坠落的审判

一女孩儿，她楼下邻居的猫产崽儿了，因为以前说好的要送她，女孩儿就抱了只猫崽儿回来养，养了一段时间后，女孩儿发现小猫的眼睛有点问题，去医院看了也说治不好。

女孩儿把这情况跟楼下邻居一说，邻居很爽快就回应道，那你来我家换只猫来养。

女孩儿马上说我不是这意思，小猫虽然眼睛坏了，但我还是喜欢的，只是告诉你一声。

邻居那儿却死活觉得过意不去，马上抱着那窝猫崽儿里最漂亮的一只上楼来要送女孩儿，搞得女孩儿很不好意思，一个执意要送，一个执意不收，一时间僵持不下。

这个过程就是在竞赛，比的是谁的道德更高尚，谁更君子。

获胜者是最后收下最美猫崽儿的那位，因为他妥协了，他把君子的桂冠交付对方，甘愿被当成是小人，更美的小猫装进口袋里，反倒变成惩罚。

我觉得这和婚姻关系、亲子关系都很像，一方总是往另一方的口袋里装东西，我的时间、我的事业、我的青春、我的一切……，这个口袋里的东西越沉重，他付出的越多，他头上的桂冠才会显得越耀眼越珍贵。

另一方呢，口袋满满的他其实并没想要那么沉重的负担，只是为了配合对方付出的戏码，为了满足对方戴上桂冠的虚荣，他就被迫成了一个罪人。

在这部电影里，女主就是罪人，真的站上被告席的那种，男主的付出已经超出极限，是他的生命。

为什么会到这种地步？

我觉得是男主觉得自己已经把自己掏空了，怎么他的桂冠还没见着个影子？

他太委屈了，不知道自己数十年如一日的交付换来的是什么，他有些后悔曾经的付出，早知道并不能换来桂冠，我何必一直往你的口袋里装东西。

女主呢，她真真切切地认为一直都是你在主动地想往我这儿塞东西，可我从没收到过，因为我连一个口袋都没有。

我没有要求你home teaching孩子，没有要求你辞掉工作，没有要求你来回换房子折腾，都是你自己要做的事，我没享受到了你的好，甚至连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好东西，在我这儿都是存疑的。

男主的需求是桂冠，但在女主这儿别提桂冠了，他一切付出都是无意义的。

女主的人需求是对男主没需求，你处理好自己过不去的创伤就行，但男主显然觉得她太冷漠了。

一个不要漂亮猫要君子之名，一个有丑小猫就很知足了，不明白为什么硬要被塞上一只漂亮猫。

你们说这场比赛到底是谁赢了呢？

老公电脑里的那段视频文件，它时间不长，却道出婚姻真实的模样。

婚姻就是场竞赛，比得是谁付出更多，谁比谁委屈，付出最多且委屈最多的。

补充想法：将男女主性别对调是导演的巧思（现实中一般女人被家务孩子困住，男人在职场驰骋），这个对调让我们有机会换位思考，反思自己。

妻子对丈夫的道德捆绑，丈夫对妻子的高傲冷酷，这些都是我们。

《坠落的审判》当然首先是一部女性主义电影。

这是茹斯汀·特里耶的主观划分，也是电影的客观属性。

对这一判断的否定和撇清，即便是在这边，或者应该说，尤其是在这边，早被证明是一叶障目或别有用心，会落得贻笑大方的下场。

特里耶作为导演以及编剧，赋予作品先天的女性作者身份。

更进一步的是，在《纽约客》采访里，她公开表明自己是女性主义者（亦称女权主义者），就跟外婆一样，至于困在夫权之下居家操持的母亲，则是她衡量自己生活所需的反面。

这些思想与立场，驱动她个人的心智塑形，也驱动她成为愿意并可以进行表达的创作者。

由此不难理解她在自己的团队里，既能肯定优秀的男性员工，也会为女性占据并胜任电工这类偏向男性的工作而倍感自豪。

这种两性本质上的平衡、公允，事实上有注入电影的表达。

对于一位已婚已育的女性，创作牵涉婚姻、家庭的电影，可以很自然地揉进自己的一些生活阅历与生命体验。

一方面，这与女性主义有关，但不以女性主义为先行概念，乃至说教落点。

另一方面，这不局限于她的亲身经历，还可以兼并许多女性的集体回忆和共鸣情绪。

就像是电影的女主角桑德拉，身为一位作家，很擅长在周遭生活里提取灵感与元素，虚实结合、若隐若现地重构人生，做出源于现实、超脱现实的表达。

包括桑德拉这个名字，特意跟演员桑德拉·惠勒保持一致，也是导演有意为之。

她要在这个虚构空间，对演员的一部分真实存在进行截流。

这部女性电影有了这些基础，女性题材、女性主体、女性立场与思考方式，可以更自然也更强烈的呈现，而这实际上也会凸显出女性本身的弱势，以及言说的重要。

比如一说到女性题材，公众的直观认知在内地语境里，往往就是单一化、绝对化的婚恋、家庭、宫斗。

即便标榜大女主标签，很多时候作品又甩不掉爽文思维，甚至需要刻意对恋爱保持距离，对雌竞作出遮掩，来达成所谓方方面面的无可挑剔。

说到底，依然有骨子里不够自信的谨慎和含糊，背后则有很多值得细说的前因后果，而这些都是作品文本的外延，也是女性主义的反观参数。

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内地需要宣传《坠落的审判》时，海报不仅「别出心裁」地减少尸体血量，而且落点是「揭开婚姻真相」。

对电影的深邃思辨，可谓拿捏失准，但是对观众期盼，拿捏颇准。

其实还存在另一个版本的海报，落点是「看透人心」，但是果不其然不被重用，正如电影里这一层主旨，已经是下一个层级的理解。

《坠落的审判》的别有意味，就在于穿过、跳过大众的初级想象甚或「勒令」。

背靠这类题材，主线却稍显惊世骇俗地，是围绕桑德拉是否杀掉丈夫萨穆埃尔的讨论。

这是对女性背叛丈夫、家庭的审判，几乎暗含了绳之以法的热望，期待的方向并不会严格控制在伸张正义的范畴。

相应地，当中的女性主体桑德拉，放在西方尚且特别，更不用说置放在内地坐标体系里，那更是即便所谓大女主也无从近身的。

具体说来，能让她称得上特殊的女性特质，恰恰在于不那么女性。

后一个「女性」，指的是刻板印象里的那种，比如温顺，主内，顾家。

再上一层则是，任劳任怨，无私奉献。

简而言之，就是对不平等的关系，自知、自甘且习惯

在桑德拉的家庭里，接送、陪伴、教育孩子的任务主要落在丈夫身上，他抱怨琐屑杂事侵占了工作时间，因此无法跟桑德拉一样潜心写作，更没有办法获得本该是他但却被她得到的同领域成就。

而且，时隔多年，他依然受困于妻子出轨的事实。

更重要的是，感性的他脆弱地向理性的她求救，但是不被听进去，且被有理有据地驳回，直到终于还是出现了暴力相向的「传统」场面。

总的来说，男性的这种委屈可谓相当陌生，可这建立在传统男女分工乃至印象上，一旦把性别调转过来，不难发现那无非是传统女性的普遍处境。

已经出过几本书的桑德拉毫无争议地是个成功女人，而且，她成功，不靠姿色，不靠身家，更不靠男人。

当兼具感知力、执行力的她被放到被告席上，赢取官司靠的是逻辑，保护自己靠的是刚强，那可是另外两种被认定归于男性的专长。

这个角色的触动人心以及饶有意味，就在于女性主体的特殊性。

换言之，她要是男的，无趣之余，更无法企及这个高度，毕竟我们已经在无数影像、文字和见闻里，印证并加固了那种定势。

正因如此，桑德拉的立场，还有思维模式，赋予了角色以及整部电影繁茂的反思价值。

不需要以推翻固有模式为目标，她本身就是一个杠杆，在那里，电影的境界直接往上撬。

所以还是要说，假如划掉「女性」与「女性主义」，甚至以丈夫为主，电影将会缺少许多层次，许多内涵，甚至无法成立。

这样的女性电影，在当下依然是相对稀罕的，无论是放在以戛纳口味为代表的法国，还是以奥斯卡审美为代表的美国，更不用说更加缺乏主体意识的东亚，包括内地，它的存在凸显了女性声音发出的困难与依然重要，也彰显了女性在处理绝望处境的不同。

它在内地的票房预期是3000万，大概次于法国本土，而与美国大体持平，侧面说明了一些问题。

我们期盼这部电影票房高，是希望电影将它的社会意义发挥到最大，真实地推动女性生活的现实层面发生转变。

当我们还在所谓市场规则下海量生产女性爽文，并以此标榜女性业已崛起的假象时，拍片还不多的特里耶已经在一遍遍敲打女性主义表达的边界。

说起女性主义，或者强调女性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拐进了一个二元对立的位置。

且不说女性主义追求的是平等，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压制，譬如单是提出女性，难免就会贴上男性印记作尖锐对比。

特里耶通过桑德拉和萨穆埃尔的模糊性，将两性从区别乃至对立中解脱出来。

她还明确表示，女性不是一个二元的概念。

于是电影一边凸显女性超拔的主体性，也一边凸显女主在抉择过程中，叠合了各种与女性相关的复杂组成。

像是妻子、母亲、作家、成功人士、语言障碍者、异乡客、双性恋、出轨者等身份，都积极参与了人物构建和叙事交融，借由多维立体的形态，持续对抗非黑即白的判断。

说得浅白些，正因为她不是大家常见的那种单一化个体，所以她会下意识地综合各种身份得失，做出一些大众始料未及或者无法理解的决定。

比如说，在面对丈夫的歇斯底里和法庭控方的咄咄逼人时，她始终是在有理有据地辩驳、自证，而不是习惯性地怯场或谦让，等到谅解与救赎。

女人至此，连同外来人口、性少数群体等劣势，出轨甚或缺乏充沛同理心等劣迹，更是要置于被人群起指摘的位置。

而又因为女人至此，她镇定自若地舌战群儒，可以成为某种女性主义的标杆。

这里当然也有一些颇有意思的前提。

虽说桑德拉的存在，本身有在打破女性与道德完美的绝对挂钩，在混沌现实里破除情与理不必要时的纠葛，但她的「污点」，有些并不是污点。

双性恋就不是。

文章最开头之所以先把「别有用心」摆出来，是因为内地院线字幕，拿它来别有用心地遮蔽原话里的双性恋表述。

这不仅是影响观感和理解，也是长久以来的强加之罪，通过道德贬损，获取操控的权力。

法庭上利用性向进行攻击的控方律师，同样遵循了这样的内在逻辑。

而且要看到，双性恋之所以必须先行明确，是因为那是丈夫作为异性恋无法进驻更无法操控的场域。

影片开篇，桑德拉接受女记者采访，嫉妒、不满的丈夫无法进入这个场景，于是通过喧闹的音乐强势宣示自己在场，且具备可以中断女性的威严，而且那首歌，恰是50 Cent对女性有所贬损的《P.I.M.P》。

