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顶一万句

很多时候你不得否定“欲望”刺激着人每天的生活。

肤浅的时代有肤浅的活法爱欲、愤怒、金钱一切被贬义的词汇你都不得不承认存在于每个平凡人身边厌了、倦了放弃做一个抗争的人承认平庸接受出轨被时代的车轮碾压的粉身碎骨一些不足与外人道之的经历恰是你曾经的惊心动魄

——谈刘震云小说的两部改编电影《我不是潘金莲》和《一句顶一万句》小说的真实小说操控的是文字，文字乃一种表意符号。

符号的真实与现实无关，而来自于内部之差异。

因此，小说的真实不会仅依托于叙述内容上的真实，后者也就是通常所言的小说中的叙述要与现实生活相符合。

这乃一种相当低级的现实主义式的美学要求，混淆了文字表征现实时发生的本真作用与小说这个文类自身的特质。

《大师与玛格丽特》的结尾，大师飞过彼得堡城市上空的段落显得无比真实，如同影像一般历历在目；但不凭助外力御空飞行在实际生活中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按照现实主义美学定下的规矩，这些与实际生活不相符合的段落便是虚假的。

但每位阅读过这本小说的读者都将信赖自己的阅读感受，并提出驳斥：小说中的“黑猫”比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人物都要真实。

小说的真实并不是以照搬现实生活为准则的，它有其内部建构真实的规律。

小说既然作为一种文字的表达，我们就应该先从文字自身的特征中去发现这种真实到底从何而来。

语言由两部分组成：表达声响的能指和表达意思的所指，阅读的过程不是“看”文字直接明白意思，而是先通过辨别文字的形体，在脑海中联想起相应的声响，然后才获得意思。

概言之，我们是通过声音来获得文字表达的意思。

同时，小说与诗歌、散文的本质差异在于小说独有一位叙述者，这是另外两类文学类型所没有的。

我们在小说阅读中听到的声音出自这位叙述者，而不是像大家惯常所理解的乃是小说家本人在现实生活中发出的声音。

诗歌的声音在某种程度上源自召唤，某种灵的作用现身于诗人身上，借助于他的身体发声。

因此诗人在诗歌中既在场又不在场，他显得不由自主。

而散文发出的声音确乎就是作者的声音了，因而要求着一种绝对的真诚。

因为小说的根本特异在叙述者，同时它作为一种文字表达离不开声音，因此，读者在小说中读到的真实不是来自于叙述内容上还原的现实真实——这我们已经说过了，乃是源于低级的现实主义美学偏见——而是那位神秘的叙述者在声音表达中的真实。

小说的真实，乃是一种声音的真实。

小说家在何种程度上将叙述者发出的声音打造得真切与诚恳，小说的真实就在何种程度上得到了保障。

电影的真实电影的真实是与此不同的。

电影使用着实际生活中“现成”的物：出现在镜头中的物像元素都是实际生活中活生生存在的场景、物或人，它们并不像文字那样作为一种表意符号呈现。

电影要获得真实感，首先依托于现实之物给人的真实以及在此基础上变换出的真实感。

这也是为何随着电影艺术的发展，真实观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它越来越向着现实生活靠拢。

最早的电影是在片场通过布景拍摄的，环境乃是重构的环境，电影仍然将自己的真实观依托于戏剧建构的真实观中，而没有脱离出来。

直到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爆发的影像革命，电影人开始将摄影机搬上大街，于是现实的街巷取代了片场搭建的布景，“现成”的日常生活成为了非职业演员“表演”的舞台。

电影的真实观在此发生了一场真正革命，此后电影变得越来越“真实”了（都拜技术所赐）——同期录音取代了后期配音，手持摄影取代了笨重的镜头推移，电影的临场感越来越为观众所需要。

