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听风暴

其实第一次看《窃听风暴》这部电影的时候，就给我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我总觉得我之前看过这种类型的电影，后来当我第二次看《窃听风暴》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这部电影，从整体的结构和表现的主题上来讲，有一点像辛德勒的名单，虽然两部电影讲述的是不同的故事，剧情的发展和推动也有所不同，可是这两部电影却带给了我同一种感动的感觉。

这部电影之中我非常喜欢曾经是特工，后来成为一个小小的邮递员的男主角，我觉得他所做的一切无论是放在任何时代，都可以算是极其伟大的，而且他这样的做法也展现出了属于德国人的一种特殊的浪漫，我想这也是导演所想要传递给我们的关于一种德国式的文化理念，我很喜欢他，所以说我也非常喜欢这部电影，这部电影让我真正的了解到属于德国式的伟大和浪漫，这样的伟大和浪漫并不是来自于，拥有着丰功伟绩的委员，而是来自于生活在大千世界的每一个普通人。

故事发生在1984年的东德柏林，国安局为了掌握人民的思想动态无所不用其极地监听、审讯，很多艺术家“被自杀”。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文革期间又何尝不是，知识分子受到疯狂迫害。

情报员在监听艺术家夫妻的过程中动了恻隐之心，想方设法保全两人。

给脆弱的女艺术家力量、支走监听同行、隐藏窃听到的内容，因此被部长怀疑、丢了工作。

这或许是台词最少的一个主角了，带给观众的心灵震撼却是极大的。

与脆弱妻子的行为形成对比，妻子不愿放弃对艺术的追求，为了重回舞台，不惜出卖身体、出卖枕边人。

但也无可厚非，我谅解她的选择，这之于艺术的热烈值得我们敬仰。

影片中情报员的默默守护传递了一股人性的力量，我常常想，这一举动，是黑暗中的一束光，不仅保护了艺术家夫妇，更让情报员压抑寂寞的生活多了一丝温情。

他得是有多寂寞啊，当时的国安局就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他不苟言笑、与外人的交流极少，招妓后，甚至妓女都不愿留下来多陪陪他。

这一守护或许也是情报员心灵上的一种慰藉。

柏林墙倒后，吉欧德瑞曼很偶然地得知其实并没有像自己想的一样，没有被侦察。

而是有那么一位秘密警察，默默地隐瞒了所有重要信息，在暗地里保护着他们。

作家坐着车，在街道上远远望见了那位曾经顶着巨大压力保护了他们、甚至因此丢了工作的人。

随后，很久没写作的吉欧德瑞曼出版了一本书《献给好人的奏鸣曲》，魏斯曼经过书店，翻开书本，书的扉页赫然写着：致HGW XX～/7特工，那正是吉欧德瑞曼在档案局得知的他的编号。

“先生，需要包装吗？

““不，这是给我的“是啊，这是给你的，一个在黑暗压抑岁月里，以一己之力，保护着他人的好人。

如此震撼的结局是我没想到的，魏斯曼人性的光辉、传播的力量可以被世界上每一位读者读到。

在这之前，我一直在纠结，为什么作家最后没有与特工见面？

写到这里答案不言而喻了。

“列宁在听完贝多芬的激情奏鸣曲后说，‘如果我一直听这首曲子，革命就不会成功。

’”雅斯卡死后德瑞曼弹着雅斯卡送给他的《献给好人的奏鸣曲》，对克丽丝塔如是说。

然后镜头切入窃听室里，卫斯勒落下两行清泪。

也就是从那一个镜头我们几乎预见了之后会发生的事。

　　 　　 在网上看到下面这段话。

—————————————————————————————— 全共产世界(不日落国)都在纪念列宁逝世二十五周年。

在莫斯科，面带笑容的斯大林和其他共党重要人物坐在莫斯科大剧院观礼……如往年一样，一整天都是歌颂列宁的演讲致词，还包括一个以列宁生平为内容的广播剧，长达一小时。

广播剧以列宁最崇拜的贝多芬《热情奏鸣曲》作为压轴尾声，并配上列宁的话作为旁白: “没有比《热情奏鸣曲》更美的音乐了，惊人、超寻常的音乐！

它总让我像孩子一样由衷地觉得自豪——怎么人类可以创造出这样奇迹似的乐曲。

”广播剧以最甜美的声音结束:“列宁，就是这样一个人！

” 四十五分钟之后，美国电台也开始发音，播放美国版的列宁生平。

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也响了起来，列宁热爱这个曲子的话，也被引用，但是，这一回是全文: ……让我像幼稚的孩子一样由衷地觉得自豪——怎么人类可以创造出这样奇迹似的乐曲。

但是我不能常听这个乐曲，因为，它会影响我，使我有一种冲动，想去赞美那些活在污秽地狱里而仍旧能创造美的人，想去亲抚他们的头。

可是这个时代，你不能去亲抚人家的头，除非你要让你的手给咬断。

你得重击人家的头——毫不留情地重击——虽然说，理论上我们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的……我们的任务真的很难搞。

东诺士马克心里已经有一个故事:一个共产东德的秘密警察如何监听一个名作家的私生活。

三年的时间，他藏身在维也纳一个修道院里写剧本，但在动手写作之前，他已经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采访曾经做过秘密警察和线民的东德人。

“我发现，”东诺士马克说，“秘密警察是一群把内心情感上了锁的人。

他们变成只讲究原则的人，感情元素整个被排除、被封存起来。

而这其实就是列宁所表现的:他害怕他的感情会坏了他对原则的追求。

” 有一个退休的秘密警察邀请东诺士马克到家中晚餐。

很愉快地，这个人告诉他东德秘密警察如何以最高效率搜集“潜在敌对势力”的“气味样本”，只有一次失误:有一个女人，被搜集“气味”的时候，她刚好来月经。

秘密警察把带血味的“样本”给狗去闻，“那狗被搞胡涂了”。

讲故事的前秘密警察说着说着就大笑起来。

东诺士马克坐在一旁喝茶，心中战栗不已:原来，“彻底的野蛮和文明，隔得那样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生活在污秽的地狱却创造出美。