整个场景，已经为后续发展定了调。

出轨与之相比，性质自是截然不同。

这里无意为此洗白，但是要加入一个背景，桑德拉短暂且坦白的出轨，前因是丈夫失责导致儿子失明后，不再与妻子有身体接触。

桑德拉在争辩中对欲望的诚恳和对不被亲近、理解的再度崩溃，带有女性主义的姿态，也带有更多思考亲密关系、婚姻、两性、灵肉的层次。

立体的桑德拉撑起了电影的生动性与复杂性，打破了女性电影传统的被强加的二元视角。

包括庭审片、悬疑片、恐怖片等多种类型元素的巧妙搭配，无形中也借这些女性经常被轻视或剥削的类型，形成女性概念、女性意识的延续。

特里耶对女性电影和女性主义的拓展，还没终止。

她在这样的电影里，特意留了另一些「主角」的可能性，这与戏份多寡无关，但与视角相扣。

比如十一岁的儿子丹尼尔，就可以是主角。

电影的创作缘起在于特里耶好奇十岁的女儿，会怎么看待父母。

电影里尽是丹尼尔对父母认知的不断深入，而且他由最初的被动接受者，转变成后期积极参与现实构建并扭转乾坤的关键。

他的「成长」，带有他者评判长辈与经验，评判外在影响力，评判女性主义及其价值的指涉。

与此同时，小狗斯努普也可以是「主角」。

它具有必要的上帝视角，是唯一知晓真相的存在，而且是萨穆埃尔的镜像、幽灵，是被探寻者丹尼尔利用的对象，是失声者，也可以等同于真相、真理，承载导演的表意。

巧的是，真相又恰好不是最重要的，法庭不需要，角色不需要，它契合了全片高潮争吵戏里的位置，是桑德拉驳斥完丈夫之后的总结陈词「这就是真相」，只是没有谁会把电影的重心单纯落到此处，而且当剧情推进，就被迅速遗忘。

（原载于虹膜公众号）

记者：csh编辑：dmc/郭亨宇 本文首发于NOWNESS谈及影片的放映时，特里耶想到了中国观众与女主角桑德拉的镜像关系——她们都需要身临其境，经历其他文化的环境与故事。

跨越语言隔阂的过程，有时是有趣的，有时是残酷的，后者正是《坠落的审判》想要探讨的重要主题。

来自德国的女主角桑德拉，在丈夫的家乡法国生活。

她面对着复杂的异国环境、多语言的交流与冲突，还有转译过程中意义的增减。

当她身陷亲密关系的窘境时，不熟练的英语塑造了障碍；当她接受审判者的质询时，异乡的法语又构成了暴力。

桑德拉的困惑，在翻来覆去的转译中，化作影片里那些短暂而尴尬的场合。

我们看到她摸索发音时抽搐的肌肉，听见她切换语言时艰难的重复。

语言的窘境在《坠落的审判》里体现为一系列视觉与听觉的元素，对导演特里耶来说，两者的结合正是电影艺术的核心之一。

特里耶指出，自己会在片场根据具体的情况，选择最适合的风格策略。

但她不会给任何技巧设下确定的规则，在特里耶看来，她的电影语言基本源于女性的直觉，很难被理论化。

她和桑德拉一样，想方设法地要跨越隔阂，翻译那些最隐秘、最微妙的东西。

女性主义学者露易丝·冯·弗洛图（Luise von Flotow）曾论述了译者和女性的相似处境，她们共享着相似的痛苦，譬如那些对译者的从属感、忠诚度的要求，同样压迫着女性。

但她们也共享着相似的力量，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的文字令人震撼：“当女人写作时，她们会翻译黑暗……而男人从不翻译。

”在特里耶看来，男性常常要求女性去学习他们的思想，服从他们的规则。

因此她没有像许多其他电影一样，转译男性的语言，而是使用“女性的语言”翻译黑暗。

那是两性关系、法律制度、社会风尚、甚至人性与存在的黑暗。

影片中，语言的错位非常直观，但它也具有象征意义：桑德拉无法完全听懂丈夫、法官、检查官等人的语言，因此显得万分疲惫。

不过，她听见了隐藏在话语背后那些结构性的压迫，但她始终没有气馁，而是不断展现出发声的渴望，还有试图沟通的力量。

Q：影片引进前的民间译名是《坠楼死亡的剖析》，引进后的官方译名是《坠落的审判》，两个片名中使用的四个词语似乎有不同的侧重点，您可以谈谈自己对片名的理解，以及对两种中文翻译的看法吗？

A：在“坠楼死亡的剖析”这个译名里，译者强调了坠楼死亡这种具体的行为，强调从技术上分析死者坠楼的过程。

至于“坠落的审判”这种译法，则是想要强调审判这种行为，其实也有一定的双关性，不仅涉及女主角是否犯罪的审判，也涉及她在生活中受到的审判。

很难评价两种中文翻译孰优孰劣，它们其实代表了两种译者的看法，也都对原本的片名进行了更进一步的阐释，前者更强调坠楼和死亡，后者更强调情节内容里的审判。

相对来说，法语原名“坠落的剖析”（Anatomie d’une chute）比较宽泛，包含了更多的可能性。

首先，“坠落”（chute）一词在法语里至少就有三重含义，一是死者的坠楼，二是夫妇间家庭关系的分崩离析，三是男性统治权的坍塌。

“剖析”（anatomie）也有分析案情、分析女主角的心灵、分析家庭结构与性别关系等不同维度的含义。

在我看来，中文译名提供了两种更深入的观点，法语原名则相对暧昧、多义一些。

Q：从翻译问题引申来看，影片中的语言环境也很复杂，台词相当密集。

大多数中国观众其实都是盯着字幕来观赏作品，您怎么看待这种观影方式？

A：中国观众在观看这部包含法语与英语的电影时，确实需要站在不同的角度，适应不同的语言环境。

这是世界电影传播过程中普遍的问题，但有趣的是，这种不同文化隔阂恰恰是《坠落的审判》的主题之一。

我们在不熟悉的语言环境中，会如何调整自己的行为模式？

这也是电影想要提出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中国观众和女主角桑德拉其实非常相似。

在许多场合，我们不理解的语言，就相当于施加在我们身上的暴力。

所以我们也可以重新思考电影和字幕的关系，因为在电影中，最重要的是声音与画面的结合，但在观看外语电影时，我们的听觉和听觉都会受到影响，因为要频繁地阅读字幕。

Q：您可以更深入地谈谈影片中语言与文化的隔阂吗？

A：在《坠落的审判》中，语言是非常重要的核心元素。

我们可以在电影里听到好几种语言，包括英语、法语等等。

桑德拉是德国人，她丈夫是法国人，但他们在交流的时候，会使用中立的、非母语的英语。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其实也体现了这对夫妻的交流困境，他们都无法使用自己最亲近的语言。

我刚才也提到，中国观众与桑德拉其实构成了镜像的关系，我想展开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因为虽然是同一部电影，但它在英语国家的放映，和在中国的放映给我的感受非常不同。

桑德拉在亲密关系中要使用不熟练的语言，而且在官方的审判中，也不断地接受着法语的轰炸，审判者的语速都非常快，而且很有侵略性。

中国观众的观影感受可能也有些类似，在一系列密集的外语台词间，大家会不时觉得困惑、喘不过气。

这一点上，也许中国观众比英语国家的观众更能和桑德拉感同身受。

当然，虽然很多观众可能不懂法语与英语，但字幕依旧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此外，那些意义相近的重复台词，也会传达相似的情绪。

在画面、节奏与译者的帮助下，中国观众还是能以独特的方式来理解这部电影。

Q：影片中的桑德拉确实要不断面对语言的窘境，有趣的是，女主角除了作者身份外，也兼职翻译工作。

有女性主义者指出女性和译者体验着相似的困境，您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A：两者的处境确实有共通之处，我想起之前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曾经说过，在许多会议上，人们总是让女性来讲述男性的语言，却不会让男性讲述女性的语言。

在我看来，在男女交流的过程中，女性为了达成相互的理解，常常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牺牲更多的精力，做出更多的让步与妥协。

相较之下，男性却会觉得自己的言论是社会的准则，企图得到女性的迎合。

这种跨越性别交流的努力，就像译者为了文化交流付出的努力一样，常常会被忽略。

当然，如今的时代已经与五十年前不一样了，我其实在年轻人身上看到了希望，大家的思想与行动都在发生变化。

总体来说，我觉得男女平等的整体趋势还是进步的，男性与女性之间的隔阂也在越来越少。

Q：您在中国参与了各种形式的活动，包括校园交流、与女性影人的网络直播交流，当然还有媒体访谈。

您可以谈谈自己的体验吗？

A：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的观众真的非常热衷于探讨性别，包括男性与女性的位置，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当然还有女性主义的理论与方法。

我之前参与过世界各地的放映，去过美国、加拿大等不同的国家，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中国观众会比其他地区的观众更关注性别问题。

