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的另一面

第一部北影片给个友情分四星吧，和阿基不是很熟所以没有偶像情怀。

类似于纪录片的手法没有大起大落歇斯底里但全程看下来也并不无聊反到是细水流长，因为对于难民的展示非常真实，每个难民个体都各有各的不幸但接纳难民就意味着削减本国国民福利，个体可以出于善心提供帮助而国家机器则没有那么简单，这不是单纯批判权力机构官僚制就能解决的问题大概得实现人类大同消灭战争实现共产主义才有解。

对于难民的刻画非常细腻，淡淡的忧伤贯穿始终，但是面对bully既无法反抗也无愿反抗看得人实在非常憋屈。

小津安二郎、罗伊•安德森和阿基•考里斯马基影片中的角色人物的表演都可以用“僵硬”来形容，但他们之间又有区别。

小津安二郎的是“僵而不硬”，演员大多数的情况下面带浅浅的笑，没有大的感情起伏，面部表情变化很小，其背后蕴藏着些许无奈，但保有温情，小津的风格完美体现解构主义的开放性和无终止性，人物之间的对话，无指向性，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锚定，但细品觉涵义隽永，他的影像中最平淡的生活原生像却使观者有其各自的解读和感悟，孰对孰错本无定论，生活的真谛在被濒临把握时又被重新解构了，导演没有有意识地传递给观众以某种意义，因为传递的信息不是导演艺术的单一表达，而是日本家庭文化的各种冲突的体现； 阿基•考里斯马基的是“硬而不僵”，剧中人物面部表情严肃，不苟言笑，双唇紧闭，言语交流生硬而缺少感情，语言交流剔掉所有无用寒暄的修饰枝节，减除圆滑、世故的用语和行为，这样增加了交流的有效性，去除了表达的多义和含混性，阿基的影像特质是结构主义最好诠释，人物关系看似松散、孤立，实际上它们构成一个严实、紧密的整体，孤独的个体也是社会整体的镜像和浓缩，个体是与他人的同一合作中形成并不断地完善自我；而罗伊•安德森的是“既僵又硬”，人物面部涂上油彩，已难看出喜怒哀乐，他们行动迟缓如僵尸，去情感化的生活呈现出一股死气沉沉的气氛，安德森的影片风格是存在主义的被抛，沉沦和向死而生。

阿基的影片以七十分钟左右居多，但这部影片却超过了一百分钟，算是阿基影片中的一个异类。

阿基电影的一大特色是色彩的运用，他的色调是暗色系的，忧郁的，古典而怀旧的，大范围的偏暗色块运用衬托着人物角色与现代时代的隔离与滞后感。

影片色调非常贴合西班牙画家里贝拉画作的暗色调，阴郁而庄重，但影片的内在形式却是印象派的，导演主观经验来迅速捕捉生活瞬间，影片呈现的生活是采样化和粗线条的，导演的目的意不在将生活刻画得精致或苛求逻辑上的严密性，人物偶然的而不是深思熟虑的行为，例如影片中开餐馆的芬兰人对于叙利亚难民的出手相助，更显弥足珍贵。

人物的交谈简洁和直接，即使是得到对方的帮助，也很少说“谢谢”，客气的寒暄在影片中是很难见到的，如此的交流更显真挚。

在这个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已经高度发达和全球化的社会的今天，表面上生硬的言语，实际上是摒弃了人们惯常的搪塞、推诿、恭维等假情假意，而还原了语言创立之初的本质。

阿基影片中的芬兰人多为表情严肃，不苟言笑，现实世界中的芬兰人是否也是这般模样？

本人和一些芬兰人有过一些接触，的确他们多是比较严肃，不喜欢开玩笑，通常嘴唇都紧闭着，而且在酒店大堂等处相遇他们通常不会和陌生人打招呼，对于你的问题，会做简短回答，不喜欢聊天和闲谈。

既然说到了芬兰人的性格特征，下面就再闲聊一下其它几个国家的，首先说明，我只是接触了他们中一部分人，具体都是基于自己的观察，并以第三者的角度来看他们，评论也力求客观（100%的客观是不存在的，因为任何评论都不可避免地受评论者的受教育程度、社会阅历、知识结构和价值观所影响），他们作为个体所表现出来的言行虽不能完全代表他们的整体，但是每个个体都是整体的一个缩影，每个个体所有的特质都会在其代表的整体中找到多个类似的样本，因为个体的特性都来自与他的群体的遗传性和社会性，而不会凭空出现，因为其行为多是由其在群体之间交流中产生的，不被理解的行为是没有存在意义的，所以见一斑，可大致窥全豹。

