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河

　　记得很早很早以前，有过一次去越南旅行的计划，上网查了行程，路书，最后还是放弃了。

越南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有政治敏感度，也有负面的报道，旅行者在越南遇到意外。

看《红河》之前没看过任何影评，只知道几位主演，张家辉开始转型演悲情的文艺剧，以及张静初，对李修贤的角色也十分好奇。

我一直很喜欢张静初，无论从《孔雀》到《门徒》，再到《红河》里的智障女孩，她很擅长挑选性格鲜明，又轰轰烈烈的人物。

她也是适合，演的阿桃，虽然智障，但不软弱，骨子里眼神中透着倔强。

直来直往，没有迂回，屏幕里也不少这样的角色，张静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一个很特别的女子。

　　张家辉的演技和努力，在这部影片中点滴可见。

我以为，最难扮演的是与自己各方面都相差很远的人物，比如阿夏。

一个穷困潦倒，软弱无能的中年男人，靠女人混日子，委琐而且低下。

小到吸烟的姿势，与妓女一起厮混，浪荡的模样，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两个特殊的人物，演绎一场惊泣的爱情故事，从人物到背景，都是卖点。

章家瑞三部曲的最后一部，青山绿水天地丰富的湄公河畔，绿油油的夏稻中细细的田埂路，田里供奉着小小的神龛，热辣辣的阳光笼罩着整个庄稼地，农人扛着锄具，云游的僧人一袭麦黄长衫悠然而过。

爸爸蹬着自行车，阿桃坐在车前，姑姑坐在车后，头顶着白色的斗笠，一幅越南农村夏田间的恬静画面。

　　我猜到了爸爸跑进树林深处找风筝，一定会发生什么。

果然就踩到地雷，在阿桃眼前生生的炸开。

这是阿桃智障的形成原因。

再后来，阿桃被姑姑（李丽珍）带进中国边境的小城在洗头房帮忙打下手，遇到李修贤扮演的越南籍的黑帮老大，和靠路边开卡拉OK摊子的阿夏（张家辉）。

阿桃中间帮阿夏招揽生意，在阿夏的摊子上唱歌，白日帮阿夏打扫卫生，洗衣做饭。

阿桃对阿夏有天生的依赖，阿夏很像阿桃的爸爸。

再处到后来，阿桃对阿夏的感情就有了变化。

姑姑收了李修贤一大笔钱，将阿桃过继给沙巴做干女儿。

这事是最后才交待的，之前所有观众包括阿夏也都不知道，以为是阿桃的卖身钱。

阿桃出逃后，被阿夏带回瑶族的寨子参加同乡婚礼，两人这时已经很有恋爱的意识了，导演也表现出这点，我们观众看得十分真切。

沙巴追到寨子来带回阿桃，被误会的阿夏和沙巴手下打斗，四十多的男人为了爱情这样相博，挺感人。

沙巴枪击了阿夏的腿，带回阿桃。

戏剧性的被阿桃枪杀在车上。

　　一个因为误伤致死，判刑五年。

一个被遣返回越南。

没交待阿桃，姑姑来探监的时候说，回越南找了一趟，但阿桃失踪了。

将阿桃镶着和爸爸照片的项链交到阿夏手里。

阿夏就崩溃了，求姑姑一定要找到阿桃。

回天无力前，求医生讨一线生机的悲凄。

两人最后一面，是在看守所。

阿桃被带进所里，阿夏被押送去监狱。

阿桃追着车跑，隔着铁栅栏，抓过阿夏的手狠狠咬了一口（这是她在瑶族的婚礼上看来的，女咬男的手指是仪式的过程，代表爱）。

又继续追，一直追一直追，直到被警察拖住。

绝望的看着阿夏的车越来越远，受伤的小兽从胸腔里崩出碜人的嘶喊。

一年后，阿夏伙同一群犯人在荒山拖沙，听到风里隐隐约约传来谁在有一句没一句的唱着，阿桃的《红河鱼》－“红河里有两只鱼，一条叫阿香，一条叫阿山，阿山是阿香的新郎，阿香是阿山的新娘……” 追着歌声，阿夏像追车的阿桃，一直追，一直呼喊。

