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

随便浏览了一下豆瓣，发现竟然有众多的人嚷嚷看不懂。

一段不算太久远的历史，竟然有这么多人完全不知道，多么让人吃惊。

看不懂的该自己找书去恶补历史。

关于60年代激进学生运动和70年代极左恐怖主义的书形形色色，深深浅浅，各种立场的都有。

但说实话，还没见过一本详略得当的中文书来从头到尾介绍一遍。

　　 　　 　　西欧极左恐怖团伙的电影，我是第一次看到，以前不想看，也不愿看。

太让人无奈的话题。

这部电影给人的直观震撼远远超过了那一堆堆枯燥的文字。

　　 　　说点本人对他们的看法，西德的RAF，要求美军撤离西柏林，撤离德国，撤离越南，这帮幼稚的年轻人应该清楚东德和东柏林是什么情况？

影片开头抗议巴列维国王，抗议者遇到的不过是拳头和棍棒，而1953年东柏林斯大林机车厂的工人仅仅为了增加面包配给而上街，遇到的就是T34坦克。

更可笑的是后来的历史，巴列维国王时代是因为经济不发达，社会发展不充分，很多妇女死于难产，但国王含恨死去后的伊朗的种种历史遭遇，无论某些左粪怎么辩驳，看看现在伊朗人口构成就行，多么可怕！！

伊斯兰革命后出生的年轻人占了人口多数，革命前出生的几代人因各种原因大量非正常死亡以致影响到人口结构。

　　 　　 　　西德的年轻人为了巴勒斯坦人的权力，为了所谓的“越南人民”可以在几年以后享受全民政治清洗，进集中营吃枪子，华人华侨被抢光家产驱逐回中国，上百万人做船民逃亡，几十万人在大海里喂鱼，而努力在西德用城市游击战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1700万东德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在想尽一切办法逃离东德。

这样一个疯狂的时代背景下，高声疾呼美军撤离，真是很有幽默感，他们直接申请移民东德不就完了，可以体验没有美军武力保卫的德国另一半是什么滋味。

那里没有追求利润的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者，更没有帝国主义侵略机器，有的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工厂，和社会主义人民武装力量，当然还有效率上比西德无能的资本主义当局要高得多的镇压工具，克格勃，斯塔西。

　　 　　 　　对于反越战问题，事后诸葛亮的用船民问题，红色高棉大屠杀来谴责这些天真的青年也不应该，这帮喜欢吸毒滥交群P听摇滚乐喊口号的年轻人，自然不会深入研究1917年以后一整部communism用鲜血写成的历史，但如果留心顺化城外那场可怕的再教育清洗的新闻。

也足可以见微知著，这些大头简单小头发达的低能儿，吃饱了撑的，沉湎于毒品与滥交的西方学生，除了追求自己一时放纵的快意之外，可曾真正为越南人民考虑过？

重复前社会主义者“老虎”克莱蒙梭的话没什么意思，但还是不得不说，20岁不信仰communism没良心，30岁还信，没脑子。

对于多数人来说，政治成熟期总晚一些，政治心理年龄停留在激情和叛逆时代的阶段，就是打开的潘多拉盒子。

　　 　　 　　 　　我最早看到这些极左恐怖组织的介绍，是在80年代的一本杂志，好像叫《海外星云》上，有几篇文章，比较详细的介绍了直接行动，红色旅，红军派，赤军等。

这本杂志好多年没见过了。

　　 　　很奇怪的一个现象，60年代整个西方左翼运动基本是围绕反越战展开，但反战运动的中心，美国，除了黑豹党，不成气候的城市游击队共生解放军，H.R.布朗这样的煽动分子，煽动一下放火，发动城市骚乱之外，美国面临的极左恐怖威胁远远小于西欧，好像大报阀赫斯特有个后代孙女就是在做炸弹中不慎炸死，也算是共生解放军造成的聊聊几个伤亡之一。

英国虽然在血腥星期天之后面临爱尔兰共和军的威胁，但爱尔兰共和军问题本质上是民族和宗教矛盾，和法德意这些意识形态矛盾风马牛不相及。

看来这个问题上，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还是有差别。

　　 　　苏东剧变后，极左势力基本树倒猢狲散，但还是有，希腊貌似是1997或者99年左右，一个叫“11月17日”的组织枪杀了英国驻希腊武官桑德森准将。

这个当年的CCTV新闻里有报道，我看到这条新闻时印象非常深。

可能大多数人对西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团体不甚了了，也没什么人注意这条新闻。

　　 　　 　　另，90年代初，大约93年左右，一个叫“战斗的比利时共产党员”的小派别，在布鲁塞尔还按过炸弹，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之后再未见到该组织活动的记录。

这条新闻当年参考消息在第二版不起眼的地方发过小豆腐块。

　　 　　80年代的参考消息里还有极左恐怖组织活动的零星报道，比如日本赤军，法国直接行动什么的。

前两年有赤军领导人重信房子的新闻，当年的美女早已韶华不在，面对沧海桑田的巨变，也早已看透世情，不再纠缠于什么飘渺的世界革命，她的日本和阿拉伯混血女儿 确实很漂亮，可是特拉维夫机场那些命丧在重信房子前夫枪口下的冤魂，该去哪超度去？？

充满浪漫主义气息的革命者追求的是快意恩仇，人道主义与法治在他们眼里，从来都不是值得一提的东西。

　　 　　大陆官方在80年代出版的国际共运史里，对这些人的定论就是无政府主义，巴库宁分子，有托派背景，暴力活动既不能实质性打击资本主义秩序，而且客观上脱离了群众，疏远了群众，不能充分发动群众云云……陈词滥调隔靴搔痒。

再早出版的官方正式出版物我没见过，不清楚对这些人什么评价。

不过估计72年外交“一条线”以后的官方出版物，对这些人的评价也不会太高。

　　 　　90年代后，出版的一些列反应苏东问题的书，比如回顾与反思系列等，多有侧面提及这些人的，苏联官方的态度基本是严厉批评：无组织的左倾盲动分子，毛主义者，态度最友善的苏斯洛夫和门徒波诺马廖夫也不过认为他们的活动客观上给西方捣乱，应该暗中支持。

如果这帮年轻人知道了苏共最高层对他们这个态度，不知该作何选择？

　　 　　至于东德官方和他们到底联系到什么程度，鬼知道，反正神通广大的东德情报部门对西德渗透的非常厉害，6、70年代的阿拉伯恐怖主义的武器和训练多直接来自东德和波兰。

而西德红军派又从阿拉伯人那里得到武器和训练。

80年代克格勃对西德反核人链运动的渗透也非天方夜谭。

　　 　　 　　今天的年轻人不再像60年代的青年那样被谬误的意识形态引入歧途，理想主义激情过剩，到处滋事，是一件好事，但彻底的沉醉于物欲化中，丧失对自身私人领域之外公共领域的兴趣，丧失对公平、正义、进步的信念，陷入犬儒化的自我陶醉中，同样很可拍。

我周围的年轻人，津津乐道的是体育比赛，娱乐明星，时尚物品，和他们谈论五月风暴，伍德斯托克，巴德尔-麦因霍夫，红色旅，浅见山庄，我觉得好像自己成了傻瓜和疯子，在讲着不着边际的呓语。

　　 　　20世纪从左翼无政府主义者的政治暗杀活动中开幕，又从苏联东欧巨变，理想破灭中谢幕，确实是一个激情澎湃同时又鲜血淋漓的意识形态的世纪，新世纪又回归传统，像浮华的乔治王朝时代那样，充满了追逐物欲的华丽又腐臭的资本主义气息，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从《巴德尔和迈因霍夫》看恐怖组织红军旅兴衰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6月11日18:11 时代周报2008年末的罗马国际电影节，一部德国影片引起了极大的不满和抗议：首映式还没开始，就有1000多名大学生聚集，声讨该片。

在热闹的反对声和警察的疏散下，影片终于和观众们见面。

　　事实上，早在德国本土上映前，这部片就因其浓重的历史敏感性而备受影坛关注。

作为德国2008年最重要的一部影片，《巴德尔和迈因霍夫》被德国选送去参加第81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角逐，并获得提名。

然而，围绕着这部片的批评和争议始终没有停止。

在很多抗议者看来，这部讲述德国恐怖组织“红军旅”(Rote Armee Fraktion)兴衰史的片子，似乎太过于美化那些极端分子了。

　　为什么一个恐怖组织的电影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

而在历史的背景下，这个恐怖组织又聚集着一群怎样的人？

　　时代周报记者 马欢　　短裙、长腿、皮夹克，还有刺激的追车大战，如果去看《巴德尔和迈因霍夫》，会发现这帮“红军旅”的性感武装丝毫不亚于年度时尚大片。

然而，正是这群年轻而狂热的人，让德国人至今心有余悸。

在长达28年的武装斗争中，他们组织了袭击、绑架和谋杀，导致34人丧生。

尽管“红军旅”在1998年就宣布解散，但对那个时代的恐惧和清算，至今尚未结束。

　　从学生到恐怖分子　　“红军旅”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的联邦德国学潮。

当时，殖民主义以及冷战结束，西方工业化国家开始经历“二战”以后最大的“婴儿潮”时期(1946-1964年)。

这时期出生的德国青年一代，以反叛的方式逐渐爆发，他们走在反对种族歧视主义、妇女解放运动以及反帝国主义的最前线，他们毫无批判地全盘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否定西方的民主，以及当时仍在发展的人权观念。

