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几时有

很早就听说过东江纵队，但得知擅长文艺片的许鞍华导演要拍这个带有主旋律色彩的故事，而且是关于东江纵队护送滞留在港的爱国文人返回内地的故事，我很好奇会有怎样的呈现。

如果以为这部名为《明月几时有》的电影里会有护送途中的惊心动魄和枪林弹雨，那真是天大的误会，因为电影进行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护送就结束了，而且显得波澜不惊，但只要看下去就会发现，许鞍华不愧是许鞍华。

今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把最佳电影、最佳导演等5个大奖都颁给这部电影，的确实至名归。

虽然和许鞍华过往的电影相似，《明月几时有》也有散文化的倾向，但故事主线其实很清楚。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电影讲的是方兰从一个小学语文教师成长为革命者的故事。

除了方兰，电影里还有刘黑仔、方兰母亲方伯母等其他许多人物，但这并非岔题，因为人是生活在社会里的，方兰回应刘黑仔的称赞时说--「环境会改变人，也不是所有人都是现在这样子的」，这些人都是社会的一部分，引领和见证了方兰的成长。

最能说明一个人成长的一定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特别是需要在自己最心爱的人或事上作取舍的事情。

因为这往往关乎切肤之痛，比经历枪林弹雨要沉重得多。

当方伯母因为递送情报而被日本宪兵队关押后，方兰和刘黑仔一起去刺探情况，最后方兰主动放弃营救。

有评论说这是「反高潮」，似乎营救或者不营救都可以，导演选择不营救是刻意为之。

但伤感和伤痛绝不是一回事，故事的发展也有其自身逻辑。

宪兵队总部是日本人驻扎的核心区，守卫森严，方兰母亲身上的情报是极为重要的地图，日本人更不会轻易放过。

一旦要营救，必然是一场硬仗，而且绝对没有把握。

更严重的是，正如方兰所说，「万一出事了，市区中队和短枪队，就都没有了」。

从得知母亲被抓到设法营救再到主动放弃营救，饰演方兰的周迅，每一个表情都丝丝入扣，直抓人心，这种成长带来的痛苦也是痛彻心扉。

这种痛苦之所以成立，也建立在对「特别自私，爱面子，顾自己，可是心肠好」的方伯母的出色刻画上。

影片一开始，她试图用两块糕点说服茅盾夫妇续租，结果并不成功，直接就把糕点拿回来了，其实她珍藏的糕点总共也就三块而已。

方伯母最后死都不说自己认识一同被抓的阿四，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母性，二是不连累别人的性格。

对于第二点，电影里有一处看似闲笔，但我认为对方伯母的选择起到了助推作用。

那就是她代替阿四去伍记药店取东西，药店老板让她到后面去等，那里躺着好几位受伤待医治的革命者。

因为正视过淋漓的鲜血，方伯母才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牺牲，体现了在那样一个国难当头的时代，哪怕是寻常百姓，在渺小中都可以折射出令人肃然起敬的伟大。

类似的闲笔还有很多。

比如电影里关于搜查的戏有三场，方兰一场，方伯母两场，方伯母就是因为第二次搜查不过关而被日本人抓了。

前两场是中国人查中国人，最后一场则是印度人查中国人。

这也为方兰所说「不是所有人都是现在这样子的」，提供了一个新鲜的脚注--乱世里有些中国人选择了委曲求全，但在尽可能的范围内，他们仍会照顾同胞，这是异国人做不到的。

这些点滴，并不意在「歌颂」，但的确创造出了一种「认可」，并让人看到希望。

影片最后，刘黑仔向方兰告别说：「我告诉你，打从我第一天加入短枪队，就没有想过活着出来。

」虽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是电影哪怕再惊心动魄，主角都不会死，如何让主角一路活下来，又能让观众体会到这种生死不定，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这就说到了刘黑仔和战友为运送枪火、乔装成送父亲回乡下下葬的一场戏。

战友们一时放松警惕互相说笑，让路边的汉奸产生了怀疑。

前脚才杀了汉奸，后脚日本兵的队伍就到了。

恰恰也正是有了汉奸做了替死鬼，原本藏在草蓆卷里的枪火才没有被日本兵发现。

这场戏画面明快，甚至还有些幽默，但其实是命悬一线。

刘黑仔把汉奸的尸体抬到路边草丛后说了一句：很快就见面了。

谁和谁见面，在哪见面？

「从没有想过活着出来」，绝不是说说而已。

方兰和刘黑仔约定胜利后见，但就好像方兰没能和方伯母「胜利后见」，方兰和刘黑仔的这一别也是永别。

根据资料，日本投降后的1946年5月1日，刘黑仔在南雄县界址圩调解民事纠纷时，遭国民党军包围，在突围时不幸大腿中弹，后染上破伤风而牺牲，年仅27岁。

方兰先后在香港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建国后回到广东工作，并于1998年去世。

这是后话。

电影里，随着刘黑仔的行船远去，远去的山影逐渐清晰，忽地，太平山下现代灯光亮了起来，海上生明月。

2017年7月2日，我去百丽宫电影院看了《明月几时有》。

本片由许鞍华导演，是建党96周年暨香港回归20周年的献礼片。

本片讲述了以刘锦进（刘黑仔）、孔秀芳（方姑）为代表的东江纵队港九大队与日寇战斗的故事。

我觉得本片有如下优点：一.静水流深，刻画普通人的伟大。

本片的主线是方姑和她妈妈如何走上抗日道路的。

她和母亲相依为命、感情极深。

但她妈妈被日寇抓获后，她开始竭力想营救。

但在踏勘现场后觉得牺牲太大而被迫放弃了。

如此感人的情节，本片并未煽情。

仅用方姑的一段独白，一个哭到下蹲来体现。

这样更让人感到忠孝不两全的无奈与壮烈。

二.背面敷粉，展现战争带来的苦难。

本片仅用一具饿殍，一场轰炸直接展现平民的伤亡，但有大量的侧面描写让人感到平民生活的艰辛。

例如在方姑表姐的婚礼上：能做“全合人”的司仪如此稀缺，以致两家合用一个，说明大量平民伤亡；米如此珍贵，连撒米仪式都无法进行，说明粮食的短缺；宾客如此困窘，经理茶房得极无礼貌地点着人头数餐具。

我想，正是由于在日寇铁蹄下民不聊生，更由于党杰出的宣传、组织工作，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才会加入抗战队伍，民族解放统一战线才会越发壮大。

