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阜阳六百里

四年前我在上海念书的时候，离家有839公里，火车需要坐13个小时；现在我在北京离家1534公里，坐火车需要坐20个小时。

我们常常会用时间来衡量距离，甚至发明了光年这个距离量词。

似乎对我们而言，回家的路有多么远已经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模糊到占用了你多少时间才能更准确的表达。

毕竟，走过的路还能走回来，而丢掉的岁月却找不到真正的小偷。

到阜阳六百里，其实应该有另一个名字，阜阳人在上海。

电影绝大多数的篇幅是在讲述这样一群远离家乡的人们在上海的生活状态，准确的说是生存状态。

他们做小时工、当服务生、发传单、开黑车。

他们要忍受这个国际大都市光鲜外衣下的阴晦，用自己孤弱的肩膀承载着一座城市带来的沉重。

久而久之，也许自己都麻木了，如同谢琴在片中那般天蒙蒙亮就得起床，骑着自行车穿过外白渡桥越过黄浦江，将自己甩进几千万陌生人之中，堙没在时代滚滚的轰鸣声里。

我们是被这个时代挟裹着离开家，正如纪录片《归途列车》中那个纺织女工坐在回家的轮渡上说的那样：这就是生活，没得办法。

每一个人离开家乡都背负着不同的命运，有的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谢琴），有的是为了让别人有更好的生活（小九），有的则是为了逃避不好的生活（曹莉）。

背井离乡无外乎好与不好而已，每当撑不下去的时候，就在地图上画直线，那条线是你离家的距离，也是你心里最隐蔽的地方。

当我们在外面遭遇到背叛、欺骗、污蔑和最常见的失败之后，心里头总会有一个声音在说，回家，回家。

导演邓勇星是台湾人，监制是侯孝贤，当用台湾特有的人文角度来扫描这样一个外来群体在上海的点点滴滴，好比在一杯苦咖啡里添上一小包糖，让整部电影不时透着一股阳光的暖意。

而这束暖意如同片尾秦海璐在送走所有人之后，一个人回到阁楼，打开天窗后，那道照射进心里的光。

据说导演是看到了春运图片后萌发拍此片的想法，但是这部电影并不是一部冲着春运去的电影，有人说它秉承了台湾电影的小气，完全没有戴立忍拍《不能没有你》时那种对社会刻骨的描画。

可是这种浓浓的乡愁只会在我们每喝一杯酒每抽一根烟每吵一次架每掉一次泪的时候默默散发开来，它寄托在我们的足迹和字里行间，寄托在一条条报平安的短信和一通通长短不一主题是“我很好不用担心”的电话中。

当狗哥劝曹莉回家的时候，总是在说当年深圳太远，现在上海离阜阳不过六百里，转眼就到了。

可是回家的路哪里是这样的计算，这段路程从你离开家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跑表了。

离家时间越长，路途就越发遥远，家渐渐成了一个符号，而距离却再也无法计量。

那辆非法改装的中巴就像一个关于归途的载体，带着所有人不同的念想开往回家的路。

而曹莉始终没有上车，她拿着老乡塞给她的麻绳一步步朝自己的方向走着。

片尾曲响起：当我踏上归途，熟悉的路会让我却步。

而镜头中那辆巴士踉踉跄跄驶出上海市区的场景是作为曾在上海呆了四年的外乡人看来那是上海滩最柔美的画面。

看完电影后和朋友去新疆驻京办吃饭，看到排的长长的等号队伍，心中不由一暖。

想起我经常横跨一个北京城去吃的赣菜馆。

乡愁是味觉是一切和你心里那个符号有关的事物。

每一次靠近它，都是为了让自己离家的距离再近一些，都是为了让自己回家的脚步不再那么匆忙。

PS：想起前段时间铺天盖地的“蝗虫贴”，我只想说，当你们受了委屈遇到挫折，你可以回到家大哭一场，而我们在电话里还是只能说，我很好，不用担心。

所以，都彼此宽容一点吧。

很别致的观影体验，底层气质边缘人物，台湾班底制作的大陆题材影片，却通过了审查拿到了龙标，悦耳的偶像剧范儿的配乐，娓娓道来一个接地气的身边事儿，甚至能感受到扑面的海派味道，落脚处深刻感人，难得还处理成了和和气气的团圆结尾，让人暖意融融的去接纳现实残酷的生活，最后一个镜头，主体的背影构成的大远景，标准的侯孝贤范儿，像片中众角色一样生生不息余音袅袅，推荐之