　　除此以外，东、西德的战后“消灭非纳粹化”运动的失败，也使当时的左翼青年感到愤怒。

在他们看来，“消灭非纳粹化”运动毫无作用可言。

更让他们感到不满的是，一方面，德国共产党自1956年起就被非法取缔；另一方面，前纳粹主义分子仍官居各大政府要职。

比如，联邦德国的第一任总理康拉德。

阿登纳就任用纳粹党的汉斯。

格洛布克作为首相秘书。

　　接下来发生一系列的政治事件，加速了矛盾的激化。

1967年6月2日，在伊朗国王穆罕默德。

礼萨。

巴列维访问西柏林时，学生们的不满演变成了抗议。

当时，海外被流放的伊朗人得到了德国学生的广泛支持，当伊朗国王访问柏林歌剧院时，那里早已有一群学生在聚集抗议。

在歌剧院抗议期间，一名学生叫班诺欧。

诺所格首次参加抗议集会，然而，他却被警察开枪击中头部。

　　开枪的警察卡尔。

海因兹。

库拉斯在审判中宣布无罪释放。

在渐渐认清国家和警察的残暴后，许多年轻的德国人对诺所格的死感到十分愤怒，更对政府感到失望。

这种失望，逐渐化为更多暴力行动。

　　1968年，古德伦。

安司林和安德列亚斯。

巴德尔，以及随后加入的托尔瓦。

普罗和霍尔斯特。

旬赖，在法兰克福的两家百货公司纵火，以示对越南战争的抗议，这两场火灾造成了70万马克的损失。

2天后，也就是1968年4月2日，他们被捕，并被判刑3年囚禁于重刑犯监狱，相对于前面警察的无罪释放，这场审判在当时很多人看来出乎意料的严重。

　　4名被告受审期间，还是记者身份的乌尔丽克。

迈因霍夫在当时著名的左翼政治刊物发表若干篇文章，对巴德尔等人表示同情。

她本人更在杂志上评论道：“如果一个人放火烧一辆车，那就是犯罪。

如果一个人放火烧成百上千辆车，那就是政治行动。

”　　到了1970年，“红军旅”正式成立了。

在这个主要由大学生和年轻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中，他们自称是共产主义的“城市游击队”，反对越战，称美国和联邦德国推行帝国主义，憎恨资本主义和纳粹，梦想建造一个平等而没有剥削阶级的社会，当然，是用他们认同的那种极端方式来实现。

　　同年，十几名“红军旅”成员在巴勒斯坦接受当地恐怖组织的军事训练，学习如何使用枪和炸弹。

返回西德后进行了一系列恐怖活动。

他们抢劫银行、纵火烧毁房屋、用炸弹袭击驻西德美军营地。

用暴力来实现所谓的理想，一场恐怖活动的序幕就此拉开。

　　从上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红军旅”把攻击目标锁定在西德经济、金融和政界的高层人物身上，先后制造了多起血腥暴力事件。

在这些牺牲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长串的名人：西门子公司总裁贝库茨、德意志银行行长赫尔豪森等商界名流，也有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布巴克、德国托管局局长罗韦德尔等多名政界要人。

　　尽管“红军旅”将自己标榜为不折不扣的反纳粹主义者，但正如英国《泰晤士报》评论的一样，“他们的伪装下，其实是另一个赤裸裸的希特勒”。

　　恐怖的“德国之秋”　　到了1977年，“红军旅”的恐怖行动达到了高峰。

在绑架及杀害雇主联合会主席施莱尔的那44天，他们制造了让后人毛骨悚然的“德国之秋”。

　　这一行动起初是为了逼迫西德政府释放在押的同伙。

1972年，德国法院以多次投放炸弹的罪名将11名“红军旅”元老判刑，关押在斯图加特的斯塔姆海姆监狱。

“红军旅”第一代核心首领安德列亚斯。

巴德尔和古德伦。

安司林也在关押之列。

而另一名核心领袖迈因霍夫，因不堪审问折磨，于1976年在狱中上吊自杀。

　　尽管作为“红军旅”的核心与智囊巴德尔等人在监狱里指挥着武装斗争，但在他们被关押的5年时间里，外头的“红军旅”中又形成了第二代领导核心。

如果说，巴德尔那一代的“红军旅”的宗旨是反资本主义，消灭社会不公正现象，消除纳粹给德国带来的阴影的话，那么，在1977年秋天之后，“红军旅”的所作所为与他们的初衷相差甚远。

他们的目的，仅是解救同伙而已。

为此，他们愿意不择手段。

　　1977年9月5日，当时的西德电视新闻是这么记录的：“这条公路上发生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两辆奔驰被枪打成筛子状。

车旁边停放了四具尸体。

尸体被布遮盖着，看不见死者的面部。

”这一天，“红军旅”袭击了雇主联合会主席施莱尔的车队。

施莱尔的4名随从当场毙命，施莱尔也被绑架。

　　对于“红军旅”来说，施莱尔是再合适不过的头号绑架对象了：他利用国家社会党发迹，在当时的联邦德国属于最有权势的大老板之一。

　　虽然人质在“红军旅”手中，但西德政府对这种讹诈并没作太多理会。

当时的西德总理施密特担心，一旦释放这些恐怖分子，他们就会组织新的恐怖行动。

他在人质被绑架4个小时之后发表了电视讲话：“绑架者肯定会听到我的讲话。

他们也许正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当中，但他们不要抱什么幻想。

恐怖主义是没有前途的。

”　　随后的44天中，西德全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西德首都波恩的大街上，随处可见装甲车行驶，所有政府部门都围上了铁丝网，联邦刑侦局也采取了史无前例的通缉行动：他们搜查了几千户住宅。

如果家里没有人，警察就破门而入。

警察们不仅散发了几百万份有被通缉者照片的传单，还公开了犯罪嫌疑人的声音。

议会也以从未有过的速度颁布了一项法律：禁止“红军旅”囚犯之间发生任何接触，也不允许他们与自己的律师交谈。

因为在政府看来，所有的恐怖活动都由这些在押的“红军旅”首领策划。

　　就在警察几乎抓到了绑架者的时候，“红军旅”给西德政府寄去了施莱尔的录音带。

在这卷录音带里，施莱尔声音沙哑：“我在目前的处境下要问一下，到底还要发生什么事情才能促使联邦政府下决心呢？

我已经被恐怖分子关押了5个多星期。

”　　随后，西德各大报纸上都刊登了“红军旅”为施莱尔拍的“催人泪下的照片”：他头发蓬乱，一脸倦容。

手里还拿着一块牌子：“红军旅”的俘虏。

　　那边厢，“红军旅”的国际同伙们为了响应他们的行动，也给西德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

1977年10月13日，4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劫持了德国汉莎公司的兰茨胡特号飞机，机上载有87名乘客。

恐怖分子打死了机长，并威胁说如果不释放关押在斯塔姆海姆的“红军旅”人物，他们就要处死人质。

飞机降落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这就是轰动世界的“摩加迪沙机场劫机事件”。

　　5天后，西德政府终于下定决心。

一支西德特种部队“边防军第9大队”成功冲进了飞机，制伏了恐怖分子。

几个小时之后，这一消息上了广播：“被恐怖分子绑架的86名人质被解救。

联邦内政部发言人证实了这一消息。

”　　当晚，彻底失望的巴德尔和拉斯沛双双在牢房里用手枪自杀，女恐怖分子安司林也用电线悬在铁窗上自尽。

　　一天之后，人们在一辆汽车的尾厢里发现了施莱尔的尸体，他被人从后脑打了一枪。

“德国之秋”结束了，巴德尔等人的自杀也标志着“红军旅”走向衰落。

尽管在随后的十几年，第二第三代的“红军旅”仍断断续续地进行着活动，但早已没了当时的声势。

　　1998年8月20日，在德国科隆的路透社公开发表了“红军旅”长达8页的自行解散报道：“28年前，也就是1970年5月14日，‘红军旅’在解放行动中组成，今天，我们终止这项计划，‘城市游击队’从此成为历史。

”报道还在结尾引用了罗莎。

卢森堡的一段话：“革命说：我曾在、我存在、我依然如此。

”　　神秘消失的尸体　　4名在监狱自杀的“红军旅”领袖，巴德尔、迈因霍夫、拉斯沛和安司林，他们的尸体并没有得到完整的保存，而是被当局保存起来，用于科学研究。

尽管，按照法律，未经当事人生前允许摘取器官是违法的。

　　据传，科研人员对这些人的“杀人如麻”难以置信，很想知道杀人狂的大脑结构到底与平常人有何不同，进行过多次试验。

比如，将迈因霍夫的大脑与另一个连环杀人犯的大脑进行比较。

　　据德国《明镜周刊》的报道，除了迈因霍夫的女儿经过争取后，获得当局批准，取回母亲的大脑安葬外，其余的大脑全部失踪。

负责对这批大脑进行研究的德国戴宾根大学神经病研究所所长迈耶曼说，他捉摸不透大脑为何失踪。

这一系列有关大脑的研究，可以反映德国当局对这些革命刽子手所抱有的一种近乎病态的痴迷。

BBC还曾报道，一组医学人员在未经当局同意的情况下制作了一个巴德尔的面具。

　　不管怎么样，很少有人知道，当时政府到底对这些尸体做过什么，这一直是德国的一个谜。

德国有画家还以迈因霍夫的死为主题，做了15幅写实主义风格的灰泥浮雕画，引起很大反响。

　　那一段扭曲的历史　　时代周报记者马欢 实习生 肖素吟　　这是德国一段扭曲的历史。

　　电影根据记者斯蒂凡·奥斯特80年代畅销书改编，讲述20世纪70年代德国极左恐怖组织“红军旅”的兴衰史，片名就是该组织两个首领的名字。

在冷战的背景下，该组织成员以德国“国家道德腐败”为由，犯下多起暗杀、爆炸、攻击以及绑架的罪行。

当时曾引起德国一部分年轻人的崇拜，把恐怖分子视为英雄。

　　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充满了炸弹袭击、谋杀等恐怖主义的威胁，加上对渗透进内部敌人的恐惧，极大地动摇了德国脆弱的民主基础。

