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三周两天

《四月三周两天》背景设置在1987年苏联解体前夕，罗马尼亚仍然明文规定禁止堕胎。

情节主要讲述了一个女生为帮助朋友堕胎前后12个小时的遭遇。

影片开放式结构，长镜头运镜和冷色影调处理都流露出明显的写实主义痕迹。

在叙事策略上，蒙吉导演通过更靠近女性视角的书写方式，展现男权社会下女性被挤压的尴尬地位。

本文正是通过影片中所表现出来的女性视角与传统电影语言的碰撞和融合，揭示导演激进自由派女性主义的政治立场。

　　　　　　一、堕胎与堕胎法：是保护还是侵犯　　女性的孕育职能是决定自身在与男权主义者的性别斗争之中处于从属地位的重要原因。

但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和后现代哲学思潮的突破，更多的觉醒女性尝试冲破传统意识形态的牢笼，重新建构具有女性特质的话语。

堕胎，人工流产也就成了争取女性自由权利所必备的技术手段之一。

但人工流产这项医疗技术出现时起就饱受争议，男权主义者为保证女性对于自已的从属关系掀起“道德”大旗，宣称生命的意义，并通过立法来将其本初的阶级欲望掩盖在法律之下。

《四月三周两天》便是对围绕堕胎法而浮现出的整个男权社会对女性弱势群体进行全面压迫的一次冷酷嘲讽和深沉反思。

影片的线索十分简单，主要讲述了奥蒂莉亚在帮助加比塔堕胎前后经历的12个小时。

在进行堕胎前半个小时的叙事时间中，场景都发生在奥蒂莉亚生活的校园内，为了表现与社会隔绝的自由平等环境，导演甚至隐藏了奥蒂莉亚和加比塔的行为动机。

此时导演遮遮掩掩的叙述迫使观众将目光聚焦在奥蒂莉亚穿梭在宿舍走廊的一个个长镜头里。

奥蒂莉亚出校订房段落的目的源仍有导演控制，观众只能在奥蒂莉亚一次次订房被拒后产生关于行为目的的保持着距离感的猜想，并将无房可定的普通生活遭遇放大到镜头下展示，已达到剖析社会冷漠状态的效果。

这种尚未明晰的准备状态甚至一直持续到了毕比出现，直到进入到不尽如人意的宾馆三人碰头后才将谜团彻底解开。

导演的这种目的是很好理解的，掩盖事件部分情节，成为了蒙吉导演拒绝观众对角色过度认同的一种方式。

通过这种间离的效果，可以让观众保持相对清醒的理性状态，从而提高对具体细节隐喻意义的感知灵敏度。

在这场多方力量对抗的堕胎戏中，导演凭借其娴熟的语言技巧和调度功力将每一个镜头都发挥了最大表意功能。

蒙吉导演并没有将摄像机隐藏起来，而是更多故意暴露摄像机机位在场景中的一个不与任何人物视角重叠的客观地位。

三人在宾馆进行有关堕胎的一系列谈判交易之中，摄像机只有在加比塔将暴怒的毕比请回屋中时与加比塔的视角产生过完全的重合。

从玄关望向室内的加比塔看到的正是一副被墙壁积压的奥蒂莉亚与毕比的二人人物权力关系图谱。

其余则多是纯粹客观的暴露镜头，毕比两次检查躺在床上的加比塔，都是通过固定镜头垂直于轴线的拍摄视角和宗教圣母画式的构图方式展现加比塔纤瘦挺拔的玉女身材和两人间毕比居高临下压迫式的人物关系。

不仅如此，蒙吉导演经常通过变焦完成权力中心人物的凸显，来提醒观众应该关注的焦点。

同样是在这场戏中，蒙吉导演甚至为焦点转移制定了一套以人物权力为依据的变化规则。

这套配合以传统构图模式的变焦规则成为了视觉方案上人员权力构成最直接传达方式。

在文本设置上，导演也是将三个人物进行了极具代表性的隐喻。

毕比伪善面具下的奸诈嘴脸，在与奥蒂莉亚第一次碰头时表现的伪善与之后预谋已久不容置疑的权威做派，是男权主义者以道德为说辞设立堕胎法的具象化再现。

只是这一次毕比是以堕胎法为威胁逼两人就范。

这样，传统意识形态就隐藏在法律之后，不再留有任何值得辩驳的余地。

之所以说蒙吉导演是一个有着普世关怀的导演或者说是一个冷静的社会观察者，具体到文本内部分析便会发现他确实接受了后现代女性主义对于女权主义者和妇女的界限划分，奥蒂莉亚的形象更符合女性主义者心中的女性角色的形象要求，在与毕比的交涉中表现出来的咄咄逼人的气势让毕比感受到了其对宾馆这个封闭的环境里权力中心的不断冲击。

于是，毕比勃然大怒，说出了内心的真正欲望。

而这种欲望在法律的恐惧之下成为了不可抗拒的命令，奥蒂莉亚就犯了。

两个女生在事闭后挤在一个贴满蓝色瓷砖的卫生间里清洗身上的污物。

如果说在对话中加比塔的唯唯诺诺是由于两人关系之间毕比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那在卫生间的啜泣则将其内心真实状态不加修饰的暴露出来。