电影的真实开始从原先依附于文字的表意符号真实（戏剧）走向了自己的真实：它以现实生活的质感和密度为衡量准则。

（在此我们排除了那些重新将“现成”的生活当做符号来建构的另类电影，就像前面在谈论小说的真实时排除了内容上的真实确实能取得的那种低级真实。

）电影越像我们实际体验的日常生活，电影就越显得真实。

侯孝贤深谙此道，当然这种真实一定来自导演自身所观察和体验到的真实，而没有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形态可以来做基准。

从小说的真实到电影的真实因为小说的真实与电影的真实如此殊异的运作方式，直接将小说中的真实转制为电影的真实，可能遭遇到根本的问题。

这是《一句顶一万句》让我们觉得如此糟糕的原因：一位只能在街边靠卖摊饼维生的中年妇女缘何每次和别人谈话，去的不是高大上的西式餐厅就是文艺范十足的咖啡馆，这难道不让人觉得奇怪吗？

或者那位深陷绿帽危机的丈夫整天跟踪妻子形踪，难道不用顾及现实的工作以及维生的家用吗？

这是我们按照常识能直接判断这部电影虚假的地方，而常识来自于大家所共享的一套现实生活经验。

我们之所以能用现实经验来判定这部电影，乃是因为电影按照一套现实生活的规则建构，导演想用影像来还原现实的真实。

原因不在于小说家刘震云已经缺失了洞察当下现实生活的能力，这还是其次的——因为小说在叙述内容上的失实能够通过叙述声音的真实来进行弥补，比如在荒诞小说或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中，内容自然是与现实脱节的，但叙述者声音的真实保证了读者阅读体验的真实——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导演用何种方式将剧本转换为实际的影像。

从此点看，便显得相当有意思。

电影《一句顶一万句》由刘震云的女儿刘雨霖执导，剧本出自其父之手。

当然，我们可以猜测电影中失实的情况在原先的小说中就有，刘震云作为一位相当忠诚的作家，能够在小说家和编剧两种身份间平滑移动，因此《一句顶一万句》的剧本绝对忠实于原著小说。

但这尚还不构成问题，构成问题的是刘雨霖在导演这个剧本的时候使用了一种“照搬”现实的轻松手法，而无论小说还是剧本都带着浓厚的荒诞色彩。

仅从内容上来看，《一句顶一万句》的小说是不太真实的，它不是按照现实主义美学原则来写的，但叙述者声音的真诚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读者最后读到的小说仍然显得真实，这是一种阅读过程中感知到的真实。

因而，当刘雨霖用“现成”的物来还原小说的时候，真实观转置到了对现实之物的直观中，观众自然会以现实生活中累积的经验来判定电影的真实与否。

电影《一句顶一万句》的失败之处于是显露出来，它混淆了小说的真实与电影的真实本质上不同的运作方式。

冯小刚的《我不是潘金莲》同样改编自刘震云的小说，剧本也由小说家本人亲自操刀，但为何这部电影没有给我们失却真实的观感，而电影《一句顶一万句》却显得如此溃败？

原因很可能是冯小刚将剧本转化为影像的时候，用了非常形式化的表意方式。

这一点看过的观众都已经知道了：电影史无前例地使用了一种圆形的画框，并在不同的时刻巧妙地变换画幅，而在环境的使用上，相当原始地采用一种重构的环境，而不是新现实主义那样直接显露真实的现实环境。

这与《芳华》是一样的，两部电影用一种“假“的环境来表达一个“假”的剧本，而结果是两部电影在影像中创造了属于自身的真实。

冯小刚成功了，因为他不自觉地区隔了小说的真实与电影的真实；但刘雨霖失败了，即便她的父亲将最好的小说留给了她，并全力操刀剧本。

刘雨霖没见到小说与电影在获致真实感上的差异，继续机械地将一部带有荒诞色彩的小说转制为一部现实主义作品，根本矛盾因此发生：电影既没有获得电影自身可能具有的真实感，同时也没能保留住小说中的真实。

改编此类小说的方法，无论是用表意还是形式化的手法，只要不是现实主义的，都将避免掉观众对虚假的责难，不经意间可能还会留存小说原本的真实。

电影《一句顶一万句》与原著小说的对比影评在这部改编自中国作家刘震云同名小说的电影《一句顶一万句》中，我们看到了导演试图将这部充满现实主义色彩的作品呈现在大银幕上的努力。

