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捕聂鲁达

先说一句，这部电影最初是为了学西语看的。

真的是很好的学习材料，语言足够诗意，适合反复听。

影片的看点很显然不在于情节，因为这是已发生的历史，大家都知道聂鲁达成功逃到了法国。

看点在于影片通过警察的视角，不断去寻找聂鲁达名流史册，他的诗歌被人传唱的原因——这样一个参议员，声称自己是共产党人，实际上远离人民，为利用这场逃亡留名青史，不惜让他的同志们冒险，而且并不知道如何建立一个人民做主的国家；这样一个浪子，抛弃妻女，寻花觅柳，但是女人们都渴望他的怀抱。

聂鲁达的意义在于他是一个诗人，他为人民作诗，鼓舞人民追求理想的社会。

"¿Por qué lo hizo todo esto? Por su pueblo. El poeta les dio las palabras para que aquellos pueden contar su vida. Su vida dura. Y estas palabras les dieron sentido a sus sueños terribles. Por eso lo hizo. "

在追捕的过程中，警察也寻到了自己的身份。

他是警察局长和妓女的儿子，这个身份实在尴尬。

他就像历史之流里随便的一个人，他的存在不值得被记忆，因此对于后世，他不曾存在，仿佛一个“虚构的配角”。

但是他终于找到了他自己存在的意义，他属于人民，也属于创造的历史的人民。

“Yo era de papel, y ahora soy de sangre”

女人的身体，白色的山丘，白色的大腿，你委身于我的姿态就像这世界。

我粗犷的农人的身体挖掘着你，并且让儿子自大地深处跃出。

我曾孤单如隧道。

群鸟飞离我身，而夜以其强大的侵袭攻占了我。

为了存活，我锻造你如一件武器，如我弓上之箭，如我弹弓里的石头。

但报复的时刻已到临，而我爱你。

此文出自情诗之王，智利最伟大的诗人，巴勃罗·聂鲁达。

聂鲁达13岁开始发表自己的诗歌，1923年就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黄昏》，随后一年，他发表了享誉世界的成名作《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

《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被誉为“情诗圣经”，全球销量已超过1亿册。

聂鲁达被评为“20世纪所有语种中最伟大的诗人”。

获诺贝尔文学奖给他的获奖理由是：“诗歌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与梦想”。

“爱是这么短，遗忘是这么长”“我喜欢你沉默的时候，因为你仿佛不在”一位可以用文字让人高潮的诗人。

除了歌颂爱情和性爱，聂鲁达的一生还有一个主题，就是政治。

在人生的中晚期，聂鲁达步入政坛，他的晚年遭受了故乡的流放，排挤，背叛。

但他始终保持着对革命的热情，这种意识渗透进了他的诗歌创作中。

在流放和回国期间，他创作了《漫歌集》，他以诗的优美融合诠释他的政治理想和态度，开创了政治诗歌的先河。

如何以文字之外的影像化手段表现聂鲁达的传奇人生，绝对是一个高难度的再创造工作。

曾经指导传记片《第一夫人》，《神父俱乐部》，《智利说不》等影片的智利导演帕布罗·拉雷恩利用蒙太奇的虚实交映，给我们呈现了一个魅力非凡的，有关诗人巴勃罗·聂鲁达的奇幻故事。

其最新影片，《追捕聂鲁达》讲述了聂鲁达在1948年，遭受本地政府排挤，被迫出逃时期的一段故事。

该片最令人惊奇的地方，就是利用梦一般的剪辑手段，配合聂鲁达的文字，以诗意的方式，行云流水般的讲述了一个有关“追捕”的故事。

从片名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导演的巧妙之处，整个故事的切入点没有直接放在聂鲁达身上，而是以另外一个人的“追捕”，从侧面，从他人的视角中给我们呈现一个浪漫诗人的聂鲁达形象。