风扑啦啦的吹过山林，荒山沙坑里浅浅的水，隔着遥远遥远，晒台上，一个年轻的女孩唱着《红河鱼》晾晒衣服，被餐厅老板呼喝，就住了歌声，转身走进房间。

阿夏还在追，却不见阿桃。

一个落后的边陲小镇。

那边是越南，这边是中国。

勤劳沉默的她在发廊做粗工，市侩冷漠的他在街边靠一个破音响给客人K歌。

一元一首。

她叫他“BABA”，他花了两百块把她租下来让她在街头唱歌招揽生意。

她为他洗衣服刷鞋子擦地赚钱，他从来没把她当回事。

她看到他带女人回家睡觉,偷偷地从窗口爬进去把他们的衣服扔在大街上.全篇语言不多，有的是人们淡漠的表情背后偶尔闪现的温情。

只有她，阿桃。

一个有些智障的女子。

她用她带着傻气的天真和执着，温暖了一个男人冰冷的灵魂。

如果不是那一枪，结局会怎样。

如果不是那一枪，他们是否会走到一起。

如果不是那一枪，他也许并不知道他已经爱上了她。

电影是遗憾的艺术。

正如人生，若没有错过。

该多好。

这是我熟悉的场景，连绵的山峦，窄轨火车道的小火车，放着土气卡拉OK的夜集，大裤衩劣质吊带裙塑料拖鞋，说着半吊子中文的越南人，长满热带植物的小路，突突的三轮摩托在满是尘土的路上行驶，这些是我小时候看过的，听过的，生活过的种种。

但故事却不是我熟悉的故事。

红河里有两条会唱歌的鱼 　　一条叫阿香 一条叫阿山 　　阿香是阿山的新娘 　　阿山是阿香的新郎 这首歌被成年的阿桃唱出，抹上了一丝悲凉的味道。

阿桃眼神清澈，表情天真，可是她的智商永远地停留在了那个地雷响爆的五岁，对父亲的记忆，也顽固的被定位在了额头那颗红痣。

落魄的阿夏和阿桃彼此遇见，那颗红痣拉近了他们的距离。

日久的相处也让他们的心越拉越近，但阿夏一开始并没有发觉。

他靠相熟的妓女满足生理需求，也和阿水保持着暧昧的感情关系。

直到沙巴要把阿桃带走，他的感情才呈现出了勇敢的一面。

看到最后我们可能会遗憾，如果阿夏一开始就知道沙巴的真正目的是收阿桃为女儿，那这个悲剧可能就不会发生。

但说不定沙巴的看不起会不会又酿下另一个悲剧呢？

他用枪指着阿夏的头说：你有什么？

你能给阿桃带来什么？

沙巴是不一定会接受阿桃和阿夏在一起的。

这段感情让我很感动的原因是，阿夏和阿桃其实都是内心很清澈的人，心底像住着一条鱼。

沙巴凶恶，阿水狡邪，在他们的世界里，不可能养鱼。

阿水去探监那场戏，当阿夏声嘶力竭地抓着栏杆吼叫的时候，阿水留下了眼泪。

正是因为她对阿夏感情的试探，造成了这个误会不可避免的产生。

阿桃的项链被阿水塞在了阿夏手里，不知道他攥着它在多少个白天黑夜思念着阿桃，因此在听到和阿桃一样的歌声时，不顾一切地越狱了。

但，那不是阿桃。

一个有着和阿桃相似声音的越南女子，晒着的床单在风中不断翻飞，也不知道，阿夏奔到跟前时，是怎样的失望。

导演对小人物的处理非常到位，细节尤其值得称赞。

张家辉饰演的阿夏虽然操着一口并不熟练的普通话，但那种流动卡拉OK小贩的小角色却被演得入木三分。

唱了几句机器就出现故障的客人要退钱，阿夏希望还能找回一两毛；给阿桃办暂住证，对民警说一分钱都没少我白找你了；抽烟时用两个指头前端夹住送入嘴里，这是底层的人经常用的姿势。

另外就是影片拍得很美，特别是开头那几幕，风景如画的越南乡村，河水缓缓流动，村民们撑着船驶过平静的河面。

————与评论无关的分割线—————1.片名叫红河，但片中出现的方言却都是昆明话，这一点上，要批评导演了解不够深入。

作为红河人的我认为这是本片最大bug。

2.导演的三部曲，讲的分别是元阳、石屏、河口，这三个县都是云南红河州，干嘛不干脆叫红河三部曲呢？

3.越南女子的传统服装真的很好看。

（小论文，伪学术，觉得很深奥很装X很看不明白就对了）论《红河》的叙事——纯真面目下的成与败Narrative of Red River: success and failure in Narrative Appearance“红河里有两条鱼，一个叫阿山，一个叫阿香。

