

然后她本人的状态也特别好，虽然人到中年，但是脸上的纯真和孩子气一点都没有丢失，眼睛在发光。

而角色身上缺少的一些母亲特质，在巴德玛老师身上也得以体现，她让这个角色又可爱，然后又有很浪漫诗意的一面。

而塔娜这个角色其实是在向草原上的女性致敬。

草原上无论现代，还是传统的女性，它们身上其实是种特别独立和可贵的精神，塔娜这个角色其实是母亲的一个续存。

母亲是在大自然环境里培养出来的独立自主，然后拥有非常质朴和善良的精神，最后她选择回到草原，回到她父母身边，回到自然的轮回中，这其实是一种特别原始生命中迸发出来的东西。

而塔娜其实是一个从草原走出去，在城市中学习生活过。

她看过外面的世界，但是她经过自己的思考，重新做了选择，放弃城市生活，回到草原，这是另外一种更具现代性的独立精神。

现在草原上有非常多这种独立女性，我很羡慕她们。

她们和人打交道的方式特别直接、热情，然后也很纯粹，所以写了这样一个角色，其实就是想要写一个特别勇于表达自己，对所有事情都特别果敢的状态。

我们现在接受了太多文明和教化，有时候其实失去了人性本身那种最想表达的东西。

木西：有了故事之后需要找到资金，这中间又经历了哪些故事？

乔思雪：这个剧本最开始去了First创投，然后就被我的制片人刘辉看到。

他本人就是就是内蒙人，所以故事对他非常有触动。

但是他不确定这个故事对于其他人会不会有一样的效果，所以他就把故事递给了曹郁和姚晨老师。

他们看完之后，其实和他观感一样，并没有因为这是一个少数民族题材，而对这个故事没有办法去感同身受，这点其实让我很意外。

我们原计划是在2020年的10月份开机，但因为碰上了疫情，就决定继续打磨剧本。

然后又去参加一些创投，也看看剧本到了市场上会是怎样一个状态。

所以就去了另外两个创投，最后效果也不错。

这样其实增强了大家对于片子的信心，所以最后他们给我找来了非常强大的金牌制作团队。

监制曹郁、姚晨与导演乔思雪合影木西：电影配备了非常强的制作团队，这对你会有压力吗？

你和监制、制片人又是如何合作的？

拍摄《脐带》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

乔思雪：其实监制和制片人还是从更宏观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项目。

我作为青年电影人，这是处女作，大部分的场景都要在自然环境里拍摄，其实难度和挑战都非常大，很容易被天气打断。

如果没有一个经验丰富的团队，然后在有限的时间和预算里来完成创作，其实会受到很大干扰，这非常考验主创的创造力、耐心和热情。

所以我们就需要一群非常热爱电影且有经验的创作者，一块完成这个作品。

电影就是需要团队合作的工作方式，所以还是要真诚一点，别不懂装懂，拿出一个特别真诚的态度，大家也会想要帮忙解决困难和问题。

跟这些相对成熟的主创沟通和交流，要多聆听多沟通。

还有有一些确定必要坚持的东西，还是要争取。

比如说电影中剧院有一个镜头，是阿鲁斯和母亲听到马头琴，后来又看到一个舞台上的虚影。

当时我们监制曹郁老师觉得没有必要拍这个镜头，但最后我还是坚持把它拍完了。

拍完之后，他也认为这个镜头会为电影增添一种相对特别的东西。

在拍摄过程中，其实面临天气上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到达我们的主取景地要穿过一片森林，这里没有经过开发，如果下雪，车就无法进入。

因为剧组资金有限，只能用限的越野车把主要人和设备运走，其他人就要来回不停地徒步穿过森林。

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没有丰富的创作经验，其实会面临很多问题和压力。

在拍摄篝火这场戏前，其实我们经历了两天8级大风。

然后，当时又经历了曹郁老师母亲过世，这时候已经处于拍摄后半段，大家的精神都非常紧张，所有人压力都很大。

因曹郁老师为这个戏付出了很多心血，而且作为职业电影人，曹郁老师其实放心不下，所以他很快就回来了。

当然回来之后情绪压力很大，再加上最后这场戏拍摄起来非常复杂，需要各种排练，大家的精神都到了非常疲惫得时刻。

拍电影很奇妙，当面临这么大压力地时候，大自然又会给你礼物。

拍摄电影最后这场戏时，我们碰上了超级月亮。

在开始的第一个镜头，它是一个月牙，整个大夜拍完，月亮已经变圆，月光照在湖水上，一丝风都没有，特别平静。

我们所有人都像做了一场梦一样。

天要亮了，然后这个梦也醒了。

那一刻似乎有一条隐形的“脐带”把所有人连接在了一起。

所以，对青年创作者来说，其实拍电影这个事情，当你有了一个念头，就一定要把这个念头从一做到十。

无论中间面对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无论过程中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只有从头做到尾，才能看到事情的全貌。

如果因为各种各样小情绪上的问题，只是做了一个开头，就选择不做了，那我们将永远不会知道后面是什么。

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成长，做完后会看到自己的变化，而电影也会随着这一切生长出自己独特的形态。

