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者

注：自嗨式评论，请勿过多较真。

可以从多角度引人深思的电影，看完感慨万千。

首先，最先引出的思考是：“真相和国益，哪一个在先呢？

”看似很简单，只要脑子清醒的人都知道如何选择。

但有时候，在绝望面前，虚假的希望却比残酷的真相更容易让人接受。

这是人在面对困境的不同选择，在沈敏浩夫妇上也深有体现：直面残酷真相，这是沈敏浩的选择；揣着明白装糊涂，这是沈夫人的选择。

当然最后，夫妻齐心，共同选择揭露真相，最终帮助尹pd找到证据。

这也体现了电影想要表达的观点：清醒的人不多，他们很痛苦，可他们偏偏选择真相，也只有真相，才能让国益更长久。

由此引申出的，是大众的真相。

“是不是真的并不重要，国民已经相信了才是最重要的。

”这句话直击人心，也警醒着我们。

不是所有人都掌握着第一手消息，也不是所有人都有敏锐的直觉和清醒的头脑，这样的人更容易人云亦云。

我不愿评判他们愚蠢和糊涂，因为我们坐拥上帝视角，我们掌握所有信息。

当我们回归到现实，存在信息差，全靠媒体新闻报道，加上周围环境的影响，是否还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对事件做出评价？

其实这是很难的，但也是我努力在做的。

未知全貌，不予置评。

所以当国民相信的越来越接近真相的时候，那么国益才真正惠及到国民。

信息差的存在如何消除，就需要媒体的帮助了。

在电影中，李焕章就是依靠媒体的宣传，将他所谓的研究成果吹得无与伦比，传播了虚假的信息。

同样也是媒体，男主这一方，揭露了真相。

我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媒体对大众的影响。

正如男主在面对众人阻挡时，一直强调的：判断是给国民的。

是的，媒体需要做的是收集信息，而不是宣判结果。

在最后，他努力争取节目播出时对局长说的话也十分让我动容，也第一次让我对媒体有了不一样的感觉。

这是每个媒体人心中最圣洁的信仰吧，就像医生入职前的宣誓一样。

我相信媒体人会更有感触，所以局长最后才会深受触动而允许播放吧。

其实还有一个点，就是关于李焕章的心路历程。

我相信他最初是热爱着他的研究，但最终还是掉进了名誉的虚荣陷阱里。

就像他说的：“都在看着我……结果错过了停下来的时机。

”其实我是能理解他的心理历程的，没有谁是天生坏的，只是有的时候不小心走错了道，越走越深，难以回头。

特别是在科研这条道上。

所以，对事不对人，这部剧其实我觉得自己看得挺透的，基本和我想得差不多。

最后总结，这是一部很好的片子，逻辑完整，但也比较传统，因此让人容易猜到。

我简单了解了其原型故事，发现其中关系更为复杂……不管怎么说，电影传达出的思想已经接受到，也引起人的思考，也足够了。

而人世间，更复杂的事还需各位看官亲身体会，自行定夺呀。

这部电影已经不单是停留在电影层面，甚至超越电影本身。

它以一把外科手术刀的姿态，精准剖析和反思自己所处现实和社会的一些顽疾。

并着力引导人们向善，整个社会趋好。

我们不得不赞叹韩国电影人的创作担当和创作自由！

这是中国电影万万不能及的！

《举报者》究其电影艺术性而言，乏善可陈。

从剧作套路下的故事编排，也没有什么亮点。

但其锋芒毕露，是因为其大胆触碰和直面了现实中的一些难以表现的禁忌话题。

这些意义已大大超越了电影本身的属性，而且电影在此也沦为次要，只是作为一种探讨工具来运用。

而其产生的正面效应和积极能量是无法估量，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博士造假干细胞，蒙蔽国民，混淆视听。

在违反科学伦理和实验精神的前提下，功利性的强行干预使科学家良心蒙灰。

群众也蒙在鼓里，难辨曲直。

影片设计的一系列高潮也是通过展现真相与国益的博弈来完成的。

现实与真相之间的复杂性让人触目惊心，望而却步。

不禁要思考，现实中仍有多少真相不为人道。

也许真相从来都是鲜为人知的吧!尹PD作为一个职业媒体人，秉承节目的宗旨和法理正义，拼尽一切来还原真相，以正视听。

期间困难重重，几度沮丧。

面对舆论的压力和专制，他还是坚持下来，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业界良心，群众喉舌，这不正是一个新闻工作者的基本素养吗？

