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

《悲惨世界》如果没有那个让人震惊的结尾——警察在一群孩童的暴力围攻下束手无策——充其量，只是一部普通的电影，它回到暴力的话题，并将之归于环境。

正是有这个意料之外的收尾，《悲惨世界》变成一部杰作。

它揭示了暴力的根源来自童年：暴力是养成和习得的，而非一时冲动；同时指出孩童在犯罪上的“优势”。

社会以法律的形式保护了孩童，即便他们犯下罪行——法律明文规定未成年人的犯罪不认为是犯罪，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于是，一种“例外状态”被人为开辟出来。

在《悲惨世界》的结尾，警察面对孩童们的暴力袭击，无力还击（也不能还击）。

不对未成年人行使暴力，这不仅是伦理上的约定，也是被法律明文严格限制的。

相反，倘使对方是成年人，警察不仅可以用暴力回击“袭警”行为，甚至可以将对方击毙，而不必负法律责任。

孩童成了例外，孩童犯罪成为悬置法律的“例外状态”。

《悲惨世界》抛出了这个问题，又没有给予答案。

这是电影又一处让人觉得高明的地方，如同一份关于暴力的社会学调查论文。

如何解决这个难题？

没人知道答案。

| 作者：Elena Lazic| 原文发表于《视与听》（Sight&Sound）杂志2020年5月刊| 译者：小双@迷影翻译| 译文首发于迷影网：https://cinephilia.net/76691/摘要：拉吉·利（Ladj Ly）的作品《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2019）是一个关于法国社会边缘的警察暴力和种族紧张关系最终爆发的故事，故事发生在巴黎城郊，与25年前的电影《怒火青春》（La haine，1995）有着相似性。

本文作者埃琳娜·拉西克（Elena Lazic）与导演聊了聊他是如何努力争取在法国主流电影之外为电影创作创造更多空间的。

在导演拉吉·利（Ladj Ly）的电影处女作《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2019）的开篇，一架无人机正在飞行，它在巴黎北郊的蒙费梅尔地区上空翱翔，而观众则从它的有利视角向下俯瞰。

尽管蒙费梅尔距离巴黎市中心只有16公里多，但这里的生活却是另一个世界，这个镜头让我们鸟瞰到了这个对大多数人来说只出现在新闻中的属于巴黎的地区。

蒙特梅尔，也是1862年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史诗般的小说《悲惨世界》中的反派德纳第夫妇（Thénardiers）所经营的客栈所在地，这也是电影片名的来源。

从无人机的视角俯瞰这个地区，似乎很平和，麻烦似乎都已被安全移除，但拉吉·利的这部电影会带我们下降到地面上，去关注街头发生的事，去感受存在于民众内部以及他们和警察之间的危机四伏的紧张局势。

此片将故事设置在令人担忧的两天内，提供了一个局内人看待这种紧张关系的视角——拉吉·利本人在蒙费梅尔成长的过程中也见证了这种关系，最严重的是在2005年，警察的一次暴力事件引起暴乱，最终导致两名青少年死亡——而这一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导演创作《悲惨世界》。

我们很快发现，无人机的驾驶者是一个名叫Buzz（导演的亲生儿子阿尔-哈桑·利Al-Hassan Ly饰）的文静少年，他用无人机来观察他所在社区街道上的生活。

但是，当他的遥控相机无意中拍到了一些画面时就成了影片叙事的关键要素，画面中，一名年轻男孩Issa（伊萨·佩里卡 Issa Perica饰）被由头脑发热的Chris（亚历克西斯·曼蒂 Alexis Manenti饰）带头的三名警察攻击。

警察们一直在追捕Issa，因为他从一个叫Zorro（Raymond Lopez饰）的人那里偷了一只幼狮，而Zorro是当地一个马戏团的老板，警察们的行为加剧了当地不同种族之间的紧张和猜疑。

当警察们得知Buzz用无人机记录下了一切，便疯狂地试图找回录像，以删除影像记录。

无人机镜头是《悲惨世界》的核心，很明显也是对马修·卡索维茨（Mathieu Kassovitz）的作品《怒火青春》（La Haine，1995）中的一段著名的镜头的致敬，任意一部以巴黎城郊为背景的电影都不可避免地会被与之做对比。

在那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电影中，在无人机还没有成为轻易即可获取的电影制作工具的年代，为了拍摄一个俯瞰广场的惊人镜头，导演卡索维茨不得不使用一架简陋的迷你直升机，画面中，孩子们在广场上听着从公寓的音响里传出的音乐，要么是经典的香颂女歌手伊迪丝· 皮雅芙（Edith Piaf）或是说唱歌手KRS-One。

《怒火青春》一经推出就引起了轰动，让许多人看到了巴黎城郊的生活现状，那里充斥着无处不在的暴力以及警察的暴行。

25年后的今天，拉吉·利的电影在法国也产生了影响，揭露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反映出这25年来情况并没有发生多少变化。

去年5月，当《悲惨世界》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时，在很多人看来，拉吉·利仿佛凭空出现，从来没听过的一个人，竟然作品已经如此成熟。

但其实他在过去的十年里积累了大量的作品经验，他在一家名叫Kourtrajmé（法语“短片”）的艺术团体中执导并参与表演了一系列短片。

其中有一部2017年的短片，也叫《悲惨世界》，由同样的演员主演，在克莱蒙-费朗国际短片节（Clermont-Ferrand International Short Film Festival）上获得认可，并获得凯撒奖提名。

Kourtrajmé团体成员出品的短片绕过了通常的发行渠道，经常通过网络渠道直接发布，这标志着Kourtrajmé定位是在法国主流电影圈之外。

事实上，Kourtrajmé团体历史悠久，它创立于90年代中期，与拉吉·利一起创作的还有一些比较熟悉的名字，其中不少都留下了电影杰作。

其中一位是电影导演科斯塔·加夫拉斯（Costa-Gavras）的儿子罗曼·加夫拉斯（Romain Gavras），他以为多名艺人执导暴力MV而闻名，还拍过同样以巴黎城郊为背景的喜剧片《世界属于你》（Le monde est à toi，2018）。