　　深受纳粹影响的一部分激进的年轻人，在安德里亚斯·巴德、乌尔莉克·迈因霍夫和古德伦·艾斯林领导下，掀起一场战争，反对他们认为的新法西斯主义：美国支持扶植起来的西德政府，其中许多人历史上曾是纳粹分子。

这些年轻人的目标是创造一个更加“人性化”的社会，但是采用了不人道的手段，他们频繁制造恐怖和流血事件，在这个过程中完全丧失了人性。

他们反对西方对中东、越南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他们解释社会、政治和司法战争，成立了“红军旅”。

他们偷盗汽车，抢劫银行，在百货公司纵火，劫持飞机，暗杀那些在社会上处于中心地位的焦点人物。

然而整个事件渐失去控制，并且以血腥恐怖结束，造成后果的严重性无法估量。

　　电影最初强调的是飚车、身手矫捷的女人、政治雄辩和伪装，却惹来美化恐怖主义的非议。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扮演红军派关键人物的几个演员的演绎下—乌尔丽克。

迈因霍夫(玛天娜。

姬迪)、安德列亚斯。

巴德尔(莫里兹。

布雷多)和古德伦。

安司林(乔娜。

沃卡莱克)—电影剧本的瑕疵可以说是出乎意外的少。

　　尤其是巴德尔，尽管他有着邪恶魅力，他被描述为一个肤浅的、重视外表的伪君子。

他以牺牲无数无辜的生命，来实现自己好莱坞式的亡命幻想，这样一个濒临精神病边缘的人并没有什么地方特别吸引人。

当理想主义幻灭，取而代之的是卑劣的指责和阴险的玩弄时，“红军旅”的成员毫无帅气可言。

　　不管这部电影是不是对巴德尔的真实写照，他的团伙有多大争议，但是有一点很清楚的，那就是尽管导演埃德尔和编剧艾兴格对这些中产阶级地下斗士感到着迷，但是他们仍决心不让“红军旅”轻易过关。

　　他们用公正的眼睛纪录着红军派血淋淋的恐怖袭击，类似纪录片的风格延伸着整部电影：埃德尔和艾兴格积累了大量的研究资料。

其中的对话，也是尽可能地建立在真实的演讲文件或宣传文档；档案脚本和摄影提供了视觉美感的关键。

但是相对的，这其中就出现了某些相当沉闷的情节—迈因霍夫和安司林之间经常翻天覆地大吵大闹，针锋相对的言语也让受众难以消化。

　　该影片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尽管通过研究并且按照真实故事导演，但却很难触动观众。

随着影片的播放，观看的热情也在慢慢冷却，而且最后“红军旅”革命热情堕落为沉闷的幻灭，这些都使电影显得冗长、残酷。

　　他们都是知识分子　　也许很难想象，如此残暴的“红军旅”成员，大都出身于富裕家庭，以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为主体。

在最初的17个核心成员中，包括十个大学生、两名律师、两名记者、一名医生、一名摄影师，只有一名体力劳动者。

尽管他们家境良好，大都受过高等教育，但政治理念十分极端。

在“红军旅”影响最盛时，法国哲学家萨特甚至曾亲赴监狱看望巴德尔，引来世界关注。

　　领导人乌尔丽克。

迈因霍夫，如果仅仅看表面，很多人会认为她是个“相当漂亮的女人”，但你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腼腆的美女的名言是：“阶级斗争的发展将要贯彻游击队思想……一个社会主义战士的死重于泰山，一个资本家的死轻于鸿毛。

”　　迈因霍夫在26岁时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但不久之后，她就离开了丈夫，并辞去了报社的工作。

很难想象，两位孩子的母亲在这时已经将自己的绝大多数时间，用来策划并参与绑架、暗杀等恐怖活动了。

　　在评论“红军旅”时，德国前外长，曾经的西德学生运动积极分子菲舍尔说：“暴力，哪怕是有限的暴力，也是错误的。

”　　安德列亚斯·巴德尔 Andreas Baader　　巴德尔和迈因霍夫团伙取名自两个首领的名字，其一就是安德列亚斯·巴德尔。

巴德尔热衷惊险刺激而潜在暴力的事物，这使他投身到左翼学生运动中。

1968年，他与女友安司林在法兰克福一家百货商店纵火被判刑收监。

1970年5月，在还是记者的迈因霍夫协助下，他逃离了监禁，所谓的“巴德尔和迈因霍夫”就诞生了。

　　1972年6月1日，巴德尔与成员杨-卡尔·拉斯沛和霍格·麦斯被逮捕。

在被监禁的4年中，他受到审讯并被判犯有包括谋杀在内的多宗罪状，这是德国历史上最漫长和昂贵的审判。

1977年10月18日清晨，巴德尔与安司林和战友杨-卡尔·拉斯沛在斯塔姆海姆监狱集体自杀。

那一天被称为“死亡之夜”。

　　乌尔丽克·迈因霍夫　　Ulrike Meinhof　　迈因霍夫的父母早逝，乌尔丽克和妹妹由母亲的好朋友雷娜特·里梅克照顾。

里梅克是一名忠实的社会主义者，对她的成长有着深刻的影响。

　　迈因霍夫后来嫁给了一份左翼学生报的出版商赖纳，几年后成为该报主编。

1962年，两个女儿出生，她与赖纳分道扬镳，并倾向于极端激进的学生运动。

尽管“红军旅”取其名字来命名，但正如设想的一样，迈因霍夫并非该团伙的第二把手(巴德尔和女友安司林领导着整个团伙)。

1972年6月5日，她被逮捕。

　　被监禁的4年中，其他成员对她的置之不顾使她越来越消沉。

1976年5月9日，迈因霍夫在斯塔姆海姆监狱上吊自杀(尽管有人质疑这一官方说法)。

　　古德伦·安司林　　Gudrun Ensslin　　与许多人的猜想相反，正是古德伦·安司林，而非迈因霍夫，真正稳坐“红军旅”的第二把交椅。

在20世纪60年代，古德伦是一名政治思想活跃的学生。

1967年6月2日的柏林示威游行中，古德伦就在学生班诺欧。

诺所格被杀的现场。

　　示威结束后，她来到“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当地的办公室，歇斯底里地嘶叫着：“法西斯国家就是要把我们全杀了啊！

以暴制暴才是唯一的出路。

”　　1970年5月，“红军旅”的恐怖活动达到顶峰。

1972年6月7日，安司林在汉堡被逮捕，她受审并被判刑。

关于她的死因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她在监狱上吊自杀，另一种则说她被谋杀。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帝国主义入侵越南，激起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一致谴责。

在主席以及我党的英明领导之下，全世界刮起了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彼时的欧洲大陆，正处在北约反动政权和美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下，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人民生活困苦不堪。

伟大的、富有光荣斗争传统的德国人民受到毛泽东思想的感召，正准备投入新的战斗。

德国人民的好儿女——巴德尔和迈因霍夫，多年来亲眼目睹了资产阶级对人民的压榨。

他们满怀阶级仇恨，组建了红军旅，用马列主义的精神启迪德国人民，以此帮助欧洲民众改造资本主义思想，早日脱离苦海。

红军战士们对帝国主义的爪牙展开了一系列有效的打击，并在奥运期间援助追求自由的巴勒斯坦人民，成功歼灭数十名以色列侵略者。

　　革命活动让腐败堕落的资产阶级老爷们惶惶不可终日，德国人民挫败了帝国主义的阴谋，反动派夹着尾巴纷纷落荒而逃，革命形势空前浩大，欧洲民众尽欢颜。

德意志和欧洲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积极进取的好局面。

　　然而，仍有部分反动分子亡我之心不死，美帝及其走狗对红军旅展开了一系列疯狂围剿，在他们鬼祟的动作之下，战士们一个个倒了血泊之中，无产阶级革命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岌岌可危…… 虽然随着巴德尔和迈因霍夫两位同志的倒下，革命之火被顽固的落后势力扑灭了，但革命的火种不会消失，人民不会忘记他们，历史会永远地记往他们，无产阶级革命，终会有胜利的一天！

看完了上面这些个影评，沙发我是坐不习惯的，所以我就挨墙角转载一个IMDb上的影评，我想说，影评！

不是政评或史评！

放这个上来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不能苟同这电影大部分的豆瓣影评，上纲上线儿急急忙忙地把一个好的电影艺术作品给扯成了政治教育片或历史科教片，个人觉得这样去评价电影很没节操。

原因有两个，第一，作为一个从没有在德国生活过或者在那个年代生活过的人，您说的那些都不叫事实，叫道听途说；第二，不要把暴力等同于XX思想或XX主义，按您这个逻辑，全世界人民费这么多时间，花这么大劲儿干情儿巩固原始社会了。

废话不多说了，转一个正常看电影人的影评：I went to see this movie without any knowledge of the RAF. I wasen't even born when the RAF was active. Still I could follow the story of the movie because, even though some figures are vague and get no introduction, the most important story lines are explained.The movie follows the beginning, top and ending of the first RAF-members; Andreas Baader and Ulrike Meinhof in particular. The rest of the group doesen't get the big introduction Ulrike got but with so many interesting characters the film would get even longer then its 2.5 hours.That is inmediatly the biggest problem with the film; it's length. Because of the variety of events and characters, Der Baader-Meinhof complex never gets boring, but at some point in the movie you start to get irritated by the new events. It would be more wisely if the director had chosen to make a sequel, sothat the second RAF-members get the attention they deserve.So why 8 out of 10 stars? Simple, as an action-movie this is brilliant. The story is good and the movie doesen't tell more than it has to. The biggest achievement however is in my point of view the political statement. It doesen't make it. Der Baader-Meinhof complex tells the story of the RAF, but never approves the actions of the group, but also doesen't disapprove them. And that is a great achievement.

