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无战事

一同事是军迷战争粉，给我推荐了这部剧。

今天更新完了53集，刚好看完。

这部剧估计是我在成年以后，追的第一步国产剧了。

之前看《走向共和》、《大明王朝1566》的时候，尽管也喜欢看，但是都是出了好久后才看的，而没有这么急切。

该剧第一集的飞机降落的戏份，让我觉得这战争戏，后来才知道这是调节气氛的，步入正题后，就开始掀起反腐的高潮了。

但是，看了几集后，我就感觉像是看《大明王朝1566》了。

《大明》整个过程也是查账，这部剧也是查账，尽管都是一笔说不清，道不明，查不清的烂账。

嘉靖年间，推行“改稻为桑”的国策，旨在增加国库的收入，却变成了权贵们借机敛财，兼并土地的盛宴。

而在这里，经国局长为推行的“币制改革”，却遭到表弟孔令侃反对，并囤货居奇，哄抬物价，造成抢购；其领导铁血救国会，实施“一手反共,一手反腐,一次革命,两面作战”的计划，也遭到党内同仁的掣肘，举步维艰。

腐败的根系太大，拔出萝卜带出泥，而反共有时候成了抵制反腐的借口。

缓行改革的理由都是因为国情，那会儿的最大的国情就是“戡乱救国”。

当然，当时那个环境，蒋经国也不是真的要反腐，反腐只是因为民怨太大，需要反腐去平息，顺便解决物质匮乏。

反腐是手段，需要反腐为制度改革腾挪出时间。

所谓"标本兼治"，但如果标都治不了，那本只能继续溃败了。

历史留给前朝的时间太少了，和日本人打完，打垮了国民经济，又遇到共产党这么强有力的对手。

说到共产党，不得不说共产党的好同志梁经纶同志。

作为学联的领导，要组织好学运，在冲突的时又要顾全大局，维护稳定；作为铁血救国会的核心成员，又要帮助经国同志推行“币制改革“；身为国民党，又必须以共产党的名义，让自己的心爱的女人，以共产党的身份去勾引有共党嫌疑的方孟敖，让其露出马脚。

三重身份已经够纠结了，他作为燕大的青年教授，还要同时和何孝钰、谢木兰谈恋爱。

脱下长衫，穿上军装后，又是上校军官，和曾可达讨论军情。

不得不不说，廖凡的表演是戏里面青年演员中最出彩的了。

戏中同样有多重身份的是何孝钰，她爱得是梁经纶教授，接受他的领导，同时接受梁经纶上级的越级领导。

但是任务是一致的，就是勾搭方孟敖，同时要向两方面汇报。

作为戏中的女主角，有足够的戏份和主角光环，却被沈佳妮这位大姐演砸了。

作为燕大校长的千金，高贵冷艳的女神范也没有；作为燕大女大学生，文艺范也木有演出来；作为地下党，面善腹黑的感觉完全没有。

整天塌拉个脸，感觉观众欠她钱一样。

最后方孟敖竟然爱上了他，敢情方孟敖是受虐狂似的。

唯一的一场吻戏，本来可以打翻身仗的，最后方孟敖主动了，要是何孝钰扑上去，那该多好了！

说完腹黑女，再来卖萌妹。

对于成年女性，萌应该是甜点，而不是正餐。

没事买萌有事慌乱，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其实不是萌，而是蠢。

谢木兰同学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学生参与政治是多么不可取，尤其女学生，最后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谢木兰这个角色设定的也算简单，姜瑞佳本色演出也没有什么硬伤。

都说男人只喜欢年轻的女人，反正我平时也是。

但是每次看完一部电视剧，最后迷到我的都是老女人。

看《约翰-亚当斯》的时候，好喜欢她的夫人那个角色。

会种地懂法律，里里外外的事情，都处理得很好，倒是亚当斯像只愤怒的狮子到处咬人。

这部戏中，方行长的老婆程晓云和崔夫人，都是很好的女性。

程晓云演出了大户人家的为妻之道，除了会唱戏，会做饭，女工也不差，待人也大气。

崔夫人演出了普通的小市民的女人该有的味道，有点小性格，但是人很实诚。

要不是程晓云陪方孟韦去警察局那场戏很出彩，崔夫人毫无疑问成为戏中最受人喜爱的女人。

所以嘛，女人还是要结个婚。

戏中的男性角色，我最喜欢的还是谢培东，倪大红内敛的演出非常精彩，把王庆祥演的方行长的风头全部盖过去了。

开始时，谢培东作为方行长的助手，戏份不多。

但是，我老想起他在《大明王朝》中演的严嵩，觉得这个人很不简单，眉目间都有戏。

最后果然有戏，谢竟然是北平地下党的负责人。

王劲松演的保密局北平站长，犹如几年前在《大明王朝》中的杨金水，相当惊艳。

去年看《大明王朝》的时候，觉得这部剧最大的问题，就是最后不该竖起海瑞这么大旗，本来全局走是技术分析的道路，大明王朝的溃败已经无法逆转，道德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北平》这部剧中，我觉得一些共产党的戏份，也有点多余了。

国府已然自黑无下限，贵党何必自诩伟光正。

《走向共和》中的慈禧的一曲《牡丹亭》游园选段，像是一个王朝的挽歌，在《北平无战事》则换成了《月圆花好》。

浮云散明月照人来 团圆美满今朝最清浅池塘鸳鸯戏水红裳翠盖并蒂莲开双双对对恩恩爱爱 这园风儿向着好花吹柔情蜜意满人间 这个曲子，真的是曲美词佳，害我单曲循环了好久。

2014-10-25

纪念曾公可达并对该剧发表一点看法曾可达，国民党陆军少将，铁血救国会核心成员，建丰同志的心腹。

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忠臣孝子的所有特征，他出身贫寒，依靠自己的努力获得升迁，他孝顺父母，忠于上级，忠于国家，同时，他怀着一刻赤子之心，以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希望救国救民，然而，他生在中国，注定他以悲剧结局。

曾可达在特种军事法庭上质问林大潍，为什么不“食君之禄，忠君之事。

”曾可达服膺曾文正公，他脑海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指导思想，这是他所有行为的准则，也是他所有行为的动力，他跟着建丰同志在已经彻底腐朽的国民党内部做“孽子孤臣”，拼尽全力试图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然而，他输了，输的彻彻底底，干干净净，他不但输了“孔雀东南飞的币制改革”，还输掉了他赖以生存的信仰。