我觉得这比“绿林好汉”、“江湖异士”、“纨绔子弟”、“黑道大佬”抗战现实得多，符合实际得多。

三.草蛇灰线，前后呼应严密。

本片不像一场戏剧、更像一篇散文。

除了方姑前后两次吟咏茅盾先生的《黄昏》选段外，有几处我觉得独具匠心：一是先有日本宪兵大佐脚踝处剑伤的特写镜头，之后大佐说明这是成人礼。

二是张咏贤前面自我介绍在教会学校念书，后来被捕入狱对着镜头祈祷。

三是1942年日军甫入香港时志得意满，喝令钢琴师改弹《苏州之夜》，到44年自感大势已去，唱起思乡的歌谣。

四.抚今追昔，使观众融入剧情。

本片的序章“营救文化人”结束后，主线就转入香港最后一位在世的东江纵队成员彬叔的访谈中。

后面的故事都可视作老人在讲古。

访谈结束，彬叔又重新跨上的士，搵食去了。

我觉得这就把英雄就在普通人之间的主题描绘得很深刻。

五.神完气足，镜头处理赏心悦目。

本片的空镜头拍摄得非常优美。

除了评论者极为称道的从一片苍茫的岛屿摇到繁华的维多利亚港之外，我觉得这些镜头也很好：比如郁郁葱葱的岭南风光，让我联想到“花香之地无和平“。

徘徊飞翔的海鸥，让我联想到”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追求自由的旷达。

我觉得这些镜头很美。

网上很多评论说该片冗长，剪辑混乱，剧情单薄。

而且本片未能在今年5月举办的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获奖。

但我个人觉得蛮好的。

算上《明月几时有》，我已看过许鞍华导演的6部作品，其余5部是：《投奔怒海》《女人四十》《千言万语》《天水围的日与夜》和《桃姐》。

一路看下来，你会发现许鞍华的变化，是分为两条脉络的：一条是“戏剧性的不断衰减”；一条是“意识形态的逐渐淡化”。

其中，《投奔怒海》可以视作是将两者都发挥到极致的作品。

影片从一个日本记者重访越南开始，跟随着他的视野，一步步戳破了表面的祥和，揭露出一个虚伪政权的真实面目，背后实际影射了港人对即将变色的意识形态的集体焦虑。

全片戏剧性充足，政治隐喻浓厚，是香港新浪潮时期的巅峰之作。

后面到《女人四十》，意识形态已被剥除了，取而代之的是戏剧化的平民生活；而《千言万语》则基本摒除了戏剧性，转而去关注意识形态对个体的裹挟，呈现出末世的悲凉感。

直到《天水围的日与夜》，许鞍华将戏剧性与意识形态通通放下，专注去呈现小人物的琐碎日常，拍出了一种克制的温情与生活的诗意。

至于《明月几时有》，依然延续了她自《天水围》后奠定的那种淡然的风格。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变化，我想和年龄的关系是最大的。

许鞍华出生在1947年，到今年已经70岁。

这是个看淡的年纪，不会再为亢奋的激情而血脉喷张，也不会再把“人生如戏”当成是生活的主旋律。

一切终将归于平淡，平淡是真，这是从时间身上剥落的真理。

《明月几时有》讲述了抗战时期的一群年轻人——率领游击队正面迎敌的刘黑仔，从事情报传递工作的方姑，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党锦荣，讲述了他们的选择和命运。

很主旋律吧？

是的。

如果你在进入一部艺术作品前，就自觉打开意识形态的雷达，那么这确实是一部主旋律电影。

但我不这么看。

我觉得许鞍华真正想拍摄的，只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下人的生存状态。

只是这个时代，刚好是抗战时期；只是这群人物，刚好是游击队员。

只是，战争不期而至，他们没有甘于沉默，而是为各自的理由，选择了投入时代的潮水。

这里面，有天真，有无奈，有家国情怀，有江湖义气，唯独，没有意识形态的位置。

就说“天真”吧。

许鞍华的骨子里，有一种没遮没拦的天真。

记得有一期锵锵三人行，许鞍华来做客，窦文涛问她天水围的意义，许鞍华答，让我重新建立了对电影的信心，感觉又可以吃很久了。

又问她，导演是干嘛的？

她答，导演就是把别人（编剧、摄影、演员……）的好东西，收集起来，据为己有。

每每答后，都会附送一阵憨直的笑。

这就是许鞍华，有什么说什么，从不怕暴露自己的想法，甚至缺点。

这种率真的态度，也体现在她的电影里。

《明月几时有》中，有一场戏，方姑在天台和刘黑仔碰面，方母听到动静，走上天台，看到两个年轻人，一笑，默默退下。

相信很多人会觉得方母的举动，很是奇怪。

这么谨慎的一个人，看见女儿和一副山匪打扮的陌生男子交谈，还能笑得出来。

但我看到这里，却会心一笑，仿佛看到了许鞍华真实生活的一幕。

现实中，许鞍华至今未婚，和自己的老母亲同住。

在采访中，她也曾多次提到自己被母亲催婚的经历。

所以，明白了吧。

当这样一位母亲，看见自己大龄未婚的女儿，正和一个年轻小伙子在一起有说有笑，哪会忍心责备呢，开心还来不及呢。

这就是片中的那一幕。

许鞍华就是这样，总会把真实的生活经验，毫无保留地放到影片里。

她相信真实的力量，哪怕这种真实，有时和戏剧中的情境，并不那么契合。

不契合的，还有刘黑仔这个角色。

影片开始不久，在窄巷里，刘黑仔一人对付六七个日本人，潇洒、利落、信手拈来。

这不就是“手撕鬼子”吗？

是啊。

但许鞍华就这么拍。

这是她心里念念不忘的“侠”。

许鞍华从小是读金庸长大的，武侠小说对她影响颇深。

后来做了导演，拍了《书剑恩仇录》《香香公主》等武侠片，都不成功。

这次在《明月几时有》里，她再次把自己对“侠义精神”的眷恋，投射到影片中。

她拍东江纵队冒死营救文人回大陆；她拍刘黑仔藏枪，智斗日本人，拍他孤身犯险，大闹酒楼；她拍锦荣，七步成诗，拍对酒当歌的豪迈……这些，都是她的“侠”。

虽然这“侠”，会被看成是“儿戏”或“草率”，但显然许鞍华，不在乎这些。

在处理男女感情戏上，许鞍华是生疏的。

她拍得好的作品里，一律没有情戏。

同样，在《明月几时有》里，情戏也被降到了最低，但在仅有的几幕里，还是很动人的。

印象中最深的是两次告别。

一次是方姑和锦华的最后一次见面，锦华临走前说，“怕他们看见，我就不抱你了。

”

一次是影片最后，方姑与即将远走的刘黑仔告别，她告诉刘黑仔自己的真名叫“孔秀芳”，她还说，“只要你记得，就一定能找到我。

”这些对白，都有天真的成分，天真到不真实，却又如初恋般矫情，如同被幻想出来的情话，符合一个恋爱经验不多的人，对爱情的想象。

依然动人，依然有力量。

这就是我眼中的《明月几时有》。

她和许鞍华的大多数作品一样，都拍出了许鞍华自己的样子：率真的老太太、侠义的男子气、恋爱中的白痴……而在这种天真的背后，我还看到了一种隐隐的不安，看到了“天真被命运戕害”的无奈。