《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

乌利·埃德尔编剧、导演，玛蒂娜·格德克主演作品，8分。

先给女神玛蒂娜·格德克一个爱的抱抱，实在太美太性感。

爱到不行。

影片看到一半，我甚至都不敢相信，这是一段德国真实的历史，而且它就发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那正好是我们父辈生活的年纪。

巴德尔和迈因霍夫是臭名昭著的恐怖组织“红军支队”的头目，他们一武一文率领着一群无脑暴力分子在各地进行恐怖活动，政治主张极其无聊且莫名，但煽动性极强，追随者众。

影片开篇15分钟令人极其震撼，切入的角度既艳惊四座也惊掉下巴，诚如巴德尔所言，性解放本身也是革命的一部分。

这是一部不容易被发现，片名极度没有记忆点，但非常经典精彩的传记片。

不剧透。

但我唯一要讲的是，女神玛蒂娜·格德克在片中饰演的著名记者迈因霍夫夫人，实在是一个冷静、敏感、固执、偏执但甚至又有一点羞涩的女人，她看起来那么需要被保护，但又那么无比的可怕。

与日本纪实电影《通往浅间山庄之路》一样，德国在2008年也拍摄了一部《巴德尔与迈因霍夫集团》，描述的是德国本土（西德）左翼激进份子RAF集团，即“红军派”成长到覆灭的纪实电影。

比起日本版大多在表面略过，流水式的拍摄手法，德国版对RAF集团则把镜头调整到了室内，更多的展现在左翼激进份子的动机表现，和从对话接触上去认识和反思恐怖主义。

续俄国革丵命之后，德国在二十年代的十一月革丵命推丵翻了威廉二世，建立魏玛共和国。

不断壮大的德国共产丵党直至国会纵火案时才被纳粹取缔。

二战后东边的苏占区德国共产丵党与社会民丵主党组合，而西边的德共直到冷战加剧的1956年，才被联邦德国以阻止苏共渗透的理由取缔,1968年再度恢复。

这些足以证明德国的土壤在革丵命浪潮中同样保持着高涨的积极性。

六十年代的德国青年成长在一个社会背景复杂的年代，他们埋怨自己的父辈没有在第三帝国统治下争取抗争和默不作声的软弱（可以从小说《朗读者》中体现出来），同时夹杂两次世界大战被美国打败的复杂情绪，使得他们需要寻求洗脱纳粹笼罩德国的阴影，并独立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立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值左翼风潮席卷全球的年代，美国那场不得人心的越战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声望严重削弱，而苏联主导的匈牙利事件和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也引起很大争议，同一时间的在玻利维亚打游击战的切·格瓦拉被CIA处死、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都引起了当时社会青年极大的反响。

那个时代的特色，年轻人以重塑社会体制为己任走在一起，关心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各种不公、压迫和反抗。

所谓“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从黑人、妇女权益运动、每日工作8小时，社会福利体系，左派的持续推动不能说没有巨大作用。

但停留在街头的抗争和纯粹的宣言和主张，已经不能满足个别极左份子激进的目的，因此他们认为需要制造一些轰动性的事件来吸引政丵府对他们声音的注意，于是这帮人就成了“革丵命家”，不择手段的制造恐怖来寻求社会进步（用他们的语言叫做“解放”），RAF集团（Red Army Faction，红军派）就是属于这类性质的恐怖分子，以革丵命的名义。

RAF集团在长达28年（1970年5月14日——1998年4月20日）的武装斗争中，先后刺杀了包括先后刺杀了德意志银行行长，大众汽车公司总裁，西门子公司总裁，德国汉莎航空公司飞机机长等34人，致伤数百人。

而在其组织首领巴德尔和迈因霍夫1972年被联邦政丵府捕获关押施坦海姆监狱之后，其余党仍可组织发动1977年9至10月，绑架及杀害雇主联合会主席施莱尔，被后来称之为的“德意志之秋事件”。

和许多声噪一时的恐怖分子一样，RAF集团形成与时代背景有着密切联系。

他们当中大都出身富裕，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RAF集团的首领之一尤里克·迈因霍夫亲身过学生运动，发表不少尖锐抨击的联邦政丵府的言论，在电影中表现的一个细节：RAF抢劫几家银行以获得活动经费，但是为了消除外界对他们行动的质疑，他们研究后发表对外宣称，表明他们抢得是资产阶级的“不义之财”，“替人民夺回被资本主义掠夺的财产”，这是“以革丵命的名义征用”。

而他们恐怖行动中提出的要求，例如要求当局“停止对第三世界斗争的诽谤”。

这些都显得耐人寻味。

舆论斗争上不让步不屈服于当局的RAF集团正是依靠鼓吹他们熟悉的革丵命理论调子为自己的行动辩护，在进行一连串令人发指的的恐怖事件后仍意外的赢得公众的欢呼。

与日本阿拉伯赤军为中东斗争参与恐怖袭击一样，RAF集团也与中东伊斯兰激进分子建立了团结关系，使得1972年的慕尼黑惨丵案中，巴勒斯坦人民解放武装组织劫持人质提出的要求之一，就是要释放巴德尔与迈因霍夫等人。

RAF集团引起的轰动，使得当时法国哲学家萨特都亲赴监狱看望巴德尔，成为一时话题。

萨特在见完这批人后说道：“这个小组对左翼很危险。

它对左翼没有好处。

人们必须去区别左翼和红色旅。

”这个细节没有出现在电影中显得有些遗憾。

大约从小学五年级开始，我就清晰地记得乌里克.迈因霍夫的名字。

不记得是从什么地摊文学与或者是知识日历上得来的信息，总之那本书（或杂志）大约有着“全球恐怖组织大观”之类的名字。

作者一面痛斥着恐怖活动带来的无辜伤害，却又不自觉为一类恐怖分子树立起道德难辨的形象。

在关于赤军派的篇章中，我隐约记得文中描述“乌里克.迈因霍夫，曾任左翼刊物《新混凝土》记者，参与××运动，为表示对××的抗议，在１９７７年于××监狱，上吊自尽。

”在容易盲目陷入英雄崇拜的少年时代，这个女人的名字就这么根植于我的内心。

幸而自己没有成长于那个年代，没有经历过68年学生运动的洗礼，否则不是在中国成为一名勇敢的红小兵，就是在欧洲撒播革命火种，与迈因霍夫女士共同战斗了，当然那只是意淫中的那么一点可能。

随着年纪越来越老，我渐渐体会到意识形态和宗教这能给人一种虚幻的力量，并越来越纳闷，这种力量真能滋生一个叫恐怖组织的群体，并真能让一个叫恐怖分子的年轻人在10公分的距离内，对与他无冤无仇无交集的“阶级敌人”开枪吗？

电影这个讲故事的媒介，能重现一个个体和一个群体的从心灵到行为的变化史吗？

在赤潮如火如荼的1970年代，我们当然无法将这种暴力行为彻底描述成“无意识地构建假想敌”。

学生运动的挫败、越南的泥沼、马丁路德金与肯尼迪的遇刺，都在一次次地刺激“渴望公平”的毕业生，进而产生前仆后继的社会破坏行为，这些行为在与警察机器的斗争中，或多或少造成了伤害甚至死亡，这样更进一步地加重年轻人的被迫害感，从而将社会破坏变本加厉地导入恐怖主义行为这样万劫不复的深渊。

关于这个多米诺式的变化过程，电影《巴德尔和迈因霍夫》成功地给予了再现。

电影开头，迈因霍夫在裸体浴场与两个孩子慵懒地晒着太阳，进入朋友派对后，在丈夫给她递来工作成果——针对伊朗极权皇室的抗议信——的那一刹那，她之前的慵懒和羞涩淡然无存，转入一个尖顶的左翼共产主义信念者。

由此，能明白，1968年，青春的荷尔蒙在高潮时嘎然而止，但却没能将其完全驱散，余下的荷尔蒙必将在1970年代愤怒地燃烧进而产生可怕的破坏力量。

五月风暴、枪毙越共、刺杀肯尼迪、刺杀马丁、伯克利大学示威，这一系列定格1960年代末的画面也被短暂而强有力的剪辑凝在一起，预示着“赤军派”的必然出现。

接着从捣蛋性质的商场破坏到逃狱后与意大利红色旅的联络，再接着经过约旦沙漠的军事训练到返回西德后针对美国外交机构和右翼出版社的恐怖袭击……电影像交响乐奏鸣曲式般，让他们一步步走向高潮，并随之引来一次次受挫，成员陆续落网或“牺牲”。

奏鸣曲式总是在一次次受挫中走向万声齐喑的最高峰的，于是更激进的“长江后浪”们来了，刺杀范围扩大到商业资本的代表——集团老板们，甚至扩大到平民百姓——劫持民用航班就是从那时起渐入1980年代的高潮。

如果说意大利红色旅的衰落，是由于杀害受民众爱戴的前总理莫罗；那么西德赤军派的衰落，则是由于对汉莎航空航班的劫持并杀害乘务员。

这些都让恐怖组织的群众同情心丧失殆尽，当然，1990年代的到来，让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全球化资本彻底战胜了左翼意识形态，同时让60年代残留的荷尔蒙终于挥发完毕，这些失去，才更是全欧左翼组织走向衰退的根本原因。

何止红色旅和赤军派，法国的直接行动、日本的赤旗派都被他们国度强大的资本收拾干净了。

除了对“美帝”的“惩罚”依然不时在希腊这样的二线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外，以意识形态为支撑的恐怖主义，最终全方位让位给以宗教极端势力和民族解放名义为灵魂的恐怖主义。