然而，由于电影时长的限制，许多情节和细节无法充分展现，导致观众在欣赏电影时可能会感到仓促和不完整。

首先，电影中对战友的寻找过程显得过于草率。

在原著小说中，这一情节是充满戏剧性和紧张感的，但在电影中，这一过程被简化得过于简单，使得观众无法完全沉浸在故事中。

其次，火车站见面的情节在电影中被改写，使得原本在小说中充满悬念和戏剧性的情节变得平淡无奇。

这无疑削弱了电影的吸引力。

最后，电影将三代人的故事压缩在一代人中处理，使得原本丰富的人物关系和故事线变得简化。

这使得电影在传达原著小说的精髓方面显得力不从心。

总的来说，虽然电影《一句顶一万句》在视觉效果和音乐方面表现出色，但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它无法完全展现原著小说中丰富的信息和情感。

与电影相比，原著小说在文字和想象力方面具有更强大的表现力，能够带给读者更深刻的体验。

因此，对于喜欢《一句顶一万句》的观众来说，阅读原著小说仍然是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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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总是以两个人结婚以后都是圆满的大结局。

大结局以后呢？

没有人教过我们。

”——1983年，台湾电影导演杨德昌，在其首部独立执导的电影长片《海滩的一天》中，如此诘问。

33年后，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青年女导演，同样在其导演处女作中，“回答”了这个问题。

女导演名叫刘雨霖，电影名叫《一句顶一万句》。

大红的海报 中国的故事刘雨霖的电影《一句顶一万句》，改编自其父刘震云曾经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

小说讲述了一长串有关“孤独”的故事，堪称一部属于全体中国人的“孤独史诗”——亦有人称《一句顶一万句》是中国版《百年孤独》，这样的评价实不为过。

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分为上下两部分：“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时间跨度五代人、近百年，先后出场人物数十个。

可想而知，一部110分钟时长的电影，根本无力完全转译和呈现如此“体量”的文学文本，于是，电影《一句顶一万句》只选择了小说后半部分“回延津记”中的若干主要人物及其故事线索进行改编。

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承载了一个有关“中国人的孤独”的宏大命题叙事——不仅浸透了中国人的前世今生，也囊括了中国人的亲情、友情和爱情。

但在电影《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雨霖则选择了以“中国人的婚姻”为切入点，极有节制地处理了有关“孤独”的命题。

一对父女：父亲刘震云，原著作者、本片编剧；女儿刘雨霖，本片导演影片以牛爱国和妻子庞丽娜的“婚变”故事为主线——由到民政局因“我们俩说得着”登记结婚始，至在开封火车站广场“我们都被别着心了”和平分手终——其间夹杂了一众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刘震云式”小人物的命运颠簸与人生悲喜。

在一座叫做“延津”的中原小城，住着修鞋的牛爱国、做纺织工的庞丽娜、烙火烧的牛爱香、做厨子的宋解放、开影楼的蒋九、做蛋糕师的赵欣婷、压面条的杜青海，以及在开封夜市开小吃摊的章楚红……