1.故事发生在上海。

主人公曹俐不顾家人反对，认识了小混混，怀孕后即被抛弃，父亲得知后愤怒绝望，把她赶出家门。

曹俐先是到了深圳做服装生意，却被朋友欺骗，血本无归。

无奈只能到上海投奔狗哥，寄宿在旧好友谢琴家。

狗哥有个哑巴兄弟叫九儿，为了攒齐弟弟的5000块钱学费，他在垃圾场中找到了一辆废弃的中巴车，并和狗哥商量把它修好开长途挣钱。

狗哥让曹俐张罗客源，并按乘客人数提成。

春节临近，眼看着进城务工的人们提着大大小小行李回家，父母早已双亡的曹俐却感到一阵孤独，她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整个影片充满着世间苍凉和悲悯，源于贫穷带来让人窒息的痛楚。

农民工远离了田园农庄篷屋陋舍，来到灯红酒绿的都市，就是因为这里充满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薪金水平。

无论是为了与外出务工的家人相聚，或是见世面长见识，再或是改善下一代的生活，离开了钱，一切梦想化为泡影。

钱成为了最重要的生活资料。

曹俐从深圳来到上海，是被人骗了钱；与谢琴差点反目，是因为怀疑被偷了钱；九儿放弃在街头散传单，是因为赚不到钱；找到废弃客车后兴奋得手舞足蹈，是因为觉得可以挣钱；狗哥在出租车肆无忌惮地打骂九儿，是想让他付钱；找来屠夫假扮警察把车开走，是为了省下修车的钱；无证运营的客车能拉到顾客，是因为能让他们少花钱；一个大姐听说没票立刻反悔，是怕被骗钱；谢琴和上海人闪婚，因为两人都想从对方那里捞钱；她当场发飙拒绝签字，是怕亏钱。

人们的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金钱牢牢绑缚动弹不得。

大家因钱而聚，因钱而散，因钱而争，因钱而乱。

即使是最普通的百姓，如果没有寄人篱下、工作碰壁的经历，也难以感受金钱对于底层打工仔的极端重要性。

钱是谋求幸福的最关键筹码，没有了钱，他们仅有的微不足道的生存空间也将失去。

向往财富，渴望金钱并不可怕，因为这也许就是从一贫如洗通往幸福快乐的起点，可怕的是，这个一厢情愿的起点，却经常变成从不惜福到不知足的自我折磨，从看不穿到绕不出的恶性循环。

2.跨江大桥对面就是这座城市最繁华的陆家嘴金融区，东方明珠高耸入云，车来车往奔流不息，无限繁忙的城市透露出无限活力和生机。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故事的主角们对这些景象早已熟视无睹，目不斜视自顾自地匆匆穿行，眼中全然没有对繁华世界的眷恋向往，只有紧张劳碌的疲惫和自我封闭的麻木。