他生命的最后，他问方孟敖：“我是什么人？

”方回到：“你是一个专和有钱人作对的人。

”他笑了。

在中国有钱人是什么人？

梁经伦的两次演讲给我了答案：就是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垄断官僚资本，以及附庸在这个体制下的如徐铁英等贪官和北平八大公司奸商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

我们不知道曾可达在最后一次听到梁经伦的演讲后作何感想，剧中没有表现，但是，他那一句简单的“坐我的车”其实已经吐露了他的想法---感同身受。

同样是听并记录了梁经伦演讲内容的徐铁英的回答则很有意思：“梁肯定不是共产党，但也不是国民党。

”不是共产党很好理解，但为什么徐认为梁也不是国民党呢？

答案就是梁经伦说了实话，就像是马汉山说的：国民党的话全是谎话，一个谎话集团中蹦出来一个说真话的人，就像是第一个戳穿皇帝新衣的小孩，是一个异类，一个怪人。

曾可达明白其中关节，但是他还抱有一丝希望，那就是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建丰同志。

谢培东说蒋经国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即便在共产党内，对于他的评价也有分歧。

就是这个人，总统的儿子，有过在苏联历尽磨难和抗日救国经历的三十八岁少壮派领导人物，这是曾可达最后的希望。

所以，他才在局面明明已经日趋恶化，明眼人都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时候，私自发放军粮，等待上海“打老虎”的消息。

曾可达之所以这样执着的“要赌一次”，因为他知道，这一次他赌的不简单是一个行动的成败，甚至不是国民党的成败，他赌的是他的信仰。

就如前文所说，他赌输了，宋美龄亲自说情，蒋中正不爱江山爱美人，孔令侃安然无恙，国民党在大陆最后的挣扎失败了，民心失尽了。

就连“二号专线”建丰同志都说“我也不知道能做些什么了。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信条造成了曾可达的悲剧，他恪守着儒家经典，以曾国藩为师，以蒋氏父子马首是瞻，然而，不管他再怎么努力，他毕竟只是一个没有靠山的人，剧中死掉的人皆是没有靠山的人，就像是一部《西游记》的翻版，有背景的全被南京收走了，没背景的都死了，不管是开始的侯俊堂、中间的崔中石还是最后的曾可达。

而方孟敖即便是在确认他是共产党的情况下，他还是安然无恙，因为他的父亲是方步亭，梁经伦“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他也安然无恙，因为他的老师是何其沧。

曾可达遇到了一个不错的领导，他本可以不死，但是，他不死和死了又有什么两样？

“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

”曾可达即便回到南京，他除了与那些贪官污吏同流合污还有别的选择吗？

在这个已经彻底腐败的官场，如他这般清廉正直之人又该怎么活下去？

所以，死，是他最好的选择，也是唯一的归宿。

曾可达最后问方孟敖是不是共产党，我是这样理解的，在曾已经下定决心要自尽的时候，他之所以要问这句“无关紧要”的话，是因为他在方孟敖身上看到了希望，如果方孟敖是共产党，那么说明中国的希望就在共产党身上，他一生追求的理想国会有人来实现，就是崔中石、谢培东和方孟敖这样的共产党人来实现。

他可以含笑九泉了。

显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曾可达已经忘记了国共之争，也忘记了建丰同志关于“全面赤化不适合中国”的论断，他关心的只是那已经破碎的理想还有无可能在中国变为现实。

很奇怪，在曾可达死后，我脑海中竟然浮现出一部美国电影《Gattaca》（千钧一发|变种异煞），在里面，男主角通过自己“不留后路”的拼命努力超越了天赋的局限，不管我的父母是谁，不管我的天赋如何，只要我努力拼搏，总会有出头的一天。

这种精神从《阿甘正传》到《当幸福来敲门》成为了西方人价值观的代言，而在中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个戏言或许说明了一切：“乡领导是打出了的，局领导是买出来，省部级领导是生出来的。

”儒家思想，曾国藩那套以乡土、血缘和师生关系为纽带的纲常伦理，其实在当今已经成为了社会进步的一种阻力，没有公平平等的环境，就无法在当代世界民族之林自立自强。

前不久日韩中三国女学生进行调查，问题是“在富二代和名牌大学高材生之间，你会选择谁做伴侣？

”结果是，日韩八成女学生选择了高材生，因为她们认为富二代有陨落的一天，而高材生只要努力就有希望，在中国，调查结果的比例完全逆转。

我既不是共粉也不是国粉，国民党的统治并不成功，很失败，有人说“学历史学成了果粉，就如同当牧师染上了梅毒。

”这句话虽然有失偏颇，但是却也不能算没有道理。

国民党即便到了台湾，仍是黑金政治，被有些人奉为“第一国母”的宋美龄对美国人说“工人农民之所以敢造反是因为我们杀的不够。

”所以，国民党并不可爱。

就像方孟敖说的“自己有饭吃，却口口声声要帮助挨饿的人，不觉得太假了吗？

”我一直在想，中国的路在哪？

从康有为到孙中山，从三民主义到共产主义，从五四到文革，从《河殇》到《大国崛起》，时至今日，我们也并没有找到一条明确的道路。

在剧中，编剧将这一切归为“历史的惯性”，就像方步亭所说：我们这一代人生在清末，拖着辫子，从农村走到城市，从城市走到国外。

我们的骨子里一直都是旧中国。

方步亭将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可实际上，历史证明，方步亭的后人并没有实现他的理想，他后人的后人也没有实现他的理想。

将问题留给后人是不负责任的。

中国的路在哪？

这是我看电视剧后思考的问题，但这不是我自己主导的思考，这是编导引导我去做的思考，回想一下，剧中马汉山说的那句“黑的漂亮”和徐铁英那句“你懂的”，并不是编剧无知或疏忽，这是编剧用词的最高境界！