这部电影的主演是文森特·卡塞尔（Vincent Cassel，法国著名演员让-皮埃尔·卡塞尔Jean-Pierre Cassel的儿子），他本人也曾在Kourtrajmé出品的一些短片中出现过。

金·查普龙（Kim Chapiron）是团体创始人之一，也是平面设计师Kiki Picasso的儿子，以作品《撒旦》（Satan，2006）、《恶狗帮》（Dog Pound ，2010）和《超级精英》（Smart Ass，2014）闻名。

如今，Kourtrajmé团体拥有135名成员，活跃在多个领域。

拉吉·利出生在西非马里，与加夫拉斯和查普龙一样，他也热衷于在法国那些通常与外界隔绝的主流渠道之外为法国电影创作创造空间。

这个团体也试图挑战人们的期望：Kourtrajmé团体出品的短片往往充满幽默和热情，在法国媒体上放映时，观众很难把这么高质量的影片与巴黎城郊联系在一起。

例如，在拉吉·利的第一部短片《Go Fast Connexion》（2009）中，导演讽刺了对巴黎城郊的新闻报道中极端严肃的语气，那些新闻将巴黎城郊描绘成少数族裔居住的堡垒，外部的人想进去的话就要后果自负。

十年后，《悲惨世界》是对新闻报道中看似神秘的少数族群的失真描述的又一次纠正，展示了对“他者”（the Other）的恐惧是一个从根本上已经毁坏了的制度的核心。

这部电影是计划中的三部曲中的第一部，目前，拉吉·利正在创作第二部和第三部。

埃琳娜·拉西克（Elena Lazic，以下简称EL）：大多数人都是通过《悲惨世界》发现你的，但你拍电影已经很久了。

能否介绍一下你在Kourtrajmé团体创作的作品？

拉吉·利（Ladj Ly,以下简称LL）：别的不说，Kourtrajmé团体首先是我的一群朋友，我们都是一起长大的，我们从幼儿园或小学时就认识了。

这个团体成立于1994年，当时我们抱着拍自己的电影的野心。

我是在1996年加入的，我和金·查普龙从小就是好朋友。

我一开始做演员就是在他的电影里，然后在17岁的时候，我买了第一台摄影机，开始拍摄我所生活的街区。

EL：Kourtrajmé团体的其他一些成员已经转向拍摄MV或者离开了巴黎城郊，但在你的短片中，你仍以纪实风格的方式聚焦于巴黎城郊。

为什么会这么想留下来？

LL：因为那是我的故乡。

不像我那些住在巴黎的朋友们，我是在巴黎城郊也就是蒙费梅尔长大的。

那里对我来说非常亲切，可以讲述的故事非常多，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把讲述那里的故事作为我的特长，或者至少是我所知道的故事。

而且也有一种紧迫感，有很多问题需要去处理，我想我至少可以再拍十年以上关于巴黎城郊的电影。

EL：你在Kourtrajmé团体拍摄的短片被发布到网上，这是你们有意做出的选择，还是迫不得已？

LL：一种电影总得出现在某个地方，因为我们不在制片人的关注清单上，也不受任何机构的资助，就迎来了必须自己做这一切的时刻。

Kourtrajmé团体的诞生是因为我们不觉得自己属于法国主流电影圈，所以我们决定拍自己的电影，用我们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演员。

恰好，当我们开始拍电影的时候，正是数码时代的开始。

当时数码相机刚刚出现，人们第一次在家里可以上网。

我们意识到，互联网是一个可以用来播放我们电影的不错空间。

那时Dailymotion 和YouTube还不存在，我们有一个Kourtrajmé官网，我们会在那里发布视频，挺成功的。

我一直坚持着独立制片，即使是我的纪录片，也总是被电视频道审查，他们不想要我拍成的那个样子，所以我就把它们免费放到网上。

我从来没通过拍电影赚过钱，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EL：为什么决定加入警察的角色，并且从警察的视角出发去讲述故事？

LL：我想给观众一个惊喜。

我拍了这么多作品，没人想到我会以警察的视角来讲述这个故事，观众会惊讶我竟然拍了一部不偏不倚不评判、只尽可能公正地呈现一个场景的电影。

这也是这部电影的强大之处：它所描述的是现实。

创作这部电影的初衷是我们想表达每个人都可能是悲惨的——民众、警察……宇宙中所有人都可能是悲惨的。

EL：你是如何在抨击现实和开启对话之间取得平衡的？

LL：这是一部政治性电影，我有话要说：我不是为了拍电影而拍电影，而是因为我想改变界线。

这部电影开放式结局背后的想法是，它可能会让人们思考并引发一场辩论，而这就是当下正在发生的事。

不管我们喜欢与否，这部电影是一个工具，它让人们开口说话，改变了一些事情，很多事情都在被重新思考。

这部电影在法国有200多万观众观看。

政府说，看了这部电影后，他们希望改善巴黎城郊居民的生活条件。

虽然还只停留在口头未落实行动，但事情就是这样有了转变的机会。

EL：很有意思的是，这部电影给了我们一个来自外省的警察的视角——一个完全的局外人。

LL：很多时候，来到这些社区的警察都是刚从学校毕业，或者没有什么经验，他们大多来自外省。

我想，从这个人的角度来讲述这个故事会很有意思，他将和观众同时一起去了解眼前的这个社会。

不幸的是，外面的人只能通过媒体和政治来了解巴黎城郊，大多数人都没有去过。

重要的是要让人们了解到这个城郊的真实情况，这样当听到巴黎城郊时他们就不会立刻陷入刻板印象或是自己的想象中。

EL：你在2005年拍摄了现实中发生的抗议活动，这也是你的短篇纪录片《克利希-蒙费尔梅伊的365天》（365 jours à Clichy-Montfermeil，2007）中的内容。

