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义词

文化冲突的议题，宛如战争与人性。

语言是最浅层的表征，也是最深沉的阻隔。

影片的确不是常规叙事的故事片，评价两极化应该是必然的。

而在国内各网站此片介绍之曲解和偏离，也的确成就了另一番文化冲突之相。

柏林今年的“先锋”之选固然有商业和人脉的背景因素，但此片的确值得讨论。

语言的学习是成长的记忆也是主角身份重塑的方法之一。

语言在影片中表现并非突出和连贯，可能是不懂法语的我无法感知。

由于镜头集中于人物个体叙事，略扭曲的台词表达不仅掩盖了本就碎片化的地域特征，还创造了一种画外音般的存在。

这就使得影片的表达更艺术化。

重塑的缘由并未在开头被清晰描述，而主角体内深藏的文化认同与现世的对抗被一次次狰狞而扭曲地呈现出来，这一点，新人演员的演技还是可圈可点的。

自我身份和自我价值的统一是困难的，影片试图通过逃离原生的不可能来探讨隐藏在社会政治原因之下的人性根源。

故事依然带有部分导演自传属性的影子，而从深层挖掘文化传统，配合音乐、画面与镜头语言的表现力，颇有学院派的感觉。

罗马雕塑般的躯体和英雄故事的信仰塑造了典型的主角形象，也造就了在自我抗争中极具讽刺的悲情结局。

我的眼中，导演为文化冲突的议题打开了一种混沌表述方式，其内核是异文化的根源性对抗。

值得反思的是融入并非现实，而是更严峻的分离。

这大概是除了艺术性表达之外，我觉得柏林愿意给到最高奖的原因之一。

最后的最后，8.5分，对了，我也想要一件好大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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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义词 (2019)6.92019 / 法国 以色列 德国 / 剧情 喜剧 / 那达夫·拉皮德 / 汤姆·梅西耶 康坦·多尔迈尔问：说到《同义词》中Yoav这个角色，《教师》里的孩子也叫Yoav。

您是想把这两部电影联系起来吗？

教师 (2014)7.62014 / 以色列 法国 / 剧情 / 那达夫·拉皮德 / 莎丽特·拉里 Ester Radda拉皮德：姑且说是同一个人——《教师》里的孩子长大了，不再写诗，高中毕业了去参军，这就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但也可以说这两个人物是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环境下同样的性情中人。

设想一下，《同义词》中Yoav决定再也不说希伯来语是非常戏剧性的，因为他有语言天赋，但他现在不许自己使用这些词语。

所以也许在5岁时他放弃了诗歌，在22岁时他放弃了语言。

这两部电影也在表达这些人的心态：他们针对周遭大多数人认为是常态的东西开展一场激烈的斗争、征战；而作为世界公民…处于这个世界之中，意味着他们是这个常态的一部分——这种意识上的紊乱是症结所在。

这场反对常态的战争让他们把矛头指向自身，你也可以说他们在试图治愈同一种病。

问：您使用了“征战”（crusade）这个词。

影片中有许多对抗性的场面，就像Yaron骚扰地铁乘客和片尾处Yoav质疑管弦乐团成员。

您为什么要设计这些戏？

拉皮德：我认为在这两场戏中，主角（以及观众）都会感觉到这种对抗是为了揭示对方本性而必须做的。

Yaron深信，在内心深处一切照旧——欧洲仍然是反犹的，法国人亦然；在大谈普世价值和共和国理念的背后有着对犹太人根深蒂固的仇恨，而他要用激将法来揭露这一切。

Yoav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想的，但相比反犹主义，他更在意的是他们的虚情假意。

问：虚伪？

拉皮德：对，文化里的表里不一。

Yoav碰巧运用了之前在一堂有关价值观的课上学到的术语和逻辑，但拆解了它们。

在这个课堂上，是法国人评判外国人，他们根据外国人与自己的接近程度给他们打分：为了成为法国人，你越“法国”…你越否定你之前的身份、想法，你就更近了一步。

某种意义上，（在最后一幕）是一个外国人反过来考验法国人，以一种颠覆性的方式让他们与“所谓”的客观公正或是普世价值分离开来。

但这两次对抗中，你都能感觉到绝望，它们是某种精心策划的行动，就像一个观念艺术家用装置艺术来揭示一些东西。

这种对抗也是挑衅者发出的绝望的呼喊。

Yaron在某种程度上迷失在疯狂之中。

他从小所信的是非我即他的理念：他们不是我们，因为他们恨我们或者想杀了我们…在一个二元对立的世界里。

他再也无法接受事实并不是这样。

如果他发现的欧洲充满牛鬼蛇神，他倒安心了，但是没有牛鬼蛇神的这一事实打倒了他，完全瓦解了他所相信的一切。

如果有三个人喊着“希特勒万岁”要打他，他很清楚该怎么做，但面对常态他束手无策。

他害怕这种欧洲的常态。

对Yoav来说，这是一声绝望的呼喊，因为在以色列时他是常态的“忠实信徒”。

问：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在一开始您就展现了Yoav的一无所有。

他一丝不挂，很有象征意义。

他重生了。

拉皮德：他重生了，就像婴儿那样——在水中赤身裸体，什么都没有。

某种意义上，他的幻想也实现了，如果说他的幻想是象征性地以一个以色列人的身份死去，再以一个法国人的身份重生，而且不仅如此，他在最“法国”的情侣的床上重生，一对从法国电影走出来的情侣。

就像王尔德说的那样，唯一比没有实现梦想更令人失望的是实现它们。

（译者按：这里拉皮德应该指的是“人生有两个悲剧，第一是想得到的得不到，第二是想得到的得到了。

”）电影开场十分钟，他就到达了他想去的地方：这是他的巅峰时刻，当他睁开眼问道，“这是死亡吗？

”问：当这对情侣把他从浴缸里抬出来的时候，看起来就像“基督降架”。

Emile说，“受过割礼”，接着用毛巾把私处遮住。

拉皮德：这是为了中国的审查制度（笑）。

问：我们可以从中读出任何象征意义吗？

拉皮德：是，这让我想起曾经在以色列的一所宗教学校里看到的一幅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他们遮挡了裸露的部分。

