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戮演绎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g5MDQ4NTA4.html1965年的印尼政变之后，总统苏哈托（Suharto）上台，随之爆发了一场针对印尼共产党（PKI）的残忍清洗。

四处可见堆积成山、或是弃置沟渠的尸体。

我们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确切的数目，但在那短短几年里，被杀害的人数超过了一百万。

许多年以后，当导演乔什﹒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在2004年到印尼做一个项目时， 机缘巧合下接触到了一群在那时幸存下来的人。

听完他们的故事后，他成了北苏门答腊省（North Sumatra）无数暴行的间接目击者，也目睹了那里的人民对这惊天罪恶的长年隐忍。

与他对话的行刑者中最年长的一位，至今仍居住在苏哈托政府犯下罪行的地方，并且非常乐于谈及过去。

正是这些经历，成了奥本海默创作《杀戮行动》（The Act of Killing）背后的原动力。

“我遇到的这些行凶者都很洋洋自得。

他们叙事的方式更像是在表演，”在柏林电影节上，奥本海默说。

“2005年时，我的想法并不是要让他们为1965年发生的事忏悔。

我明白，仅仅提供这些罪证还不足以打破沉默。

事实上，这些杀人犯们一直在滔滔不绝地讲述那段过去。

这根本无法构成一份供述。

一开始，我想弄清楚的是，他们何以能这般炫耀，又如何与我所见的那些恐惧联系在一起。

”影片将主要焦点聚集在一个叫安瓦尔﹒冈戈（Anwar Congo）的人身上，一个自称曾是流氓恶棍、 花花公子的人； 他很喜欢美国电影，早年大多在首府棉兰市（Medan）的影院门口靠卖黄牛票赚钱。

当共产主义的威胁在整个国家开始愈演愈烈时，安瓦尔和他的朋友们（包括一些高级官员）带着他们对美国电影里男子气概的深深崇拜，开始了一场屠杀数千的血腥狂欢。

时至今日，他们当中依然无人被起诉过。

乔什﹒奥本海默，由Oliver Clasper为VICE拍摄。

影片一开始，白发皤然的安瓦尔正重访一幢大楼。

1965年到1966年期间，他在这里施行过无数的杀戮行动。

他说，起初他的杀人方法总是弄得很脏，于是他开始用铁丝来绞死那些受害人，因为这样干净利落。

在影片中，他坦然地示范了这种手法。

当这不忍直视的一幕完成之后，他跳起了恰恰舞。

奥本海默这样解读安瓦尔的这些行为：“他当时在以某种方式试图感知痛苦，试图通过制作一部好看的电影，来让他曾经的所作所为看上去无伤大雅，并且想通过表演，来忘却自身。

我认为在这过程当中激起了一些非常黑暗的东西。

到最后，我想安瓦尔已经没有勇气每天看着镜子时对自己说，‘没错，那时我犯下了错误。

’我想他根本不知道那样该怎么活。

对于这些事，他要么疯狂荣耀，要么就缄口不提。

”影片中其他的显要人物包括赫尔曼（Herman），一个嬉皮笑脸、体形浑圆、扎着马尾并且满腹政治抱负的恶霸型人物。

还有安瓦尔的老朋友阿迪·祖卡德里（Adi Zulkadry），一个声称从未对自己的罪行感到过一丝内疚悔恨的人。

在整个影片拍摄的过程中，奥本海默鼓励他们重演当年的杀戮场面，允许他们以越来越奢侈的花销和匪夷所思的场景设置来扮演受害人或行刑人。

他们穿戴高档的西装和帽子，甚至是穿上裙子；在其中一场戏里，安瓦尔扮演受害人，他被捆绑着，塞住嘴，被打得筋疲力尽。

这仅仅只是表演，然而这场重现却开始让他心烦意乱，不知所措。

当绝大多数评论家和影迷对《杀戮行动》表示称赞的同时，也有一些人对导演的动机提出了质疑，担心奥本海默以这样开放的形式来展现行凶者，反而忽略了受难幸存者们的困境。

然而，在与奥本海默这样一个致力于电影美学与和谐之真理的人（他也会说印尼语）相处后的感想是——无论后果如何，他都决心要探寻下去。

“问题在于，人类总是心存畏惧，”他说。

“我们不能畏惧真理，否则就等于闭着眼睛在悬崖上舞蹈，随后跌落深渊。

”他还表示，世界并不像我们大多数人所希望的那样黑白分明。

为了找到我们所寻求的东西，就必须要与你的敌人共情。

“我还记得，当我母亲问我是否原谅了安瓦尔时，我根本不明白这个问题。

在制作这部电影的整个过程里，我都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去评判他人。

我只能说你是一个做过坏事的人，却无法更进一步直接说你是个坏人。

站在家庭的角度讲，我的父亲和继母都是犹太人，都死于纳粹的屠刀下。

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过去发生的事，就必须明白自己不是生活在像《星球大战》那样善恶分明的世界里。

”2011年，当奥本海默已经累积了超过1000小时的素材，剪辑工作也终于开始。

粗剪版出来后，著名导演沃纳﹒赫尔佐格（Werner Herzog）和埃罗尔﹒莫里斯（Errol Morris）看到了影片。

两位导演极其看重这部电影，并同意成为这部电影的出品人。

能得到这样两位声名显赫的导演的支持，对这部作品起到了非常有利的宣传作用：“赫尔佐格对我说，‘乔什（Josh），艺术并不能带来改变……’ 随后他以一种只有赫尔佐格才能做到的方式看了我很久，接着说，‘……不过有的作品可以。

’”《杀戮行动》当中的一个场景《杀戮行动》在特柳莱德电影节（Telluride）上首映后引起了巨大反响，随后是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的官方首映。

接下来，它还参加了香港和SXSW等电影节。

更重要的是，这部影片已在印尼本土放映超过了300场。

尽管目前已被禁，但仍有无数关于它的杂志和报纸文章。

而奥本海默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希望让更多更多的人看到这部电影。

“如果这部电影无法在当地上映了，那我们就继续将其作为热点来讨论，直至它取得更大的反响——比如得到一项奥斯卡提名，”他怀着希望说。

“这样就能迫使印尼政府注意到它，或至少得到印尼人民的关注。

之后我们会发行DVD，让更多人拥有这部电影。

只要人们能从中得到启发，感到影片和他们以往看到的很不一样，我就感到很骄傲了。

”vice电影专栏：http://vice.cn/index.php/Read/act-of-killing-joshua-oppenheimer作者：奥利佛·加拉斯泊（Oliver Clasper）

在电影中最令人窒息的场景，或许不是那些鲜血淋漓的杀戮重现，而是在森林中，赫尔曼·科托将肉塞在安瓦尔·冈戈的画面。

镜头冷静地记录着他们坐在桌子上唱歌，而观众却无法不联想到那些被他们杀害的“共产主义者”。

安瓦尔·冈戈的自我戏剧化令人毛骨悚然。

他优雅地演示如何用钢丝绞杀受害者，声称这是为了“更干净”；他将屠杀方法归功于好莱坞电影的教育；他甚至在重现暴行时，像导演一样要求“受害者”表演得更凄惨些。

我们通过社会学的视角，影片中杀戮者毫无悔意的表现变得可以理解——这不是在为暴行开脱，而是揭示了一个更为残酷的真相：问题根源在于当时的社会结构及文化氛围。

1965年印尼政变后，苏哈托政权通过系统性污名化，成功将印尼共产党（PKI）成员建构为“国家公敌”，这使得针对他们的清洗行动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下不仅被允许，更被鼓励和奖赏。

在这种扭曲的社会共识中，个体施暴者很难产生道德愧疚，因为他们不是在“杀人”，而是在“清除害虫”、“保卫国家”。

而半个世纪后，他们依然活在这个剧本里，只是观众从当时的印尼民众换成了全球的纪录片观众。

这种“表演性“恰恰证明了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如何通过叙事自我合理化。

当安瓦尔在影片结尾参观自己当年的行刑地点时，那突如其来的干呕成为了全片最复杂的时刻。

这是忏悔吗？

还是身体先于意识认出了罪恶？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不适并非源于道德觉醒，而是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成为他人暴力叙事中的受害者。