与奥蒂莉亚相反，在遇到男权力量的压迫只能选择默默承受的加比塔是传统意识形态下标准妇女形象的展示。

堕胎前后对肇事男友极力包庇只字不提，却对出手相助的好友隐瞒真相且毫无诚意的表现也揭露了妇女在性别战争中的倾向。

对于两个女性千差万别的人物设定，对比只是其一，做女权主义者与妇女之间必然的内在联系才是导演所希望表达的深层含义。

奥蒂莉亚与加比塔道别后前往男友家，出门被前台服务生叫住“刚走的那个先生的证件忘记拿了”。

奥蒂莉亚拿着证件，左右盼望了一下，镜头就突然切断了。

直到影片最后导演也没有就这件事情完成一个交代。

怎么处理这张证件，导演把包袱直接甩给了观众，也甩给了女性主义者们。

　　　　二、对爱情关系的解构　　爱情故事作为女性电影中的一种亚类型，看起来可以提供颠覆的潜力。

“爱情故事的前提是女性有产生欲望的可能；因而，尽管它也许要建立的是这种欲望的幻觉本质，或者是通过女主人公的死亡表现欲望的失败，或者是表现婚姻对这种欲望的驯服。

”但是“正因为有这么多风险，这个类型才有可能质询女性的位置——在父权制的谴责前爆发。

”与前半段的限制叙事不同，进入到核心事件之后，整个叙事倒转，观众成了全知全能者，观众所知既为奥蒂莉亚所知。

除此之外加比塔，毕比和德拉古特都不再处于全能全知者的位置。

也是从这里开始，导演从之前不稳定的视角中抽离出来达到统一。

包括堕胎戏在内的前70分钟，视角游离在加比塔和奥蒂莉亚之间。

甚至更加倾向于表现加比塔的内心纠葛。

但在影片后半段，当奥蒂莉亚进到德拉古特家中参加男友妈妈的生日聚会时，男友长辈们突如其来的羞辱比与毕比交谈时言辞来的更加恶劣，“与毕比的交流中，他也一直纡尊降贵：就连他吼叫的时候，他也用上“小姐”或“姑娘”这样的词，虽然这种情绪更类似于对待愚蠢下人的恼怒。

”但奥蒂莉亚还是不动声色的听完了所有轻蔑的言论。

在餐厅聚餐这场戏中，导演以一个中景将奥蒂莉亚框在了画面中间，画面中同时塞进了许多的中年形象，他们纷纷谈论着以自我为中心的琐碎话语，但这场群戏中并不是杂乱无章的闲言碎语，通过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几个妇女主要作用是提问，几个针对奥蒂莉亚的尖锐问题都是由妇女们提出，在奥蒂莉亚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后，由男性解答。

除此之外，妇女的谈话完全堕入到炒菜做饭的日常琐事之中。

奖励式的亲吻和其他妇女求教式的口吻让德拉古特的妈妈沾沾自喜。

脸上表露出的一副“没有比什么比这更值得骄傲的事情了”的样子，正揭露了作为性别斗争中的第三方的妇女群体与男权主义者保持的完全屈服的从属关系。

但位于画面中心的奥蒂莉亚和占据全部后景的德拉古特仍然是整场戏的中心位置，导演并不在乎其他角色交谈的内容，于是，对话并没有顺从于传统的正反打模式而是将镜头直直的对准了与整个场景格格不入的奥蒂莉亚，在这种情势下，奥蒂莉亚的表情愈游离愈心不在焉，愈能凸显出社会关系间一个相互排斥的微妙关系。

这里导演并没有用固定设备对长镜头进行控制，而是略带微摇的手持摄影方式，以表现的生活的不稳定性。

并以这种中景下人物群像的散点构图法完成了对于处在某种特定情势下的大学生被监视，没有选择，始终被禁锢的刻画。

除去传统电影语言技巧的运用，通过文本分析可以发现与加比塔堕胎事件相联系的男性角色共有三个，一个是医生毕比，一个是奥蒂莉亚男友德拉古特，一个是致使加比塔怀孕的肇事男友。

这三个角色很好的组成了一个标准男性强权者的形象并通过分层表现达到了群像化效果。

导演在加比塔肇事男友的刻意隐藏与加比塔对毕比唯唯诺诺的鲜明对比中，奚落嘲讽了男女关系中所谓忠贞爱情的力量。

与此相对应的是奥蒂莉亚与男友缠绵的爱情关系，学校走廊上如胶似漆的拥吻在宾馆的一番践踏后彻底解构为德拉古特对奥蒂莉亚的性欲凝视。

“别碰我，我一身臭汗。

”将德拉古特虚假的关怀状态暴露无遗。

奥蒂莉亚对德拉古特炮弹连珠的质问也映射了女性在男女关系中的一种被动地位。

蒙吉导演这种大反差的看与被看关系所产生的效果，正迎合了90年代以来，后现代女权主义“不能再把乌托邦的女性主义视野，与女性气质的主流建构对立起来”的诉求。

　　　　三、传统意识形态对女性的压制　　在分析本片的政治立场时，将蒙吉导演划分为一个女性电影导演是不妥当的，我们分析发现在《四月三周两天》中，如果刨除掉极少数倒转的女性主义视角，蒙吉导演电影中其余元素都是由传统电影语言系统包围。

“蒙吉导演放弃了所有操纵情感的手法”，通过不断的暗示性细节的设置，努力营造出一种本质的强烈情感。

所以应该说蒙吉导演是一个有着普世关怀的导演，他将对女性主义现状的思考寄托在文本中再现。

蒙吉导演在电影中由堕胎这一具体事件切入，通过加比塔的遭遇影射奥蒂莉亚与德拉古特的爱情关系，并在将看似稳固的爱情关系解构为德拉古特对奥蒂莉亚的性欲关系后，再通过三个男性角色的群像化处理，达到警世意义，做传统意识形态对女性压制的终极思考。

