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会不能停！

这部电影在爆笑之余，也是真真切切地为打工人们出了一口“恶气”。

无论是打工人与高管之间的搞笑互动，还是年会上的各种疯狂表演，都不仅仅局限于好笑，在电影院满场的笑声中，也夹杂着对职场生态荒诞之处的讽刺与批判。

2023年，可以说是打工人崛起的元年，先是有00后整顿职场，而后又有孟羽童离开格力做网红，董宇辉和新东方闹出利益纠葛，又有裁员潮让无数打工人和准打工人忧心忡忡。

可以说，这是打工人被大家“看见”的一年，在这样的背景下，《年会不能停》就显得更加应景。

面对计划大规模人员优化的公司总部，毫无HR经验的中年人胡建林，被卷入一系列的乌龙事件。

电影中，几乎每一个细节，都用无数的误会，和巧妙的错位构成了笑点。

“壮”被误掉入总部，毫无HR经验，用一个普通车间工人的质朴和努力，去记住每个员工的名字，却被员工们误会是在给公司的优化裁员计划做准备，把被他叫中名字，视作死神在点名。

故事看似荒诞，但是相信你在看过电影之后，也能从故事中找到不少自己供职的公司或者是单位的影子。

电影里有几个桥段在反复callback，就是人力资源部的几个中层领导，永远不干实事，永远在平衡各方面的利益，考量自己有没有站错队；中层领导故意把任务布置的模模糊糊，让基层员工去揣摩他的心思；更会鼓动基层员工内斗，以免他们团结起来一起对付自己；中层员工可以把自己的工作全部甩给下属，自己专心准备很露脸，但并没有什么意义的公司年会；至于工作出现失误，那自然是要让下属来背锅的。

一个个真实又有些扎心的议题，在电影里却举重若轻，用故事本身的荒诞感，消解了现实的沉重，而且绝不矫情，也不刻意煽情，在紧凑的故事中，每当开启一个你以为他会煽情的桥段，总会抛出一个新的笑点，每个笑点之间的连接还非常丝滑，剧情搞笑且不狗血，真的有做到恰到好处，在笑够了之余，也会在电影的角色中，找到公司同事和上级的影子。

电影里，一直勤勤恳恳做好自己工作的胡建林，误打误撞地走上升职加薪之路，同时，也必须接手处理公司冷酷无情的裁员计划。

试问，哪个打工人不会期望自己的努力被看见，哪怕是以莫名其妙的方式？

又有哪个打工人不希望升职加薪，手握权力，让曾经对自己颐指气使的上司成为自己的手下呢？

电影里恰如其分地满足了打工人的这种想象，更难能可贵的是，并没有让打工人的美梦完全脱离真实。

假调职会被发现；公司中高层之间的权斗，也不是简单的请客吃饭；即使好好工作，业务能力满分，也可能在到了35岁的时候被公司清退；而短时间经历人生巨变的胡建林会飘，会沉醉于受员工逢迎的状态，误以为是自己人缘好，受到大家的欢迎，也会在忙于筹备年会的时候，没有看清文件内容，就签字。

电影很真实的揭露了，现在不少公司一面因效益不好为由裁员，另一方面又在年会这类可以省钱的项目上铺张浪费的现状，另一方面，也在为无数的打工人加油打气，告诉大家，做个业务能力过关的好员工，凡事较真一点，也一定会有好的回报。

另外，电影里的脱口秀演员、喜剧演员熟面孔真的多。

电影里的“包袱”才会抖一个就响一个，抖包袱的节奏也堪称是专业和精准。

更难能可贵的是，电影没有变成一个喜剧演员的全明星“走秀”，几乎全员的角色都是贴脸且贴人设，在这个基础上，每个人的表演也都相当不错，不会有喜剧演员走上大荧幕以后，常见的尴尬和出戏的情况。

白客长着一张公认的“天选打工人”的脸，出演升职受阻，总是缺乏存在感的人力小领导就很适合；“肉食动物”出演的反派公司中层也是十分贴脸；还有更多的喜剧演员在电影里的戏份并不多，可是都有高光时刻和记忆点。