在谈到《明月几时有》最打动人的地方时，许鞍华曾这样说：“好多人，不管年纪身份，不计较后果，义无反顾地去帮人家忙，不求任何回报，最后各自回到自己的生活里。

”这其中，有连兔子也不忍杀的方姑，有酷爱写诗、风流倜傥的锦华，有嬉笑怒骂、玩世不恭的刘黑仔，也有随着女儿一起出任务的方母……他们原本有着各自的生活、各自的追求，原本未来有各种可能，但这一切，却被突如其来的战争，彻底摧毁。

我看到很多影评，都在批评这部电影没有明确交代每个人物的动机，认为这些人物都是稀里糊涂地加入了战争，这无法令人信服，又或者是不是在表达一种无需说明的政治正确？

但在我看来，不是的。

这种动机的模糊性，或者说人物的天真性，恰恰是在用另一种隐晦的笔法，表达了时代洪流对个体的系统性戕害。

方姑是天真的，她参与情报工作，只是想保护崇拜的作者，只是想继续读到喜欢的文字，这甚至可以理解成一种粉丝心态在极端环境中的极端爆发。

锦华是天真的，他成为卧底，或许只是因为那句“明月几时有”的背后，所携带的一种对“故国何时归”的忧思。

刘黑仔是天真的，在与敌人面对面的最前线，他不曾惧怕，甚至有点享受，不然怎么敢出现在“活捉刘黑仔”的誓师大会上，还坦然承认“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

而方母，更是天真的，她并不太清楚战争的危险性，便自告奋勇，承担最重要的情报传递工作，别人劝她，她会反驳说：“你们年轻人能做的，我也能做。

”这些称不上动机的动机，这些不见“民族大义、历史使命、国难当头”的天真，使得这些人物，就这么傻傻地走进了一场无法预知生死的命运里。

因为除了这份命运，他们似乎也无处可去。

这是他们最动人的诚实，也是最无奈的残忍。

许鞍华真正想说的，或许就是这种，时代汹涌的洪流，将每个人的生命都冲刷殆尽，无论你是主动的、被动的、积极的、消极的，通通无法幸免。

这让我想起《千言万语》，我最喜欢的许鞍华作品，拍香港八十年代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记录式的影像风格，四个主要人物一丝不乱，背后却有着深深的悲凉，所有人被激情裹挟其中，最后，所有人的十年都被亢奋地浪费。

片中经久不散地循环着“千言万语”的旋律，“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

”情歌，失恋时听，是小情小调；失败时听，是感时伤怀。

许鞍华要传递的，始终是这样一种情绪。

它藏在叙事的后面，它不沾惹意识形态的敏感，它想要诉说一种无法言说的感受。

正如许鞍华自己所说：“有些东西，是说不出来的。

如果能说出来，用写的就好；说不出来，才要拍成电影。

”这便是许鞍华影像的魅力

《明月几时有》，将个人风格从一而终的香港传奇女性导演许鞍华在《黄金时代》之后为我们送上的新作。

《黄金时代》从画面到台词都如精细打磨后的一首诗，即使许鞍华从头到尾都保持了高度的克制，但动人的历史和艺术化的场景让影片从灵魂中散发出了愈久弥香的魅力。

虽然用了长达数月进行宣发，但《黄金时代》8000多万的投资，仅仅只收获了5000左右的票房。

这一次，用3个月时间拍摄完成，故事依旧是和《黄金时代》差不多时间段落发生的故事的《明月几时有》票房又当如何。

看完130分钟的影片后，我只能感叹，《明月几时有》依然保持了许鞍华一贯的个人风格、沉稳、克制，追求以禁制动，镜头和节奏依然是缓慢的，冲突散落在不经意的场景中，整部影片没有明显的情节高潮，绝对不是内地电影市场常见的类型片。

一早就听说许鞍华拍摄《明月几时有》会有票房的考量，希望为投资方弥补《黄金时代》的票房滑铁卢。

这次看《明月几时有》我始终在等待许鞍华的妥协之道，但令我惊讶的是，她依然拍出了足够自我个性化的影片。

影片《明月几时有》以东江游击队为故事蓝图，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香港地区的游击队的故事。

整部影片在叙事风格上，依然部分采用了《黄金时代》的他者诉说模式，由梁家辉扮演的角色采用回忆的方式讲述那段人心惶惶，风雨缥缈的故事。

影片不断拉回黑白场景下的现在，梁家辉在中景特写的镜头中，扮演着诉说者的角色。

影片大致分为了三个故事，三个时间段，结构看似散乱，其实主线突出。

以战争的开始，僵持，结束为段落进行。

三位主人公，周迅扮演的方姑，从懵懂青年老师成长为游击队核心人物。

霍建华扮演的李锦荣从学校老师成长为深入敌后的间谍。

彭于晏饰演的刘黑仔从街头小混混成长为游击队队长。

所有的人物弧光和情节转折都在战争敌我双方情况的转变中发生着悄然的变化。

战争是主线，人物的成长揭示着主题，这样的故事安排依然很类型化，但许鞍华却在细节的处理上，让影片完全成为了自我风格的又一次极致呈现。

无论是《天水围的日与夜》、《桃姐》还是《黄金时代》，许鞍华的影片中很少有情绪沸腾的高点，观众从类型片中熟悉的情绪转折在她的影片中往往被反类型化处理。

当观众在长期的观影期待下形成的情绪点即将发生的时刻，许鞍华的影片却在克制和留白中选择了掐断，没有高起的配乐，没有煽情的台词，连人物的戏剧性动作都不够激烈，只有只字片语，短暂停留的剪辑，几个高度象征化的物品道具从隐秘中发声。

这种表现方式极为考验观众的观影能动性，挑战着观众的惰性。

为了保证观影的新鲜感，胖哥只是选取几个片段表现许鞍华的克制和坚持。

《明月几时有》中，有一组非常动人的母女关系的表达，就是周迅饰演的方姑其由叶德娴饰演的其母亲两人的对手戏。

叶德娴饰演的母亲一出场就表现出了势力，自私，圆滑。

但随着故事的发展，战势的不断升级，她从保护女儿，藏住女儿，到一步步向试图参与战争，走向外面的女儿的行为的妥协和支持。

女儿方姑从送信件和宣传信，到成为组织栋梁，不得不离开家里。

在这场告别戏中，母亲一开始拼命挽留，见女儿已经下了决心，就甩出狠话，“回来给我收尸”。

女儿低头离开，走出家门几步路，生气的母亲追了上来，喊了女儿的小名，然后往其手中塞了一些东西后飞快转身离开。

镜头一切，原来母亲把自己结婚的金戒子给了女儿。

女儿看着母亲的背影，眼睛湿润。

这就是许鞍华式的情绪高点。

从起到落，都是柔软的，缓慢的，大段的长镜头仿佛让时间凝固，情绪在厚重的时间中发酵，本来再多一个动作或者一句台词就会带来决堤的情绪泛滥，可许鞍华很快就转换了场景，切断了观众情绪酝酿的时间，以留白的方式没有给观众的情绪沸点留下绵长的时间。