但在这里却成了褒奖！

博士也想为国家尽一分力，但却被舆论所裹挟，骑虎难下。

不得已而走到这步田地。

现实中这么多不得已和无奈也正是他的迷人之处吧！

纷繁芜杂，光怪陆离，我们在这个泥沙俱下的时代万花筒前，都看花了眼，丧失了明辨是非的能力。

但总有一些人要担起这些责任，洗清真相，还于众生。

而这些人，就是本片中的举报者吧！

愿我们生活中的真相不再那么晦涩难懂！

给真相蒙上面纱的，不正是人性的复杂与无常吗？

这是一部看了开头10分钟就可以猜到结局的电影，所以，开篇就会感觉很无趣，电影的节奏也是有点问题。

前半个小时太过拖沓，没能引入精彩部分；中间部分斗争进入到白热化阶段，心理战是个亮点，但随后又转变了方向；结尾升华至民族大义、主旋律感觉爆棚。

经过100分钟的铺垫，却匆忙收尾，片中本来浓墨重彩描绘的“举报者”不见踪影，曾经一边倒的民众在并没有看到真实证据的情况下瞬间倒戈，这些都成为电影的败笔。

判断是由国民来做的。

我们铭记观众是节目的主人，基于公正性正确性客观性，用事实说话。

我们，由刑法和广播电视法规定，拥有广播电视编制和报道的自由权，自由权仅为国民的权力和利益，有责任性地行使，无论何事都要守护自由权。

我们是用迅速准确的报道和有品质节目，对社会和文化做贡献的专业人员，用行为实践，抵制从内到外，不正当的压力和干涉。

当我在电脑上打不出“黄禹锡”这个词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举报者》电影的原型——黄禹锡干细胞造假案已经过去了15年。

而距离《举报者》的上映，也已经过去了快六年。

【1】韩国是个几乎可以饭一切的国家，自2002年卢武铉粉丝们把卢武铉抬进青瓦台以后，连政治家都有饭圈。

电影里的李璋焕博士自然也是如此，他们将李博士的干细胞技术突破看作是自己亲人获救的希望、韩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标志，对于反对者自然不弄死不罢休。

在真相揭发的前夜，粉丝们手举烛火，围着电视台的大楼高呼“守护国产技术”，要求电视台停播节目并道歉。

为了国民揭发真相的记者们反而遭到了国民的围攻，看到这一幕的人也许会愤懑，但更多的是替记者们感到心酸。

想当好记者，不光要有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更要有一颗超级英雄般的强大心脏。

【2】电影的情节中有两个举报人，一个是坚持到最后的沈敏浩，一个是中途放弃的李道亨。

在现实中，揭露黄禹锡造假的《PD手册》也被身在美国的黄禹锡团队前成员指控“受到记者威胁而做了假口供”。

这样的选择虽然不高尚，但是可以理解。

比起英雄，这世间更多的是人——会害怕、会退缩、会担心自己明天丢掉工作的人。

沈敏浩和尹民哲的对手，不仅仅是韩国克隆技术界的泰斗，更是韩国的国家级科学家，受到全民追捧，甚至连青瓦台的能量都能调动。

一个拖家带口的人要和整个国家对抗，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惟其如此，坚持吹响哨声的沈敏浩，才更加伟大。

“你是赌上一切走到这里的，而我是抛弃了一切，才走到这里的。

”

【3】现实中的《PD手册》听MBC的话，MBC听大股东放送文化振兴会（放文振）的话，放文振听青瓦台的话。

电影里的尹民哲为了让节目播出，同样面对着五关六将。

李璋焕能随便把电视台的高层请到路边摊吃饭，电视台内部对他的不信任和“管他真的假的，国民相信了就是真的”的价值观，还有来自青瓦台的神秘人物——谈起尹民哲在学生时期的“前科”，甚至拿出电视台高层的“一级情报”逼迫社长就范。