最近王凯因方孟韦提名了金鹰奖，虽然对于各类奖项不甚了解，但比较起名声大噪的靖王，我还是觉得小方是缺少褒奖的，同时也是值得被肯定的。

在我肤浅的解读里，北平方家本身就带着隐喻又自我解构。

大方的勇猛与肆意妄为，加上小方的沉默与柔软温暖，拼起来，是一个完整的“方步亭”。

他们一起解释方步亭在政治上的选择和游移，在家庭上的冷酷与歉疚。

在这种解读底下，小方代表的，其实并不是讨人喜欢的那个部分。

大部分人，向往的应该还是带着浪漫的，壮怀激烈的，充满英雄情结的故事，但小方恰恰是这个故事的背面，家庭，羁绊，无奈，付出，但却几乎默默无闻。

也正因为如此，这个人物是非常有嚼头的。

国家的风雨如晦，方家的进退维谷，个人的理想抱负，甚至亲情与爱情的寄托，都到方孟韦这里化成了一个黑洞，承受，再承受，继续承受……似乎别无他法。

如果让我这种内心戏十足的人来写人物小传，恐怕就奔着《雷雨》去了，周萍的虚伪软弱、周冲的幼稚冲动，哪一种走向都能给小方一个解脱。

然而他就这样颤颤巍巍地走着钢丝绳索，做一个恪守孝悌的好儿子，始终没有行差踏错，往懦弱、阴郁的万丈深渊滑落下去。

很显然，编剧、导演和演员朋友棋高一着。

他们用“少年气”解脱了方孟韦。

他的冲动与愤怒，内里是委屈，比如在五人小组那里的一场大闹；他的软弱与忧郁，本质是依恋，比如他面对木兰与程姨，压抑又渴望。

当观众理解了方孟韦作为“方家幼子”的身份，那么整条脉络就疏朗明亮起来了，方孟韦不可能在压抑中变坏，也不可能在绝望里放弃，亲人是他的执念，他不会敖世轻物，他只能柔韧如韦。

那时不认识这个演员，觉得小方的妙处，是一切“刚刚好”，刚刚好的硬朗还露得出一丝丝优柔；刚刚好的年少已经可以嵌得进一点点城府。

我在电视的那一边感叹了好久，导演真会选，哪里去找来的这样一个年轻人，贴合地严丝合缝，像是一把扣在模子里的钥匙，在这孤独又无用的处境里，兀自闪着光。

我在刚刚失业的时候看完了这部电视剧。

带着一个小小职场上的失意来看这部电视剧，总是带着自己狭隘的人生观，职场观来与片中的人物一一对号。

这很可笑，很无聊。

但自会有感慨。

不管是谁来写也不管生活中的一些事儿是由谁来做，人总是那么几种型格。

剧中的人物们处在一个乱世救国的年代，并处在中心，我现在没有，国家政治不能说是完全太平，但我自己远离政治中心，不曾去参与拯救任何人，也暂不需要更多人舍命救我。

说麻木也好，说无知也罢，我就是给自己定位为一个简单的与政治无关的人。

尽管人人都活在政治的网里。

所以有了办公室政治这种词，这个词很有意思，我理想中完美的职场应该是一个血液里淌满红牛的队伍，不用天天喊洗脑的口号，但是所有人都不愿意让自己手上的工作停下一分，同事们把每一个工作目标当做挑战的高峰，一起攀登，一起寻求最佳路线，一起努力不让任何一个人落下，如果都很疲累，我们也可以无所顾忌的说笑。

领导就是那个大家最愿意信任的领队，他有胆识，有担当，关键处能给予点拨，能凡事成为所有人最后的主心骨。

（当领导的人一定会说，为什么要当你妈。

）但做为属下，领导的荣誉就是我的荣誉，不管在什么场合什么人面前，所有我做的事只要是被人赞许，那全是你的功劳，我一分一厘都不要，因为没有你，就不会有我的成就，我搬的一块砖也好，扛的一面旗也好，都是因为有你站在那里，你是一个将领，只需给予我一个让我热血贲张的命令。

但这种有很强的奴性的职场理想还是破灭了。

原因和剧里的情况差不多。

我最不喜欢曾可达，但是我又觉得我恰恰就是职场中的那个曾可达。

我对领导唯唯诺诺，但是相信我们可以一起干一点儿大事，我对领导毫无保留，虽然对于才华横溢的同事会心有羡慕，但总是自我安慰，不能少了我这颗螺丝钉。

我想干成这件事儿，还有什么可以阻碍我呢？

可是我去做事时发现，阻碍重重。

剧中每一个机关我都感觉像是公司里的一个部门，他们都没有错，他们都有他们的考虑，虽然现在决不是中饱私囊，但是他们要考虑到自己的业务执标操作强度，我不能去命令他们，这就像是剧中的经常出现的“哪个国防部的命令”这句台词一样直接，毕竟大家都是给总统打工的，我捅得再大，捅不到总统那里，没有总统的命令，大家就都有不执行，弄不死我的机会。

职场上的我，确实有时没有说服力，曾可达，经常被北平行长，司令们弄得灰头土脸。

我脑中完美的策划在别人看来只是没人参加的废纸，曾可达心中币制改革之后的新中华只是别人眼中误党误国的破图画。

我没有放弃，因为我爱这个公司。

曾可达也没有放弃，因为他爱这个政府。

一切都是我的错，我没能把更好的东西拿出来给大家认同。

曾可达也认为一切都是自己的错，自己没有深刻理解建丰同志的意思，使计划走了弯路。

我要努力加油，做出对大家有益的东西，可达要重新整理思路，让计划进入正轨。

可无止境，让人觉得冗长的纠缠停不下来。

领导的指令变了，曾可达可能要很久才知道，别人都知道建丰是怎么想的，偏偏愚笨的可达最后一个才弄清，努力解决了一个危机，被建丰指责为什么不汇报，怀疑不实的人，总要被建丰说去学学他的长处。

这些可达经历的，我都在小小的世界里经历了。

我也像可达一样，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做的不够不好。

那些摆在面前的问题都是可以去解决去克服的。

我的失败，就是领导的失败，我不能直接去找领导说，不行，我们失败了这种话。

在情势最后危急时，建丰开始直接的指责曾可达，质疑他站在了哪个队里，知不知道自己深浅。

那个时候无论你多讨厌这个人物，你都会读到那些心酸。

最打击曾可达和我的可能就是建丰没有对他毫无保留。

他身边还有很多像我这样自我感觉良好的伙伴。

每个人得到单独的指令，每个人都去进行自己的作战，互助的门槛很高，天天下班后相聚也无法明白我们彼此工作的难处。

我们彼此都知道你是谁你在经历什么，可我们都装做不知道演一些让人觉得这电视剧好墨迹的戏。

计划失败，建丰委婉的表示了放弃可达。

他自杀了。

我事业上也没有起色，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帮助，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在这里帮助谁，我离职了。