就整部电影每个段落的表意作用来看，奥蒂莉亚从德拉古特家回到宾馆的一路和外出丢婴儿的表意内容是相似的。

即集中表现在一个独行的弱女子被城市的冷漠景象几近吞噬掉的恐惧感。

愈加急促的喘息声，愈加不稳定的手持拍摄镜头都在传达奥蒂莉亚几近崩溃的神智状态。

导演在处理男权对具有女性意识学生的意识挫败是递进似的。

场景设置从自由平等的校园出发，在宾馆堕胎的段落中，这时的奥蒂莉亚和加比塔仍凭借人数的优势和交易的存在而掌握着一定抗争的筹码，而且这种对抗是具体可感的。

但当奥蒂莉亚独自来到德拉古特家中，面对的是更大范围的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代言人。

奥蒂莉亚在桌前像一个被展览的物品，剥夺了发言权，失去爱情保护的奥蒂莉亚感受到了社会对于自己身份的既成偏见（这里即有阶级地位的差别也有性征差别的原因）。

极度恐惧中的奥蒂莉亚从带有偏见的德拉古特家中走了出来的同时便踏入了城市阴影里的无形压力之中。

当奥蒂莉亚处理掉婴儿后，在宾馆餐厅找到了加比塔，加比塔两人对面久坐，只是避重就轻的琐碎漫谈。

“我们以后谁也不要提这件事了”奥蒂莉亚最终还是向整个男权统治下的传统政治低下了头。

蒙吉导演在影片中并没有做出一次关于道德或者政策的说教，而是选择了更为客观的立场进行了对政策影响下的弱势女性的生活展示。

在这样一种态度下，蒙吉导演尽可能的隐藏对于女性的同情。

所以采用了传统电影语言格式匹配女性视角的书写方式方法。

影片最后的久久沉默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贝拉塔尔的《都灵之马》。

但与之不同的是，《都灵之马》的最后段落两人一起遁入了无尽的虚无。

而《四月三周两天》中奥蒂莉亚在影片的最后一秒钟突然扭头看向了位于观众位置的“第四面墙”。

这是一种迫使观众引起联想的间离效果的方法，最终也顺利达到了导演所希望表现的具有警示价值的终极意义。

故事发生于苏联解体前夕的罗马尼亚，主角作为无权无势的大学生，无端承受着社会的戾气，影片中遇到的所有陌生人对她都是一副不耐烦的样子（本片沉闷的原因之一），但即使是少数看似温馨的场景里也涌动着细思极恐的反讽。

四月三周两天在影像上令人印象最深的是那段长达十分钟的家庭餐桌戏。

明明是最为世俗亲密的对话，却使用了中世纪油画中行圣餐时的构图和场面调度方式，并用压抑顶光处理主角男友的面部，画面使人产生了强烈的抽离感、荒诞感，没有人关心主角的感受；浅焦镜头虚化了桌上的美食和大快朵颐的宾客，观众的目光集中在焦虑的女主角不安的神情上：主角面前摆的是一顿丰盛的家庭晚餐，心里想的却是那团血淋淋的胚胎。

影片的最后一幕也是发生在餐桌上。

女主角和闺蜜一起坐在餐桌上，闺蜜盘中摆放着高雅的牛肝，这是酒店为举办婚礼而准备的食材，可是她们自己的婚姻该何去何从呢？

今天早上她们还只是象牙塔里的学生，现在却不得不面对成人世界里那些晦涩的规则和无解的难题，这样的“成长”能否算是一种吃人呢？

P.S: 看到一个打光的小技巧

这个场景里的光源自上而下，看起来似乎是酒店里那种吊灯，但仔细一想如果是单个吊灯要打亮整个场景，对灯的柔度、亮度要求会很高。

紧接着出现的服务员揭示了导演并没有用这样简单粗暴的方式。

可以看到服务员的脸中间是黑的，很明显光其实是从两边倾斜着打下来的（还可以仔细观察桌上的酒瓶，有两道高光、两道阴影），如下：

灵魂画手

有时候我非常狠女人，我遇见的所有女人几乎都是善变而虚伪的；有时候我非常需要女人，女人是这个世界最天工独匠的作品；有时候我非常钦佩女人，诚如《莫斯科不相信眼泪》里的卡捷琳娜，诚如《四月三周两天》里的奥提利塔。

影片的一开始，没有任何音乐，没有任何独白，剧情就像是强行插入一般，奥提利塔和她的大学舍友加比塔，就像结尾一样各居左右霸占着画面，几组穿透力极强的长镜头，就将整个影片的气氛带入到一种逼人太甚的压迫感之中，丝毫没有喘息之意，这个言行果敢的女人爬上公车，邂逅男友，随后将自己勇猛的扔进了时代与社会的悲剧洪流之中。

哭泣的脱去鞋子，在一片死寂中，拖着血色的下体走进洗手间，这让我不经意的穿越回了《雾中风景》里12岁的乌拉被卡车司机夺去童贞的那个让人抽搐不已的镜头之中，导演未免也太残酷了，可新浪潮之父安德烈巴赞说过，导演应该滚回幕后，甚至离开摄像机，甚至抛弃蒙太奇，抛弃一切刻意破坏画面与镜头完整的技法。

导演克里斯蒂安蒙吉深受其害，所以便有了那该死的经典的“晚餐”长镜头，奥提利塔就像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一般忍受着男友父母及其亲友，而尴尬的男友被置于奥提利塔之后，就像整部电影中的地位一般：两难，所以当奥提利塔将加比塔的问题抛给他的时候，他语塞了，而奥提利塔就像被医生凌辱一般坚挺，在继续该死的长镜头中穿行于夜色之中，除了在公车上忍泣之外，她的内心、她的脚步、她的背影、她的果敢都是那么的凌厉而执着，就像被摄像机死死跟踪一般逃脱不开。