你认为虚构电影和纪录片有什么不同的影响？

LL：我并没有把这两者分开。

如果我拍一部电影，那是因为我有话要说。

几年前，我发现自己拍摄了一个警察施暴的瞬间——我亲眼目睹了所有的后果。

我想把它拍成虚构剧情片的话会很有趣。

虽然《悲惨世界》是虚构的，但它的影响仍然很强。

不管是纪录片还是虚构电影，它所传递的信息都是真实的，这才是最重要的。

EL：你还拍了一部纪录片《在马里的365天》（365 days in Mali，2014），你说过想在非洲拍电影。

现在你还想这么做吗？

LL：是的，这是我很久以来的一个愿望。

我们将于9月在塞内加尔成立一个Kourtrajmé电影学校。

我们希望在达喀尔建立存在，培养这一代电影人，并在那里发展项目。

EL：你们也在蒙费梅尔开设了一所Kourtrajmé电影学校。

LL：是的。

如果我们希望法国电影能够改变，变得更加多元化，我们就必须自己去改变这一切。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就没人会去做。

所以，我和这所学校一起决定给多元化的机会——文化的多元化，社会背景的多元化……我们给每个人机会。

这所学校是免费的，对所有人开放，申请者不需要有文凭。

今年是学校的第二年，一切都很顺利。

看到所有这些精力充沛、有很多想法、创造力惊人的年轻人，真是太棒了。

接下来的几年，肯定会有很多事情发生，这是肯定的，不仅仅是我和我的事业，我和Kourtrajmé团体一起发展，我们总是一起做任何事情，这也是我今天努力的目标。

我希望所有的学生都能从我所拥有的和我所创造的资源网络中受益。

我们所有的学生都有很多事情做，没有一个学生会被落下。

通篇不讲政治正确，也没受到文化审查，并参加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单元。

在主流院线排片上映。

主题围绕巴黎北郊93省警民“文化关系”。

直击法国社会最敏感的神经。

片名引用雨果同名小说。

片尾也引用了其小说这段文字«mes amis, retenez bien ceci, il n’y a ni mauvais herbes, ni mauvais hommes. Il n’y a que de mauvais cultivateurs.»。

也借用作为影评标题。

再借用维基百科这段原小说评论，也许像是本片想探讨的主题。

«雨果力图表现严刑峻法只能使人更加邪恶，应根据人道主义精神用道德感化的方法处理，他借主人公之口说道“最高的法律是良心”。

他写道：“将来人们会把犯罪看作一种疾病，由一批特殊的医生来医治这种病。

医院将取代监狱”。

» 当然这不止是法国社会问题，任何国家社群都有这种冲突对立。

算是人类社会共存问题。

曾经我们历史上也存在种种早已废除的严苛律例。

那时凭借炮烙，车裂和凌迟等等酷刑来作为法律约束，用以简单粗暴的方式控制犯罪率。

雨果时代也不存在犯罪心理学学科，但如果说逐渐废除死刑制度代表这种文明进步的话，此片还是很有思考的意义。

文｜十二辰子于2019年戛纳电影节期间首发公众号：深焦Deepfocus（原标题：请把偷来的金棕榈还给我！

）1989年，斯派克·李以《为所应为》入围第42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并在30年后的今天确立了其作为黑人电影，种族问题电影的经典地位。

2019年，法国黑人导演拉德·利的新片《悲惨世界》无疑又一次在戛纳电影节为这类电影抢占了一个耀眼的位置。

《悲惨世界》作为导演的长片处女作，改编自其2016年获得凯撒奖提名的同名短片。

故事讲述从瑟堡新来的Stéphane与两位富有经验的警察在街区调停帮派之间的纷争，却因为在调停过程中一次意外被无人机记录下来的警方暴力行为而引发更加剧烈的冲突。

在有机会制作这部长片处女作之前，拉·德利已经是一位极具经验影像制作者，他多部半纪录半虚构的影片已经引起了评论界关注。

电影《悲惨世界》的故事发生在导演从小长大的巴黎郊区93省圣德尼，这里也是巴黎各种种族混杂，最臭名昭著，治安最差的区域；然而，另一方面，这里有建筑史上标志性的圣德尼大教堂，有在电影研究和精神分析领域都极富盛名的巴黎第八大学，也是在这里，维克多·雨果写下了著名的《悲惨世界》。

移民的身份认同《悲惨世界》所表达的不是种族融合这种过于空洞和理想化的概念，拉德·利也不像是斯派克·李对自己族群展开了批判，而是再一次利用自己擅长的纪录-虚构手法描述了绝大多数法国人甚至欧洲人都无可避免的移民问题（这在其之前的网络作品《go fast connexion》就已经熟悉的手法。

）很多人刚到巴黎都会惊讶于街上的有色人种之多进而认为巴黎不再是巴黎。

但是真的要对这部电影的种族话题进行讨论，首先就要尝试区别移民心理与社会心理。

在电影开场的第一幕，所有的法国人都涌上街头庆祝世界杯中“蓝衣军团”的胜利。

此刻足球让有色人种短暂的聚在了一起，或者只是简单地找到了一个共同话题。

但即使是在庆典时刻，不同社群之间几乎是没有联系的，只有来自相同种族的人汇聚在一起。

很难想象由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的社群是如何维持运转的。

西方对社会运动进行研究的主流观点来源于文化认同。

这个强烈有别于民族国家的概念，是现代性层面的文化构建。

当然，认同本身就是主观性的，是自我意识的定位。

但这种认同真的被传统的欧洲白人所认可吗，或者说移民对自己的身份怀疑就已经暗示了认同的失败。

所以电影巧妙的越过了黑人白人对立这种已经烂俗又不可调节的矛盾，转而讨论社群之间的冲突。

之所以用社群而不是种群是因为片中的群像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划分（这点与《为所应为》中对族群的讨论其实是相悖的。