当马头琴只能在京城卖艺，当草原装满了发电风车和无人机，塔娜说：草原不应该只有马头琴和呼麦，我们不应该活在过去，草原有那么多好听的声音。

阿鲁斯换回了马靴，带回了可爱的蒙古族小帽帽。

一部电影，最多的台词是妈/妈妈，阿鲁斯困惑，母亲忘了他却一直提的家到底在哪里，那个家里都有谁。

阿鲁斯的家是妈妈，妈妈的家也她妈妈。

第一次感受到对阿尔兹海默症的巨大的暖意，可以自由自在地做个小孩，不用再全心全意做母亲。

我们都知道自己生在何方，怎么才能知道自己到底要去往何处呢。

最近在家竟然赶上了《脐带》呼伦贝尔站的路演。

阳了以后几个月以来心脏的情况一直不好，感觉很难承受出门看电影这样的活动量，但是想来想去实在是不想错过决定冒险，路演的电影院离家只有几百米，最后也打车去了。

出了电梯看见主创人员正在电影海报前拍照，检票口的工作人员说这是内部活动，不对外，希望理解。

我想恐怕只有一个可能了，找导演哈哈，趁乔导有空的时候和她说我很期待能参加这个路演是专门赶过来的，有没有可能麻烦加个位置，结果她直接带我找工作人员说请帮忙安排。

这个情节我这几天设想过，结果它真的发生了哈哈。

看完电影去感谢乔导的时候和她说，今天的经历是我的一个大福报，这个电影里面好像有神明，这是继那年的《蒙古精神》，这么多年我看过的最好的草原上的电影。

从电影院出来才想起来心脏竟然没有不好受，不合理的同时又感觉非常合理……作为呼伦贝尔人，我无比荣幸地想给大家推荐这部正在上映的呼伦贝尔的《脐带》。

当一个生命呱呱坠地，一根脐带，一头连接着新生命，一头连接着伟大的母体。

在电影《脐带》中，导演乔思雪，通过众多充满生命力的意象，开场弯曲的河流，城市家中的栅栏铁门，老家墙底下的蚂蚁，老屋被撞开的裂口，以及那可母亲日思夜想的阴阳树（一半生，一半死），这些意象营造了一个完整的电影世界。

当然，众多意象中，最重要的是一根结实的麻绳，做了一个反意象表达，医学上的脐带，代表儿子对母亲的依恋。

而在本片中，作者做了相反的尝试，当母亲患上阿兹海默症，她仿佛返老还童，对儿子产生了依赖，他已经离不开儿子们的照顾，母亲也曾经是女儿，她对自己的父母也有依赖。

引申来说，脐带暗含了母与子，母亲与故乡，母亲与自己父母，母亲与乡愁之间的牵绊和依恋。

这同时也是导演和故乡直接的牵绊，对于导演而言，这份牵挂又电影开始，也由电影完成。

我记得之前脐带这个意象，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爱奇艺综艺《开拍吧导演》，导演沙漠的短片《刹车》，一根绳子一头绑着父亲自己，另一头是儿子，两个人之间的拉扯，让人非常痛心看着。

回到《脐带》，主创非常巧妙的将脐带视觉化，音乐人阿鲁斯看到哥哥将阿尔兹海默症的母亲关在城市的家里，他接走母亲，回到故乡，用一根坚实的麻绳，将母亲和自己紧紧的绑在一起。

生怕母亲走掉。

在国内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似乎天生自带光环，要谈《脐带》，我首先想到了得格娜导演的短片《回到伯勒根河》，伯勒根，在蒙语中，是清澈的河意思，所以这个片名也可以理解为回到那个清澈的时代，对于外婆来说，伯乐根河代表着原乡，梦中的故乡，这是她的乡愁所在，魂牵梦绕的地方。

记得节目中，得格娜说自己在影坛消失了很久，作为家庭主妇的她，回归家庭，一直在观察生活，独特的民族属性，让她拥有了异于常人的视角，蒙古式的表达，她的民族自觉性几乎是天生的，也是十分宝贵的。

这部短片，让我印象深刻，在很小的家庭空间中，做出了大的格局，我分明看到了两种文化的冲突，蒙古族文化的消失和外来文化的入侵，比如外婆让外孙女吃肉，与外孙女却只想吃冰淇淋，外婆给孙女说蒙语，看孙女没立自己，外婆又说了一句汉语，外婆叫孙女阿茹娜，孙女却说自己叫宋一一，诸如此类，在一个简简单单的饭桌上，通过三代人，展现了两种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对立，让人十分惊叹。

这让我想起另外一部影片，最近在老家看朋友拍的电影，讲了住在城市的父亲准备回老家给自己做棺材的故事，这位老父亲每日在家中低三下四，终于他想开了，在女儿陪伴之下，开始了自己的返乡之旅。

这种电视电影整体观感就是节奏拖沓，冗长，让人食之无味，仿佛是把生活简单的搬到了荧幕上，同样的题材，这部就缺乏电影感，故事俗套，人物单薄，让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电影《脐带》显然更加优秀，不仅仅是它在东京电影节得奖了，更重要是能看出创作者的诚意和用心。

我是在爱奇艺看的，可能是我心硬，弹幕中很多网友都哭了，尤其是片尾儿子剪断绳子，母亲走向远处自己举着火把的父母的时候，真是让人泪目啊。

用婉转的方式表达母亲的离去，充满了诗性和寓言性，非常之高级。

阿尔兹海默症题材的电影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脐带》做出了新的表达，通过音乐人阿鲁斯的视角，挖掘蒙古族音乐，蒙古族服侍，壮丽的景观，给人带来了新鲜的体验，让观众沉浸其中，获得感动，这些从众多的弹幕评论就可以看出，感受到。