从未对公司有一分抱怨，只是自己败下阵来。

其实看这个电视剧时就觉得，曾可达是在这部电视剧里最没有自我的人。

同样是为自己的信念做事，谢培东信仰的是自己心中的共产主义，虽然人生被剥夺的七零八落，但是他从来都是敢于拒绝一切共产主义以外的指令，方步亭信仰的是自己的家，他只要顾全这个小家无论把头低多低他都认可，方孟敖信仰的就是这部剧里宣传的骑士精神，哪里有不平就是要拔刀，梁经纶信仰的就是自己的知识，他希望自己学的金融可以救国，他希望自己学的做人可以启民智。

马汉山就是信权，他每一次张狂都是因为他参透权力层极种种复杂与自己的驾驭能力。

共产主义，家，知识，精神，权力。

这些都融进了宿主的身体里与信仰者同生共死，而可达同志，在信奉建丰同志，一个与他自己毫无关系的具像的人。

人走了，可达一定会倒下。

领导没法管你了，你一定会变成散沙。

信仰领导的人是做不好任何工作的，一定会被最早抛弃。

被抛弃是你自己的错。

曾可达：单车练拳打电话！

方孟敖：红酒可乐点雪茄！

梁经纶：背诗打字熬通宵！

崔中石：汇款做账温儒雅！

谢木兰：撅嘴卖萌不回家！

何孝钰：地下学联馍片炸！

程小云：唱戏做饭当小妈！

叶碧玉：吴侬软语泡好茶！

徐铁英：声声反腐钱照拿！

何其沧：谈判美国强施压！

谢培东：运筹帷幄潜伏深！

方步亭：全身而退事洞察！

马汉山：游走江湖老行家！

王蒲忱：抽烟咳嗽再说吧！

孙朝忠：高冷腹黑面瘫脸！

方孟韦：制服诱惑帅警察！

《大明王朝1566》是少数几部能让我反复咀嚼的片子，不知道是不是对二月河的原著印象过于深刻的原因，对《雍正王朝》刘和平的这部成名之作反而印象不是很深刻，但《大明》的感觉绝对是惊艳！

整个《大明》剧都让人感觉一种莫名的妖气——围棋界的马晓春九段曾有“妖刀”之称，以形容其行棋之天马行空，招法诡异，而《大明》的感觉亦是如此，诡谲的剧情加上张黎习惯的摇摆镜头再加上宝国大叔突破性的演出还有阴森森的配乐（杨金水从车里钻出的那一刻，卤煮真的醉了），反而给人一种极其诡异的惊艳感。

最近天天忙着带孩子，《北平》只能等夜深人静时抽空看网络直播，从目前已看完的六集来看，这种“妖”的感觉似乎已经成了刘老师的风格，扯远了，晚上时间有限，先在这里解释下里面有人感兴趣较多的两个问题——1.关于建丰同志尼古拉同志，名经国，字建丰，这里还得扯一扯他那个据说生父是戴天仇的弟弟，实际上我自己一直觉得纬国比尼古拉长得更像凯申同志，后来看了看天仇同志的照片，发现天仇的眉眼间和凯申也有几分相似……又扯远了，赶紧绕回来，蒋纬国，字建镐。

文王建丰，武王建镐！

丰即丰邑，镐为镐京，也就是春秋史中的西周两都。

至于凯申同志给两个儿子以此为字的寓意，也就不言自明，经天纬地、文武殊途。

从尼古拉和二殿下后来各自的人生轨迹来看，也都对得起老爹的期望。

2.关于铁血救国会从1924年改组，到1949年败走台湾，KMT在大陆最后的24年里就一直摆脱不了两个痼疾，即“党的派系化”和“派系的党化”。

党的派系化，不言自明，从早期的胡汉民、汪精卫、常凯申三巨头分立，到31年宁粤对峙后党内各派联合执政、共尊一人局面的形成，派系林立一直是KMT无法自行消化的头号难题。

而即使在凯申系统内部，亦有政学、CC、复兴社等多个派内之“系”。

吊诡的是，凯申系统内部名声最大的一个派系——复兴社系统，其成立目的之一恰恰是为了消除党内倾轧，实现“一个国家、一个领袖、一个主义”，而其具体手段便是“毁党造党”，即通过再造出一个“党内之党”，以新血淘汰旧血，最终实现KMT的自我更生。

某种意义上，这和当年大头打造“模范团”，以毁军造军，重塑北洋军的思路别无二致。

而这种行事方式的直接结果，便是所谓“派系的党化”，复兴社以力行社为核心，其组织原则、运作方式都带有明显的列宁主义政党特征——这不是卤煮扯淡，从凯申到尼古拉直到戴笠，都对中共的组织模式和动员能力甚为羡慕，实际上，凯申当年选择在上海清党，很大一个缘由就是他认为，军事优势已经是KMT相对于中共最后的底牌，一旦让中共在军内继续扩展，那KMT迟早将为共所溶……无独有偶，复兴社的死对头，二陈兄弟的CC系也有派系党化的特征，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在CC系内部，同样有一个扮演类似力行社角色的核心组织——青白团。

某种程度上，后来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同样也是这种“党内造党”的思路的延续。

而本剧中尼古拉组织的这个“铁血救国会”，也可视作是对早年的力行社的又一次复制，即通过“派系党化”，在老旧组织中另创新局，这从他们彼此间均已同志相称便可见一斑，他们实在太想从方方面面与KMT的固有顽疾，如等级森严、集团腐化做一次全面切割，在党内打造一富有全新生命力之年轻组织，最终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当然从祖燕到衷寒再到尼古拉，他们最后谁也没干成！