“为啥结婚？

” “我们俩说得着”结婚十年的牛爱国和庞丽娜，从“有话”到“无话”，渐渐地，庞丽娜开始和同城的影楼老板蒋九“搞”在一起。

丽娜之所以喜欢蒋九，不仅仅是因为蒋九比牛爱国有钱、有出息，更多的是因为“有话聊”，而这恰恰是眼下爱国和丽娜的婚姻生活中缺乏的。

爱国在搜集到了丽娜和蒋九的“偷情”证据之后，跑去跟蒋九的媳妇赵欣婷说：他们一夜说的话，比跟我一年说的都多。

也许，爱国也并不是不知道自己跟丽娜之间“婚姻危机”的症结到底在哪。

在巧遇老同学章楚红之后，爱国和她说：“我都好几年没出来旅游了”、“我今天跟你说的话，比我这一年说的还多”。

章楚红对爱国说：“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以前。

咱们都被别着心了”。

她比烟花寂寞十年后的“丽娜和蒋九”，会不会就是十年前的“爱国和丽娜”呢？

而丽娜和蒋九，又会不会有一天也从“有话”变成“无话”呢？

电影到此为止，并没有给出最终答案。

电影《一句顶一万句》延续并探讨了在电影《海滩的一天》中所未尽的问题，然而“问题之后的问题”呢？

似乎仍然无解。

电影并不是“百科全书”，没有义务解释和指导人生。

没话找话，比没话还难原著小说《一句顶一万句》的主次人物、情节线索都极丰富，这既方便了编剧可以结合原著进行编本的再创作，却也为改编剧本会陷于原著小说海量素材的盲目拼贴而最终丧失剧作的原创性和主题自洽性埋下了隐患。

事实上，电影《一句顶一万句》在很多方面都或多或少地显得“失焦”和“游离”。

也许，编剧刘震云和导演刘雨霖自始至终都没能明白确认，拍摄这部电影的目的，到底是要将刘震云的小说还原成一部电影，还是要借助刘震云的小说来讲好一个电影故事。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如果身边有朋友，谁还会为有远道而来的朋友感到高兴呢？

在差强人意地完成了一场有关“婚变”的电影叙事的同时，导演刘雨霖也借助电影镜头，在一定程度上传达并还原了刘震云曾在原著小说中所展现的中国的“集体性孤独”：比如牛爱国独自到新乡“捉奸”，却迷失在异乡的车水马龙里；比如喝了农药的赵欣婷却仍然换不回丈夫蒋九的一句实话和真心；比如牛爱香拼命相亲，却只是为了能找一个和自己说话的人；比如支撑着爱国一定要把“奸夫淫妇”找回来的原因，不过是“跑不要紧，得有个交代”的“舆论压力”；比如被爱国一手带大的女儿百慧，跟“大姑父”却比跟自己亲。

车水马龙，人群穿梭，却依然很孤独电影《一句顶一万句》里的大多数人，都很孤独。

讽刺的是，庞丽娜和蒋九因为背离了传统道德标准，而找到了能“说得上话”的人，暂时摆脱了“孤独”；宋解放因为娶了百慧的大姑牛爱香，也找到了能“说得上话”的人，但这个人不是牛爱香，而是百慧。

在刘震云看来，他笔下人物的状态，就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状态，一种“常态化”的“孤独感”，似乎成了每一个中国人在内心最隐匿处的“默契”和共识。

而观者，是否也会在书中人或者剧中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并吁出物伤其类、顾盼自怜的一声叹息呢？

“跟你姐这婚，我算结值了。

我跟百慧有得聊”影片中最动人、也最“神来之笔”的段落是——这一段在原著小说中该是没有的，应为电影版的原创。

踏上诛杀“奸夫淫妇”之路的牛爱国，孤身来到一座山寺，向一座石窟大佛恭恭敬敬地供上了此前因为太贵而不舍得买给女儿白慧的“福字”苹果。

爱国虔诚仰望、双手合十，跟“大佛”絮絮念着自己的“临终遗言”，说着说着，不禁潸然泪下——但凡身边能有个说得上话的人，他又何必跑来对着一尊“石佛”惨淡哭诉呢？

——中国人的孤独，可想而知！

渐渐地，镜头慢慢摇高，开始从“大佛”头部的一侧俯瞰着下面的牛爱国，这个镜头无比孤独、寂落，却又无比宽容、悲悯……

佛祖，就是中国的“耶稣”；石佛，就是中国的“神父”总得来说，影片的选角较为成功，李倩、范伟、喻恩泰、齐溪等人的状态，都非常符合剧中人的形象和气质。

但刘雨霖导演对演员的掌控和调教却并不那么成功，这一方面，该与初执导筒的刘雨霖导演经验不足有关；另一方面，相对原著，电影剧本留给演员的表演空间其实颇为有限。

通览全片，“最立得住”、也最出彩的角色，就是由范伟饰演的“宋解放”，范伟确实是属于那种所谓“人保戏”的优秀演员，而且“宋解放”的人物设定确实较其他角色更为立体、人物可塑空间也更大。