首先说一说美国人吧，毕竟他们给人的感觉是无处不在，考虑到美国短暂的国家历史，加上其复杂的国民组成，可以说美国人是没有统一的民族性的，作为一个全世界各民族，各种族的混合体，他们对于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和习俗都有一定的接纳性，但整体上，美国人是看不起黄种人的，但表现是非常隐蔽的，多体现在一些小细节上，例如旅游场所或餐馆的一些工作人员，他们对于白人是面带微笑的，对于黄种人表现不卑不亢，即使有笑容，也有种皮笑肉不笑之嫌。

当然大家可能会误会说：“是不是你自己玻璃心，一边向往美国，一边又总觉得自卑和自尊心受损，酸葡萄的心理作祟？

” 那估计您会错意了，因为本人一贯信奉人人生而平等，一样有龌蹉的思想，一样的吃喝拉撒，皆是自私自大的一团团活动的肉而已，而且我也不向往其它任何国家和地区，因为看过了解过之后，发现各有各的光鲜和污秽。

下面说一下日本人，基本上我遇到的日本人都非常的有礼貌，做事情讲究遵循原则，即使是某个事情做了无数遍，他们都不会走捷径，当然他们对于国人喜欢抄近路办事方法比较不喜欢，他们也非常的爱干净，还有他们白天努力工作，晚上去喝酒都非常的实在，与国人都想让对方多喝不同，他们喝起酒来毫不谦让，每次都以喝多喝吐告终。

日本人由于民族组成的纯粹性，所以他们的民族的特性也非常的明显，固执而执着，并且他们对于亚洲其它国家的人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轻蔑，但他们对于不符合他们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的言行是看不起的，其交谈的话语的语调和面部微妙的表情已表明了他们的内心。

再聊一聊韩国人，他们也是比较的讲礼貌，见面非常谦逊地打招呼，他们做事对于规矩的遵守介于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做事遵循原则也有时不排除走捷径，而且他们好多人都可以讲一些中文，而且他们也比较喜欢用一些简单的中文表达，不是为了简单地秀一下他们会了几句中文而已。

下面看看印度人，他们有时会非常明显地表示出来看不起中国人，估计自己一直为自己自诩的白人身份不被认同而愤愤不平有关，而且他们大多数人喜欢夸夸其谈，大谈心灵鸡汤，说的多做的少，是镶金边的尿壶-嘴好，眼高手低，作CEO是他们最好的选择而且现实也的确如此。

接着让我们看一看法国人，他们做事情没有美国人的严肃性，行事有时偏随意，即使是工作上的事也不例外，有时他们显的比较自大，估计还是吃着以前拿破仑的老本的缘故。

说到英国人，他们多表现温文尔雅，讲话句式比较复杂，用词比较美国人考究，交谈时比较尊重对方，会聆听对方再作回应，不似美国人多喜欢夸夸其谈。

英国人与国人交往，非常礼貌，但他们的骨子里面是傲慢的，他们总是抱着一种令人不易察觉的高高在上的姿态。

最后说一下德国人，他们做事严谨，但表面不像芬兰人看上去那样冷漠，对于寻求帮助的人比较热情，为人谦逊和对人礼貌，他们的自豪和优越感是不外露的，这是最高层次尊贵感，不靠轻看和贬损对方而彰显自己。

而低层次恰恰相反，人们最看不起的是和自己相像的同类人，因为他们为在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而恼火，基于库利的“镜中我”和拉康的“镜像理论”，我觉得人们逐步地形成自我的过程也是渐渐厌恶自己的一个历程，所以他们才选择轻贱“像自己”的他者来排斥“自己”。