最后尹民哲拦车喊冤，以一段发自肺腑的呼喊打动了社长，节目才得以播出。

“我们铭记观众才是节目的主人！

基于公正性、正确性、客观性，我们用事实说话！

我们根据刑法和广播电视法的规定，拥有广播电视编制和报道的自由权，该权利仅为国民的权利和利益，有责任地行使......”这一情节在令人感到热血沸腾的同时，也令人感慨情节之外的可能性——如果社长什么都不敢播呢？

再恶劣一点，如果社长什么都不让播呢？

不幸的是，新保守十年里公营电视台的社长，往往是最后一种。

“下面为您播放虚假的新闻。

”——《共犯者们》

【4】“真相和国益哪个重要？

”“我认为真相最终会对国益做出贡献。

”李璋焕带来的“国益”，是肉眼看得见的，而且也是韩国国内普遍认同的。

比电影里还惨，OTL的《PD手册》播出后，也没什么人对其表示支持，反而是一致地认为它“不顾国家利益和大局”，甚至该栏目的12家赞助商一致撤回广告。

黄禹锡一炮而红的背后除了民族情绪下国民和媒体的热捧，国家的支持也不在少数。

黄禹锡的科研项目作为“21世纪国民希望项目”，韩国政府投入了数百亿韩元的资金支持。

事发后，韩国科学技术部和保健福祉部更是一言不发，王顾左右。

甚至有青瓦台官员替黄禹锡喊冤，认为他功大于过，犯点错不算什么。

这样的论调和“国益大于真相”的价值观是一致的——给“国家”带来好处的人是可以无所不为的，只要“国益”不受损就行了。

至于非法买卖卵子、强迫实验室女学生捐卵、伪造实验数据，都不重要。

抛开真假不论，这样的“国益”，不过是以“国”之名维护少数人的“益”罢了。

【5】黄禹锡无疑是一位有才华的科学家。

在被爆数据造假500多天后，有实验团队用黄禹锡的思路复现了实验。

而在被判缓刑幸免牢狱之灾以后，他也没有停下自己在这一领域的脚步，与中国、俄罗斯、美国等多国合作，在商业化克隆和科学研究的边缘徘徊。

他还和中国企业合作，成立了全球第一家商业化克隆公司。

对黄禹锡，我只能说，“我想了十天十夜，也没想通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3年后的2008年，卢武铉在满耳的非难声中卸任韩国总统，那个“绝不给MBC打电话”的总统走后，MBC陷入了长期的黑暗中。

韩国社会学者李敏泰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的最后感慨过一句话：“这件事如果发生在全斗焕、卢泰愚时代，会怎么样？

大概是政府出面，替黄禹锡遮遮掩掩——直到公众都丧失了黄禹锡的信任，却始终无法确认真相。

”11年后的2016年，清华大学教授颜宁通过社交媒体质疑河北科技大学教授韩春雨在《自然·生物技术》上的论文实验结果可重复性，“韩春雨事件”爆发。

在各方面的压力下，最终论文被撤稿。

《举报者》的英文名，叫whistle blower. 15年后的2020年，还有人在纠结whistle blower这个外国词汇变得广为人知的背后，是不是境外势力的阴谋。

李敏泰在采访中还说了一句话，“值得思考的事，不能让它白白过去。

”

首尾呼应，升华主旨（大雾）

一恨那青瓦台，心慈手软白受了钱粮，信息管控疏漏如网。

二恨那好事者忒多，赶不尽杀不光，沆瀣一气把哨儿吹响。

三恨那老百姓，看图识字翻脸快，朝秦暮楚将炮口转了向。

一时间皇帝新衣走了光，星辰大海翻了浪，惊醒一枕黄粱。

枉了您衣冠楚楚、白发苍苍，负了您万般算计、巧舌如簧。

愿君来生投胎犀利邦，许你个国士无双，也来把院士当当。

在真相和国家利益面前你会如何选择，男主扮演的记者完全演绎出了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身上应该具备的素质，义无反顾的选择了真相。

电影所选题材可以看出韩国的媒体环境还是相对自由的，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异议的声音出现那么这个国家就不会进步。

在事实面前人们看到的只是他们想看到的而已，社会舆论的倾倒控制着人们的思想，媒体有义务向民众提供事实的真相，把决定权留给民众自己选择。

舆论有着巨大而可怕的力量，一旦盲目倒向一边，是非善恶的界限就会随之变得模糊不清它就像一个漩涡，终有一天会归于平静但被吞噬的真相只能沉入海底，永不见天日而最可悲便是被蒙蔽的众人殊不知正是自己的推波助澜葬送了最后的机会。