）——反犯罪警察三人组、高中生、 黑社会、小孩、穆斯林兄弟……这种划分使得人与人之间认同与归类的边界被取消了，但同时让矛盾变得更加复杂而难以解决。

也许正是因为电影前半程的相安无事才凸显了潜在矛盾在最后的整体爆发。

燃点早已匍匐，只是在等待燃爆它的那根引线。

而矛盾激化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身份认同在某些特殊时刻被特殊事件强调了出来。

缺乏反思的真实2015年描述巴黎郊区少数族裔间种族械斗的社会题材电影《流浪的迪潘》拿到了金棕榈，但随后影片就引发《电影手册》杂志猛烈攻击。

他们甚至以“空洞法国电影”为主题，发表专刊批评以《流浪的迪潘》为代表的虚假政治社会电影，这类电影假借社会问题来博取电影节政治性关注，但实则只是高高在上的中产阶级对社会底层陈词滥调想象。

只是一种对于电影节入围和奖项，投机主义的政治姿态。

这类电影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欠缺真实。

因为导演欧迪亚自身包括许多巴黎白人是没有在巴黎郊区生活过的经历的。

他所构建的故事全来自于自己的阶级想象。

与之而言，第三世界的，移民的故事只是吸引人的外来的——好似电影《同义词》中听男主讲故事的法国bourgeois。

拉德利用自己的回忆和经历反驳欧迪亚，巴黎的郊区不是只有他们老白男想象中的毒品与暴力。

影片为了突出三位警察的立场不同，而特意让其拥有过于脸谱化的形象。

首先便是将短片中射伤男孩的警察从新来的Pento改成了黑人警察，这样Pento就变成了呆板的好人。

Chris所代表的是有种族歧视的白人至上主义者，Gwada是与说着异国医院的黑人的调停者。

影片由三位警察矛盾的爆发作为事件的转折，但这种失衡的让中间显得非常呆板，这场三人回家冷静思考的过渡戏也因为拗而拗而丧失了说服力。

同时，为了保留短改长的基本框架，电影必然保留了短片核心的无人机部分。

但问题在于由无人机承担的窥视功能被一群小孩的在场打破了。

既然所有人都是目击者， 又何必担心无人机画面的纪实功能被泄露。

只能说这个改动促成了无人机男孩成为了事件开端与结局的完整目击者，而两次都是通过其他介质观看这一事件。

一旦接受拉德利的强设定，那么这将是一部很容易进入的影片。

并且因为纪录片而特有的说服力很容易将观众带入。

纪录片出身的拉德利擅长对环境和突发情况进行捕捉，影片在前半部分用大量的篇幅描写了街区的日常，不同社群间的互动被丰盈起来。

但这部电影问题就在于略显刻意的强设定，尤其是从短片改为长片后，为了对元概念进行保留而不得不做出的妥协。

《悲惨世界》的核心是“赎罪”，然而有色裔社群何罪之有呢？

片名为“悲惨世界”，但唯一与雨果产生联系是因其就是在这个街区诞生了这部小说。

显然，导演的采访与对于雨果原文的引用都证明了其对于族群反思的无兴趣。

虽然拥有《为所应为》中暴力冲突的张力和驾驭斗争调度的掌控力，但却因过于描述性的安排而丧失了批判层面的延展。

又或许这种对于反思的剥夺也正是对于暴力为何在此频频发生的回答之一。

看到有人讨论说，难道一切不都是因为那个黑人小男孩闯出来的祸吗？

是。

小男孩闲着没事去偷别人的小狮子，一切都是因为这个熊孩子惹了大祸。

不过别的角色难道就没问题了？

警察不仅添了柴，还倒了一整桶的汽油助力。

做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有人偷了你的钱包，你作为警察就能拿出枪来威胁恐吓他，打他一拳，抽他一巴掌，再把枪口塞到别人的嘴里？

电影中那个警察队长（反犯罪大队，听起来好像是纠察大队的意思，警力是否也太不够了！

），与其说他是警察队长，不如说他是城市里另一个帮派的老大——政府这个帮派。

他的执法准则不是按照警察手册里执行的，而俨然像帮派那样，利用手里的牌——其他帮派的把柄——或利诱，或威胁，或合作，来掌控及平衡整座城市。

而对于那个新来的警察，他并没有完全失掉自己的原则，同时也审度过利弊，不仅仅出于对黑人警察同事的袒护：他认为如果把存储卡上交或公开，并不能解决现有的问题，反而却会因此导致整座城市的骚乱，甚至整个国家的无秩序对抗状态。

把政府的公信力降至低点，将警察的信任扭曲成仇恨，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且似乎这个代价非常巨大，巨大到需要几十年甚至百余年来抚平康复。

就像我们的文革一样。

对于他来说，似乎有三种选择：第一种，举报队长滥用职权；第二种，继续默许队长的行径；第三种，辞职或申请调离。

他选择了第二种，于是就有了矛盾的升级。

有句话叫做：仗剑而生者，必殁于剑下。

对于警察队长的那一套，他必然最后很难能够安然活到晚年，他用过的各种威逼利诱的手段，最后终会被反噬一口。

滥用暴力，只会被暴力吞噬，让局面变得更加恶劣。

罗曼罗兰有句话，反过来说就是：“ 要散布仇恨到别人心里，先得自己心里有仇恨。

”所以这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困境——获得信任难，失掉信任容易，重新获取失掉的信任，更是难上加难。

我忽然记起以前香港警察整片整片的腐败，到后来香港警方成了全球数一数二的高效廉洁典范，到如今又失掉信任。

我印象里记得以前获取信任，一是建立ICAC廉政公署，二是全警既往不咎，但再犯事从重处罚。

电影里面，警察队长是主要冲突的起因，因为即便没有小男孩偷狮子，仍会发生其他事件。

但是社会矛盾的根源是什么？

到底是制度，还是经济？

还是都要解决？

或者，历史遗留问题？

PS：1，在片头，当所有人，不论黑人白人，不论大胡子还是卷头发，当他们身披法国国旗，为法国足球队摇旗呐喊的时候，他们团结在一起，不分种族和肤色。

2，关于角色，其实还可以作更多考虑。

比如那个开枪的警察，他不是黑人，而是白人或一个亚洲人呢？

是否会因之间微妙的关系而导致完全不同的走向？

很难说。

3，其实导演可以在把男孩送回家，无人机存储卡被收走，警察各回各家，然后就结束掉电影。

这其实也算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结尾，也能给观众留下许多思考。

不过显然导演另有打算，他把冲突升级了。

我觉得这个结尾更好。

总结一下的话要套后殖民话术，边缘群体的获得国家层面的承认不够而催生了动乱和不满，因为未能从正当合法的传统路径中获得承认，边缘群体只能通过非正常的方式，如运动、暴力、反抗等重新发现自己的主体性，迫使国家机器承认自己的存在。