《巴德尔和迈因霍夫》中的赤军派，更像是一个有着旺盛生命力可疯狂生长的毒瘤，它在那个年代拥有土壤和营养，并在被一轮轮斩草后吹又狂生。

最终除根的依然还是土壤。

通缉令头像群中，有4个（包括骨干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都是自己给自己在狱中画上了×。

巴德尔曾向狱警和律师表示：“我都根本不认识那伙人（在外面搞暗杀和绑架，以图释放他的‘战友’）”，巴德尔女友恩丝琳在狱中偷听“后辈”新闻后，感慨：“他们比我们强。

”而当听闻汉莎航空劫机事件失败后，他们这“赤军派第一代领导集体”才算明确自己的革命理想只是一场虚妄的梦，自杀，是惟一的出路。

而“比我们强”的二代、三代则继续将虚妄的理想燃烧到冷战结束前的最后几年。

那位68年的学生运动领袖反倒因祸得福，他在某次演讲后挨了仇视共产主义者的三颗子弹。

虽然保住了姓名，可再也革命不起来了，却偏偏激励了其他年轻人成立了赤军派。

而当赤军派一成员病死在狱中后，久为露脸的他来到葬礼上，振臂高呼一句“革命要继续。

”呐喊革命口号，成了他最后的权利。

电影在展现一个有机体生长和覆灭之外，并没想去呈现个体思想的成因。

对恐怖分子心灵成长史的表现，在电影史上成功案例极少。

戈达尔比较讨巧，《小兵》中的布鲁诺在逼供前依然如此固执和沉默，更多的是来自信念以外的东西，或许是面子，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为什么如此不屈，对于革命理想，其实他并不显得认同。

的确，在那个以意识形态主导恐怖组织思想的年代，作为个体的“武装分子”并不想今天的宗教和民族狂热分子那么坚定，他们也会经常对自身和组织行为感到焦虑甚至怀疑。

这种内心挣扎在意大利导演贝洛奇奥的《再见，长夜》中揭示得相当精彩：红色旅成员安娜，因为组织安排，需要在生活中扮演双重角色。

一方面在囚禁前总理莫罗的出租屋里，她是坚定的革命战士，和同伴们在面对电视新闻中莫罗保镖的葬礼时反复念叨“工人阶级应该全部领导”。

而为了掩饰，她必须照常继续图书馆的管理员身份，在那里她认识了一个对红色旅及其信念持完全否定态度的男孩，男孩恰好写作着一个虚构的红色旅剧本。

安娜在外的这个假面潜移默化地消磨着她的信念，再加上莫罗写给妻子和教皇的信件让她逐渐体会别人的立场和感受。

渐渐地，恻隐之心有了。

对于红色旅“人民法庭”的裁决，她表达了不信任，凭什么要将个人等同于国家，阻挠红色旅极左共产主义信念的真是莫罗代表的“天主教民主党”以及他们的既得利益吗？

红色旅不信任宗教，然而他们的理想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宗教，执导着他们越走越偏，最终众叛亲离。

安娜看不见了希望，看不见了出路，置身长夜，就连梦境都在Pink Floyd的《Shine on you crazy diamond》中留给黑白的苏维埃建设画面。

关于前西德赤军派（RAF）的最近一则重大新闻，发生在去年末，11月23日，德国总统克勒决定赦免RAF第二代首领和该组织的血腥杀手Christian Klar。

目前，唯一还没有得到赦免的RAF成员只有Birgit Hogefeld，他是赤军派的第三代成员。

本片可以被认为是反映恐怖组织或恐怖行为的影片，至少在影片中我们可以多次看到这种说法。

因此，我的思考主要围绕这个主题展开。

1.恐怖必有诱因。

只要这个世界上人们具有正常思维，那么任何社会行为的出现都有其内在原因。

有过无缘无故的恐怖行为吗？

即便有，恐怕也是极少极少，那只能属于极端案例，不具备社会学意义。

从片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正是上世纪60年代末期的国际政治触发了发生在西德的一系列恐怖行为，继而形成一个恐怖组织。

2.仇恨引发仇恨，暴力激发暴力。

影片开始西德警方对抗议学生的残酷暴行激起了强烈的民愤，这把火将原本隐藏在学生心中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熊熊点燃，而在此后的镇压与追捕行动中，警察与红色之旅一报还一报，其行为的暴力程度逐级上升。

警察对学生的暴行使人们相信这不是一个善待自己的兄弟姐妹、善待自己同胞的国家机器，而是只对自己的上级负责，在执行指令时不作思考判断不讲人性的冷血动物。

这一景象在许多国家都曾出现，莫非这就是警察的本来面目?3.恐怖行动、恐怖主义、国家恐怖主义。

恐怖行动，在我看来，事实上是暴力手段的另一种说法，然而，近年来为什么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要用恐怖主义代替暴力行动这个名词？

这里大有深意。

恐怖是一种状况，是暴力行动引发的后果，它更多地强调暴力行动给人们心理带来的恐惧感，因而反恐怖便具有超越民族、主义的号召力，也正因如此，某些国家乐意以反恐怖的名义掩盖暴力行动的真实目的，转移人们对暴力行动何以发生的疑问和思考。

然而，恐怖本身并不是暴力行动的最终诉求，绝大多数针对社会的暴力行动其背后都有其政治主张或利益诉求。

因此，恐怖只是表象，引发暴力或恐怖的根源才是最应该引起关注的。

由此可见，淡化暴力行动的根源及其政治主张，正反映了国家（当局）自知理亏的心虚。

如果非要说存在恐怖主义，那只能是国家恐怖主义，因为那是有预谋有计划的针对国民的反人性非人道的罪恶行径。

称其为恐怖主义，是因为它有明确的主张和思想理论体系，比如纳粹（德国，斯大林的专制集权和冷战时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制集权，等等。

4.暴力或守法，一个两难选题。

在一个正常社会或公正的社会，不存在这样的两难选择，只有在畸形或罪恶的社会，才会出现这样的两难选择。

须知，在非民主国家，法律是统治者意志的体现，它们并不代表大众的利益。

因此，守法并不具有不证自明的唯一性。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守法或抗法都是公民的权利。

与政府或当局的权利相比，公民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也是唯一不受限制的，相反，政府或当局的权力倒是应该受到恰当限制的。

暴力不是国家的专利，它也是弱者的武器。

当正义缺失、公平失落、权利被剥夺，暴力就成了弱者唯一可以自救的武器。

很多恐怖行动总是民间对政府、弱者对强者，这本身就揭示出一个真理，恐怖是弱者自卫或反抗的最后的武器，它以自身的毁灭为代价，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会走到这一步。

所谓官逼民反，此之谓也。

这难道不值得当政者反思吗？

5.正义的边界在哪里?既然如此，恐怖或守法，究竟该如何把握?如果做一个简单的归纳，结论就是：最终守法的应该是政府或当局，能够得到道德包容的只能是民众无路可走的恐怖行为——如果剧烈的抗争被定义为恐怖的话。

那么，拥有正当理由的暴力行为可以不受道德谴责吗？

影片中的恐怖主义者是为了某个理想而行动甚至献身的。

排开理想的价值主观性不谈，即便为了某个崇高的理想，就可以采取恐怖行为吗?为了所谓的崇高目的，是否可以不择手段？

诸如此类的诘问，将引出一系列问题，比如：目的与手段是否应该统一，是否可以为了预想中的大多数人的利益牺牲眼前少数人的利益，人类的进步究竟应该遵循社会内在的发展轨迹，还是应该以革命的方式加速其进程，要想有说服力地回答这些问题，恐怕不是容易的事。

以下内容主要来自维基百科，事实陈述为主，不含观点。

---安德烈亚斯·巴德尔 Andreas Baader (1943-1977)/肌肉安德烈亚斯·巴德尔于1943年5月6日出生于慕尼黑。

他是历史学家兼档案保管员 Berndt Phillipp Baader 博士和 Anneliese Hermine “Nina”(Kröcher)的独生子。

安德烈亚斯由母亲、姑妈和祖母抚养长大。

Phillipp Baader 曾在德国国防军(1935-1945纳粹武装)服役，1945年在俄罗斯前线被俘，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在加入红军派之前，巴德尔是一名高中辍学生，一个波西米亚式生活的人。

他是RAF少数没有上过大学的成员之一。

20 岁时，巴德尔从慕尼黑搬到西柏林，据称是为了接受艺术教育。

他当过建筑工人，也曾是一个不得志的小报记者。

巴德尔曾参与1962年的施瓦宾格暴乱(位于慕尼黑北部，波西米亚主义区域，1962年6月21 日晚，两名警察试图阻止五名年轻吉他手在马蒂乌斯街和利奥波德街的拐角处(所属Martiusstraße街区 以自然学家Carl Friedrich Philipp von Martius卡尔·冯·马蒂乌斯 1794-1868 命名)演奏音乐，导致大约4 万人发生街头骚乱)。

据他母亲说，他从警察的行动中得出结论，认为国家“出了问题”。

记者布茨·彼得斯认为，1962 年夏天慕尼黑发生的这次事件“对这个19岁的年轻人来说是一次冲击”。

Stammheim死亡之夜后，巴德尔、迈因霍夫、恩斯林和拉斯佩的大脑，被送往图宾根大学神经研究所进行研究。

迈因霍夫的大脑中含有疤痕组织，被认为是1962年手术切除良性肿瘤所致，可能会影响她的行为。

其他人大脑的研究结果尚不清楚。

巴德尔还被制作了死亡面具(death mask)

1.Generation: Andreas Baader (Schlüsselfigur) [BR](https://www.br.de/br-fernsehen/sendungen/kontrovers/raf-terroristen-baader-meinhof-komple乌尔丽克·迈因霍夫 Ulrike Meinhof (1934-1976)/笔杆子迈因霍夫1934年出生于奥尔登堡。