在建构聂鲁达形象时，我们同时看到了另外一个角色，警察奥斯卡·佩卢恰努的角色建构，来自于他的内心冲突，身份焦虑，推进着剧情，同时以镜像化的方式丰富着聂鲁达的形象。

全片的主线故事，其实是警察奥斯卡·佩卢恰努的身份认同经历，故事中，他的人物弧光转变是叙事脊梁。

影片在他的旁白，聂鲁达的诗文，人物台词之间不断互文中，构成了戏剧冲突，模糊着虚实，让人完全沉迷在叙事的精密建构之下。

《追捕聂鲁达》看似讲述的是，警察抓捕聂鲁达的故事，其实是聂鲁达凭借着自我的绝对精神，非凡的个人魅力，摄人心魄的诗歌最终成功“抓捕”警察奥斯卡·佩卢恰努的故事。

影片的故事脉络非常简单，1948年，聂鲁达的政治理念遭受国内以贵族集团为代表的政治势力的排挤，他被当做全国逃犯，警察奥斯卡·佩卢恰努奉命执行抓捕行动。

在制造留言，泼脏水，武力危险等手段相继失败后，警察奥斯卡·佩卢恰努对聂鲁达产生了复杂的情感，这次抓捕行动让他逐渐看清了真实的自己，看清了自己的内心的欲望。

片中，奥斯卡·佩卢恰努在抓捕行动中，自我认同发生了三次明显转变。

影片一开始，我们还没有看见奥斯卡·佩卢恰努，只听见他的旁白，听见他对于聂鲁达这类文人的偏见，腐败的生活，流连于酒精和女人。

当他第一次出现时，他把位于警察局中心的雕塑，智利警察系统的建立先驱当做自己的父亲。

他把自己看作警察的儿子！

可抓捕行动并不成功，聂鲁达被政治势力所保护，奥斯卡·佩卢恰努的抓捕总是晚了一部。

他每到一处，都会发现聂鲁达留给他的小说，那同样是一本有关抓捕的小说，里面有罪犯和警察。

他唯一一次差点抓捕到聂鲁达是在妓院中。

可惜，聂鲁达不光受到政治势力的保护，连人民也爱戴他，迷恋他，保护他。

妓院的遭遇让奥斯卡·佩卢恰努想起了他的出身，平民，母亲是妓女，不知道他的父亲究竟是谁。

奥斯卡·佩卢恰努的身份转变，他痛恨自己，他说自己的所有妓女的儿子，是性病的儿子。

正是因为父亲身份的缺失，让他的自我认同总是摇摆不定。

奥斯卡·佩卢恰努只能从旁人口中得知聂鲁达的形象，这个形象经过他的个人经历，变成了二手的形象建构，与其说是他在抓捕聂鲁达，不如说他是在抓捕那个失去的“父位”，抓捕那个他的生命源头，抓捕他自我的身份！

影片第二幕的高潮，奥斯卡·佩卢恰努抓住了聂鲁达的第二任妻子，她告诉奥斯卡·佩卢恰努，你不过是聂鲁达小说中的配角，是聂鲁达创造了你。

这一刻，奥斯卡·佩卢恰努内心产生了巨大的波澜，文学作品通过从角色的视角展现事物，鼓励读者与角色的认同。

我们在与我们所读的那些人物的认同中成为我们自己。

在整个抓捕行动中，奥斯卡·佩卢恰努始终满怀着欲望，寻根的欲望，找到自我的欲望。

正是这个“先在”的欲望实现了认同！

使认同是富有欲望的主体存在！

整个《追捕聂鲁达》的故事就是以奥斯卡·佩卢恰努的认同欲望为源动力所驱使的。

在一个又一个，奥斯卡·佩卢恰努望向镜子的“镜像阶段”的场景中，他形成了自己新的身份。

在片尾的高潮，奥斯卡·佩卢恰努遭受了背叛，他躺在雪地中，生命似乎快走到尽头。

他终于看到了抓捕的对象，聂鲁达本人，他流露出喜悦，忘记了生死。

这时旁人问聂鲁达，“你认识他吗”？

聂鲁达说，“不认识”。

若有所思后，聂鲁达又说，“认识”！

聂鲁达不认识奥斯卡·佩卢恰努的过去，当他认知他的现在，奥斯卡·佩卢恰努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绝对精神，什么也不是，同时又是一切。