当然本片的缺点也是，近乎完美，也就失真了，完美的构图，完美的音效，完美的表演，完美的音乐，看完这些完美，我深刻的意识到，这部电影已经有些失真，失去了真正生活的质感，缺乏生活的毛边和粗糙感，这样反而削弱了这些意象背后的韵味。

我的鸟儿都飞走了我的家乡回不去了我能听到风的轻叹你能做出美妙乐章我用脐带滋养孕育你用绳索困我自由我的家在草原深处一半生长一半死亡载歌载舞幸福环绕爱你所爱无所畏惧点点星光唤我回家不用害怕他们都在勇往直前走向终点总会找到光的方向记得放飞自由之鸟总有一天你会到达

这部电影节奏控制非常好。

开篇10分钟，就把事情来龙去脉交代明白。

整部电影没有什么大起大落的反转情节，都是朴素的生活片段。

每个生活片段时间都不长，通过有关联的音乐连结，看似朴实，却能牵着观众心情走。

期待故事后续的发展。

影片中，出现大量的河流镜头。

蒙古人非常重视水源。

水源里不能洗东西，不能倒垃圾。

水能喂牲畜，能让牧民得以生存。

所以水代表了生命。

而且非常神圣。

污染了水，会带来厄运。

蒙古人的居所也是邻水。

看水的流动，这个故事发生在初春的草原。

2023年3月18日，由曹郁、姚晨监制，乔思雪执导兼编剧，巴德玛、伊德尔领衔主演的家庭剧情电影《脐带》于中国内地上映。

该片讲述了音乐人阿鲁斯陪伴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母亲回到故乡草原，寻找她念念不忘的“阴阳树”的故事。

影片在制作完成后，便作为唯一的中国内地影片入围了第35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亚洲未来单元”，并在年前举办的第4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上斩获“最佳技术奖”的殊荣。

《脐带》是一部导演处女作，却吸引了行业内非常资深的创作团队，他们携手创造了一个高品质的内容作品。

为何这部电影能够保持如此完整的作者表达，并确保剧本的高品质在制作端得到延续？

对于电影主创们看中它的是什么？

和本片制片人刘辉、胡婧聊了聊《脐带》的拍摄过程，揭开《脐带》背后的制作故事。

原文首发影视工业网。

木西：影视工业网：先谈下《脐带》这个项目的缘起吧，是怎样的过程？

刘辉：我认为电影始于感性，成于理性。

如果没有理性作为一个基础，可能有再好的感性，也没有办法形成电影。

《脐带》这个项目，也是始于感性。

认识《脐带》是在FIRST创投上，第一次确实被里面的场景，以及母子情感打动。

但我会怀疑这是不是个体感受。

后来把剧本发给姚晨及曹郁老师，还有公司另外两位联合创始人，当大家都找到了这种共同的感动时，我认为这种感动是一种普世情感上的感动。

并且这种感动，在当今工业化社会中，非常珍贵，所以我们就决定去做这部电影。

感动之后，那就要为自己的感动负责。

开始考虑这个项目如何去操作，在这个阶段要加入很多理性判断。

行业内一直有种说法，少数民族题材和体育题材不能碰。

但从我们不会这么考虑问题。

类型化的电影，有它自己的生存价值，那小体量电影也有自己的生存渠道，我认为这个非常重要。

虽然未来在市场上会有风险，但是如何把控风险，这是理性的。

这就需要我们根据以往经验，利用一些资源，去判断片子的体量，以及根据未来市场体量来保持一个平衡。

在这样有限的投资里，去邀请到能和导演一起发生化学反应的团队，大家一起战斗，从而把这部片子实现。

所以我觉得电影还是一个平衡感性与理性之美的一种艺术产品。

而且票房只是电影的一种价值，它还有长期的艺术价值、精神价值，以及人文价值。

这些价值也是我非常坚持的，然后在这种坚持下，也导致团队一起受苦。

《脐带》剧组；右2为胡婧、右3为刘辉木西：两位可以先介绍一下你们的具体分工。

刘辉：我进入这个行业是以投资为切入口，在《找到你》这个项目上通过和陈洁老师的合作，学到了很多专业电影人和资方关系处理的方式，这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基础。