她的父亲维尔纳·迈因霍夫是耶拿博物馆的馆长，1940年因癌症去世，她的母亲不得不收留寄宿生雷娜特·里梅克(Renate Riemeck 1920-2003)来赚钱。

1946年，耶拿因雅尔塔协议被苏联占领，全家搬回奥尔登堡。

迈因霍夫的母亲英格博格·迈因霍夫是一名艺术史学家，她开始当老师，1949年因癌症去世。

里梅克成为迈因霍夫和她姐姐温克的监护人。

1952年，迈因霍夫在韦尔堡的一所学校参加了高中毕业考试。

随后，她在马尔堡学习哲学、社会学、教育学和德语，并在那里参与了改良运动。

1957年，她转学到明斯特大学，在那里结识了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曼努埃尔·萨克里斯坦(Manuel Sacristán 1925-1985)，加入了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SDS: SPD的大学分支 直到1961年SPD将SDS所有成员开除出党1966年SPD与CDU(Christlich Demokratische Union Deutschlands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 中右 默克尔为其成员) 联合执政 议会中90%议席属于这两个党 缺少明显的反对力量 SDS此时活跃 如影片开头1967年抗议伊朗国王的活动 1968年为学生活动顶峰 其成员达到2500人 之后其影响下降 直到1970年解散 1988年重建并无影响力 德国总理施密德也曾是该组织成员(1961年之前) 2007年左翼党Die Linke的学生分支继承了其名号)，并参加了反对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 1876-1967 CDU 联邦德国首任总理)政府提出的德国联邦国防军重新武装并纳入核武器的抗议活动。

1959 年，迈因霍夫加入了被禁止的德国共产党 (KPD)，后来开始在《坚定》杂志(konkret: 最初是克劳斯·雷纳·罗尔(Klaus Rainer Röhl 1928-2021)于 1957年创办的一本月刊杂志，该杂志在20世纪60年代具有左翼政治影响力。

由于罗尔反对德国的左翼恐怖主义(他的前妻乌尔里克·迈因霍夫积极参与其中)，该杂志于1973年解散。

Hermann Ludwig Gremliza(1940-2019)于1974年创办同名月刊 现在影响力大不如前 被认为是极左)工作，直到1964年，该杂志一直得到东德政府的秘密资助。

《坚定》受到学生活动家和进步知识分子的广泛阅读，作为1962年至1964年《坚定》的主编，迈因霍夫得以从知名记者和作家那里获得稿件。

1962年，迈因霍夫接受了手术切除良性脑瘤；1976年的尸检显示，肿瘤残留和手术疤痕组织挤压了她的杏仁核。

另，死因成谜。

Red Army Faction (RAF) terrorist Ulrike Meinhof on 16 June 1972. Photograph: AP [theguardian](https://www.theguardian.com/theguardian/2012/j

[Columnism - Ulrike Meinhof](https://libcom.org/article/columnism-ulrike-meinhof)古德伦·恩斯林 Gudrun Ensslin (1940-1977)/谋划者 清教家庭虚伪道德禁锢之下的反弹恩斯林在德国巴登-符腾堡州斯图加特巴特坎施塔特长大，是七个孩子中的第四个，她的父亲赫尔穆特·恩斯林是福音派教会(新教)的牧师。

恩斯林曾是一个行为端正的孩子，在学校表现很好，喜欢和新教女童子军一起工作，并从事教区工作，例如组织圣经学习。

在她的家庭中，经常讨论世界中的社会不公，据说她对西德和整个世界的社会问题很敏感。

十八岁时，恩斯林在美国呆了一年，她在宾夕法尼亚州沃伦上高中。

1959年，她以优异的成绩从高中毕业。

回国后，她完成了中学教育的剩余要求。

和她的伴侣伯恩沃德·维斯珀(Bernward Vesper 1938-1971 在汉堡-埃彭多夫大学医院的精神科自杀)以及乌尔里克·迈因霍夫和霍斯特·马勒等红军派的其他成员一样，恩斯林的考试成绩优异，并获得了德国国家学术基金会的奖学金。

她在图宾根大学学习教育学、英语研究和德语研究。

也是在1962年 2月，恩斯林遇到了维斯珀。

在图宾根，恩斯林和维斯珀与另外两名学生一起组织了一个新文学研讨会，并开始新文学工作室的小本经营出版业务。

出版的第一本书是一本反对核武器的诗集，其中收录了所有德语国家著名诗人的作品，以及双语版杰拉尔多·迪亚戈(1896-1987)诗歌。

1963年至1964年，恩斯林获得了小学教师文凭。

1964年夏天，两人搬到了西柏林，在那里恩斯林开始撰写有关汉斯·亨尼·雅恩(1894-1959 剧作家 小说家 双性恋 管风琴制造者)的论文。

1965年，古德伦的妹妹约翰娜嫁给了冈特·马施克(Subversive Aktion 1943-2022 年轻时逃离德国兵役 之后加入古巴革命军 因“反革命活动”被驱离哈瓦那 返回德国因逃脱兵役服刑一年 出狱后成为《法兰克福汇报》(中右)记者 因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 1888-1985 德国法官 政治思想家 纳粹党员)讣告争议离开 开始研究反革命理论 为包括《青年自由周报》(Junge Freiheit 1986- 保守右)在内的报刊撰文)，当时马施克是一位革命马克思主义诗人，也是国际情境主义组织(Internationale situationniste IS/SI: 1957-1972 反消费社会 左翼 居伊·德波(Guy-Ernest Debord 1931-1994) 《景观社会》鲍德里亚) 颠覆行动(Subversive Aktion: 1963-1966 发起人1962年被SI驱逐)的成员，鲁迪·杜施克也是该组织的成员。

马施克后来成为保守派反民主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也是卡尔·施密特作品的解读者。

同年晚些时候，古德伦和伯恩沃德订婚。

两人都是民主左翼的活跃分子，在德国社会民主党(SDP)工作，收入颇丰。

他们一起抗议新安全法、越南战争、同盟国武器展，并争取示威权。

维斯珀忽视了学业，如饥似渴地读书，并于1966年与一群朋友一起出版了一系列严肃而重要的小册子和平装书《伏尔泰手册》(Voltaire-Flugschriften 1967-1971)。

1967年5月，恩斯林生下了他们的儿子菲利克斯·恩斯林(Felix Ensslin 1967- 绿党(Bündnis 90/Die Grünen) 策展人 剧作家 导演)。

1967年7月或8月，恩斯林遇到了安德烈亚斯·巴德尔，两人很快开始了一段恋情。

巴德尔于1963年来到柏林，以逃避慕尼黑司法系统，也是为了避免被征兵。

巴德尔在青少年拘留中心(少管所)和监狱之间来来回回，很快成了恩斯林生命中的男人。

1968年2月，恩斯林通过电话与维斯帕分手，告诉他在菲利克斯出生前，他们的关系就已经结束了。

这段时间的一件作品是恩斯林参与拍摄的实验电影《订阅》。

1.Generation: Gudrun Ensslin (Baader-Gefährtin) [BR](https://www.br.de/br-fernsehen/sendungen/kontrovers/raf-terroristen-baader-meinhof-komp

Andreas Baader - seen here with Gudrun Ensslin - was imprisoned after a trial in 1968 but then managed to escape [BBC](https://www.bbc.com/n霍斯特·马勒 Horst Mahler (1936-)/以法脱罪 德国前律师和政治活动家。

他曾是一名极左翼激进分子，也是红军派的创始成员，后来成为毛主义者，之后转向新纳粹主义。

2000年至2003年间，他是德国极右翼国家民主党(NPD:1963- )的成员。

自2003年以来，他多次被判犯有煽动民众仇恨(Volksverhetzun: incitement to hatred)和否认大屠杀罪，服刑时间长达十二年。

2017年4月，马勒被判再次入狱三年半，18日，他逃离德国，希望避免执行判决。

他试图在匈牙利获得政治庇护，但遭到拒绝，7月被遣返回德国，继而被捕并被关进监狱继续服刑，2020年10月被释放。

马勒于出生于西里西亚的海瑙(波兰)，父亲是牙医。

1945年2月，随着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全家逃离即将来临的红军，前往萨勒河畔瑙姆堡。

不到一年后，他们先搬到德绍，1949年，马勒的父亲——一个狂热的纳粹和反犹主义者——自杀之后，搬到西柏林。

马勒于1955年在柏林威尔默斯多夫参加了中学毕业考试，然后受到德国国家卓越奖学金的支持在柏林自由大学学习法律。

他加入了图林根协会，一个右翼学生联合会，但不久后成为左翼SDS的成员。

1964年他在柏林成立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咨询。

1966年，他在欧洲人权法院成功地辩护了一个案件。

Horst Mahler im Zellentrakt der Berliner Haftanstalt Tegel am 28.3.1979 / dpa [Cicero: magazin fur politische kultur](https://www.cicero.de/鲁迪·杜奇克 Rudi Dutschke (1940-1979)/煽动者杜奇克出生于勃兰登堡州卢肯瓦尔德附近的舍讷费尔德(努特-乌尔施特罗姆塔尔) ，是一名邮政职员的第四个儿子。

他在东德长大并接受教育，1958年获得高中文凭，并成为一名工业销售员学徒。

1956年，他加入了当权政府领导的自由德国青年团，立志成为一名十项全能运动员。

然而，他也参与了在东德被勉强容忍的新教青年组织。

杜奇克承认宗教在他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将宗教“对人的本质及其可能性的神奇解释”“融入”了他后来的政治工作中。