我不认识奥斯卡·佩卢恰努是谁，但是我认识他。

片尾，奥斯卡·佩卢恰努对于自我的身份认同是，我是人民的儿子！

其实，这个抓捕是双向的。

一方面，奥斯卡·佩卢恰努在抓捕聂鲁达的过程中完成了自我的身份认同，同时，聂鲁达也完成了自我从爱情诗人往革命诗人的转变！

他从情圣变成了革命者。

那本激情蓬勃的《漫歌》，他在流放时期的伟大创作，就是他完成自我身份转变的最好证明。

在《漫歌集》中，聂鲁达的创作意图不再是表现世界，而且要揭示世界，并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

他作品中的“我”是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有实实在在的“我”。

影片《追捕聂鲁达》借用诗歌的意识化形态，给我们送上了一个叙事交映的聂鲁达，他具有当时社会人民的共性，同时又具有非凡的自我个性。

我们在抓捕他的过程中，抓捕到了我们自己。

【风格】难能可贵的诗意（风格）影片。

以这种诗意气质来展现聂鲁达的风格。

【视角】写人物传记，视角/切入点特别重要，影片截取了他人生中的一小部分，也就是他被当局通缉并追捕的那一段时光。

因为电影受自身条件的限制，主要是时间只有两小时，所以要讲述他的整个人生是不可能的。

好多传记影片，就是因此而导致失败。

“追捕聂鲁达”是的确发生的历史事实，但故事中发生的“追捕”，相信是虚构的，是个极有创意的“故事”。

影片的亮点之一，就是尽管影片选择了这么一小段经历，但是并没有因此削弱了对传主人物描述。

而是见微知著地展现了他的个性特质，价值观念和丰富多彩的个人世界：展现了作为历史名人的他，对美食、美酒和美女的享乐主义的态度，对底层劳苦大众的同情和对共产主义理想世界的真诚向往。

尤其是他对诗歌、爱情和革命——浓缩他整个人生的三个主题——的激情。

【人物设置】设置警察这个人物相当精妙，事实上，警察这个角色，就是聂鲁达的镜像，或他的第二人格。

通过警察（这个人物）和聂鲁达（他的追捕对象）以互文关系——相互映照、对抗和诘问——塑造了聂鲁达这个人物。

不仅通过警察对“追捕对象”的视角和认知，甚至直言这个追捕游戏本身这就是诗人创作的故事的实际演绎。

在好多侦探影片中，有此种“猫鼠游戏”，但将这种“把戏”用到‘真实’的人物传记影片中，的确是种很好创意。

【幽默讽刺的场景】影片开头，议会大厅内设置的小便池，议员们一边辩论一边小便。

以此来表现肮脏的议会政治。

【人物塑造和故事】当然，影片出彩之处，是在于它塑造了一个鲜活的“诗意”人物，以及围绕这个人物发生的故事。

事实上，前面提到的亮点——影片视角、人物设置等，都是为这个人物和故事服务的。

【真实与故事】回顾真实历史。

聂鲁达一生中，至少有过2次重要的被追捕经历，都是被当局追捕，然后被迫逃亡他国，一次是在1949年，一次是在1973年。

影片故事讲的是49年的那场追捕，是并以他最后离开智利（1949年2月），经阿根廷去苏联，并到巴黎参加世界和平大会作为结局。

影片讲述的是这次追捕事件，整个过程富有相当的戏剧性和传奇色彩。

但另一次，发生在1973年的那场追捕的结局，不仅没那么幸运，简直是相当血腥——以聂鲁达的死亡而告终。

1973年9月11日，智利发生了由美国中情局策动的皮诺切特军事政变（美国相近解密的文件真实了这点），当时的民选总统阿连德在政变中壮烈牺牲（相当悲壮）。

诗人态度鲜明的反对政变并准备出逃，但就在计划出逃的前一天，他“被送往”圣地亚哥的圣玛丽医院，随后就在那里去世（9月23日，即政变后12天），官方公布的死因是“前列腺癌”。