这种处理方式和英国著名现实主义导演肯·洛奇的处理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

全片最大的高潮段落，当数母亲参与传递信息被捕后，方姑和刘黑仔商量救人，实地探查的一段戏。

两人商量好了计谋，从日军的“对酒当歌”中悻悻离开。

这一段戏，许鞍华依然用了一个稳定绵延的长镜头。

救人心切的方姑发现了刘黑仔的忧虑，她知道刘黑仔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要就她的母亲。

她几句试探，发现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刘黑仔都没有了往日的傲气。

理性的回归告诉她，他们目前的状况根本无法救出母亲，而且救援行动会让游击队复出惨痛的代价，甚至全军覆没。

这时，亲情开始拷问折磨方姑。

她伪装自己的情绪，代替母亲做出了牺牲的决定，她为了保全队伍放弃了救援。

黑夜中，她背对镜头，朝着镜头远端不断走去，她越来越渺小，越来越低落，她终于崩溃，她一屁股坐在地上，失了魂魄。

这一刻，刘黑仔五言的上前将她抱住。

镜头中，没有刺人的哭声，没有断肠的配乐，只有风划过树叶的瑟瑟冷寂。

这就是许式的情绪处理。

克制，隐忍，用时间去粘稠情绪，用空间去挤压情绪，用留白去给情绪的空白处保留更多填空的可能性！

许鞍华的电影，视觉风格依旧高度概括了主题，甚至超越了故事。

她将主题隐藏在了风格里，影片的冲突因为克制反而显得弥足珍贵，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除了叙事风格，在《明月几时有》里，许鞍华依然保持了对于女性主义的彰显。

故事的中心全是围绕女性的，主角绝对是周迅饰演的方姑和叶德娴饰演的其母亲，通过两人的人物弧光，表现了女性在战争动荡时代的大善与小美。

她们靠着隐忍和坚持成为了救援国家，守卫传统，保家卫国的英雄式人物。

女性成为了叙事中心，权力的焦点，是她们舍家为国，放弃了自己的爱情，放弃了自己的亲情，甚至放弃了自己，保全了国家的未来。

《明月几时有》的英文名字是Our Time Will Come，正是这些在战争中，处于各个阶层的女性，从中队队长，普通母亲，到稚嫩的村姑，富家大小姐等的牺牲才让这个和平稳定富荣的时代可以加速到来。

细致对比影片中，对于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的表现，相信你能很容易看出许鞍华的女性主义立场。

她依然在影片中试图建立女性话语，并借此重构妇女主体。

影片中特意加入了一段方姑表姐结婚的戏，战争中的婚姻浮躁不代表爱情，匆匆忙忙中希望保留礼节，可战争无情，整场婚礼如同闹剧，新娘子亲口说出了对于现实的全面认输。

在战争中这位表姐选择嫁给自己不爱的人，对战争和现实不包有任何希望。

，表面上的红事映照着她内心的白事。

另一面，方姑虽然失去了爱情，但她选择加入战争，用自己的力量反抗现实，用牺牲换取了自我价值存在的证明。

这种对照，明显就是许鞍华书写和重构女性身体主张的充分展现。

战争中的行为，让影片中的女性超越了传统固定的性别身份，使身份成为一种文化建构和自我选择的结果。

许鞍华通过战争中女性行为的选择和结果的表现，展现着女性主义的历史和现实价值。

反类型的叙事和情绪表现手法，女性中心地位的主题表现，让这部《明月几时有》依然是内地电影市场的一个“异数”。

这是许鞍华的坚持。

但相比于其以往的影片，还是能看出许鞍华的部分妥协，影片最终的长度，部分场景的表现有向喜剧浮夸的转变，可以看出她对于市场的考量。

但也许正是这些地方的妥协，反而让这部影片变得有些尴尬。

仿佛她努力在呐喊着表露自己不是独具一格的异类，她口口声声宣布自己是大众的，可骨子里，她透露出的气质依然是反大众、反类型的、无论如何，依然感谢许鞍华的坚持，让我们在类型缺乏、浮躁的内地电影市场中看到这部风格化明显的影片。

第一次写影评，大家凑合看。

去电影院看电影之前总是习惯先找影评看看，如果评价特别不好的话哪怕题材吸引我也不打算看了，《明月几时有》我看的影评是这一篇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8630821/#comments，看完影评后觉得写的很中肯，我觉得也还好就去电影院看了。

电影看完了，第一反应是跟我看的影评一样，这部电影首先是香港历史片，其次才是抗战片。

总体来说，这部电影跟以前看过的大部分电影风格不同，它讲的不是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的抗战成长史，也不是那种逐渐成长最后功成名就的热血抗战电影，如果非要说有一个主题的话，就是截取了香港在抗战期间的一段历史，以香港抗战时间为节点，展现不同时间段在香港生活的不同的人的际遇和精神风貌。

也许这样的风格，很多人不喜欢，也不习惯，不过我看着倒是还觉得不错，也许是我本身就比较喜欢看历史纪录片的缘故。

当然，虽说是个历史片，不过也还是有几个主线人物的，周迅饰演的方兰，彭于晏饰演的刘黑仔，霍建华李锦荣等等，在不同年代背景下穿插着他们不同的命运。

李锦荣是一个知识分子，有一个恋人方兰，他原本打算先和方兰举办婚礼仪式，然后回乡下暂避，之后再想办法与方兰团圆，只是被方兰拒绝了。

再出现他的镜头时，他似乎已经开始为日军干活，在日本人里有着良好的人缘，在面对日本军官忽然变脸的七步成诗要求下，也表现地机智应对，直到镜头一转，在他路过某个女职员时给她扔出了写有快走两字的小纸条，才能证明他并没有变成汉奸，而是做了卧底。

最后因为方兰母亲的被捕，他的卧底身份被日本军官察觉，虽然那个日本军官说不杀他让他离开，但当他走出门后外走廊上传来的枪声以及那个日本军官了然的表情还是预示了他不详的结局。