我们不知道他们爱好什么，欣赏什么，追究什么。

除了挣钱，也许他们自己也找不到生命还有其他的意义。

或许初出茅庐时，他们还怀揣着些许梦想，会由着性子和喜好挑挑拣拣，会趁着新鲜劲儿找点乐子聊点愿望。

但不断碰壁、失败、再碰壁、再失败，几番回合磨平了棱角，从此忘了爱好，戒了梦想，只能填空，不懂选择。

因为只有学会迁就和顺从，感受到的痛才会小一点。

迁就和顺从本身并非不幸的，但如果忘了自己喜欢什么、追求什么就极为可怕。

麻木不仁的思维惯性和淡漠如水的生活方式，会让他们迅速落后于飞速进步的时代，即便有一天物质条件得以改善，精神世界的空虚只会徒增迷茫和孤独。

说到底，挣钱无非是想让自己拥有更多的自由。

自由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源于内心的豁达、开阔的眼界和对生活的热爱。

这些看不见的特质，像根植内心的种子，看似微小却充满生机，一旦遇到了合适的条件，便会发芽、抽枝、开花、结出自由幸福的种子。

这三个特质中，“对生活的热爱”是前两者的基础。

对于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人来说，似简实难。

为了能活下来，他们默默承受着压力、风险、劳碌、疲乏，甚至用健康来交换，实在谈不上怎样生活、去爱生活。

可这样是不是就注定无解？

秦海璐主演的另一部电影《钢的琴》诠释了另一种生活方式。

同样是活在社会底层的下岗工人陈桂林，始终怀揣着给女儿制作一架钢琴的梦想，他自己琢磨钢琴结构，收集必备材料，亲自设计制作，最终梦想成真。

同样经济上捉襟见肘的淑娴，却能时常把三两好友请到家中共享美味烤肉，一桌人的温情友情和豁达安逸融化在噼吧作响的烤肉声和清脆明快的碰杯声中，散发出浓烈的生活滋味。

管他生活是生的、熟的、苦的、甜的，时常有意无意找点“小确幸”，给平淡生活撒上一把香料，不仅是生存所必需，也是生活之诀窍。

我并不倡导置现实于不顾，一味追求诗和远方。

那种架空情调无助于解决任何现实问题。

但无论是谁都有追求快乐、享受快乐并被快乐所激励的权利。

无论从事怎样的职业，只有向内觉察到自己所爱所思所盼，并为之追求时，生活热情和事业激情才能被激发释放，人们最心底的力量才会被唤醒。

参观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时，除了司空见惯的枪炮、劳具、课本等文物，我意外看到陈庚夫人傅涯留下的一个化妆盒。

开始我很难理解在兵荒马乱、缺衣少食、甚至连生命都难以维持的战争年代，有没有必要如此重视外在美，但有了一定阅历以后我越来越感到，也许正是这种对美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让遥不可及的革命理想变得切近真实，从而点燃了那一代青年不懈奋斗的热情。

3.更为可怕的是，贫穷会使人的眼界随之变得狭窄闭塞。

电影里有这样一个有趣的片段。

九儿把弟弟的录取通知书拿给狗哥看，狗哥扫了一眼，用非常自信的口气说道：“这六儿真不错啊，还真给考上了。

不过这最重要的是代表他有那个水平，至于上不上大学，无所谓。

”影院里传来一阵笑声，源于忽悠中透露着无奈的幽默感。

5000元学费对于当今社会来说已经不算什么，可对请客吃饭还要盘算着尽量素多荤少、为了打车钱而大打出手的这哥俩，确实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这笔钱到底是拿来读书作教育投资，还是“踏踏实实”地用它来打理生活，这不仅仅是对眼前和长远的取舍，更是对眼界和思路的考量。

一方面，他们因为没有机会接受较好的教育、没有机会谋求更好的工作机会而一直在贫困线上挣扎；另一方面，正是因为他们极端贫困又不了解教育的重要性，从而无法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哪怕能轻微改善现实处境的投资。