从事发当时起，对他死因的质疑就不绝于耳，更令人怀疑的是，聂鲁达在圣玛丽医院的医疗记录完全消失，甚至连他几年前担任法国大使时的医疗记录也找不到了。

独裁政府被推翻后，当局进行过对此死因调查，2017年，智利政府表示，非自然死亡的怀疑“高度可能”是正确的。

不久，由16人组成的国际科学家小组终于得出结论——一致否认聂鲁达死于“前列腺癌”：“百分百肯定不是。

”而此前有关媒体报道说，根据智利政府发表一份关于聂鲁达的内政部文件：“诗人被注射了一种令心跳停止的止痛药，可能导致他的死亡。

”【历史重现】影片中展现的革命浪漫主义，共产党人和底层人民（甚至土著及其领主）的同情和支持，以及广大民众（知识分子，普通民众和）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向往。

影片中对共产主义深入人心的描叙真实可信，以致远超上世纪的苏联影片和中国主旋律影片对共产主义软实力的促进、提升或增益。

第6届#法罗岛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第1个放映日为大家带来《追捕聂鲁达》，下面为大家带来前线逃亡者迷离虚幻的诗意评价了！

Pincent：具备叙事性的同时具备文学性和诗意，对创作者与被创作者、主角与配角、虚构与写实的处理以及警探的视角堪称精妙，追捕的过程也是追随，在雪山终于合体，残酷又美丽。

视听轻度迷幻，大量环绕镜头运动。

薛Tony：虚虚实实，好迷幻。

日烦夜烦：虚实之间的文学性电影，某种程度上有着法国新浪潮和前苏联诗电影的气质。

故事不是最重要的，结构和叙述本身才是最重要的。

迷离而诗意。

淡水河边：很有诗意，非传统传记片立意也不错，但是这个剧本上很多点都有问题，角色塑造也感觉不太够吧，一个人物传记对于聂鲁达的介绍和描述感觉差一点。

了却烟硝：真的是浪费时间，看完这部电影我真的是感到一阵眩晕。

开头说政治就不太友好了，中间追捕开始还终于有了那么点样子（然而各种巧合依然很无聊），到最后强行拔高到个人身份的认知真的很让人莫名其妙。

导演如果想讲一个追捕的故事那就好好讲，别牵扯到什么哲学性的东西，不仅显得不伦不类，大家也不会买账。

fire_storm：拉美的光怪之域，一出荒诞的追捕，大量逆光摄影在柔和滤镜下赏心悦目。

聂鲁达的一生是被文学政治和女人填充的，本片进行了颇有层次的剖析，诗人、政客，直到自由意志与自我认知。

Her Majesty：调色颇似美颜相机。

如果写成小说应该很精彩了，因为足够浪漫，且故事带有文学性。

法罗岛岛主：想用梦幻的色调渲染浪漫艺术气息，奈何这粉扑扑的滤镜实在太过少女，就差没嗲兮兮地高歌一曲《我是女生》，实难和沉重的历史过往以及自我身份的认同两个极其严肃的话题联系到一起。

滤镜用力过猛全盘崩塌，常出现在东亚东南亚恐怖片中，最终效果是让电影看起来无比廉价。

结局着实感动了一下。

大大大大大白猫：也许吸引导演拍这部片的并不是聂鲁达这个人而是从聂鲁达身上抽象出来的“诗性精神”，但是后半段彻底泄了气。

建议导演多看几遍《邮差》。

我略知她一二： 我曾孤单如隧道。

群鸟飞离我身，而夜以其强大的侵袭攻占了我。

为了存活，我锻造你如一件武器，如我弓上之箭，如我弹弓里的石头。

但报复的时刻已到临，而我爱你。

“爱是这么短，遗忘是这么长。

”向诗人致敬，诗人永生，今夜我能写出最悲伤的诗句，明天我也能离开最伤心的城池。

我倾听着辽阔的夜，失去她后更加辽阔的夜，诗句一字字跌落在了我的心中。

“我喜欢你沉默的时候，因为你仿佛不在。

” 斯诺-纳什维尔：Oscar和Neruda这两个角色刚好代表了两个群体：一边是在政权压制下幸存下来的艺术创造者，他们仍有着话语权；另一边则是独裁统治之下不公正判决的执行者。