影片改编自轰动韩国的2006年韩国克隆之父黄禹锡博士干细胞造假风波，追求真相的故事，反派李博士并非穷凶极恶，倒是玩弄人心和舆论的一把好手，正反派之间有冲突但危险系数不高，所以，在一些观众的眼里，不免平淡，这个片子的看点除了对真相的追寻，也在于举报者基于正义的坚持，以及电视台团队的同气连枝。

片中最高光时刻和最大的泪点，是尹PD追着社长的车说出的那番话：“ 判断是由国民来做的。

我们铭记观众是节目的主人，基于公正性正确性客观性，用事实说话。

我们，由刑法和广播电视法规定，拥有广播电视编制和报道的自由权，自由权仅为国民的权力和利益，有责任性地行使，无论何事都要守护自由权。

我们是用迅速准确的报道和有品质节目，对社会和文化做贡献的专业人员，用行为实践，抵制从内到外，不正当的压力和干涉。

”很遗憾，我们这里追求真相的媒体人越来越少了，现在盛产的是王乐（汤兰兰事件报道记者）和芮苏文（把鲍毓明性侵未成年少女事件报道成玛丽苏文的记者）这类。

这部片子里的那种闪闪发光的稀缺精神，那种明知危险而甘愿付出代价作出牺牲的力量，稀缺因而珍贵，即使是在影片中感受，也是好的，也可以成为激励我们前进的力量。

它以2005年韩国大学黄禹锡造假事件为原型，揭露了事实的真相。

可痛心的是，过程并不简单，障碍重重。

没有证据，就可以确认真实性吗？

难道不需要去证明吗？

“这段时间褒奖李长焕博士的媒体们呢？

有关举报者的报道，是不是真的并不重要，国民已经相信了才是最重要的。

”对，最可怕的是国民已经相信了。

他们只需要打着一根火柴，就能够熊熊燃烧。

吃人的话，选择相信李长焕博士的认识他们，最后又被真相推翻的也是他们。

他们的态度随着真相在转变，讽刺的是，在最初的质疑中，没有人提出一点疑惑。

辱骂声、骚扰、攻击统统对向了PD与举报者。

人们可真好被操控啊，谁都不愿往坏处想。

活在美好幻想的世界里，毕竟李博士的干细胞啊，在他们眼里，能救人。

国益与真相，孰轻孰重？

这是在片子里出现最多的问题。

如果真相的掩盖是为了国益，那才是国之大悲。

这是一个需要真相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人们敢于质疑的时代，可少有人敢去质疑，为何？

怕？

不是。

也许是根本没有想到吧，想到了也当凭空虚妄，安危总归重要。

影片中的李长焕博士善于操纵舆论，在国民面前装模作样，享受着虚假带来的至高无上的成就感。

虚荣作祟，名利当真如此重要？

李博士掩盖他的方式有很多，想要瞒过别人，就得先瞒过自己。

收买人心、欺骗世人、自杀骗取同情，都是他为了隐瞒而使用的手段。

他们看清了吗？

没有。

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只要我们还存在，永远不会停止。

真是可悲，可叹。

整部影片最后事件发展过于急促，虽然在意料之中，但叙事过程还是有点不清不楚。

不过我只是个站在上帝视角的观众，并不是影片里身为上帝的编剧或导演，到底为何这样设计，他们自己更清楚罢。

下面附上事件原型韩国文化广播公司新闻节目《PD手册》报道黄禹锡在研究过程中“取用研究员的卵子”的丑闻。

其后，该台被揭发采编人员在采访期间以威吓方式向研究员逼供。

随后，他的研究小组成员指出2005年论文中有造假成分。

首尔大学调查证实，黄禹锡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干细胞研究成果均属子虚乌有。

如果可以，我，不想沉默。

作者：洪蔚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11-7-27 6:13:59□ 从2005年，黄禹锡受到造假指控，到2009年韩国法庭对黄禹锡作出正式判决，这四年间，世界干细胞研究沿着黄禹锡当年的道路，取得了飞速进展。