阿香是阿山的新娘，阿山是阿香的新郎。

”影片的开头，这是一段小女孩在越南河岸边高唱的清亮的歌，试图以“鱼”喻人、以情动人、以纯感人，相当清晰的赋予了影片叙事的导向——即两个孤单个体之间的纯真爱情。

换句话说，这首情歌其实是贯穿《红河》全片叙事的一个显著性标记（阿桃的确也无时无刻不是在唱着这首歌）：一方面，在正面意义上，它呈现出的是整部影片的内容主旨和风格取向——即简单纯朴、清澈干净、如涓涓细流一般的两个人的爱情，其中不失温暖、纯真，结局处又有“得不到、永别离”的哀伤之感；而另一方面，这几句唱词，也更像是一个薄弱的负面切口，暴露的又是该片由于过度追求纯真带来的无力感，即远离了现实和历史的复杂困境，做自我漂白后的纯洁呈现——即全片至始至终都用一种内囿式的、逃遁的、只属于个体童话的视野来“观看”外部世界，从而做出幼童的姿态，消解掉对人性的深入剖析、以及与历史和现实进行多一步对话的可能性，以此来达到自我叙事的浑然圆满、遗世独立——从这个层面上说，它又是一种狡猾的叙事策略下的精神苍白。

【纯真之害：苍白的疯女、现实和历史】首先，我认为，这种所谓的“纯真面目”直接体现在影片叙事中对“疯女”这个形象的过度依赖和不合理的使用上。

影片前五分钟匆匆交待了一个叫阿桃的女孩，幼年亲眼目睹父亲被炸死，受到精神摧残，心智只能停留在六岁。

随后，根据片中的时间跨度为二十四年（从1973到1997年），在二十四年间，为了保持她内心的格外纯真无暇，干净如同白纸，“死去的父亲”就一直在被假定构织着阿桃的内部和外部世界的所有联系，并且控制着她整个残缺不全的心智——这一点相当显豁的表现在影片当中，包括多次通过阿桃的面部特写推进，而进入她的内心世界，而紧接其后的镜头呈现，无一例外都是父亲的影像。

同时，“父亲”萦绕不去的幽灵，亦在影片的客观视角中（即阿桃时不时就会喃喃自语出的“爸爸”）被不断被彰显出来。

换句话说，影片对“疯”做足了文章，张静初扮演的“疯女”阿桃直接成为一大亮点和卖点，她内心的纯真不厌其烦的在影片中大量展现——既有外部应证，又有内部落实（通过阿桃几次幼年段落的闪回）——影片占用了过于冗长的篇幅，不断展现她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幼稚之举，同时反复咀嚼其父亲死去的段落，其实都是用一种相同的策略做没有创新的循环使用。

而当叙事想要突破“单纯疯女”的藩篱的时候，却又做了不合理的处理——阿桃的这种纯真，随着叙事的推进，被强制附属了一套“爱情”的法则，则不免自相矛盾，漏洞百出。

因为，按这个角色原初的设定推衍下去，阿桃完全没有精神上的主体性可言，只是一个孩子，一个父亲形象的反射工具——这是一个内部生命在六岁开始就完全停止生长的女性，如果没有振聋发聩的、刺激觉醒的成长仪式，她是绝对不可能有爱情的（如果叙事上不加上阿夏和阿桃两人之间的性爱段落，即该成长仪式，爱情绝不可能存在）。

目前看来，阿桃全部的精神领域中只剩下其父亲影像的堆积，并存不下任何“他物”，若以她为主体来看，她和阿夏的爱情先天不足、后天残缺，理论上来说是绝无可能。

而异常吊诡的是，一旦强制性的让阿桃拥有了“看似的爱情”，杀伤力又是巨大的，因为她内部不完整的心智，会自动产生净化效用，把常规爱情中见不得人的部分删除出去（比如性、金钱利益和世俗价值），从而让这段“所谓的爱情”变得清澈透明、无比执着和简单质朴。