这种有限的“共情“恰恰证明了统治暴力的运作方式：只有当施暴者想象自己处于受害者位置时，罪恶感才可能短暂浮现。

这种社会认知的差异造成了我们观看影片时的强烈不适：我们基于当代人文主义价值观判定为残忍的行为，在当时印尼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却被编码为爱国壮举。

这让我联想到马克思主义者对法国大革命先驱的崇敬——在资产阶级史观主导的叙事中，罗伯斯庇尔等人常被描绘为暴君，但在革命者看来，他们是为社会公平献身的殉道者。

历史的评价永远取决于观察者所处的社会位置和文化坐标。

当马克思运动在法国失败后，不仅是一种政治实践的终结，更意味着资源公平分配的可能性被永久排除在主流社会想象之外。

而当时的印尼大屠杀选择共产党人作为目标也绝非偶然。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资源重新分配的主张，直接威胁到当时掌控印尼经济命脉的政府利益。

这种结构性的利益冲突，使得对共产党人的迫害成为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必然选择。

在这种文化下，我们应当批判的不仅是个体施暴者，更是那个制造施暴者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机制——它成功地将经济利益冲突转化为意识形态对立，再将意识形态对立妖魔化为生存威胁。

最讽刺的是，那些声称最有信仰的人往往犯下最残酷的暴行，因为他们将信仰异化为绝对真理，从而免除了对具体他者的人道责任。

而观看《杀戮演绎》的痛苦在于，它强迫我们承认自己与行刑者的潜在相似性。

在一个不同的社会结构下，我们是否也会成为安瓦尔？

当国家将暴力神圣化时，个人良知有多大抵抗空间？

影片没有给出答案，但它撕开了历史记忆的伤口，让我们看到里面的脓血依然新鲜。

在全球化退潮、民粹崛起的今天，这种警示尤为迫切：任何将人群分类为“我们”和“他们”的叙事，都可能成为下一个行刑者。

2025.04.12 Yuki

CPS课上有放，最后一个镜头导演很贴切的给了观众一个长时间的缓冲长镜头并顺利过渡到结尾。

整部纪录片想表达的主题前后两部分主题没有延续在同一主线，显得有些分离。

但氛围与电影中的部分对白出人意料的优秀。

这份优秀表现在电影弥漫出的严肃但又写实的气氛里。

前半段电影着力申明片中人物的政治观点，这时影片呈现出的是其客观冷静的“记录者”角色。

后半段却又将视角一转，着重于角色心理描写。

让观众开始怀疑这部影片的定位，“纪录片”或是“电影”？

个人观影时的一些燃点。

1. 镜头对准拍片的人，是对拍电影每个角色定位的分析。

2. 对黑帮如何作用于政治如何影响社会以及如何通过自身特有的模式进行扩张进行了记录。

但是这里的黑帮不同于以往所了解的纯粹的冷血与暴力，它更夹杂了一些自讽与自嘲的意味（但无关系统的脆弱）。

3. 有趣的是，当这两者结合时，多面的视角被呈现。

黑帮本身定位充满争议，但充斥着简单粗暴的元素。

镜头本身定位亦非常有趣，它检视被拍摄者，拍摄者本身以及镜头本身所传达的限定范围。

当观众站在影片之外的更外一层时（直接的放映出片中人拍摄的影像），影片所传达出的印象和它所引起的反思则更为深刻。

1965至1966年，印尼右翼軍方叛變並在境內展開了針對左翼份子和共產主義者的屠殺並造成上百萬人的非正常死亡，影片為還原真相展開了長達八年的找尋與拍攝。

不同於平常，《殺戮演繹》並未採用受害者陳述或第三方資料等方式來試圖觸碰歷史灰燼中的餘溫；相反卻將視覺轉向當下那些曾經行刑的兇手，通過紀錄他們的生活、訴說以及對回憶的演繹來還原歷史真相。

導演將鏡頭鎖定於做為行刑人之一的安瓦爾和他的夥伴們並說服他們在一部以屠殺共產黨人為題材的影片中扮演行兇者與受害者的雙重角色。

另人驚訝之處在於，兇手似乎並未對當年所做之事感到懺悔：攝影機前的他們對殺戮供認不諱——如今他們依舊作為當權者而被當作國家的英雄。

但隨著拍攝的進展，影片所關注的核心真相從歷史事件滑向人物自身，後半部一場郊外戲的拍攝虛構出了20世界下半頁人類史上的一幕慘劇並構成上述變化轉折的明顯標誌。

那場戲中，安瓦爾和他的夥伴們"扮演"的殺手火燒村莊並殘害了村中的婦女和孩童，兩位扮演犧牲者的女性在拍攝結束後仍無法從表演中回歸現實，持續的哭泣與失神被導演的鏡頭捕捉但同時這一突發事件並未被在場的任何人所預知。

此事件直指影片核心：導演意圖使"真實"事件通過虛構的表演被重現，但將角色帶入人物後所造成虛擬對現實的創傷卻是無法可控的！

真實電影概念(Cinéma vérité)在根本上承認在紀錄電影中運用虛構手法並通過導演自身的介入引起事件的發生，挖掘真實而並非僅僅作為客觀的紀錄者。

基於此特點，我們一方面看到一條具有強烈"敘事"特徵的主線在塑造影片結構的同時，卻不得不再次面臨思考紀錄電影真實性的問題：真實之於鏡頭是否可能？

它存在於何處？

電影的主線由安瓦爾自身態度在鏡頭前的轉變而形成。

影片開頭，主角安瓦爾引以為傲地向觀眾描述並表演當年的殺戮場景並將鏡頭帶入一個個案發現場。

曾經的兇手依舊是這個時代的勝者，其中的不少人仍被當作現任政府的元老英雄，權利在握的他們表面上肆無忌憚並堅持屠殺的正義性。

但安瓦爾內心的另一面卻同時被捕捉入鏡頭之中：影片開頭不久，一次為還原行刑現場的演繹之後，安瓦爾坦然需要通過酒精、毒品與舞蹈來麻醉自己（在導演另一部電影《沈默之像》中兇手則是通過飲用人血——這種對良心的背叛而並非欺騙的做法來繼續存活），恰恰舞與屠殺前後所構成的反差揭示出言詞對於內心的背叛；而作為演員在表演中身分的互換則使他在虛擬場景中體會對於罪惡的恐懼，這一切引向最終他的懺悔。

對被害者身虛構的"扮演"到對自身行為再現的"表演"，兇手從身分回歸真實自我。

影片後半部，在一次對犧牲者被處刑的扮演中，安瓦爾直言彷彿自己真的已經死了。

而諷刺的是相同的處刑場景緊接著又重來了一次，像是對兇手直言已死的嘲弄與懲罰，同時卻在另一側面提醒觀眾影片中的表演均為虛構，發生的都並非原有真相——在這個意義上，使用鏡頭追溯歷史成為不可能，真相永遠大於影像。

結尾處當兇手坦白扮演被害者被殺死時的恐懼時，導演自鏡框外的聲音尖銳並殘酷地道出了影片中唯一的一個真相，直接揭穿他的謊言，而那些感受不過是基於虛假的經歷，源於真實的恐懼他則永遠無法體會。