开放式的结局，哈立德包扎好了伤口，小狗舔着他的脸时整个场景透露出的笑意，他在安心的等着妹妹。

每一段音乐都超好听、与电影相得益彰，酷酷的老年人，玩转各种乐器包括大提琴。

哈立德刚到芬兰时遇到老板的那个路口，最后也是在同一个路口遇刺。

冷落与帮助、排斥与援手，每个细节包括卖寿司和像琵琶一样的思乡曲，透露出不能死，要活在这世上。

影片情感细腻，构图工整，格调清冷却不失美感，氛围疏离却时时暖意暗涌。

哈立德是叙利亚难民，逃离故土，偷渡到芬兰寻求庇护；维克斯通是芬兰本地的中年男人，离开嗜酒的妻子，寻求新生活。

对无法预知的未来，对重新开始的人生，他们都是心怀希望的，尽管看起来一样的面无表情。

哈立德申请避难失败，遣返过程中逃脱，被人殴打，流离失所。

他目光焦灼，沮丧，遇见维克斯通时，已无处躲藏的他一脸的决绝，他要绝地反击。

于是他打了维克斯通一拳。

维克斯通是个商人，清理完自己的存货，走进赌场，用发来的横财盘下了一家餐厅，开始用心经营。

发现哈立德时，他正躺在餐厅的垃圾桶旁，面对暴怒的流浪汉，他把那拳狠狠地还了回去。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街边酒吧里不时有流浪歌手和乐队的弹唱，越老越疯狂，激情不减。

维克斯通经营餐厅时那一本正经地幽默氛围，让人忍俊不禁。

还有最后，带着伤口躺在河边树下的哈立德，流浪狗偎在身边，暖暖的阳光照在他的白衬衫上，特别地清晰，明朗，嘴角露出笑意。

我听到的最动听的一句话，是哈立德打电话给收留所的朋友，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我爱上芬兰了，我要留在这里，......”希望的另一面，是什么呢。

我想，是对希望一如既往的坚信吧——一切都会过去的。

总会好起来的。

男主Khaled是来自叙利亚Aleppo的难民，他的家人在一次空袭中全部遇难，只有一个外出为家人排队领面包的妹妹幸存下来，他和妹妹从土耳其边境逃出叙利亚，但在逃难过程中走散，独自一人来到芬兰的男主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妹妹。

他得到许多好心人的帮助。

借给他电话联系留在叙利亚亲戚的伊拉克难民、在被判定驱逐出境之后帮助他在押解警察眼皮底下从收容所逃脱的前台接待、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流浪汉们使他从芬兰自由军流氓的手里死里逃生、还有最后收容他并自掏腰包帮他做假身份证的饭店老板Wikstrom、以及在饭店工作的三个可爱的人类Calamnius, Mirja, Nyrhinen。

影片中穿插了很多音乐，Khaled在各种个样的情景下欣赏来自世界各地乐手弹奏的音乐；影片中还拍摄了许多Khaled和陌生人一起抽烟的场景，作为烟民互相递火。

音乐和香烟能让人在俗世生活里短暂地忘却际遇的不同。

电影中还有很多让人忍俊不禁的小幽默，画面的构图和配色也带有导演强烈个人色彩，原以为是和《勒阿弗尔》一样温情的结局，然而在营造了许多人性的光辉与美好之后居然是深深的绝望。

难民署对Khaled作出驱逐出境的判定，给出的理由是Aleppo安全状况已经得到改善，当地居民已经没有显而易见的人身威胁。

然而被送回收容所之后电视新闻中就是Aleppo当地爆发政府军与反叛军的冲突升级，炸毁当地一所儿童医院，造成数十人伤亡。

Khaled逃出收容所，路上被露天乐队表演吸引驻足欣赏，却被芬兰自由军的流氓盯上，三个流氓无缘无故就想要烧死他只因他是难民，Khaled被救下之后流氓狠狠威胁道：下次再让我见到你就杀了你！

终于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和妹妹团圆，Khaled鼓励妹妹家族里只剩下他们二人，一定要坚强活下去。