到《送我上青云》，又和顿河老师学到了很多关于制片和投资的经验。

当然，我也非常清楚，做事情的敬畏之心非常重要。

《脐带》这个项目如果是一个小体量制作，我认为我可以把控。

但像目前的制作规模，我认为我的经验不足。

虽然《脐带》的投资很小，但我们想把每一分钱都花在有用的地方。

后来认识了胡婧，所以我们决定要把胡婧邀请进来，和我们一起去实现这部电影的所有想法。

胡婧：分工简单来说，投融资，包括项目运作方面，辉哥更能代表坏兔子影业，所以以公司为介质的沟通都是通过辉哥辅助。

我是以独立制片人的身份加入到这个项目，项目制作部分、包括制作班底的搭建，以及后期拍摄制作规划等等主要我在负责。

木西：对于《脐带》这个项目，是怎样进行定位的？

胡婧：从我个人的角度，我更希望把项目先从体量上进行区分，从最终想要把它拍成什么成果来定位。

刚从创投拿到这个项目时，《脐带》当时的规划是一个非常低成本的项目预算。

这一版的投资预算是导演自己做的预算框架。

当我知道坏兔子影业对于这个项目最终的期许和定位后，我认为他们憧憬的艺术成果和导演的预算不匹配。

《脐带》到了坏兔子影业以后，大家对它的期许非常一致。

在我听完他们的期许以后，也就知道了它的定位：它是一个中低成本制作，绝不是最初设想的小成本。

刘辉：对我来说比较现实，就是要去平衡这个片子到底投多少钱，然后能收回多少钱。

《脐带》未必是一个能有多大票房产出的类型片，加上它是一个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更多还是对于艺术的追求，所以票房未必会作为未来收入重点。

可能需要创投奖金，地方文化产业基金，作为一个补充收入和支出的平衡。

但我认为所有的作品都是有边界的，你不可能期望一个商品具备所有的功能。

然后在制作时，也未必可以无限的投入资金。

比较完美的是大家在一个边界中，做好这个作品。

而这个边界的确认，需要所有主创在不断的磨合中去最终确认。

所以这种确认过程它是一种平衡，但这种平衡不是单一的平衡，是动态多点的平衡。

木西：做一个项目需要花费很久的时间和费用，对你们而言，是如何找到坚持的信心？

刘辉：对我来说是更多考虑是信念，而不是信心。

信心是一个很难琢磨的东西，它不具备传递性的。

有时候它还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比如是不是盲目的信心？

所以我个人更相信“信念”。

当你有信念时，未必是一种信心上的乐观主义。

你可能会看到很多问题，但我们的使命和工作就是把问题解决掉。

你一旦找到最原始的驱动力，你就会找到做这件事情的意义和价值。

反而认为这件事情更容易做好，更容易坚持。

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依然可以让你保持冷静和客观。

胡婧：信心它既有相互之间的给予，也有来自信念的问题。

首先，我们的初心非常好，就是想做一部好电影。

想把剧本里所展现出的诗意和美感变成很好的视听语言。

事情在一步一步实现过程中，都会让自己坚定初心。

然后，也有一步一步得到阶段性的成果和累积，这也会反增我们最初的信心。

其实从《脐带》剧本拿到坏兔子影业，到正式开机，剧本我们又打磨了一年半的时间。

这期间我们参加了两次创投。

做项目不能完全封闭，需要听到更多的声音。

在这两次创投上，《脐带》剧本也得到非常好的反馈，这些阶段性的成果一直在反馈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最初坚定的信心没有问题，我们可以继续去做。

刘辉：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发生争吵，但是这种争吵不会打击我们的信心，反而让我们更理解彼此对职业追求的信念感。

因为有信念，我愿意为这个项目有所付出，我愿意节省更多的钱，然后把钱花在刀刃上。

我们和导演堪景之后，剧本涉及到一个比较大的调整。

这时候我内心也会有一点信心不足，剧本已经改了两年，我不知道导演是否还有力气更改。

导演反而告诉我，不管怎么样，她想把这个东西做好，也正是信念感一直在驱动着她。

这种反馈也会反哺给我，让我更有信心。

我相信我们所有主创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会坚信自己的信念感。

所以对我个人，对剧组和《脐带》这个项目来讲，都是非常幸运的。

所有的人的信念统一在一起，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想做出一个好的作品。

胡婧：《脐带》有很可贵的一点，就是所有参与到这个项目中的人，大家对《脐带》这个项目非常纯粹，这点非常难能可贵。

也就是因为大家有了这个纯粹的目标，才能有今天呈现在大银幕上的结果。

《脐带》获得金鸡创投评委会推荐项目木西：《脐带》参加创投，都得了什么？

点点：一个剧本走到创投，其实要经过初审、复审还有最后的终审。

《脐带》很幸运走到了终审，最后又拿到了一些奖项。

它每一轮都是有评审的，创投在每一个环节都会给予指导和相应的帮助。

在复审阶段，我们会和导师评委们见面去阐述你的项目，这其实是推销自己的环节。

在这个过程中，评审们会提出一些疑问或是建议，我认为这很宝贵。

评委提出的问题或不足，我们都会很慎重的去考虑。

我们也很幸运，两次在创投上都拿到了奖项，这些奖项既是对我们的认可和鼓励，也会增强我们对这个项目的信心。

它还有一些相应资金上的奖励，这对《脐带》也是一种帮助。

另外我们也有资方是通过创投看中了《脐带》而参与投资的，所以我认为创投确实是多层面的能够提供一些比较实质性的帮助。

监制、摄影指导曹郁与导演乔思雪在现场木西：一个项目进入公司之后，需要面对非常多的策划。

而且《脐带》的其他主创非常资深，在制作开发过程中，如何保护《脐带》的作者性？

刘辉：创作期导演需要有一个能力三角：导演的剧作能力很重要，剧作能力会决定他能不能去实现内心的一些想法。

另外，能力三角的最底层，还是要有信念感。

要找到自己心里最感动、最想表达的东西，如果这个走着走着就忘了，那最后大家是无法形成合力的，而嫁接两个能力上的就是沟通能力。

在没有沟通能力的前提下，很多事情再有营养，你也没有办法拿过来为它所用。

所以我认为沟通是能力三角中最核心的一个能力。

另外，非常重要的就是包容和吸收能力，聪明的创作者总是会找到一群特别厉害的人，然后从他们身上找到闪光点，加到自己作品里，这就是一个吸收的过程。

胡婧：和其他主创的合作担心肯定是会有，但是我们在前期更多是把担忧转化成和导演的探讨，探讨如何和主创们一起作战，如何去发挥主创们的优势。

导演需要具备的是综合能力，但老师们都是在自己专业领域里最优秀的，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怎么把他们的强项，发挥在这个项目中。