“姐不是想找人结婚，就是想找个人说话”温馨提示：本文为作者原创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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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很挺一句顶一万句那小说，但故事已经忘得差不多了，本来那小说里人物太多故事更多，能记住一两个人物一两个故事就不错了。

当代这一段，牛爱国的故事当然还是小说更精彩，这毫无疑问。

电影嘛，一方面是影像表达的非艺术性限制，是不可能完全呈现的，一方面是语言艺术向影像艺术的转译也是很难实现，特别是刘震云这样的喷空大师，用影像去转译，极容易挂一漏千万，何况他自己又挂帅编剧，没法弄。

所以难免让人觉得太不电影，太八点档。

如果没看过小说，没有对原著的感情，只是电影本身来说，很难吸引观众进电影院。

可我还是觉得这电影可以，并不仅仅因为小说撑腰。

原因就是，中国电影要想说点人话讲点人事，谈一谈庸常生活中那一点庸常感情，不是不可能，就看你愿不愿意。

婚姻继续不下去了，最简单粗暴的理由就是“无话可说了”。

每一句“无话可说”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秘密。

庞丽娜和牛爱国所谓的无话可说，根本是庞丽娜嫌弃牛爱国的穷，满足不了她去生态园吃大餐、去欧洲旅游更高的需求。

受母亲的影响，女儿百惠也有了攀比的心理，牛爱国的处理方式大概就是所有底层家庭父母的教育方式，不要比玩具要比学习，将父母这一层在经济实力上面的失败，转嫁成了对子女一代欲望的压抑。

别人有的为什么我没有，百惠是无辜的，也是明白的，当她小汽车被牛爱国摔碎的时候，逼出了百惠的心里话，你就是没本事你就是窝囊。

蒋九是婚纱店老板，跟庞丽娜搞破鞋。

牛爱国知道自己被绿后，有两次要杀他们的打算。

每一次都做了准备，每一次都因为女儿百惠的存在让他在最后一刻放弃了杀人的念头。

他在佛祖面前说，杀了人就得一命抵一命，我女儿就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了。

牛爱国第一次和庞丽娜谈过之后，其实庞丽娜是想断了跟蒋九的奸情，蒋九非要搞一个正式分手仪式，要不是这个分手炮，也不至于被牛爱国现场捉奸。

但其实，庞丽娜和牛爱国之间的“无话可说”并不会因为蒋九的退出而变成有说不完的话，一个蒋九离开，肯定还会有蒋八蒋七的补位，苍蝇不叮无缝蛋。

考虑到女儿，牛爱国放弃了杀人的念头，他决定借刀杀人，他去找了蒋九的老婆赵欣婷。

牛爱国对赵欣婷说，那对狗男女的分手炮一晚干了三次。

赵欣婷是个狠人，听完后，一不做二不休就喝掉了一瓶农药。

被抢救过来之后，忽然明白了牛爱国借刀杀人的把戏。

蒋九在抢救过来之后的赵欣婷面前痛改前非，这一对儿又和好如初了，牛爱国却受不了了，他大概也清楚无论如何他和庞丽娜的感情应该是覆水难收了。

他跟庞丽娜说，我可以跟你离婚，让你跟蒋九，但夫妻一场我得为你负责，你去先让蒋九离，他一离我马上让你们在一起。

这小人物稍微一动脑筋，马上就得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硝烟的战争杀人不见血，也挺狠。