这大概就是全片最精彩的一处互动，德瑞曼，和卫斯勒其实都是这一类人。

　　 记得在拿《辛德勒的名单》当作作文论据的时候，总会拿出一句很套数的话，是这么说的：他拯救的不是一千五百个犹太人，而是一个文明。

于是看着窃听风云就满脑邪乎地想说，卫斯勒所拯救的不是几个艺术家，而是艺术本身。

可是这个说法问题很大，因为享受艺术本应当是人类的本能，应当说，艺术生而令人着迷。

所以我并不觉得卫斯勒是怀着着救世主的心，去隐瞒足以将那些艺术家置于死地的证据。

这是一个不受控的过程，我倾向于认为是超出意志的、原始自然的力量。

监视是他用二十年光阴去学习的事，然而只是听着那首好人奏鸣曲的几分钟里，自己的命运就已经被扭转乾坤。

所以他开始看那些莺声啭啭、白云流水的诗歌，邀请妓女小姐上门服务，作出一系列一个上尉大人不该干的事。

那种感觉，就好比是自己在补着一门很重要的必修课，补他在学习监视和执行讯问的二十年里所缺掉的课。

　　 这个电影令我感触很深的地方不仅在于人性本身在闪光，也在于还原给了观众一个二战结束后30年、一个依旧灰暗、阴郁和凋败的德国。

战争已经过去，内部的怀疑和猜忌却没有结束，那些讯问和手段令人望而生怖。

我们唯一感觉到的一丝狂喜全都来自于耳机里传来的柏林墙被推倒的喜讯以及人们疯狂兴奋的呼喊声。

倒是汉普部长在最后和德瑞曼的一次谈话发人深省：听说自从柏林墙被拆你就没有再从事任何创作，柏林墙被拆了又有什么好呢，没有可依循的信念、没有可反抗的目标，还不如回去之前的小共和国。

好一句“没有可依循的信念、没有可反抗的目标”，这似乎真的是曾经辉煌于世的大艺术家们的后艺术生涯，所谓后艺术生涯，我指的是艺术家们在战后、在重大转折之后的艺术表现。

时代的劫难令人痛苦，却也造就出了不起的经典，可是在相对和平和文明的环境中，我们如何从“好”走向“更好”，似乎成了更令人困惑的问题。

更何况，这“好”，不过是就以往相对而论的。

美国和中国都宣扬人民民主，可是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的社会调查都有说到：高喊着民主、给人民以充分的表达自由，可是以种种手段限制这些言论的传播自由，从本质而言这还是一定程度的反民主。

　　 所以窃听风暴结构上的第二个大巧妙之处就是让人性之光强烈地闪烁两次。

让德瑞曼发现所有真相，让德瑞曼了解并且见到HGWXX/7，最重要的是，让他重新找到创作的动力。

我们终于看到了风雨过后艺术的形象定格在了什么位置，尽管那还是一种追溯，但是那无疑是积极的。

　　 还有关于卫斯勒和克丽丝塔两人的一组矛盾令我记忆恨深。

自从他们第一次见面，卫斯勒说出他心里想说出的那些话，克丽丝塔就明白这个人了解自己并且不坏恶意。

而当克丽丝塔被讯问时，当卫斯勒一遍又一遍地用“观众”这个名目来勾引克丽丝塔内心的艺术欲望时，难道卫斯勒不明白么，倘若克丽丝塔日后还能够登台，那么那个台上的女人将永远不再是克丽丝塔。

难道克丽丝塔自己不知道么，可是在她心中比起不登台，上台做些自己不太乐意的事显得好一些，因为不登台意味着对艺术家最严重的剥削，身份，社会地位，自尊，信仰。

卫斯勒当然不想讯问，可他必须这么做，他一定不希望眼前的女人那么果断干脆地给出他想要的答案，可他必须要得到答案。

在这场讯问里，卫斯勒和克丽丝塔都输掉了自己珍贵的道德底线。

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会有之后两个人的自我救赎。

卫斯勒移走打印机，克丽丝塔对着迎面而来的大卡车选择了死。

每个人都背叛了什么，每个人又都在弥补什么？

这种无声的行动和温度实在是摄人心魄。

　　 人生其实就是这样。

有背叛但从来没有绝对的背叛。

有罪孽但终究有一天能心安理得的顶着这些罪孽，完成自我救赎的同时生活着，这些人，毕竟都是人，都是好人哪。

　　 在来一遍结局好么？

　　——先生，你要不要把书包起来送给朋友？

　　——No. It's for me. 　　 HGWXX/7。

我会记得你。

本篇影评摘自豆瓣时间《52倍人生——戴锦华大师电影课》口述稿， “我”即戴锦华老师。

豆瓣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部德国电影《窃听风暴》，或者叫《窃听者》，这是我们中文所选择的翻译。

它实际上那个德文的原文篇名叫做《他人的生活》，听起来还是有挺大的差距的，但是我想可能这个原文的篇名，更能够表现这个导演的意图。

这部电影在欧洲，乃至世界得很多很多的国家和地区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

某种意义上，我可以说在我的观察当中，对这部影片有着最狂热的反响和表达了最深切的热爱的刚好是我们中国观众。

也刚好是通过豆瓣表达出来的这样的一种强烈的热情。

这部电影在放映之后，次年它横扫了那一年的德国国家电影奖的几乎全部奖项，同时它获得了2007年的欧洲电影奖的这个三项大奖。

欧洲电影奖不是一个一般意义的奖，是在于这个奖项出现是以欧盟的出现同时发生的。

换句话说，它有一种强烈的文化自觉，就是它要授奖给那些能够代表欧洲文化、代表欧洲精神，或者直面欧洲问题的影片。

当然可能对于朋友们来说最为熟知的一个奖项是它相对来说比较弱的一个奖项，但又是它最强的奖项，那么就是它获得了2007年的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