举例来说，中国的观众在分析《坠落的审判》时，会探讨夫妻中女性的职责问题，会探讨女性在社会中的位置，会用各种女性的视角解读其中的情节。

这种热潮在别的国家其实比较罕见。

我觉得非常震惊，也很受触动。

我第一次感觉到这部作品真的发挥了切实的意义，真的能够对社会产生影响。

我刚到北京的那天，参与的第一个活动是学院环境的交流，一开始就非常有趣。

当时两位老师进行了一些争论，他们抛出观点后，现场的学生就会鼓掌或是起哄。

虽然场面一度很混乱，但给我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

第二天，我参与了与女性影人的直播交流，因为大家都是女性创作者，所以就能更聚焦地探讨女性视角的问题。

接下来就是媒体的访谈，这种形式相对来说更全面一些，可以更细致地交流电影中的各种细节。

总之，这些不同形态的交流都很独特。

Q：您本身也已经是经验丰富的创作者，近几年您的创作思路是否发生了什么变化？

A：近几年，相较于剧本的内容，我会更看重电影的拍摄过程。

拍什么当然也很重要，不过我现在更强调怎么拍。

在当下的电影产业里，各种虚构电影和电视剧集非常丰富，但其实故事都大同小异。

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创作者的区别，恰恰在于讲故事的方式。

以《坠落的审判》为例，其实一开始很多人就很喜欢这个剧本，但我觉得如果交给其他的导演，很容易会拍出那种照本宣科、毫无新意的电影。

这部作品之所以独特，是因为我会有意在片场制造一些小小的事故，就是那种随机发生、意料之外的事件。

我让专业的演员和非专业的演员合作，我还增加了小孩与狗的视角。

无论是狗、小孩还是未受训练的演员，其实都是影片中不可控的因素。

他们的反应相对来说比较真实，也不会总是按照专业创作者的逻辑行事。

这样就能碰撞出一些新的火花，创造出意想不到的效果。

如果纯粹按照剧本来拍，最后呈现的影像可能会非常僵硬。

我希望创作一部灵动的作品，而不是那种死气沉沉的电影。

Q：您提到怎么拍更重要，这部影片的法庭戏也拍得较为特别，您可以谈谈调度的思路吗？

A：影片中的法庭戏其实非常难拍。

因为情节要求，人物都不能进行幅度太大的移动，但我还是要统摄全局，记录下不同人物的反应，而且还要拍得足够有趣，能够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我记得在许多往常的法庭戏中，都会看到那种宗教式的、从天而降的视角，这种拍法塑造了人们看待法庭的传统观点。

我在看这些经典的法庭戏时，总会觉得它们的凝滞感太强。

我希望在这种相对稳定的场景中，呈现一系列的运动。

所以我不断呈现不同视点的空间，在不同人的视角之间切换。

这种拍法可以创造出运动的节奏和争论的氛围，而且还有一种象征意味：其实法庭上每个人所说的都是一面之词。

Q：这部影片几乎没有任何闪回，但我发现在一场法庭戏中，桑德拉陈述证词后，画面切回她的家中，我们看到一个迅速的推镜头，带着我们从呕吐物出发，飞快地穿过客厅，最后观察到垃圾桶中的阿司匹林药盒。

您认为这个镜头是否有些闪回的特质？

A：尽可能不用闪回是影片的风格基调之一，包括法庭戏也是如此。

其他聚焦于法庭的电影，如果出现类似的举证场景，会用闪回的方式来追溯角色的部分记忆，而你提到的这个段落，虽然有回忆的元素，但我认为也不是闪回，我是用一种比较高效的方式，模拟瞬间的举证思路。

这种风格技巧不是我发明的，我的灵感源于理查德·弗莱彻（Richard Fleischer）的《勾魂手》（The Boston Strangler, 1968），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

这位导演经常使用这种相似的技巧，在两种差异很大的运镜方式间切换，你提到的这个在动与不动间切换的场景，其实也受到了这些经典电影的启发。

这种在两极间变化的风格，可以呈现出交织与冲突的感觉。

Q：除了剪辑之外，景别的变化也有展现冲突的倾向。

您有时会用远景展示温情的场面，譬如桑德拉与律师樊尚的拥抱；有时也会用较近的景别呈现冰冷的瞬间，譬如桑德拉被审视时的身体特写。

这些效果是预先确定的设计，还是相对即兴的创作？

A：谈到思考风格的思路，我确实会预先确定细致的分镜头剧本，可是在片场拍摄的时候，我会反复升级自己原先的设计，让分镜不断地进化，最后达成我想要的影像。

在这种升级、进化的过程中，我基本上会依靠直觉行事。

我会根据演员的状态、天气的状况、片场的变化，对计划进行大量调整与修改。

所以，我不是那种一定要将某种景别与特定情绪绑定的导演，我会随着场景的不同，选择最佳的风格效果。

我刚才提到，我喜欢根据意外调整电影的故事，我同样会针对不同的意外，改变影像的风格。

我对空间与颜色的感觉，是非常感性、非常本能的东西，很难被理论化。

不过，我也有一些相对理性的偏好，譬如在拍摄某些关于爱的场景时，许多导演可能会喜欢用较近的景别，但我总倾向于把镜头放得远一些，因为这样会更有意思。

在《坠落的审判》这种展现复杂情绪的电影里，这种逆反的策略更容易奏效。

Q：在影片中桑德拉与丈夫塞缪尔争吵的那场戏中，情绪状态就非常复杂。

您认为那是一个“爱的场景”吗？

A：在我看来，它首先是非常残忍的一场戏。

桑德拉显然很残忍，她在这次争吵中说了很多真话，在亲密关系中，这些话是非常伤人的。

她的丈夫塞缪尔也很残忍，因为他居然在桑德拉不知情的状况下录音。

不过我觉得无论如何，两人之间还是有一点感情的，虽然存在刚才提到的语言问题，虽然他们对彼此是这么残酷，但依旧还是有爱存在。

没有爱的话，他们根本不会说话了。

（媒体版访谈稿略有调整）

1､30岁出头时，我发现身边一个现象：不少女同学离婚了。

于是写文章探讨了一下，一条高赞评论让我印象深刻。

那位网友说：家庭就像一个原子，只能有一个原子核，如果你必须要当原子核，又不能找到另一个甘当电子的人，你的家庭就必然分裂和消亡。

用物理现象来解释婚姻，听上去很有道理。

而我目之所及的婚姻，无论存在还是消亡，竟都很符合这一原理。

更有意思的是：无论是我认识的离婚的女同学们，还是同学身边离婚的同龄人们，普遍共性是——婚是女人要离的，女人是在无奈之下离的，因为女人变得越来越强，而男人要么跟不上、不上进，要么是事业受创后出轨、赌博，又或者是双方关系失衡后渐行渐远。

一句话概括：曾经在婚姻里当原子核、是家庭中心的男人，逐渐失去了中心地位，这一地位转移到了女人身上，但它不符合父权社会长期规训下的男女心理与权力结构，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无法适应新情势，于是只能分崩离析。

说了这么多，都代表了我看完《坠落的审判》后的复杂心情，以及对这些年耳闻目睹的回想。

电影非常精彩，尤其是审判中回放的夫妻吵架的那段录音，是全片高潮，堪称经典，亦成为无数婚姻生活的缩影。

最有意思的是：出自女性导演之手的作品，让这对婚姻中的男女地位“性转”了，妻子是强者，丈夫是弱者。

于是你看见吵架中的男人变成了“怨妇”，声声控诉家庭生活中分工的不对等、妻子的冷漠、她出轨带给他的伤害……这真是银幕上少有的让人感叹万分、五味交织的时刻。

终于，女导演让女人也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让男人也体验一下每天沉陷于带孩子、辅导作业、做家务的琐碎，没有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却被伴侣说“不要再抱怨了”“这是你自己的选择”的委屈。

而这，正是全天下大部分结了婚生了孩子的女性日常。

电影中，当男性遭遇这一处境时，结局是惨烈的：男人死了。

虽然从始至终导演都未明确揭示男人是怎么死的，甚至因此引发了对女主的法庭审判——是否是她谋杀了他？

抑或男人是自杀？

对此不同人有不同的观点，我个人倾向于男主自杀，因为我想不出女主有什么动机要杀掉她的丈夫。

即便为了小说创作，在真实生活中也不至于此。

当然，很多人虽认为男主自杀，但也认为女主是有罪的——她的冷酷，她的缺乏同情心、同理心，逼死了他。

只能说见仁见智吧。

而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即便在法国这样一个看似平权的社会里，当男人成为“家庭主夫”，扮演“照护者”角色时，他的内心世界也是失衡的。

他的欲望、野心、骄傲让他无法安心于这样的现实和日常，妻子的成功更让他不甘甚至愤怒。

当然，或许并非所有男人都是如此，也有男性很享受带娃当奶爸的生活。

但你知道，在全世界这都算少数。

我们身处的世界，大部分男性仍然被规训和期待事业有成、有钱有势有地位有身份、担当家庭核心，而女性则必然是后勤保障，是照顾家庭成员吃喝拉撒的抚育者。

一旦男女角色颠倒和逆转，不是关系分崩离析，如我的女同学们那般，就是矛盾激化到失控，比如电影中的男女主。

而如果仔细分析双方激烈争吵的一幕，你会看到以爱为名的婚姻关系之下，权力和利益关系的纷繁复杂。

爱、权力、利益，始终是流动的，能否适应它们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状态，是每一段亲密关系中都必须面对的挑战。

这正是我想要做的，通过分析经典的吵架场景，分析婚姻中的权力关系，以及双方表面语言之下真实的诉求。

所以以下内容涉及剧透，没有看过电影的朋友还请谨慎阅读。

2､ 糟糕的婚姻生活有一个常见现象：因为一件起眼或不起眼的事情发生争执，随后逐渐升级和失控，多年积累的矛盾和情绪如火山爆发般汹涌而出，最后以暴力或分离结束。

电影中，双方因女主即将外出开会，而就带孩子的分工展开讨论。

很快，男主将它上升到自己的核心诉求：重新分配双方在家庭生活中的时间和劳动，他要更多时间和空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写作。

这其实是婚姻中一个相当重大的议题。

对它进行调整，就是对两人权力关系的重新分配。

但在这个世界上，权力洗牌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大多伴随着刀光剑影、流血牺牲。

即便是只涉及到两个人的婚姻关系也是如此，攻击依靠语言，伤口则在内心。

尤其是两个熟悉亲密的人，往往最清楚对方的软肋在哪里，说什么样的话最能戳到痛处，让对方痛不欲生。

而最终，和所有的权力调整一样，它的实现依靠的不是同情、理解、爱这些虚无飘渺的东西，而是——实力。

电影中，女主明显是强者，男主是偏弱的一方，所以当男主提出诉求后，女主的反应必然是拒绝。

女主给出的理由也相当实际和“正确”——当初是男主选择让孩子在家里上学，因此理应承担这个决定的后果，付出时间去教育和陪伴小孩，现在怎么又出尔反尔，让别人为你的决定买单呢？

女主的说法自然是说得通的，男主无力反驳，便使出了另一招：再次重申自己的需求——“我需要时间开始写作，就像你一样”。

女主的回应带着强者的自信和理所当然：“那就去写，作家不会因为孩子和家务就停止写作。

”男主的诉求得不到女主的回应和满足，便逐渐将矛头指向女主，开始了对女主的攻击。

且随着女主清晰理性的反驳，男主的攻击逐渐非理性。

他将女主塑造为强权者，“强加你的节奏、时间利用、语言、生活方式、说话方式、饮食方式，甚至是做爱方式”，哪怕身为德国人的女主跟着他从伦敦回到他的家乡法国乡下，女主的行为在男主那依旧是“在你的地盘上迎合你”。