人無法成為他人，一方面使得人無須立足於他者而承擔其生命重覆，另一方面卻意味著他無法逃離自身。

罪惡感的幽靈纏繞著安瓦爾，他想要逃脫，但最終卻是徒勞的——他就是幽靈，當下的他就是那個想要逃離的過去。

影片中，兇手一遍遍地由"自己"殺死"自己"，背負罪惡感等待救贖，但最終回歸現實，已定格的歷史卻使得安瓦爾無路可逃。

在這裡，真實電影的虛構特質得以揭穿影像中的謊言而直達影像背後的真實：影像本身成為控訴事實的工具，也同時體現了影像本身無力。

安瓦爾從電影中學到了許多殺人方法並在之後的屠殺中得以運用，當他再次觀看影像中的殺戮時卻認為那與他在現實中所做的相比卻是虛假和幼稚的。

此處，影像在某種程度上被付諸於現實之後，那源於影像的衝擊力卻無法再次回溯到影像本身。

面對歷史真相時，鏡頭作為紀錄工具的揭示功能在龐雜且模糊的事實面前總以弱勢的姿態出現，當攝影機將鏡頭轉向一方時，客觀的揭示從一誕生便已死亡。

此時，基於其本質上的弱勢與無力，影像便自發開始了針對現實事件帶有立場的控訴，而這一過程則成為捕捉現實唯一有效的方式 。

在這個意義上，影像面臨現實時的無力恰巧成為了其最強有力的工具！

《殺戮演繹》一片中，導演並非站在道德中立的角度，相比尋求真相，影片體現出更多的是對正義的訴求。

影片的結尾處的懺悔使得之前的行為成為兇手對自身的逃避的最終鐵證，而最後的幾個固定鏡頭則展現出他們良心的痛苦與死亡，而在屠殺共黨的電影中他們身著奇裝異服一片歌舞昇平背後則是他們無法直面的悲劇。

而作為反差，影片前半段兇手在鏡頭前對暴行的演繹在導演有關道德的正義訴求中成為控訴他們最好的證據，帶有強烈的道德判斷意識從一開始就存在於攝影機背後——導演的視角中，並依此形成故事主線並通過後期剪輯而構成第三者——觀看群體的視角。

另一方面，設定的表演場景與真實的個人回憶被揉合為一個整體而呈現於鏡頭前人物的行動與訴說當中。

從意識到攝影機存在的那一刻起，鏡頭所捕捉的就是不同程度上的表演狀態，而真相往往卻以悖論的方式被呈現出來，其中，電視機的不斷出現構成了雙重的視角：人物以影像方式存在並被他於當下所觀看（顯然安瓦爾對自己的表現並不滿意），觀察與經歷這兩種視角於主體的衝突集中於Kino-eye捕捉事件的角度。

但是不僅如此。

當兇手抽離出自身並以觀者角度來審視表演時，真相作為事實已被固定在螢幕之上，而真實卻源於他那凝視真相的目光；如果真相只有一個，那麼真實則棲息於那不斷持續的回聲當中。

透過一開始對於歷史真相的尋找，我們逐漸意識到，只有透過真實才可能觸摸到真相。

而真實不存在於歷史資料，也不存在於對歷史的演繹和對回憶的訴說，甚至不存在於歷史本身。

真實存在於我們看向的每一個人，以及那同樣看向我們的目光中。

而真實是什麼？

在一次採訪中導演說到影片標題"the act of killing"闡述了兩層含義：第一層意指killing是做為人類本性活動的殺戮；第二層則是暗指acting做為表演使得兇手與自身產生的距離。

在影片中，一名兇手被問起假設被國際法庭審判將如何做之時，他引用該隱與亞伯的例子回答說如他有罪那麼自人類史上第一起謀殺之後的所有人都是有罪的，歷史的進程中不可能沒有犧牲品，而現今的所有人都是那一次謀殺後的結果，因此無人可以指責他的罪過。

而這個例子更為深層的含意在於，當我們作為第三者觀看這一過程時，我們見證的就是歷史本身：如同影片中的安瓦爾觀看螢幕中的自己，他明白，痛苦是真實的，殺戮也是真實的。

而觀看《殺戮演繹》時的痛苦，同樣根植於我們本性土壤下，真實且原始的殺戮。

在豆瓣上标记了无数的纪录名片，大多也只是变成一些片名，静静地躺在豆列里。

足有5个月没有提笔冲动，直到今天完成了受众研究的作业：观看纪录片《杀戮演绎》。

本片原名《the act of killing》，中文名翻译的太好，深邃到带了些哲学味道。

纪录片向来是小众的，类型片才是现代都市生活的主题。

或许是自己水平有限走到了理解的瓶颈，2013年年底开始，我发现在家把一部电影从头至尾看完变成一件非常困难的事，通常要分成几次。

开篇的乏味，固定角色的设定，人物生死安排，起承转合，对于我来说只是一遍遍的重复。

类型片是现代社会最大的造梦机制，有时我情不自禁去研究它的运行原理，又经常死守固定的几种类型，趣味大大降低。

原本对纪录片是毫无兴趣可言的。

记得在世界电影史课上，最大的一个疑问就是既然影像是为了再现我们所需要的真实，那么当它去再现日常的真实的时候，不就变得索然无味了吗？

为何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法国新浪潮这种宣扬把摄像机搬到大街上去的理念会被电影界推崇至此？

又为何所有现代电影运动都奉实景拍摄、非职业演员演出为电影真髓？

我想通过《杀戮演绎》可以窥见一点原由答案。

影片拍摄于印度尼西亚，导演目的是想挖掘并重现1965年前后印尼反共屠杀的真相，起初摄制组的对象集中在被害者身上，但民众至今不敢提起恐怖往事，共产党在当今印尼依然是禁词。

于是机缘之下，摄制中心转到屠戮者身上，突然一切都豁然开朗并且可以顺利进行了。

影片围绕主角安瓦尔·冈戈展开，他是那场大屠杀中屠戮千人的恶魔，但看起来也只是一个贫穷国家的普通老人。

剧组请来一些当年曾经参与事件的当事人来一同组织拍摄一部“纪念、回忆大屠杀”的电影，借此机会也直接采访并拍摄了相关的元老头目。

这是一部“记录电影”的纪录片。

但所谓的拍摄电影只是一个幌子，导演的真正目的是旁观这场回忆，在其被再次构建的荒谬过程之中，以摄像机观察人们的所思所感。

于是，当年的刽子手成为了真正的演员，他们将出演自己。

全片前30分钟容易让人陷入犹疑不定的状态，完全看不出叙事的立场。

直到逐渐进入状态才明白过来，原来在印度尼西亚，这场大屠杀从未被定性、被批判、被追悔。

当年一手下令、实践的人们而今依然身处权利之中，并且毫不避讳谈及当初的屠杀行为。

在采访之中，人们言笑晏晏，从这些政客、党派代表、机构主席脸上我读出的是对往事的追忆神情，在无数个四季更迭，晨钟暮鼓的回忆里，他们谈笑风生的却是关于眨眼间取人首级的生死大事。

这是一个没有价值评判的国度，规则完全是由当权者写就的。

这些年纪渐长的刽子手沉浸在对记忆的歌颂之中，无比热忱。

导演用一整个反讽的时间，拷问了这段触手可及的历史。

只是或许观众很难有闲暇去体悟内里的艺术表达，任何一个文明世界有自由意志的人都会身陷惊诧之中，身陷在其由独裁话语权构建出的，令人发指的社会恐怖之中。

纪录片的真正魅力在于它所具备的力量，影像的真实力量。

纪录片可谓是回顾、拷问这类历史事件最佳的媒介了。

不必由我们来排演彼方的对错，一切全由着他们自己来展现，甚至主角们自己都浑然不觉误把这场目光的审视当做荣光倒履相迎。

历史与现实相互交杂，在人物身后投出一大片阴影。

故事的走向本身也是未知的，当事人经历了一次追忆，直到他自己扮演了被拷问的受害者，他略带疑惑的反问：当年那些人也和我的心情是一样的吗？

我感到自己的尊严被践踏了。

答曰：那些人比你还要痛苦，因为你知道这只是表演出的审判，那些人却真的要死了。

几十年来屠杀的实施者们或多或少也受到过心灵的拷问，有些人疯了，湮没在历史的深河之中，有些人找到了自我安慰的出口，活的不尽心安但也还算理得。

影片的最后，主人公安瓦尔·冈戈再次来到曾经行刑的天台，他再一次描述行刑的细节与画面，他在无声的流泪，因巨大的情绪波动导致一次次干呕。

这是影片最终的情感落定，是导演的拍摄初衷与立场，也是观众收获的立场。

并非审判后的认罪，却于无声处撼人心扉。

而整个的记录过程，也因为这种不可预判的、流动的真实性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我们看到的并非精心编造的梦幻，而是历史，是人性，不该被随意操控，也不该被任意改写。