电影讲述着两人从未停歇的猫鼠游戏，两人都试图用对方的幻想来验证自己的政治立场，最终以创造者一方的胜利结束这场游戏，而执行者一方迎来属于他的结局。

#FIFF6#DAY1的主竞赛单元场刊评分稍后会在广播中为大家释出，请大家拭目以待了。

Pablo Larraín’s biopic about Chilean Nobel-winning poet, diplomat and politician Pablo Neruda (1904-1973) (Gnecco),revolves around his at-large cat-and-mouse game with a relentless but allegedly made-up police officer Oscar Peluchonneau (Bernal) closely tailing him during thepersecution of Communists issued by the Janus-facedPresident Gabriel González Videla (Castro) in 1948.Right out of the box, Larraín archly lays bare his derogative slant toward Videla’s government by showing a then-Senator Neruda wrangle with others in the Parliament’s resplendent bathroom, before lends him a rodomontading stage of poem recitation during a private gathering, and later doesn’t hold back in sending him into a brothel for debauchery, further on, venting barbs to his loyal helpmate Delia del Carril (an age-defying Morán), whom he must leave behind in the third act when heading to the Andes mountains where he will secretly escape to Argentina on horseback. On balance, Larraín’s view of Neruda is a solid composite of varying complexities, a larger-than-life character exuding a ghost of mystique, also on the strength of Luis Gnecco’s fine performance.But essentially the film is a meta-fictional dyad of Neruda and Oscar,it is the latter's self-inspecting voice-over traverses the entire running time and whose inexorable pursuance is futile in foresight but, by virtue of Larraín’scurve-ball construct of obfuscating the boundary between fiction and non-fiction, Oscar’s quest of finding his identity (by the time of the third act, the predator-and-prey pursuit is saliently evolved into a poetic voyage),in fact strikes a more affecting chord with audience by being sublimated into a sort of existential mulling over an individual’s congenital frailty: blindly overreaching oneself to compensate for (mostly self-induced) one’s deficiency in self-esteem.Gael García Bernal effectively engineers Oscar’s painful self-sacrifice with an almost pilgrim-like piety and gravitas.On the one hand,Larraín’s innovative deconstruction-inflected modus operandi brings a wheeze of freshness in the time-worn biopic genre (so is his JACKIE 2016), but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still an inchoate approach that overly relies on a director’s artistic propensity, in this instance, the whole package of NERUDA’s saturated, purple-bluish hue, starkly freewheeling camera movement, and a disconcerted accompanying score could not be every cinephile’s cuppa, notwithstanding how stimulating it might sound on paper.referential films:Larraín’s JACKIE (2016, 7.7/10); Sebastián Lelio’s GLORIA (2013, 7.8/10); Alejandro Jodorowsky’s ENDLESS POETRY (2016, 7.2/10).

帕布罗·拉雷恩的一部邪恶华丽的电影，关于智利政治家/诗人。

帕布罗的《追捕聂鲁达》以政治歌舞开始，变成黑暗童话，以命运华尔兹结束。

听那些俗气的三拍子音乐。

节奏进入你的血液(就像血液进入最后一幕的雪景一样)。

以你的伴侣为例。

他/她应该玩得开心，尤其是如果之前确信这位智利导演(《后事》、《第一夫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惨主义者的话。

不过，最好先复习一下这位诗人/政治家的生活和工作。

否则就会是:“哦!真的吗?聂鲁达是一位同情共产主义的参议员，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智利逃亡。

我不知道。

在发表诺贝尔奖获奖歌词的同时，还发表国情咨文?”