在一年半的筹备时间里，我和辉哥最主要做的是先给导演释放压力。

其他主创愿意加入这个项目，就是对项目和剧本的认可。

在前期磨合中，我更希望导演能够把所有问题暴露出来，这样我们才能及时预警，告诉她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

而不是把问题遗留在现场。

导演过去其实不太善于沟通和表达，比较内向和文静，我们也会告诉她要克服这些，导演是剧组里的灵魂，你的工作就是要和所部门沟通，拍摄是做不到把沟通场景设定为一对一的交流，所以你要有意识地去克服。

刘辉：关于新导演我其实还有一个感受，就是要建立共同语境。

人和人建立最初的沟通时难免会带着有色眼镜，但我们要克服它，摘下这个眼镜，回归到人与人之间的一个沟通，然后在这样的沟通下，去建立共同沟通的语境，这个语境会缩短人与人之间的磨合时间。

木西：就《脐带》这个项目而言，在开机前有没有预判制作上会有哪些困难？

胡婧：最大的困难还是：穷。

其实制片就是这样，无论多大体量，最后都会发现诉求永远大于你能支配的金额。

其实还是要控制欲望，这个欲望来自各个部门、各个环节，还是怎么去做一个平衡和适配的问题。

更多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省钱，其实还是在寻求性价比的问题。

怎么用同样的价格去做到性价比最高、最好。

这也是我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要求，也希望在每个项目里都能呈现到这个标准。

这个电影首先有一个天然的劣势，就是需要在偏远地区拍摄。

《脐带》主要拍摄地在呼伦贝尔，存在着一个交通不便、天气恶劣的条件。

而且《脐带》的制作体量相对较小，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怎么在这样制作体量下去匹配主创、在有限的人员、时间和条件里完成诸多的实际制作，这些都是可预知的问题。

刘辉：从过去我管公司的经验上来预判，团队的磨合是需要时间的，对于我来说剧组这汇总快速组成又面对巨大压力的工作，会出现一些突发情况，或者无法解决一些问题。

但随着我们建组筹备，然后到拍摄，但是我确实看到了一群人变成了朋友，或者是合作关系比较好的团队，形成了一种对稳定的创作关系。

我认为这来源于大家的信任基础，还有沟通，以及大家的价值观是相对统一。

这是我非常惊喜的地方，很像管理学里提出来的正念管理。

当你有一个正念，有一个理想和目标，然后找到了一群和你价值观体系很一样的人，大家在一起做事，他就很容易达到一个高效的团队组织。

木西：在制作上行业经常会出现“行活”的问题，而“行活”其实对于作者电影影响非常大，你们会不会有这个担心？

胡婧：《脐带》我不会担心这个问题，这几位主创我非常了解，而且我们也不是第一次合作。

其实做项目也是在找有缘人和志同道合的人，可能对于第一次合作会有这样的顾虑，但是可以从过往的作品去判断。

当过往的作品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呈现，很多东西其实你就已知了。

然后，很多东西其实是相互的，形成行活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是因为要求没有说清楚，还是他的积极性没有被调动起来？

形成的原因肯定是多重的，不能一概而论。

人与人之间它发生的化学反应确实是不一样的，可能有一些创作者合作起来就是非常舒适、非常开心，但是同样的人，换到不同的团队，可能合作得就不愉快。

所以这个需要大家相互找到原因。

包括在有限的预算里，怎么呈现出一个最好的结果？

预算的问题，其实各个部门都会面临需要和制片讨价还价的问题，但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制片有没有和各部门共同解决问题的态度，这个很关键。

如果只用钱来衡量，把问题推给另外一方，这样绝对是不负责任的。

虽然大家有部门之分，但项目是一个整体，大家还是在为一个项目、一个目标去努力。

所以在这个环节里，我更希望制片和各部门共同去解决这些问题。

当制片真正用心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其他部门是有感知的，也会被你感化，去和你一起想办法，因为他不是孤军奋战，所以我认为合作的氛围非常关键和重要。