随着吵架的深入，双方也来到了彼此关系和内心伤痛的深水区。

男主指责女主带来的一大伤害：出轨。

女主却反驳说，这是因为孩子出事后，你拒绝和我做爱，“我可以不做爱，但不能永远。

”说到底，这是女主为了自我拯救而找到的解决办法。

男主则指责说，她只顾自己，根本不在乎这一解决办法是否会伤害到他和孩子。

至此，双方关系中最艰难、最核心的部分已然清晰：孩子意外遭遇车祸失明，而双方都认为男主对此有一定责任。

这成了双方内心最深的伤痛和裂痕，也是两人搬家、重构生活方式的起因，是彼此关系失衡的关键点。

而在如何面对孩子受伤给彼此人生的毁灭性打击上，双方也呈现出了完全不一样的状态。

女主在努力自救，男主想要弥补孩子，却让自己的工作与生活陷入泥潭。

更可怕的是，身为同行的妻子越来越成功，带给他更大的刺激和失衡。

他对女主提出的诉求和攻击，其实是压抑、痛苦情绪的释放，也是求救的信号。

但女主因为儿子不可逆的失明而对他怀有怨恨，内心已断掉了和他的情感联结。

而当男主以儿子之名攻击女主时，彻底激怒了女主，她说出了最伤害男主的话，指出了他的无能和失败：“你无法面对自己的野心，所以怨恨我，但不是我让你沦落至此的。

你没有像你说的那样牺牲自己。

你的骄傲让你的头快炸了，以至于你连一个初步的想法都想不出来。

你四十岁大梦初醒，需要找个人来当替罪羊。

你被你自己的标准吓得瑟瑟发抖，你害怕失败！

”

理性地讲，女主说的是对的。

但“正确”，有时在一段亲密关系中是不必要的，也不是对方需要的。

女主看不到对方的真正需求，看不到对方的脆弱与危险。

正是这些正确的话，彻底将事业失败的男主推入了深渊。

但也不能因此说，女主应对男主的死负责。

他们的攻击是相互的。

而她没有看到、没有回应男主的求救信号，不等于带着清晰的恶意和动机主动杀死对方。

一段因爱而始的亲密关系沦落至此，是人世间普遍又惨烈的悲剧。

3电影中，男女在家庭分工和角色逆转上有一个刺激因素：孩子的车祸。

因此才有了这出不符合男性中心的婚姻关系，让男性置身于无数女性在婚姻中的困境：沉陷于照顾和抚养职责中，被琐碎的家务和日常消磨了精力，失去自我，不被看见和理解，逐渐凋萎，失去生命活力。

大多数女性不需要什么特殊事件，而是在从古至今的社会规训中，无意识地进入了这样的关系和角色之中。

这些年的女性意识觉醒，才让她们的困境和苦闷逐渐被看见。

一如这部电影所呈现的那样。

豆瓣的影评中，一位网友的留言也揭示了这种真相：“和性别无关，真的就是哪个在家、哪个带孩子，哪个倒霉吗？

可能只有全职那个人才知道，家庭的琐碎有多消磨一个人，时间、精力、梦想，都会在日复一日的鸡零狗碎中让你身心俱疲。

如果你原本也是一个骄傲的人，更受不了自己原地踏步、另一个人却越来越闪耀。

夫妻也是这样，也会嫉妒。

如果这时候另一个人没有同理心，觉得所谓的你是你、我是我，跳出来理直气壮地说’我为自己负责，我养家我有什么错，你不思进取还是我的错吗？

你之所以现在这样是你能力不行，是你没有抓住机会’，另一个人会怎么想？

那绝对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只不过，现实中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女性承担了这样的责任和后果，在婚姻中逐渐被消磨，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后。

但她们的劳动和付出却常常不被看见，甚至因没有收入、社会身份、良好的事业而被忽视甚至看低。

这也是《坠落的审判》的意义所在吧。

影片对于坠落真相的揭露不多，更多是对两性、亲密关系坠落过程的呈现。

希望观众能在影院更深入、沉浸式地去体味男女主间的关系，并由此思考现实中你我的人生：当男性成为婚姻中的“怨妇”，那些被遮蔽的婚姻现实、权力关系、弱者的处境，是否才会更被看见？

3月29日，《坠落的审判》正式在中国大陆上映。

这部影片2023年斩获第76届戛纳金棕榈最佳影片，又在今年拿下了第96届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在第49届法国电影凯撒奖颁奖典礼上更是包揽了连同最佳影片在内的六项大奖。

但即便获奖众多，作为一部以法语为主的文艺片，在大陆原本关注的观众有限。

没想到3月24日该片在北京大学的一场首映礼，由于现场男主持人（辩手陈铭）和男嘉宾（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董强）的发言，让这场活动被推上热搜，也让电影彻底“出圈”。

由此也引发了电影内外关于性别权力关系的广泛讨论。

导演茹斯汀·特里耶在北大首映活动之后的其他媒体采访中提到：“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的观众真的非常热衷于探讨性别，包括男性与女性的位置，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当然还有女性主义的理论与方法。

我之前参与过世界各地的放映，去过美国、加拿大等不同的国家，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中国观众会比其他地区的观众更关注性别问题。

举例来说，中国的观众在分析《坠落的审判》时，会探讨夫妻中女性的职责问题，会探讨女性在社会中的位置，会用各种女性的视角解读其中的情节。

这种热潮在别的国家其实比较罕见。

我觉得非常震惊，也很受触动。

我第一次感觉到这部作品真的发挥了切实的意义，真的能够对社会产生影响。

”片中有大量庭审戏，在法庭上，妻子不得不回忆、讲述他们婚姻生活的细节。

在公共领域展示私人纠纷，也让“社会将自己的道德观强加于女性、男性或他们的生活方式”（导演茹斯汀语）。

看过影片的观众都敏锐地发现了片中妻子与丈夫特质、性格的性别调转，这一点也在众多评论中被分析。

然而这种对调并没有让妻子获得更多权力，反而让她在丈夫坠亡后显得更加可疑，受到更多质询和指责。

片中妻子的强势，“冒犯”的不仅是丈夫和庭审现场的每个人，也给屏幕外的观众带来冲击与反思。

撰文｜一把青不同于《坠落的审判》以自然主义化解悬疑杀夫奇案的生活化风格，其在大陆的首映礼上，导演茹斯汀·特里耶（Justine Triet）、学者董强、戴锦华以及主持人陈铭的四人对谈，则明显戏剧化得多，也始料未及地为这部的“法国小众文艺片”，发酵出中国市场独有的、更大的舆论声浪与审判意味。

一周后，当时因“不该带着性别视角”“导演比我想象年轻得多”等言论引发争议的董强教授发微博自辩，暗指在网络“狂欢”把自己推下地狱之余，《坠落的审判》后续票房乏力，痛心疾首于“你怎能指望明明长着眼睛却不‘看’电影，读过几段电影分析，听了几句女权金句就觉得懂电影的人进影院，看电影”。

他特别指出，“如果我翻译，会译成《坠亡剖析》，审判只是一部分表象，原文里并没有”。

然而，关于法语片名Anatomie d'une chute翻译的讨论，也非董强的独家洞察。

在更早上映的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前者译为《坠下的对证》，后者译为《堕落真相》）就有人指出，“对证”是否隐含了死无对证之意？

而“真相”之“真”是否又带误导性？

这也呼应导演对中国观众最关切的问题：丈夫之死，妻子是凶手吗？

《坠落的审判》剧照。

叙事悬置游戏电影其实情节并不复杂。

同为作家的德裔妻子桑德拉与法国丈夫塞缪尔带着11岁的视障儿子和狗，住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小镇。

有一天，丈夫坠楼去世，妻子被指控为嫌疑人，由起初同样认为“没有人会相信他跳楼，我也不相信”的律师好友为其辩护。

审判包括三大关键证据：血迹分析、案件重组，以及塞缪尔在妻子不知情下录下的争吵片段。

在漫长的盘问和交代中，作为证人的儿子，被揭晓父母平静关系下的暗潮涌动与日渐崩坏。

他对母亲由信任到怀疑，再到用狗做实验，证明狗曾吃过父亲服用过量阿司匹林后的呕吐物，继而反推父亲确有轻生倾向，最后使得母亲脱罪。

《坠落的审判》剧照。

脱罪后，桑德拉与律师喝酒庆贺，却还是怅然若失。

“输是最糟糕结果，但赢了你就期待回报（rewards），但现在什么也没有。

” 她两颊微红说完，在分明是爱慕她的男律师怀中依偎一阵，也仅此而已，深夜回家。

长期负责监察“嫌疑人与主要证人一同生活”的社工退场，她与等待他的儿子无言拥抱，躺在床上，狗扑上来，全剧终，一切回归平静。

尽管被标签为“以悬疑案件揭开婚姻面纱”，《坠落的审判》却并没有像《十二怒汉》《毒舌律师》般，以控辩双方跌宕起伏的舌战，给予什么大快人心的明确结论；也没有如《革命之路》《五十年》那样，铺满夫妻间的相处细节，痛陈婚姻走向索然无味的现实原因。

通过法庭辩护的后设视角，桑德拉所言说的一切，都来自其未必可信的主观回忆，对于身上的淤青、坠楼前的矛盾，她不是没有隐瞒。

但存在即客观吗？

唯一的直接证据，即丈夫生前录下的堕楼前夕争吵录音，桑德拉辩白“是我们的声音，但不是我们（it’s our voices，but it’s not who we are）”。

儿子最后力挽狂澜的那段关于父亲送狗去看医生时，在车上借狗自喻“每个人都会离开”的引述，导演采用塞缪尔的特写画面配合儿子的讲话声音，似在暗示他为了保护母亲篡改记忆，可信度又有多高呢？