想刻意的去关注去观察那个1987年的罗马尼亚社会，但导演克里斯蒂安蒙吉似乎察觉了这一切，他同样的刻意去掩盖时代因素对影片的影响，毕竟这部电影被死死的定性为一首女性的时代挽歌，所以蒙吉驱使着奥提利塔无法停止着她的脚步。

最黑暗的镜头来自于那只四个月三周零两天的婴儿，画面直白的对准着这个故事的缘由，没有任何保留，就像奥提利塔下体体毛上的精血一般清晰，奥提利塔将无数的泪水、痛苦、委屈与绝望像那只准备装死婴的包里的东西一样掏而扔出，置换为这个死去的生命，尔后又一次穿行与夜幕之中，在死死跟随的镜头下喘息、奔跑、扭头...就像被一把手术刀切开皮囊一般曝露于画面之中，伟大的电影永远少不了伟大的结尾，镜头深处欢闹的婚礼、镜头重心的奥提利塔与加比塔、窗外的黑夜，三层画面重叠于此，奥提利塔、加比塔各局左右，似乎一切的一切都只是虚无飞过天空，似乎一切的一切都从这个画面才开始，奥提利塔面无表情的第一次正视镜头，也许正视的是窗外的黑夜，也许是盯着画面的你我，也许正视的是这个操蛋的现实。

黑幕起，强行插入而又强行抽出，这个电影用毫无喘息之隙的手术刀般的纪实主义将时代、将社会、将女性、将人性原封不动的放入到历史的长流之中，让人触之不及，又避之不及...起立，鼓掌，致敬！

有一场戏的镜头剪辑印象深刻，感觉很新颖。

就是两个女孩和江湖医生在房里的讨价还价中的一小段。

先是拍医生给女A在床上做初检，然后镜头跟着医生摇到床对面的椅子上，这时女A已经不再镜头内，只有医生与女B，接着一场很长的讨价还价，都是一个镜头；接着，直接切到已经坐着的A，她说的话的内容一开始与医生和B的讨论一样，会让人有她加入了讨论的错觉，但是随着她与A对话的深入，观者发现她们其实只是在私底下商议；商议完之后，镜头一拉，出现了原先医生坐过的椅子，这时是空的，这时医生从背景的洗手间内走出。

这个剪辑很简洁。

其实整部影片所追求的影像风格就是简洁，虽然有一些体现纪实性与渲染气氛的跟拍镜头，手提摄影机有时也会微微晃，但看完之后，简洁却是很深的印象。

这和导演在关键场次的镜头剪辑很有关。

像上面这个有趣的例子，就省略了很多东西，所以显得有趣。

比如女A坐起来，医生退场去洗手间，都通过很新颖的剪接被略掉。

看到这里时，心里疙瘩了一下，突然觉得有东西在动，其实是导演没有用常规的人物对话的剪辑方法。

固定长镜头当然也让它很简洁。

有一个很大胆的又长又大的特写镜头，以前从未曾见过。

就是镜头长时间盯着那个躺在地上的死去的四个月大的胎儿。

一般上对于这种事物的拍摄，大部分电影都是一个快速的运动镜头一扫而过；更残酷一些的，就是长镜头拍摄装它的容器，以引起观众的想象共鸣。

但这个长时间的血淋淋的正面特写，逼着观众去凝视，去思考，导演真是个残酷的人啊。

这个镜头不仅融合在这部电影的美学取向内，也充分表达了导演的追问。

因为通观整部电影，导演其实都是在力图客观地讲一个故事，他把自己所要表达的东西都点缀在背景中、次要人物的言谈中、以及开头的时间提示之中。

唯一的一次他的情绪（愤怒、悲凉、思考？

）的主动表达其实就在这个特写镜头之中。

拍摄这样的镜头是需要勇气的。

当一部索然无味的电影出现这样的镜头时，创作者会被称为不尊重生命，或者当另一部严肃讨论生命的失败之作出现这样的镜头，也会被视为哗众取宠。

这个企图还原天亮之前的黑暗的罗马尼亚导演，他不但拥有使用这种镜头的道德勇气，也具备了相当的技术实力。

知耻近乎勇。

嘎纳在六十周年给它大奖，不是因为它微微出色的技术，而是一个国家电影人敢于反省的勇气。

而罗马尼亚近年电影的回暖，其题材，无一不是直面现实与历史。

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一个领导人身上，以逃避历史对自身的审视，几乎就是人类的通性。