他安顿好妹妹住在Mirja家里，自己回到Wikstrom帮他准备的住处——地下车库里的储藏间，却被一直尾随他的自由军流氓捅了一刀在肚子上。

影片最后Khaled选择不告诉任何人自己的伤势，躺在河滩上遥望妹妹去警局报告难民身份，身边只有一只和他一样不能留在Wikstrom饭店里的梗犬。

他微笑着摸了摸狗，也许想到帮助过自己的那些好心人、也许想起一路上听到的美妙音乐、也许是在替妹妹憧憬她在这个自由平等国度的未来？

不，应该不会，因为Khaled应该深知希望的另一面是什么。

前不久，终于五五六六，迷迷糊糊的啃完“风筝”。

好的是，还能为哈桑和阿米尔各自的“For you,a thousand times over”唏嘘感慨…！

今晚，这部“希望的另一面”剧情如此对仗，让我再次回到两兄弟经历的那一面。

阿米尔和父亲从阿富汗逃难到美国，男主和妹妹流落到欧洲，途中男主和妹妹失散。

男主在芬兰得到了好心人外冷内热的温暖关怀，就像芬兰寒冷的天气和火热的桑拿。

男主通过司机帮助找回了妹妹，恰如阿米尔通过司机找回自己侄儿。

“风筝”看过感觉沉重感伤，“希望”则更显轻松温暖。

北京电影节观看的，总体来讲，影片给四星，立意满分，音乐满分，配色灯光满分，但叙事、剪辑和演员的表现力都有相应的欠缺。

我想根据其立意，简单聊聊。

当一个孩子出生，TA降临的国家、城市、家庭的环境、秩序与模样，对其的一生起着百分百的影响。

用我自身做个简单的对比。

影片中的哈立德在家乡叙利亚目睹房屋被炸、亲人遇难，与世间仅剩的亲人妹妹向欧洲逃难，祈求申请庇护。

中途与妹妹走散，他唯一的动力就是找到妹妹，与妹妹在芬兰生活下去。

这个“生活”的要求，就是有地儿睡觉，有饭吃，不受欺凌。

而我出生在和平的年代与国度，家人安好，吃穿住不愁，目前生活的动力是努力实现个人价值（其实可能只是追求名利）。

以前我总爱拿自己和富二代、官二代、学二代对比，总有“觉得自己输在了起跑线”等想法，进而引申到社会阶级分化等思考。

可当我和哈立德对比，自己已经足够幸运、幸福。

我能说哈立德是不幸的吗？

显然不能，他经历了巨大的身心痛苦，付出我这个中国小康家庭的孩子难以想象的艰辛努力，终于找到了唯一的亲人，有了落脚地。

片尾他终于露出的微笑，观众都能体会到他满满的幸福感。

再说回到我自己身上。

以前我认为人生是条直线赛道，有人幸运生在了终点，有人倒霉输在了起跑线。

现在意识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若要重新比喻，那现在我认为，人生是个圆圈。

起点可能是终点，终点也许是起点。

不在于互相追逐，在自己的圆圈上多经历多体验是种圆满，累了就停下也无妨。

可能最好的状态还是那句话：有所爱，有所期待。

根据今天的观影体验，再加一句：常感恩。

可知道，有的餐厅并不发放菜单，因为厨师只做一道菜——就算有菜单你也没得选。

“作者导演”圈里，阿基·考里斯马基就是一位这样个性厨师，他不像其他有些大导演，想办法从技术或题材上实现突破和对艺术生命的延续——而是恰恰相反，把对自己已有风格的坚持作为“突破”和“延续”本身。

参加2017年柏林影展（并最终荣获最佳导演奖）的新作《希望的另一面》，依然是阿基对底层阶级，社会福利机制，移民等敏感问题谱写的另一部变奏曲。

喜爱这位芬兰导演的观众，首先一定是“阿基美学”的拥趸：以胶片为载体的明暗和色彩，极简布景，不苟言笑的人物，和舞台剧效果的对白，还有动听醉人的摇滚乐。

这些元素在《希望的另一面》里都轻易找得到，并有增无减。

略有新意的是对故事线的处理，在剧情并不以 Wikström （餐馆老板） 和 Khaled （叙利亚难民） 两位男主角中的一人为中心时，导演巧妙地在影片的第一个小时里让毫不相干的两条线索并行——此时，整部影片的调子是十分舒缓的。

而在观众对情节和人物的把握逐步清晰之后，两条线开始汇合，同时，影片的节奏也开始加快，随着两线相合带来的张力最后一气呵成，看起来十分舒服。

这样工整讲故事的方法其实十分古典，而阿基则再一次用实践告诉我们，有些时候形式本身就散发着无穷的魅力。

在布景，色调，幕与幕的切换，叙事的章法，还有配乐做得都足够完美的情况下，其他元素——诸如人物形象和心理的刻画，对白，甚至表演本身——都是可以退而求其次的。

这也是在我眼里，《希望的另一面》超越了阿基本世纪前三部作品（《勒阿弗尔》《薄暮之光》《没有过去的男人》）中最主要的一点。

作为本届影展开始前最受关注的一部影片，至少从纯粹的观感来讲，相信每一位去现场的人都和我一样，不会失望而归。

尤其值得一提是导演在这部电影中对配乐的使用，除去歌曲旋律的动听和应景，其中几处甚至通过音乐本身实现上下幕的切换（例如在音乐演奏了一阵之后，路边的摇滚歌手从画外进入画内），更是令人拍案叫绝。