《坠落的审判》剧照。

窸窸窣窣的讨论后，女法官裁定桑德拉无罪——当法庭需要结果，律师追求胜诉，媒体营造话题，儿子想要母亲，各方取一瓢饮，真相与否，反而成最次要的一环。

妻子是凶手吗？

这个疑问之所以在观影完毕后还能成立，其实是个颇值得玩味的暧昧地带。

在真实与虚构的迷宫中，导演以纪录片式的镜头语言，大量的对话及心理刻画，与盲人摸象的观众，玩了一场悬置的叙事游戏。

而相较于道德的是非对错，当失去上帝视角的金手指，我们应从何判断？

又该相信什么？

则更具省思意义。

强势妻子的温柔桑德拉·惠勒（Sandra Hüller）饰演的德国女作家桑德拉，短发、高大，不苟言笑，开拍前，她问导演，“这个角色到底是有罪还是无辜？

”导演说她也不知道，“但我想让她表现出无辜的样子。

”影片中的桑德拉，基于程序的陌生和语言的隔膜，确实有些懵懂与困惑，但这并不影响置身被告席之际，在每种权力关系中都处于弱势时，她仍冷静、无畏的魅力。

这种弱势最外化的表征，为了丈夫客居异地，又从伦敦搬到法国乡村的她，于公于私都不能使用母语。

法国哲学家福柯的论点，话语即权力，一种支配社会实践主体的权势力量，茹斯汀在访问中直言，“许多场合，不理解的语言就相当于施加在我们身上的暴力”。

《坠落的审判》剧照。

法庭上，面对控方或借“丈夫失职导致儿子视障，而你只怨恨了他一小段时间吗”，预设她对丈夫怀恨已久，或以“他指责了她不忠的第二天，一个漂亮女孩（来访记者）来了”，怀疑她有染同性背叛婚姻，因陈述复杂而无法用法语表达时，她要为自己改说英语致歉。

在家里，折中选用英语沟通，又被塞缪尔谴责为“就连语言上都是让我来到你的舒适圈”，然而，这个无论何时都在迁就父权制（国家/丈夫）语言，理应属于“被支配”地位的妻子，反而是世俗意义的强势一方，如辩护律师所言，“错就错在，她在丈夫跌倒的地方成功了。

”导演没有为桑德拉的弱势击鼓鸣冤，她所做的只是呈现。

从那段火花四溅的录音中我们得知，停止写作、教职不顺的丈夫认为，妻子成为畅销书作家是剽窃自己的灵感，是自己牺牲时间照顾儿子成就她的事业野心，是自己包容妻子出轨让她走出儿子受伤的沮丧时光，他满口“我我我”，却避而不谈悲剧的根源，自己就是车祸的始作俑者——这也是中国观众最聚焦的一点。

茹斯汀也发现，在大陆宣传时女性主义被频繁地讨论，这是在其他地方所没有的。

套用学者戴锦华的观点，“千万年来我们鼓励女人做家务，承认事业上不如自己的伴侣，家里的任何事故都要在负疚和社会责备中，或是被赞美忍辱负重，当男性被放在这个位置，又会发生什么？

”

《坠落的审判》海报。

但值得留意的是，“女强男弱”的设置是手段而非目的，导演并非粗暴地借此指摘“男的不行”，或所谓“性别一换，评论过万”。

事实上，在那段残酷的争吵中，塞缪尔搬出儿子，导致桑德拉彻底爆发，痛陈其懦弱与自怜前，她不是没有表露温柔。

她还是对丈夫说“我爱你”，给他倒酒叫他放轻松。

在他指责她不对人微笑时反驳“这就是你爱我的地方”，甚至坦言“我不认为夫妻关系是互惠互利的，这很天真，而且压抑。

”重点是，相较于丈夫以牺牲/回报、获利/损失之二元对立去计较夫妻相处，在桑德拉身上，她没有在儿子受伤后反复提丈夫的失职，就算被指责，第一反应也是鼓励丈夫想要写作就去做，就连唯一的软肋儿子拒绝她回家后，她也能理解且接受。

哪怕经历了种种退守，她可以仍然爱她的丈夫，并同时维系自身的强悍，这二者并不矛盾，用茹斯汀的话说，“虽然他们对彼此是这么残酷，但依旧还是有爱存在。

没有爱的话，他们根本不会说话了。

”作品并非旨在对立，或强调一种性别高于另一种，而是探讨男女一起如何生活。

妻子是凶手吗？

自杀还是他杀的模糊性，其实让这部电影的女性主义意涵更上一层楼。

这并不是个简单的懦弱丈夫不满处处不如妻子后跳楼，或反过来妻子不满丈夫怨天尤人除之而后快的故事。

与当下流行语境下，大女主所谓“情绪价值拉满”的爽与飒不同，焦头烂额又诸事不顺的桑德拉，遇到问题然后解决它的从容，百口莫辩仍保持坚定的睿智，才是电影更重要也更动人的面向。

回归现实生活想起以前念性别研究课程，讨论环节，同学分析性小众群体心理，他们的压抑和对抗。

对教授的一句指点印象深刻：不能因为自己是研究者，就把研究对象都看成性别运动的“运动员”，他们所诉说的故事，未必有鲜明的目的，其所经历的无非是生活而已。

既然如此，不妨再来对照另一桩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杀夫审判。

1945年，上海詹周氏涉菜刀砍死亲夫詹云影，暨导演陈可辛今年即将搬上大银幕的《酱园弄杀夫案》原型。

彼时，报道铺天盖地，有说“淫妇当杀”，背后有奸夫帮忙，有说詹周氏屡遭亡夫家暴，且其婚后不久便有外遇。

众说纷纭间，上海四大才女之二，以《结婚十年》蜚声文坛的苏青和实际身份是地下党的关露都撰文力挺詹周氏，呼吁刀下留人。

《坠落的审判》剧照。

和《坠落的审判》中录音重现争吵现场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苏青在《为杀夫者辩》中，铺陈了詹周氏口供中与死者的大段对话还原杀夫夜冲突后，她写道：“这种对白若是到戏台上去说，接着便应是‘砰’的一声，她昏倒了，于是观众为之鼻酸，然而詹周氏不是戏台上的熠熠红星，她是活在凄惨现实世界里，没有父母，没有任何关心她的人，没有负责的丈夫，没有真心实意的情人，最痛苦的又没有钱，她没有万千观众来替她同情，没有鼓励，没有帮助，也没有看到詹云影作恶结果受到天罚，或受到法律制裁。

”妻子是凶手吗？

是的，而且是个一无所有被逼到绝境，位处“男尊女卑”下位的弱女子，她被污名化、被审判，人尽皆知她的可怜，但终究只有两个女作家为她发声。

半个多世纪过去，再看《坠落的审判》中，“女强男弱”的性别调换为桑德拉赢得了什么权力？

好像除了增添可疑，别无他物。

甚至再回看首映礼一幕，当男性学者与男主持人的夸夸其谈淹没女导演的发声空间时，基于某种隐秘微妙的同理心，仍旧是女学者、女观众与她站在了一边。

这的确就是现实。

在一次采访中，茹斯汀说，关于杀夫的疑问，她将在十年内公布答案。

十年中现实会改变吗？

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内容系独家原创。

作者：一把青；编辑：荷花；校对：刘军。

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特里叶上一次也是第一次入围主竞赛是2019年的前作《西比勒》，影片讲述一位女性心理咨询师西比勒罔顾朋友的反对决定暂停心理咨询工作转而重新投身写作的故事，而她新小说的灵感恰恰来自其最后一位客人玛格特，一个深陷情感纠葛无法自拔的年轻女演员，在两人的接触过程中，玛格特的此刻不断侵入西比勒的彼刻从而在后者内心形成越来越难以回避的回响，而在创作焦虑和更多复杂力量的驭驶下，西比勒无法阻止自己在虚构，过去以及现实间愈来愈复杂的诸多叠映中终于越陷越深。

但这部前作在彼时的反响并不乐观，不仅在主竞赛颗粒无收，在影迷中的评价也不温不火最后以两极分化告终，而这与本次《坠楼》自首映来便斩获场刊高分和几乎清一色的观众好评显然恰恰相反。

当我们比较两部作品而试着弄清个中原由时，会发现两者间的割裂也许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大。

一方面，诚然，西比勒中汹涌的欲望异动和波动无常以致要流于过度戏剧化的人物关系都令这部前作与《坠楼》贯穿始终的冷酷分析和生气殆尽的中年婚姻截然区分；可另一方面，虚构与现实的角力以及不断被召回的过往残片，都令两部作品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那么，在掌控力等诸多技法的客观成长外，真正另《坠楼》一跃登顶金棕榈的究竟是什么呢？

影片整体其实可看为“刑侦”和“庭审”这两大经典电影类型的结合，但最终又分别对两者都进行了各自意义上的重解和超越。

本片的原法文片名Anatomie d’une chute也许能给我们的理解更多指引。

用来代指“坠楼”的名词chute在原本的语境中其实具有更丰富的广沿，它在中性地描绘着“坠落”这一实质性的物理动作同时，也完全可贴切地适用于一切对具有突然性下行现象的描述，置于其前的不定冠词une显然也强调了它的随机性和非特指，而anatomie则相反，本意会更贴近医学领域的专有，用来表示“解剖”这一医学行为。

两个名词和它们的并置方式最终分别概括了本片的主题和方法，而它们都在影片中被几乎苛刻地执行了，这也正是这部金棕榈作品根本的运动方式：特里叶通过竭尽特效摄影，VR重建，现场排演，庭审录音，证词博弈等一切可能性手段对单一“实证”（它具有和遭解剖的身体一样的物质性）进行了彻底剖析，而这一切偏偏恰是为了抵达一种反剖析，也就是说她意在勾勒的其实是一个非实质的地带，它正是游走在亲密和法庭，虚构和事实，而后艺术和生活间的，就像我们还记得片中那刻的宣言，它只留下chaos（混乱）。

这也恰恰是本片剧作的真正魅力所在，因为它的渐进是否定式的，它的张力不像传统悬疑片一样建立在一种“藏”与“露”的逻辑上，它不关于一片缺失的拼图，没有一个早已伏伺的真相要靠更多线索的补充来交由观众确认，正像影片的第一场戏本身就已是周全的展演，特里叶在这里极尽客观地放进了原有的一切：它既包括事实的局限（第三者的缺席）也包括了事实的暧昧（嘈杂歧义的音乐），在影片后续漫长的庭审程序里，我们才得以和音乐本身的loop一样一面以繁复的手段反复地重回同一现场而一面也同样地一无所获，因为法庭错要追寻的真相抑或正义在生活的混沌维度中本便是非实质的，不在的，它寄居在物质性围剿的失利里，盲眼的男孩儿看不见，语音备忘录的话筒也没能录下，而导演的摄影机呢，只摄下了确凿的第一幕。

于是，正是也只有同时在这否定的增生和枯竭里，最确切的证词（也至此是非证词）才可能脆弱地浮现。

可以说，特里叶在这部杰作中所找到的，令她能在保留前作议题的复杂性的同时，冷冽凝练地完成表达的，正是这珍贵的矛盾律。

所以在高密度的辩驳和话语权争夺的战场中，表面的战斗姿态下，她最终给出的并不是一个战士，而是一个被迫战斗的疲累的形象，桑德拉的胜诉中也许并不存在胜利可言，她所面对的真正指控也并不来自谋杀，而是事实和力量的逻辑对爱与歧义乃至生活本身的强暴。