刘黑仔在这部电影里属于一个运气极佳的人物，身手好，枪法好，脑子转的快，反应快，多次面对敌众我寡的局面，但都沉稳面对并且最后成功化解，结局是与方兰告别后前往惠州。

最后说说方兰，之所以最后说她是因为在电影里她的戏份最多，也算是最主要的一个人物吧。

方兰最早出现是房东的女儿，是一个前小学老师（后来小学停课了），因为心善把家里打算吃肉的兔子放生；与李锦荣相恋，但又在李锦荣说要暂时离开时坚定说要分手的女孩；她热爱茅盾文学，崇敬着租住她家房子的茅盾先生，也是因为这份崇敬和坚强，在最初发现有陌生人找茅盾的时候，机智地拦住了茅盾太太和邹韬奋上楼，又在看到刘黑仔扛着特务的死尸下楼时镇定上前帮忙，在被突然委以重任需要带茅盾一行人前往汇合地点时很快做到接受，相比于只是单纯知识分子的茅盾和做家庭妇女的茅盾太太，她更加沉着冷静，如同刘黑仔评论的一样，只做个老师可惜了，她更适合成为革命分子。

方兰本来就是一个大胆的姑娘，每一次外面传来动静，方兰母亲总是赶紧将灯熄灭，生怕日军注意到这里，方兰却大胆地想到阳台上看一看；对于刘黑仔，虽然方兰见他的第一面就是他正扛着用被子包裹的特务尸体下楼，但是第二次见面的时候方兰显然也并不怕他；在第一次运送革命传单的时候，被搜查的官兵从箱子里搜到了，但她表现的十分镇定，直接导致那两个官兵以为她周围还有别的同伙在，吓得把她直接就放行了；在表姐的婚礼上，在所有人都被外面的炸弹爆炸声吓得趴到地上时，只有她镇定地推开窗户看天上的战斗机飞过。

后来方兰为了革命，也为了不连累母亲离开了家。

再之后，她的母亲在运送情报时被捕了，得知消息的她回到住处拿出了枪，并制止了彬仔的跟随，我想如果不是在村长那里遇到了刘黑仔，如果不是后来和刘黑仔亲自到宪兵队查看了情况，我想她大概是勇于自己一个人去救母亲的。

不过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一般情况下，电影或者电视剧里遇到这种类似的情节，我看过的还真没有一个是不去救的，不管是劫法场还是越狱，不管是直线营救还是曲线营救，不管是营救成功还是营救失败，不管是全员脱险还是救了一个死了N个，但是在这部电影里，最后还真的就没去救了！

电影里面关于这一剧情花费了至少几十分钟去刻画，尤其是在树林中，在方兰与刘黑仔到宪兵队亲自勘察过以后，当方兰意识到想要救出自己的母亲可能整个游击队都会遭受到毁灭性地打击后，她的挣扎、痛苦、无奈、自责和最终无可奈何的放弃，全都通过她与刘黑仔之间的一段对话和对话间隙大段的无言来呈现。

最后她看似放下了的往前方走去，却最终又无法忍受地蹲在地上大哭，我觉得这是整部电影里最考验演员演技的一段戏。

方兰最终回到了自己居住的地方，她在那里等回了跟自己母亲一起被抓的伙伴，也等到了母亲的噩耗。

其实个人觉得，在这段剧情上，《明月几时有》拍的还是比较真实的，反而是以前看的电影啊电视剧什么的演的有点假，哪里有那么多同伴被抓了就非要去营救的，就算是去救了也要考虑成功的概率，明知成功的可能几乎无限接近于零还要去救的不是冲动就是没脑子，为了救一个人最后搭上好几个人性命的更是让人觉得无语，还有很多是为了救自己的伙伴找了一帮子别的人一起去救的，结果死的全是别人，这是主角效应吗？

但是看过的好多电影、电视剧里面还就喜欢这么拍，尤其是抗日剧，一堆一堆救人成功，敌人还损失惨重的比比皆是，现实情况下哪里会这样，反而《明月几时有》里的情节才算是正常。

然后说说跟方兰母亲一起被抓的同志，因为不记得名字了，在这里就称她为A。

看得出来A年纪应该不大，经验不足，遇事慌乱而且还有点没脑子。

在码头上，A看到方兰母亲被搜出了革命传单，接着传单被搜出来的官兵扔到水里了，但这个官兵也被方兰母亲糊弄过去而没有真的抓她，这种时候应该是赶紧离开，可是A却十分舍不得传单，如果不是方兰母亲拉了她一下我估计她还能跑过去把传单捞起来。

接着在船上，又有两个官兵上来收船费，方兰母亲给的钱少，一直被官兵针对，还乱翻她们东西，虽说A后来把自己的船费交了暂时转移了官兵的视线，但是官兵还是很“记仇”地坚持要从方兰母亲身上找到钱，甚至已经到了搜身的地步，正常来说，遇到这种情况，机灵点的肯定帮方兰母亲把钱付了，可是这个小姑娘就是一副特别无助不知道该干什么的样子看着事情恶化，直到官兵搜出了方兰母亲藏在身上的情报。

当然，也可能是A身上已经没钱了所以没办法，不过我还是觉得应该不太可能，难道她出门执行任务身上就一份船费然后就没钱了？

方兰的母亲也是，我倒是相信她身上真没钱了，不然官兵不会没搜出钱来只搜到了情报，不过她肯定不是家里也没钱了，只是出门只带了一点钱，结果就是这么一节俭，情报暴露了，自己的命没了，还搭上了传送情报的一个姑娘还有李锦荣的命。

看起来这样的情节是挺让人无语的，估计看的时候还会有很多观众在底下为她们着急，觉得因为这种小事被搜出来了实在是不值得，不过就和上文中我说觉得方兰最后没有去救母亲很真实一样，这一段内容我也觉得很真实。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识字的人是凤毛麟角，发展革命同志也不会特别要求人一定有文化，更不会只录取聪明机灵的，A身为一位底层革命人员年纪又还小，遇事慌张没有主见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方兰母亲因为生活节俭所以出门带的钱少也很合理，所以电影拍这么一个情节我觉得其实是说得通的，反而是别的一些电影、电视剧里每一个革命同志都表现又机灵又聪明临场反应快还运气好到爆棚的才是太夸张了一些，我不否认干革命的同志也是有智慧的，如果成为了小队长、中队长的话肯定也能积累更多经验，但非要要求每一位革命同志甚至只是一个小兵都聪明能干这个实在是不太实际。

另外，《明月几时有》在这段也有一点不科学的剧情：因为方兰母亲一直强调A和自己没关系只是路人，日本人竟然就放A回去了，我觉得按照日本人宁可错杀不可放过，和根本就不在乎多杀几个中国人的性情来看，A应该会死才对。

被方兰母亲连累揪出来的一个姑娘B原本是银行行长的女儿，长得漂亮，从小念教会学校，说一口流利英文，结果日本人一来自己父亲被天天监视，住到了集中营，自己则托一个日本女同事C的福，用教C英语和她搞好了关系，趁机获取日军情报往外传递，也给李锦荣传过消息。