和同时期早以完成了整体性组织调整的中共相比，他们各方面都相差太多！

至于KMT的死对头是怎么做到的，我当然不会告诉你可以看一个在同天节去世的学者写过的一本书……好了，扯到这，差不多也算说完了。

最后再扯一句，卤煮当真觉得宝国大叔身边的那个孙秘书很可能也是尼古拉的人，卤煮一向讨厌剧透，所以至今还没去看百度百科里面的分集剧情。

至于证据么，先不说他那写在脸上的以天下为己任，在预告片里面有一个镜头，正是这位孙秘书举枪射杀了梁经伦怀里的谢木兰。

类似“铁血救国会”这样的组织，其成员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在强烈的自我神圣化的同时，也表现出对传统的道德评判，以及自身和他人生命的强烈漠视，从早年的徐锡麟枪杀有知遇之恩的恩铭，到上世纪欧洲的直接行动、埃塔、以及北爱共和军等极端组织，概莫如是！

这也是卤煮告别FQ岁月后，就再也不喜欢此类组织的原因。

The end，这两天有空的话，就再来扯扯里面演员的表演，提前声明，个人意见，不喜勿拍。

《北平无战事》21集一播完，想跟编剧约好学校后小树林见的，大概跟排队买iPhone6的一样多。

说好“花好月圆人长寿”，编剧却无声处平地惊雷，让被人民群众最喜闻乐见的“崔叔”崔中石痛快地领了便当(求给崔叔加鸡腿)。

方孟敖很生气，方孟韦很生气，我们也很生气，没了崔叔，接下来“同志”还怎么努力嘛！

———说起来，也意外，在这部，既有鲜肉辈负责貌美如花，又有老字号戏骨负责炉火纯青戏里，祖峰饰演的崔中石，凭什么能在颜系小鲜肉和演技派老戏骨间杀出一条血路，成为前20集的人气王？

网友们甚至给出了“从此再无李涯，只有崔中石”的高度评价。

下面，我们来回顾下连嘴角上扬的角度都会让人怀孕的崔叔是如何一步步人品值大爆发的。

－－－－－－－－－－－－－－－－－－－－－－－－－－－－－－－－－－对同志：如果这都不是爱……在那个“革命仍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的年代，同志般的情谊多感人肺腑——— 更何况，这种感人肺腑并不在浮夸的掏心掏肺上，而在崔叔对孟敖无时无刻不爱得深沉的那个很“受”的眼神上，以及一不做二不休，明明可以全身而退却愿为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行动上！

如果这都不是爱，只能说当时同志间满满纯洁的感情实在太动人！

对外人：杜月笙说的两碗面，他吃得最体面！

崔叔的出场，就是为了营救刘烨饰演的方孟敖，去和陈宝国饰演的徐铁英周旋，隐忍收敛的崔叔把智慧隐匿在收放自如的人情练达里，作为墙头草马汉山的反义词，崔叔的一句“我们办事，两个字，稳妥”一早就把人品值立了起来，任何难看的局面，崔叔都能用温润如玉的风度化之，特别是接受五人小组质询那会儿，他撑得住场面，又懂得给人情面，哪怕是对马汉山这么讨人嫌的角色，他都分寸自如，有礼有节。

就像旁白所说，“杜月笙说吃两碗面，一碗是场面，一碗是情面，任何时候只要顾全场面，讲情面，大家都会高看一眼。

”崔叔靠他时刻的体面，是全剧里把杜月笙的这两碗面都吃得最好的人，值得大家高看一眼。

对内人：我只想做一个安安静静的美男子！

不要再被廉价总裁文唬烂，比起“霸道总裁爱上我”这么浮云的事，再也没比一个哪怕你每天大姨妈上身，碎碎念个不停，还能有个安安静静只想做个美男子的老公，更让人值得生死相许的事。

崔叔对着碎嘴的老婆，不温不愠，宠溺的一撇笑，大气不出——— 他不是那种，你可以每天在微信圈可炫耀的老公，却是“那种很中国式的‘暖水瓶’男人，看似外表平静，内心已无比澎湃。

”(祖峰接受北青采访语)－－－－－－－－－－－－－－－－－－－－－－－－－－－－－－●总结：崔叔，实在是家居旅行必备，扔到哪都是一枚好用的外挂男，用崔叔自己的话，“两个字:稳妥”。

这样的男子，请问能充话费随便送吗！

国产历史剧，尤其是牵扯到国共的历史剧，很少有出彩的。

一方面是因为不管你怎么拍，结局都是既定好的，无法出花样。

另外一方面，历史始终是个敏感的话题，调子也是既定好的。

命题作文本就难做，诸多限制的命题作文难上加难。

不过，《北平无战事》则是个另类。

片名定的很巧妙，北平无战事，这名字透着淡淡的文艺范儿，惹人好奇。

其次，切入的点也很巧妙，反贪切入，没讲太多的民族大义，里面的人物也无所谓好坏，在那个无法阻挡的历史面前，每个人都是渺小的，也都是追随着自己内心的，不矫情，这很难得。