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在奥斯卡系列当中一直占有极端特殊的地位，它和奥斯卡的主要奖项，同时代表着美国的主流电影市场，代表着美国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有所不同。

它经常是更偏向艺术的，同时也更具有政治性的，那么同时也带有某种和主流社会和主流价值相对偏移的那样的一种姿态和位置的这样的影片。

但是这个所谓最弱奖项是因为它是、只是美国的一个国家奖，说它是最强奖项是因为一旦获得这个奖就意味着它可以搭乘好莱坞的全球发行放映网络，它就将成为一个覆盖全球影院和覆盖全球观众的电影。

那么这是这个影片的一个基本的定位。

而这个影片的奇特之处在于它是一个年轻的德国导演的处女作，一个导演以它的处女作风靡了整个世界，本身是一个奇观，本身是一个奇迹。

那么我今天就想跟大家来对这部影片做一点深究，做一点分享，我也必须首先向这部影片的热爱的朋友们做一点道歉，就是因为我也许会破坏你们对于这个影片的这个观影的那种美好的记忆。

那么在世界范围之内也是在我们的中文世界当中，对这部影片的那种热爱，那种激情都来自于，大家一致的认为这部影片向我们展现了人性的光芒，向我们展现了这个人性的这种崇高，向我们表现了人性战胜暴力，人性战胜机器，人性战胜戕害人性的、摧残人性的这种政治霸权、特权的这样一种光辉。

好，那么我们来对关于这个伟大的人性故事，做一点深究或者细读，那么我们先从影片的片名入手，它叫做《他人的生活》。

当这个片名出现的时候，我们已经确认这个影片的主人公是故事中的东德秘密警察，也就是缩写为史塔西的这个重要的雇员，显然是非常得力的一位雇员，叫威斯勒，因为非常有趣的是，主角是威斯勒，但是故事中的英雄，或者说故事中的那个，整个故事当中，我们把视听时间的主要的时段，放置在那一对才华横溢的、迷人的、正派的、美丽的艺术家伴侣身上，那么也就是作家德莱曼和天才的艺术家克里斯丁。

所以所谓他人的生活是相对于威斯勒而言的那个艺术家们的生活，艺术家们的世界。

但是我们很快在电影当中，大家都看到这他们的身份不仅仅是艺术家，他们的身份将是成为所谓真正的人。

而有趣的是，影片的主题是一个，发生、发展和转移的过程，因为以威斯勒为主角，以威斯勒这个心中的，（我专门用心中，因为原本应该是他耳中的）但是在电影当中却是眼中的，他人的生活，为主要的剧目和主要的剧场。

它完成了一个由德莱曼所象征的这种人性的高度，人性的智慧，人性的光辉，终于照亮了威斯勒的黑暗的、乏味的、变态的、丑陋的警察世界.然后，最终是威斯勒出而为真正的人。

所以我说这是这个影片的故事，但是我们深入到这个故事当中去的话，我们马上会看到很有趣，影片的中文片名译为《窃听者》或者《窃听风暴》，因为它的主导是秘密警察窃听艺术家的生活，监视艺术家的生活，并且摧毁艺术家的生活的这样一个故事。

可是在影片当中，对于我来说，相当遗憾的，或者说在我观影的时候让我相当失望的是一个窃听故事，却不是一个尝试发掘、发展电影的声音潜能的故事，不是一个用电影的视听语言当中的听觉语言来主导的故事，因为我们大家，包括我在内我，都会反复强调，所谓电影艺术是建筑在一个平行四边形之上，就是“视听时空”，但是我们同时也经常说电影是视听艺术。

但是电影是一个瘸腿的艺术，因为视觉语言不断地被开掘，而听觉语言始终被压抑。

那么，一个窃听者的故事，似乎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但是显然导演从编剧到整个设置过程，丝毫没有想去利用这样的一个故事的契机，发觉这个机会。

每一次我们看到窃听者威斯勒戴上耳机，银幕上立刻切换为他所听到的声音发生的那个现场，也就是画面。

那么它客观上造成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效果，就是对于威斯勒来说的他人的生活，是在我们观众面前展现的生活，而这个生活却是威斯勒完全不可能，也从来没有能够真正看到的生活。

那么如果说这不是威斯勒所看到的生活，那么他是德莱曼所看到的生活吗？

显然不是，因为在这个故事当中，这个代表人性高度的作家德莱曼，被设置为一个充分的、天真的、纯洁无瑕的，几乎来自于异世界，异次元的一个人物，因为他作为一个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备受重视的当红艺术家，似乎对自己国家的政治境况，政治结构近乎一无所知。

同时在故事当中，他对于自己被监听的事实一无所知，他直到这个故事的结尾，两德统一、冷战终结，他才被告知自己被监听，而后他才在自己的房间里发现监听器，他才去查阅史塔西的秘密档案，换句话说他对自己被监听以及自己被出卖，自己被拯救的全部事实是浑然不觉得、完全无知的，因此他也不是故事当中的一个观看者。

同时在故事当中一个重要的主线，就是围绕着克里斯汀的遭遇，围绕克里斯汀的背叛和克里斯汀的悲惨死亡，所发生的事情完全不发生在德莱曼的任何可能视野当中，他也许感知到，但是他完全没有看到，所以故事中的两条主线都不发生在他的视野当中。