责备齐奥赛斯库很容易，反省自己却很难。

但每个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都对历史的悲剧有无可推卸的责任。

导演力图用镜头还原那个时代人们的犬儒、冰凉、以及惯于体制的庸常生活，也试图用镜头寻觅在犬儒、冰凉和惯于体制的庸常生活的夹缝中顽强生长的生命的底色。

博客：http://www.mtime.com/my/Lyeast/

四个月大已经是杀人了，医生大意如此。

几乎是一边痉挛一边恶心地看完了片子。

长镜头好闷，那感觉完全不如《朱诺》明快。

《朱诺》里面，一个月大已经发育了指甲，所以小女孩放弃了杀人游戏，选择了把她生出来。

夸张了的西方社会。

难道就是因为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导致了两种不同的结局？

医生的无耻让我咬牙切齿，却也无可奈何。

片中两次出现的卫生间的水龙头的掩饰作用，遮盖住一些声音，遮盖住主人公复杂的心理。

为了朋友，能够做出身体的牺牲么？

我觉得好难的。

也很庆幸，不至于碰到这样的困难处境。

影片很轻描淡写。

只有怀孕的女孩子在门外抽烟，和另一个女孩子光着下身跑到浴缸冲洗身体的镜头。

倒是女孩和男朋友在家里的一段争执让我觉得分外熟悉。

是否所有恋爱中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你不理解我”的辩论？

男孩子在片中很弱势，只能弱弱的说“我是爱你的”。

长镜头的作用之一就是让人感觉真实。

以至于影片结束了，不得不担忧，她们的心里藏了一个孩子，什么时候会爬出来，演绎成鬼故事呢？

一直对这个片名很熟悉，却没有关注过影片。

无意中看了才被震惊到，我竟然以为是个爱情故事，片名是恋爱时间什么的！

真是讽刺！

几段固定长镜头大段对话的戏都特别棒，更甚于最后手持的那一场。

有限的空间里不论激烈还是轻松的对话，从始至终弥漫着局促不安，随时准备通往一个悲剧。

女性，穷人，弱势群体，由于自身的无助而令路人甲乙丙和整个社会都变得更加无情。

唯一能做的，挺过去，忘了它。

女性的坚忍，反思，独立，仿佛是需要千百年来前进一小步的艰难过程，就如同一场绵延不绝没有尽头的分娩。

感谢导演。

看豆瓣才发现原来又是戈雅奖又是金棕榈的，失敬。

好遗憾没有在大银幕看到。

1. 我从没见过有人把时间的焦灼感诠释得这么好。

连罗拉快跑都没有。

甚至没有配乐，没有大特写，只靠手持镜头和长镜头。

我好像在看一出浸入式话剧，我好像全程就跟着O，即使画面几乎几分钟都没有动，却没有一秒是浪费的，因为每一秒都是在焦灼的火焰上添的一把柴。

而且焦灼的不只是故事的参与者，所有人的对话都推来搡去的，内容繁琐冗长音调又低又平，好像每个人对自己对他人都很不耐烦，焦灼的是这个时代的这个国家。

即使最后二人相对而坐的许久沉默，也是浮动在半空中焦躁的沉默。

2.越往后看终于明白这个对闺蜜又爱又恨的姑娘为什么甘愿为她做那么多，因为不管你是怎么坑我的，在这个时代面前我们依然在同一战线。

这不是什么闺蜜情，这是战友情。

3. 编剧真的还是太善良了，一个轻易能合理引出各种悲剧结尾的故事，却让每一个转折都有惊无险，但这种善意却更像是打在胸口的一记记闷棍——他没有拍出来的情节，自会在观众的心里上演。

他把故事交代到这里，剩下的我们其实都懂了。

自从《4月3周2日》(2007)在康城夺得金棕榈奖，没有人敢小觑罗马尼亚电影了，又由于近年该国电影在康城屡获殊荣，罗马尼亚电影新浪潮之名立刻不径而走。

《4月3周2日》无疑是杰作，运用长镜头配合手提跟拍，让演员有连贯性的演出外，也较全面地带出生活面貌，影片风格冷峻纪实，令人不禁想起戴丹兄弟(Dardenne Brothers)的电影作品，而题材上则近于迈克李(Mike Leigh)的《地下观音》(Vera Drake，2004)。

电影的设定时间是1987年的某一天，共产党统治时期。

主要演员只有三个：急切需要堕胎的女大学生Gabita，她为人优柔寡断，做事鲁莽；她的室友是Otilia，为人小心谨慎，做事认真；此外还有堕胎医生。

另外，电影情节清楚地分为三段：一是准备堕胎，由于手术费不足，Otilia要跟医生进行性交易；二是Otilia到男友家参加他母亲的生日会，Otilia跟男友不欢而散；最后是弃婴。

克里斯汀穆基(Cristian Mungiu)没有在电影中展示他自己的道德判断，而是活生生地将她们一天之内的经历呈现出来，写实地反映铁幕政权下两个女大学生的苦恼，而压力来源自不同层次——威权政治、缺乏金钱、良心道德、男女感情、父辈训斥等等。

这就是现实的处境。

性是现代伦理道德问题中最富争议性的一环，不论是堕胎、同性恋还是影像私隐等等议题，都关乎性。

对此有人采取快捷的一刀切策略，立竿见影地说对骂错，但到底对人，对每一个案，对当事者又有没有充份理解呢？

又会不会关怀原则及立场比关怀人更多呢？

我十分欣赏《4月3周2日》的结尾，二人终于经过漫长而多舛的一天，Gabita堕胎了，坐在餐室里；刚刚扔弃了婴胚的Otilia来找她，坐下，喝一杯水。

Gabita拿起菜单再点食物——就是如此。

人活着，总是要吃喝，但吃喝甚么，人有自由。

可是人的自由，并不表示人必然做善和正当的决定。

奥古斯丁(Augustine)在《论自由意志》(On free choice of the will)中指出有罪的人受到无知和无能两种惩罚，人因无知而缺少去选择行正当的自由意志，「无知使我们的行动错谬，无能则使我们的生活变成折磨和痛苦。