让人不由得在想，是不是因为这些喜剧演员，大多也经历过成名前的艰辛岁月，也都上过班的缘故，演起打工人来，那叫一个到位。

甚至，剧情的丝滑程度，让我怀疑这个片的导演和编剧，也都是实实在在上过班的前打工人，毕竟，电影里有太多太多，让人会心一笑的桥段，或者让人男默女泪的职场真实写照。

整部电影看下来，我有种打工人出了口恶气的感觉，心中郁结的不少和上班有关的负面情绪也都一扫而空，我想，这也许就是这部电影最大的价值，和他最神奇的功效。

在年会即将开始的时候，去看这样一部为打工人量身打造的爆笑喜剧，笑一笑，抖掉身上背负起的工作重压，不失为一种很好的仪式感。

《年会不能停》有一幕总觉得很像《黑炮事件》。

一查采访，董润年果然从黄建新的作品里学了不少东西。

看采访中他还说，刘宝瑞的单口《连升三级》，也是重要的创作灵感。

从98年的国营企业，到如今遍地的互联网；从高级钳工，再到阴差阳错入局互联网。

董润年在尝试以这种设定，来挖掘一个亘古不变的事情：打工，从来不是为了打工，而是为了揣测。

当螺丝钉的痛苦，不是因为螺丝钉本身，而是因为它知道有扳手的存在，又不知道扳手何时降临，它啥也做不了，只能揣测。

《年会》尽管主要是站在打工者立场，但很难得又从管理经营者的角度去看待问题。

董润年尝试从更宏观角度去分析：如果体系中的每个人的出发点，都没有问题，那是不是系统出了问题？

很显然，董润年并没有去深挖，又或者是碰不得，而是选择了保守方法：明君拨乱反正，反贼一网打尽。

倘若我们去《黑炮》去做对比，《年会》显然还是力有不逮。

当然，这种对比并非拉踩，而是对《年会》有更高的期许。

就如今的成果来看，其完成度和水准，绝对算是商业片上游水平，对错位技巧的运用驾轻就熟。

而且综合自身经历和社会现状，我觉得有这么一部角度角度更多元的讽刺性作品，是很难得的。

官场的东西碰不了，至少咱还能碰碰职场的东西；脱口秀讲不了，咱就去电影里阴阳怪气一下，也算是为民伸冤了。

1. 时代的车轮碾过，被湮没的声音《年会不能停》的成功要素绝对离不开“代入感”，而这种“代入感”的建立，除了那个让都市年轻打工人熟悉且乐道的“大厂”空间的建立功不可没之外，更是离不开角色的塑造。

主角三人组的人物小传，明显都是以代际标签为核心撰写的：胡建林（大鹏饰）是70后，在90年代参加工作，高歌“我的未来不是梦”，相信“有付出就有回报”。

同时在家庭结构里，他也扮演盲信组织、“不思进取”的典型男性角色，注定在阶级跃升的浪潮里因为头脑和手脚不够灵活而被妻子嫌弃，类似《漫长的季节》里的彪子、《股疯》或《万箭穿心》里的丈夫；马杰（白客饰）是90年前后生人，被优绩主义浸润，习惯由职位逆推个人品质。

比上一代人面对着更狭窄的上升道路，化作一种拧巴的职场形态，仿佛麻花——卷得很油，油得很卷；潘妮（庄达菲饰）昵称“叛逆”，明显是社交网络上标签为“整顿职场”的00后。

如果说上升通道对马杰这样的80后、90后来说是狭窄了，那对于00后几乎就是闭锁了，所以潘妮甚至没获得过进入这个体系——哪怕是最底层——的机会：在影片中多次出现的金字塔状的关系图里，她的外包身份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顶着叛逆的名头，潘妮的叛逆实际又只是一种隐形、消极的态度。