我们知道，对、对于一个故事片来说，即使主人公不仅仅是故事的主线，不仅仅是意义的承担者，最重要的他必须成为视觉的中心。

这个视觉的中心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是经由他的心里的，和物理的或者叫生理的，也就是他的视线和他的那个全部的关注所在来结构完成的，同时意味着他将成为每一个场景，每一个画面的中心人物，他也是被看的那个重点或者被看的主题，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部非常奇特的影片，就是在这部影片当中，三个主人公：威斯勒，德莱曼，克里斯汀都不是观看的中心，都不是一个镜头的主导的出发者。

换句话说电影作为一个主要以视觉艺术来主导的艺术，或者我们说电影的真正文本是画面，但是在这个故事当中，三个主人公都不是视觉得主导，于是我们就形成了一个极端奇特的情形。

我们说当三个主人公都没有在看的时候，于是我们就必须提出一个问题，一个追问：谁在看？

因为我们会反复的重复这个观点，故事片的最大的秘密就是隐藏起摄影机，而隐藏起摄影机的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把每一个镜头，每一个镜头的机位，伪装成这个现场中的人物，故事中的人物观看世界的位置，观看世界的角度，观看世界的方式，所以在电影当中视点镜头成为电影最基本的讲述、言说和叙事的方式。

因此我们回到这部电影当中，我们说三个人物都没有在看，都没有去看的心理的和现实的可能性，那么谁在看？

一个可能会直接引申出来的回答，答案是秘密警察在看，这个就像我们在《黑客帝国》当中所说的叫Matrix is watching you，这个矩阵在看着你，当然一定会引申到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老大哥在看着你，因为在这部电影它非常清晰的选择它的被述年代是1984年，那么当然它就会联想到那部著名的反面乌托邦《1984》年，而这部电影也毫无疑问的是一个政治寓言和政治故事，但是有趣的是这部电影的迷人之处，正在于它成功地把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故事非政治化了。

所以我们直接引申的是说秘密警察在看，但是真的是秘密警察在看吗？

因为整个故事是一个关于纯真的人性，战胜了那个暴政的黑暗这样一个故事。

所以这样一个视点，这样一个场景，显然不是秘密警察所能看到的。

那么谁在看？

好，我会给一个非常理论的回答，叫做“大他者在看”，当然，我自己都会觉得这样的回答有点可笑。

换句话说，它是一个不在故事语境当中的，但是弥散在故事当中，也弥散在整个电影院当中，弥散在我们整个社会当中的，那样的一种力量，那样的一种立场，一种关于“何为人性？

何为人？

”，关于人与机器，关于人与权力，关于人与政治，关于情感与政治的一系列的常识和信念。

而在我看起来，这一系列常识和信念，本身是1989，1990年冷战终结之后，新的意识形态得以确立的一个过程和结果。

换句话说，它是一个我们置身其中的，但是我们不能感知的，新的机器所产生的结果。

好，我现在已经开始伤害大家的情感了，但是我不能不延续下去这个讨论，是因为在我感知当中确实如此。

因为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会注意到几个有趣的点，就是我们的主人公德莱曼，被史塔西给定了一个代号，他的代号可以是任何一种代号，可以是ABCD，可以是甲乙丙丁，但是很有意思的，他给定的暗号，给定的这个代号是“勇者”。

我很难想象秘密警察会愿意给一个人一个代号叫勇者，那么换句话说，这个故事在开始之前已经先在的设定了德莱曼为勇者，当然这是一个勇者的传递，因为故事真正的主角，是威斯勒，而威斯勒才是真正的勇者，或者说这是一对勇者的故事。

而同样，在这个故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是关于背叛，但是在我看起来这个背叛正是对20世纪的回荡的背叛主题的背叛，因为我们称20世纪是一个背叛的世纪，而之所以称20世纪是个背叛的世纪，是因为在20世纪充满了，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历史潮流：上等阶级的人们背叛自己的阶级，认同于下等阶级，强势群体的人们背叛自己的归属，认同于弱势群体，为弱势群体，为这个边缘人群，为低等级的人们而战斗，相信为一个平等的世界，为一个更合理的世界而战斗。

这是20世纪的背叛。

而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了双重背叛，那么就是德莱曼，最终背叛了，他曾经拥有的天真无邪的幻觉和信仰，而朝向、认同了他自己所属的政治体制及其国家的敌人。

于是这就有了明镜周刊的那个专号，那个由一个绞刑架上的绞索，所形成的这个封面。

而威斯勒完成了一个背叛，是他最终背叛了秘密警察，他对秘密警察制度的尊崇，而朝向了真理。

讲到说背叛，二十世纪的背叛主题及其故事中主人公的背叛，事实上，当然三个主人公都经历了背叛，但在这个故事的语境当中，只有一个角色是我们无法认同的背叛，那么就是克里斯汀。

当然作为一个女性，我也不能充分的认同这部电影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个故事当中，克里斯汀是一个重要的角色，是一个引导着整个剧情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一个中心点，但是对这个角色我们大概只能用一句莎士比亚的名言来概括，叫作“女人啊，你的名字是弱者”。

在这个故事当中，她十足的弱，给这个人物设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她尽管誉满天下，但是她极度的不自信，所以她没有能够把握自己的生命，乃至把握自己的艺术道路和人生道路的力量。

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她始终处在一个最古老的女性的命运位置上，就是成为男性的欲望客体。

她是德莱曼的欲望客体，但是像所有的主流叙事一样，人物欲望的善恶是由他的身份的善恶所决定的。

因为德莱曼是一个正义的人，是一个勇者，所以他的欲望也是纯真的爱。

而另外一个，他是故事中的那个文化部长，那个肮脏的、邪恶的、代表权力机器的这个人物的肮脏的欲望的这个客体，而他的欲望的肮脏是因为他的人性的肮脏或者人格的肮脏来确定的。

那么当然，整个世界的起点是在于它是威斯勒欲望的客体，因为故事当中只有一个段落是真正的看与被看的关系，是由视觉的关系、人物之间纵横交错的目光所构成的一个段落，那么这个段落是影片开始的时候那场演出。