我觉得Emile他们这么做很有趣，他们教育他，试图让他成为这个社会的一部分；他们不知道该拿他的裸体怎么办。

同时，他说“受过割礼”，所以即使他死了，他也被看作是犹太人。

问：说到这对情侣，露易丝•谢维洛特（Louise Chevillotte）出演了菲利普•加瑞尔（Philippe Garrel）的《一日情人》。

您选她是因为那部电影吗？

拉皮德：我选他们是因为我看了他们的作品，觉得很棒。

这部影片与法国电影有着一种有趣、矛盾的关系。

它在引用法国电影的同时，也在对抗法国电影、它的“新浪潮”传统、当代法国电影，以及拍摄巴黎的既定方式。

你时不时能看到这个双重过程，在鼓掌的同时来几击耳光。

我觉得把这两位年轻的演员放在一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一个出演了新浪潮末代英雄的作品（菲利普•加瑞尔《一日情人》)，另一个则在最法国的当代导演的电影中崭露头角（阿诺•戴普勒尚《青春的三段回忆》）——通过不同的组合、不同的电影语言、不同的场面调度来运用他们。

问：和Yoav运用法语的方式相似…拉皮德：没错，通过吸收这门语言他也在改变它。

这和Yoav想要做的也很相似。

一方面，他梦想成为最普通的法国人，最正常的法国人，最“法国”的法国人。

另一方面，他梦想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一个来到法国的外国人，成为法国的皇帝，改变法国的法典或制度。

在最后一场戏中，当他在走廊里喊道，“法国人民，我来拯救你们了，共和国正在陷落。

”他有着这样的幻想，这样的疯狂，不是为了改变法国，而是为了让它回到它该在的位置。

当他喊出《马赛曲》时，他口中的《马赛曲》又变成了一首革命歌曲，不再被司空见惯、不解其意地唱着。

突然他就像鲁热•德•利尔（Rouget de Lisle）一样，这首歌又被赋予了意义：革命者在战斗着，带着那份激进、残忍、杀或被杀的准备，就像他对管弦乐团里的一个人说，“来吧，为你的音乐而战。

”问：另一方面，Emile在借用以色列人的故事，就像《教师》中的老师借用Yoav的诗歌…拉皮德：当我们和法方合作拍摄的时候，你经常会感觉到他们羡慕你的故事。

这种复杂的关系处于两种文化之间，一种文化拥有一切，唯独没有真正的紧急或者戏剧之事，而另一种文化一无所有，却只有自己的伤痛… Emile的确有点像幼儿园教师，她对诗歌了如指掌但没有词语来表达。

那达夫·拉皮德问：他想成为维克多•雨果。

拉皮德：没错。

但他没有“悲惨世界”可以讲述。

他所知道的悲惨之人只有“冉•阿让”（Yoav）。

黄悦：我有一个关于《同义词》摄影的问题。

一开始您已经在对比两种拍摄方式。

第一个场景非常快速，像是第一视角，然后当Yoav进入公寓时，镜头是静止的。

这也算是对法国电影的诠释吗?拉皮德：影片中一直有着振动和稳定两种画面的冲突。

振动包含了内在的运动，内心的风暴；它可能包含很多情绪，比如悲伤和痛苦，但至少它也包含一个改变的契机。

而这些固定镜头就像…你出生，然后死在这个奧斯曼式的大公寓里。

从这个角度来看，电影以固定镜头结束并不是偶然。

但在一开始，Yoav在画面里进进出出，好像在试图走出去。

从头开始仿佛就有一场摄影方式的竞争，看谁会最终获胜，是这种振动的景象，振动的人物，振动的存在，还是固定的。

即便赤身裸体，他也在人们不会跑动的空间里跑来跑去；而在他奔跑，跌倒，再站起来的时候，他好像是用他活跃、颤动的身躯入侵这个稳定的空间。

问：我还有个关于Yaron这个角色的问题。

赫克托尔（Hector）的故事对于他们的友谊至关重要。

这也是Yoav从小特别喜欢的一个故事。

后来电影里有一幕Yaron像赫克托尔一样被拖在汽车后面。

拉皮德：对我来说，这就像是非历史的历史（unhistorical history）。

历史并不是历史，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以色列特色、可能也很当代的说法：所有的一切都是非历史的，圣经，神话，犹太人大屠杀。

所有这一切其实就近在咫尺。

你转过头，没准会看到圣经中的大卫王和耶稣一道坐在酒吧里喝酒。

赫克托尔的战死也不是历史事实，而是当下。

另外，在拍这部电影之前我总对自己说，要用一种完全没有历史感的方式来拍一部历史电影。

这也是电影的力量（和弱点）：相比过去和未来，电影能更好地讲述当下。

不管怎样，你都必须把这一切浓缩到此时此刻。

问：在这部电影中您是怎样处理幽默的呢？

拉皮德：我认为我所有电影里的幽默是你会觉得某个场景很好笑，但你不知道这是不是导演的本意。

你说，“哈哈，这是个笑话”，然后你看着电影心想，“不，这还挺严肃的。

”我在生活中也经常碰到这样的事，有时听到一个人说了什么觉得他很有幽默感，然后我看到他一脸严肃的样子，就不确定了。

这是一种迷失（disorientation）般的幽默。

问：我注意到玛伦•阿德（Maren Ade）是制片人之一，《托尼•厄德曼》也有这种不苟言笑的幽默感。

拉皮德：严肃的评论没准比笑话更搞笑。

而且摄影机也不懂这些笑话，笨笨的。

有一场戏几个人在办公桌上打斗，以一种非常严肃、冷静、普通的方式拍的，摄影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你想说，“这太好笑了，给我来个特写，”但拍出来的样子…就像是办公室里平常的一天。

问：在《教师》里，摄影机大多放在孩子们的位置。

拉皮德：总的来说，因为这部电影讲的主要是幼儿园的人事物以及童年，有那么一刻我觉得童年不能只是一个编剧上的设计，而应该实实在在出现在银幕之上。

这样拍也影响了电影捕捉孩子们姿势和动作的方式。

试图把孩子们变成小大人是没有用的，因为这本来就是行不通的。

其次，如果你把孩子们变成不成功的成年人，拍一部这样的电影还有什么意义呢？

同时，我也不想把我的摄影机转向一个幼稚的视角，因为我不是一个孩子。

在影片里，你在某一刻会感觉到这种张力——摄像机遵循着一种逻辑，而孩子们遵循的是另一种逻辑，最后得到的则是这两种策略的融合。

这也是电影物体和被拍摄的物体（the filmic object and the filmed）之间的一种张力。

问：您的电影中常常会有诗歌；在《同义词》里，您把同义词变成了诗歌。

您是如何看待诗歌和电影的呢？

拉皮德：显然，说到诗歌和电影，总会有许多陈词滥调。

对我来说，只要有高与低之间的张力，就与诗歌产生了联系。

诗歌最疯狂的地方就在于，你可以用我们每个人都在使用的日常词汇，给它们换个顺序，突然它们就变成了一首诗。

但还是你在超市里会用的那些词。

这也让诗歌进入巨大的艺术领域，一方面它变得崇高，另一方面它又几乎变成装逼者的救命稻草。

当我看到一幅画或者听到巴赫的作品时，他们使用的素材我是无法接触到的，我只要听就行。

但是诗人（像策兰、里尔克、罗卡）用的词和我每天用的一模一样，所以我可以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使用完全一样的东西，只是不同的语境。