该散的终究还是散了，故事的最后，绿茶和渣男幸福的搞在了一起，还有了一个小生命。

破鞋事件中，对于牛庞一家，庞丽娜要负全责吗，也不一定。

当年领证的时候，牛爱国正好要去当兵，给庞丽娜的承诺就是，将来接她到大城市兰州去发展，结果十年后没去了大城市，退伍后回到家乡只是个钉鞋的。

就好像买到了一支垃圾股，十年的时光估计庞丽娜也看清了自己未来的命运，想去高档饭店、想去欧洲旅游都变成了梦幻泡影。

牛爱国给的只不过是一次次口头承诺，每开一张空头支票，就让庞丽娜更加清楚牛爱国永远无法满足她的期望。

牛爱国最后放过了这破鞋二人组，表面原因是他偶遇的老同学章楚红跟他讲的一句话，“婚姻是过未来不是过过去”，但实际上应该是他明白了没必要消耗自己去惩罚别人，因为，他从章楚红那里看到了希望，电影中这条线没有讲明白，据说小说中牛爱国和章楚红是做好了私奔的打算了。

一句顶一万句，本是林彪拍马屁赞美毛爷爷的话，电影中被用来形容被岁月冲淡了的夫妻无话可说。

书还没看到几章，宝宝就先去把电影看了。

在电影中，结婚十年后的女主角与丈夫无法交流没话说，外遇出轨，这与影片开头他们笑容满面得去领结婚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由于经济条件有限，从部队退伍后成为修鞋匠的丈夫牛爱国无法带妻子出入高档餐厅，无法带妻子去欧洲旅游，甚至住不起带暖气的房子。

当他发现绿帽子已经戴实后一度想杀了妻子，不知是真窝囊还是不想让女儿双亲都无他压制了这一念头。

之后爱国在寻找私奔妻子的途中，遇到了离异的初中同学章楚红，这个女人告诉他：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以前，你让别着心了。

也许这个时候爱国就开始慢慢放下，想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影片结尾，爱国在去火车站为生病的女儿买一碗馄饨的时候，看见了身怀六甲的妻子和其奸夫回来了，他们笑得那么开心，在怀揣水果刀准备杀妻的那一刻，爱国接到了女儿的电话，女儿与他一起展望未来去看海看大轮船，应当此刻，所有的背叛下的愤怒心酸，都幻化成与女儿坐在大轮船上看海的幸福快乐。

结局必然是原谅与幸福的未来。

中国人过日子，讲究一个务实，过日子的根本目的是活着。

柴米油盐酱醋茶，还要为了传宗接代再生两个娃。

情趣这个东西往往排在第二，甚至从未去考虑过。

家庭孩子工作父母乃至人际关系，各方都要关心操心费心，谁还有那个闲工夫管他情趣啥的，最常听的那句话便是“都老夫老妻了”，平淡如水是常态。

不同于一部分西方人老夫老妻了都还每天i love u 和kiss bye，每天都把日子过得像刚认识那会儿，新鲜感一点都没有退散。

说得着，是过好日子的必要条件。

能不能在一起看的是感觉，能不能把日子过下去看的是交流与沟通。

没话说那可真的是无趣至极，生活都褪了色，除了尴尬亦是尴尬。

愿意倾听对方的诉说也是一种能力。

前两天有个人问我相处之中都该聊些啥，我想了一下其实很多呀，你喜欢的对方喜欢的，你看过的书对方看过的书，你们都去过的地方经历过的人事，甚至是绝望低谷时的糗事，你们的开心、喜悦、迷茫与痛楚，海阔天空想聊啥都行。

也许你会问，那这些都聊完了呢，聊着聊着就没话讲了呢？

所以呀，我们要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做一个有趣的人。

也许你不会脸蛋很美胸很大，但你会在低谷沉沦时说几句鼓励对方的话，会在携手迎面山河大海时说几句动人的情话，也许还会耍脾气闹性子后莞尔一笑再说几句俏皮话。

人生的趣味藏在话里，过日子的趣味藏在你们的灵魂交流与body communication中。

后者我可以邪恶一笑你们自己可以去感受吧。

没人说个话，就要把人憋死了。

生活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得有意思，得像个大染缸，五彩缤纷，五颜六色，痛楚和快乐并存，那才是日子。