在那场演出当中，只有坐在高高的包厢上的威斯勒，拿着望远镜的威斯勒是真正的观看者，他观看的对象是舞台上的克里斯汀，进而他发现了侧目的剧作家德莱曼，那么两个人物是处在一个浑然不觉地被看的位置上，而显然在这个相互观看的场景当中，他设立了威斯勒，显然对克里斯汀产生了强烈的同时不变态的欲望，因此诱发了整个的窃听行动。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重新来讲述这个故事，说这个故事是建筑在一个，原本由那个代表着绝对的邪恶，肮脏，强权，暴力的文化部长与威斯勒的那个心理位置的高度重叠之上，而整个故事的展开过程是威斯勒逐渐转移了他的位置，改为认同于德莱曼，于是他的欲望或者说他的爱也因之而升华。

回到我们关于那个背叛的故事当中来，我说故事中的背叛是对20世纪的背叛主题的一个背反，是因为在故事当中两个主人公的背叛都高度吻合于我们今天的社会的主导价值，或者说它是对今天的作为共识，作为常识系统的意识形态的一次再度的背书和印证，所以这个背叛已经不具有一个作为正面的反叛的价值。

也正是在这里，这部影片的迷人之处因此而显现，那么就是我们说像德国著名的导演，施隆多夫大家会知道他，因为他是《铁皮鼓》的导演，对吧？

而《铁皮鼓》也同样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施隆多夫曾经说，说冷战尽管是冷战，但是它像所有战争一样，当它终结的时候就产生胜利者和失败者那么下面不是施隆多夫的话了，是我的话，我说也就像所有的战争一样，一旦产生胜利者和失败者，那么它就会面临着一个胜利者书写历史，以及胜利者的历史是对失败者的审判的这样一个过程。

胜利者审判失败者的历史并不意味着胜利者的历史是谎言，而是意味着胜利者有效地选择了历史的事实，以便形成一个在胜利者的逻辑脉络当中，最顺畅的、最逻辑的叙述，而这是我对这部影片的表述，始终保持着有保留或者保持距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它是胜利者书写历史，但是我也因此高度重视这部影片，是因为它看上去完全不像是胜利者的故事，因为故事中的主角居然是敌手阵营当中最丑陋的敌手，也就是史塔西。

是史塔西的这个秘密警察代表了人性的光芒和人性的高度，这才是有趣之处。

那么我也正是在这个层次上去追究这个电影的视觉构成，究竟怎样成功的，流畅的，迷人的达成了这样的一个多重背反之后的主流叙事效果，那么我们刚才谈到的三个主角都没有看的位置，都没有看的能力，本身已经是一个重要的修辞策略，因为他们没有看，因为他们没有主导，所以他们不能，不必为这段历史承担责任。

它同时也印证了一个曾经在80年代的中国也极度流行的著名的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名言，叫做“感谢上帝，我不是权力的轮子，我是压在轮子底下的活人之一”。

换句话说，权力的轮子在外面，而我们只是被动的，被迫的，忍受着权力的这个挤压和碾压。

那么同时强化了这样的一个叙事效果的是很有意思的在整个的影片当中，威斯勒作为一个窃听者，同时作为影片的主角，他始终处在一个被看的视觉结构当中。

我们注意到在绝大多数的这个窃听，就是在地下室当中窃听的场景当中，威斯勒的从来不占有视点镜头的机位，大量的画面是从他的背后拍摄的。

而更有意思的是，在这个影片当中非常引人注目的几个场景都是从挂在天花板上的俯拍镜头，就是一个高度的非人称化的镜头来拍摄的。

那么同样在威斯勒那个自己的公寓，那个整洁但是毫无人味儿毫无生气的那个公寓的场景当中，它都使用从门外，从窗外带着大量前景的这个画面构图来拍摄，因为我们知道所谓通过窗通过门所拍摄的画面会造成画框中的画框，在多数情况，画框中的画框会凸显那个人物成为一种电影的重音符号，电影的标注法，但是在这个画面当中，它更突出的是观众可见的前景，对主人公构成了遮挡，因此也就先在的否认了这是主人公的视点镜头的可能。

那么非常清晰的一个场景，大家可能会记得也是剧情或者威斯勒心理转折的一个重要场景，就是在电梯当中遇到一个小男孩。

对吧？

他那个小男孩的对话调动了他全部的秘密警察的本能，但是他却成功地把它压抑了，然后一个对话就变成了你父母叫什么名字和变成了你的球叫什么名字？

以致小男孩很轻蔑的说：“傻瓜，球有名字吗？

”这个场景是摄影机放在这个电梯门之外，然后这样，电梯的电梯门、电梯框构成了一个清晰的前景，也就先在的取消了威斯勒作为观看者的这个视觉的前提，他作为一个监听者，但他同时作为一个被看者，所以他也不是权力的轮子，他只不过最多是权力轮子上的齿轮和螺丝钉。

如果我们展开的话，我们会发现整个的造型空间当中，从第一个场景，威斯勒在秘密警察学校授课的和平行剪辑他审讯犯人的那个场景当中，它已经设定了一个介乎于监狱和工厂空间的这样的一种双重的造型体系，这其实刚好是极为清晰的在冷战时代的西方主流电影当中去想象非西方国家或者所谓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这样一种造型体系，而威斯勒这个人物从头到尾是灰色调、而这个灰色调的服装始终带有一种工装效果，换句话说，他是在这样的一个非人的、反人的空间当中的一个专业工作者。

那么相当的浅显的，或者说相当基本的是导演并不是非常特别的在这个影片当中设置两个基本的色调系统，那么也就是德莱曼的空间当中的暖调，和窃听空间当中的冷调，那么这样就是暖色调和青蓝调之间的这个对照。