他们死死地落入“贫困、苟且、再贫困”的恶性循环。

如果说当今社会教育投资变现能力有限而干扰了当事人的判断，那么另一件真实的故事可能会让人更加深刻感受到他们的无助和悲凉。

国外一家餐馆，雇佣的女服务员时薪只有6-7美元，可她们却没有选择租房，而住在成本更加昂贵的胶囊旅馆里。

别人问其原因，她们却解释道：“你以为我不想租房么？

你倒是说说看，我去哪里找到押一付一，甚至押三付一的保证金？

”物质基础极为匮乏，致使他们解决当下问题后，没有任何投资未来的资本。

当他们习惯于用未来的发展换取眼前的生存，便会渐渐忽略对贫困根源的思考。

谢琴谈了个上海男朋友，试图成为新上海人过上好日子，可终究被算计，甚至屋内的手机也被偷走。

谢琴努力挣钱，为了孩子能有个好未来，但因为与孩子交心沟通得太少，孩子误入歧途成了小三，毁了自己，也毁了母亲继续奋斗的勇气。

九儿努力挣钱，想出了开长途汽车的赚钱的招，却离阜阳20公里的地方被查罚，还因反抗而被拘留，不知他的亲人在接受恩惠后是否会因此蒙羞。

“一步行来错，回头已百年”，只管低头看路，从不仰望天空，失去的是所有可能改变命运的机遇，收获的是可能永远无法挽回的悔恨。

4.影片的最后，曹俐没有跟着老乡坐车回家，而是独自一人回到了2平米的小屋，当她打开天窗，让冬日的暖阳照进来，让街头的喧嚣传进来时，我感到一种久违的宁静与恬适。

无家可归不如不归，与其在节日的嘈杂中颠沛流离继续迷失自我，不如坐下来沉淀心绪用心感受思考，这样也许会找到让心灵栖息的地方。

如果望文生义，《到阜阳六百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乡愁。

要知道，中国的城市化是如此迅猛，它像一台庞大的、突然冒出的压路机，从许多人身上碾压而过，人们甚至没有时间蹦出乡愁一词，便浸泡在了趋同的麻木生活当中，喘不过气。

或者，当人和物一起改变，现实的东方土壤已经不适合出产乡愁，更不会有西方的《尤利西斯》。

华语电影里最近一次乡愁的现象，那已经是近三十年前的台湾新电影。

开头归开头，《到阜阳六百里》要说的并不是乡愁。

相比把乡愁实物具体化的《金城小子》，再不然是抽象的、指向过去的《钢的琴》，秦海璐饰演的女主人公曹俐，她早已经忘记了家乡的模样，拒绝回家。

换句话说，她的身份已经不是传统的进城农民工。

她好像适应了钟摆一样的城市生活，但有时候又会跟不上摆幅。

曹俐不同于谢琴的女儿，对方一头扎进了城市的物欲洪流当中，她是一种暧昧的身份存在。

外表可以跟都市人无异，内心深处却无法接受。

她置身城市的浅水区，却又不想上岸回家。

然而，《到阜阳六百里》又在说归家，这种归家愿望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精神信号，它更像中国人传统生活的某种残留，历次清洗破坏都无法消除。

比之直面春运的纪录片《归途列车》，《到阜阳六百里》虽有写实主义的指引，然而由于邓勇星的台湾人身份，他始终跟现实和真正的回家路保持距离，空间和镜头都隔开了一层。

电影把大量篇幅放在了曹俐、老乡以及谢琴身上，它制造了一个扇形的故事结构，先铺陈展开，然后突然收起。

曹俐以外的电影人物，他们都有了某种命运转变，惟独曹俐还留在城中，电影什么都没有多说。

记得那回映后交流，有观众提问，为什么最后突然就没了，将归途上发生的事代之以字幕，是否因为拍摄有难度。

导演说不知道，大意是觉得这样没了也挺好。

从这处理解分歧可以看出，《到阜阳六百里》好像不追求戏剧性——即便谢琴撞见女儿表现得很戏剧性，但是放在春运这样一个题材，多数内地观众便会觉得：你表现农民工这样一个题材，又是老大难春运，年复一年，不说电视新闻的影像，很多人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记忆素材，那是何等惨烈，每个人却内心决绝。