也就是说，无论如何，这种“疯女”的爱情都不会不纯粹、不感人，一开始它就被印有了某种能打动人的原始力量，即找到了某种发力的平台——孩童般纯真的面目，讽刺的是，这两点恰恰是一个逻辑悖论。

在这种两难抉择的时刻，创作者居然也选择了视而不见的“装天真”，仿若无视阿桃仅仅六岁心智的事实，让她最后用咬手指这个外部动作表达出对阿夏的爱，一时间似乎无比感人，为之落泪，但仔细一想却很难以自圆其说。

表面上看，我们可以说，这部影片是恰好利用了阿桃这种似爱非爱的暧昧感情，制造出她和阿夏之间混杂着父女之爱的悲情况味，而实际上，我认为，这种策略，表现出的却是创作者对阿桃这个女性角色生命本身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体悟和关心，在叙事策略上只是一味贩卖其可怜凄惨，随之用完即弃的态度——比如二十四年间，阿桃的经历，片中几乎只字未提，为何她还是处女？

以她的智力水准、卑微身份、所处环境和亲人阿水的冷漠态度来看，不受强暴是极端不合理的，以至于她曾经似乎生活在童话世界一般；又比如，硬要让影片外部世界上呈现出三十岁的阿桃和四十岁的阿夏的“爱情”，但剥开肉身上的表相，却无视两人精神上呈现的实际景象是：六岁的阿桃在抓住遗失的父亲，而四十三岁的阿夏则保护着一个年幼孤女——这一点在影片中完全被忽略，没有任何体现；而最后，结局处，通过让阿桃被遣返越南后失踪隐匿，以成全了阿夏的一番痴情外化（劳改时跑着去追寻与阿桃相似的歌声）——总之，影片将一切没搞清楚、说不通的、不够煽情的地方都牢牢栓在“疯女”这根救命稻草上，试图先入为主，将一种没有源头的爱情渲染、扩大，又竭力保持此情不受污染、清可见底，唯独只牺牲那无知无辜的阿桃一人——这种创作者骨子里的无视，以及对该角色不合逻辑的使用，让阿桃即使在影像中再浓墨重彩的呈现，该“疯女”形象的内涵和外延都肯定会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苍白气质。

其实，“疯女”的书写是可以极有分量的，比如费里尼的《大路》，或是东亚社会类似语境下的李沧东的《绿洲》——“疯女”折射出的是更为宗教性、社会性或人性的东西。

而文学作品中，“疯女”的形象书写更是一直是联系着某种女性自觉的血泪控诉，是女性对自身在父权文化中从属身份的、被摧残身体的铭写——譬如萧红、张爱玲笔下的“儒家疯女”，无一不是作为在儒家父权压抑下的、带有自残性质的反抗。

而再回过头来，反观《红河》中的“疯女”阿桃，则是在不断寻求“父亲”庇护的茫茫路途中，心智残障的原因也牢牢栓在“父亲”的丧失和缺席上（这也是一种“无视情结”下对该人物人格设计的单调）。

这种向度的强制预设，一方面，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觉得是饱含了极为男性中心的书写，充满了“救赎者”的自我想象；而另一方面，则使得影片中的“疯女”意味变得极为单纯轻飘——只有天真、无助和可怜的孤零人涵义——没有了深挖一丁点的可能性。

其次，上述的这种“纯真面目”造成的“伤痕”还散落在影片对现实的反射上。

故事放置于云南和越南交界处这个天然的“屏障”之下，无形中加厚了影片的某种异域况味。

但是，创作者对云南/越南交界处的影像呈现却也极为“纯情”——影片中偶尔出现的夜市摊贩、稻田和河流的展现都是只有其形的外部空间呈现，虽然风景美伦美奂、画面色彩饱满有余，却甚少感受的到其间内部与叙事息息相关的脉络和实际生命的质感，也没有还原现实边境处的复杂生存处境。

影片中将一切人物的问题都归咎在匮乏金钱上，那些小人物都是开口必谈钱，被钱逼的走投无路，用单一的“贫穷”连线将他们的所有的困境都缩小成一个经济学上的概念，也是诸多人物在异域舞台上表现无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同样的，在对城镇空间的再现上，尽管导演努力让足够多的群众演员穿着当地服装四处走动，但是生硬的痕迹还是过于明显了，不由地剥离了一个城镇的历史感和复杂生态观，导致全片“在地性”并不是很强，即搬到另一个小镇空间也并无不可。