木西：《脐带》的拍摄周期是如何制定的？

胡婧：为什么我们的监制认为拍摄《脐带》周期充足很重要，因为曹老师认为光很重要，在剧本里其实有很多关于天气和具体时段的描写。

我也理解他在看文字时，就可以把文字直接转化成视觉效果。

因为我是统筹出身，所以对计划非常敏锐。

我看剧本后的第一反应是夜外戏很多，黄昏戏很多。

这确实是会给拍摄带来很大困难，因为这是需要抢时间拍摄的戏份，对于拍摄很难完成。

所以它在比例上是有一定的问题的，那我们怎么能在不伤剧作的基础上，去做一些合理性的调整，这个非常关键。

导演在写剧本时未必有实操概念，但是到准备阶段，就要艺术与技术结合着看问题。

首先，我非常尊重和保护创作者，在有限的条件里，我会尽可能满足他们的诉求，但如果不能全部实现，就需要大家一起来做取舍。

在取舍中，精华一定要保留，而且我们的成本也要花在这里。

但如何去判断，需要制片与创作者共同决策，这样也更客观。

这其实就涉及到了艺术表达和最终呈现。

所以在前期更改剧本阶段，我就提出了关于气氛的问题，要结合实际操作问题考虑在内。

电影最后一场篝火戏就是全片花费最高的一场戏，钱在这里一定不能节省。

这里有最美的画面呈现，而且这场戏有非常浓烈的情感表达。

这场戏也是在结尾，一定要给观众走出影院时留下一个良好的“离场感”。

无论从剧作、情绪还是市场来讲，这场戏都非常重要。

所以主创提什么要求，我都会尽量满足。

当然，也需要考虑费用问题，但这里绝对不能压缩艺术要求。

《脐带》其实有很多日外戏，拍摄的气氛都恰到好处，这个离不开我们的统筹金雪梅对于计划的合理安排，她真的非常尽心尽职。

金姐有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和非常好的机动性。

在草原上拍戏，天气不受控制，一旦天气出现变化，团队需要做出什么应急反应？

统筹的灵活性在这里就能充分展现出来。

我们每天在有一个基础拍摄方案的同时，它还会有plan b、 plan c可供选择。

一旦遇到突发情况，我们会怎样应对，如果提前完成拍摄，我还可以拍摄什么，她会把这些分门别类做的特别好。

这样通告单发出之后，大家就非常清楚一天的任务，所以我们非常幸运能有金姐这样认真的统筹，帮我们把计划安排得周密、合理。

而在费用支配上，我们确实无法给团队带来更高的生活标准，只能保证大家的基本舒适，但是所有主创是同吃、同住，大家一起扛这些问题。

刘辉：其实对我来说的话，还是要找到边界。

找到边界后，大家一起想方法，解决问题。

在剧本阶段，我们实现了一次剧本剪辑，在剧本阶段用文字做了剪辑，感受画面最后到底会是怎样，把在拍摄上过于要浪费时间或资源的戏，做了一个剪辑。

我们可以完成这个操作，也是得益于两位监制有丰富的制作经验，这样就能够保证剧本中每一场戏都是有效性的。

这个工作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也不是一个制片人就可以完成，需要大家从各自的专业角度想办法，在一个边界里把它完成。

所以比较有经验的制片人和有经验的监制，是会对新导演的项目有所帮助，可以让钱更花在刀刃上。

木西：因为前期已经预判了一些问题，那对于解决问题的人也非常重要，所以制片团队上是如何考虑的？

胡婧：小体量制作，面临的问题一定与大制作不同，更多还是怎么解决问题。

制片团队还是选择了自己最熟悉的团队，我们从《老炮儿》《八佰》就一起合作。

他们的经验非常丰富，现场解决问题以及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都很强。

因为制片组加上场务只有8—9个人，所以大家在工作上就不分你我。

其实到我们主场景需要穿过一片很长的森林，又因为天气非常恶劣，在实操上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困难。

在置景的时候还是冬天，气温还在零下十几度，很多效果都很难实现。

而草原下雪之后，草下全是稀泥，车每天几乎都要陷入泥中。

我们一定要在开拍前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无论是司机、车管还是场务，在完成他们本职工作以外，大家还要一起帮忙合力去修路。

木西：男主不是职业演员，这个问题你们是如何考虑的？

选择时考虑的是什么？

胡婧：选角上，我们两位监制起到了非常大作用，尤其是大姚姐（姚晨），因为她本身就是演员，所以无论前期选角，还是后期拍摄，对于演员都挑选、表演的把控和细节的调整，大姚姐都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因为《脐带》的目的很纯粹，所以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过知名度的问题。

但专业性是我们考虑的重点。

比如说像阿鲁斯这个角色，我们最开始是没有跳脱出职业演员的选择。

因为这个角色要求很多：要会说蒙语，还要会拉马头琴。

最初还是用传统的选角方式，基本上找到了适龄的学过表演的全部蒙古族的演员。

但在职业演员寻找一圈儿后，大家都感觉不太对。

所以当时也在探讨做些取舍，比如考虑放弃马头琴的条件，看看这个后期能否适当去学习。

大姚姐当时也发动了很多音乐圈的资源，后来伊德尔就是通过这样一个途径被推荐过来的。

大家看到视频时，都认为非常不错。

而且，他刚好和导演认识，自身又是音乐人，和角色的契合度很高。

木西：因为是非职业演员，在制作上有考虑哪些方式来避免问题吗？

胡婧：我们的拍摄顺序是相对顺拍，一个是考虑到季节的变化，这样的拍摄方式，也会减轻其他部门的压力，准备工作可以更加循序渐进。

对于导演也很友好，更加重要的是能够帮助到演员的表演。

伊德尔不是专业演员，没有学习过表演技巧，进入角色需要时间。

故事又涉及到他和母亲的情感，所以他和母亲的关系非常重要。

最后篝火剪断脐带那场戏非常难，可是演员完成的非常好。

伊德尔拍完那场戏，还没有从情绪中走出来，因为他已经真正进入到了这个人物。

有了这种科学的计划生产，这里的表演，它既是演的，也是真的。

木西：从制片人和青年导演合作的角度，以及在剧组的管理层面，能不能提供一些建议？

胡婧：我过去服务于头部导演居多，其实和青年导演的合作经验是有限的，《脐带》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学习和提升的过程。