与之相比，跟电影的配乐一样，《到阜阳六百里》显得太轻描淡写了，它甚至刻意营造出普世价值的人文关怀，类似于“大家都可以很好”。

我突然想起朋友评价戴立忍的《不能没有你》，台湾人民太小打小闹了，如果要体验真正的生不如死，来内地一趟便知道了。

很显然，《到阜阳六百里》也有相似问题的存在，当电影映照现实，并不是说蜻蜓点水的处理方式不好，毕竟有时候，想要做到点水而不是溺水，那是需要相当程度的功力。

可是春运这种宏大主题，一旦电影难以深入，反倒是发表不痛不痒的批评意见，那么，观众心有怀疑就是很正常的事了。

也有说，《到阜阳六百里》是在讲小处，小人物，小故事，它并不需要去制造场面，满足观众的期待。

的确，《到阜阳六百里》肯定不能做成《人在囧途》，一边抄袭，一边普及人心向善，电影确实在讲底层，住的破败小屋，连哑巴都放了进来。

这还不是弱势群体，那就稀奇了。

只是一见到这类特地设置的哑巴角色，包括其依依呀呀的演绎方式，我总会想到台湾电影的一贯通病，包括张作骥《当爱来的时候》，灌满了一股苦情的味道。

跟曹俐一样，电影始终没有往深水区走。

回想他们改装破大巴一段，电影的调子就定下了，有点不现实，有点嬉戏。

这种不现实的评价是因为，我们对现实其实更加熟悉。

【北京青年报】

今年开场挖的第一部好片，秦海璐是会选还是会演，说不准，又或许那是张让人能记住的脸。

至于外来人口，作为一个上海人的心态其实是矛盾的，处事上是容纳，心态上偏又略有排外，原因就不多说了，优越感和被掠夺感作祟而已。

电影中底层打工者的众生相和对家的念想，那是百姓的苦和活着，无解，父辈也是这样过来的，电影本身没什么可说的，不尽美那也尽善了,很好！

本来以为是一部讲心灵回归的电影，后来听秦海璐的访谈，才知道导演关注到了一堆上海阿姨回家的故事，于是要拍成电影，而究竟怎么拍，“家”在哪儿，他自己却也没搞清楚，于是剧本就有了由一人回家到众人回家的颠覆。

有观众问海璐，女主角最后为什么没有回家？

她以后的前途在哪里？

海璐和电影的制片都说：现实没有给我们答案，所以没有答案。

怎么会没有答案呢？

就像电影宣传所写的，离家是为了回家。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我们从那个“一”出来，从家出来，踏入了“非一”的“现实”中，于是忘记了初心，产生了我执，迷失了自己，才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那些把生活重心放在生存、放在子女的阿姨们最终充满喜悦地踏上了回家之路。