处于社会结构中的个人的权利是与所有人的权利所协调一致的，每个人对于他人都具有社会团结义务，对彼此负有最低限度的义务的承诺。

在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中，公民权利义务的意识首先从个人和其他主体的相遇生发出来。

孤独的自我意识遭遇了其他主体，此前知识纯粹认知性的问题转变成了由“为生存和死亡而斗争”构成的社会性故事。

主体意识到他们彼此间的相互依赖就必定进入斗争状态。

自我意识需要得到其他自我的承认，主体间的承认构成了获得自我意识的先决条件。

而承认在hegel的话语中是为了他者的利益而相应地限制某人自己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欲望，由此完成了从欲望到被承认的跳跃。

与主流的自由主义叙事不同，hegel的社群主义认为，自由王国作为一个公民自我实现的积极领域，让一个公民能够自由地对于自己的个性进行表达。

如果每个人都具有这种权利，能在社会世界中主张自己的（实际上是由由国家保证的）存在，这反过来又成为实现个人自由的条件。

他者形成了外在的客观建制，个体之间的承认被推广到涵盖现代社会的制度性的实在的领域。

然而，当一个社会将自己的组成部分限定在不充分的自由中，会出现相应的社会病态。

个体之间的平等互惠关系推移到个人与国家之间或者族群（利益团体）与国家之间的互惠关系时，就是国家层面上的承认。

根据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理论，个人与国家对话、族群与国家对话的交往行为在合理程式内进行通常会减少摩擦，但是这种合理程式是以主体间的相互承认为前提的，承认未能达到，程序理性会崩塌，摩擦性矛盾随即爆发，即个体对于承认的需求性抗争、运动、暴力等非常规的手段展现出来。

这一冲突爆发的合法性深植在法国民权运动的进程之中，早在1793年雅各宾派的《人与公民权宣言》中就有所体现，该宣言从反抗压迫出发明确承认人民有“起义权”。

影片中主要体现的是互惠性的缺失——尽管少数族裔在巴黎的公共生活中承担了相当大的劳动和并作为公共空间的一部分理应得到承认，然而少数族裔并未被赋予平等的权利和认可，并未真正被接纳到法兰西民族之中，没有得到来自国家权力层面的承认，拥有的只是和基层官僚之间的互动和群体内部的自认。

骚乱和动荡在长期不被承认的不平衡之下爆发，恰好是互惠性没有得到践行的体现——国家没有对于个人的权利进行承认，个人因此拥有起义权。

身份的承认和认同：在影片的开头，非裔少年伊萨在全法居民观看世界杯夺冠的氛围中感受到法兰西公民这一身份的询唤，感受到与姆巴佩作为有色族裔和片中的足球少年之间的联系，甚至感受到与马赛曲之间的情感联系。

然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公民是否包含来自旧殖民地的移民？

开头群情激昂的狂欢场面与之后的动乱与暴力产生了颇具讽刺意味的对位。

移民从未得到承认，即使在国家可以利用移民个人的能力谋利之时也有深深的沟壑如文化、观念、偏见阻拦。

移民被视为闯入者、错位者和不合时宜的人，他们的国家认同是否与白人一致？

想象的共同体，即原住民对于外来移民群体的承认可能仅仅在影片的开始也就是非裔足球运动员为法国的国家荣誉添彩时存在，或者从根本上来说，不同族裔之间的相互承认的“共同体”从未存在过。

不同层面的承认与自认和否认：maire在影片中第一次出现是经由持种族主义观点的白人警察之口、以讽刺的态度说出的，“巴黎的市长也是黑人”。

然而很快镜头切换到市集中的画面，白人警察尽管并不尊重作为黑人社区老大的maire，也不得不称呼其名称，并对maire对于黑人社群的有效管辖和公共空间中所处的地位进行承认。

Maire在黑人社群中的广泛影响力和自我族群的称谓构成对于市长地位的自认。

然而在抢夺储存卡的冲突中，黑人社群与穆斯林社群和警方的决裂恰好又将此前表面上的脆弱承认撕裂开，白人警察“c'est moi， la loi”的宣告和穆斯林群体的对抗直接构成对于黑人社群掌权者地位的否认。

狮子作为意象代表什么：幼年的狮子可以被人随意控制、抚摸而毫无反抗之力，但是一旦狮子成年就会成为无法控制的暴力源泉。

小狮子是非裔少年伊萨以及群体的具象，也是暴力的具象化表达。

平民在国家权力机器之下往往成为“经常沉默的、权力机器的目标”，然而当非暴力手段在失权者手中失灵，神圣暴力就会通过突然降临来填补历史的断裂。

主体间的承认广泛存在于家庭、社群和国家层面。

影片没有仅仅聚焦于街头暴力本身，而是对于参与街头暴力的个体所植根的土壤也有展现。

手持国家机器之暴力的警察在家中也是父亲、儿子，非裔少年在家中也会受到父母的冷遇。

在市民社会层面，暴力的运用和政府的缺位也恰好是国家层面的失衡。

“在一个个人有责任尊重比起的作为自由和平等的公民的民主的法律共同体之外，个人也被卷入了多种形式的家庭和工作关系之中——这些关系正变得越来越危险——而在这些关系中，我们显然获得了我们自尊的其他面向。