非拉丁美洲的观众，即使部分迷失，也会认出该大陆最著名的艺术输出品——魔幻现实主义。

这是导演帕布罗和编剧吉列尔莫·考尔德龙用幻想为他们的追求情节壮胆的方式。

盖尔·加西亚·贝纳尔，疯狂的眼睛和胡子，扮演警察侦探诞生于聂鲁达的想象。

(他是费克斯探长，偏执到孤雌。

)讽刺风格无处不在，从一个富丽堂皇的沙龙开始，客人们在那里使用开放式的小便池。

然而，他的语气是权威的、狡猾的，有时是邪恶的奢侈。

而路易斯·尼科笔下的聂鲁达也配得上菲利普·诺瓦雷笔下的《邮差》:两个矮胖的、光辉灿烂的显贵的预言家，凝视着流亡者享有特权的永恒。

By：Nigel Andrews

故事背景是1948年的智利，原本受共产党推崇的当选总统, 在二战后的苏美冷战对抗中投靠了美国，于是开始驱逐迫害共产党。

诗人政治家聂鲁达，作为智利最知名的共产党，也开始了举世瞩目的的逃亡。

电影用大胆的想象力把诗人与警察之间的追逐进行了诗意的探寻和重构，让我们更直观地体验文学和电影相互渗透结合的乐趣。

一开始就是象征意义浓烈的超现实场景，智利的议会在厕所里举行，领导人们一边解手，一边讨论政治，这样的场面本身说明了一切。

影片让 盖尔·加西亚饰演的警察通过画外音表达着自己的思想和对他的追捕对象聂鲁达的观察，他想象着自己是妓女和警察头子的儿子，带着清晰明确的信念和目标开始了追捕。

他带着鄙夷的眼光看着左翼的精英分子们，他们其实是脱离人民的。

“艺术家、知识分子、律师，他们曾周游世界，满载而归，纵情享乐，感受不到穷人的汗水。

”“共产党痛恨工作，他们宁愿烧教堂，这让他们感觉更有活力。

”诗人在逃亡，却希望近距离感受追捕他的人，不想藏在他们找不到的地方。

他每次留下一本侦探小说给追捕他的人。

随着追捕的深入，执着的警察追寻着诗人的足迹，读着他的作品，体验他的思想，他的身份开始模糊，倒在雪地里的人相信自己不再是警察头子的儿子，而是聂鲁达的儿子，人民的儿子。

这部传记片没有试图记录聂鲁达的生平，而是通过作家塑造的警察的独特视角来展开，警察通过追捕诗人来寻求自己身份的过程中，也带着观众探寻了诗人存在的意义。

在这场追捕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诗人虚荣、自私，贪图享乐的一面，用一个保护他的人的话来说：“你希望利用这场迫害把自己变成圣人。

”也有对他的价值观的质疑，贫困女工指着没挨过穷的精英左翼们问“当实现了共产主义之后，是我和他们一样，还是他们和我一样。

”而他本人不再是电影评判的标准，他存在的意义是他的文字。

他的文字影响了他的人民，让他们噩梦般的生活有了意义，也让他笔下虚构的人物有了血肉。

我想这正是这部传记电影让我们看到的聂鲁达，这位伟大的诗人存在的意义。

1970年春天，《巴黎评论》杂志在聂鲁达内格拉岛的家中采访了他，问了一个颇为犀利（或让人难以回答）的问题：「人们经常说你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了。

如果你非得在智利总统的职位和诺贝尔奖当中选择，你会选择哪个？

」聂鲁达回答道：「你无法在想象的事情里做选择。

」第二年秋天，瑞典文学院将当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这位智利的诗人、政治家以及共产党领袖。

此前一年，也就是1969年，聂鲁达曾被推选为智利共产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然而由于左翼的分裂，数月之后，聂鲁达黯然辞去了职务。

《追捕聂鲁达》香港版海报让时间回到1949年，也就是故事开始的时间。

其时的智利政治形式可谓风云激荡，各方势力纷纷登场，以聂鲁达为首的左翼势力将冈萨雷斯推上了总统的宝座，然而很快，这位新总统就亮出了獠牙，调头开始对付将他推上总统宝座的左翼盟友。

工人运动惨遭镇压，大批人士被关进监狱。

作为智利国会议员的聂鲁达也遭到弹劾，他领导的运动变成非法，他自己随时可能被投入监狱。

诗人和政治家的双重身份，让聂鲁达决定转入地下活动，于是，一场漫长的追捕，一场诗人与刽子手、大众情人与秘密警察对决拉开了序幕。

《追捕聂鲁达》日文版海报影片原名「Neruda」，即「聂鲁达」，国内译为《追捕聂鲁达》。

虽然我一贯不喜欢译名额外发挥，但纵观整部影片的内容，《追捕聂鲁达》倒也不坏，直观地告诉观众电影的主要内容。

当然原片名叫「聂鲁达」亦有自己的道理。

主要原因在于，影片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传记片，而是一部——请允许我如此形容——融合了侦探元素的悬疑片。