曾可达，是个可值得敬佩的人，他自律，他忠孝，他坚信建丰同志能力挽狂澜，他痛恨党内贪腐，他兢兢业业，他为官清廉，清廉到临死都找不到个说话的人，只能去找方孟敖。

梁经纶，是个可叹的人，他从经济的角度，一直都知道党国的问题所在，在他同时经受着共党与国党的教育的时候，他的信念其实一再的被煎熬。

双面间谍，不能爱也不能恨，有理想，但是不知道如何实现。

马汉山，是个很潇洒的人，真实的人。

整部片子，大半的戏份跟他有关。

但是，他又像是个打不死的小强，他是党国盘根错节的关系的直接体现。

当然，我始终不能理解谢木兰与严春明的存在，我甚至揣测过，严春明这个角色是硬塞进去的，硬塞着进去明面讴歌一下共党，不然很多观众看完忘记要这是要讴歌共党的片子。

北平无战事里，在历史的车轮面前，每个角色都是矛盾的集合体。

建丰同志是矛盾的，曾可达同志是矛盾的，梁经纶同志是矛盾的，而方孟敖这个角色则是更大的矛盾集合体。

最让人难忘的角色是曾可达，其次是方歩亭，而最值得称道的角色则是马汉山。

初看北平无战事像是谍战片，再看像是军官版的甄嬛传，细看又像是讲大企业如何作死的，再继续看才知道是讽刺时局的主旋律。

而真正的主题则是想表达，谁人的今天不是别人的昨天！

开会，几乎占据了这部片子的一半。

开会，开没有结果的会，这是最直观的展示党国当时复杂时局的方式。

一个国家跟一个企业差不多，当没有结果的会议越来越多的时候，就是企业作死的开始。

方歩亭这个角色很老道，十足的大Boss范儿。

他在开始的时候也是有信仰的，为了这个信仰，他与儿子积怨十年，在信仰崩塌之后，为了家庭，继续苦苦支撑，后来他又不得不为共党的计划做出妥协。

方歩亭不愿意去台湾，他不理解，共党的人告诉他，「钱让国民党带走，但是民心要给共产党留下」。

共党不愧是牛逼，民心这种事情都可以当生意来做。

最让人跳戏的谢木兰自不必说，陈宝国的徐铁英也并不出彩，也许跟陈国宝一贯树立的荧幕高大上形象反差略大。

崔中石的上海老婆确实很出彩，把上海女人的神韵演绎的恰到好处，而方歩亭的老婆程小玉则将一个大家族的后妈演绎的很到位。

开始我还一直以为程小玉会是共产党来着，要真是这样的话，那方歩亭老先生真是要哭死了，哈哈.....（ps：程小玉是青衣派大家哦）最后，向整部片子最牛逼的角色建丰同志致敬，向整部片子最牛逼的道具电话致敬，向整部片子最牛逼的台词致敬，「端党国的饭碗，就别砸党国的锅」。

一安娜堡的冬夜悠长沉寂，令人逃不脱回忆。

34岁的黄仁宇初到此时，身份是尴尬的密歇根大学本科新生，每天要与比自己年龄小上一半的美国青年一同学习生活。

更为困窘的是，由于缺乏任何资助，黄仁宇必须靠打工才能得以维持生计，他当过收货员、洗碗工、电梯服务生，还调过酒、除过草、绘过工程图，这些经历大都不甚愉快。

这位曾经的国民党上尉、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副官，在安娜堡的漫漫冬夜里，躺在略显局促的宿舍中，会回想起什么？

二他会想起1944年在缅甸，自己驾驶吉普车穿过敌军炮火时的细微体验：喉咙瞬间变干、四肢顿觉无力、听力像扩音器音量一样忽大忽小。

他会想起在孟拱河谷看到的那具日兵尸体：倒栽葱的姿态俯卧在河里，右手还以残余的本能企图护住中弹的喉咙，从他身上搜出了一张地图和一本日英字典。

黄仁宇很快意识到，死者和自己是多么相近：同样的年龄，类似的教育背景，努力温习着英语，若不是出生在黄海的另一边，他可能和自己一起在那个清爽的四月清晨，看河谷里的蝴蝶翩翩飞舞，感受空气中的野花香味。

他会想起抗战胜利后在上海，那个叫辛妮的女生：身材娇小，皮肤白净，圣约翰大学毕业。

一天她偷溜进自己的营房，脸上挂着纵容的微笑，喃喃地说：“如果你想要，可以啊”。

只是当她提到“婚姻”这个字眼时，孟拱河的冷冽突然贯穿心中，黄仁宇的所有狂野期待一刹消失了。

他会想起1946年在东北，亲眼目睹林彪用人海战术狙击国民党的军队：将成千上万士兵密集在狭窄的前线，令对手屠杀到精疲力竭，战役结束后，铁轨旁和田野里散布着无数尸体。

三作为曾经的国民党员，回忆对于黄仁宇不单是一杯冬夜聊以独酌的清酒，即便是远在大洋彼岸，即便是面对友善单纯的美国人，他也需要对历史有所交代：为什么国民党和蒋介石把美国政府援助的二十亿美元花了个一干二净，还是将中国大陆崩盘式地输给了共产党？

如果不是因为贪污和无能，失了民意，失了天意，还可能是什么？

也许仅是出于历史学家的视角，也许的确夹杂着些许对自我过往的辩白，黄仁宇坚持认为不应把中国现代史归结为简单的好人战胜恶人的道德教训。

他曾担任郑洞国、朱世明等国民党上层将领的副官，也与田汉、廖沫沙等共产党人有过密切的交集，对于这些人物他都心怀钦佩。

正因自身曾如此深地介入这段历史，黄仁宇愈发觉得道德的有无不是划分两大敌对政党的因素。

如果要提道德，不过由于有两套道德标准，个人很难从中抉择。

每个政党都有其黑暗面，被其本身极尽淡化，以为不过是危机时不可避免的微小过失，但在敌对阵营看来，却是蓄意的恶毒。

黄仁宇倾向于将国民党的运动称之为“壮观的失败”，蒋介石的政府更多依赖人类的意志，而非组织的效率，带领一个前现代的庞大村落结合体，成功抵御了日本这一现代一流强权的全面入侵。

只是八年抗战耗尽了意志，组织更是备受质疑，国民党政权丧志了一切自保的能力。

而共产党和毛泽东在国家统一的遮蔽下，用更坚定的信念和手段掀起了暴风骤雨的土地改革，赋予了中国全新的下层结构。

面对这一结构性变革所激发出的原生力量，美国给予国民党的大笔援助和现代化装备显得无足轻重，甚至令其更为头重脚轻，引向溃败。

黄仁宇相信依历史的眼光，只有当国民党所经历的困难完全浮现，而各种替代方案又已用尽时，共产党的激进措施才会显出其意义。

在他眼中，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伟人，用方式不一却同样执着的勇气处理着历史加诸其身上的艰困处境：“一方在过时的社会价值中努力挤出最后一滴可用之物，另一方则采取‘辩证的即兴创作’，常常利用人类的邪恶天性，企图打造出理想的社会。

”四《北平无战事》编剧刘和平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两个观点。

第一，虽然该剧处处与反贪腐有关，很顺应当下的政治气候，但自己不愿称其为“反腐剧”，反腐就把它说小了，第二，该剧原想叫《最后的王朝》，与《雍正王朝》和《大明王朝》凑成三部曲，但刘和平转念一想：“《最后的王朝》表面上是把这戏说大了，其实反而把它说小了。