所以这种高尚与平庸，高雅与低俗，甚至是精巧与粗俗的融合，对我来说，这就是诗歌和诗意电影的所在。

它有着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张力，就像天空和人行道。

问：您为什么选择同义词作为影片的切入点？

您有特意给它们排序吗？

拉皮德：我就是按照自己觉得对的顺序排的。

这也和我自己的经历有关，当我在学习法语积累词汇的时候，我的策略是学习每个词的近义词。

但这样我也必须反复练习，不然会忘记。

每次我说一个词的时候，我都会把它所有的近义词说出来。

每次对话都会讲好几个小时。

问：也像“满贯诗”（slam poetry）。

拉皮德：我希望我的电影能像说唱音乐。

说唱音乐让我喜欢的地方就是：简单来说，做音乐需要管弦乐团或是乐器，是非常复杂的，但说唱的话你可以把它们置之脑后，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自己所见所想。

就像卢米埃兄弟的电影，人、相机…一切都不加掩饰，随心所欲，它回到了本质。

但说唱当然也没那么赤裸裸，因为…Snoop Dogg和Cypress Hill听起来也不一样，所以音色一下子赋予了歌词新的含义。

对我来说，说唱音乐也算是一种模板。

一个人成长的环境，就象树根一样深深地扎入地下，你摆脱你原来的环境，成为一个新环境的人，就象把树根拔出来一样，是多么的痛楚，破碎以及背离。

这些根分别是你的亲情，乡情，文字，语言，饮食，宗教，音乐，历史等。

这些根，以前时刻在你身边，你不在乎，当你想摆脱的，突然会发现多么的痛。

法语和希伯来语的同义词，尽管意思一样，但它不是你的.…

《同义词》的故事发生在尼斯恐怖事件之后。

从巴黎炸弹客到《查理周刊》袭击再到尼斯“英国人漫步大道”的恐怖袭击，法国经历了阿尔及利亚战争后史上最严重的伤亡。

对于和平年代成长起来的法国年轻人，仇视穆斯林群体是他们手足无措下最直接的情绪出口，也因此给恐怖分子更加充足的招募极端分子的机会。

在这样的死循环里，法国社会的焦虑和脆弱都通通被放大。

《同义词》里的Yoav是一个以色列逃兵，以难民的身份来到巴黎，他讨厌战争、讨厌自己的国家、讨厌自己的身份，他希望在巴黎改变自己的人生，他假装自己是在以色列长大的巴黎人，他还给自己取了一个法国名字“拉夫”，而巴黎给他的见面礼是一场偷窃和彻骨的寒冷。

导演拉皮德在人物身份的矛盾之外将镜头的重点放在了语境的困惑上。

一个用法语和希伯来语词典进行沟通的人，开始妄想进行法语写作，妄想着通过自己的故事来换取成为一个法国人的优越。

于是身份、种族、语言、生活、理想纠葛在一个血气方钢的年轻人身上，在同胞眼里他成了“好苗子”。

影片的结尾主人公拼命的撞门与影片开头求救时的敲门相呼应，当他说出那句“你不知道自己身为一个法国人是多么的幸运”，其实故事已经结束了。

法国人能够打开这扇门也可以随时因为被冒犯被越界而关上。

把性误以为爱情，把玩耍误以为融入，把羡慕当成了理想，误以为故事可以换取尊重，在”糖衣炮弹“面前的膨胀是毁掉他自尊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法国人眼里他永远是一个吃不饱饭的难民，一个粗俗易怒无礼的“暴徒”。

在影片里Yoav自己口述了两个故事，一个给法国人，一个给希伯来人。

给法国人讲的是枪与小提琴，讲了他对战争的困惑和暴力挥之不去的迷恋，他站在空地上朝着教堂摆出开枪的样子，他内心的荣耀和无力是相通的。

给希伯来人讲的故事是希腊神话里英雄赫克托尔，赫克托尔是一个凡人英雄，被称为特洛伊第一勇士，故事来源于荷马史诗的《伊利亚特》。

Yoav的故事里赫克托尔在和阿喀琉斯对战中选择了逃跑，而真实的故事是阿喀琉斯的矛尖刺穿赫克托耳的心脏，用战车拖着他的遗体走到特洛伊城下。

赫克托尔是他小时候最崇拜的人，他没有成为那个人。

以色列出身的拉皮德，他的清醒成就了影片，同时在表达技巧上，拉皮德的镜头也自有一套语言，那段在桥上不断重复的法语练习堪称神来之笔，或许在导演心里“同义词”不仅仅是那些喋喋不休的法语词汇，还有语言、镜头表达的困顿——在痛苦面前，语言是苍白的，电影也是无力的。

在朋友的推荐下去观看的《同义词》，带有一些预先好评来看，不过对于评分这件事来说，我还是很苛刻…引入巴别塔的概念，上帝让我们说不同的语言，是为了防止我们能畅通无阻地沟通，以防人类团结一体建造通往天堂的高楼。

可想而知语言的力量是多么强大，上帝造就的沟壑岂能让轻易填成平路。

可以思考一下，我们可以用很多非常接近的词语来形容同样的一件事情，用不同的语系形容相同的物件，学习对方的语言与对方交流，但这样的尝试犹如两条无限接近但不相交的线，当两条线越靠近时，越能感受到两条线的疏离，“语言”或许充当了这种距离的介质，至少是之一。

影片中男主用法语和用母语的以色列亲人在异国视频聊天时，两种语言迅速将有着血缘关系的亲人疏离；还有拉夫遇到的这一对情侣，他从全身赤裸到接受他们的物质帮助之后，看似穿着相同来源的服装，但也无法跨过自己身份的边界；甚至他不断摒弃自己的语言，将自己的故事断断续续“移植”到别人身上，充满荣耀感地唱法国国歌，与法国人结为夫妻，也无法脱离自己的原本的身份，甚至让他更认清自己的所属… 如此刻意分离和接近的也印证了“相似”和“相同”的绝对距离。