”对于一个新加入的群体，如果国家想要通过干预去改善承认的条件，可能存在侵犯其他领域自主存在的条件的危险，这也是国家权力在巴黎郊区的运行处处掣肘的原因。

非正式权力的行使和主体性的重新发现：阿尔都塞的主体性论强调，个体只有服从于一种实践规则和为他们提供一种社会身份的角色归属的体系，才成为主体，也即能够认识到他们的责任和权利的人。

然而，这种对于顺从于已经确立的行为预期体系的自我观念的要求构成了对于社会支配的巩固，影片国家权力对于少数族裔守法的要求恐怕也是对于公民顺从与国家支配这一消除主体性的消极实践之体现。

相反，少数族裔等边缘群体正是通过对于合法的、正方的的权力运行机制的突破或者说通过非正式权力的运作重新获得了自己的主体性。

巴黎郊区处于国家权力这一正式权力的边缘，也是国家权力在具体行政单位上运行的细微触角。

然而在巴黎的93省，这一权力的运行并非想象中的畅通无阻，起码在运行时是通过迂回的方式。

非正式权力的运行是巴黎市郊的常态，国家权力通常以既强势又妥协、既侵犯又回退的态度介入巴黎郊区的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

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从未在巴黎市郊这样得到强烈的挑战和不承认，但是又在迎面挑战的过程中得到被动的强化和确认。

说明主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确实是互动形成的，承认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试探对方底线和不断妥协的过程。

影片本身的站位和象征意义影片并不是从中产上层学者的视角来审视法国的族裔和文化的断裂，而是 以伪记录片的形式，将视角在巴黎郊区的底层人民的不同群体上不断切换，尽力客观地反映不同族裔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历史的、殖民的、权力的、边缘的区隔和撕扯。

本片是左翼电影的一个代表作，也是后殖民电影的代表作，本质上是被压迫的移民者对于自身所处的族裔中的记忆进行的传递。

导演和参与其中的演员并没有迎合精英阶层和白左叙事对于一个受压迫的族裔在幻想，而是以具备完全充足的主体性的态度探入到事件的发展、冲突和升级之中，尽力以个人的能力和能量来斡旋、调解以促进事情的解决，无论是否使用了合法还是非法的手段，是否使事情得到解决还是让事态愈发脱离控制，都可以看到充分调动主体性而不是被动接受事情发生的努力。

作为少数族裔，巴黎街区的黑人团体、穆斯林群体和吉普赛人群体在主流叙事中往往是被边缘化和想象化的，需要西方父亲般的维护其利益并加以管理。

尽管从殖民统治下赢得独立是一个巨大的成功，移民的劳动极大支撑了整个社会运转体系的底层，但是移民并未模糊明显的种族界限。

西方的权力仍然被谨慎地控制着，上到国家主政者，下到细微的社区层面的社会控制，异族人仍然被小心对待和隔离。

影片给我们呈现的恰好是权利与义务在个人与国家的承认层面的断裂，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古老的“权利-责任”范式是失效的，这可能说明了在政治哲学和行动哲学之间，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现实的断裂。

这或许是对国家层面的自上而下的权力机制的过度迷恋所造成的承认制度的单一化，并不是承认理论本身的问题。

如果想要进一步理解甚至消弭影片中乃至现实社会中的断裂和冲突，或许需要从非正式关系的相互承认，从族群、社区等碎片团体和交叉性的角度重新思考承认理论。

从2005年巴黎暴恐事件乃至发生在多个地区、多个民族文化圈层的冲突事件来看，政治权力通过广泛的、零散的、去中心化或者多中心化的政府或民间的组织网络来运作，这些前国家性的社会组织具有自身的道德原则并在国家权力下降之前就已经磨合运转。

社会正义的概念不仅应当遵从自上而下的国家机器的定义方式，而是根据相互承认的要求来界定的，而我们必须以历史发展和已经制度化了的承认关系为出发点 ，识别业已存在的社会伦理。

在我们的文化和制度语境里，片中警察混乱中开枪打伤小孩，基本算是正当的。

这帮小孩的野性和不可控，是我们的文化和制度不能接受的。

西方法律或公民意识里对执法行为的合理性与边界线的争议，在我们这通常被简化为“你有没有配合执法者”的问题，没有，就是你的错。

片中宗教和种族对立的移民社区，人性自由伸展，维持基本生存法则，在剑拔弩张中保持和平。

这种管理方式，有点类似于西方初期对待疫情的态度——既然接受了不能（短期内）绝对控制的现实，那就采取措施防止它彻底崩坏。

对待人性亦是如此，他们接受了人性复杂的现实，不去试图完全控制它，而是防止它沦落到法律不能容忍的程度，因此西方能够允许片中那样的移民社区存在。

这种文化差异，正是我们的主流社会，不能接受难民或是那样的移民社区明目张胆存在的原因之一。

我们需要一切都可控被控。

（其實沒想寫長評的，無奈超字數了。

我當然也關注移民問題，但畢竟了解太少，沒什麼可說的）法國於我而言不止是浪漫，更有革命情懷，最經典的莫過於原版《悲慘世界》的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幾百年過去，這世界還是這麼悲哀，壓迫、暴力、強權、傷害、反抗，舊有的因由沒有消失，新生的問題卻源源不斷，一切都在繼續。

本以為電影講到男主把芯片交給瓦達，故事便在這不公和壓制中結束了，沒想到緊跟著會有那麼激烈的樓道戰，最後停格在高舉的燃燒瓶和中彈孩子的臉上。

沒有人可以全身而退，人性在此刻博弈，顫抖的手槍，靜止的燃燒瓶，悄然撥開的門梢，「這是場戰爭但勝利是不可能」。

反抗的圖景總是動人，在街頭就拋出磚頭，去商場就推出購物車，在樓道就拋下所有能拋的廢棄物。

然而當一切都走向失控，還能對這一圖景說出「動人」二字嗎，未免太過冷血。

但也無法譴責奮起反抗的人民，無法對肆虐的強權和仇恨無動於衷。

我們最終會被裹挾著走向哪裡？

第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开幕在即，对于我们这群身陷疫情困境的影迷而言，或许是近期唯一值得期待的影坛盛事了。