自《坠落的审判》2023年5月在戛纳电影节首映并获得金棕榈大奖已经过去了10个月。

有很多按捺不住影迷朋友已经幸运地去香港的影院看过了，。

我一直在苦苦等待内地大银幕观影的机会。

终于在导演茹斯汀·特里耶来华宣传之际，等到了大银幕观影并参加导演映后交流场的机会。

电影开场不久，我就意识到：一切的等待都是值得的。

影片悬疑的剧情在一众演员优秀的表演下扣人心弦，而且在摄影、声音设计方面也显得同样突出。

生动而丰富的视听语言

随着一只狗狗耐咬玩具球从楼梯弹跳着掉落，女主角桑德拉和学生访谈开始的画外音响起，影片由此拉开序幕。

看完影片回想这一可谓不俗的开篇，才发现其巧妙地暗暗揭示了整部影片最关键的要素：坠落与对话。

丈夫萨穆埃尔坠楼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桑德拉和儿子丹尼尔一家，也让这个家庭坠入深渊，将近分崩离析的崩溃边缘。

而全片也正是通过法庭控辩双方的质询、回答，以及录音证据的对话建立、推动叙事发展。

导演茹斯汀·特里耶说在拍摄前看了很多犯罪与庭审纪录片，影片的视听质感也像纪录片一般冷峻，并通过各种风格的视听语言呈现。

影片开场，女主桑德拉和学生的对话是标准的正反打画面，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丹尼尔与狗狗洗澡画面的手持摇晃。

桑德拉对女学生的话语有昭然若揭的暧昧色彩，同时喧闹嘈杂的音乐又令人不安。

这些元素交融混杂，产生一种奇怪的氛围，好像暗示着不详的事件即将发生。

仅是这一开场，便把影片视听语言的突出与用心展示得淋漓尽致。

纵览全片，感觉犹甚。

随着剧情的展开，围绕桑德拉的丈夫、丹尼尔的父亲萨穆埃尔从木屋坠落死亡的事件，影片从多个角色的视角不断切换叙事：女主桑德拉、儿子丹尼尔、律师樊尚，甚至包括警用摄像机和媒体记者拍摄的画面，以及丹尼尔的回忆和想象。

不同视角与媒介呈现的画面风格也迥然不同：法庭质辩部分的画面客观而聚焦于各个角色的面部表情与讲话、聆听时的反应。

警用摄像机和媒体记者拍摄画面晃动且色彩失真，暗示公众与警察的焦点被放大、夸张，形成强烈的紧张与不可信感觉。

桑德拉的视角画面更接近剧情片的节奏，沉稳地表现其在庭审间隙内心的不安、焦虑，努力地维持与儿子和律师的关系。

而丹尼尔的回忆和想象是无声的，他对父亲萨穆埃尔的回忆是萨穆埃尔脸部的特写，充满温暖（与桑德拉看的萨穆埃尔视频里的视角相同）。

他对萨穆埃尔死亡场景的想象甚至有马赛克色块的模糊感。

与其视觉神经因车祸而受损的设定呼应，也可能是指他并不愿意相信父亲的死亡是母亲所为，更不愿看到父亲痛苦的脸，哪怕是在想象中。

如果观众仔细留意，就会发现《坠落的审判》在音乐方面的重要特点：除去片尾，影片全片没有任何配乐。

只有剧情中萨穆埃尔播放的嘈杂音乐（美国说唱歌手50 Cent的歌曲《P.I.M.P》配乐版）和丹尼尔弹琴时的音乐。

二者都令观众与角色感到一定程度的不适与不安。

前者是萨穆埃尔单曲循环大声播放的，表现了萨穆埃尔对妻子与学生交谈的愤怒甚至嫉妒，也是其死亡的背景乐。

丹尼尔的几次弹琴也都是在试图努力平复自己因父亲死亡事件而不再单纯、平静的内心。

这种不使用配乐的手法极大地增强了影片的真实、纪录质感。

毕竟，真实的生活里同样不会天降配乐，我们只能用听歌或自我演奏的方式疗愈内心。

推测不是事实，真相自在人心

影片剧情聚焦于萨穆埃尔坠楼而死的真相，也关注萨穆埃尔与妻子桑德拉的婚姻生活里的种种矛盾与困境。

揭开婚姻关系中的不堪且不能为他人知的一面。

尤其是法庭播放的录音，配以客观的画面，深度还原了一场夫妻吵架的过程。

从挑事、隐忍、安抚到互揭伤疤、骂粗口、爆发肢体冲突，让人心惊肉跳。

桑德拉和萨穆埃尔是深爱对方的灵魂伴侣，却在儿子的车祸后一次次产生矛盾，争吵、不和，令二人心碎，最终酿成悲剧，令人感慨叹息。

儿子视力受损的责任、妻子的出轨，甚至性生活的不和谐与家庭内使用的语种，都成为夫妻争吵时的“把柄”，化作刺耳不堪的话语，如刀剑深深刺痛了双方，也伤害了听到这段录音的儿子丹尼尔。

这也是为什么桑德拉一直坚持不想让儿子旁听这段录音的原因。

诚然，吵架时的夫妻自然会将很多压抑在心头的愤懑发泄出来，暴露一些隐秘、真实的恶毒念头，用以攻击对方。

但很多话也是过火的气话，并不能完全较真。

这让我想到西德尼·吕美特执导的经典美国电影《十二怒汉》里的剧情，李·科布饰演的3号陪审员咄咄逼人，被激怒时对亨利·方达饰演的8号陪审员怒吼：“我要杀了他！

”8号陪审员冷静地反问：“你不是真的想杀了我吧？

”——正是同样的道理。

片中，检察官反复借以女主角的性取向、出轨事件、作家身份、著作小说内容做文章，警察证人也偏激地认为录音里的打斗声一定是妻子打了丈夫。

他们都站在深度偏见的视角，用自己的脑补和想象填补证据的空白。

这和另一部法国电影，欧容的《我的罪行》里的检察官如出一辙。

这些空穴来风的偏见越多，越是让人认清一个坚定的道理：事实就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主观推测的可能也只是可能而已。

当真相缺失的时候，必须以强硬的证据去证明，绝不能以主观甚至带有偏见的推测取而代之，哪怕这些偏见就是真相，是有这个可能，但无法证明，只能以无罪来推定。

至于这桩案件本身，正如前文所叙，《坠落的审判》是一部多视角电影。

在警察的调查、检察官的质问、桑德拉与律师樊尚的申辩、丹尼尔的回忆、女学生与萨穆埃尔的录音、血迹专家的现场还原等一系列人证、物证的展示说明下，逐渐揭示更多线索和事实。

观众像是高高在上的主审法官，又像是困惑的丹尼尔，不断接受新的证据、证词的冲击，在大脑中做出自己的判断。

在影片的结局，法庭就萨穆埃尔坠楼死亡事件中桑德拉的杀人嫌疑做出了宣判。

但影片仍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

没有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

萨穆埃尔死亡之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仍然是一团迷雾。

是桑德尔一时激动失手误杀了丈夫，并将此时深埋内心？

还是萨穆埃尔深受创作挫折与婚姻关系的痛苦无法自拔，趁丹尼尔不在家、桑德尔睡觉的机会用跳楼自尽的方式了结自我，还有意无意地令妻子陷入杀人嫌疑的泥淖和内心无比痛苦煎熬的深渊。

完成了另一种“复仇”？

答案在每一个观众的心里。

语言是角色的面具，演员演技满分

《托尼·厄德曼》剧照8年前，我曾在金马影展看了德国电影《托尼·厄德曼》，那是一部很不俗的父女亲情电影，有让观众笑中带泪的感动。

女主演桑德拉·惠勒的表演令我印象深刻。

观看《坠落的审判》时我竟然一时没认出这位说英语和法语的女主角是同一位演员，不禁感慨其强大的演技与对角色的塑造能力。

片中，她在英语和法语之间转换，这些都不是她的母语。

而女主角也在语言的转换中微妙地转变自身的姿态和态度，将语言化作一种覆盖于内心真实之上的面具。

饰演丹尼尔的小演员米洛·马查多·格拉纳戏份同样吃重，无论是视力的缺陷还是内心的痛苦纠结，表演亦不落下风。

“小狗演员”梅西更是影片的一大亮点和惊喜，它竟然能演出误服药片的痛苦与身体的僵化，眼神保持涣散，舌头吐出嘴外，任凭其他演员折腾。

对影片的完整度实在功不可没，不愧是戛纳电影节“狗狗金棕榈”的获得者！

悬疑紧张的剧情、丰富而极致的视听语言、各个演员的优秀表演，都彰显着《坠落的审判》获得戛纳金棕榈大奖和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的实至名归。

虽然隔了10个月之久，影片的引进公映也很难得。

从各方面看，大银幕观看《坠落的审判》的体验都是值得且极为必要，不可或缺的。

无论是否看过资源，都应该走进电影院支持这部电影。

《坠落的审判》上映3天，票房已突破1200万。

这对于如此小众的艺术片来说，已是相当难得的成绩。

毫无疑问，这和此前北大映后的闹剧有关。

也是经由这场闹剧，让旁观者明白，“坠落”一词虽没有董教授分析得那么高深莫测，也绝不仅仅是“跳楼”那么简单。

它实际在隐喻一种身份的跌落。

这一跌落过程，不止体现在影片内，也体现在映后现场。

而这恰恰也是一部好电影能达到的效果，它总在书写一些会不断变形、反复发生的故事。

01《坠落的审判》是一部层次相当丰富的电影。

它是一部法庭片，也是一出社会派推理，它关于真相的不可抵达，也关于真相为什么总是难于抵达。

当然，更为重要的，它是一部女性电影，不仅因为它出自女导演之手，主角也以女性为主，更因为，它呈现的是独属于女性的生存困境。

这种困境，不只是一个人在面对公权力的审判时，所身处的不利地位，更在于，在权力失衡之上，社会普遍存在的性别偏见还要在本就偏沉的天平上，再加一块重重的砝码。

于是，在这场事先张扬的审判中，女性的自辩之路，无疑困难重重。

02看这部电影，观众最关心的问题自然是真相，即那场无人目击的坠楼身亡，到底是自杀、谋杀还是意外？

对此，影片始终保持开放，尽管有所倾向，但仍保留了全部可能。

郊外，无人目击的别墅，一个男人坠楼而亡，他的妻子成了唯一嫌疑人。

影片的悬念由此展开。

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桑德拉（桑德拉·惠勒饰演）被判罪名不成立，她将回到郊外的别墅，和儿子开始新的生活。