我就撕开一个小口子，1948年到1949年1月，北平无战事，但是改朝换代了，原因在哪儿？

”原因在哪儿？

身处其时的人们有着更深的困惑。

《北平无战事》最后一集，方孟敖、方孟韦两兄弟带着崔婶来到崔中石坟前，不远处是马汉三埋下的金条，再几步外是曾可达的墓碑，方孟伟不由问：“我们这些人都在干些什么，我们干的这些事都是什么事？

”方孟敖略一沉吟：“有些事情，现在想不明白，以后能想明白，有些事情现在想不明白，也后也想不明白。

”48年末到49年初，黄仁宇在南京，效力于国民党国防部二厅。

49年5月，他没有随成群公务员和家属退居台湾，而是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经香港赴横滨，为国民党驻日代表团工作。

当然，这份工作注定不会长久。

他带着与方家兄弟相同的困惑飘洋过海，在安娜堡的寒夜里，在开往哈佛东亚研究所的高速上，在英国剑桥古镇的漫步中，不倦思索着。

直至30多年后，黄仁宇在自己的回忆录《黄河青山》里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他若有幸活到今天，看罢《北平无战事》，大抵不会反对称其《最后的王朝》吧。

因为民国三十八年的年鉴，何尝不是“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呢？

《北平无战事》的题目充满了张力。

北平有没有战事？

我想，看过这部电视剧的朋友都会认为，北平有战事。

只不过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那就是党国的反贪腐。

作为一部准历史剧，我们先看看这部电视剧的故事背景。

其实，平津战役只是剧中的一个次要背景，而故事的主要背景乃是国民党内部的反贪腐行动。

国民党党史专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奇生先生的著作《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中的几段话，很好地概括了当时国民党的政治处境：“国民党始终未能建立一个具有严密渗透性和强大内聚力的政党组织体系。

国民党政权的支撑力量不是党员和党机器，而是军人和武力。

在党、政、军三者之中，党的力量最为脆弱……而共产党则相反，党的力量往往成为军政的前锋，攻占某一地区，最先打入的首先是党组织，然后军政力量跟进；从某一地区撤退时，即使军政力量退出后，党的组织仍然留下来继续战斗。

在共产党那里，党充分发挥了政治核心的作用；而在国民党那里，党完全沦为军政的附庸。

　　国民党执政以后没有触动既存的社会结构。

国民党不是派遣和选拔政治上合格的党员进入各级政治和社会机构中去改造和建立新的立足点，也不是培养党员成为社会各界的楷模，以赢得民众的信仰和拥护，而是不加甄别地网罗旧的社会权势力量加入国民党。

那些人戴上国民党党徽，只是为了继续保住其既有权势资源和维护旧的社会政治秩序。

在社会整合方面，国民党的组织和影响也未能深入到社会底层和辐射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三四十年代的大量资料显示，国民党在广大农村基层社会的影响甚至不如乡村教会组织和秘密社会团体。

以四川为例，该省哥老会的势力和影响远远超过了国民党。

党和政府的许多政策措施只有在取得当地哥老会首领的首肯后才能推行。

”这三段话分别说明了三点：第一、党国国家能力的孱弱。

作为党国一体的党化国家，国家能力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党能力。

而国民党的政党/国家能力已然弱化，无法担负起救国使命；第二、国民党的党员已然不再拥有（或者从来没有）信仰。

作为党国灵魂的三民主义早已悬空，党员追求的只是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政治人堕落成了经济人；第三、国民党的政治动员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的阙如。

由于群众基础的脆弱，“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国民党”已然名不副实。

而这三点的集中表现，就是贪腐。

而《北平无战事》恰恰就是对贪腐的“战事”。

众所周知，“打老虎”一语的发明者其实是蒋经国（即剧中的“建丰同志”）。

1948年，38岁的蒋经国在上海组织“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即《北平无战事》中的“铁血救国会”，在父亲蒋介石的支持下开始了清查党内腐败和奸商投机的行动。

《北平无战事》的故事便由此衍生。

“铁血救国会”有什么特点？

“铁血救国会”又何以可能？

这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铁血救国会”不是一个正式组织，而是一个由蒋经国（建丰同志）临时集结的青年小组。

它的活动常常逸出了党国的法律之外，是一种以突破体制的形式维护体制的非常行动。

这让人联想到20世纪德国伟大的政治法学家施米特的“游击队理论”。

施米特认为，战争中的游击队常常是歼敌最多的有生力量，而游击队的特点就是“非正规性、高度灵活的积极战斗、高度强烈的政治责任感。

”游击队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正规军的有限性：僵化、笨重、中庸。

而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事中，“铁血救国会”正是这样一支政治而非军事意义上的游击队。

北平的战事是反贪腐， “铁血救国会”的游击也不是“每一个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而是如何其沧与方步亭谈笑时说的那样：“当今的辛弃疾要来抓张安国了。

”辛弃疾也是当时的游击队，而张安国恰恰是自己阵营中的败类。

正是因为辛弃疾的游击队员的身份，才使得他可以不经层层审批便砍了张安国。

可以想象，一旦做了宋朝官员，辛弃疾便再也无法伸展铁拳了。

“铁血救国会”之所以可能和必要，是因为党国制度自身的有限性。

制度是僵化的教条的，具有惰性和滞后性。

而反贪腐已迫在眉睫，一两年太久，只争朝夕。

“铁血救国会”逸出制度反腐，其实是在为党国争取机会。

可以说，当时的党国已经等不起了。

正如《北平无战事》中何其沧感叹的那样，“没有钱就跟美国人要，要来了援助就拼命地贪”“让人瞧不起啊”，只要美国人对党国“瞧不起”，那么，只要司徒雷登一不高兴，美国的援助随时都有可能终止，党国的生活资料将要断掉。

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已然进入了“紧急状态”。

但制度维护的是常态的国家，当党国的贪腐已然成为了常态，制度维护的恰恰就是贪腐。

制度对美国人的“瞧不起”无能为力，对紧急状态之下的众叛“亲”离更是鞭长莫及。

所以，反贪腐不得不突破体制行非常之事。

电视剧中“建丰同志”对梁经纶的期许是谭嗣同一样的人物。

我们知道谭嗣同是变法者，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制宪者。

而美国学者曼斯菲尔德认为，一切宪制的源头都是反宪制的。

变法和制宪都意味着突破固有宪制，对宪制实行再造，固有的成法在这里不再重要。

当然，人微言轻的梁经纶并不具备制度上的立法权，但却扮演了司法者的角色。

我们可以联想到施米特区分了“立法型政府”与“司法型政府”，前者以一切宪法和法律为施政标准，后者则可以在具体的个案中便宜行事，因时制宜，在每一个个案中自我立法。

施米特欣赏的乃是后者，因为施米特的理论针对的乃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魏玛政府，正是这个政府培育出了希特勒这样的人物。