」如果真的是如此，那么人们自然会问，我做错了甚么要受此痛苦？

奥古斯丁又说，「你受责备，不是因你所不情愿的无知，而是因你不寻求你所不知道的。

你受责备，不是因你没有包扎自己的伤口，而是因你拒绝那要为你疗伤的唯一者。

」《4月3周2日》以威权的左翼政权时代为背景，当时人们缺乏自由，堕胎理所当然被视为不合法。

即管细想一下，现在人们又是否太热衷于站立在道德高点和威权中心，自命为立法官、审判者，而忘了大家本质上的无知和无能，忘了疗伤的唯一者不是我们。

我为死去的婴孩而哀伤，但也放下了手上的石头。

（芷宁写于2008年1月22日）看完这部风格简约，内容深刻，充斥着镜头寓意、戏剧张力和人性拷问的罗马尼亚影片后，竟然至夜半都无法入睡。

这部在拍摄前半年还没找到任何投资的影片，为罗马尼亚在第60届戛纳电影节上捧回了金棕榈大奖，导演克里丝蒂安·蒙吉无疑是个既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又具备技术功力、既敢于深度反省又满脑门思想的优质青年，在《四月三周两天》中，他部分借用了纪实影片的拍摄手法，大量采用了固定机位和肩扛式镜头跟拍等，另外出色的长镜头是该片的一大亮点，既呈现出人间百态，又彰显沉静质朴的基调。

同时，中景画面里人物的情绪收放、角度空间的调度切换、充满新意的剪辑手法、无配乐效果仅源于室内动作的声效以及所选演员克制而不凡的精湛表演……所有这些都将该国20年前意识形态正要发生剧变年代里，两个年轻女孩遭遇困顿的生活片段逐一再现，而令她们陷入恐慌焦躁的正是齐奥塞斯库统治时期颁布的“禁止堕胎法”。

四月三周两天，是片中女大学生嘉碧塔从怀孕到堕胎的时间总长，而她身心所受的痛苦比之协助她的欧蒂莉亚（安娜玛丽亚·玛琳卡饰演）似乎还略微轻松一些。

不幸中招的嘉碧塔无疑是惊慌怯懦且茫然无助的，甚至有点天真简单，需要室友助她走出绝境，她自身无法承受这可怖的经历，虽然她不得不承受。

于是，她哀叹、懊恼、自责更辩白，由于她的错误估算和牵强谎言，致使借来堕胎费用的欧蒂莉亚需要付出更多——非法堕胎医生毕贝，以月份太大危险更大以及嘉碧塔的“不信任”为由，要求她们支付超乎预期的代价，既然钱不够，那么身体来偿，欧蒂莉亚别无选择……影片充分展示了蒙吉出色的场面调度能力和驾御全片的功力，虽然该片所涉及的场景不算多，但之间衔接得当，欧蒂莉亚的身影出现在片中各处：找男友借钱、寻旅馆开房、去接江湖游医、回旅馆交涉、到男友家赴宴、去处理死胎……人们跟随着她的身影逐渐明了了导演的叙事意图和人性追问，蒙吉也一路平稳流畅地引领着观众走进那个独特的年代，而他勾勒人物的方式，在很多地方，近似于白描。

在封闭压抑的社会环境里，必须掩盖堕胎的事实，这使欧蒂莉亚的行为本身就营造出了一种空前密集的紧急感，也使全片充斥着无形的压力。

而片中抛婴段落的细节处理，令人窒息且难忘。

首先，欧蒂莉亚打开旅馆卫生间的门向里看，表情惊恐，然后镜头切换成对地上胎尸的俯视，这个残酷的镜头考验了几秒钟观众的心理防线。

然后，欧蒂莉亚包起雏形人尸，倒空背包，将胎尸装入，而那个倒空背包的动作引来包中各小零碎的哗啦跌落，令焦虑的情绪骤然加倍。

接着，欧蒂莉亚奔至室外，黑暗笼罩着静谧阴霾的街区，突发的犬吠令一直处在紧张状态的神经更加紧绷，沿途路过的人，不论警察还是闲人，任何一个好事者的搀合都有可能将“毁尸灭迹”的计划打乱。

最后，欧蒂莉亚呼哧带喘地爬上高楼，将那原本不该来到这个世间的小生命按照之前游医的指示处理，此刻的欧蒂莉亚蹲着身体，弯曲着的背脊如同老妪般颓然无力。

可以说，蒙吉把他想要表达的东西都付镜头中，片中有一个长达7分17秒的长镜头，出现在欧蒂莉亚男友母亲生日宴的餐桌上，在座各位除却欧蒂莉亚都是高知，他们自视甚高，是体制的受益者，以一种貌似礼貌实则倨傲的态度对待出身普通的欧蒂莉亚。

导演似乎想籍此来审视彼时罗马尼亚知识分子阶层的庸常陈腐、虚荣伪善和内心冷漠。

而刚刚经历过悲惨“肉偿”遭遇的欧蒂莉亚尴尬失措地坐在这些人中间，惊魂不定、目光游移、面色苍白……当她奔出男友家时，因惦记旅馆中嘉碧塔的情况而一路狂奔，在阴冷冰凉的街头，她开始呕吐了，所经历的一切都令她作呕。

片中，有一段欧蒂莉亚和男友的对话，欧蒂莉亚认为男友并不关心她的生理期，从来没考虑到她的安全。

“假如是我怀孕了，怎么办？

”“可你并没有怀孕！

”男友不理解欧蒂莉亚为何非要一再假设没有发生的事，他在女友不断的质问中六神无主。

而他推诿暧昧的态度，令欧蒂莉亚的心荡到谷底——假设她怀孕了，男友会怎么办？

他那注重所谓“名誉和教养”的父母能接受她吗？

在这样的境况下，男友会真的负责吗？

此时她清晰地意识到，假若她怀孕了，那她很可能会成为第二个独自蒙受痛苦的嘉碧塔。

在这里，导演蒙吉提及了一个永恒的话题，关于男人的欲望和责任，而他悲悯女性的角度和思路，令人们看到了一个导演超越自身性别局限性的客观。

影片结尾，画面定格在旅馆大厅，一场婚礼还在举行，婚礼的主角似是一对欢喜冤家，居然在自己的婚礼上大打出手，当欧蒂莉亚处理完胎尸返回时，他们已然停战，音乐响起，婚宴继续。