如果说有些现实与意识形态是旁观者无力介入改变的，那么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记录它，具象它，留存它。

我相信有一天它会回归应有的位置。

而一部好的纪录片，是与历史、文化、社会并行的使者，这也是影像能释放出的最真实强大的力量。

（另：推荐南方周末专题文章《“他们对谎言上瘾” 非虚构电影<杀戮表演>》http://www.infzm.com/content/88278）图片

《杀戮演绎》这部纪录片可以算是最近最shock到我的一部片子了。

纪录片的故事背景是这样：1965年-1966年，在印尼军政府的“反共清洗运动”中，一百多万印尼共产党、左派人士、知识分子和华人遭到残忍屠杀，为了规避责任，印尼军方将屠杀任务交给了当地的流氓执行。

而在这个屠杀运动的过程当中，许多无辜的民众，包括普通的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都被扣上共党的帽子而被残忍杀害，而华人则是其中最大的受害群体。

在看到关于这部纪录片的介绍之前，我甚至从未听闻过这段历史的存在，而看了这部纪录片之后，我被深深地震撼了——仿佛看到了“地狱空荡荡，魔鬼在人间”的一个样板间。

纪录片摄制于反共屠杀运动四十多年后的2012年。

据说最初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想要拍摄这个题材的纪录片时，首先找的是事件的幸存者和受害者家属，但他们都对这段历史噤若寒蝉，不愿也不敢提及，甚至有些还遭受到了人身威胁，于是他们建议导演：“去找那些杀人者吧，他们会很乐意跟你们吹嘘这些事的。

”于是约书亚便找到了当时有名的行刑人员，其中之一便是该纪录片的主角——安瓦尔·冈戈。

导演告诉他们要帮他们拍摄一部关于当年“反共屠杀”的电影，让他们重现当年杀人的历史。

果然他们一听便兴奋了起来，立刻YY起自己即将要成为电影明星受万人敬仰的场面，并且认为这部电影将是他们当“英勇”的行凶行为的绝佳纪念，而后他们便可名留青史。

导演约书亚很聪明，他从一开始便无意主导电影的拍摄，而是把舞台和镜头全部交给这些故事的当事人，让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来重现这段历史。

实际上约书亚想拍的也并不是电影，而是把“这些刽子手拍电影” 的过程呈现出来，成为一个独特视角的纪录片，也就是后来成片并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提名的这部《杀戮演绎》。

可或许导演自己也没想到，这些行凶的刽子手在讲起当年的一桩桩暴行时竟会如此坦然自若，仿佛壮士暮年谈起当年的英雄故事一样，不仅毫无悔意，甚至还一脸骄傲。

夏夜里，他们聚在一起喝着酒唱着歌快乐地追忆当年，空气中冲斥着油腻的、廉价的感怀。

于是镜头下的他们与屏幕前的我们产生了一种超现实的、几近魔幻的感知落差。

安瓦尔是黑帮电影的狂热爱好者，他深深崇拜着阿尔·帕西诺、马龙·白兰度，并且从黑帮电影中获得了许多杀人的灵感——例如，为了避免行凶时血流满地恶臭难当，他发明了用钢丝勒住受害者的脖子，将其慢慢缢死。

安瓦尔向镜头展示他的钢丝杀人方式

当年的行刑者之一阿迪讲述当年杀人方法当年参与屠杀的很多流氓如今依然做着流氓，但他们生活得并不差，在印尼政府对流氓团体的默许和支持下，暴力似乎也为他们带来了他们想要的一切——名利双收、令百姓油然生惧的帮派地位、伊人在侧儿孙饶膝的家庭氛围。

安瓦尔反复提到一个观点——印尼语中的流氓（preman)最初是从英文中的freeman（自由人）衍生而来的。

因着这样的解释，他对于自己“流氓”的身份向来引以为傲——你看，是自由啊，一个多么高级的词汇。

“五戒青年团”是印尼最大的流氓团伙，2012年人数已经达到了三百万人，这个团体是被印尼政府肯定和支持的。

印尼副总统尤瑟夫·卡拉穿着五戒青年团的制服在集会上发表演讲：“流氓就是自由人，这个国家需要自由人···我们的社会需要流氓精神，才不变成官僚主义的国家···”苏门达腊省议员坦诚五戒青年团无恶不作“赌博、走私、夜总会、收保护费···”由此唤起了我在6月份去巴厘岛旅行时在印尼机场被海关人员索贿的记忆，当时就觉得很诧异——这么流氓的行为竟然成为了他们作为公职人员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现在想来，既然这个国家的文化就是流氓文化，倒也不意外了。

只是暗自决定，以后再也不会去印尼旅行。

他们不相信人权，以残暴为荣，拒绝接受教育，坚信铁拳即是主义。

或是混迹于电影院倒卖黄牛票，或是去华人云集的市场收取保护费，或是在需要时被军方利用当做干脆利落的刽子手。

所以当他们谈及那些杀人的经历的流露出的那份坦率，并不是因为他们为人正直诚实，而是因为他们根本不认为那是罪恶。

我们认为残忍的，他们津津乐道，我们认为荒唐的，他们理直气壮。

印尼军方不断宣传的反共电影，以及对于“五戒青年团”的价值观倡导不断给他们注射着迷幻剂，让他们日复一日活在烈日街头中的亢奋中，活在对于暴力和杀戮行为的合理性确认当中。

刚开始拍摄时，安瓦尔和他的手下赫尔曼完全是怀着新奇和嬉闹的心情，带着初入电影行业的兴奋，乐此不疲地对着镜头演示杀人场景，煞有介事地安排妇女和儿童作为当年的受害者来配合他们演出。

嘈杂的印尼民众挤成一团兴奋地围观，在导演喊"cut"之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喝彩。

然而随着拍摄的不断深入，安瓦尔的内心开始变化。

那些冠冕堂皇的杀人理由脚下的泥土开始松动，犹疑和恐惧开始流泻出来，这位老去的行凶者脸上的大笑开始僵滞，眉头偶尔若有所思地皱起。

拍摄屠杀甘榜格南村那一幕场景中，五戒青年团成员如当年般焚烧村落和强奸妇女儿童，火光熊熊凄厉惨叫间，我们看到安瓦尔茫然局促地在镜头前晃过。

完成拍摄后，那些青年团和大部分的成年群众演员很快从表演中抽离出来，并且为自己刚才的表演感到满意。

可唯有一些女人和孩子，在拍摄结束后仍然止不住地抽泣和颤抖，迟迟无法镇定下来。

赫尔曼安慰着受惊的孩子，告诉他们这只是在拍电影。

他无法理解，为何他们的恐惧会如此逼真且强烈。

后来，安瓦尔扮演了当年被自己审讯屠杀的共党人，他亲身体验着被虐待、被钢丝勒死的感受，他怔住了，好久都回不过神来，浑身虚汗，失魂落魄，根本无法完成拍摄。

由此我发现，安瓦尔身上有个最大的bug，就是“共情能力缺失“，他实际上是无法进入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的，除非他真的进入对方的局面。

他对于别人的痛苦缺乏感受力，因此残暴本性一旦被触发便一发不可收拾。

据说，他杀了至少一千人。

后来他带着年幼的孙子一起在电视机前观看自己的这段表演，第一次留下了眼泪。

他恐惧了。

他问导演约书亚：我当年拷问过的那些人，是不是像我表演的那样痛苦呢?