由上面两张海报即可看出，聂鲁达并非影片惟一的主角。

这是两人对决的双主角影片——不过，这也许只是一种误导。

也许说到底，恐怕还是聂鲁达一个人唱的独角戏。

也许有人会说，影片是单主角还是双主角究竟有什么关系。

单主角也好，双主角也好，对影片有何影响？

但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这是一部悬疑片。

影片最大的悬念不是聂鲁达到底逃掉没有，或如何逃掉的——当然是逃掉了，不然如何在岛上买房子，自在惬意地接受采访，面对诺贝尔文学奖还是智利总统的难题？

影片最大的悬念是——追捕者的身份，即他是谁。

通过他的内心独白，我们知道，他是奥斯卡·佩卢恰努，秘密警察机构的探长，不被承认的特务机构创始人奥利维拉·佩卢恰努的私生子，妓女之子，牺牲个人情感只为抓到聂鲁达。

但我们还是不清楚，他，究竟是谁？

追捕者、探长奥斯卡·佩卢恰努（盖尔·加西亚·贝纳尔饰）作为诗人，聂鲁达却从来不避讳提及他喜欢侦探小说这一点。

他提起埃里克·安布勒、乔治·西默农、詹姆斯·哈德利·蔡斯、达希尔·哈米特等侦探小说作家的名字，就像随口提起他熟知的诗人的名字一样。

他时常为侦探小说家们鸣不平，认为他们从未得到文学评论家们公正的评价，就像他为智利工人阶级争取利益一样。

他认为北美的侦探小说家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批评最为尖锐的人。

他说：「没有比这些侦探小说里表现出来的对政客与警察的疲惫与腐败、大城市里金钱的影响力、北美体制所有部分里充斥的腐败，以及美国式生活更能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了。

」在影片中，随着这场追捕的深入，向来喜欢侦探小说的聂鲁达干脆自己写起了侦探小说——讲的正是追捕者和他自己的故事，一面放松自己，忘记被追捕的事实，另一方面，似乎是想用这种手段激怒追捕屡屡失手的对方。

就这一层面而言，影片可谓相当聂鲁达，以聂鲁达最喜爱的侦探小说的方式，展开整个故事，进而完成了另外一种层面上的致敬——一种文学上的致敬。

当影片步入尾声，追捕来到了最高潮。

面对步步紧逼的探长，聂鲁达几乎逃无可逃，不得不冒险求助于当地人，越过白雪皑皑的安第斯山脉，逃往领国阿根廷。

在纯净的雪山上，诗人与刽子手终于相遇——仿佛注定的结局。

影片最大的悬念随之揭晓——追捕者，探长，妓女之子，奥斯卡·佩卢恰努，正是聂鲁达创造出来的角色，正是那部侦探小说里的角色。

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终于抵达了终点——可谁是猫，谁是老鼠？

聂鲁达塑造了他，是否他也塑造了聂鲁达？

今夜我能写出最哀伤的诗句影片记录了诗人一段艰难而漫长的历程，同时以诗意化的语言，诗意化的镜头，诗意的篇章结束了这段历程。

就用影片最后一段话结束此文吧——「我本存在于文字空间，但现今我业已成为有血有肉之人，今夜我能写出最哀伤的诗句……」

派來追緝聶魯達的奧斯卡探員又在喃喃自語了，在深夜陽台上露出一副愁眉苦臉，HOTEL的霓虹閃爍，他穿著整齊，叼煙。

偉大的警探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幹了什麼、要幹什麼，以及最重要的，為什麼要這樣幹。