但其实无论他作为本国和异国身份，都是不自信的，甚至说这是我所认为的不可逾越的距离的根本来源…我认为作者将这样的民族概念引出，作为出发点是成功的，选题也是值得让人深思的。

但倘若影片以这样的事件和设定来定义种族间的分离和不可融合性似乎有点太挑明了，有种过于清晰的单薄，力没有用到更合适的地方，同样的物体失去了空间的厚度，哪怕中间只是空气。

在阐述不同东西的相似性之前，相信人们会先研究不同东西各自的属性和属于本身解释，而当明白各自的含义之后，相错的那一小段距离也许不可言说，但已然区分，或许这是我认为更理想的一种叙述方式。

永远低着头，在冰冷的巴黎街头，走着，约亚夫（Yoav）与一本法语同义词字典为伴，口中不断地念叨着法语，一位可以背弃原本的身份，重新开始，殊不知残酷的现实，是理想破碎的前兆。

原本世界没有国家，有的只是以氏族为单位的“我们”与“你们”，随着物质生产力的提高，多数氏族互缔合约，以此更好的生存，随之出现的是更为广泛的“我们”和“你们”，即国与国之间，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几百年，甚至是几千年，不同的国家之间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开始萌发出一体的思想——国界将消除，所有的人都将共享一个地球社会。

这种思想在以普世思想闻名世界的法国尤其突出。

或许这就是约亚夫选择法国的原因，他要忘却那只有不断战争与冲突，甚至是思想压抑的故乡——以色列，即使以色列塑造了他的语言，他的举止与谈吐，他的精神，那里却只有绝望；他用一句句从口中读出的法语，巴黎的生活，法国的文化将自己从犹太民族中完全除去从而成为法兰西民族。

他拒绝希伯来语（可难学了为什么要放弃啊！

），由此每每念叨出的法语是对自身希伯来语的谋杀；他放弃自己的故事，将它交给自己的法国朋友艾米勒（Emile）；他拒绝再见父母，仿佛那是证明他依旧是犹太人的证据。

"If you are the citizen of the world, then you are the citizen of nowhere"（你若宣称你是世界公民，那么到头来你将不属于任何地方）这是英国前首相特蕾莎·梅在英国深陷脱欧僵局时说出的话语。

没有自我的归属你将是什么？

约亚夫或许刚到巴黎时并没有察觉到什么，但是他确实感受到了类似这句话所传达的意思，“我刚到巴黎时，她的黑暗曾将我吞噬，但那时我并不知道”。

约亚夫所说的法语并没有让他成为法兰西的一员，但是却成功的将他自己清除出了犹太民族。

巴黎的同胞不再跟他来往，巴黎周遭的一切是除了他以外的忙绿，独自一人在狭小的房间内，他不仅被以色列遗弃，也成为了整个法国的弃儿。

舍弃原本的归属，试图塑造新的身份，但最终只是成为了失去归属的人，一个游荡在城市，却从来不属于这里的人，the citizen of nowhere，残酷的现实将约亚夫的理想击得粉碎。

归属，或许可以在法国朋友的帮助下，在时间的逝去中得到重新塑造，但是法国朋友的虚伪再次给了他当头棒喝。

在难民潮愈演愈烈的情况下，曾经热情帮忙的欧洲多国拒绝接受难民；打着普世精神的法国，反犹情绪高涨；艾米勒不过是利用约亚夫寻找写作的灵感；卡洛琳只是想要他的肉体。

开头他们的大门向约亚夫敞开，最后对约亚夫紧闭。

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真的能做到开放国界吗？

答案是否定的，无论是实体的国界还是人们心中的国界。

“我们”与“你们”的对立依旧存在，无论约亚夫多么努力地想成为“你们”，在艾米勒和卡洛琳看来他始终不过是“我们”之外的“你们”。

对约亚夫紧闭的不只是艾米勒和卡洛琳的大门，而是整个法兰西的大门，到头来约亚夫终将明白他当初的理想不过是虚幻。

那美好的梦在现今不可能实现，但求未来，那一望无尽的未来人们能共享一个社会。

影片分级：未分级（美标，个人认为R级因有裸露镜头） 电影版本：法语/希伯来语/英语原声 字幕：中字/中法双字（出现其他语种时） 时长：1小时58分钟（118分钟）

无一属于你。

-约押男主角的名字叫Yoav（约押）。

这个在以色列十分常见的男名不可避免地成为他出生之地的标签。

另外，Yoav本意为"耶和华是父亲 (Jehovah-fathered)"，在圣经中是大卫姐姐洗鲁雅的儿子，也是大卫军队勇猛善战的元帅，在战场外却是反复无常、功于心计的小人，最终由所罗门受大卫的吩咐杀死。

当然这位约押的品性与影片主人公并无相关，硬要讲也是分占杠杆的两端。

影片在Yoav身上没有寄放任何鲜明的性格，他像一个盛装故事、语言、思维方式的粗玻璃罐子，努力想倒空自己去理解和接受周遭的一切。

我们看到的只是耿直乃至固执、决绝和莽撞，就像影片"粗粝"的镜头语言，伴随着喘息跑跳，或是充当主人公的目光，或是围绕他的美好躯体近身冲撞。

-完全Yoav渴望改换身份成为一个完全的法国人，因此他从抵达巴黎的一刻起就主动放弃了自己的语言。

而在新生活尚未开始之时，他又被迫放弃了自己个人生活的物质构成。

行李和衣物的失窃丝毫不逊于家中偷盗的丧失强度，且伤害值一定是成倍的，毕竟如果决心永远离开生长多年的地方，挑选出来随身携带的东西大概是最习惯或最珍重的，对生活有着不可小视的意义。

当然也可能是廉价自如轻便可丢的实用商品，不过珍贵也好便宜也罢，这些物品的失去终究切断了主人公与过去生活的实在联结。

剩下的只有他自己。

事实上主人公可以连自己的名字也顺口改掉，却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这样做。

浴缸内洁净冻僵的躯体如重新降生一般，被抬出的镜头甚至让人想到一系列哀悼基督主题的画作。

这个过程无疑是仪式性的。

男主不仅得到实在的救助，还似乎收获了法国精英阶层的慷慨接纳和真诚倾听的友情，更重要是得到了Emile那件黄色大衣。

不管随后的交往加深是出于迷恋美好胴体的后效还是对于身份故事和心理素材的需要，Yoav与目标国家的关系无疑升温过快了。

穿上黄色大衣的Yoav与行走在巴黎街头的本地人无异，脑海中是念珠一般重复堆叠的法语词汇，而脱掉大衣的他却又退回了自己的名字所代表的身份，去面对底层外来者生活的无序、危机，以及经济和精神上的极度贫乏。