也许未来的路会很艰难，我也不知是否该坚定地走下去。

以前从不知道小县城是这样想事情的，什么破鞋这种话我从没想过……城里很大范围内互相都认识，面包店挤花的女工居然就是老板还张口叫名字，一个“谈恋爱喝农药”的结合了戏剧性、戏谑、神秘的帽子顶一辈子，除非用女属于男管理、男靠女的体现的婚姻从属观念来洗刷（这个叙事节奏也挺有意思，“绝望地相亲”的姑娘准备结婚时才突然揭开）。

我也没想过，没有人说话，说感受、愿望、分析开解的人，有多难过。

也看到了具体的说话背后藏着可能的危险意味的例子、熟人圈子里侦查出轨嫌疑的例子，真实立住的家庭和纷乱思绪，小孩的形象也是真实的，有自己的思考、纠结困惑和表达愤怒不满的方式。

要我可能就和小孩说些理论般的话（同时可能还会有些我懂很多很清楚的优越感，在大家都是现代人的小环境里还算公平地比较着养出来的），但大姑父一句类似“就这么办”的通俗的话，才是好接受的、符合小孩在这样的家庭和环境里对自己的复杂的地位的理解的。

那一份婚外关系，不是完全理解，确实难舍难分，最后还跑去广州吗？

寻死觅活的老婆咋办？

这段关系的揭开和发展，其中爱国的发应，起伏波澜大且完整，没怎么简化。

我没怎么看过国产电视剧，感觉这节奏还算电影吧。

拿《硅谷》《亿万》《Borgen》这些类别不同的海外电视剧来比的话，差异也不小。

管它像什么，我觉得是一个站在中国的人群里的讲述不错的故事。

也有看到一些视觉语言、演得很有力度、配乐和背景音很好，钟表声很细节、发音也有些微河南感觉。

有的台词感觉相似得太做作，但确实耐人寻味。

贫富已经点到了，没必要浅白地吵出来，而且这里面的人最在乎的也不是贫富了，是生活的趣味、有陪伴有共鸣的感觉。

但经过复杂细碎和存在诸多刻板习惯和刻薄眼光的生活，很难再有勇气去坦诚，去轻松，从而获得共鸣。

可以想象有更多纷乱复杂扯来扯去一团乱麻的事发生在生活里，缺乏辨认处理情绪和搭建沟通的能力，只觉得，不想说，很难开口，很难说清楚，渐渐没乐趣只有要求，渐渐在细碎的要求里不满，但仍留有家人温情这互相支持的习惯和愿望。

中国人啊“中国道德”是什么呢？

在很大一部分人里，是精打细算，是体面，是夫唱妇随，是不浪费一点点，是脑子要干净最好只学习不玩乐，是上位者可以发怒着说借口像爱国对女儿，是要有远大志向同时肯吃苦，是每个人都要会向领导汇报的语气辞令以及能听懂要求大部分时候哪怕有些不适也直接听从咽下一口气，但不会别的也可以。