人真的只有走完了一生才发现真正让自己喜悦的是家么？

不是的，他们的队伍中也有年轻的女孩儿，尽管那只是少数。

家是什么？

是彼岸，是归宿，是平和喜悦的。

曹俐的爸爸在时，她就真的有家么？

谢琴的女儿在时，她就真的有家么？

谢琴一直在受苦，在挣扎，打着爱女儿的名义，最终当她发现自己所有的“牺牲”根本一文不值时，她选择了回家，回归了自己，这才把她的迷失破掉，把自己的力量拿了回来。

　 狗哥在这部电影里就像一个哲人。

他说：“阜阳离上海只有六百里，再不回家就说不过去了。

”然而，就这短短六百里，变成了多少人与家之间无法逾越的距离？

“我执心”像那条绳子束缚住了多少人？

我们的身体四处漂泊时，灵魂何在？

他问曹俐：“挣这么多钱给谁花？

”是啊，曹俐没有被家拴住，去深圳，去上海，然而，她选择的是“自己内心的保留地”还是选择的逃避，只要看她数过大笔钞票之后她是喜悦的还是迷茫的就知道了。

挣了那么多钱，为谁呢？

看着众乡亲回家，为何自己的心还在六百里之外？

曹俐最终没有乘上回阜阳的列车，她扔掉了绳子，扔掉的并不是“家”的牵绊，而是扔掉了“我执”。

她最终是要回家的。

影片最后，曹俐推开窗子，当她愿意敞开，愿意让“光”洒进来，愿意面对和承认家时，她便和家在一起了。

而真正的家，不是某个人，某个房子，或是某个坟头，而是回归自己的心。

关于《到阜阳六百里》短评说得很到位，有的电影真的不忍心说它的问题。

借由九子和狗组织了一趟回乡的黑车赚钱，展开了这群到上海打工的阜阳人的生活。

p1的这群人，以发传单的九子、在夜总会的狗子、中年妇女谢琴、小月，还有不想回家乡的曹俐为代表，都在上海艰难度日，成为了上海的新底层。

我喜欢这个故事，就是当时因为就有这么一群进城打工的人，想要赚钱，想要留下来。

而故乡和故乡的家人是他们拼命的支柱，也是他们的软肋，到春节的时候，他们想家了，他们感到委屈了，疲惫了，小月和谢琴都对这座看似充满金钱和机遇的大都市失望了，疲惫地回到了家乡，很多人放弃了理想和幻想。

日子怎么如此艰难？

日子怎么如此艰难？

上海不是充满了机遇的大都市吗？

怎么还是没有他们一处落脚？

怎么还是要生活的如此艰辛？

活不下去了，忍受不了了，没意思了。

他们曾经满怀希望，但最后却灰溜溜地离开。

电影最后的秦海璐一个人站在出租房里，她虽然赚了一千多块钱，可是好像却更灰心了。

缺点：最后的歌居然有字，还有最后的字幕，让本来的沉重瞬间变得幼稚，电影像拉低了一个档次。

此外，描写群像是需要很大能力的，怎样将“群像”融合起来，我觉得可能也是需要继续打磨的地方，我个人会觉得有点碎了。

台湾电影会让我有一种不满足。

就算是大导演如侯孝贤，在进入历史的时候也不可避免地有一种小岛气象。

《悲情城市》我是不太满意的，它让人摇头，遗憾。

台湾电影的思考路径是从个人内部开始，像藤蔓一样将历史紧紧缠绕甚至绑在个人命运之上。

在这一点上，台湾电影驾轻就熟，甚至都没有什么更新鲜的挑战了。

这个视点固然很好，也很讨巧，它是一整套成熟的机制，不管是思考上的还是技术上的，但是不是缺了点刺激呢？

我期待的电影是能够摆荡于个人与历史发生关系的那个间性场域，那个空间。

如果说个人是一个点，历史是一个点，那么要探讨的就是个人与历史之间的那条线，可以是直线（但很少情况是如此），大多数是弯弯的缠绕的曲线，像一窝乱头发那样。

强调个人在历史之中那种无奈的沉浮，个人命运被历史牵制着走，为了彰明个人在历史之中不容置辩的主体性还有尊严，为了这种确实正当的还原，不管以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方式，台湾电影在这么多年的探索中是不是规避了太多历史途中的风景呢？

我是说，这历史的风景确实是晦暗的，但风暴来临之前，个人有没有可能敞开怀抱？

我们大陆人从小接受的教育里有很好的一点，就是要有历史意识。

我们接受的是马克思主义教育，这么多年的规训下来，它确实成为我们看待事物的一个很重要的视点。

历史意识是不是虚假的，或者说灌输给我们的意识形态，连同宏大叙事和对个人奋斗的怀疑，对历史整体性的那种信仰，这些东西是不是虚假的，这是可以讨论的另一个话题。

但历史意识作为我们观物的一种方式，这个是真的，而且其实是宝贵的思想资源。

大陆人探讨历史，就不完全从个人内部出发来谈，就算是《张思德》《沂蒙山六姐妹》这样的主旋律电影，包裹着“正确”的意识形态，它处理的也还是个人进入历史的那个空间，个人如何与历史发生关系这样的问题。

这两部电影的心态更平和，不急躁，和主流意识形态跳华尔兹，因为主流意识形态也遭遇挑战，也在变动，于是空间自然而然生成了，它驳杂的面貌需要细心的电影人一一去看个究竟。