每天重复的番茄意面晚餐加薯片甜点，全部食材是来自城市最廉价超市的最廉价货品，总价不超过1.5欧。

不过“贫乏”是个很主观的词。

我们不能说走在街上却不愿看向四周城市风光的Yoav是在浪费巴黎的美丽，是感受的缺乏，因为他认为只有不受这些外在样态的干扰才能看到一个城市真正的样子。

或许他和语言更容易亲近，连续背诵的同义词也因为伴随着意愿的强烈而让人觉得充实。

整个世界是文本，词语是无法摆脱的必然。

要甩掉一种，只得一意孤行拿另一种来换。

而词语又不知不觉定义着你。

让你着迷的词、好记的词、唤醒联想的词，都是空白的，映射出的是你脑海中破碎的局部。

还记得Yoav和Emile聊天时用了一长串贬义词来形容以色列，后者只轻声说，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具备所有这些特点吧。

事实上它们可以用来形容任何国家，多生动多具体完全取决于获得这些感受的个人。

-语言课如果在影片前半程，语言对于Yoav来说是伴随理想身份的玄妙符号和讲述遥远故事的新工具，后半程开始出现的入籍语言培训课则在一间窗明几净的教室之中，把语言简化为毫无思辨的宣传口号。

这种简化在荒诞的同时又有种不可避免的真实。

众所周知，对语言的掌握程度直接决定了可表达观点的复杂程度，甚至影响到思维的方式。

多甫拉托夫曾说，我们使用外语时会丢掉百分之八十的自我，还会失去玩笑和讽刺的能力。

之前也常在聊天时说我们有若干种不同的人格，中文人格俄语人格等等，哪怕前者拥有了一切理性辩证所需的经验和潜力，当后者被唤醒时，我们就被迅速拉回幼年，是是非非大笔一挥，语气坚定像三岁的孩子。

我要，我不要，我爱，我不爱，我是，我不是；或者像影片中那样去做判断题；去描述一只公鸡为什么是法国公鸡，就好像其它国家的公鸡都不能名正言顺当一只公鸡。

-巴黎圣母院由此，所谓“真正的样子”是否存在呢？

过于复杂的感受和过于简化的定论，都不是我们想要的理解。

镜头的局促感代表主人公对周遭空间的感受方式，而讲述以色列故事时的画面反而显得相对平和，氛围也偏向暖色。

这种现实场景的局促最终结束于一种“迷思”的破碎，或者说结束于男主角向Emile要回自己故事的时刻。

无论多努力屏蔽抗拒，出身是无法摆脱的冰冷标签，但记忆却因为个体化的细节而趋近于温暖的真实，让他重新回到“我”。

这时的他终于不同于此前的仓促，郑重而缓慢地抬头看向巴黎圣母院，从容之余甚至显得肆意。

那时周遭寂静无人，灯火已息，眼前的教堂是一面沉默高墙。

于是当Yoav拒绝充当扁平标签，作为一个活生生会思考的人去参与生活，质问生活，这座城市宽厚人道的一面却忽然对他关上了大门。

有趣的是，他在情绪爆发之时也暴露出自己在标签之外真正没办法摆脱的东西——在与交响乐团的粗暴沟通得到冷漠回绝后，他愤怒地大喊：“你们看看，一个妻子就是这样和她的丈夫说话的。

”如果影片到此结束了也罢，偏偏Caroline上场之后转又回到后台，深情而怜惜地托起他的脸。

影片在结尾这一部分的叙述呈现出一种僵持状态的中立，推动陡然激化的冲突到达最后的撞门戏，把无可奈何的钝感延展到作品外广阔的跨文化空间。

关于《同义词》的内容，以及表现的动机与想法，导演已经在访谈中说得很清楚了。

这里做一个关于影片形式的思考，侧重点在影片引发的“物质性”的思考。

德勒兹在关于力量方面有个有趣的观点，他说作画过程中“你画的只是力”。

在绘画中，如果“力”被提示，那必定会导致绘画的物质性被提示，比如马奈和塞尚的做法。

物质性提示导致观众对媒介本身的关注，比如马奈的厚涂法有模仿画布机理的成分（福柯观点），而塞尚更是触目惊心的直接在油画中留白（露出底布），通过绘画情境的营造，改变原本同质的画布在不同区域的感知，同质的底布因此异质。

画面从“所见”变成了“所感”。

塞尚忤逆了“模仿论”的诉求，把媒介本身凸显的同时，创造全新客体。

于是绘画从原本的“模仿”的状态，变成了“创造”，绘画挣脱了柏拉图“模仿论”的魔障。

因此马奈和塞尚启迪并开创了现代主义。

高更名作《雅各与天使角力》描绘的是“以色列”国名的由来，以色列的意思是“与神角力者”。

是故，以色列先验的外化为“力”的在场而《同义词》同样也在操控影像里的“力”，使各种“力”在影像整体里错位。

比如，超控摄影机的力（甩镜）和演员表演的力（主角行为和语言）是被过度加强的。

因此也导致了影像的表意速度和影像的“模仿”力（通过断裂）被削弱了。

如同同义词的同义反复一样，影像的过度运动直接给观众带来“能指过剩”的体验。

能指表面上看来并没有完全抵达所指，它忤逆了表意系统的经济（效率）诉求。

能指过剩直接导致信息的“流变”，而不生产“增值”信息。

弗洛伊德在《超快快感原则》里把这种现象理性的理解为力比多回力的“迂回”，比如在无生殖性行为中，性行为释放了力比多，但是由于措施没有达到生殖目的，它产生纯粹的“快感”，这种纯粹快感运动在弗洛伊德看来依旧符合生殖诉求，只是这种诉求被延长了，以“迂回”的形式回返。

就像《同义词》导演自己解释的一样，他把镜头躁动比作主角状态，这种过度运动体现了主角渴望探入法国文化的努力，法国社会同时以稳定的静止镜头回敬，影片中的躁动与静止相互角力，并以静止镜头的胜利结尾，躁动镜头被掐灭了。