导演回答他：实际上，被你拷问的人要感觉比这更糟。

因为你知道你这是在拍电影，而他们知道他们要被杀死了。

安瓦尔曾多年被噩梦折磨，但他仍坚定地相信自己的正义，而当他真的身处受害者的处境时，他终于对自己发出了罪恶的质疑，可讽刺的是，他并不是良心觉醒，只是害怕受到报应。

与安瓦尔不同的是另外一个行凶者——阿迪·祖卡德里。

他劝慰被噩梦困扰的安瓦尔：“你会感到不安是因为你意志不坚定。

去除罪恶感的方法就是证明自己的合理性。

”阿迪的残暴一点也不输安瓦尔，他在街头坐着敞篷车兜风的时候得意洋洋地讲起自己当年如何杀掉自己女友的父亲，只因为他是华人。

他说自己从不会感到惭愧，更不会被罪恶感困扰，他用来解脱自己的方式，便是不断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正当的”，因为杀戮行为是被政府允许的，并且自己也从未受到任何惩罚。

赫尔曼是安瓦尔的手下，一个大腹便便满脑肥肠的混混头子，他也以极大的热情参与了电影的演出，穿着滑稽的戏服，扮成被调戏奸污的妇女，谈论起下流猥琐的事情便及其亢奋。

他实在是看起来又丑又蠢，也是无比的坦白。

有一天他突发奇想去参选议员，并开始畅想自己成为建设委员会的议员后，可以如何利用职权来捞金。

于是他跑去街头派发名片，喊着口号邀请众人投他一票，然而去时常忘记自己的竞选宣言是什么。

当然，我们发现印尼的民众实际上也并不关心他的竞选宣言是什么，而是纷纷询问投票的话有什么礼品赠送。

赫尔曼坦言贿选是所有竞选议员心照不宣的套路，并且屡试不爽。

他们在竞选活动上请来歌手和舞女助兴，一起肆意扭动着腰肢，当然下面捧场喝彩的群众也都要花钱来雇，否则便无人问津。

“现在没有人相信政党竞选那一套了。

我们都成了肥皂剧里的演员，我们的灵魂早就像肥皂剧演员一样，表面上看起来乐在其中，可实际上心里不屑得很，心里面会说：去他妈的。

”纪录片中，整个印尼人民总是呈现出一种混乱而亢奋的气氛，街道杂乱污秽，黑帮横行霸道，可所有人都不明所以地亢奋。

突然觉得，一个国家永远呆在夏天，好像并不是什么好事。

随着电影拍摄的深入，安瓦尔的恐惧和罪恶感逐渐萌生和壮大。

积攒压抑了数十年的罪恶无处葬身，从灵魂深处猛然回溯，狼狈不堪地要从口中冲出。

于是，在一个晚上，安瓦尔在当年行凶的地方呕吐起来，但最终，他只是干呕了一阵，什么也没吐出来。

最后，作为消除自己罪恶感的方式，安瓦尔在那部他参与拍摄的电影里安排了一个最为荒诞的情节：其中一个受害者把钢丝从脖颈间摘除，转身为安瓦尔戴上了荣誉勋章，口中念着台词：感谢你处决我，把我送入了天堂。

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在接受采访时称：“我想探讨的是集体想象的失败如何支撑起这一切的免罪心态和公开庆祝。

我的电影是关于一个棘手的问题：以大屠杀取乐到底意味着什么？

”为了拍摄这部片子，他在印尼呆了近十年，为了取得安瓦尔们的信任，他学会了他们的语言，并且在拍摄过程中不断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尝试“把他们当做人来对待”。

这无疑是艰难而值敬佩的。

约书亚在谈到他接触的那些杀人者时，说 "归根到底他如何看待自己，以及他希望别人如何看待他，是两个核心问题。

而这两个问题也正是关于想象的问题。

正是这两个问题导致当今印尼始终没有一个彻底改变面貌的突破口，而历史的阴霾依然非常具有破坏性的笼罩着今日。

"有一种永远永不觉醒的罪恶，他的名字叫“正确”。

刽子手们对自己的行为永远感到正确，因为他身边生活着的都是刽子手。

他们不会反思，便永远无法得以矫正，而周遭其他的声音，都沉默了，包括受害者。

而善良，无从被觉知，便不会存在。

由此我突然发现我为何会为《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地雷区》、《钢琴师》这样的二战题材电影久久感动着，因为那些故事里，在宏大的帝国主义背景下，有作为个体的人性觉醒和小小反叛，即便是身着戎装、刻板严肃的军官，也会感情用事。

人是有弱点，也是有温度的。

看完这部纪录片，感觉想说的很多，却深陷疲惫中，感到如鲠在喉，不知从何说起。

希望有朋友感兴趣的话也去看看，了解一下这段历史，然后我们可以继续深入探讨一下。

生活本身比电影荒诞多了，如果我们觉得生活平淡，那大抵有两个原因，要么我们其实很幸运地远离了罪恶，要么我们已经习惯了周遭的罪恶并陷入麻木，希望我们永远不要成为后者。

愿世界和平。

「我是殺人魔」The Act of Killing一片入圍86屆奧斯卡金像獎而引發熱議，在此之前曾獲得不少獎，這個紀錄片拍的是印尼在1965年反共大清洗中（「930」事件），蘇哈托藉軍事政變殺了50萬人，其中許多華人被當作共產黨員處決，至少有30萬華人在這次屠殺中喪生。

片中的主角Anwar Gongo是參與殺人的「印尼民族英雄」，從未因此事受到任何追究，他參與此片是因為他有個電影夢，本片記錄了他從一開始得意的講述到後來的崩塌。

值得一提的是印尼總統府發言人費扎亞（Teuku Faizasyah）對此片的發言，他指出：…許多國家歷史中都會有晦暗的部分，不要這麼輕易就對一個國家貼上標籤。

世人必須謹記美國的奴隸史、澳洲原住民的處境、美國參與越戰時的轟炸行動，其他若干國家發生違反人權的事情都有許多因素。

…必須牢記一件事情，這（反共大清洗）是發生在冷戰脈絡下的事情，是一場對抗共產主義的戰爭。

…原來，這套「歷史背景論」是曾以反共之名進行大屠殺的政權非常熱愛的理論。

我在想，為什麼在台灣的二二八、白色恐怖事件中，總有人提「國共內戰」「冷戰脈絡」？

不是說「冷戰」是「不流血的戰爭」？

這所謂的「不流血」指的是不流敵國的血，卻是大量屠殺自己人民的「國家暴行」吧！？

言歸正傳，現在來談談這部紀錄片。

這部片並沒有什麼歷史鏡頭，也沒有拿出來任何受害者的照片、遺物或血淋淋的控訴。

完全是Anwar個人在拍攝他過去「消滅共產黨」的過程，也讓我們看到目前印尼對這個「250萬的共產黨份子被消滅」歷史的看法。

1965年後，有無數的華人與無辜者被印尼掀起的反共狂潮所殺害，手段兇殘是一回事，但聽到加害者的想法，倒是導演Joshua Oppenheimer非常獨出心裁的設計。

本片一開始就提到：「1965年，印尼政府被軍方推翻。

任何人如果反對軍方的獨裁專政，都會被指控為共產黨。

主要對象是工會領導，沒有土地的農民，知識份子和華人。

在西方的直接援助下。

不到一年時間，有超過一百萬的“共產黨人”被殺。

」請注意，這是這個美國導演自己的說法，西方的直接援助無異就是最大的幫兇，這不就是所謂的「冷戰脈絡」？

美國過去不也強烈支持台灣蔣介石的獨裁政權白色恐怖？

Anwar是棉蘭電影院的一個賣票員，後來加入武裝組織，這個組織的宗旨之一就是「消滅共產黨」，他們把他翻譯成英文的Gangster，又說他原意就是freeman，我看的翻譯版本譯為「流氓」。

北蘇門答臘省省長Syamsul Arifin說「匪徒們希望自由的做任何事情，即使他們是錯的。

如果我們知道如何與他們合作，我們只需要做的就是指引他們」。

後來影片介紹這些freeman到Ibrahim Sinik報的辦公室審問犯人的方法，影片問負責人他們審共產黨人的時候提出哪些問題？

負責人說「不管我們問什麼問題。

我們都修改他們的回答，使它們對共黨不利。

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我的職責是讓公眾憎恨他們。

」，之後就叫freeman把「共產黨」帶到後面殺了，負責人驕傲的說「我不需要親自動手！

我使個眼神，他們就死了.」。

這套跟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好有一比。

Pancasila Youth"五原則青年團"是印尼最大的武裝集團之一，身穿橘色衣服，他們的領導人自稱「流氓頭子」，剿滅共產黨份子的方式就是「我們把他們都殺了」。