再比如我最喜欢的一部大陆电视剧《走向共和》，从甲午海战前夕（光绪如何在给慈禧过60大寿和锻炼北洋水师之间做出选择的那种摇摆和矛盾）开始讲起，一直到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府院之争（当然把袁世凯之死作为共和得以完成的那个历史讫点，这个是值得再讨论的，是另一个问题），个人处在与历史发生关系的那个摇摆的空间中的暧昧、复杂和丰富的张力，表现得非常好。

台湾电影在处理历史的时候过于看重个人内部这一端，主体性的彰明是通过抗议历史而完成的。

这抗议如此显明地出现在《悲情城市》里，但更高妙的方法则是融于日常生活之中。

青春与成长，这是台湾电影最擅长挖掘的资源，个人在成长里无声地抗议着历史，一如《童年往事》里在眷村家庭长大的男孩（为什么不是女孩？

）。

显然主体性在历史之中受到了如此严重的摧残和戕害，所以它以一种消解主体性的方式来重构主体性在历史之中的价值。

个人无法在历史之中延展开来，因为积怨太深了。

大陆也有相似的例子，比如田壮壮的《蓝风筝》。

抗议哲学像是延续了80年代初伤痕文学的那条小路，个人的痛苦遭遇铺张了整个屏幕，那段历史同样显明的复杂性被遮蔽了。

抗议，然后抗议失败，它要引发观者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戕害个人主体性的重新思考，它做到了，让我们同情、流泪、感同身受，并且把抗议的姿态也加诸于我们自身。

我不怀疑这个思考路径的真诚，但我质疑它的维度。

历史加诸于个人命运之上的力量，连同个人和历史之间的那种纷争和缠斗，它们如何在彼此关联的空间里展开，需要我们放平心态，审视自我，细水长流地去拨开那些迷雾般的细节，它需要相当的责任和担当。

田壮壮对历史的涉险过于“激流勇进”，他的探索显得粗糙，并且急于给出答案。

这不是一个思考成熟的导演应该有的姿态。

空间在《蓝风筝》里被压抑了，这是让我遗憾的地方。

但最近有一部台湾电影却让我惊叹，看不出那种熟悉的可以辨认的小岛气象，而且处理的主题一向是大陆电影擅长的。

这部出品于2011年，仅仅用18天就拍摄而成的小制作电影叫《到阜阳六百里》，导演原来是拍广告的，监制是侯孝贤（相关信息来自豆瓣电影）。

它处理的是大陆人春节回家的问题，在外打工谋生的安徽阜阳人在上海的生存状态，他们身处城市与乡村之间的那种困惑、挣扎、游离，摆荡的人际关系、交往生态，还有两代人之间难以化解的代沟（在电影中，两代人之间的互不理解以一种看似柔弱的张力稳稳地维持着）。

他们脚不踏土地，也没法升入云端，他们游荡在空间之中的这种疏离的间性使得他们自我实现的道路成为一片暗刺丛生的荆棘林。

历史就在此处发生，它变大或缩小，成为缠斗和干扰之地，它的开放生发无限可能。

这是我们需要寻找的那个状态，那个难以描摹和妄下判断的空无之所。

这部电影的尝试应该得到中肯，时代与人、历史与现实之间那种紧张的交错，容许历史强力介入个人日常生活的那种傲慢，也安静地接受历史暂时的抽身而退。

更有勇气的地方在于，它触摸到一个陌生的领域，一群陌生的人，完全不同的历史和时代境况。

这使我们肃然起敬，并重新唤起对有所担当的台湾电影，它们的责任和无辜的爱，它们的期待。

2014.1.7

到阜阳六百里，是回不去的故乡，是拒绝与过去讲和的倔强。

我非常喜爱大巴车开上路后，秦海璐穿着白色羽绒服拿着麻绳的一幕，就算她外表与都市人无异，但她手心里始终牵着与故土的羁绊，而这种羁绊便是乡愁。

乡愁大概是人类的一大叙事母题，心念故乡而难以跨越归途的有家归不得更是最典型的一种疏离状态的乡愁。

《到阜阳六百里》讲述的便是这样的故事。

电影从众多在上海谋生的阜阳人为多线索展开叙事，有偷废弃公交车改造成长途大巴的哑巴九儿和狗儿，有被雇主太太诬蔑勾引雇主的钟点工小月，有靠做多份钟点工抚养女儿最终发现女儿成为别人情妇的大姐谢琴，最主要的线索则是秦海璐饰演的曹俐的故事：她在为混混生了孩子并与父亲断绝了父女关系逃离故乡，南下到深圳做生意失败后又投奔上海。