同时，这种简单化的“纯真”，也沿袭在对时间点的把握，即对历史的映照上。

创作者选择了1973年和1997年这两个极为特殊的时间点（1973年越南抗美战争彻底结束，1997年香港回归），却没有打算让它和叙事暗流有任何深层的沟通交流，尽管这两个时间点的选取是极为政治性的，扯出的是历史轨迹上的兴奋点，但其深层历史涵义在影片叙事内却被几乎全盘剥离。

影片只有在开头暗示，父亲踩到地雷和越南战争有关，后来，又说沙巴的断腿和疤痕和越南战争有关，但是实际上这种历史关联性再也没有任何除了口头话语表述外的别的表露，或者说，这种创伤只是符号式的肉体创伤，呈现的方式也近乎于不痛不痒。

而接近尾声处，香港回归那一段，甚至只是为了造就了一夜的烟花场景和广播声音，与剧情内部脉流更是毫无关联，可有可无，更只是为了烘托一种怀旧情调、伤感意识，而这些可供发掘的好构想最终在“纯真”这一无可奈何的面具下，沦为了形式化的摆设。

【纯真之获：澄澈的亲情、类型和个体】但是，无法忽略的是，正是这样一部“过度单纯”的电影，在上映后就不断广收好评，赞誉如潮，不但在大学生电影节获得最佳导演、最受欢迎女演员两项奖，更是短短三天就取得了接近800万的票房成绩。

这是相当有趣的事情，为什么在当今中国社会，这样一部简单到素颜的片子能轻而易举的打动了观众，除了它的显而易见的明星阵容造势，异域风情呈现和所谓激情段落的幌子。

该片剥离了任何地域的、历史的、现实的复杂性，它的闪光点又暗藏在何处？

它内部的淳朴，是否真的牵动了人的情感？

首先，实际上，它的精神内核紧紧攀附着的是最原初的人的困境——即是一个父亲丧失之后，“孤女寻父”的古老命题——恰恰是它构成了《红河》的灵魂，并衍生出故事的种种叙事段落，这种原初的纯真才是它真正的起始点和一切构思的源泉。

至于影片外表显示出的其它读解可能——所谓的云越交界处的异域风情、政治敏感性的时间点的选取（1973年越战结束，1997年香港回归）、傻女和落魄中年人的爱情——在我看来，其实构成的都只是影片外部的精心雕琢的装饰，是一个虚掩的幌子，与其真正想表达的精神内核相去甚远，更不是主旨所在。

原因如下。

第一，先从“父亲”这个潜流的承托来看，三个人物之间，一条清晰的脉络就被梳理出来——沙巴想认阿桃为女，而阿桃只认阿夏为父。

沙巴一开始都被暗示其对阿桃是赤裸裸的占有欲。

而如果再反过头去看两人“父女关系”的搭建，其实动机比较隐晦，姑且理解为沙巴和阿桃同受到战争残虐，都残缺不全，一个在肉体上（失去一条腿且满身伤疤），另一个则在精神上（惊吓过度而导致的智障），正是这一点构成了两者的互通，而剧作中将这种抽象互通外化为“槟榔”这个外部实物（影片中阿桃和亲生父亲的“外部实物”是挂脖子上的相册，而她和阿夏的连接物则是帽子）。

尽管这种“父女关系”的交接，还是过于牵强附会，但总算说得过去。

二另一条线上，阿桃认阿夏为父，则将其完全归结在外貌相似之上——她第一次见到阿夏时，她、阿夏和她父亲的脸部特写交互剪辑，以显示阿夏和其父亲的类似特征，依旧是极为表层的“以貌取父”设计，尽管如此，父女之情依旧能让观众感动，再一次证明这部片子完全是情感先行，胜过理智，而国人大多都不反感如此。

第二，类型片的简单的套用也功不可没。

在叙事谋划上，沙巴这个“父亲”角色也为该片的观众缘打下基础，创作者完全是根据阿桃这个“绝对弱者”而设计出的这个“绝对强者”，从而想构成某种充满可看性的戏剧性张力，这从沙巴的标志物“手枪和一条假腿”上就能看出类型端倪。