一方面形成是对切镜头的视觉调节，一冷一暖，让观众看起来心理上会有一个落差，会有一个有错落的一个、有快感的这样的一种观看感觉，但它当然同时形成了基本的意义表达。

关于机器与人、关于艺术与政治、关于这个情感的、爱的、原创的空间和迫害的、挤压的、权力的空间，那么我说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也是非常迷人的一个叙事特征，它在整个影片叙事过程当中，成功地使用镜头语言、使用摄影机机位、使用构图、使用场面调度来完成了一种对历史中的人质的解救过程和赦免过程。

同时，之所以它囊括横扫的那一年德国电影奖，是因为也就是在这个影片的前一年，德国总理在他的这个讲话当中说要弥补、要弥合两德之间的分裂，恐怕需要一代人以上的时间，而在这部电影当中，我们用一部影片的时间达成了这个弥合，这是一个历史的大和解的时刻。

而我对这个影片中的叙述和影片达成的社会效果持保留态度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它作为一个新的主流的建构的组成部分，成功地完成了一个对于冷战时期东方阵营当中的黑暗和邪恶的暴露和揭示，但是这种暴露和揭示的单一性，以及尤其是德莱曼故事的那个叙述的这种清晰、单一和叙事自身所包含的众多的、那个特定的叙事策略的效果，事实上达成了一个，必然达成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就是它遮没了，在整个冷战年代两大阵营事实上是使用同样的手段，是分享同样的冷战逻辑，在残忍地迫害着人，迫害着社会，催残着社会。

因为我说当我们为《窃听风暴》感动的时候，也许我们就忘记了另一部非常著名的德国电影，改编自诺贝尔获奖的文学作品，这部作品叫做《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它的导演刚好是施隆多夫，在那部电影当中他讲的是在西德社会当中一个少女怎样因为一夜情而被西德的警察所逮捕，被整个权力机器所迫害，所诬陷。

所以我说，电影永远不单纯是娱乐，在我们消费，在我们娱乐的同时，我们必然的在经历着某种文化的、社会的、政治的、历史的，如果不说是教化的话，至少是轻声细语地告诫。

而历史的最重要的意义，不是让我们再一次地说我们在历史中学到的唯一东西是什么都没学到。

历史的意义不在于告诉我们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历史的意义刚好应该是让我们记忆，所以历史不应该是阻断记忆、阻断历史真实的机器，那么关于历史的电影也如此。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本篇影评摘自豆瓣时间《52倍人生——戴锦华大师电影课》 更多精彩解读，请戳https://douc.cc/2ByaT5

故事发生在1984年的东德，当时社会主义下的东德被国家安全局的高压政策牢牢控制着，政治家依靠自己的政治手段采用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方略，其政治手腕也伸及艺术家领域，不少艺术家们“被自杀”。

这不禁让我想到我们的“文革”，社会黑暗，政治腐败，言论绝对不自由，口号高举，信仰狂热。

作为秘密警察的维斯勒奉命监听艺术家德莱曼的全部举动。

德莱曼是位非常有才华的作家，他与妻子过着平实的生活，也正是这种平静而又不乏“革命”反党的生活彻底改变了窃听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使他改变了自我，选择保护这位作家。

1984年，民德秘密警察魏斯乐独自坐在监听棚里。

空荡荡的房间里，仅有耳机、通讯器材、打字机。

魏斯乐外表冷漠无情，内心却敏感如诗，他的任务是与下属一起二十四小时监听名作家德瑞曼。

德瑞曼与持不同政见的艺术家交谈、德瑞曼与情人舞台剧演员克丽斯塔作爱、德瑞曼朗诵布莱希特的诗歌、德瑞曼在钢琴上弹奏《好人奏鸣曲》。

潜文学中年魏斯乐视线模糊了，他受到了艺术的强烈感召，这感召的力量轻易战胜了他的信仰、他的职责、他根深蒂固的工作习惯。

他跟踪克丽斯塔鼓励她充满信心、他伪造监听记录保护德瑞曼、他冒着生命危险一再潜入德瑞曼的住所偷诗集、转移打字机……多么浪漫的故事，多么象我们打小就熟悉的革命故事。

潜入敌人阵营卧底的革命者，怀着坚强的信仰，与敌人斗勇斗智，周围虽然危机四伏，他却应对得游刃有余。

深情的电波、接头的暗语、通风报信、秘密联络，把电影里的两大阵营换一换，就是一部讴歌我党英雄无畏地下党员深入敌营的中外红色电影故事《敌营十八年》、《无名英雄》、《永不消逝的电波》、《春天的十七个瞬间》。

一夜成名的编剧兼导演，三十三岁的年轻人东诺士马克，在他还系着红领巾的时代，和少年先锋队的同学们一起坐在电影里饱看了这类惊险的红色电影。

那些红色电影的情节深深的烙进童年的记忆，这也是我们共同的一份记忆“如果可以，有一天我也要拍这么一部电影”。

机会终于从天而降，二十年后共产的铁幕已经崩溃，在统一的德国、自由的世界里，交上好运拉到投资的的东诺士马克决定拍这样一部红色电影，不，黑色电影，因为与二十年前的电影相比，情节与人物可以不变，但必须是反红色的，以人道主义、自由主义来反讽社会主义的。

文化部长是个到处搞女人，滥用情报系统的混蛋；跟电话一样“拔进去，打出来”的书记只会对着电话咆哮；秘密警察们任意践踏欺凌小老百姓的人权“失踪是对他们最好的礼物”……反正那个时代已经失去了话语权，西方、市场、投资人……他们爱看什么就给他们看什么，为此可以不惜任意丑化那个时代。