□ 《科学》在黄禹锡事件中的双重标准和处理手法很不寻常。

东方要寻求学术共同体的多元化与平等待遇，这让一些西方人相当焦虑。

□ 话语权是一种软实力，随着东方的崛起，对话语权的争夺在所难免。

事件篇“2005年秋后的日子，是黄禹锡生命中注定难逃一劫的岁月。

”首尔不相信眼泪□本报记者 洪蔚2007年9月，在黄禹锡被认定学术造假500天后，哈佛大学乔治·达利教授的研究团队，确认了黄氏干细胞有效，“很有可能是一项历史性的创举”。

2009年10月26日,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仅以挪用研究经费和非法买卖卵子两项指控，判决有期徒刑2年，缓期3年执行。

这项判决中并无对黄禹锡学术造假的指控。

从2005年，黄禹锡受到造假指控，到2009年韩国法庭对黄禹锡作出正式判决，这四年间，世界干细胞研究沿着黄禹锡当年的道路，取得了飞速进展。

极速“落马”的民族英雄回过头来，重新审视2005年舆论对黄禹锡造假的狂轰滥炸，科学史专家江晓原，作出了这样的评述：“2005年秋后的日子，是黄禹锡生命中注定难逃一劫的岁月。

”2005年秋后，短短几十天的时间，黄禹锡就从“韩国民族英雄”、“最高科学家”的耀眼光环中，跌落下来，其被颠覆的速度，在科学史上是罕见的。

这背后种种“诡异”的情节，也一一展开。

最先对黄禹锡发难的是他的合作者杰·夏腾。

2004年，在黄禹锡一篇论文被《科学》杂志退稿后，夏腾加入了黄禹锡团队，成为主要研究人员，并利用自己在欧美学术共同体中的有利角色，为黄禹锡的论文多方游说。

对黄禹锡团队的工作，夏腾曾作出了这样的评价：这是一件“比研制出疫苗和抗生素更具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工业革命虽然起源于英国……如今在韩国首都汉城也许已经发生了能够改变人类历史的生命科学革命”。

2005年11月12日，夏腾忽然对黄禹锡提出指控，指控他在获取干细胞方面存在伦理问题。

为此，黄禹锡在12天后，黯然宣布辞去首尔大学的一切公职。

在黄禹锡的论文受到公开质疑后，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夏腾，却从各路媒体中隐身，在吸引全球眼光的黄禹锡事件中，不再发表任何话语。

2005年12月18日，首尔大学介入黄禹锡事件调查，调查过程进展神速，5天后，便公开了调查报告，称黄氏11个干细胞的实验数据中，有9个系伪造。

随后，黄禹锡辞去首尔大学教职。

又过了6天，韩国首尔大学调查委员会宣布，黄禹锡根本没有培育出与患者体细胞基因相同的特制胚胎干细胞。

2006年1月10日，在调查进行了23天后，首尔大学调查委员会公布最终调查结果，除了成功培育出全球首条克隆狗外，黄禹锡所谓“独创的核心技术”无法得到认证。

2006年1月12日，距首尔大学介入调查24天，美国《科学》杂志便正式宣布，撤销韩国首尔大学科学家黄禹锡等人两篇被认定造假的论文。

时任《科学》主编唐纳德·肯尼迪发表声明，反复强调说，稿件撤除的最终依据，是基于首尔大学的调查报告，编辑部对论文数据概不负责。

时至今日，在《科学》杂志的官方网站上，黄禹锡的那两篇论文“该文章已被撤销”的红字依然如故。

整整4个月后，2006年5月12日，韩国检察机关对黄禹锡案件正式提起诉讼，指控他在干细胞研究中犯有欺诈罪、侵吞财产罪、违反《生命伦理法》等罪名。

其中欺诈罪就是针对学术造假而言，检察官认为，黄禹锡是整个论文造假事件的总策划人，对此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的行为已涉嫌构成欺诈罪。

2006年7月18日，韩国政府决定取消此前授予黄禹锡的科学技术勋章和创造奖章。

至此黄禹锡跌入了学术与声誉的最低谷。

飞速发展的干细胞研究2007年，就在黄禹锡“落马”之后不久，世界干细胞研究却进入了新的拐点。

2007年8月2日，《时代周刊》科学专栏就发表了有别于主流大众媒体言论的报告，根据新近科学进展，宣布确认黄禹锡胚胎干细胞研究的重大价值。

当天，哈佛大学的乔治·达利教授发表在《细胞》上的一篇论文宣布：由韩国胚胎干细胞专家黄禹锡博士于2004年建立的人类疾病基因胚胎干细胞株，已被该研究团队确认，这些细胞株的建立方法是不含外源性基因污染的单性繁殖胚胎干细胞，很有可能是一项历史性的创举。