大部分线索单独剥离开来都是一个狗血的故事，而电影难得的是把这些个故事组合在一起，没有去着重它的戏剧性，侧重的则是几个主要角色在回家还是留守之间的内心冲突。

谢琴大姐原本并没有回家的打算，她与亡夫的家人为了拆迁补偿款而大闹，情人还偷走了室友曹俐的手机和钱，致命一击则是她含辛茹苦养大的女儿最后成为了别人的情妇。

几重打击之下，她回到家，呆坐在床上，在曹俐回家后木木地让曹俐给她留一个座。

谢琴当初是为了成为一个新上海人而嫁给了一户上海人家，也能学来一口活灵活现的“谢谢侬”的上海腔调，但她终究是不能再在这个城市里活下去了。

她的女儿可以凭借自己的年轻和美貌而在上海立足，而她却没有。

她连在这个城市立足的动力都没有了。

而这时候她才顿悟她与故乡的精神联系，这是一种割不断的流淌于血液的联系。

她选择了回家。

而在卖票的过程中，或者说在她的生活中，曹俐都一直试图割断自己与故乡的联系。

她打扮光鲜，她离家多年，恐怕早就忘记了家乡的模样。

她适应了城市的生活，甚至可以预言她回到故乡后反而难以融入故乡的生活。

她的立场是暧昧的，她对故土的态度正如她对父亲的态度，曾经决裂，但决不肯低头表示后悔。

她听到自己的父亲害怕自己认不得家乡新建的公路和改道的道路而一日一夜待在卢库等待自己时哭得泣不成声；在卖票过程中她反复被众老乡的乡情而感动，但她最终还是没有上那辆大巴车。

她拿着在故乡用来捆麦子的麻绳，朝大巴挥挥手。

故乡的羁绊始终是难以割裂的。

我喜爱这种并不撕心裂肺的想念，而是慈悲又温柔的乡愁，就像电影里大巴临开时递上车的那樽骨灰盒。

“摆在那个土上...”每个灵魂最终都要归于故土。

平淡的镜头，平淡的表演，平淡的情节，平淡的人物。

一切的平淡放在一起，炸开一部完全不平淡乃至惊艳的片子。

这才是真正的小人物啊。

这些年越来越多的文艺工作者将关注的焦点对准了小人物，越边缘越渺小越好。

这些“小人物”全都有着夸张的代表性，作为原本猎奇的谈资一下子冲入人们眼中，真正的“人文关怀”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我最初以为阜阳是导演的家乡，但后来看到导演是台湾人。

可能只有真正地爱着人们，愿意理解这个世界的每一处尘埃的人才可以拍出这样的片子。

什么是“小人物”真正的问题所在？

首先是生存。

生存在夹缝里，生存在废墟中，生存在高楼林立的魔都上海。

他们安静地生存，安静地承受，安静地妥协，安静地活下来，过完一生。

直到有一天，一位导演看到了他们，他把他们的故事拍成影片。

就如这里有一片荒原，而这部片子让我们看到电影的工具性已经涉猎到了这片荒原，导演和“小人物”们一起让荒原开出了花。

所以全片才如此安静，所以才悲伤得可怕。

拍“小人物”是为了提出问题的，不是为了呻吟生活不易，不是为了感慨你自己为他们附加的忍耐煎熬和苦楚的心路历程。

谈什么叛逆和反抗，谈什么爱与自由诗和远方，真的俯下身，才能看到群像上积满的一层灰垢。

真正的关怀是什么样的，《到阜阳六百里》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

作者：大坨子 个人公众号：太阳黑子的野马尘埃，除了硬核哲学，还有诗和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