年轻人东诺士马克甚至把故事发生的年代矫情的放置于1984年，只欠没有在电影序幕里来段字幕“乔治.奥威尔”。

魏斯乐只能孤独的呆在监听棚，以打字的形式做日常的窃听记录，拥有所有最先进设备的偌大情报部门，对于部长钦点的重点监控对象竟也拿不出一台盒式录音机。

东诺士马克残存的记忆片段里，只有些许红色电影的印象，而1977——1985年风靡到东西方世界每个角落里的录音机，被他忘记了。

你不能责怪东诺士马克，他只是个十岁的孩子。

拜访民德时代的几位秘密警察、用钱取得在东德情报机关大楼实地拍摄的机会，东诺士马克自认他就懂得了民德的情报系统，掌握了秘密警察的心理。

对全世界的警察而言，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人民生活的安定团结、打击犯罪，这是他们进入警校学到的第一课，也是他们最基本的职业准则。

要让警察放弃原则，可以用钱行贿、用信仰策反、用手段要挟，但仅仅是几段钢琴弹奏、一段诗歌朗诵、一个女人的意淫，就能让警察站到自己立场的对面，不惜代价维护自己的敌人，这是极其荒唐的。

电影里，没有任何人关心和走进魏斯乐，魏斯乐是自己顿悟，从而变成一个坚定的人道主义战士。

这种突变的思想过程，甚至在红色电影里也无法找到。

德瑞曼利用友人偷运来的打字机，完成了揭露民德黑暗统治的文章，不署名的发表在《镜报》上。

由于自杀的导演与他最为亲近，他理所当然成为头号怀疑对象。

他、友人，尽管有充足的时间和无数次的机会，竟一直不肯转移那个会让人掉脑袋的打字机。

秘密警察尽管没有最确凿的物证，但是都知道文章一定是德瑞曼所写，他们是那么君子、那么道德，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不对德瑞曼采取任何行动，只要求监守自盗的魏斯乐继续调查。

任何政权的情报系统都不会只依靠某一个机关。

以美国为例，连火星人也知道除了中情局，还有联邦调查局。

民德的情报系统在东欧诸国中是数一数二的。

魏斯乐所在的情报部门出现重大失误，情报头子可以命令他们继续调查，但绝不会把所有希望都继续押注在他们身上，体制内潜在的竞争对手就会介入这个案子——至少会对德瑞曼进行二十四小时的监视，毕竟总书记已经大为光火。

因此，无论德瑞曼还是魏斯乐，在文章写好交给媒体之前，如果没有转移走打字机，他们就已经失去了任何翻本的机会。

这个简单的逻辑关系，读一两本侦探小说就能推理出来。

一部震撼了德国社会的电影……一部全面反思，超越了《再见列宁》的杰作……一部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佳片……你信吗？

其实我是一个编剧/文案民德监狱博物馆的馆长说，东诺士马克的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昨日之岛： http://tlccd.tianyablog.com

初见此电影名，感觉这一定又是谍战片、动作片，但看完这部电影后，感窃听者——维斯勒那份安静与淡然，真的好有穿透力。

这不是一场窃听风暴，而是一场窃听心灵的心路历程！

吉欧德瑞曼是剧中结局最好的人，也是被保护的最好的人。

我个人最不喜欢的就是他。

我觉得他的身上缺少一种血性。

当他的得知克丽丝塔受到威胁时也只是请求她不要去，却没有实质的行动或言语来使女友安心。

在出版刊物的事宜上也显得过于乐观，对于如此顺利办妥此事竟没丝毫怀疑。

并被女友知道，没有保护好女友。

女友的突然失踪，之后秘密警察就来搜房间，这也没能引起他的重视。

他就凭着自己的一腔热情进行反政府事业，殊不知为此身边的人付出了巨大代价。

影片的结尾是他写了一本书给卫斯勒上尉，很多人都觉得不公平。

他获得了名声和财富而帮助他获得这些的卫斯勒上尉却因此毁了自己的一辈子，而他竟只是写了一本书给他。

但我不这么觉得，认为这么做才是最合理的。

这个结局也不错啊

http://www.bedtimepoem.com/?p=5811这应该是最准确的一个译本。

▍回忆玛丽·安那一天，蓝色月亮的九月静静地，在一棵年轻的李树下我搂着她，沉默苍白的情人像搂着一个妩媚的梦。

在我们头顶，夏夜美丽的空中有一朵云，让我久久凝望它很白，不可思议地高远当我抬头，它已不知去向。

那天以后，许多，许多个月亮在空中悄然坠落，消失。

那些李树们或许也已被砍去若你问我，那个情人后来怎样了？

我会这么对你说：我已想不起不，我确实明白，你想问的是什么但她的脸，我真的再也想不起我只记得：那天我曾将她亲吻甚至那个吻，我本该也早已忘记若不是因为那朵云我还记得它，也将永远铭记它是那样白，来自高高的天上。

李树们也许仍在开花那个女人或许已生下了第七个孩子但是那朵云，盛开得如此短暂当我抬头看它，它已消失在风中。

作者 / [德国] 布莱希特翻译 / 媛的春秋Erinnerung an die Marie A.An jenem Tag im blauen Mond SeptemberStill unter einem jungen PflaumenbaumDa hielt ich sie, die stille bleiche LiebeIn meinem Arm wie einen holden Traum.Und über uns im schönen SommerhimmelWar eine Wolke, die ich lange sahSie war sehr weiß und ungeheuer obenUnd als ich aufsah, war sie nimmer da.Seit jenem Tag sind viele, viele MondeGeschwommen still hinunter und vorbei.Die Pflaumenbäume sind wohl abgehauenUnd fragst du mich, was mit de Liebe sei?So sag ich dir: Ich kann mich nicht erinnernUnd doch, gewiß, ich weiß schon, was du meinst.Doch ihr Gesicht, das weiß ich wirklich nimmerIch weiß nur mehr: ich küßte es dereinst.Und auch den Kuß, ich hätt ihn längst vergessenWenn nicht die Wolke dagewesen wärDie weiß ich noch und werd ich immer wissenSie war sehr weiß und kam von oben her.Die Pflaumenbäume blühn vielleicht noch immerUnd jene Frau hat jetzt vielleicht das siebte KindDoch jene Wolke blühte nur MinutenUnd als ich aufsah, schwand sie schon im Wind.Bertolt Brecht由于是距离地球最近的星体，月亮的变化对于人类的影响也许不比太阳小多少。