也就是说，在导演意图里，“能指悬置”在整体中通过“迂回”的方式回返。

但是在观众直观感受上，导演的意图似乎并不明显，对观众来说多余的“力”（或多或少）“流变”了。

成为了纯消耗的“纯粹快感”，体现为能指断裂的躁动价值。

然而这种纯消耗是要付出代价的，在弗洛伊德“死亡冲动”的概念里，“纯粹快感”是以整体的毁灭为代价的（在电影中体现为影片整体沉浸感被破坏）。

对于电影来说，能指悬置的纯消耗带来的是影像作为整体的物质性被合盘托出。

影像物质性因能指的过度消耗被提示，在感受上被提示为两种逻辑力量的相互抗争，“电影物体”和“被拍摄的物体”两种运动策略之间的差异化融合，影像因此产生张力。

在拉皮德导演看来，对比的张力会直接导致“诗意”，诗意是普通物的差异化重置（比如诗是常见词汇的重新组合），差异化并置会带来陌异感，陌异感同时冲击理性界限，诗意化的情境因此建立。

导演不仅在镜头操控上遵循了这种原则，甚至在剪辑上也与常规功能性表意系统宣战，以此制造意外的跨度（断裂——也是塔可夫斯基提示的“诗意逻辑”）。

通过对比产生张力的方式忤逆对模仿的诉求，于是影像也开始倾向于变成“中性的（不携带道德问题）”、“直指的（直接的能指）”、“表面的（直接的呈现）”。

影像通过直接的呈现避免进入表意逻辑，以此规避镜头选择的道德指责。

在所有呈现中，内容也许是虚构的，但是操控者剪辑与调度的真实在场体现了影像的真实性。

影像因操控抵达“曾此在”。

“...我希望这些想法能够在保证某种真实感的前提下呈现出来。

剪辑和场面调度是电影的真实性所在。

”“...采取普通的取景和构图意味着失败，这只能说明你没能与那个瞬间息息相通”——那达夫·拉皮德影像整体因此变成“可感”的了，而不是单纯的表意性“可见”，影像因异质呈现而“物质性存在”。

也正是因为影像的物质性在场提示，影片被作为外在于观众的独立物质客体看待。

这是普遍的存在关系：观众因影像而存在，影像也因观众而存在。

同时这种存在关系是可逆的，它取消了传统影像中，影像的主体性倾向（影像渴望通过对意识经验的模拟使观众主体迷失，以此获得主体性），也取消了传统影像单向的吸引力法则（传统影像中，观众意识流向影片情境）。

现在，观众与影像各自存在于彼此之间可逆的“关系/关联”之中。

主客体对立概念被取消。

影像不再作为对现实的纯粹模仿，就像塞尚的绘画一样，它通过忤逆对模仿的诉求，异质重组并置模仿物，成为外在于模仿（世界）的全新客体。

在创造全新自身的同时，影像也塑造全新观影体验。

原文地址：http://www.qh505.com/blog/post/5571.html黑暗，一片黑暗，全是黑暗，却响起重重的撞击声；离开，背起行囊离开，义无反顾离开，却依旧在转身中回来。

这是最后一幕，也是约亚夫最后的结局，更是他作为一个以色利人在法国的命运写照：任凭多么用力，任凭多少呼喊，还是无法砸开法国朋友艾米勒的家门，一个想要离开的人，一个转身回来的人，却再也无法进入那扇隐没于黑暗中的门。

当约亚夫被抛在这个黑暗里成为无家可归的人，法国的大门为何向他关闭？

两种可能：艾米勒或者在里面，或者根本不在，但是对于约亚夫来说，结局只有一种，一个从以色列军营中来的战士，一个渴望成为法国人的男人，一个想走进却又被拒绝的人，在找不到进口的时候，他的武力甚至暴力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而返回，对于他来说，不是为了寻找自己真正的故乡，而是在所谓的拯救失败之后的迷失，是在不被接纳之后的沉沦，他在砸门之前对着存在或不存在的艾米勒说：“你把我推向了注定灭亡的国家。

”这个注定灭亡的国家是他离开的以色列还是他无法进入的法国？

约亚夫的行走路线分成两部分：先是从以色列到欧洲的巴黎，渴望成为一名真正的法国人，这是一种进入的状态；之后在目睹和经历了法国的种种生活之后，当他发现无法拯救正在沉沦的国家之后，选择了离开，这是一种逃离的状态——进入和逃离，演绎了约亚夫的两种存在方式，甚至得到了两种身份，但是这两种身份从来不是共存而融合的，它们在隔阂、对立中撕裂着约亚夫，而当最后面对一扇无法用身体的力量打开的门，他丧失的了所有身份，在黑暗中无休无止地撞击下去，却永远找不到归宿。

约亚夫进入巴黎的第一个遭遇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似乎也注解了最后的结局。

行走过潮湿的街道，晃动的镜头里是他流浪式的人生，走进大门，走上楼梯，从地毯下拿出钥匙，然后打开门，进入一个房间就像他进入巴黎一样，似乎毫无阻力。

但是当他在这个没有主人的家里洗澡，他却失去了所有。

从睡袋里钻出来，在浴缸里洗澡，仿佛要洗净从以色列带来的气息，洗净一身的疲惫，但是当他走出浴室才发现睡袋不见了，行囊不见了，空空的房间里，只有赤身裸体的自己——还不小心滑了一跤，“我好冷。

”当他走下楼梯敲响邻居的门，无人回应，约亚夫只好跑回去，只好重新走进浴缸，只好再次开起水龙头，可是里面的水最后也洗完了，于是他在寒冷中昏迷了。

天气似乎并不冷，当他在进入巴黎之后昏迷，其实在赤身裸体中又凸显了无法摆脱的身体的原生性属性：他的家族有容易冻僵的传统，曾经在以色列的哨所里，他差点死去，曾经在以色列的街道上，他差点死去，而现在在巴黎陌生的房间里，他差点死去——这是他无法摆脱根植于家族历史、也深入到身体的一种疾病。

在这个意义上，进入巴黎的只是一个形式意义的身体：当他的行囊被人拿走，“我现在一无所有了。

”赤裸着，被动抛弃了属于自己的一切，欧洲，法国，巴黎，对于他来说，是充满危险的存在。

但是他还是被救活了，楼上的艾米勒和卡洛琳发现了开着的门，发现了浴缸里昏迷的约亚夫，于是他们抬着把他放到了床上，给他盖上了毛茸茸的被子，让他从家族冻僵症的疾病状态苏醒过来，而约亚夫醒来说的一句话是：“我还活着？

”还活着，却以为自己死了，这是约亚夫进入巴黎的象征意义。

而当他醒来，当他被救起，当他成为艾米勒和卡洛琳的朋友，似乎巴黎以友好的方式接纳了他。

艾米勒将一块布盖在他行了割礼的阳具上，还给了他各种衣服和用品，当然还有维持生计的钱，甚至也推荐了工作给他。

这是巴黎对约亚夫的接纳，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约亚夫进入巴黎显得义无反顾，“我要当法国人。