回到内容上，导演在本片里对社会问题的视角和分析架构，其实并没有太多新意（后面会详述）。

这是既《勒阿弗尔》之后连续第二部着眼于移民这一（相对较新生的一类）社会底层人物的作品，有人也把它和《勒》一起归入“港口三部曲”系列。

上一部是围绕着“Haven”（庇护所，也是 Le Havre 里后一个单词的变体）这一母题展开，这一部则是另一个“H”开头的单词——“Hope”（希望）。

和在《勒阿弗尔》里由“Haven”而带来的追，躲，逃等一系列紧张激烈的交锋不同，这部以“Hope”为题眼的《希望的另一面》则要温和许多。

我们更多看到的是 Khaled 和他兄弟之间的“战壕情谊”，收容他的 Wikström 虽然穿着资本家的外衣，却也以资本主义的“务实精神”为 Khaled 提供帮助——眼前一副“世界大同”，但导演并没有花过多的笔墨去刻画去强调这“大同”背后权力机器的冷漠与社会生态的“非人”。

和《薄暮之光》里的科斯蒂宁以及《没有过去的男人》的 M 相比，本片里的 Khaled 至少看上去要幸福一些，哪怕实际上他来自一个更苦难的国度，而他在赫尔辛基面对的遭遇可能也会更为残酷。

在故事本身的力度上，我认为本片是不及上述两部的。

在我眼中，阿基对于社会问题的分析视角基于一种稳定的“三角结构”——施暴者，受难者，调和者。

这部影片里，Khaled 自然是受难者，掌握他留居大权的移民和福利机构则是施暴者，而餐馆老板 Wikström 就是调和者。

三类角色中，调和者无疑最为重要，也是阿基电影母题中最值得细看和反复玩味的地方。

《没有过去的男人》中，主人公 M 一人同时肩挑受难者和调和者的角色，是一位“强势”的“弱势群体”；而《薄暮之光》里，调和者的身份是相对较缺失的，只有那位一直默默关心和爱护科斯蒂宁的女商贩勉强称得上，但爱情终究不是调和者的有力武器；来到《勒阿弗尔》，调和者一下子变成了整条街上的所有群众，他们以马塞尔为核心，用各自的“微薄之力”协同面对掌权者的施暴。

最后，在《希望的另一面》里，资本家 Wikström 也成了调和者这一“大家庭”的新成员。

Wikström 这一角色的设置为我们理想中的“世界大同”提出了另一种可能性，它既不完全是 M 样的英雄主义，也不是《勒阿弗尔》中自下而上和“自卫式”的群策群力，而是像在本片里这样，归根结底需要借助底层和中产（甚至掌权者）阶级之间真正的有机融合。

当然，这种设想本身是否更为实际，大家扪心自问是更喜欢本片还是《勒阿弗尔》就会有答案了。

其实，相较于调和者的不同身份，我个人更想看到的是在这“三角结构”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可能。