在宣布自己研究进展的同时，达利教授也不无惋惜地对媒体表示，2005年，巅峰时期的黄禹锡还没有来得及认识到自己科研成果的价值，就已经被涉及“伦理和造假”的舆论搞得焦头烂额，根本无法顾及对科研数据的深入分析，制定下一步的科研方向。

与此同时，许多西方学者却从其初步的分析报告中，预见了人类胚胎干细胞克隆的一缕曙光。

不久后，消失了的夏腾再次露面。

2009年1月，夏腾与匹兹堡大学同仁一起提交人体干细胞克隆技术专利申请，其中许多细节，与他曾经的合作伙伴黄禹锡的技术如出一辙。

2009年8月31日 9月3日，在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对黄禹锡作出一审判决前一个多月，韩国在2009年首尔干细胞论坛上，向全世界高调推出“一切为了患者的科学与技术”。

在韩国继续向2015年进入世界干细胞研究三强、相关产值占领全球市场15%份额的宏大目标全速迈进的时候，昔日明星黄禹锡已经出局。

2010年5月，夏腾故技重演，在《自然》杂志上用 “一个毋庸置疑的里程碑”来评论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实验动物研究中心佐佐木恵里博士的研究成果。

2011年2月，美国《血液》杂志网络版上发表了日本研究人员的最新进展，从这些进展的脉络中，黄禹锡当年的实验，清晰可见。

而此时，距首尔大学公布黄禹锡事件调查结果，时间整整过去了5年。

访谈篇在世人谴责学术造假的激情消退以后，两位学者持续五年跟踪黄禹锡事件，梳理史实……周旋于东西方话语之间“2007年11月是一段令人感慨的岁月，黄禹锡被认定学术造假500天后，哈佛大学达利教授确认黄氏干细胞株有效，功成名就。

”江晓原、方益昉持续5年跟踪黄禹锡事件，今年年初，以这样一段值得玩味的表述开篇，将题为《当代科学技术中的权益与话语争夺：黄禹锡事件之后续发展研究》的论文，发表在《上海交通大学学报》上。

近日，《新华文摘》2011年第13期全文转载了这篇学术论文。

采访人：本报记者 洪蔚受访人：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科学史系主任方益昉：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博士韩国制造记者：韩国法院判决结果，没有对黄禹锡造假指控，为什么在2005年世人都说他造假时，他似乎无力为自己辩护？

方益昉：黄禹锡是一个很特别的科学家，是彻头彻尾的“韩国制造”——无外国学位，无留学背景，他对主导当今科学的所谓西方范式敏感度不够。

当他成为科研项目“老板”的时候，这种对“西方范式”不敏感的“弱点”就暴露出来，对拿到他面前的干细胞试验数据，作出了错误的判断。

当时的黄禹锡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已经抵达一个重大突破的关口。

由于当时克隆出的干细胞缺乏传统识别标记，面对学界的质疑，他没能也无法据理力争。

江晓原：世人都说他造假，但是无论公众还是媒体都无法参与检验他造假的证据，甚至大多同行科学家都无法参与。

所谓造假，不过是极少数“权威”科学家的指控。

方益昉：黄禹锡对西方范式不敏感，也表现在伦理学层面，他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触犯了西方文明的规范，和这种违规可能带来的后果，被人抓住把柄，以伦理发难，卷入学术争议的漩涡，最终在科学与经济竞争中落败。

记者：判决后的黄禹锡失去了什么？

江晓原：他失去很多。

当取消造假指控后，当年他快得到的科学成果，已经落入别人囊中。

这就像是在竞选中常见的“故事”：在竞选的关键时刻，有人指控竞选者有“性丑闻”，等竞选结束后，调查也结束了，尽管结论是诬告，而卷入丑闻的竞选者已经失去了当选的机会。