青年导演的机会现在确实会更多一些，这也是行业和时代的进步。

但我觉得对于制片公司而言，选人和选项目同样重要。

青年导演因为经验少，他的抗压能力和耐力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于一个剧本，有的人他可以做到深耕几年，但也有人在这个过程中就失去了信心或坚守。

思雪导演她的优点就是很有韧性，《脐带》的剧本一直在打磨，但是她很有韧性，一直在坚持。

这一点，很重要。

另外，很多青年创作者他们其实都有很新的创意、想法和表达，但是在制作经验上不足，因为他们缺少实操经验和生活阅历。

但我认为青年导演也应该剔除怕被人说经验不足的戒备心。

好的创作者都非常单纯，而且这个行业很惜才。

在前期阶段，大家要尽可能地去展现自己的不足，这个不丢人。

让大家更深入地了解你，是一件好事。

这样大家才可以帮你补足劣势，形成一个合作的良性循环。

刘辉：剧组的特点是快速成立，快速完成一项艰巨任务。

大家彼此的信任成本其实非常高，如果大家想做项目，平时还是要有一定的沟通积累和信任建立。

人脉和资源应该作为长期储备去准备，只有这样，在做一个项目时，才有可能快速进入工作状态。

如果形容拍摄是打仗，那团队就是两个人背对背，彼此看不见。

你要相信背后的这个人，很重要。

所以要找对人，然后这个人也理解他在团队中处于什么职责，要完成什么任务。

最终大家坚持一个理念，一起打一场胜仗。

我认为这是快速形成一个团队，在边界中创作非常重要的三点。

很有幸，先是参加了乔思雪导演的分享会，在映后是导演见面会，听大家提了很多问题，乔导也分享了影片中及影片外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脐带》本身的片名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意象和喻体，那条绳子，就是孩子与妈妈的脐带，只不过有意思的是，小时候是我们因为太小了对妈妈依恋离不开妈妈，当妈妈老了不记得时，也是孩子离不开外去寻家的母亲，其实也是母亲离不开孩子。

当妈妈记忆力不好而变成小孩那样时，真的很顽皮很可爱，演得太好！

几乎没咋看过少数民族的电影，这次还是纯蒙语的，全新体验。

影片剧情并不复杂，本来以为是那种很感动的电影，但影片非常克制，同时还有好一些桥段都是一些小细节喜剧，令人想笑但不违和，是影片的加分项。

本以为是文艺片会沉闷难懂，比我预想好很多，有一些外部原因吧，一是听了乔导的分享，更多地了解了影片；二是电影院的魅力；三是今天来了200个人将影院坐满了，基本都是爱电影的人，氛围很好。