正反兩個鏡頭，利落，有敗者的坦白，算是這部電影少數有效的畫面。

電影放完，前座阿姨冷冷抱怨我不斷磨蹭她後腦勺的膝蓋，我確實看得有點坐立難安。

阿姨抄起包走了，我定在座位上，剛落幕的電影很快顯得偏遠，和安第斯山的亂石堆一樣陌生。

根據可靠的資料，聶魯達顯然是智利的傳奇，詩歌界的南美教主。

除此之外，他還飲酒、好色。

然而這大概和眾多的藝術家甚至人類作為整體沒有巨大的差別，我更想了解的，是一個完整的聶魯達，他的決定，他的任性，他怎麼就那麼大聲驕傲，而不是他飲酒作樂的影像而已。

這部電影的癥結在於，聶魯達的詩性和他的理性是斷裂的，政治任務和詩人兩個角色交替出現，卻很少重合。

這也許就是導演所理解的聶魯達，但若真是如此，這也是就是一個本身困惑，寫一手好詩的共產主義者罷了。

聶魯達在狹長的智利版圖上逃亡，動機當然是躲避抓捕，問題在於，他本人的決心來源和抓捕的熱度完全在影片中失真。

少數無足輕重的配角必須和我們發福的聶魯達互動，卻唯有建立在預設的“聶魯達寫的詩全國人民都喜歡，他真是我們的寶貝”這樣的認識基礎上才會感到劇中人捍衛聶魯達的熱情，影片沒有解釋聶成為詩人的過程，他是已經風流的詩人，而我們好像必須嚥下這口氣。

好比不知道蝙蝠俠成長史的人看自然會困惑他怎麼那麼富裕。

一個英雄的誕生是需要扎實的劇情推動的，寥寥數筆描繪聶魯達作品受愛戴之深，戰士讀、上流讀、工人讀的群像是直白的風光本身。

智利出了個如此有號召力的詩人，這點我可以理解也可以感動，但這種感動像是感受事件本身，並非多在乎熒幕上的聶魯達，就好像如果沒有照片，聽敦刻爾克大撤退也可以讓人覺得可歌可泣一樣。

在這種情緒之，Luis Gnecco的聶魯達完全叫人提不起興致，他像是一個偉大靈魂的載體，眼眸、臉皮、身子骨都太滯塞了。

可以詬病的還有不少，比如影片明顯採用Kodak 250D這類日光底片拍攝又不進行調色的操作是完全的干擾項。

如果一部電影需要用“紫羅蘭般溫情的畫面”來還原一個充滿戰鬥性的詩人的話，攝影部門顯然是有點黔驢技窮了。

過度的光線效果和對於淺景深的迷戀使電影本身變得不方便觀看，一切都太耀眼，人物互動常常處於一種不合時宜的輝煌氣氛里。

僅有一些對聶魯達的特寫是有效的，但剪輯又把持不住一刀下去，於是觀眾沒辦法看穿聶魯達私人的一面，這和今年早些時候《使女的故事》採用淺景深作為敘事元素的做法是有根本性的區別的。

當然，剪輯的弱勢在許多場景切換中也難以忽略，最後雪地追逐的詩意就經常被通俗、簡單的畫面扯得瑣碎，情節瑣碎地嘮叨了半天，還不如就讓奧斯卡在雪地裡一個人掙扎、囈語來得透徹。

導演的意圖了不得的明顯，他要還原詩人和群眾之間的互動，并以此塑造聶魯達和奧斯卡之間相殺相愛的故事（如果導演真的認為相愛相殺只有在警探和被抓者之間才能產生的話，真是就是在裝傻了）。

但聶魯達和奧斯卡都演得太生澀：聶魯達不願意演出來、剪輯師不給他演下去，奧斯卡又感覺太稚嫩、太無病呻吟，或者說，就是太演了。

奧斯卡這位電影毫無疑問的二號主角需要更強的性格。

到頭來，我不能理解一個瘦弱、文質彬彬、缺乏手段的探員會被總統指派追緝頭號通緝犯。

這是人設的問題，追緝聶魯達突破不了它，就成了不尷不尬、氣喘吁吁的影像詩。

我记得你去秋的神情。

你戴着灰色贝雷帽,心绪平静。

黄昏的火苗在你眼中闪耀。

树叶在你心灵的水面飘落。

你象藤枝偎依在我怀里,叶子倾听你缓慢安样的声音。

迷惘的篝火,我的渴望在燃烧。

甜蜜的蓝风信子在我心灵盘绕。

我感到你的眼睛在漫游,秋天很遥远:灰色的贝雷帽、呢喃的鸟语、宁静的心房,那是我深切渴望飞向的地方,我欢乐的亲吻灼热地印上。

在船上瞭望天空。

从山岗远眺田野。

你的回忆是亮光、是烟云、是一池静水!傍晚的红霞在你眼睛深处燃烧。

秋天的枯叶在你心灵里旋舞。

(王永年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