最后和方兰母亲一起被枪毙，死之前还被要求自己挖坑来埋自己的尸体。

那位日本姑娘C第一次出场跟别人介绍自己的同事，说到B的家庭情况，一直感叹，太可怕了、太可怜了、太恐怖了，但是却一丝为B找人帮忙求情的意思都没有，以她拥有放有重要战略情报房间的钥匙来看，这个日本姑娘出身非富即贵，背景深厚，如果她真有一丝帮助自己同事的意思肯定是能帮上忙的，就算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也可以起到很大作用，但是她除了一直在那里感叹太可怕了、太可怜了、太恐怖了，就是天天玩玩乐乐吃吃喝喝，也不知道是真的太天真还是太残忍。

最后B被揪出来往外传递情报的事情，也没再出现过她的镜头，让人不禁联想，如果她真的表现的跟自己同事关系这么好，现在发现对方在利用自己，就算不再念旧情反过来怨恨也是可能的，最后却是不了了之了。

彬仔，方兰当小学教师时的学生，同样投身革命，加入小鬼队，专门负责运送情报，在整部电影里，还有他在现今作为老人的回忆，似乎是东江纵队游击队目前唯一在世人员，现在是一名出租车司机，结尾的时候似乎说了这么一句话：开出租车，不开车没收入，也不知道是不是导演想影射什么。

总体来说，这部电影还是拍的比较不错的，几个情节处理的比别的电影真实很多，可能观众看的时候不是很喜欢，但是就电影本身来说值得鼓励。

写了这么多，感兴趣的大家可以去看看，如果看完觉得不合口味的也没必要勉强自己，我觉得《明月几时有》还是一部好电影的，虽说可能不是很合大部分人的口味，不过我觉得，电影的好坏和票房没有直接关系。

很多人说许鞍华导演这样的电影很无趣，可看性不高，情节点也不多，没有他们眼中的高潮戏。

但是我认为这是她电影的优点，也是我喜欢像《黄金时代》那种风格的原因。

里面梁家辉饰演的老年彬仔，旁白式的采访性对话，曾经的身临其境却又仿佛置身于事外，如一个观者一般讲述出那个小群体下的战争年代。

三条主线展开的旁枝错节下，每一个演员的出场都是一个立体的人物形象。

方母这个人物性格的塑造则更是一个典型:自私却又爱助人，偶尔还透露出一些傲娇的女人形象，而最终她也是一名母亲，和一个战争下的中国人。

原载于文慧园路三号2017年迄今最好的国片出现了 文 | 落木君，纽约大学电影系许鞍华的新片《明月几时有》，算起来，是她第四次讲民国的电影了。

这部片子虽未正式上映，但在上海电影节和北京的点映与影迷见面后，已经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观众的反应褒贬不一，有人感动得落泪，有人则觉得有些淡而无味。

看豆瓣上的评价，很多人觉得，故事讲得有点散了，有点不知道说的啥。

落木君去看了北京的点映，个人觉得，片子质量让人十分惊喜，可以算得上2017年华语电影年度最佳了。

很多豆瓣网友所说的“叙事散漫”，其实恰恰是这部片子的精华之处，是很高级的东方文人叙述方式。

形散而神不散，看似处处是闲笔，但仔细一品，无一处是闲笔。

看似东拉西扯，絮絮而谈儿女情长，百姓琐事，看完全片，你会发现许鞍华的野心，她勾勒的，是整个香港抗战时期的风俗长卷，她描绘的，是整个民族的韧性和旷达。

形散神不散 电影讲的是40年代的香港，东江纵队的游击队抗战往事。

以港九大营救中，营救郭涛和蒋雯丽扮演的茅盾夫妇为引子，以点带面，引出了三支主线：以彭于晏饰演的刘黑仔为代表的，正面抗敌的短枪队，以周迅饰演的方姑为代表的，传输情报的情报人员，和以霍建华饰演的锦荣为代表的，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党。

而方姑作为主线人物，她与锦荣的情愫，与刘黑仔的惺惺相惜，与母亲和童子军郑家彬姐弟等其他情报人员的感情，串联起了整个故事。

三支主线相互交错，网罗了香港抗战往事的各个阶层，但导演笔墨有浓淡，人物却全是立体的：战时笔耕不辍，却不得不颠沛流离的文化名人，精打细算勉强维持体面婚礼的普通市民，有春夏饰演的富家千金这种看似奢靡，实则心怀信仰的名媛交际花，还有喜爱中国文化，但永远也无法理解中国的日本军官。

甚至连港口负责搜查的普通老百姓，许鞍华也精雕细琢，将其犹疑又怕事自保的心态刻画得入木三分。

这些细腻的对世情的群像描写，恰是导演想让电影呈现的状态：国难当头，不同阶级，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人，都在拯救自己，拯救这个民族。

细究下来，每一处似乎旁枝斜逸的细节，都有情节的勾连。

譬如春夏饰演的富家千金，与日本上层的女子纵情歌舞，似乎沉沦于乱世中短暂的欢愉，一度让人疑惑，这与电影中的主线故事有何关联，但随着叙述展开，参与情报工作的方姑母亲被捕后，春夏也同时被捕，我们才恍然大悟，她原来也是心怀大义的抗战人士。

霍建华饰演的锦荣，是周迅饰演的小学教员方姑的男友，他突然的求婚，和求婚不成后的告辞，一度让人摸不着头脑，直到电影最后，观众才理解，在向女友求婚的时候，锦荣已有了为国赴死之心。

再比如作为日方中文教师的锦荣与日本军官的几场对手戏，更是寥寥几笔，却画龙点睛，含蓄表达出导演对抗战的态度。

两人的微妙关系几乎成为抗战时中日关系的隐喻。

日本军官倾心于中华诗词的精妙，但永远参不透其中精髓。

剧中借用七步诗的典故，显出了日本军官对大国文化的掌控欲，不尊重和傲慢，锦荣情急之下随口做对的诗却不卑不亢，绵里藏针。

这些细节都在故事最后严丝合缝地对隼了。

这种看似散漫，其实草蛇灰线的叙事方式，其实是从古至今，汉民族特有的古典叙事。

任何一个在红楼梦，金瓶梅等古典小说的浸淫下成长的中国观众，都应该会觉察到一丝久违的舒适感。

散点叙事 最让人击节的，是梁家辉饰演的童子军彬仔的伪纪录片采访式的旁白插叙设置。

在此片中，梁家辉饰演老年的郑家彬，昔日的童子军，曾与方姑等东江纵队成员并肩作战，传递情报。

方姑，刘黑仔，锦荣等人的故事，是由他的碎片式回忆，勾连在一起的。

这样的形式，乍一看有点像关锦鹏的《阮玲玉》，或许鞍华的上一部电影，同样以个人的沉浮描写整个民国文坛的《黄金时代》，细究起来却全然不同。

梁家辉彬仔的采访，是戏中戏，梁家辉虽直接向观众叙述，但他扮演的仍是戏中的角色，而非梁家辉本人。

采访本身也是戏中的情节，剧情因此用彬仔的采访作套子，以插叙形式出现，结尾又回到彬仔的开车离去。

更妙的是，戏中的情节虽由他的采访引入，但视角却是全知视角，超出了他在东江纵队时，作为孩子的视角。

剧中对于刘黑仔，方姑母女和锦荣的描写深度，远远超出了彬仔所知。

这种叙事手法足以看出许鞍华导演的文人气质，民族美学！

落木君不由得想起前段时间，奇爱葛格在北影节做的“文人电影”特别单元。

其中的《小城之春》，女主角玉纹那种超出了全知视角的旁白，也一度让中外学者既着迷又疑惑。

君君一直觉得，恰恰是这种全然自由的，游离于内心和客观世界的旁白描述，掌握了中国文化五千年来写意表述之精髓！

君君先班门弄斧，举个绘画的例子吧，在毕加索立体主义之前的西方绘画中，老外们一般使用单点透视，比如下面这幅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透视点在正中，画出的是事件发生的一瞬间。