他對民主的看法也是許多台灣人的意見「我們擁有太多的民主了。

那是一片混亂。

說到"民主"，什麼才是"民主"呢？

在軍方控制下的獨裁，一切事情都會更好。

更好的經濟，更好的安全…」後來拍到當地地方武裝的頭目Safit Pardede到當地華埠收錢的情形，他說「當我需要錢時，老朋友就是沒得比了...如果是別人。

如果錢不夠數，我都不會接受的。

」，簡直就是標準的「流氓」。

更誇張的是印尼副總統Jusuf Kalla(尤素夫·卡拉)的演說：五原則青年團的精神-人們指控 說成是流氓.流氓們是工作在社會系統之外的人，不是服務於政府的。

"流氓"這個詞原意是"自由人"，這個國家需要"自由人"！

如果每個人都是為政府工作...我們會成為官僚的國家，我們會一事無成。

我們需要流氓們把事情辦了。

那些能把事情辦妥的"自由，隱秘的人"。

我們需要流氓/匪徒們敢於在商業上投機,冒險，運用你們的肌肉，不是用肌肉來毆打人民。

然而，有時，毆打人們也是必須的。

後來Anwar介紹一部印尼拍的洗腦片：政府拍攝這部電影，目的就是要人民憎恨共產黨人。

從小學開始，所有的孩子們都要觀看這部影片，孩子們每年都必須到影院去看一遍。

我記得，是因為我就在影院工作，孩子們會分化成2個群體..年齡最小的坐在前排，有一部分孩子被電影嚇壞了，但我從內心深處，為之感到驕傲，因為是我在消滅這些影片裏殘暴的共產主義份子，我比影片所能做到的要更多更好。

Anwar的同伴Adi也加入「演出」，他不像Anwar那樣深信反共片：Anwar：對我而言，那部宣傳電影使我不會為我的行為產生負罪感。

每看一遍電影，就讓我更堅信...Adi：你是這麼認為的？

我可不會。

我覺得政治宣傳電影都是騙人的。

即使是烏龜也能爬上倒下的樹木。

在我們殺了赤匪之後，再搞臭他們，太容易了。

那電影就是設計著，讓他們看上去很邪惡。

共產份子的女人赤裸著跳舞...這明顯就是騙人的。

明擺著的嘛.殺人就是要乾淨俐落！

拋屍後就回家了.這是真的，我們殺人都是很快速的。

我們殺人都是以最快的速度。

Anwar：因為我們不想吸引來大批圍觀群眾，Adi，我們好像不該這麼說。

當著這個外國人的面，批評那部政治宣傳片。

接下來他們演出審訊共產黨人的過程：共產黨人：我們把土地歸還給農民。

我們還給他們肥料，種子和農具等。

目的是…審問者：為了傳播共產主義，是不是啊？

共產黨人：真的，我們想讓人們知道共產黨是最好的政黨審問者：你為什麼招募人們加入這個不合法的政黨？

共產黨人：但以前那時，它並不是不合法的政黨啊.旁觀者：--不是嗎？

共產黨人：--1965年前嗎？

當然是合法的政黨兩人相視大笑…這段相當有趣，因為共產黨人與審問者分別由Adi與Anwar扮演，他們在1965年都是屠殺「共產黨」的人，他們當然知道共產黨曾經合法過，也知道他們當年是如何自辯的。

另一段是Adi與Anwar的對話，相當發人深省：Adi：有時，我會想...如果我父親是被殺的共產份子。

我也會覺得憤怒不安。

這很正常的，不是嗎？

比方說，你殺了我的父親，我會對你很憤怒。

憤怒。

為什麼你要殺我父親呢？

然後呢，你不讓我上學，不讓我工作。

甚至不讓我結婚。

這一切需要被糾正。

從來沒有正式官方的道歉。

但道歉真有這麼困難嗎？

政府應該正式道歉，不是我們那會像是藥，能減輕些疼痛。

Anwar點點頭：--寬恕--他們會不會暗地裏詛咒我們？

Adi：--暗地裏詛咒我們...Anwar：--因為如果公開的咒駡我們，他們會被逮捕的！

所以他們偷偷的咒駡。

對我而言，Adi，到最後...我睡覺受到驚擾，或許就是因為...當我用鐵絲勒死那些人時，我看著他們慢慢死去Adi：但你用其他手段時，你也看著他們死去啊Anwar：是啊，當我睡著時，這些場景又進入我的夢境。

他們給我帶來了噩夢。

接著是Adi與Anwar在車上的談話：Adi：還記得1966年“粉碎中國人”的運動嗎?你給我一份華裔共產黨份子的名單。

沿著蘇迪曼(將軍)街我殺了每一個我遇到的中國人，我捅死了他們。

我記不清總數了，但至少幾十個。

我遇到一個就捅一個。

一直殺到亞洲街。

就在這，我遇到我女友的父親。

你還記得那時我女友是個中國人吧？

“粉碎中國人”運動變成了“粉碎女友的老爸”運動。

所以我也捅了他，因為他是中國人。

他摔落進一個坑渠，我用磚塊砸他，他沉下去了。

到了片場，Adi又說話了：殺戮是你能做的最嚴重的犯罪。

關鍵是要找方法，不讓自己感到罪惡。

歸根結底，就是要找到合理的說辭。

比方說，別人要求我去殺某人。

如果報酬讓我滿意，那我當然回去做，從這方面看，就不是錯誤行徑。

就是這樣的觀點，我們必須堅定自己的信心…一段刑求演出後，沒想到一個演共產黨的人說話了：演共產黨的人：如果你想聽真實事件，我倒有一個。

另一個演員：說來聽聽。

因為我們拍的一切，也是真實的。

演共產黨的人：有個店老闆，他是那個地區的唯一的一個中國人。

說實話，他其實是我的繼父Suryono（Anwar的鄰居），雖然他只是我的繼父。

但自從我還是嬰兒時，就生活在一起了。

大概淩晨3點，有人敲我家的門。

“是誰啊”。

...他們叫我父親的名字。

我媽說道“有危險啊，你不要出去。

”但他還是去開門了。

我們就聽他驚叫了一聲“救命”。

之後就沒聲音了。

他們把他給帶走了。

直到清晨，我們都不敢睡覺。

有人問：--那時你幾歲啊演共產黨的人：--11 12歲吧。

所以，我記得很清楚。

這不可能忘記的嘛。

之後，我們在一個油桶下面找到了他的屍體，那是被剪開的半個油桶，那屍體就像這樣，躺在桶下面。

他的頭和腳被麻袋套著。

但一條腿是這樣伸在外面。

那天早上，沒有人膽敢幫助我們。

我們就像埋頭死羊一樣，把他埋在了大路邊。

只有我和我爺爺去收屍。

把屍體拖到坑邊，沒人敢幫我們。

那時我還很小。

隨後，所有的共產黨人的家庭都驅逐了。

我們被驅趕到了一個叢林邊的貧窮的棚戶小村。

說真的，這也是我從沒上過學的原因。

我不得不自己教自己讀和寫。

我也沒必要向你們隱瞞這些。

我應該相互瞭解對方，不是嗎？

我保證，我不是在指責你們的所作所為。

只是想給電影提供些資訊。

我保證我沒有指責你們的作為。

看到這段我很震驚，這個演共產黨的人竟然就是一個受害者的後代，他繼父也是Anwar的鄰居，而Anwar很有可能就是他的殺父仇人！

鏡頭不斷的照著Anwar，其實導演從影片開始就一直不斷拍Anwar，看著他細微的表情牽動，觀眾們其實可以感覺到他的心思。

後來，Anwar「再現」那個刑求逼供的場景，這個演共產黨的人繼續演出，痛哭流涕中，彷彿他感覺到他繼父的痛苦。

最後，他被他們用鐵絲綁住脖子絞死。

這個時候鏡頭不斷拍著Adi與Anwar，他們臉上露出奇異的表情，這部片究竟是紀錄他們榮耀的過去，還是一個懲罰呢？

演完這段，Adi驚醒了，他說：Adi：聽著，如果我們這部電影製作成功，它將駁斥所有的媒體宣傳關於共產黨人是殘酷的說法--要展現我們才是殘忍的--我們是殘忍的，如果電影成功了。