会不会有“第四种身份”存在？

影片末尾处 Khaled 的妹妹这一角色出现之后，我的确产生了希望。

她一开始并未作为纯粹的受难者角色出现，在短暂的兄妹对话中，我们了解到他们的想法并不统一。

哥哥已经认清了现状和施暴者的面目，而初来乍到的妹妹依旧抱有幻想，或许还由于个人信仰的因素，完全秉持着与哥哥不同的价值观和面对权力机器“施暴”的态度。

当然，遗憾的是影片没有就此展开，我们对这“三角结构”之外的“第四种身份”意义何在也就无从谈起了。

妹妹这一角色至少为我们提供了遐想的可能。

社会本身毕竟是流动的，多元的，异质的，在阿基精彩的艺术处理下，如果人物之间有更立体的碰撞，我们一定会更呼过瘾。

世界很大 属于你的地方却不多

最近网络上的新闻热点，都是一些令人沮丧的消息。

网上七嘴八舌的声音，大多都是逞一时之口舌，光顾宣泄个人私愤。

民众的情绪就像一股巨大的洪流，裹挟着无数人，四处冲撞后，忽然转眼就溃散了，销声匿迹。

面对生活的阴影，一味的愤怒，似乎变成了最无力的。

过多的情绪让人迷失，遮盖了事情本身，甚至制造假象。

面对生活的不幸，我们总是习惯先看见不幸，而忘记了还有生活。

如何在不幸的生活里活着？

这其实是每个人，甚至是每个时代都无法回避的问题。

电影《希望在世界的另一端》讲述的是一个非常不幸的故事，但是它并没有仅仅止步于不幸，而是回到生活来展开探寻，如何在不幸的生活里自处？

喜欢这部电影的人很多，理由也各有不同，我欣赏的则是它的克制，模糊的情绪，清晰的故事，深刻的悲悯。

数个世纪以来，人们始终都在寻找一个答案，如何获得幸福？

电影的故事就发生在芬兰，北欧，这块几乎可以被认作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的地方，一个叙利亚难民哈勒德穿越生死来到这里，却发现世界的另一端并没有天堂在等他。

电影中哈勒德和来自伊拉克的朋友在天台上有一段对话，对方说“要假装快乐，悲伤的人会首当其冲地被送回去，但不要在大街上笑嘻嘻，也会惹上麻烦。

”哈勒德困惑不已，反问道：“那我到底是该笑，还是该哭？

”“以后你会知道的。

”笑不一定是开心，眼泪背后也不全都是难过。

在生死面前，为了活着，哭和笑都只是配合演出。

电影后半段哈德勒说自己喜欢芬兰，但是现在他想离开。

一个异国的没有身份的人，在这个国家只能活在暗处，见不得光亮。

芬兰人经历过战争，拥有过自己的难民，他们对这些不会忘记，可是叙利亚的战火和死亡，对于他们也只是电视里平面化的图像和数字，隔着屏幕而没有温度，援手也只能化作一个远远的摆手。

电影中的一个细节，是哈德勒谈起自己流亡的路费8千美元是汽修老板的资助，他是自己的准岳父，女儿却在战争初期就死了。

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禁在想两个同样经历惨痛的人，因为同为不幸者，而有了同情之心。

只有拥有共同的情感，才能建立真正的同情。

没有硝烟的天堂也能充满陷阱和敌意，而战火中废墟里同样也有令人怀念的问候。

战争与和平有绝对的界限，一线之隔就是生死的差别。

而善与恶，从个人到国家却没有绝对的区隔。

哈德勒可以从叙利亚逃往芬兰，从死逃向生，却没有办法从不幸逃往幸福，因为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条边界，可以如此明确地划分。