在另一边的餐桌上，“腹内空空”的嘉碧塔准备好好吃一顿，而欧蒂莉亚却无胃口，她刚刚经历了或许是她此生中最糟糕、最阴暗的一天，当这天临近结束时，她的内心有失落有阵痛有余悸更有忿懑，这些远比肉体的付出要来的痛彻。

片中两个女孩都有一个局部裸露的镜头，而这种裸露是必要且沉痛的，不似其他打着艺术旗号的做作影片，也丝毫没令观众感到厌恶或产生其他观影不良感，反而为这种毫无预示突然而至的身体曝露感慨，不论是欧蒂莉亚的身体交换，还是嘉碧塔的堕胎手术，这种迫使女性不得不放弃尴尬、羞怯、甚至是自尊的境地，被再现的真实而残酷，直接而无奈，也充满了震撼反省的强大力量。

据悉，2006年罗马尼亚本国出产了10部影片，占全国电影总票房的4％，而这4％却让年轻自信的罗马尼亚导演们看到了希望，他们正在以超越前辈的理念，站在世界的广度和人文的高度，冷静且保有距离的观察当下的罗马尼亚，也理智地咀嚼反思着过去的创伤，就如猫科动物，愈合伤口自我疗伤的办法之一便是仔细添舐。

（http://nicolew.blog.hexun.com/16585027_d.html）

2007年的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名家云集：贝拉·塔尔《伦敦来的男人》、亚历山大·索科洛夫《亚力山娜》、昆汀·塔伦蒂诺《刑房》、法提赫·阿金《在人生的另一边》、科恩兄弟《老无所依》、李沧东《密阳》、王家卫《蓝莓之夜》、格斯·范·桑特《迷幻公园》、卡洛斯·雷加达斯《寂静之光》、詹姆斯·格雷《我们拥有夜晚》、库斯图里卡《给我承诺》、大卫·芬奇《十二宫》。

这是非常明显的一届戛纳大年。

出人意料的是最终摘得金棕榈大奖的却并非这些名家作品。

事先不被看好的罗马尼亚导演克里斯蒂安·蒙吉凭借《四月三周两天》一举问鼎金棕榈。

《四月三周两天》只是蒙吉的第二部电影长片，此现象在戛纳历史上也算罕见。

如今十多年过去，影片并没有成为新世纪的经典之作，但口碑也并未如某些金棕榈片般急速下坠。

《四月三周两天》是比较典型的第三世界国家艺术电影，出位的社会议题挑动人心，形式风格异常强烈。

作品表面看似深刻犀利，但仔细剖析，一些问题还是比较显见的，尤其难逃公式化的嫌疑。

这些问题同样同样存在于类似的第三世界国家导演，问题产生的根源与导演自身创作心态有关，也与西方影展的生成机制、东方主义文化心态有牵连。

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合谋。

《四月三周两天》有着一个在西方社会非常博眼球的主题：堕胎。

堕胎在基督教国家始终是争议话题。

但蒙吉的切入角度与通常的堕胎话题电影不太一样。

影片的堕胎主题指向的或者说控诉的对象并非宗教，而是极权政治。

统治罗马尼亚多年的齐奥塞斯库极权政府，禁止堕胎是其最显见的暴政之一。

根据知名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战后欧洲史》的说法，从1966年开始，罗马尼亚政府为了增加人口，开始实行惨无人道的禁止堕胎政策。

40岁以下、子女不足4人的妇女被绝对禁止堕胎。

1986年，限制年龄提到高了45岁。

为防止堕胎，每位罗马尼亚育龄妇女每个月要被迫进行强制体检。

此政策带来的巨大悲剧是，罗马尼亚的人口并没有增长，但堕胎导致的死亡率远远超过欧洲各国，原因是非法堕胎成为了唯一的节育手段。

1966年法律规定禁止堕胎后，每年至少有1万名妇女死亡。

到1985年，新生儿必须存活四周以上才能登记。

齐奥塞斯库政权被推翻前夜，新生儿的死亡率达到了令人发指的25%！

如果要找出一个戏剧性的反映齐奥塞斯库政权恶劣程度的社会事实，再也没有比禁止堕胎政策更合适的了。

蒙吉的选择非常敏锐。

第三世界国家如果选择一个彻底去政治化的题材，拍摄类似《两个情人》（2008）、《伊斯梅尔的幽魂》（2017）、《夜以继日》（2018）这样的纯情感电影，要想进影展角逐，很有可能是连门票都拿不到。