趁正式颁奖之前，我们不妨再来围观一下今年的入围名单：第92届奥斯卡提名名单，有惊喜有遗憾。

战役尚未打响，最佳影片的公关造势已趋于白热化。

相比之下，“最佳国际影片”则似乎早已没什么太大悬念。

但尽管《寄生虫》的获奖概率最大，另外四部入围之作也同样不容小觑，包括《痛苦与荣耀》《蜂蜜之地》《基督圣体》，以及我们今天要深聊的《悲惨世界》。

《寄生虫》《痛苦与荣耀》《蜂蜜之地》《基督圣体》而这还得从去年的戛纳说起。

相比往年，第72届戛纳电影节可谓少有的“大年”，昆汀、阿莫多瓦、马力克、奉俊昊、达内兄弟、肯·洛奇等名导新作纷纷亮相电影宫。

众多瞩目中，新晋导演拉·吉利的长片处女作《悲惨世界》竟出乎意料成为一匹黑马，从诸多大师手中夺得一座评审团奖。

而在影迷们眼里，这部影片除了能让人感受到如同斯派克·李当年拍《为所应为》时的锐气之外，更宝贵的是导演对暴力这一社会概念的认知，以及其对摄影机的独特理解。

影片《悲惨世界》的故事发生在法国位于巴黎北郊的塞纳-圣德尼省，这里通常被人们称为“93区”或“93省”。

因为其本身具有工人社区的属性，再加之大量非法移民的涌入，93省逐渐成为“治安灰色地带”，贩毒、卖淫、抢劫、盗窃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率极高。

93省之于当今的法国，可谓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一方面，93省是大巴黎扩建政策以及法国移民政策的象征，再者从人权的角度出发，法国政府无论如何都不会将其弃置不顾。

但另一方面，从数据来看，93省已经连续多年被评为“法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其本身发展前景较差，再加之当地治安管理的高难度，使得管理经费日益增加，这对于饱受极端组织恐怖袭击威胁的法国政府来说，确实是雪上加霜。

在这种“三不管”的境遇之下，93省演变出了一种并不法式的独特街区气质。

《悲惨世界》的开场片段无疑诠释了这一点：法国在世界杯夺冠后，不同肤色的人凑到一起，在凯旋门前集体狂欢；表象之下，拉·吉利规整的手持镜头，则在此营造出一种虚幻的幸福之感。

然而，镜头之间一动一静、景别之间一大一小的组接，在表现出渐进、有序的节奏的同时，也使得段落内视觉差异较大的不同空间被这种节奏强行“和谐化”了，这本身就是反和谐的，它与文本上的开场即高潮相呼应，形成极其反常的观感，使得观众愈发不安、焦虑。

这种影像上的不安感延伸开来，悄然演变为街区气质的基调，即“暗流涌动的危机感”。

随着三位警察的集结，镜头开始聚焦于他们乘坐的警车。

警车在此成为叙事的主舞台，警车内，三位不同身份、不同背景的警察在闲聊与执法过程中展现出个体之间明显的差异，三人在车内看似一片祥和，实际上一下车便漏了馅。

面对移民女学生，克里斯强硬而暴力，瓦达袖手旁观，斯蒂芬则不断劝阻克里斯不要暴力执法，主张和平处理。

随着三人矛盾的铺垫，“暗流涌动”的93省街区气质也被赋予到了车内空间以及这组三角关系上；警车由此被融入到街区之中，其外来者的形象也被弱化。

而警车外，大量的常规镜头下，通过警车的路径对街区大环境进行展示。

伴随着克里斯的“毒舌”，街区的多方势力轮番登场，与三位警察或是发生冲突、或是展开“合作”，而在这个过程中，街区生态关系的轮廓也渐渐明晰。

群体与群体间的尖锐矛盾潜伏在和平的表象之下，无论是警察、“市长”还是黑人孩子们，都不过只是街区舞台上的配角而已。

而“主角”的缺失似乎使得街区形象被蜕去一部分电影的虚幻感，更多地落到生活的真实当中，传达出“暗流涌动的暴力就潜藏着我们的生活周围”，由此观众的不安感被继续放大。

值得一提的是，导演在展现街区时也加入了大量关于文化的注脚：持有无人机的黑人孩子在周末被父亲要求“到外面去，即使什么都不干也好”；克里斯对雨果《悲惨世界》的调侃；穆斯林对街区事务的干涉，等等。

这些看似戏谑幽默的片段背后却隐藏着沉重的社会问题，工人阶级对后代教育的忽视、警察治安管理的无力、宗教团体的膨胀，导演将最有力的社会表达融入到最平常的概括中，宛如社会的解剖镜，缓慢有力。

幼狮的失踪则象征街区内“权力的游戏”的开始，从马戏团偷走幼狮的孩子一时间成为权力的漩涡中心。

这场意外调动起全片铺垫的所有冲突，警察、帮派、宗教团体对幼狮的争夺，实质是对街区管理话语权的争夺。

在不正当的权力斗争中，暴力非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只会愈演愈烈。

作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一方面，孩子非但没有得到应有的正常教育，反而遭受了对心理造成极大创伤的暴力恐吓；另一方面，品尝过昙花一现的权利滋味的孩子，显然对权力也有了依赖性，这些都无疑在孩子心中埋下新的“暴力种子”。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野蛮规则在现代社会也依然适用，人类社会的暴力似乎陷入了一种悲剧性的循环之中。