我們必須理解我們這裏努力的每一步，這不是因為害怕，40年前的任何罪案，法律上都已經過期了。

不是因為我們害怕。

主要是形象問題。

社會民眾感覺，“我們始終懷疑這事。

他們撒謊說共產黨是殘酷的”這不是我們的問題。

這是歷史問題。

整個歷史事件的冤屈將變清白。

不是180度翻身，是360度！

如果我們的電影能成功。

某演員問：如果那都是真實的，那為什麼我們要隱瞞我們的過去呢？

Adi：不是啊，結果是Anwar和我以前說的和做的都是錯了。

共產主義份子並不殘忍。

某演員：--但那是真的Adi：--我完全同意，但不是所有事實必須要向公眾公開的。

我相信上帝都會有自己的秘密。

我絕對意識到我們是殘忍的。

這就是我要說的。

現在交由你來決定，你要怎麼做了。

鏡頭不斷照著繼父被殺的演員，他不斷的流淚。

Adi這段「隱瞞論」，不也是台灣奉行不渝的「傷口論」嗎？

紀念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就是挑起傷口，時間過去那麼久了還要怎麼樣？

不是賠錢了？

有批人不是不斷的這麼說嗎！

影片進行到中段。

拍攝者問：我不想讓你感覺不舒服，但我不得不提問。

你把它看作是"戰爭"，所以你不會像Anwar那樣被鬼纏。

但日內瓦公約定義你的行為是“戰爭罪行”。

你把它看作是"戰爭"，所以你不會像Anwar那樣被鬼纏。

但日內瓦公約定義你的行為是“戰爭罪行”。

Adi：我不需要贊同那些國際法律。

當布希當權，古巴關塔摩監獄是合法的。

薩達姆侯賽因擁有大殺傷武器，也是對的。

當時，布希說是對的，但現在是錯的。

日內瓦公約或許今天是人道的。

以後我們會有我們的雅加達公約，替換掉日內瓦公約。

只有勝利者才能定義“戰爭罪行”我是勝者，所以我能有自己的定義。

我不需要遵從國際上的定義。

更重要的是，不是所有的真都是好的。

有一些真相並不好，比如重新啟動一個案件審理。

即使你發現的一切都是真的，但那不好。

拍攝者問：但是對數百萬的受害者的家人而言。

能真相水落石出，是件好事。

Adi：那好啊，但需要從人類第一起謀殺開始調查。

為什麼要只關心屠殺共產黨人呢？

美國人殺印第安人。

有誰因此而被處罰呢？

懲罰他們啊！

對我而言，重審這事件，就是挑起爭端。

我準備著，如果這個世界想繼續戰爭，我準備好了。

如果你想讓我們爭鬥，我準備好了。

拍攝者問：如果你被帶到海牙的國際法庭呢？

Adi：--現在嗎？

拍攝者問：--是啊。

Adi：我去啊！

我不覺得有罪，我為什麼要去呢？

如果能讓我出名，那我就準備去。

求之不得，把我召去海牙吧。

走筆至此，本文含引用已經超過5000字了，為何幾近把其對話照抄的原因是認為他們的對話非常深刻。

其後該片呈現了Anwar與五原則青年團如何屠殺人民、其腐敗，與印尼民主的荒謬，接下來拍到Anwar過去的作為，他們上談話性節目的一段話可為參考：而談到和解/調解，未來將不會有和解，因為過去發生的，已經成為了歷史了。

故事的結局必須是這樣的。

對共產主義份子，不會有任何調停和和解。

那為什麼那些受害者的兒女們沒有採取報復行為？

不是他們不想報復，是他們不敢。

因為我們把它們剷除乾淨了。

Anwar在演出一個屠村場景時「良心發現」，直到他自己也演出被刑求片段時終於「入戲太深」而崩潰，他看了自己的演出後說：Anwar：被我曾經拷打的人，是否和我當時感受到的一樣？

我能體會到被我拷打的人的感受。

因為影片裏，我的尊嚴被徹底摧毀了。

恐懼隨之而來，侵入的我的全身。

一切的恐懼突然壓向我的身體。

恐懼包圍著我，並侵襲著我。

導演：其實，被你拷打的那些人感受會更糟糕。

因為你知道這只是電影拍攝，但他們知道他們將要被殺。

Anwar：但我真的感受到了，Joshua，真的。

難道，我犯了罪？

我對太多的人做了這些事，Joshua...是這一切都會來報應我嗎？

我希望不會是。

我不想要遭到報應。

Joshua…片尾，Anwar 到他們折磨並殺害抓來的共產黨份子的場所「巡禮」，想到這一切，他痛苦的嘔吐並哭泣…看完這兩小時四十分的影片想到，這部片對Anwar究竟是懲罰還是救贖呢？

導演是否殘忍？

我曾看過一部片「希特勒的孩子」（Hitler’s Children），「受害者的後代」與「加害者的後代」的相遇，還有些「加害者的後代」如何去探索他們祖先的過去…，這樣認真面對歷史的傷口，不是才能堅強的繼續走下去嗎？

Anwar當年可說是用手或用各式各樣殘忍的手段殺死了千人以上，如今這個導演以「上帝視角」來設計他檢視自己的一生，固然對他這個老人是一種折磨，但如同他自己很喜歡的那個劇中劇的結局，這一切，是一種救贖。

看了這片，我也想起了曾讀過的一本書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體」，這些華裔在這樣的創痛下，能與印尼有「想像的共同體」嗎？

我還記得書中Benedict Anderson曾談到他在印尼待了非常久，還會說當地話呢，怎麼沒在該書提提這件事？

後來我找到標榜師承Benedict Anderson，一本談印尼華人認同的書說「沒有真正的優勢族群存在…將是台灣社會最重要的省思」（see 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文化、政略與媒體），台灣社會真能省思什麼嗎？

這十年來，我去了不少次各類二二八紀念館、白色恐怖遺跡，有機會就讀讀相關的報導或書刊。

關於大屠殺、種族衝突的電影也是我一直以來關注的目標，最後的蘇格蘭王（The Last King of Scotland）、盧安達飯店（Hotel Rwanda），台美人的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德國終戰三部曲等，美國的黑白種族電影更是看了不計其數。

每看到這些我就會思考，台灣的族群差異絕對比任何國家小，為什麼別人能有那種反省或孕育出感動人心的作品，台灣卻沒有呢？

台灣政府在面對過去時，是否做的不夠？

又為什麼總有一些學者、媒體、人民要把台灣一部份人區分為「外來」？

這片給我的意義是：我不同意Adi「上帝都會有自己的秘密」這話。

這段時間，我不斷的貼出關於眷村、二二八的文章，這是一個開始也是一個結束。

開始的是這些「我們的不同」絕不應該被掩蓋，無論是反省或控訴，我都要把它寫出來。

結束的是，已經十年了，該結束的還是應該結束，雖然不是現在、立刻，但我會把這段日子整理出一個總結。

如果可能，我希望這部紀錄片我是殺人魔（The Act of Killing）能給台灣的教訓是：傷口的復原不是建築在隱瞞上， Adi曾經說「政府應該正式道歉，不是我們那會像是藥，能減輕些疼痛」，我則認為，一切的藉口只是傷口上的鹽，真相才是藥，它才能夠真正的治療台灣的裂痕。