整体上是将本片的观看体验拉满了。

乔导的处女座，小成本电影，摄影和剪辑我都还蛮喜欢的，看好中国青年电影人！

摘要：脐带本是婴儿在母体内生长的生命线，在电影《脐带》中脐带既是客观世界母子之间的绳，也是牵引母子回到温润、多声的故土家园的联系。

电影由富康担任声音设计，体现着以真为美的声音创作理念。

故事围绕着母亲娜仁左格和小儿子阿鲁斯展开，折射新草原的家庭困境。

在辽阔无垠的草原中，亲情关系的羁绊与束缚变得自由、自我。

本文拟结合海拉尔的在地元素解读电影的声音设计，解读影片中出现的语言、音乐、音响三大元素。

关键词：富康；《脐带》；声音设计一．同期录音的真实感呈现人与城市联结在一起，相互配合完成着空间的营造。

《脐带》呈现的空间主要包括城市和草原。

两大场景各具独特的场域特色，以此建构起了辨识度极高的声音景观。

在阿鲁斯演出结束回家时，诸多城市化的声音元素一一涌现，秩序井然地响在各处。

现场呼啸的车流、救护车急切的警鸣、汽车此起彼伏的鸣笛…处在景深处的环境声与来自哥哥的电话交杂在一起表现阿鲁斯独处城市的心绪。

对于这一代新草原人来说，离开故乡是个人发展的必然，故乡却始终是异乡人魂牵梦绕的羁绊。

直至阿鲁斯回到草原，声音成为母子联系的纽带，也是牵引阿鲁斯留在故乡的因素。

草原呼啸的风、燃烧的火、动物的叫声、母亲在草地行走的脚步，都成为阿鲁斯创作在地感乐章的源泉。

阿鲁斯在城市演奏中使用的马头琴与在草原中的拾音、作曲设备，实现了两个场域的梦幻交接。

正如马头琴和电子编曲的组合，让大众对蒙古人的印象焕然一新。

影片中出现的有源音乐担任着营造诗意与浪漫氛围的功能，草原的风情由此得到不动声色的彰显。

阿鲁斯是一个歌手和音乐制作人，蒙古族的限定地域让阿鲁斯用电子音乐的方式展现传统音乐成为可能。

音乐是母子两人之间隐形的脐带，将一家人的情感联系在一起。

在母子两人翻越栅栏、给小羊找妈妈喂奶的场景中，羊群主人和娜仁左格唱起的音乐旋律成功让小羊认同临时妈妈。

歌词“你为何急着呼唤母亲，你为何忘记你的幼崽”既是对小羊与母羊的情境描述，也是现实中母子两人的实际映射。

二．声音景观的空间性营造观众可以通过电影声音实现空间的感知，包括一般信息、方位感、环境状况等。

在哥嫂居住的房子内，电视机作为现场声源处于一个固定位置，声音的强弱跟随着阿鲁斯的位移发生变化。

由此可以辨认空间效果的基本情况，根据直达声、反射声、混响声判断距离的远近、空间的大小、封闭情况等。

影片开场同期录制的现场歌声，辅之以无源的电子打击乐，介绍主人公阿鲁斯的身份——职业音乐人。

声源既包括画面上出现的阿鲁斯，也包括音响在混响声场中发出的声音。

在加入了现场人群的欢呼声之后，音乐完成了从主观到客观之间的转化。

作为主客观交织的声音体验，两者之间自然且不留痕迹的切换是在真实感的基础之上的灵感创造。

在旋律的低潮，电话的震动声加入。

画面处于中景位置，表现了真实环境的实际听感。

由此一个具有城市化特色的草原乌托邦世界向我们徐徐展开，预示故事的理想化模式走向。

在屋外呼啸而过的风声，是海拉尔环境效果的重要构建手段之一。

声音创作者通过不同的密度、响度、频率，制作出符合“主观真实”的听感。

风声的制作完全按照以真实感为标准则成为噪音，只有结合人声、音响的比例调配才能产生细节与质感。

在草原之中的家，门是室内外阻隔的标志。

在阿鲁斯推开门的瞬间，诸多本处于低电平的环境音扑面而来，让观众身临其境地听到粗犷的风感。

在娜仁左格跑去草原中央的段落，现场感的有源音乐来自娜仁左格随身携带的播放设备。

阿鲁斯根据音乐的衰减判断母亲的位移，音乐声也跟随着阿鲁斯愈近的脚步逐渐加大，符合声画匹配的现场听感。

3． 音响效果的意境化应用时代感与地域感兼顾的构建除去丰富的美术造型，清晰可辨的音效细节也助力颇多。

奶茶的沸腾、水壶的倾倒、篝火舞会上四处飞溅的火的燃烧声、塔娜的机车在沙地里发动的引擎、服装店里的缝纫机……作为海拉尔鲜明的印记和符号，这些真实音效的设置指引我们穿越尘土到达广阔的草原。

提取摩托车引擎声现场制作出来的乐章，是两人情愫萌发的开始。

塔娜窥见阿鲁斯的专业技能与个人魅力，阿鲁斯也于广阔草原之间看见在故土进行音乐创作的可能性。

在哥嫂家中兄弟两人的争吵，母亲尖锐的吸取骨头声加入，既切断了争吵，也让阿鲁斯看见了生活中的细节矛盾。

在城市间因母亲的病情引发的邻里纠葛、哥嫂的埋怨、哥哥窘迫的经济状况与对母亲粗暴的态度，由此激励事件让阿鲁斯选择带母亲回到那个心中认定的家。

阿鲁斯陪同母亲回家并照顾母亲的念头借此事件萌发，成为母子两人关系出现转机的开始。

直至回到辽阔的草原，母亲听见诸多自然的声音。

在阿鲁斯完成对故土的心理认同之后，诸多现场感的音效也响在了阿鲁斯的耳畔。

电影声音区别于画面复杂的场景建构，能够于细微之间完成奇观与真实两者之间的切换。

在电影中出现了两次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呈现，延伸出一个非现实空间。

第一次是在酒驾司机撞击墙壁之后，未被修缮的墙被铺上一层白色的塑料布遮风。

娜仁左格隔着蓝色的塑料布看到了父母。

音效从听觉性的感知角度出发，将一条简短的声音线索应用于叙事时空的切换。

腰间的绳子是现实时空的羁绊，非现实时空才是幻化为孩子的母亲理想的精神乐园。

如母体中的婴儿，一层塑料布是子宫内外的现实表征。

从儿时的家出发，找到一半茂盛一半枯萎的树，才是家的团圆。

第二处是在片尾的篝火晚会上，阿鲁斯剪断绳子，任由母亲走向来接她的父母亲。

三段无源音乐共同完成着情绪递进的功能，篝火舞会从单纯记录的视角转移焦点，刻画阿鲁斯演奏音乐所代表的文化认同心理，最后转至母子关系的叙述。

阿鲁斯哭泣的特写伴随着身后的蒙古现场歌曲，完成了乌托邦式的音效设计。

奇观化的音效设计成为传递人物心绪、区分现实和幻象的点睛之笔，为影片增添具有现实感的魔幻范式。

4． 结语新一代的年轻草原人游离在都市与草原之间，面临如此亲情困境时究竟作何取舍是时代的难题。

于阿鲁斯一家而言，亲情是无言的守望与相互的尊重。

无论是同期录音的真实感呈现，还是声音景观的空间性营造，亦或是音响效果的意境化应用，影片都以极强的纪实性创作手法塑造出了真实的草原家庭。

影片借助海拉尔在地化的符号意向，通过“脐带”展现出母子连心的诗意家园。

脐带终断，家园情谊依旧。

城市文明滚滚而来，唯有爱才是永恒的栖息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