正是这有点类似于灰姑娘的故事模型， “黑帮老大和贫穷孤女”的模式其实是一种大众熟悉的商业片惯用伎俩。

与之成鲜明对比的是，影片中的“潦倒中年人和智障少女”的叠加，构成的是一个反向度的文艺脉络上的平凡温情（如李沧东的《绿洲》）——这两个极点拉扯之下又构建新的一重张力。

最后，个体的命运被无限悲悯同情的放大出来。

故事有意思的设计正是，智障孤女、落魄男人和黑帮老大，三者在现实世界中构成的恰好是“弱肉强食”生物链上层层递进的一个环——阿桃作为一个极端的弱者，力量居于身为普通人的阿夏之下，而沙巴处于权力格局的最高一环，势力又是远远胜于作为卡拉OK小摊主的阿夏，甚至具有某种强势的“生杀大权”，他才是最有资格的“父亲”的人选。

但是，同时，在影片中的几段沙巴自我表述的语言里，提到了凌驾于沙巴权威之上的，还有警局所代表的“法律”，以及美国战时的军事暴力、战后的经济控制。

换言之，他们才是悬置于最高处的“父亲”的代言，而三人最终在此“父”的惩罚下，均以悲剧收场：一个死于枪下（即使不死也要被抓）、一个伤残被关牢狱之中、一个因被遣返而失踪。

这种不经意间对强势的“父”权威的质疑，对个体生命消逝放大的注视，更是契合了中国现今群体精神的脉络。

纵观全片，《红河》的剧作其实自有它内在的严整结构，这也是它普遍获得认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但是，这个严整结构的支撑点其实恰恰正是它那过于纯真的面目——这又像一个太过狡猾的策略那样，总是难免反噬其身，让其又沦于内部灵魂上的单调、干瘪和苍白，就像开片那首歌所唱的一般——几个人物（阿夏、阿桃、阿水和沙巴）、仿佛远离尘嚣、隔绝外物，做自我纠缠式的演出，最终尽皆毫无声息的消亡殆尽——不是耗损掉生命，就是下场凄惨，这些的确能够瞬间打动人心，但是深远来看，实际上全是微小格局下的微小演绎，折射不出任何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全片在表达上野心甚小，力求保险，最终只留下一部仅仅能算作是“拨动心弦”的作品。

完登《电影艺术》2009年04期

其实从我2009年看过《红河》之后，我就发现，好难找到高清下载啊！

超清更是别想了！

是不是因为电影画面出现了伊朗4：1中国的原因呢？

其实电影的故事很真实，也很符合当时的社会现状，所以略显消极。

演员的表演都特别到位，当我2016年再去看这部电影，成长的经历告诉我，阿桃这样的女孩是每一个男人的梦！

千金不换！

阿桃本来是阿夏雇来赚钱的工具，但日久生情，由隔阂到产生朦胧的爱意和依恋到最后长相守的愿望，演绎得令人信服。

张静初的表演浑然天成，活脱脱一个智障女的形象。

张家辉的表演也比较成功，完全没有了以前喜剧搞笑的固有格式。

整体上，本片是一部较优秀的文艺片，属于那种叫好不叫座的片型，如果没有张静初、张家辉、李修贤、李丽珍等人的号召力，票房会可想而知。

片子最让我感动的是阿桃为阿夏买鞋的片段。

硬伤除了时间上的推论之外，为什么阿水不早点把李修贤的真实意图（收阿桃为干女儿）告诉阿夏呢？

这样就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了。

片子开放式的结尾也不太符合中国观众的传统观影习惯。

如果电影没有被盖上诸如“中国《情人》的生死悲歌”之类的帽子，我想最后那幕现实中的“咬手指”戏会让我哭出声来。

（DVD封皮的广告总是会不自觉地感染到人不是吗？

）并且张家辉张静初李丽珍无疑都贡献出了相当优秀的表演——张家辉已不用赘述，我无数次的为这个男人感到心软和母爱泛滥（很囧但是事实）；张静初虽然还是太过用力，但在这里反而恰到合适，纯真的眼神让阅片无数的干爹以为她刚演完《孔雀》不久。