Written by blackjack 2014/3/10

这部纪录片某些片段看得我极度不适，我选择了跳过。

他们的荒诞，他们所谓的自我安慰，他们所谓的乐在其中。

都是建立在噩梦般的他人的痛苦中。

流氓在一定意义上等于自由人，真的荒谬！

自由是建立在一定法制基础之上的，每个人都有自由，但不是绝对自由。

他们拥有他们的人生，他们享受此糜烂生活并乐在其中。

我们好像没有批判和审视的资格。

那毕竟是他们选择的，但是他们的人生影响到了其他无辜人的人生，那便是有罪。

纪录片前半部分，安瓦尔和他的同伴享受着重演杀戮的快感，享受自己将他人生命掌握在手中的权力。

可是慢慢的当影片行进到后半部分，他看见熊熊燃烧的房子和妇女孩童，他不再笑了，他的痛苦慢慢的开始揭露在大众眼前。

他也是痛苦的。

他背负着上千条人命。

当他自己去演习受害者的时候，他终于体验到了那种恐惧，那种无助，那种绝望。

他对导演表达了自己的后悔，导演对他说：你知道这是在演戏，而他们知道接下去就是死亡。

毫无疑问，他接下来的生活会在痛苦中挣扎。

最最魔幻的事情是，那些受害者为他颁发的金牌。

他也在尽力说服自己，安慰自己。

杀了他们是正确的吧。

影片就这样在安瓦尔的干呕中结束，当然我也跳过了。

#Film# "The Act of Killing" ("杀戮演绎")，第63届柏林电影节上获纪录片类观众大奖，被英国杂志《Sight & Sound》评为年度十佳，这些并不闪耀的光芒不足以彰显其自身的价值，和"绝美之城"一起理所当然地进入我的年度十佳榜单里。

159分钟的导演剪辑版本，把本应沉闷的纪录片以真实人物和超现实主义结合的形式引导观者体验从愤怒, 不适, 麻木到反思的过程，着实不是传统纪录片所能带来的创新，是历史真相的探寻，也是揭露人性的旅程。

影片由故事主角"千人斩"刽子手Anwar Congo讲述自己如何踏上"行刑人"之路，除了邀请当年参与者共同回忆往事外，还和手下的小伙伴们一起拍摄了一部自编自演的魔幻主义色彩回忆录故事片，在荒诞的现实中透着现实的荒诞。

在影片开头，名不见经传的导演Joshua Oppenheimer (约书亚·奥本海默) 便打出长篇字幕介绍了年代背景，1965年在苏哈托领导的印尼军事政变后对知识分子, 共产党员, 失地农民, 华人的一场反共大清洗，超过百万人被军队授意的社会流氓地痞随意虐打致死，美其名曰"处决"，而这些本来社会底层的烂仔们也有了个冠冕堂皇的称号"行刑人"。

印象最深刻的不是行刑人眉飞色舞地吹嘘杀人骄绩，不是Madam Post报社社长对屠杀的不屑，不是Pancasila Youth(五戎青年团)这个屠杀主力军团长激情四溢的煽动演讲，也不是摄像组跟随流氓团员们到菜市场勒索华裔店主交钱时颤抖的双手，而是Anwar当年的团长阿迪临走时令人发指的嚣张。

当导演问他如果海牙国际法庭判其有罪怎么办，阿迪坚定地说我一定会到场，我没有罪，求求你一定要让我到场听候审判，所谓的有罪就是胜利者制定的准则，我赢了我说了算。

我们往往一厢情愿地为恶人添加悔恨的泪水，当得知作恶者并无丝毫忏改之意后气愤难平，殊不知追究因果的无力。

这个世界充满了恶，作过恶的人依旧在作着恶，唯一能做的只有告诫自己不要作恶，然后在这个恶世有尊严地生存下来。

看完影片，我对印尼这个国家的腐败原始野蛮龌龊的偏见，挥之不去，那是个从上到下恶人当道小人盛世的社会。

也许只是因为导演剪辑素材展现的都是社会丑恶，而加深了我的看法，官商勾结演说煽动选举作秀粉饰恶行，哪样仅仅是印尼所有，只是我们在自己所熟悉的社会里都学会了麻木和沉默。

在Anwar自演的故事片结尾，他穿着一身黑衣，站在彩虹瀑布前，旁边是两个脖缠钢丝的殉难者，其中一个解开钢丝取出一个奖牌为Anwar戴上，并说感谢您杀死我们。

这个超现实魔幻色彩的结局，让人忍俊不禁后感叹世事的荒诞。

一个教导孙子要向受伤的小鸭子道歉的爷爷，回忆起杀人过往津津乐道，拍下片子是希望向后人宣示真实的历史，认为别人眼中的他干的是一件无比正确的伟大事业，最后在无法抵抗的干呕和无尽的可怕梦魇中苟活着。

也许千千万万个Anwar也是受害者，是当权派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用工具，哪怕他们犯下的是人间最大的罪。

当我们得知罪恶真相的一刻并不可怕，更可怕的是原来我们一直在纵容着罪恶并且无能为力，然后在世界是美好的谎言里继续生活。

总希望能出现以虹卫冰现状为切入点的纪录片，采访当事双方，可是不可行，没有人想说，想说的不让说，说了的也没用，犹如小石子投江。

所以此片的牛逼之处就在于天时地利人和，难以再找到一个国家在事件过后近五十年恶人依然逍遥法外大肆炫耀自己的恶行并沾沾自喜乐于传颂，成就了这部匪夷所思的影片，就像是找来希特勒向观众介绍如何屠杀犹太人，找731部队导游人体实验所，找金三胖吹嘘如何处决国民一样，不可思议。

联想起HK人质事件，印尼政府依旧没为自己的处置失当而道歉，不难得出意料之中的结论，在印华人生存环境依然恶劣，九三零事件的阴影仍旧缠绕，过百万条生命视如草芥，至今也无向遇难家属道歉，可想而知这个国家的文明开化程度，信奉的仍是部落般的弱肉强食丛林原则，只是披着人皮的动物属性。

影片最后，导演以一段色彩浓烈的歌舞场面结尾，仿如腥浓鱼生过后的小块姜片，留给每位观者空间去回甘去反思。

通过被拍摄者自己拍摄希望别人怎样看待自己的方法，给予观众全新的视角切入，尽量排除了拍摄者的立场和态度，更客观真实地让每个人作出自己的解释。

这部纪录片在影单上列了很久，一直没出现一个契机让我立刻想看，好电影毕竟太多了。

最初在朋友圈看到The act of killing观后感，以为和寻常历史纪录片大同小异，平铺直叙，就想着什么时候有空就当上一堂历史课吧。

拖着拖着，契机出现了。

2019年11月16日的《经济学家》刊登了一篇讣告，标题为“The executioner's song”，开篇对逝者介绍更引人注目：Anwar Congo, a perpetrator of the mass killing in Indonesia in 1965-68, died on October 25th, aged 78。

我没有立刻联想到那部纪录片，反而有些困惑。

从TE不厌其烦期期揪着HK，TW说事大致可以判断其立场，不外乎是要高举“民主”、“人权”的大旗唾弃一切“非民主”、“反人权”现象。

mass killing岂止反人权，算起来应该叫反人类罪，而讣告版面介绍的大多是在某一领域有杰出表现或突出贡献的人，Anwar Congo凭mass killing独占一整个版面，着实匪夷所思。

历史纪录片当然要回顾历史，可以靠技术，可以靠人。

导演Joshua Oppenheimer把当年的行刑者召集起来，请他们拍一部电影再现当年的情景，纪录片拍的便是幕后的故事。

片里的行刑者配合至极，大约是觉得有意思，聊着那段血淋淋的历史，各个谈笑风生。

但当电影停止拍摄时，总会出现大段的安静，这就是punishment出现之始。

在有人辩称当年种种措施之必要或是虚构时，Congo的同伴一针见血，他们做的都是错事，杀人是最恶的恶行。

Congo说音乐、酒、毒品可以帮他摆脱负罪感，实则不然，这些东西只能帮他缓解无路可逃的痛苦，这种痛苦正来自罪恶感。

他坐上当年受刑人所坐的椅子，感其所感，“受刑”时，他不由自主地落泪；“受刑”完，他问道：“Did the people I tortured feel the way I do here?”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导演Joshua回答得毫不犹豫，“No”，Congo大约想要一点安慰，可这份安慰他实在要不起。

影片最后，Congo再次来到演示杀人场景的阳台，晚风习习，他却吐得一塌糊涂。

当晚看完The act of killing，再回看文章，果然一出杀鸡儆猴的好戏。

杀人的是老天，警告的是做恶事却逃过法律制裁的人。

不是不报，时辰未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