这才是不幸的人生。

我喜欢这部电影中对音乐的安插方式，总是在音乐响起不久之后，你就会看到那个演唱的人。

当音乐起，人物随着歌声到达下一个转场，就像是冥冥之中的某段人生指引，唱着你此时的心绪，带着你前往未知的他方，不知何时音乐会再落下，你会在哪儿停下。

流亡的旅途，漂泊的人生，电影最后，哈德勒负伤躺在树下，没有结局，你却知道故事已经结束。

所有的故事都是一样的。

人们挣扎着存活于降生的世界上。

——导演·阿基考里斯马基芬兰影片《希望的另一面》用极简、古怪的复古风讲述了一个来自叙利亚阿勒颇的难民哈立德-阿里躲在一个运煤船上逃难到芬兰求生存的故事。

乍一看这部今年才上映的电影，还以为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电影。

《希望的另一面》是一部用35mm胶片拍摄的电影，保住了导演考里斯马基电影一贯高纯灰度、低明度的美术特点，朴素而诗意，也让他的那些呆呆的空镜看上去更亲切。

最棒的是他的极简主义叙事镜头。

老式的房屋、餐厅，老式的汽车，昏黄的色彩加上一群面无表情，甚至木讷的人群，构成了人物的总基调。

整个影片文艺范十足，空镜头不少，时间进程缓慢，保持了一贯的欧洲文艺片的范儿。

这是一部用喜剧外壳装一个难民悲情故事的影片。

本来几个主人公的人生是没有交集的，但由于有了一家叫“金色品脱”地下餐厅的存在，让他们产生交集，并彼此碰撞，有了故事。

“金色品脱”地下餐厅老板维克斯特伦原来是一个服装推销员，由于遭受与老伴的感情危机，不苟言笑的一言不发地把家门钥匙扔给女人，又脱下婚戒丢在桌上，离家出走。

在卖掉3000件衬衣后，维克斯特伦用这钱参加了一场私密的地下赌博，赌计高超的他大获全胜。

于是他用赢来的钱买下了这家售卖沙丁鱼，只有光秃秃的墙壁、几张桌椅，和一张摇滚音乐史中最伟大的电吉他演奏吉米-亨德里克斯肖像画的餐厅。

这是一个芬兰普通老年人的生活。

这一边维克斯特伦正在重新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另一边叙利亚难民哈立德-阿里正在逃离战乱的家乡阿勒颇来到了芬兰。

哈立德除了一个妹妹，其他亲人都在战乱中被打死了。

于是，作为汽车工程师的他向汽修厂老板（也是他的岳父）借了6000美元，带着妹妹逃离叙利亚。

可是，在穿过众多国家边境时，他和妹妹走失了。

他一直在各国边境难民营辗转寻找自己的唯一的亲人妹妹，可是他遭受了所在国极右分子的殴打，情急之下逃到一艘运煤的货轮，而这首货轮开往芬兰。

哈立德是一个眼神坚毅的孤独男人。

他来到警察局要求政治避难。

当然等待他的就是辗转各处收容站和面临很多次面对面的资格审查，之后等待审查结果。

不久就等来最终不得申诉的结果：遣返。

审查官宣布了外交部等部门意见就是叙利亚阿勒颇地区虽然在打仗，可是不能成为居民逃难的理由！

当即，哈立德被拷回收容所，不得离开，等待第二天早上遣返。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晚电视新闻就在播叙利亚阿勒颇居民被屠杀的画面。

其实，哈立德知道，他要被遣返回国，就是送死。

第二天哈立德在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女护士的帮助下，通过一扇小门，砸破一扇门窗，逃在了大街上。

后来他和一条流浪狗躲在一家餐厅的厕所里。

这家餐厅就是维克斯特伦的“金色品脱”地下餐厅。

外表冷漠，内心善良的维克斯特伦收留了他，让他在餐厅打工。

维克斯特伦还找关系帮哈立德办了一张假身份证。

事情好像有点完美了。

这不太可能的。

哈立德一直牵挂着自己的妹妹，一有机会他就会离开寻找唯一的亲人。

在躲过无数次警察及其他执法人员盘查后，哈立德终于得来了妹妹还活着的消息。

这时，哈立德马上要给维克斯特伦辞行。

可是，维克斯特伦认为哈立德还要重新穿越几个国家边境找妹妹太危险，于是找到一个长期跑这条线的司机，让哈立德写封信给妹妹，妹妹确认后就让货车司机把妹妹带到芬兰。

不久的一天晚上，货车司机真把妹妹带到了芬兰。

兄妹相见，没有泪水，只有拥抱。

哈立德告诉妹妹，第二天她就去警察局自首，申请庇护，而他目前的身份不能送她到警察局。

他把妹妹交给同在餐厅打工的芬兰当地的实习生，让她把妹妹送到警察局。

兄妹重逢，这应该是圆满结束了。

可是，还没有！

但哈立德回到维克斯特伦以前的衬衣仓库，现在是他临时住所的大门时，又遇到长期欺负殴打他的极右排外的光头党成员，这一次他被光头党捅了一刀。

第二天，维克斯特伦来到仓库叫哈立德时，发现地上有血迹，哈立德不见了。

哈立德到哪去了呢？

第二天在警察局门前，哈立德见到了准备自首的妹妹。

他简单嘱咐了几句离开了。

镜头一转，哈立德躺在一颗大树下，包扎伤口纱布已经被血染红，那一只曾经和他在一起流浪狗也在他身边。

他面带微笑，抽着一支即将燃尽的烟。

这就是一个难民希望的另一面。

面对前路，唯有那只流浪狗陪着他在不断躲避中，寻找另一面的希望。

就像妹妹见到哥哥时说的那句话：死多容易，但我想活着。

刘著民，媒体人。

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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