正是在这种脱离党和国家认可结构的宗教环境中，杜契克拒绝在国家人民军中义务服役，并鼓励其他人同样抵制征兵。

他放弃了自己选择的体育新闻专业，于1960年10 月开始定期越境进入西柏林，就读于柏林滕珀尔霍夫的阿斯卡尼斯中学。

凭借新的高中毕业证书，他在阿克塞尔·斯普林格旗下的小报《图片报》找到了一份工作。

1961年8月10日，即“铁丝网星期日”(开始修建柏林墙)限制措施出台以封锁通往西方的通道的三天前，杜奇克在马林费尔德临时营地登记为难民。

8月14日，杜奇克和一些朋友试图用绳子拆除后来成为“柏林墙”的部分墙体，并在上面撒传单。

这是他第一次政治行动。

杜奇克就读于西柏林自由大学。

这所新学校成立于1948年，由一群学生从东柏林共产党控制的洪堡大学中脱离出来，其章程规定学生代表的程度在德国其他地方是前所未有的。

但在杜奇克和他的同学看来，“民主”的教职员工和市政府官员似乎背弃了学生共同决策的模式。

杜契克对西方新机构的民主资质的怀疑态度，在理查德·洛文塔尔和克劳斯·梅施卡特指导下学习社会学、人种学、哲学和历史时得到了加强。

1973年，他终于获得了柏林自由大学的博士学位。

在自由大学，他参与了德国研究基金会的一项研究项目，比较了联邦共和国、民主德国和苏联的劳动力市场制度。

1967年，SDS成员本诺·奥内索格(Benno Ohnesorg 1940-1967)在西柏林被一名警察开枪打死。

学生抗议浪潮席卷了大学和各大城市。

施普林格出版社遭到袭击，印刷和发行业务中断。

在汉诺威匆忙召开的大学代表大会上，社会学家、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1929- 德国当代重要哲学家和社会学家 法兰克福学派)指责杜奇克的“唯意志论”类似于“左翼法西斯主义”。

他认为杜奇克的蓄意骚乱是为了揭露国家隐藏的力量，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德国当时并没有革命形势。

他说，杜奇克是在将其他学生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1968年4月11日 杜奇克被约瑟夫·巴赫曼(Josef Erwin Bachmann 1944-1970 出生于萨克森州福格特兰地区赖兴巴赫 在东德长大 家庭环境很艰苦 1956 年 他和母亲离开东德前往西德 定居在下萨克森州的派纳 他被认为是一名穷学生 开始通过一系列入室盗窃来维持生活 他经常搬家 多次换工作 1966 年 他因在法国犯下的入室盗窃罪被判有罪 1968年 巴赫曼搬到慕尼黑寻找工作 他听说了马丁·路德·金被刺的消息 这促使他刺杀了杜奇克 在这次谋杀中 杜契克的大脑受损 不得不重新学习说话 杜契克得知巴赫曼曾试图自杀 于是开始与巴赫曼通过一系列信件进行交流 在这次信件往来中 杜契克说自杀是懦夫行为 巴赫曼为他对杜契克的所作所为道歉 1970年巴赫曼用塑料袋窒息自杀)枪击。

杜契克活了下来，但袭击使他患上了失语症、脑损伤、记忆丧失、癫痫发作和其他一些健康问题。

1969年1月至3月期间，杜奇克夫妇在都柏林郊外做客康纳·克鲁斯·奥布莱恩Conor Cruise O'Brien 1917-2008 爱尔兰政治人物) 。

奥布莱恩在刚果危机期间曾为联合国服务，因批评美国在越南和国内镇压黑豹党的政策而闻名。

在他们逗留期间，鲁迪和格雷琴·杜奇克(Gretchen Dutschke-Klotz 1942- 其妻 /杜奇克不赞同性自由 选择家庭 这似乎与他反对恐怖活动之间有某种联系/)的律师霍斯特·马勒拜访了他们，马勒曾试图说服他们支持他的地下活动，即后来的红军派(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但没有成功。

随着国内学生运动的分裂和激进化，杜奇克夫妇考虑留在爱尔兰，但于1969年3月中旬返回英国， 英国提出条件，要求鲁迪不得参与政治活动。

1971年初，英国内政部认为他违反了承诺，裁定他与来自德国、以色列、约旦、智利和美国的访客的会面“远远超出了正常的社交活动”。

在下议院关于杜奇克被驱逐出境问题的辩论中，当时反对党工党对此表示抗议，执政的保守党议员称杜奇克是“马尔库塞教授的信徒，马尔库塞教授是城市游击队的守护神，他要摧毁我们珍视的社会”。

奥胡斯大学为他提供了一个教授社会学的职位，杜奇克夫妇搬到了丹麦。

杜契克于 1978年11月在西柏林组织并领导了巴赫罗团结大会。

1979 年他在浴缸中癫痫发作并溺水身亡。

霍尔格·梅因斯 Holger Klaus Meins (1941-1974)/至死被利用的殉道者霍尔格·梅因斯是德国柏林电影学院电影摄像学生，他在1970年代初加入了红军派，并在狱中绝食致死。

梅因斯是RAF的重要成员，并被视为领军人物。

他积极参与该组织的秘密活动，例如聘请金属雕塑师设计手榴弹外壳和炸弹模具，以便放入女装，给人一种怀孕的印象，并告诉雕塑师这是一个电影项目的道具。

1972年6月1日，梅因斯和安德烈亚斯·巴德尔以及扬-卡尔·拉斯佩前往法兰克福的一个仓库检查他们存放炸药的地方。

警方在当地居民提供线索后一直在监视车库。

梅因斯和巴德尔进入车库后立即被包围。

警察封锁了车库的出口，并从后窗向车库发射了催泪弹。

巴德尔将催泪弹扔了出去。

僵持没过多久，巴德尔臀部中弹，梅因斯不久后投降，三人全部被捕。

在狱中，梅因斯和其他RAF囚犯发起了几次绝食抗议，以抗议他们的监禁条件。

绝食抗议进入第七周时，来自全国各地“反酷刑委员会”的32名活动人士占领了位于汉堡的国际特赦组织总部，抗议监狱条件。

警察将这些人驱离，但没有记录任何个人信息。

很久以后才清楚，大约一半的活动人士后来加入了RAF，其中包括后来因拒捕被GSG9枪击致死的沃尔夫冈·格拉姆斯(Wolfgang Grams 1953-1993)。

1.Generation: Holger Meins (Mitläufer) [BR](https://www.br.de/br-fernsehen/sendungen/kontrovers/raf-terroristen-baader-meinhof-komplex-100.

[Starbuck -Holger Meins: A documantary film by / Ein Dokumentarfilm von Gerd Conradt, Hartmut Jahn](https://www.hartmut-jahn.de/feature-leng扬-卡尔·拉斯佩 Jan-Carl Raspe (1944-1977)/效力者 不完整家庭所导致不完全成长的普遍存在拉斯佩出生于蒂罗尔州塞费尔德(当时的德国，现奥地利)。

他被认为性格温和，但与他人交流有困难。

他的父亲是一名商人，在他出生前就去世了，拉斯佩和他的两个姐姐由母亲和两个姑姑抚养长大。

虽然住在东柏林，但1961年柏林墙在建时，他去了西柏林，和叔叔姑姑住在一起。

1967年他参与创立第二公社(Kommune II)，并于1970年加入了红军派。

1984 年RAF成立了“扬·拉斯佩突击队”，以声援和纪念他。

突击队将一辆装满炸药的汽车停在上阿默高镇的北约学校前。

北约统合参谋部的干部在那里接受培训。

这辆车被发现，炸弹被拆除。

佩特拉·舍尔姆 Petra Schelm (1950-1971)/年轻的牺牲品佩特拉·舍尔姆在西柏林长大，曾是一名理发师。

她开始与曼弗雷德·格拉斯霍夫(Manfred Grashof 1946-, 曾参与银行抢劫，1972年被捕，1977年因枪击警察致死被判终身监禁，1988年获赦免，1987年开始在柏林Grips剧院工作，被聘为技术员，2005年在热门剧中扮演警察)交往，两人一起住在夏洛滕堡的布莱布特鲁斯大街。

这间公寓被用作无政府主义报纸《Agit 883》(1969-1972)的发行中心。

1970 年，舍尔姆成为RAF的创始成员。

1970年6月，她与布丽吉特·阿斯东克(Brigitte Asdonk 1947-)、汉斯-尤尔根·巴克(Hans-Jürgen Bäcker)、莫妮卡·贝尔贝里希(Monika Berberich 1942- )、格拉斯霍夫和霍斯特·马勒使用假身份前往贝鲁特。

从那里他们前往约旦，参加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阵线(PLFP)组织基地的城市游击训练。

安德烈亚斯·巴德尔、古德伦·恩斯林和乌尔丽克·迈因霍夫也在随后加入。

1971年7月15日，舍尔姆与沃纳·霍普(Werner Arthur Hoppe 1949-, 1973年被判十年监禁 1978年脱离RAF 1979年因病重被释放)驾驶一辆偷来的宝马途经汉堡时，试图避开警方的路障，警察追赶并拦下了宝马。

霍普跳下车向警察开枪，随后逃跑，之后被直升机追赶并被逮捕；舍尔姆向警察开枪，被击毙。

舍尔姆被埋葬在西柏林的施潘道公墓。

在她的葬礼上，五十名支持者在她的坟墓上放了一面红旗，后来被警方撤走。

布丽吉特·蒙豪普特 Brigitte Margret Ida Mohnhaupt (1949-)/冷漠残酷的二代目领头人布丽吉特·蒙豪普特出生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莱茵贝格，父亲是一家出版社的雇员。

1960年父母离婚后，她和母亲住在一起。

她于1967年在布鲁赫萨尔获得高中毕业证书，同年晚些时候进入慕尼黑大学哲学系学习。

1968年至 1970年，她与罗尔夫·海斯勒(Rolf Gerhard Heißler 1948-2023 父亲是教师 他也是慕尼黑大学哲学系学生 1971年抢劫银行 1972年被判处六年监禁 1975年“六二运动”成员绑架彼得·洛伦茨(1922-1987)他是被交换的五名人质之一/电影中布丽吉特出狱后对其态度的原因/ 1978年在德国荷兰边境射杀荷兰海关人员 1979年被捕 1982年被判无期 2001年被缓刑释放)结婚。