而东方的绘画思维是散点透视，比如《清明上河图》，透视点有很多，使得一幅画可以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超越了一时一地一个人的感知，可以自由穿梭千里江山，移步换景。

这种放飞自我的自由表现到了古典小说里，照北师大郭英德老师的总结，变成了一种“散点叙事”。

比如说，水浒传里写武松对付孙二娘，是这样写的：先全知叙述武松的动态：武松也把眼来虚闭紧了,扑地仰倒在凳边。

这时就开始说武松的听感：只听得笑道:“……”便叫:“小二、小三,快出来!”只听得飞奔出两个盛汉来,听他把两个公人扛了进去,“一只听得他大笑道:“今日得这三头行货,倒有好两日馒头卖,又得若千东西。

”听得他把包裹缠带提入去了,随听他出来。

然后突然又转到旁观者的视角：看这两个汉子扛抬武松,哪里扛得动?直挺挺在地下,却似有千百斤重的。

又回到武松的听觉：只听得妇人喝道……古典小说这种“散点叙事”的手法，随处可见。

这种描述已经跟电影分镜头脚本似的了。

而到了戏曲里，这种散点叙事的思路，成了戏曲的代言体，变得更加放飞了，全知视角和限知视角自由穿梭毫无障碍。

主角上来先念个定场诗，跟观众讲自己的身世，一会儿在剧情里，一会儿又背着剧中人跟观众讲两句心里话，甚至直接作者附体评价一番。

角色知道的事情可以大于剧情，也可以小于剧情，还可以等于剧情，而不会精神错乱，偶尔各怀心思的两人同时跟观众讲话，剧中人还可以选择性耳聋，互相听不见，最后下场还仿佛未卜先知似的，预告了自己身世。

对于精通京剧之精髓的费穆导演， 《小城之春》中玉纹的旁白，自然而然就是这种操作，这足以让洋人震惊了，但是对于放飞自我的中国人，咱是见怪不怪。

而《明月几时有》中，梁家辉饰演的彬仔在散点叙事之外，还是一个重要的“功能性人物”。

他就像《桃花扇》中的老赞礼，《长生殿》中的李龟年，《红楼梦》中的贾雨村，作为一个群戏中的“纬星”。

彬仔的采访，让导演可以自然地打破电影的第四堵墙，自由表述。

他既是场外之人，评点戏中人事；又是场内之人，展现当年世事。

这种双重身份，使他不仅在电影的叙事结构中可以“细参离合之场”，而且在抒情中承担着抒发“兴亡之感”的重要任务。

而梁家辉教科书般的演技，也很好的完成了这一任务，他的表演无比真实，连脖子上的皱纹都特别有戏。

如果不是知道他是梁家辉，观众简直要误以为这是真的人物采访。

彬仔的设置，hold住了整个故事的“形散”，而且拉开了时间的跨度，让细腻的，细节上精雕细琢的故事，一下子有了沧海桑田的宏大感。

借离合之情，抒旷达之感 和孔尚任，曹雪芹一样，许鞍华的《明月几时有》，电影叙事沿用了中国传统的“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手法。

通过方姑的成长，与两个男人的情愫，与母亲的生离死别，写出了一个时代的兴亡之感。

这种家庭伦理的故事内核，写家国情怀的宏大叙事，其实一方面延续了许鞍华从《客途秋恨》到《黄金时代》一以贯之的细腻又客观的描述，另一方面，又沿袭了民国文人电影传承不息的民族美学传统。

《明月几时有》让我想起，郑君里和蔡楚生两位影坛巨匠联合执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同样也是用诗句作题，同样讲抗战，同样的“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叙事手法，也同样有望月场景，每当江上月圆时分，忠良月下“永远团聚”的誓言，成了发妻素芬生活下去的信念。

“明月”作为一个民族希望的象征，也成为两个电影共同出现的意向。

但不同于《一江春水》表现出李煜式的沉郁，《明月几时有》就像它所引用的苏轼的词句，全片有一种港人特有的从容旷达之感。

没有悲悲戚戚，只有为国的奋不顾身和乐观向上。

从影片开头被营救离港的一句“胜利再见”，“胜利见”成了所有抗战时港人心中的明月，从侠客般神勇的刘黑仔，到娇小瘦弱的方姑，到方姑年迈的母亲，所有港人，怀着希望与乐观的心态，积极抗日。

虽然刘黑仔也有“入了短枪队，就没想着活着回来。

”，方姑母亲也有“死不重要，不要连累队友。

”但每个人说到生死，都有一种旷达和乐观，甚至有种幽默。

这种幽默的背后，是香港人对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自信。

胜利后见没见，影片悲悯地在此处留白，我们每个人也心知肚明，苏轼的水调歌头也已经给出了答案：“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本片的旷达洒脱正如苏词的最后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体现在影片末尾，惊艳的长镜头，明月照耀下的香江边，香港，东江纵队曾经抛头颅洒热血保卫的地方，已是高楼林立的大都会。

许鞍华的民族认同感和港人的自豪感，在一个镜头中表达得淋漓尽致。

正如《客途秋恨》中她借爷爷之口说出的“不要对这个国家失望。

”，本片中也洋溢着一种极其旷达的民族自豪感。

明月，是这个民族千百年来坚强不屈的希望。

我想，这也是许导演为什么要把本片的英文名起为：Our Time Will Come的原因吧，不管当下有多糟心，香港人总相信，我们的时代会到来。

这部片子也让我对17年的中国电影有了希望，在商业化IP化的大潮下，我们仍有这样的导演，坚持民族美学，文人风格，坚持讲述本民族的故事。

有人担心这部明星云集的文艺片会不卖座，我却是比较乐观的。

在上海电影节，曾经有导演怒喷中国观众是“垃圾观众”。

但我想，曾经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一部长达三个小时的文艺片史诗长卷，能够在上海引起巨大轰动，每七个人就有一个看过《一江春水》，甚至影响了中国的政治格局，连***败退到台湾时，甚至觉得《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和《乌鸦与麻雀》，让国军失了民心和江山。