”这是他发出的宣言，于是他住在一间屋子里，于是他找工作，于是他学习法语词汇——就像当初赤身裸体一样，他希望摆脱一切属于原生的东西：不再说希伯来语，把自己的故事贩卖给正在写作的艾米勒，甚至把自己的身体给了有着强烈欲望的卡洛琳。

约亚夫进入巴黎，是为了完全离开以色列，走在街上的时候，他就对自己说：“我是为了离开以色列，以色列会在我死亡之前灭亡。

”即使那间屋子是破败的，即使每天的花费只有1.28欧元，即使在法国他只认识救他的艾米勒和卡洛琳。

但是约亚夫以裸体的方式进入巴黎，就是抛弃了自己曾经的一切，就可以像初生时一样成为真正的法国人。

抛弃在以色列的一切，是不彻底的，赤裸进入巴黎，同样也是不彻底的——两种不彻底在两个维度里演绎：抛弃以色列，他却总是想起自己在以色列军中的情形，总是想起那次的银星勋章仪式，总是说起祖父抵抗英国军队的历史，甚至在法国街头，他也遇到了那个骑摩托车的米歇尔，遇到了“进行抵抗法国纳粹的战斗”的亚宏，“那次我徒手撕碎了一只狼狗。

”当米歇尔加入其中，似乎带着恐怖主义的他们正成为法国的威胁。

约亚夫没有加入，但是在不断出现的记忆中，在无法彻底抛弃一切的现实里，他陷入到一种无力的存在状态中。

他说法语，走在街头不断从法语字典中练习同义词，摇晃的镜头里是他无处安身无法“言说”的疏离感；法国宪兵检查证件，他直接将那些人带进去，“这里没有边界了。

”甚至将自己的外套给了被淋雨的人，但是这依然是在法国土地上，没有边界只是形式上拆除了封锁线；他找到了一份工作，是对小区进行安全监视，那个法国人对他说，阿拉伯人不能进，特殊姓氏的人不能进，第一天工作，一个带着儿子来装冷气的人就被拦在了外面……约亚夫无法逃离以色列的背景，无法躲避以色列的元素，无法赤身裸体而成为一个法国人，而其实他渴望成为法国人，也变成了某种意淫。

卡洛琳有一次问他：当初东西被偷走的时候，为什么不赤身裸体走到街上去呼救？

一个家族有着冻僵传统的人，一个失去了所有行李的人，一个找不到救他邻居的人，宁可自己躺在浴缸里被冻死也不愿跑到街上喊救命，这是为什么？

赤身裸体，包皮被割过，这无疑袒露了他作为一个犹太人的身体符号，所以约亚夫宁可被冻死也不愿上街，是不想让自己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命名为以色列人，所以拒绝上街拒绝面对法国大众，成为约亚夫的一种排斥，而正是这种排斥，他永远无法成为一名法国人。

这是他内心的一种抗拒心理，而从法国社会的层面来说，似乎也没有完全接纳这个外来者。

艾米勒和卡洛琳是拯救他生命的法国人，而且三个人也成为了他的朋友，他们在一起，房间里，草地上，两个法国人成为约亚夫用法语倾诉的对象，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进入。

但是艾米勒说自己无趣，他似乎只是为了自己的写作，40页的《迟滞的夜》似乎无法再写下去了，但是约亚夫却提供给了他故事，一生的故事，所有的故事——约亚夫和以色列成为艾米勒对这个异域世界的想象式消费品。

而卡洛琳呢？

她敲开约亚夫的门，对他说：“当那天我看见在浴缸里的你，我就知道我们会上床。

”赤身裸体接近死亡，却在卡洛琳那里变成了一种欲望，而艾米勒曾经也对约亚夫说：“她和各种男人在一起，羞辱他们，也被他们羞辱。

”这是完全属于身体的游戏，第一次约亚夫和卡洛琳上床之前有过漫长的激情戏，而第二次，他们各自开始脱衣服，然后直接进入了正题：没有了前戏，没有了酝酿，直接进入了对方的身体。

而艾米勒所谓让他们去市政府领结婚证，也像是一场游戏，“你们结婚了，你就可以成为法国人了。

”艾米勒这样说，所以他说好第二天去市政府，“我的叔叔有特权。

”然后艾米勒安排在他们进去之后自己作为一个反对者出现——被安排的结婚仪式，被策划的婚姻现场，即使卡洛琳抱住了约亚夫，也早已不是那种相爱，身体身体的欲望游戏也消解了。

和这两个法国的朋友一样，在约亚夫面前，法国呈现了它作为欧洲世界美好的一面，塞纳河、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这是自由精神的圣地？

这是历史悠久的都市？

这是多元文化的圣殿？

为什么自己的行囊会被无故偷走？

为什么在小区监控还要区别不同的种族？

为什么所谓的模特却是为了满足变态的欲望？

——约亚夫应聘为模特，却被要求脱去所有衣服，然后躺在地板上，然后握住自己的阳具，然后说着“我很爽”，在被拍成视频而成为淫欲消费品的时候，约亚夫终于用希伯来语说：“我来这里干嘛？

逃跑，救救你自己！

”让他用希伯来语说“我爽”，是所谓的欧洲文明对于犹太文明的窥探，但是当约亚夫用别人听不懂的语言表达另一个意思的时候，语言的隔阂变成了武器，也从这个时候起，约亚夫从渴望逃离以色列变成了渴望逃离法国，一种身体的侮辱，只能用语言来保护自己。

在教授法语的课堂上，所谓的民主和自由，其实变成了条文意义的是非题，“在法国每个人都有思考和表达的自由，对还是错？

”“法国的道德准则仅适用于法国人，对还是错？

”终于，约亚夫高声唱起了《马赛曲》，法国人的革命热情被嫁接到犹太人的愤怒中，或者也只有经历过军营生活、获得过银星勋章的以色列军人才能唱出一种战斗的血腥气息。

“只要机会一到，我就离开。

”这句曾对艾米勒说的话，似乎正在变成现实，而当父亲前来看他，他虽然不想见，但是父亲说过的那句话却成为他重新回家的路标：“一个不说母语的人，等于杀死一部分自己。

”最后，约亚夫甚至成为了法国文化的拯救者，他来到了卡洛琳演出的后台，对着那些乐队的人说：“我是来拯救你们的，这个国家正在沉沦。

”从赤身裸体进入，到反复练习语言，到身体的受辱，再到肩负拯救的使命，约亚夫的转变其实不是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身份，反而是不断失去身份，而这种双重身份的尴尬背后是不同文化的隔阂，欧洲、法国、巴黎，是一种基督教文化，而以色列则是犹太文化，当在历史和宗教意义上无法融合，现实中如何能“没有边界”？