在慕尼黑期间，她加入了当地的公社活动，并结识了20 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的核心人物，如莱纳·朗汉斯 (Rainer Langhans 1940- 作家 电影人)、弗里茨·特费尔 (Fritz Teufel 1943-2010 第一公社Kommune 1创办人之一) 和乌什·奥伯迈尔 (Uschi Obermaier 1946- 时尚模特)。

1969年，她参加了在慕尼黑美国文化中心(Amerikahaus)举行的抗议越南战争的示威活动。

据说她受到了卡洛斯·马里盖拉(Carlos Marighella 1911-1969 巴西)的《城市游击队手册》影响。

蒙豪普特最初是社会主义病人集体(Sozialistisches Patientenkollektiv SPK 反精神病学 反对医生权威)的成员。

SPK解散后，她与同为成员的伊姆加德·莫勒 (Irmgard Möller 1947-) 一起于1971年左右加入了RAF，并协助组织、后勤和武器采购。

蒙豪普特是“德国之秋”的主要参与者。

1978年在南斯拉夫被捕，后与其他三名RAF成员被允许离开南斯拉夫前往他们选择的国家，因为西德拒绝了南斯拉夫提出的引渡他们以换取八名在西德的克罗地亚政治逃犯的提议。

1982年，蒙豪普特与阿德尔海德·舒尔茨(Adelheid Schulz 1955- 护士 被判三个终身监禁 在狱中绝食 因身体健康变差 1998年离开监狱 2002年被赦免 现居法兰克福 身体失能)一起进入法兰克福附近树林中的RAF武器窝点时被抓获，该藏匿处由GSG9(Grenzschutzgruppe 9 第九边防大队 德国反恐特警)人员监视。

蒙豪普特被拘留，并被斯图加特上诉法院判处终身监禁，最低刑期为24年。

2007年，在媒体的广泛争议中，斯图加特上诉法院裁定蒙豪普特获得假释。

于 2007年3月25日被缓刑释放。

[Baader-Meinhof terrorist to be freed after 24 years in jail](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7/feb/13/germany.kateconnolly)彼得·尤尔根·布克 Peter-Jürgen Boock (1951-)/悔过者中学毕业后，布克开始接受机械师培训，但很快放弃。

布克宣称他父亲是坚定的纳粹分子，此后他便离开父母的家，前往荷兰。

他开始吸食毒品，并因持有毒品而被捕。

此后不久，他试图自杀。

随后几年，他参加戒毒康复计划并住在再教育之家，接触了古德伦·恩斯林和安德烈亚斯·巴德尔。

他想加入红军派，但被认为太年轻。

他搬到法兰克福并继续吸毒。

1973年，他与瓦尔特劳德·莱瓦尔德(Waltraud Liewald 也是RAF成员)结婚。

1975年至1976年期间，布克加入RAF。

他前往南也门，在那里接受了恐怖分子训练。

他成为第二代红军派的一名重要成员。

1980年，布克与RAF划清界限。

然而，1981年他在汉堡被捕。

他淡化了自己在RAF中的作用，但因参与庞托和施莱尔谋杀案被判处终身监禁。

1992年，他承认自己全面参与了RAF的某些活动，例如施莱尔谋杀案。

1998年，他出狱，现在弗莱堡附近担任自由撰稿人。

2007年，他指控斯特凡·维斯尼夫斯基(Stefan Wisniewski 1953- 1978年在巴黎被捕后引渡至西德 1981年被判处两个无期徒刑 1999年有条件缓刑后释放 现居科隆)谋杀了齐格弗里德·布巴克克里斯蒂安·克拉尔 Christian Klar (1952-)/教师家庭 拒绝悔过者克里斯蒂安·克拉尔是第二代RAF的领导成员，活跃于1970年代至1980年代。

克拉尔的父亲是一名教师，母亲是一名副校长。

他在罗拉赫上学，1972年从埃特林根的一所学校毕业。

之后他在海德堡大学学习历史和哲学，并一度成为青年民主运动的成员。

1973年左右，他与女友Adelheid Schulz(1955-)、Günter Sonnenberg(1954-)和Knut Folkerts(1952-) (他们后来都成为RAF成员)搬到了卡尔斯鲁厄的一间公寓，并于1974年参加了占领汉堡国际特赦组织办公室的活动，抗议关押RAF成员。

1982年，他被关押在布鲁赫萨尔监狱，服刑26年，2008年获释。

RAF遇难者家属和政界人士对此感到愤怒。

汉莎航空181号航班副驾驶尤尔根·维托尔向德国总统发出了一封抗议信，并退还了联邦十字勋章苏珊娜·阿尔布雷希特 Susanne Albrecht (1951-)/天真愚蠢退隐改过阿尔布雷希特是一位成功的海事律师的女儿，童年生活在汉堡一个富裕的郊区。

她在公立学校的适应能力不强，后来被送到霍尔茨明登的一所私立学校。

1971年，她进入汉堡大学学习社会学，正是在这个时候，她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兴趣。

在搬进与卡尔-海因茨·戴尔沃 (Karl-Heinz Dellwo 1952- 参与了德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的人质危机 1977年被捕 被判两个无期徒刑 1995年缓刑出狱 之后多次公开评论他的RAF身份 之后成为纪录片制片人和出版人) 同住的公寓之前，她加入了几个政治团体和一个占屋者团体。

她还开始与一些红军派RAF成员交往，比如伊尔莎·斯塔乔维亚克(Ilse Stachowiak 1954-)，她有时会把自己的身份证件交给他们。

1977年7月，阿尔布雷希特拜访了她姐姐的教父尤尔根·蓬托(Jürgen Ponto 1923-1977)，他是德累斯顿银行的董事长，她的家人与他关系非常密切，她称他为“尤尔根叔叔”。

布里吉特·蒙豪普特和克里斯蒂安·克拉尔也随她一起去。

他们试图绑架蓬托，但在他反抗后被蒙豪普特和克拉尔开枪打死。

蓬托被谋杀后，阿尔布雷希特签署了一份公报，内容如下：我们过去一直没有搞清楚，这些在第三世界发动战争、毁灭全体人民的人，在自己家里遭遇暴力时，却会惊呆。

1978年至1979年间，阿尔布雷希特前往也门，在巴勒斯坦训练营接受游击战训练。

1979年6月，阿尔布雷希特与沃纳·洛策和罗尔夫·克莱门斯·瓦格纳一起，试图在比利时蒙斯的北约总司令亚历山大·黑格的汽车附近引爆炸药，暗杀他。

不过，这次暗杀失败了，由于炸弹爆炸得太晚，黑格没有受伤。

1980年，阿尔布雷希特逃往民主德国，在那里她受到史塔西的保护，并被赋予了新的身份。

此后在东德，阿尔布雷希特以英格丽德·耶格尔 (Ingrid Jäger)的名字担任英语翻译，并嫁给了一位科学家，育有一子。

他们都不知道她的过去。

她住在克滕(Köthen)，但 1986 年，西德电视台播出有关RAF的报道时她被认出，促使她搬到了柏林。

德国统一后，她被发现以“贝克尔”的名字过着家庭主妇的生活，1990年在自己的公寓前被捕，这是十天内八次逮捕行动中的第一次。

斯图加特高等法院判处她十二年监禁。

她于1996年服刑一半后获得假释。

此后一直以化名在不来梅的一所小学担任移民儿童的德语老师。

彼得·霍曼 Peter Homann (1936-2023)/脱险者 并协助未成年人脱险彼得·霍曼是一名记者，也是乌尔丽克·迈因霍夫的朋友。

1970年5月，迈因霍夫帮助安德烈亚斯·巴德尔从警方逃脱后，霍曼与他们一起前往约旦接受游击训练。

在约旦时，霍曼得知其他人怀疑他是叛徒，于是他离开了营地，也离开了这个团体。

回到德国后，霍曼帮助乌尔里克的另一位老朋友斯蒂芬·奥斯特从西西里岛的藏身处救出了迈因霍夫的孩子。

RAF创始成员，在参加约旦训练营后与RAF决裂。

与斯蒂芬·奥斯特(Stefan Aust 1946- 德国记者 1994-2008 担任新闻周刊《明镜》的主编，自 2014 年起担任保守派报纸《世界报》的发行人，并担任该报主编直至 2016年 其1985年所写非虚构畅销书《Der Baader Meinhof Komplex》即是这部电影的剧本)一起前往西西里岛，把乌尔丽克·迈因霍夫的孩子(其中之一是Bettina Röhl 1962- 记者 作家 研究和评论她的母亲和RAF)带到他们父亲那里。

1997年，霍曼在接受《明镜》周刊采访时卷入了一场争议，他在采访中暗示霍斯特·马勒于1970年在约旦“判处”霍曼死刑(霍曼提前离开训练营避开了这一临头的厄运)。

马勒对他的这个暗示感到非常愤怒。

[Peter Homann im Büro (1988)](https://irmgard-schleier.de/memorial/)

两个影响巨大的德国红色兵团RAF领袖人物,他们被认为是恐怖主义,却更像政治家思想家,令该传记式电影的上映引来各方剧烈反响。

六七十年代西德类似共产主义思潮反映在社会暴乱革命暗杀等上面,他们崇拜毛泽东、切·格瓦拉引经据典,反对美帝侵略越南等等，政府束手无策却依然强硬。

慕尼黑惨案、汉莎航空劫机等事件历历在目。

两个半小时的电影,感觉当年的他们,会否像我们的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