当然，所有不圆满的爱情都会让我感到难过。

无一例外。

一个无父无母的智障女孩是注定不会有好命的，所以她被亲情与爱情争夺，最后失去了一切。

是亲情吗？

那个黑社会老大，沙巴老板。

当过兵，打死过三个美国人，靠走私发了大财。

浑身是伤，失去了一条腿，对违背他意志做事的人，用枪来教训。

他看上了她，想认她做女儿，直到影片快要结束的时候，她的姑姑说出了他的意图。

不仅阿夏吃了一惊，我也吃了一惊。

怎么不早说呢？

另外，沙巴是真心想认一个女儿吗？

智障的阿桃是那家店里唯一不害怕他伤口和假腿的按摩女，她天真可爱。

沙巴也试图保护他——先买下来，对于欺负她的人，统统用枪来解决。

最初她并不怕他，在路上遇见还给槟榔给他吃，之后她先后两次看到他开枪，她才开始怕他，一心想逃走。

哪个父亲会如此对待自己的女儿呢？

与其说是亲情，倒不如说是占有欲。

有时候，丫头、小妾、干女儿，差别都不大。

是爱情吗？

那个街边放卡拉OK的阿夏。

四十多岁还没结婚的男人可能死后都进不了祠堂。

他所在的剧团解散了，他的心上人嫁给了有钱的老板。

他躲在家里看中国足球，时常和妓女上床，消解苦闷，同时又愈发苦闷。

这样的男人还会有爱情吗？

当他发现阿桃叫他爸爸的原因之后，回头找她，他愿意像一个真正的爸爸一样保护他。

前两天看了Robert Bresson的《Pickpocket》，主人公身陷囹圄之后发现原来自己仍然有爱的能力，开始肯定人生的意义。

阿夏也是同样。

是在阿桃把妓女的衣服扔到窗外的时候？

还是在阿桃效仿瑶族新娘咬住他的手的时候？

阿夏也发现了自己在小悦之外还有爱的能力。

所以我一直盼望着阿桃和阿夏能够有一个好的结局，尽管那将是一个俗不可耐的和谐的尾巴。

然而，这次，竟然没有。

当阿夏听说沙巴并不是要霸占阿桃，只是想收她做个女儿的时候，他好像很懊悔，仿佛自己破坏了阿桃本应该得到的幸福生活。

做了黑社会老大的女儿，就能够生活幸福吗？

结尾时候唱歌的女孩不是阿桃，阿桃再也没有出现过，她没有逃脱她的命运。

一直想跟喜欢的人看一场电影。

看红河是偶然。

只不过时间刚刚好。

只不过我刚刚好想看一场电影，它刚刚好被影院安排在我们可以的时间。

偌大的放映厅，只有我们几个人。

智障善良纯真将阿夏误以为是爸爸的阿桃，混迹于街市偶尔鬼混纠结于初恋的阿夏，残忍霸道又怜悯阿桃的沙巴，风尘世故对阿桃想照顾却又力不从心眷恋阿夏的阿水。

爱情啊，究竟要多么迂回纠结才算是终结呢？

非要把人的情绪都拧在一起不断地撕扯拉拽不干涸殆尽不罢休么？

张家辉的表演可圈可点，当他在街上低声下气的招揽生意，当他在杂乱不堪的屋子里跟妓女鬼混，当他鼓足勇气上前阻拦占阿桃便宜的混混，当他笑的那么纯粹由衷站在同乡的婚礼现场，当他那么焦急的遍寻不着阿桃的影子，当他被打时还能耻笑打手的裤链儿，当他听见阿桃的歌声不顾一切的奔向红河。