一切似乎都在好起来，可有个不易察觉的细节却在暗暗书写着裂痕，那便是，当桑德拉回到家时，儿子与她交谈所用并非惯常的英语，而是法语，似乎在说，这个家庭经历了这场劫难，已不可能回到从前的样子。

法庭上的一切，还是在这对母子身上留下了擦不去的印记。

而他们也将带着这根刺，继续生活。

03真相重要吗？

究竟对谁重要？

这是影片提出的一个问题。

在法庭之上，所谓真相，不过是控辩双方的各执一词。

他们都试图说服法官和陪审员，自己构建的这个故事，才是现实的唯一版本。

可对于围观群众来说，真相是什么？

真相不过是谈资，是交头接耳时的笑语，是目光灼灼下的狗血剧情，是私德化妆成公德的正义表演。

他们实际并不关心真相，只关心瓜大不大。

正如那位电视台嘉宾所言：一个女作家杀了她的丈夫，远比一个老师自杀了，要更吸引人。

以及，那个被事先排除的“意外”可能，或许也是因为如果这就是真相的话，对公众而言，未免太无聊了，所以才没人愿意相信——自然，也就不能作为脱罪的辩护策略。

片中，导演几乎没有给围观者任何画面，唯一的镜头，是法官突然被叫走时，镜头突然扫过台下，只见一张张挂着笑意的脸，正面面相觑，难掩兴奋。

这时，法庭大门打开，众人收声，男孩走了进来，这似乎是导演在暗示，整个事件中唯一在乎真相的人来了。

片中的小男孩患有眼部疾病，视力受限，他也成为了整个案件唯一一个“不可信赖”的在场者。

事实也确实如此。

只有男孩——这位死者和嫌疑人共同的孩子，才最在意真相是什么，因为这将决定着，他该如何看待父母，看待从前的生活，以及如何面对今后的日子。

影片最终也正是把决定权交到了他的手中，让他做一个裁决，他的父亲到底因何而死，他的母亲能否脱开干系。

也正于此处，这部电影在男孩精湛的表演下，展露了其温情又凶险的一面。

在男孩动情的讲述里，在那段无法证实的回忆中，他的父亲被坐实了一个“准自杀者”的身份。

这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杜撰，更可能是男孩因为选择相信了母亲，而编造的一段“证据”。

但不管怎样，都很难说，它就是真相本身。

而这也正是这部电影的根基。

它在说真相并不可知，可知的只有我们在纷乱矛盾的现实中，左顾右盼，最后选择相信了什么。

真相是信念的投影。

04事实上，正是小男孩最后的这番论述，而不是其他，左右了整个案件的走向。

如果说之前控辩双方的角力，仍属势均力敌，谁也没有十足的胜算，那么男孩的这番“回忆”，则基本给案子了调。

那么试想，如果没有这段“证词”，案件会如何发展？

就仍是未知。

片中的公诉人是个咄咄逼人的狠角色，他试图说服陪审员被告就是凶手，其利用的恰恰是大众内心的偏见。

这之中，最有趣的地方也在于，我们可以复盘一下，公诉人是如何构建女性有罪的故事版本的。

究其窍要，不过是顺应了性别偏见，把大众喜闻乐见的故事模板，套用在了现实的素材之上，使得所谓“真相”更符合大众预期。

此中关键在于，这并不是一个常见家庭，而是所谓“女强男弱”的非典型组合。

而公诉人的策略是，将其重新放入传统家庭模式中，使得那些溢出的部分，全都成为“罪证”。

他会告诉你，这个家庭之所以女人强，并不是真的强，而是因为她对男性的欺骗、掠夺和打压。

庭审中，公诉人一直在试图证明几点：第一，桑德拉之所以开始写作，进而成名，是因为剽窃了丈夫的创意。

换言之，她的成功，本就是从丈夫那儿偷来的；其二，她是个不洁者，或更直白说，是个荡妇。

她不仅曾经出轨，还当着丈夫的面勾引访客。

而这也是审判一个人的惯用伎俩——当没法拿出实据时，我们就先从道德上搞垮她；其三，她还是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施暴者，不仅脾气坏，时常对丈夫动粗，还对后者常年实施精神折磨，包括反复提醒他，儿子眼睛受的伤是他疏忽所致，以及明知丈夫已无力写作，还要鼓励他，使其备受煎熬。

借此，公诉人企图构建一种叙事，即，这个家庭里男人的“坠落”，是被女人所摧毁。

为此他请来了血迹分析师、丈夫生前的心理咨询师以及U盘警官出庭作证，而这些证人，无一例外，全是男性，他们几乎都带着一副厌女面孔，要把被告席上的女性置于“死”地。

于是，一整套“辱男”叙事成型，几乎瞬间将一位女性的成就，全都转化成原罪。

这之中最悲剧的地方也在于，在这个家庭中，女性虽已变得强大，却并没能给自己提供更有力的保护，而只是招致了更猛烈的反扑。

身为一位女性、一位公众人物，桑德拉不仅面对公权力的审判，也面对着大众的审视。

05看这场庭审，未免生出疑问：法国的司法制度这么不尊重嫌疑人的权利吗？

公诉人一直在妄加揣测、诱导提问，要是换作英美片或港片，辩护律师得把“反对”喊破了嗓。

这让我想起之前看过的一篇文章，讲法国庭审与英美庭审最大的差别在于，后者更重视证据和质证过程，而前者更在意还原来龙去脉，背后反映的是不同的司法观，即后者认为，真相只能来自于证据和程序本身，而前者认为，只要事实经过足够清楚，真相不辩自明。

那么很显然，片中法庭就为种种假设、推演预留了更大的空间。

也正因如此，导演精心构建的真相不可知的死局，才使得法庭成为了各种观念、各种故事版本的演武场。

而她特地安排一个并非弱势的女性角色，将其置于嫌疑人的险地，为的是进一步证明一种结构性的男强女弱，绝非个体之力所能冲破。

换言之，尽管她经由儿子的证词赢了官司——毕竟相信母亲，对于儿子而言，是一个更具倾向性的选择——但在观念层面，女性的处境仍然艰难。

片中的丈夫一角，并不是一个大男子主义者，他的委屈最终只能用来自毁。

06纵观全片，最为华彩的段落，当属夫妻二人的争吵。

首先这场本该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戏，虽被导演原景重现，但考虑到全片从谋杀现场到男孩回忆，皆为假想，这场戏实际也是基于声音的想象。

而这也是影片的题中之义，它其实一直在说，语言、逻辑、音视频媒介乃至于整个司法系统——这些由人类所构建的工具，在帮助人类接近真相的同时，也一再成为通往真相的阻碍。

那么这时，我们还能依靠什么？

至少有一点可以确信，就是不必执着于结果的真相，而是要尊重生活的真相，尊重那片我们终究难以完全掌握但又可能步步靠近的复杂而暧昧的区域。

而那段夫妻间的争吵，显然就是这样的区域。

从中，你可能仍然难以得出自杀还是谋杀的结论，但你却可以知道一些比这更为重要的事。

比如，生活里的是是非非总是紧紧纠缠在一起，难以分清；比如夫妻间的孰对孰错，更是一笔糊涂账，因为他们时而并肩战斗，时而独当一面，时而彼此对抗，这些全都是生活的一部分，撷取任何一个片段去裁决整体，都有失公允；此外，你还会看到，当一个女性试图摆脱从属地位，获得独立时，她会遭受怎样的评判，以及，当一个男性被置于一个家庭性别秩序中的第二性时，那种坠落感，又会以如何汹涌的方式降临……而当你看到了这全部的真相后，你又会如何反应，这是影片留给你的课题。

于是《坠落的审判》，最终所审判的，其实是每一位观众。

它犹如一束X光，照见了我们内心最隐秘、最幽暗的部分，那里藏着的，是一整个社会的进程以及未来。

文 / Annihilator全文约4100字 阅读需要10分钟 从《坠落的审判》回头看，茹斯汀·特里耶迄今为止的四部长片之间的相似性是极其鲜明的：四个女主角，从《索尔菲雷诺之战》中的记者、《维多利亚》中的律师，到《西比勒》中的精神分析师和《坠落的审判》中的作家，无一不是精英阶层出身的知识分子女性；围绕着她们的职业和生活，同一些元素不断重现——精神分析、文学、宠物、作为多语者和双性恋的女性、破碎的婚姻、情感对职业关系的超越……更重要的共通之处在于，我们总能在其作品中发现同一种内在与外在的张力：女主角们的成功女性形象背后有着内在的压抑和创伤，它们在某一特定外在事件的作用下被重新唤醒或发掘，创造了外部叙事（高度戏剧性化的情节）与心理维度叙事（回忆、亲密关系和内隐的情绪）之间平行、嵌套或互为镜像的关系。

这样的结构和切入角度一点也不新鲜，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中产的、心理剧的、庸俗精神分析式的，但特里耶与她的合作者们（阿图·阿拉里、维尔日妮·埃菲拉、桑德拉·惠勒…）对人物和生活的近乎自传性的精准观察和再现，足以使作品跳脱出通常的俗套。

《坠落的审判》当然也源自同一种构思：片名（anatomied’une chute）中“anatomie”这一双关语既直接指涉了片名出现前段落中法医对男尸的解剖，也指电影后续展开的庭审对这一起坠楼死亡案的真相的分析；但当观众发现案件的唯一嫌疑人正是死者的妻子桑德拉时，便会明白，电影真正意在“剖析”的是另一重意义上的真相，即这对夫妇之间的情感和权力关系的心理真相。

《坠落的审判》的首要成功之处在于，在一部政治-家庭闹剧、一部职场爱情喜剧和一部由多重自指交错构成的元电影之后，特里耶为她一贯的心理剧平行结构找到了一种比前三者更为合适的类型外壳——庭审电影（courtroom drama）：一方面，庭审电影拥有所有情节剧类型中最饱和的戏剧性（真相作为悬念）和最凝练的发展方式（严格限定的场景和事件程序）；另一方面，在庭审针对被告动机的质询、抗辩等环节中，本就天然地内含了将人物心理研究转化为情节和对白的叙事机制。

此外，在场面调度的层面，特里耶很大程度上放松了对影像形式的掌控，对技术的使用更朴素和恰切的同时，前两作中戏与戏之间极其紧密甚至抽象的节奏如今被更长也更充实、更细节化、表演更充分的情境所替代，允许观众更专注地投入于情节之中。

Anatomie d'une chute (2023)但在情节剧式的流畅与精彩之外，在这一效果所仰仗的“戏剧-心理”的便利结构之外，《坠落的审判》中还存在着一对更为关键的二元：“虚构”与“真实/真相”。