旧的暴力还无法解决，新的暴力便早已应运而生。

既然“暗流涌动的暴力”已愈演愈烈，那么接下来就只剩趋于爆发。

在基本交代完主要人物关系之后，导演安排了多场激烈的追逐戏，将观众原本沉默的感官瞬间调动起来。

持续跟拍过程中依然保持镜头稳定感，使得画面产生一种新闻纪实效果，同时又大胆运用跳切，稳定之余不忘强化场面的混乱。

暴力的真正爆发则来自于那场孩子和警察的“追逐战”，手持镜头的晃动感在这场戏中达到了峰值，和喧嚣的打斗一起将影片推向第二个高潮。

而当瓦达打伤孩子时，与叙事上的高潮相反，视听选择了“沉默”。

镜头在三个警察的面部来回游离，通过外部事件，再一次强化三人的差异。

随后，加入大远景无人机航拍、嵌入新叙事线索的同时，极力地制造出一种去情绪化的客观感。

这实质上是前半段对街区描绘策略的延续，越是暴力越是冷静，这便寓意着暴力的永无止境：“高潮之后，显然还有更多的暴力正蠢蠢欲动。

”

高潮暴力冲突下，导演选择暂时冷静，这使得摄像机的外部角色属性被平稳感大大消解，似乎眼前的暴力并不是摄像机面前的表演。

经过长篇幅的铺垫之后，他们已然成为这个街区鲜活存在的个体；而潜藏于日常生活的暴力，被“自然”地戏剧化表现，并为观众所接受。

在影片的后半段，导演将这种循序渐进的暴力表现节奏发挥到底，在看似一天终于结束、趋于一片祥和之后，将冲突再次推至极点，一切又因此沦入万劫不复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拉·吉利的摄像机在电影中时常变换着不同的身份。

在前期铺垫街区群像的时候，摄像机像是一个窗口，观众通过这个窗口客观地注视着街区中的一切，影像由此产生了高效的概括效果。

随着主要环境的铺陈结束，摄像机视野变小，关注点由外部大关系转为内部小关系。

此时的摄像机则变为显微镜，细致地剖析着几个团体间内部的矛盾，将文本上的注脚高度视觉化，某种程度上也服务着叙事。

而激励事件发生之后，摄像机运动方式产生急剧变化，运动镜头数量增多，小景别使用频率提高。

摄像机在导演的掌握下展现出极强的侵略性，街巷、室内、人物身上，无处不存在着摄像机高速运动的痕迹。

而第三人称视角的强化使得摄像机在暴力冲突中逐渐演变为一个“在场”角色参与其中，它像是暴力团伙的一份子，有着自己的立场与观点。

但导演拉吉·利显然不满于此，在“在场”角色的确立之外，他又确立了一个“不在场”的角色：“无人机。

”无人机凭借其广阔的视野，以及不直接介入冲突的处境，同步概括着街区冲突的所有。

如果说摄影机展现的是客观，那么无人机展现的便是客观的客观，即所谓的上帝视角。

这种”在场“与”不在场“的对立在同一场戏中营造新的对抗感，将暴力冲突进一步延伸到了影像空间之外，深入到观众的思维当中。

最后的“楼道战”段落则是摄影机身份的大集合：一开始，常规的巡逻下摄影机保持着与前段“平静窗口”的同步，而在诸如满载的推车、水枪、鬼鬼祟祟的人群等暴力元素反复出现后，摄像机又成为了显微镜，回到了车内警察的三角关系中，展现着三人面对不安的不同表现。

而当警察进入楼内时，摄像机又恢复了暴力冲突下的“侵略性”，随着听觉的先行嘈杂，摄像机迅速脱离警察视角，在冲突双方以及各种暴力工具之间来回穿梭。

此时此刻，它聚焦于个人并不是为了叙述人物，只是为了捕捉暴力下人物的短暂情绪。

而大多时候，摄像机不去聚焦于人，它只专注于燃烧瓶与闪光弹，将冷暴力发挥到极致。

虽然《悲惨世界》在文本上与作家维克多·雨果的小说并无直接关系，但在电影的最后，导演还是选择了落在雨果《悲惨世界》的价值倾向上：“没有邪恶的人，只有邪恶的滋养者。

”可惜的是，冰冷的文字在燃烧瓶的无情火光中显得格外无力。

事实上，暴力是永无止境的轮回，一旦开始便注定着你来我往，任何人在任何时刻都能轻易地成为邪恶之人。

我们似乎无法用善恶的二元对立来评判这个萧条街区的居民，他们行走着，不知将步入深渊还是理想之乡。

相比于对雨果《悲惨世界》中真善美的美好向往，或许《悲惨世界》的序言要来得更为实在一些，他写道：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益的。

作者| 黄摸鱼；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没有坏庄稼，也没有坏人，只有坏庄稼人。

不是的，什么人都没有，只有想要更多庄稼的人。

成人的争斗多是利益纠葛，即便剑拔弩张也其来有自。

吉普赛人成群结伙来市长地盘讨说法，气氛紧张成那样，都没有人动一下家伙，即便脑子不灵光，也多少会想个因为所以，前因后果。

但孩子们不是，他们只会学你们动的样子，却不知道你们止的分寸。

他们从暴力的土壤里吸足了养分，看惯了弱肉强食，认为理所应当，没有权衡，没有制约，一路到底，不懂回头。

更可怕的是他们的暴力甚至有时都和利益无关，完全是一时兴起。

最后这群孩子，无论是警是匪，也不管各方势力，全都一网打尽。

开头Chris介绍这里新势力已经代替了老人，结尾显然更新的势力已经完全接上茬了。

Salah说如果只有暴力才能获得倾听呢。

显然这个过气老人不适合这个时代了，暴力或许会让你有说的机会，但倾听是需要对方打开耳朵的。

而新时代告诉了你答案，我们也并不想要说的机会，我们就想干而已。

Salah、市长、Issa，老中青三代，从黑帮风骨，到利益至上，最后暴力为王。

Gwada对Ruiz说，你才刚来，我已经在这里十年了。

Ruiz做的没有问题，但显然这里并不适合他。

如果暴力已经深入骨髓，善念也会变成残忍，对自己对他人。

以暴易暴是不是永远是错的？

要知道世界上最著名的一次以暴易暴还被称为神迹呢，它叫诺亚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