约亚夫经常讲起的是古希腊赫克托耳的故事，在他看来，在特洛伊战争中他就是一个英雄，而不是阿克琉斯，属于古希腊精神的赫克托耳代表着一种英雄主义，他是悲剧人物，却在“敬奉自己的神明，热爱自己的女人，保卫自己的祖国！

”中捍卫了这一荣誉，从这个意义上，就体现了以色列不接受失败的一种态度，也使得约亚夫在赫克托耳的悲剧英雄中脱离而叛逃，从而回归到以古希腊为文化源头的欧洲世界。

但是，这依然只是约亚夫自我构筑的符号，当法国展现在他面前，里面有虚伪，有暴力，有歧视，而这何尝不是约亚夫想象中的欧洲？

“我知道赫克托耳已经死了。

”在他四岁的时候，当父母不再关注他，他觉得英雄已经再无法成为一个拯救者。

即使他最后从艾米勒那里拿回了自己一生的故事，即使对在舞台演出的“爱人”卡洛琳发了火，即使他用希伯来语保卫自己的身体和尊严，即使他用战斗的激情把“马赛曲”移植，在无法进入法国的同时，他也无法再回到祖国，黑暗的门无法撞开，拯救行动已经破灭。

就像在酒吧里，约亚夫跳到桌子上起舞，和女人共舞，他咬在嘴里的是面包，他喝进口中的是酒水，一种基督式的救赎被演绎，却不是对于法国文化的融入，因为他只是饿了，只是渴了，只是在一无所有的地方寻找果腹的食物，赫克托耳死了，米歇尔死了，那个叫约亚夫的人也早已经死了。

影片主要讲了以色列退伍军人Yoav离开家乡，只身前往法国，决心当一个“巴黎漂”的故事。

Yoav很不幸，刚到巴黎找到了住处没多久，洗了个澡的功夫就被人把所有行李都偷走了，Yoav连一条毛巾也没有（男主演技真的好，冻得瑟瑟发抖那里我隔着屏幕都觉得冷了，滑倒那里也很自然），出去求救邻居都不开门，最后他在浴缸里冻晕了……邻居Caroline听见敲门出来张望，男友Emile也壮着胆子出来看看，二人发现了晕过去的Yoav，把他抬回了家。

Yoav醒来对二人诉说了遭遇，Emile给了他衣服、手机还有现金，Yoav很感激他们。

Yoav在巴黎安顿下来，买了一本法语字典自学法语，找了一份大使馆保安的工作，还认识了老乡Yaron，有空也去找Emile和Caroline。

Emile是作家，家境富裕，女友Caroline在乐队演奏双簧管，二人对Yoav的经历很好奇，Emile更希望把Yoav的故事写进书里（这里我倒是没有觉得Emile他们有多伪善，陌生人做到这个份儿上已经很不错了，作为作家有好奇心也可以理解，毕竟Emile家境优越，没有什么人生经历，写不出好故事，想要从Yoav这里获得灵感也很正常）。

但是好景不长，Yoav因为不想让门口的同胞冒雨排队，私自放人们进入大门，导致他被开除了。

丢了工作的Yoav只好贴小广告为自己找新工作，结果被所谓的艺术家招聘，工作内容极其不尊重人……同时，因为Yoav把Yaron介绍给了Michel，去参加反法西斯活动，导致Yaron惨死，Yoav一直崇拜着Yaron，把他视为英雄，Yaron的死让Yoav很难过……Yoav的父母不放心，爸爸从家乡坐飞机来找他，但是Yoav不愿意见爸爸，也不想回家。

Caroline顺道来看Yoav，二人渐渐在一起了，Emile知道后决定让他们结婚，尽快让Yoav拿到国籍。

但是Yoav在上法国文化课程的过程中逐渐生出许多疑问，对老师的说教也感到厌烦，也发现他和Caroline的婚姻没有什么实质意义。

Yoav去Caroline工作的乐团朝她大吼大叫，大家都认为他是个怪人，没人搭理他。

结局Yoav还是决定回老家，去向Emile告别，但是Emile没有开门，Yoav去撞Emile家的门，一次又一次……影片基本是一些搞笑日常，感觉男主有一点像憨豆先生，看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男主太难了，背井离乡、语言不通、身无分文不说还被偷，生活拮据的男主吃了一部电影的番茄炒蛋……就这样男主在爸妈面前还嘴硬，装作一切都挺好，结果刚从面包店多抽了几张餐巾纸出门就撞见老爸了，真心像极了北漂南漂的我们……

不过我也感觉男主真的很刻苦，走在路上狂背单词，“同义词”大概就是指男主背的那些词汇了，要知道我们这种有老师教各种学习资料配备齐全都不一定学得好，男主就靠和大爷聊一聊，再在路上背一背字典就已经说得很不错了，看着真心惭愧呀……男主也有一些小情趣，比如虽然贫困但用明信片装饰墙壁啦，边练习射击边听Sympathique，不过歌词是Je ne veux pas travailler，je ne veux pas déjeuner，哈哈哈～

后面感觉就在讲男主怎么都融入不进去了，除了语言关，还有文化关，男主几乎被时态、总统名字、判断题、各种chocolate点心给折磨疯了，这还不算动词变位呢，哈哈哈～其实猜到了男主生活不下去的，倒不一定是语言或者工作的问题，我觉得更多是男主自身的性格决定的，他太理想化了，把其他地方想象的太美好了，对人也是，结果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其实哪里都一样，有好有坏，没有谁是大英雄，谁应该一直慷慨解囊，没有那么绝对的事情。

男主不仅理想化而且固执，就像他最后去撞门一样，一直在用蛮力，男主活在自己构想的世界里，不愿意去真正做出改变，没有去了解新事物的渴望或者好奇心，沉浸在自己的故事里面，做事情不考虑后果（比如介绍Yaron去干危险的事情），没有任何规划（比如丢了保安的工作导致自己没有工资），没有真正考虑过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只是在逃避过去，结果付出了很多，但是回报不大。

其实像男主这样的性格在哪儿生活都一样，抱怨不断，发现不了生活的美，一个不热爱家乡的人其实也很难热爱别处，只会匆匆赶路，把自己累得半死。

不过至少男主有尝试的勇气，也能忍耐，不怕辛苦，只是结局有些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