旧中国是这样，现在也普遍存在。

爱国他姐和老婆搭伴，再有个还可以的工作的话，那应该真不错。

我真没想到来擦鞋的女同学只是开小吃摊的，而且看爱国和同学，我也会有往恋爱关系想的中式惯性思维。

看了电影《一句顶一万句》。

先说几个亮点：1、是当下中国难得关注底层人民家庭生活和个人孤独的电影，较为真实又较为飘忽。

在狂飙猛进的镀金消费时代，没有哪个导演能在大荧幕上好好唠叨下作为一个人的意识和生存状态。

我们都在谈论更高更强更快。

我们都在谈论美女帅哥富二代。

我们都在捧小鲜肉伪情怀。

我们以为都在引领时代。

我们觉得都觉得自己才是未来。

我们唱着浮夸的爱。

我们对中国崛起已经让人见怪不怪。

我们出国浪荡着德行和逃离雾霾。

2、选角特别好。

演得特别好。

毛孩把一个懦弱无能想做又不敢做想逃离又逃离不得的戴绿帽子丈夫底层人物形象演得特别好。

3、片中的内容足够真实，卖火烧的牛爱香，厨子宋解放，纺织厂的女工，修鞋的牛爱国。

其实小说是在七八十年代的。

导演放到了当下。

4、导演作为新手，片子也被人诟病为电视剧化。

但关于视听语音方面还是有几处值得一说的。

比如家长的绿色台灯，寓意绿帽子；比如牛爱国去找战友诉说老婆出轨一事，得到战友排解后的两个分开的灯笼；比如表现孤独的远景、大远景。

再说其他。

电影是根据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改编的。

小说作者是刘震云。

马上又有一部他编剧的电影《我是不是潘金莲》即将上映，导演是冯小刚。

这部电影的导演则是刘震云的女儿——刘雨霖。

我很早就看过《一句顶一万句》小说版。

写的很好。

写得是底层人物的故事，讲述的确是波澜壮阔般的个人诗史。

小说横跨百年，人物有着宿命般的轮回。

其中小说上半部分的主角是牛爱国的祖上——吴摩西。

讲得也是他出延津的故事。

我一个朋友看完小说，居然把名字也改成X摩西了。

说很喜欢这个人物。

上半部分很幽默。

其中一个角色是来传教的西方神父。

里面有这么一句令人捧腹——“主马上让你知道，你是个罪人。

”+++++++分割线+++++++小说精彩句子分享1、一个人的孤独不是孤独，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才是真正的孤独。

2、世上的事情，原来件件藏着委屈。

3、我活了七十岁，明白一个道理，世上别的东西都能挑，就是日子没法挑……我还看穿一件事，过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以前。

4、人要一赌上气，就忘记了事情的初衷；只想能气着别人，忘记也耽误了自己。

5、顺着你说的人，心里就是憋着坏。

6、街上的事，一件事就是一件事；家里的事，一件事扯着八件事。

7、人分这么几种：不认识，认识，熟人，朋友，知心朋友。

“朋友”不在当面表白，而是背后说起朋友的时候，是否提到过你。

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是你把别人当成了朋友，别人并没拿你当朋友。

另一个判断朋友的标准是，在你走投无路时，你想投奔的人和你能投奔的人，到底几个。

8、孩子，头一回我不以主的名义，以你大爷的名义给你说，遇到小事，可以指望别人；遇到大事，千万不能把自个儿的命运，拴到别人身上。

一句顶一万句：牛爱国 退伍后成为鞋匠 老婆庞丽娜延津纺织厂 有个女儿百慧 夫妻俩没话说 牛爱国接庞丽娜下班 庞说给同事过生日 牛爱国发现庞与婚纱店蒋九一起吃饭 牛爱国找战友 战友让其投其所好 牛爱国找厨师宋解放学做松鼠鳜鱼 庞骗牛说去苏州旅游 牛发现其手机信息去新乡 牛到新乡发现庞与蒋九酒店一晚上干了三次 牛买刀后去寺庙 牛将此事告知蒋九老婆赵欣婷 赵在蛋糕店工作 赵喝农药 蒋九回归老婆身边 庞要离婚遭拒 牛让蒋九离婚娶庞 牛才答应离婚牛爱香 摆摊卖烧饼 曾喝农药自杀 带牛爱国女儿相亲 对方没结账离开 宋解放请客 宋给牛爱香电瓶车安装风挡 二人结婚 宋摆了四十桌 庞让宋偷偷给女儿带玩具车 牛对女儿说你妈就是个破鞋 牛爱香对弟弟说与宋没话说牛与宋路边吃涮羊肉 赵前来大骂说庞又把蒋九拐走了 姐姐姐夫让牛去找 牛去蒋九开封亲戚家假装寻找 牛在开封鞋店打工遇到同学章楚红 章离婚摆路边小吃摊 二人旅游 章说日子过以后不是以前百慧生病 牛去火车站给百慧买馄饨看到庞和蒋九说自己怀孕 牛水果摊偷刀 蒋九看到牛要跑 庞面对牛 牛说日子过以后不是以前答应离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