施米特面对的是一个国家能力阙如的弱政府，这个政府有着完备的宪制，却唯独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主权者来实现它。

这和《北平无战事》中的国民党何其相似乃尔。

制度的有效性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强大的国家能力。

制度必须依靠主权者拥有的强国家能力来启动，才能实现自身。

但如前所述，党国的国家能力已然弱爆。

党国的弱势使得体制内的框架已然无法有效打击贪腐，以至不得不剑走偏锋，通过逸出体制来挽救体制。

制度是一个悖论，它要实现自身就必须突破自身，然而党国已没有能力让制度突破自身。

正如施米特的“宪法的守护者”理论：单有宪法是不够的，必须在宪法之外存在一个强有力的“宪法的守护者”，来保证宪法的实施。

所以“铁血救国会”便充当了这样一个“宪法的守护者”。

我们不禁想起德国大文豪莱辛在《智者纳旦》中的经典台词：“完美的政治制度是不存在的，所以共济会是必要的。

”但如果说“铁血救国会”的意义仅仅在于便宜从事，那么它显然撑不起这样一出救国悲歌。

“铁血救国会”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让党国看到了一种久违了的东西——信仰。

正如岳峙先生那篇当红影评《一个三民主义者的幻灭》中所说：“梁经纶是有自己的信仰的，就是三民主义，而且，他对三民主义有自己的理解，并不是只是空洞的官方宣传。

他加入铁血救国会，并不是为了挽救党国，而是为了挽救三民主义，用三民主义救国救民。

在这个意义上，梁经纶虽然也有国民党党内组织关系，但本质上是真正的三民主义者。

”当然，比梁经纶“更有”信仰的恐怕就是“建丰同志”以及他的父亲了。

信仰是政治性的，信仰者首先必须是一个政治人。

而党国里的大官小官已经完全堕落为经济人了。

铁血反贪意味着使经济人变回政治人，使党国官员们拾回哪怕一点的信仰和忠诚。

这是一种“灵魂对肉体的僭政”（阿兰·布鲁姆语），然而又是一种必要的僭政。

在词典里，“僭”的解释是不合法，但施米特告诉我们，比合法性更高的是正当性，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以正当性对抗合法性。

制度的准则是合法性而不是正当性，它维护的是消极的合法，却不能开出积极的正当。

正是制度的消极性使得党国贪腐横生。

“铁血救国会”不按制度出牌的行动，恰恰是站在一个更高的“制度”上，那就是三民主义——党国的正当性基础。

施米特区分了“绝对宪法”与“相对宪法”。

如果说，党国1946年由张君劢先生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是“相对宪法”，那么，由孙中山先生定下的三民主义则是“绝对宪法”。

基于此，梁经纶（其实是建丰同志）甚至不惜与共产党联合打击党国的腐败。

梁经纶在曾可达与徐铁英面前论述共产党与三民主义之亲缘关系的那一段慷慨陈词，想必大家言犹在耳。

在梁经纶看来，共产党与党国虽然分属不同的法统，但毋宁说共享了同一种正当性：平均地权、节制资本。

（历史上，“建丰同志”曾在赣南搞共产而不惜与大蒋公断绝父子关系，而大蒋公到了台湾便实行土改。

毛泽东也后悔建国后未继续使用“中华民国”的名号）与共产党分田地异曲同工的，是曾可达擅卖军粮给北平的老百姓，这也导致了曾可达被处分而自杀的悲剧性结局。

“铁血救国会”并不只是“铁血”，它的终极目的乃是救国，而救国便是救民，“铁血”也温柔。

由此看来，“铁血救国会”不仅有勇，而且有仁。

正如梁经纶在那段慷慨陈词中所说的：“不要再想我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中国的现实是——四万万五千万民众依然生活在苦难之中。

不管将来谁胜谁败，都不能再让国人饥寒交迫。

”（梁经纶身上最具张力的“双重身份”，在此也不难解释：这其实是对同一个灵魂的不同肉身的选择，选择任何一个都同样正当，然而对另一个却又是不公平的。

但毕竟只有有灵魂的人才会面临这样的选择，而徐铁英、马汉山这些行尸走肉们是不会有这样的问题的）基于此，我们便不难理解“铁血救国会”为什么要和一个啥也不懂的傻小子方孟敖合作，何况方孟敖还有可能是共产党。

在“铁血救国会”看来，方孟敖身上具备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纯净。

方孟敖虽然啥也不懂，但就如一张白纸，可以在上面画出最美的图画。

方孟敖意味着一种无限可能性，向一切党国急需的美德开放。

与之相反的是党国让人泄气的现实性：每个人都被死死铆在了房子、车子、票子、女子上，荒淫无耻、吊儿郎当。

每个人都试图多捞一点，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却丝毫不顾党国的命运，民族的命运。

政治人都变成了屁股指挥脑袋的经济人。

而方孟敖的信仰虽然是模糊的，但却是坚韧的，因为他有热情。

热情不是信仰，却是信仰的力量源泉。

这一热情有可能是崔中实点燃的，但其实早已根植于方孟敖美好的天性之中。

相比于梁经纶阴郁的成熟，曾可达偏执的忠诚，王蒲忱类似于“平庸的邪恶”的党棍气质，方孟敖让人感受到了希望和活力。

党国需要的正是方孟敖这样高尚的人、纯粹的人，因为党国最大的敌人不是共产党，而是党内的社鼠螬虫们。

可惜方孟敖的美德与“铁血救国会”的政治担当一样，已无法挽救党国。

即便打掉了杜月笙儿子这一类的“老虎”，也无奈党国的遍地苍蝇。

道德精英到头来只是为自己立法，却无法为党国换血。

美好的可能性终究敌不过残酷的现实性。

由政治人堕落为经济人容易，由经济人上升为政治人，难呐！！！

重建人心秩序的弥赛亚使命，便落到了共产党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