那时的观众欣赏得了《一江春水》，现在往返于京沪两地，在电影节受到各种高级片子洗礼的观众，就欣赏不了《明月几时有》了吗？

观众都不傻，好内容，观众都会懂的。

“打日本人少你一个不少，为什么非要去呢？

”“如果人人都这么想，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赢得胜利？

”什么才能称作真正的勇士？

知道前路艰险即便畏惧也要前行，为了守护正义就算舍命也不回头，就如为了同胞不受奴役牺牲自己的前辈，就如不屈从于权势勇敢发声的乒乓球队。

不要认为自己没有责任承担，不要放任自己做的一点恶，也不要轻视自己尽的一点善。

一部节奏缓慢又缓慢的回归献礼之作，以香港东江纵队抗日真实事件改编，叙事方式比较碎，前奏太太太长，不过最后30分钟的两段戏还不错。

配乐优秀，周公子负责美，彭于晏负责帅，霍先生还是适合小荧屏。

出场不足10分钟的梁家辉贡献了影帝级碾压式演技，佩服。

许鞍华导演今年整整70岁了。

从30岁初执导筒开始，拍到今天依然活跃在影坛第一线的中国导演，算来不多，而每一部作品都能维持较高水准，更为难得。

在充满争议的《黄金时代》之后三年，她又携抗日题材的红色主旋律电影《明月几时有》回归，值得期待。

提到抗日电影，观众多半脱口而出“神剧”二字。

确实，发生在70多年前的这场战争在现有的文化环境下，前有商业利益，后有审查威逼，不论是否喜剧，多半走的都是《虎口脱险》的荒诞路线，呈现出来的面貌往往背离那场战争的实况很远，但《明月几时有》并非如此，全片的基调相当写实而人文。

影片有一个类似《虎口脱险》和《十月围城》的引子，即营救文化人士脱离日寇围剿的真实历史事件。

茅盾、柳亚子、柳亚子、梁漱溟、邹韬奋……一个个文学界和思想界的巨人挤在逼仄的一叶轻舟之中，在草莽英雄的掩护下投奔怒海，逃离魔爪。

影片的前半段因此显得明快刺激，但许鞍华的用意显然不在做一个龙争虎斗的“局”，此后的剧情转趋平缓，水静流深之下波涛暗涌。

直到最后观众才明白，原来那些巨人身后的平凡人物才是电影真正的主角，房东、写字员、小学老师、村姑……抗日英雄原是普通人，一如真实的历史。

拍过武侠、恐怖、警匪等商业类型片的许鞍华显然不是在藏拙，这种与“抗日神剧”大相径庭的处理方式是她一种自觉的创作追求。

熟悉许鞍华的观众都知道，她的电影有重复出现的三大元素：政治、师生恋和古典诗词。

不一定每部都有，但时常会以其中一种为主菜，辅以其他二者，烹出一席雅俗共赏的大餐，而《明月几时有》集齐了这三种元素。

政治不必多说，东江纵队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传奇抗日组织，彭于晏扮演的“刘黑仔”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英雄人物。

而在今日的政治背景下拍摄这样一部电影，其宣传“红色正能量”的意图不言而喻。

彭于晏凭借其利落身手承担起了大部分动作戏，谈笑中取汉奸和日寇人头的风范，让几场动作戏声势不凡。

师生恋的情结主要体现在周迅扮演的小学教师身上，在房客茅盾先生的人格魅力感召下，这位文学女青年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东江纵队的地下联络人。

周迅扮演的方兰造型多变，从大方得体的教师到干练利落的地下工作者，还有别具风情的疍家女造型，充分展示出周公子的个人魅力。

至于古典诗词，是影片一条重要的支线情节。

永濑正敏扮演的日本军官与霍建华扮演的地下情报员以中国诗文论交，上演出一幕相爱相杀的基情大戏。

片名《明月几时有》就出自他俩曾亲密探讨的《水调歌头》。

影片甚至还挪用了“七步成诗”这样著名的典故，不过吐个槽，霍建华做的几句歪诗实在是互联网写手水平。

除了以上这些彰显出许鞍华个人印记的元素之外，她的作者性还体现在影片中众多难以被一锤定音的复杂角色上。

一般来说，商业片为了便于观众接受，多半会用比较刻板易懂的方式来塑造主角与反角，但《明月几时有》不是这样。

码头上设卡盘查的小卒，按说是最易被脸谱化的汉奸，但影片寥寥数笔，把他们那种犹疑在善恶之间，既想自保又泯灭不了最后一点良知的卑微人性描写得淋漓尽致。

方兰的母亲是观众熟悉的“桃姐”，在片中承担了不亚于女主角的戏份，其精湛的演出让人难忘。

但就是这样一个最重要的正面角色，影片在一开始也表现了她身为房东精明悭吝的一面。

这些复杂的角色还包括上述永濑正敏扮演的日本军官。

曾经是香港电影“新浪潮”健将的许鞍华，即使在这样一部红色商业电影中，依然坚守了她的写实诉求和对人性的思考。

影片在梁家辉的追忆中开始，又在他步出写字楼，化身的士司机融入滚滚车流的镜头中结束。

灯红酒绿的现代都市上空升腾起一股沧桑寥廓的历史感。

是那些无数小人物的奋斗和挣扎，汇成了我们今日命运的走向。

《明月几时有》也由此成为许鞍华电影长卷中的一部分，我相信只要她创作的脚步不止，这幅探索近代以来形形色色中国人颠沛流离命运的长卷，还将一直延伸下去。

许鞍华的<<明月几时有>>，在香港回归二十周年、阅兵式大肆炫耀武力的2017年7月1号上映，本身就有了足够咀嚼的味道。

电影把诸位人物性格尽可能多地呈现出复杂性，日本宪兵队少佐是一个让人难忘的形象，也给人带来哲学的思考：对于东亚列国来说，古代中国的文化和精神如师如父，而在明治维新后迅速成长的日本，与古老衰落的中国之间角色迅速转换。

而对于喜爱中国古诗词的少佐来说，执行命令侵略中国，内心的复杂几乎可以比拟为弑父。

再加上最后他以类似父亲的角色，刀砍李锦荣为他完成成人仪式，这又是一个轮回：我们完蛋了，你们的明月就在天边。

而在情节上，计划袭击宪兵队那一场，刘黑仔买通喂狗人、把墙壁炸开的莽撞理想主义，还有最终放弃时的颤抖感，设置这些对推动剧情没有太大帮助的细微情节，放在这种需要明辨大是大非的电影里已经非常可贵了。

还有一点就是，虽然看年轻男孩耍流氓打架很过瘾，不过还是要承认，彭于晏演戏真的用力过猛。

但是谁让人家长得可爱呢，所以看见他咬牙憋气时候，你不会生气，只会在心里高呼：老公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