与之相反，所选题材政治激烈化程度越高，被选的概率也肯定越高。

当然光有吸睛议题是不够的，顶级影展对于影片的美学追求同样有着特定的要求。

拍成好莱坞电影式的正反打镜头、无缝剪辑、坚守180度轴线原则肯定是不行的（只有伊斯特伍德和个别玩票的好莱坞明星有这权力）。

《四月三周两天》的美学风格可归为两大类。

一是长镜头搭配固定镜头。

效果类似橱窗镜头。

二位女主角成为了被深深观看、注视甚至凝视的对象。

尤其是发生在旅馆中长达半个多小时的堕胎重头戏，蒙吉全部使用了近景长镜头搭配固定不动镜头的美学策略。

有些戏份，女主的下体完全裸露，私处则是半裸露状态，形成一种窥视效果，对异性恋男性而言有色情意味。

由此投射出来的国家主体也成为被观看的对象。

女主作客男友家中，在餐桌上聚拢谈话的过程，亦是长镜头搭配固定镜头。

因为此过程的重点是展示当时罗马尼亚社会的人物处境，包括经济地位，政治地位。

手持镜头跟拍是另一大特色。

这类似于隧道效果的视点，观众有临场感。

而无配乐的使用又强化了写实、记录的风格。

与影像风格搭配一体的叙事风格则是非常好莱坞化。

这也蒙吉的机敏之处。

安东尼奥尼式因果链松散的晦涩现代主义叙事在影展角逐中并不具有天然优势，这是评委的身份使然，毕竟评委不是阅片无数的影评人或电影理论家。

《四月三周两天》的叙事充满了希区柯克式的悬念风格。

从第一句台词“好吧”-“谢谢”与钟表倒计时声音（有政权垮塌象征意味）响起开始，悬念始终贯穿于整部电影：这二位女主角到底要干什么？

房间能不能订成？

公交车上的检票能不能应付？

医生到底愿意不愿意交易？

女孩为何不接电话？

是不是出事情了？

女孩怎么应对男友的责问？

这是事件性电影的常规叙事法则。

另外，好莱坞的叙事法则是，在主线索之外必须有一条爱情线索。

本片也完全符合这个原则。

这两条线索的“合谋”，保证了影片与乏味、沉闷无关。

这种策略的选择，其意义还不仅限于此。

强烈写实风格的视听语言与戏剧性的事件发展历程搭配，形成的效果其实是一种指控性的影像美学。

按照古典的巴赞式美学，长镜头与固定镜头的搭配，必然与事实、真相、档案相关。

观看、注视甚至凝视的主体成为了历史的见证者、指控者。

一种与道德地位相关的身份赋予。

所以影片的高潮会是死婴的大特写镜头，这是齐奥塞斯库恶魔政权的罪证，作为观看主体的我们都成为了历史的见证者。

王兵新片《死灵魂》的结尾，镜头对准了夹边沟原址留下的白骨，有着同样的控诉效果。

这是拍摄者很难自控的一种表现。

类似法庭上原告情绪失控后的愤然抗议。

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甚至是女主角望向了镜头，也就是观众，诘问意味强烈──你们都看到了么？

死婴的生命历程──四月三周两天──就是影片的片名。

在此我们可以回过头来，再审视一下整部影片的影像逻辑。

充满悬念跌宕起伏的剧情，在人工化操作驾驭下形成的“写实”、“纪录”风格引导下，我们无比关心二位女孩的命运。

伴随着非常事件的发展，我们感受到了奇情，为其担忧焦虑，衷心期盼能够度过难关，最终如愿所偿，心下坦然。

同时我们也了解、见证了齐奥塞斯库政权的可怕。

可是除此之外，影片还留给了我们什么？

我们也许可以对比下同样题材的事件型电影。

罗伯特·布列松的《死囚越狱》，是一部讲述纳粹占领法国期间，一位囚徒主角冒死越狱故事的电影。

这也是一部非常典型的事件型电影，囚犯主角如何越狱？

是否能成功？

这个过程是整部电影的叙事主线，这条主线投射出纳粹政权的惨无人道。

但是布列松的美学旨趣以及与之伴随的生命诉求就与《四月三周两天》大异其趣。

布列松无意于以历史事实为证据来控诉纳粹，他的手法是让观众充分感受主角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画外空间、疏离表演、频繁的手部特写镜头、松散的因果链条、非戏剧化的独白、救赎意味强烈的莫扎特C小调弥撒曲，使得主角与环境的关系构成了一种深邃的影像情境（德勒兹所谓的纯视听情境，即时间-影像）。

布列松并不着力于放大越狱过程的悬念，主角的身体、行动与声音构筑的是一种纯影像的存在感。

更为特别的是，布列松的影像美学并非为了形式而形式，画外空间是布列松本人囚禁体验的一部分。

因之，影像的存在并非目的论式的人工技巧的把玩，而是主体生命经验的悲情庄严投射。

而所有的这一切其实都是存在主体的纳粹经验。

准确的说，《四月三周两天》的手法是展示，影像展示。

连揭示都算不上。

我们可以再比较下米哈尔科夫的《烈日灼人》。

这部电影的厉害犀利之处，是找到了一种极其特别的角度来揭示斯大林极权时代的恐怖。

影片贯穿始终的是成年人与孩子之间嬉戏的场景，真挚与矫饰，历史与未来，忠诚与背叛，爱与恨，以一种非常复杂又真实的辩证关系展开，这里面充满了人性可怖的回声。

一直到斯大林画像出现之前，影片几乎没有涉及关于这个时代的话语。

但时代的一切都体现这特殊的人物关系、人物状态之中。

《四月三周两天》本质上就是一篇非虚构类风格的新闻报道，单薄，羸弱，我们看完电影，知道了齐奥塞斯库政权掌控下罗马尼亚人民的堕胎惨剧，知道了罗马尼亚大学生不学理工科就要到乡下去当农民，知道了罗马尼亚旅馆订房间的特殊规则，知道了罗马尼亚那年代行贿的普遍性、物资的极度缺乏……影片二位女主角的塑造也比较简单，一个懦弱，一个独立。

我们对之观感不过是──有这样的人，在那个时代很典型。

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四月三周两天》说到底还是这种陈腐、刻板、过时文艺理论的产物。

（已刊于虹膜“邪论”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