满月时分，诗人的作品尤其多。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秋空明月悬，光彩露沾湿……”“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世说新语》里，东晋大司马桓温北征，见到自己年轻时种下的树亭亭已冠，大为感慨：“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睹月最易变身，睹物最易思人。

布莱希特却完全是在记忆里，搜寻过去的场景。

月色几经更替，曾经依偎其下的树木可能已被砍光，甚至连爱人的脸庞，也忘掉了。

不过诗人强调，有一朵云，短暂盛开，正是这一转瞬即逝的云朵，让他记住了一个吻。

总有一个微妙的细节，成为记忆之海里的浮标，锚定一件重要的、永志不忘的事情。

荐诗 / 范致行2015/09/27

给个不太看电影的朋友推荐了几部电影，朋友看完了说为什么这么好的电影中国就没有。

这让我想起了一件事，话说北京一个机场有一幅大的裸露的壁画，有个台湾商人在大陆经商，每次路过都要去看一看，只要那幅画还在，他就放心了。

很可笑，不是吗？

一个国家的开放程度联系到一副画上。

这里我要说，什么时候你看中国引进窃听风暴这部电影，那么中国电影就可以拍出我那朋友想要的好电影了。

呵呵，只是开玩笑的说如果真能到放开的那一天，中国会拍出比那还好的作品，我坚信。

又把《他人的生活》看了一遍，记忆中这是唯一一个我主动看第二遍的电影。

重新看一遍的原因很简单：看第一遍时太囫囵吞枣了，没留心一个关键问题——那个“坏人”是怎么变成“好人”的。

确切地说，我很想知道一个腐朽大厦的倒塌，是从哪个裂缝开始的。

《他人的生活》情节已经众所周知：1984年，东德秘密警察Wiesler被派去监听一个剧作家Georg，结果他不但没按计划搜集该作家的反动言行，反而被他和女友的爱情和勇气所打动，最后背叛组织暗中救助了他。

带着清晰的问题意识再看第二遍，我遗憾地发现，导演其实根本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坏人”并没有“变好”，他简直从来就是好的。

电影开始不久，在其上司Crubitz表示要通过监听搞倒谁谁谁时，他就问：“难道这就是我们当初为什么加入组织？

”一个竟然追问为什么的人，怎么可能是一个好的秘密警察。

在听Georg弹贝多芬时，他竟被感动得泪流满面。

一个追问为什么的人，以及一个多愁善感的人。

所以该片最大的问题似乎并不是“坏人”怎么变成“好人”，而是“好人”怎么能允许自己做那么多年的“坏事”。

Wiesler在成为片中的英雄之前，做了20年的秘密警察劳模。

如果他可以劳模20年而不羞愧，那么他应该也可以这样劳模下去；如果他会那么轻易被监听对象所打动，那么他也不可能这样劳模20年。

电影里真正的“坏人”似乎只有两个，一个是部长Hempf；另一个是警察头子Crubitz。

区区二人可以对这么多人的命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原因就在于“他们”把“你们”也变成了“他们”。

他们以保卫国家的名义吸纳了无数秘密警察，他们发展艺术家中的内奸，他们逼迫Christa告密，他们让Georg们保持沉默……如果没有“你们”，“他们”什么都不是，只是一群小丑而已。

但“你们”又是谁呢？

“你们”可能周末带孩子去父母家尽享天伦之乐，“你们”路上看到车祸可能会打911帮助呼救，“你们”可能看到电视剧里坏人欺负好人时气愤填膺，然而你们在做着这一切的同时，也会象Wiesler那样爬到别人的楼顶阁楼上——当然不仅仅阁楼，还有可疑分子家门口，单位，言论的字里行间——说：看，这个混蛋，竟然拿民主德国的自杀率来做文章，把他给抓起来！

“他们的信念是什么？

”有一次我试图和一个朋友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怎么说服自己，一个人把一件事情诚实地说出来，就应该被‘抓起来’？

”真的，他们是怎么说服自己的？

这事首先令人困惑，其次才令人沮丧。

他们怎么能够在窃听骚扰跟踪袭击迫害诚实正直的人之后，一转身，对自己的孩子说：孩子，你要做一个好人。

那个朋友说：“不需要信念，就是个趋利避害的本能”。

我还以为道义感羞耻感内疚感也是人的本能呢。

可能也正是因此，Wielser这个人物太理想化了：他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拒绝被彻底机器化，羞耻感犹存。

电影甚至把他描述得很可怜，一个人住冷冰冰的单身公寓，在电梯里被小孩子当面骂成“坏蛋”，招来的妓女甚至不愿意多停留半个小时。

而现实生活中，那些变成“他们”的“你们”，可能过得比谁都好：他们在饭桌上谈笑风生，在亲友中春风得意，在生意上左右逢源。

也正因此你们还在趋之若鹜地变成他们。

如果该电影展示的是1984年东德现实写照的话，那么5年之后的巨变一点都不奇怪。

当电梯里的孩子都可以羞辱秘密警察而他只能哑口无言时，只能说这个社会已经变心了。

事实上从故事情节来看，当时东德的控制手段已经贫乏到完全依靠胁迫：听不听话？

不听我就让你没饭吃。

当统治者的统治手段已经贫乏到仅剩胁迫时，它就气数将近了。

我们从小就说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也许历史唯物主义偶尔也会走神，物质基础也会被上层建筑拐跑。

至于上层建筑又是如何变心的，那个20年的秘密警察是怎么突然从“他们”转变成“我们”的，电影没有说清，我没有找到答案，看来还得接着找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