焦虑的西方？

记者：二位在文章中提出了三个关键词，黄禹锡，干细胞，科学政治学。

什么是科学政治学？

江晓原：我们所说的“科学政治学”，是指在科学的运作过程中，政治因素所起的作用。

从黄禹锡个人来说，他从一个科学家，到肩负韩国全民期望的民族英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政治作用。

当西方学者打击他的时候，韩国为了维护国家声誉，迅速跟上，将黄禹锡拉下神坛，其中政治因素也起了明显的作用。

科学早已不是象牙塔内的学问，而是跟利益勾连到了一起，纵观“后黄禹锡时代”的干细胞克隆技术发展，其巨大的商业利益，是显而易见的。

从黄禹锡事件看，科学的竞争是存在的，经济利益的竞争则隐藏在科学竞争背后。

而被用来首先发难的却是东西方伦理冲突。

记者：回顾当年对黄禹锡的指控，夏腾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方益昉：从夏腾几十年的科研经历上看，这个人在很多事件中，都表现得像棵“墙头草”。

鉴于夏腾是在黄禹锡获取干细胞的途径方面首先发难，引发伦理争议的。

一般理解是，夏腾本应是西方伦理道德标准的忠实实践者，而2009年夏腾的表现却并非如此。

记者：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在学术争议中的举动，应该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评价2006年初《科学》杂志的反应？

方益昉：《科学》的态度代表了西方权威科学杂志的态度。

在黄禹锡事件上，《科学》杂志的表现非同往日。

在首尔大学介入调查仅24天后就宣布撤销其论文。

一个著名反例，当属1986年的“巴尔的摩事件”，这场牵连到1975年诺贝尔奖得主巴尔的摩的科学声誉维权之争，历时10年，几起几落，官司甚至打到了美国国会。

以24天对10年，《科学》在黄禹锡事件中的双重标准和“不寻常“，恰恰反映出学术共同体的西方中心主义，正越来越多地遭遇东方技术的挑战，东方要寻求学术共同体的多元化与平等待遇，这让一些西方人相当焦虑。

“失语”的东方？

记者：在论文中，多次提到话语权问题，话语权在黄禹锡事件上的争夺是如何表现的？

江晓原：所谓话语权，表现之一就是当掌握话语权的一方说某人某事“不好”的时候，没有人敢大声说“好”，反之亦然。

现代科学体系是按西方文明体系建立起来的，很多规范是西方式的，话语权也掌握在西方人手中。

从政治层面而言，以举国之力承担国家战略，是儒家文化圈中理所当然的原则，而这似乎又犯了西方民主理念的大忌。

方益昉：具体到韩国国情，它既是东方儒家文化圈的一员，又是西方科学经济共同体的一员，在全球化进程中，面临两难处境。

江晓原：从黄禹锡事件看，韩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急于与西方接轨，过度看重国际标准，因此在西方人站出来指控黄禹锡的时候，韩国迅速进行了180度转弯，将这位英雄拉下神坛。