尽管他的声音和语调听上去有那么一点点的别扭，不过在这些面前都可以忽略不计。

张静初，尽管我某天在电视上见过她在红河的首映，卷发缱绻妆容精致。

可我不喜欢。

戏里的阿桃才让人动容，眼神干净清澈无辜，天真单纯乖巧认真，爱的懵懂深刻那么决绝。

李丽珍的表情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让人觉得不舒服，声音也一样。

有人说，她老了。

我米见过她年轻时候的样子，无从比较。

故事的结尾给了大家一个模糊的悬念。

可我的内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的需要一个俗不可耐的大团圆的完满结局。

或者那首贯穿始终的歌谣就是冥冥之中的寓意吧。

红河里有两条会唱歌的鱼 一条叫阿香 一条叫阿山 阿香是阿山的新娘 阿山是阿香的新郎 他们始终是各自的新娘和新郎。

我被某情节打动。

咬手指。

掀开红盖头，咬指永相守。

突然想起爱情的牙齿，或者我真的以为只有疼痛才能不忘怀。

（内有剧情透露，慎入）剧情片，我实在看的太少，但是几乎每次看了都要写影评，这似乎是个很矛盾的问题。

关于越南，我的了解几乎全是来自美国人的电影，那自然不会有好的方面了。

几乎所有的描述都维持在越共疯狂的自杀性攻击以及美国人的凝固汽油弹上。

而来自中国的描述也没有多到哪里去，中越自卫反击战，似乎我们所知道就只有这些，当然，还有越南代工的服装。

影片的第一个亮点居然是小时候的阿桃，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小孩子，确实长得可爱。

等长大后，可爱还是没有减少，可惜的就是没有别的加进来，人总是不能这样可爱一辈子吧。

一开始还觉得张静初演的有些过了，仿佛看到了李亚鹏版的郭靖一样，当然后来得知她是智障才明白了过来。

其实吧，光凭可爱就可以赢得很大一部分的观众了，但要全面获胜，小张还需再多加努力，或许多看几遍雨人会有帮助，阿甘正传也行，暂时想不起来女主角是智障的经典。

阿桃活得很不负责任，话说回来，她也没办法负责任。

傻乎乎的把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迷的神魂颠倒，其实也不能这么说，阿夏对她的感情很复杂，不能简单的说是爱情，其实一半以上是对阿桃可爱的回报。

让阿夏坐了牢，两个打手非死即伤，沙巴老大也被阿桃爆头，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居然笑了。

可最后，阿桃一个人在那里唱着歌，仿佛所有的事都和她没有关系。

有谁么办法，人家那么可爱，又是智障，这两点加起来，完全无敌。

阿桃三次逃走，或许导演起这个名字的寓意就在这里吧。

阿夏这个人，怎么说都是老实人，为了阿桃挨了一记老拳，从那个时候，这个老男人就有些喜欢阿桃了。

谁说男人要喜欢女人才会付出的，其实真正的情况是付出了才开始喜欢，因为不能让自己的付出没有原因，男人总要给自己的行为找一种解释。

阿夏就这么一步一步掉进了阿桃无意设下的陷阱，直到那个夜黑风高电闪雷鸣的午夜，他才落到了陷阱的最深处，差点，差点就占到了女娃的便宜。

没什么不好，他喜欢阿桃，他怜惜阿桃。

而阿桃呢，却只是因为面前的这个男人像自己死去的父亲，这是恋父情结吗？

我不知道，因为我是男滴。

沙巴本质并不好，这个人心狠手辣。

尽管导演想把他塑造成一个外刚内柔的黑老大形象，但是坏人就是坏人。

阿夏挨的那一枪我们应该料到是在腿上，因为前面已经安排过一个情节了，这里不得不说导演做得好，一个场景完成了两项功能。

再说回沙巴，要是能把阿桃娶回去当老婆，那才是一种正常的表现呢。

这不是恋童癖，不是说任何年龄段的男人都喜欢“二十岁左右，容貌可人，身材姣好”的女性么，人之常情啦。

到最后，阿水告诉阿夏沙巴是想带阿桃回去做干女儿，说实话我吃了一惊。

完全没必要这样的，沙巴的反面角色演得挺好，可为什么要在最后将他的觉悟提高到这样的水平呢，难道仅仅就是为了增加悲剧效果？

最后的最后，阿夏听到阿桃的歌声直接越狱了，阿桃站的那个阳台给了快10秒的镜头，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等待那一声枪响呢，可到最后居然什么都没有了，故事直接完了，难道仅仅是为了告诉观众阿桃还活着？

或许加上最后一声枪响悲剧效果才更好些吧。

好吧，如果按照导演的设计，按照人物所做的事，那么《红河》中最可爱的人，不是阿桃，不是阿夏，不是阿水，和阿字没关系。

而是沙巴。

对，是沙巴。

带着那样一种高尚的情怀解救下层人民于水火之中，最后在被人误解的情况下仍然排除万难积极进取，如果沙巴是越共，那他就是党员的先锋模范。

有的人的死轻于鸿毛，有的人的死却重于泰山。

沙巴，你才是最可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