从这一辩证法出发，我们会发现特里耶的全部四部长片连成了一条清晰的发展曲线。

特里耶最早以拍摄政治事件的纪录片开始导演生涯；而在其剧情长片首作《索尔菲雷诺之战》中，特里耶将总统大选之日街头路人的随机采访镜头与主要发生在室内的一段虚构的家庭闹剧并置在一起，政治对抗与家庭纷争在两种影像的共鸣中建立起同构性。

在特里耶此后的三部长片中，形式上的虚实融合不再出现，但故事中总有一个以自己的真实生活为虚构创作素材的创作者形象。

在《维多利亚》中，这个人物是女主角的前夫，因为小说对现实的挪用所造成的名誉问题，女主角将他告上了法庭；到了《西比勒》，这个人物成了女主角西比勒自己，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师兼作家，她将患者的情感经历剽窃为自己的小说，同时又在现实之中介入了这一段情感；而在《坠落的审判》中，桑德拉同样是一个作家，而她的高度自传化的小说中的杀夫情节在庭审上被控方抓为把柄。

Sibyl (2019)这样一个创作者形象，首先指涉了特里耶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与情节的自传性：她与其镜头下的任何一个女主角的关系，不就恰如西比勒与她笔下的玛格特吗？

但是，正如洪常秀总是否认其作品与本人的联系（尽管这种联系显而易见的：他的主人公不是导演和演员，就是小说家、画家），特里耶在访谈中也对《坠落的审判》中的夫妻关系反映了其真实私生活的说法一笑置之；比起这种戏里戏外的可无限递归的八卦式对应，虚构与现实真正辩证交汇之处永远是电影的本体层面。

在这一层面，如果说《西比勒》以诡谲和模糊的交叉剪辑发现了回忆、心理咨询、片场表演与小说写作属于同一种虚构的语态，那么《坠落的审判》便是发现了庭审作为一种叙事机制的虚构性本质。

我们走上庭审的旁听席，观看一部庭审电影，阅读某篇庭审记录，根本原因总是为了获得真相。

但事实上，真相理应是调查和取证的目标，只有这一目标无法被充分确凿地达成时，只有控辩双方各执一词、缺乏决定性的证明时，真相才不得不取决于陪审团的裁定；而他们根据什么做出裁定？

哪一方的说法更“接近”真相，更“像”真相；换言之，更可信、更具说服力，甚至更有煽动性——这些都是虚构的本领。

因此，悬而未决的庭审与其说是一次对真相的“剖析”，不如说是一场比赛，比赛谁能建立起一种更强大的虚构。

Anatomie d'une chute (2023)例如，在两个血迹专家截然相反的证词中，我们看到的是对坠楼现场的种种可能假设中的两种，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排除另一个，而只能尽可能地包装以更合理的推理过程，来让自己成为更有竞争力的那一个。

别忘了，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推理也只是一种严谨的假设，而假设最终仍是一种虚构——尽管它以真实为目的。

甚至更多时候，不是假设本身，而是假设被演绎和传达的方式使之变得雄辩：律师成为了另一重意义上的演说家，他们的遣词造句，抑扬顿挫，语气、手势与神情，一切都成为对虚构的修辞。

最好的演员不也正是这样的雄辩者吗？

或者说，最雄辩之人不也正是在进行着最具有感染力的表演吗？

正是在这一重意义上，《坠落的审判》成为了关于表演-演说的元电影：在庭审这样的情境中，演员并不真的扮演任何角色，他们所进行的活动就是他们的本职工作——让虚构变得更加可信。

但是虚构无论如何可信，依旧是虚构，它与真相也许只隔着一段无限小的距离，但全部的修辞、推理和统计规律都无法填补这一距离。

回到刚才血迹专家的例子：尽管辩方的证词在各方面都明显更胜一筹，但专家在面对控方“不太可能”和“不可能”的用词圈套时，仍一改此前的自信而选择前者，因为她——以及背后执笔的特里耶夫妇——深刻地明白，虽然在庭审的虚构中，不同说法的说服力和可信度可能天差地别，但对于真正的真相而言，无论多么微弱的可能性都不应被轻易排除。

现实案例很容易说明这一点：在最近被重新关注的朱令案中，“铊中毒”的真相在事件最初便是被医院和学校的推理所否定，最终导致了悲剧。

案件的真相就已如此充满不确定性，关系、情感和心理的内部真相就更是如此了，因为后者必定比前者幽微百倍——事实上，这样的“真相”是否真的存在都必须被打上问号。

然而，《坠落的审判》的这场审判却恰恰是对内心的审判：庭审的后半程围绕作案动机的讨论，使得电影从庭审电影的类型化外部走向心理剧的内部。

但作为其反作用力的是，这场庭审也因此滑向了更远、更危险的虚构之中：如果说一个案件嫌疑人为自己和丈夫之间关系的辩解总会被怀疑为美化甚至撒谎，那么与案件完全无关的陌生人全凭经验和证据碎片进行的揣测，岂非更加荒谬！

但在庭审的虚构机制中，这又是获取真相的唯一手段；于是我们看到了控方律师试图以小说情节来佐证案件推理，看到了精神分析师对桑德拉傲慢的笃定和谴责——一位真正好的精神分析师应该明白，精神分析情境中患者的吐露，与真相的距离很可能和小说一样遥远而微妙。

Anatomie d'une chute (2023)但虚构难道是这些控方“反派”的特权吗？

辩方律师多次叱责对方所说的不是真相，只是臆想，但他自己的辩护当然也绝不乏推测、想象和煽动——“桑德拉·沃耶特唯一的错在于，在她丈夫失败的领域里，她却成功了。

”这样精辟的总结陈词很容易打动在场的诸位陪审员，但桑德拉自己的反应如何呢？

律师回座后，她悄声对他说：“塞缪尔不是那样的。

”显然，这完全不是真相，至少不是她心中的真相。

那么，真相究竟是什么？

影片提供了三种版本的真相：塞缪尔或是不慎跌落，或是跳楼自杀，或是被人蓄意推下。

第一种可能是桑德拉自己所坚信的，但却早在影片最初她与律师讨论辩护策略时，就因“没人会相信”的理由而被否决——再次确认了庭审是一个关于虚构与相信的场域。

当然，也许还有从未被设想的第四或第五种可能……况且，谁说亲人就一定比陌生人更接近真相呢？

也许只会加倍地困惑吧。

到头来，正如丹尼尔的看护员所说的那样，不论是陪审员、法官、律师、案件相关人士、家人甚至是当事人自己，每个人都必须在真相无从确定的情况下做出选择，不是选择真相，而是选择对真相的某一种虚构。

来听听这个小男孩最后选择的虚构：“如果我想象我妈妈杀了他，我无法理解；但如果我想象我爸爸自杀的话，我觉得我可以理解。

”从这个角度看，《坠落的审判》与另一位作者M·奈特·沙马兰在精神层面巧妙地邂逅了：后者今年的新片《拜访小屋》，一部恐怖片，同样设置了一个真相悬置、选择相信的情境。

作为电影作者的特里耶自己，又何尝没有做出同样的虚构之选择呢？

看完整部电影，回想自己是在哪一刻彻底相信桑德拉不是凶手，我会选择播放录音的那一段。

这也是《坠落的审判》的特异之处：本应单独存在的声音却附加了录音现场的画面，影像的叙事性质实际上介于现场有源声音与结构性闪回之间。

如果只有声音，只有桑德拉事后的间接解说，那么我们便无法看见妻子与丈夫之间的面部神情、肢体语言乃至现场氛围的微妙变化，也就错失了二人展现出的情感以及通往真相的暗示。

矛盾出现了：说服我们的不是控辩双方的实在的发言，而是这一段不可能存在的影像，一个绝对的虚构之物；不是庭审中任何现实人物的虚构，而是纯粹属于电影的虚构。

相较而言，沙马兰从未迈出这虚构的一步，《拜访小屋》的视角与主人公们始终保持一致，只能从不可信的电视荧屏上、从窗缝中透出的光芒中看到关于灾难的启示，因此观众的相信会更加艰难。

Anatomie d'une chute (2023)类似地，在丹尼尔第二次听证一段中，我们看到了丹尼尔用自己的声音复述出了父亲对狗的描述，并将其读出了隐含的忧郁语义，这是丹尼尔的虚构；但如果仅仅只有他的虚构，电影是无法真正打动我们的。

更具决定性的是特里耶的虚构：她为儿子的声音配上了父亲说话的画面，在几乎重合但又微微错位的口型与语音之间，我们很难不察觉到生者对死者的极为复杂的情感——那种理解的努力，那种无法跨越的疏离。

在这场庭审之中，真正的雄辩者是特里耶和她的电影，为了站在女主角的一边，站在她们所相信的那一边，她们在叙述中加入必要的虚构；她们使用着影像的手势，演讲着场面调度的语言。

Anatomie d'une chute (2023) 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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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最近三年金棕榈获奖电影里个人观感最好的一部，《永安镇》吐槽得好：“获奖的就没烂片？

”，前几年金棕榈都颁给什么鬼。

看《西比勒》就能感受到导演的潜力，这部更是明显能看出特里耶的进步，气韵浑然天成。

最喜欢女社工和男孩交谈那一段，社工在思考之后告诉男孩，没有决定性证据支持特定判断时，需要决心，同时明确告诉他决断不同于信念和知识。

但是，还是无法给五星。

庭审戏在视听层面拍得不错，但文本不行，公诉方的论证如果律政题材看多了都不难发现实在是太粗糙了：几乎不谈事实致力于构建故事（固然所有的司法调查都是建构，但是事实始终是这种建构的重要材料，建构不等于相对主义）后半段之所以对我而言还有悬念和情节张力，也是因为电影中的法官对检察官过度纵容。

司法实践中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但还是略出戏。

更重要的是，这其实也破坏了电影本身对虚构与现实之张力这一议题的讨论。

如果检察官的论证本身很粗糙，后面动用视听对这种事实建构过程和方式提出的质疑就显得缺乏意义：因为被挑战的对象本身就显而易见地脆弱。

有人说夫妻吵架那一段和《婚姻故事》里那段都是婚姻吵架戏经典，我只想说，建议持此说者看一看《守望尘世》S3E4最后15分钟，看一看伯格曼和HBO的《婚姻生活》。

另外，这种中产婚姻生活题材我也是越来越无感了，当代全球布尔乔亚们的拖延、无能、缺乏责任感、不愿做决断在虚构与现实里反复上演，本片也没拍出新意。

社工说得对，关键在于决心，最后反而是儿子把握到了这一真理并果断行动。

PS，全片开头，男孩第一次出门时确实没带手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