现在回过头来看，韩国当时的举措恐怕失之轻率。

记者：对这场话语权争夺进行反思，对中国有什么借鉴？

方益昉：我们研究韩国的案例，但更关心儒家传统文化下的中国科技界，在全球化转型进程中开拓思维，把握主动，制定政策和进行决策的经验及教训。

江晓原：对中国的借鉴，简单总结就是要有东方的自信，不应容忍西方长期独霸话语权。

话语权是一种软实力，随着东方的崛起，对话语权的争夺在所难免。

这也提醒我国科学界和媒体反思，以后中国出了优秀的科学家，很可能也会受到国际竞争者的打压，我们不要一味跟进，而是应该采取冷静、慎重的处理态度。

黄禹锡科研年表1995年 2005年1995年，开始牛克隆技术探索并取得成功。

1999年，成功培育体细胞克隆牛。

2002年，成功培育体细胞克隆猪。

2003年，成功培育出世界首例“抗疯牛病牛”。

2004年2月，成功利用SCNT技术复制胚胎干细胞，从克隆人体胚胎中提取出世界首个人体胚胎干细胞。

这一成果发表在《科学》杂志上。

2005年5月，黄禹锡团队宣布，成功把人类的体细胞移植到人的卵子细胞，提取出世界首例与病患者人体基因一致的人类胚胎干细胞，并成功把细胞培养成为胚胎。

论文发表在《科学》上。

2005年8月3日，黄氏团队成功完成了狗克隆技术。

在3000多颗受精卵中，有三颗成功长成胚胎，并有一只狗出生，起名史纳比（SNUBBY）。

黄成了韩国民族英雄，头像上了邮票，被韩国科技部授予“最高科学家”的称号。

2006年2011年2006年3月16日，韩国保健福祉部宣布取消黄禹锡的干细胞研究资格，同时禁止他为了研究目的而获取人类卵子。

2006年8月18日，黄禹锡通过其律师宣布，将重新设立研究室，开展动物克隆研究。

黄的律师李建行说，本月早些时候，黄禹锡在首尔南部的生物研究设施已经开始运转，有30多名他以前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与他一起工作。

当日，韩国科技部证实，黄禹锡已于上月14日从科技部获得设立“修岩（Kogene）生命工程研究院”的许可。

该机构由私人出资25亿韩元设立。

2008年6月18日，黄禹锡的Sooam生物技术研究基金会与美国加州的“生物艺术”公司通过网络在世界范围内拍卖5条狗的克隆服务，每条狗的克隆服务起拍价为10万美元。

2008年6月19日，黄禹锡博士为首的一个科研小组成功克隆出了17只中国濒危动物藏獒。

2008年9月25日，“人类干细胞研究以及制造方法”获得澳大利亚专利号。

发明人共有19人，此项发明的全部股份都归黄禹锡所有。

自2003年12月起，黄禹锡等已就人类干细胞研究技术向11个国家申请了专利。

2009年4月底，韩国卫生福利部有条件接受查氏医学中心（Cha Medical Centre）申请，从事人类成体干细胞克隆的研究工作。

项目主持人李柄千博士曾为黄禹锡研究团队主要研究人员。

2006年至2009年6月，黄禹锡继续在国际一流杂志上发表论文28篇。

2011年3月，黄禹锡在两年缓刑期间试图重新开始他的研究生涯。

但是因为利比亚战争的爆发，黄禹锡失去了最新的研究项目，该项目系Sooam生物技术研究会与利比亚双方共同资助。

公众舆论：一个失衡的砝码？

江晓原、方益昉的这篇论文，在2009年10年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黄禹锡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后不久，就已经完成。

尽管论文的主题人物——黄禹锡，曾是国际舆论界的“风暴之心”，然而，刊出几个月以来，这篇论文，却少有人提及。

然而几天前，《新华文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官方网站先后全文转载了江晓原、方益昉这篇坐了几个月“冷板凳”的论文。

在江晓原、方益昉跟进黄禹锡事件、撰写论文的过程中，尽管一些同行学者表示出兴趣与支持，但二人也遇到了不少质疑，质疑的理由大多并非出于学术上的探讨，而是简单地表现为对“为黄禹锡鸣冤”的不解。

在黄禹锡事件的观察中，江晓原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谴责黄禹锡造假时，舆论铺天盖地热热闹闹，而此后的科学进展证明黄禹锡的贡献时，却很少有人关注。

甚至在韩国法院作出的裁决中并无造假指控时，公众与媒体似乎也都对这一重要事实失去了兴趣。

江晓原认为，其间有很多东西值得大众舆论去反思。

确实，一个当时的英雄被指控造假，远比后来他造假的罪名未能坐实，更能娱乐大众。

在本报采访了江晓原、方益昉后，又联系了几位生物医学领域的领军科学家征询他们对黄禹锡事件的看法，几位受访人都以“不了解情况”为由推托了。

近年来，江晓原和方益昉在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开创了“科学政治学”的研究方向。

曾在生物医学领域从事科研20多年，随后在生物医学企业创业10多年，方益昉对生物医学领域中科研竞争、利益纠葛、政治博弈体会颇深。

因此在弃“科”从“文”后，便将兴趣点放在了生物医学领域的科学政治上。

用方益昉的话说：政治是一门平衡的艺术，处在学术、资本、政治、文化、宗教、法律和媒体等等问题中心的生物医学，恰恰是研究这种平衡的理想范本。

近年来，生物医学在技术、伦理等方面的进展，也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动态的过程。

在江晓原看来，媒体与公众舆论也是这种平衡中一个重要的砝码。

在涉及黄禹锡事件的种种表现上，人们不禁要问：这个砝码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洪蔚）《科学时报》 (2011-07-27 A3 科学 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