和很多Z世代年轻人一样，她太轻易地发现自己不活在“杜拉拉升职记里”，这个世界就是一个“草台班子”。

但她对体系价值的不认同，却从未发展成导向改变的反抗。

这种矛盾感如此明显。

很多观众都察觉到一个细节并与之共鸣：在出场片段里，潘妮嘴上说呆不下去了，身体却很诚实地干起杂活。

如今社交网路上的“发疯文学”“创飞全世界的精神状态”“一怒之下就怒了一下”，与之同根同源：表达上大开大合，行动上忍气吞声。

虽然同为螺丝钉，三个主角所成长的不同时代，锚定了他们迥异的处境、动机和价值观。

前后差异的三十年，几乎是一种最大公倍数，覆盖了城镇院线观众自身生活和其所观察、记忆的时代。

因此，主角们的一举一动，要么是观众所见所闻，要么是亲历所感。

而当这三个拥有迥异代际标签的角色阴差阳错地坐进一间办公室、形成一个团队、面对类似境遇时，《年会》实际上要展示的，其实是一种在代际之上的强大力量：它造成差异，再抹平差异。

正如《年会》中本质上最反叛和伤痛的那句笑谈所点破：“时代的车轮碾过，总有些人要在轨道里垫背。

”影片中明确提到的年份有两个：1998年，影片开头拍摄的第一场年会，喧闹的大厅里胡建林高歌《我的未来不是梦》，眼酣酒热的背后是那一年汹涌的下岗潮；2019年，影片末尾的最后一场年会，“广进”计划高歌猛进，这次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裁员的镰刀挥向了二十一年前年会里的人们。

这两个时间点选得特别巧妙，巧妙的点就在于它们一起框定了一个特别的时代。

从1998到2019，恰好是那只大手隐身、权威让渡给市场的十几年。

这是一个看似由资本充分主导、野蛮生长的时代，开头紧凑的蒙太奇标识着它曾经一度的高歌猛进，直至疲软、大厦崩塌。

《年会》中捕捉的1998到2019，也正是刻意使最高权力真空的二十一年。

1998年是厂长以一己之志挽大厦于将倾，2019年员工从“被遣散且没有N+1”到恢复工作也只在董事长的一念之间。

更有意思的是，我们都知道，2019年末，真正的黑天鹅事件尚未发生。

往后三年，没有年会。

如果说，时间的跃进凸显了一种凌驾代际之上的统一力量，那么影片中关于空间的设置，则提供了额外的趣味，尽管这种趣味可能在创作者本意之外。

工厂和大厂，我们反复见证两个场域里的劳资关系产生同时空和跨时空的并置，而后者明显比前者更让如今年轻的观众感到熟悉。

在虚构的工厂里工人没有下岗，真实的大厂里裁员正在发生。

影片中让主流院线观众（无论他们来自国企或者互联网公司）深深共鸣的，是当代职工的生活状态、大厂伪善的福利制度、丰富的黑话体系、领导力空洞的组成部分，但绝不是工厂，即使它和它的工人们在2019年仍然沉默存在。

工厂只是现代化大集团的一片处境边缘的飞地，这个判断不只是影片中的反派高层做出的，也是由都市观众的生活体验默认的。

到了新时代，工厂里的工人和二十一年前同样无力、唯有等待命运的判罚。

唯一的变化是，他们的声音更加渺小而边缘。

斯皮瓦克问：Can the sublatern speak? （庶民可以说话吗？

） 《年会》给出的答案是喜忧参半的。

作为工人的代表，胡健林高声呐喊，但在戏里，他的发言权来自他被错置的、处于工厂之上的高管身份；而在戏外，所有观众都明白，这只是剧情效果，如有雷同，无须当真。

胡健林的年会陈情是剧情需要，更天然又发人深省的，是另一处台词：胡健林带人进工厂培训做锤子，其中一个高管不甚砸到手指，胡健林瞄一眼，轻描淡写地说：“你这在我们厂里连工伤都不算。

”在这部目标观众为城市职工的电影中，时代大浪潮的公平洗刷之下，众多subaltern之中最subaltern的存在，仅在此处发出了真正的声音。

《玩乐时间》剧照2. 官场现形记：大公司比小人物更可笑在主角团三人之中，胡健林毫无疑问承担了喜剧作品中经典的闯入者角色。

因为调动失误，他脱离了工作数十年的工厂，进入大公司，做一份没有经验的工作，拿一份不匹配的工资。

作为闯入者，充分的信息不对称，不仅允许观众借用他的视野观察一个扭曲僵化但习以为常的工作场域，更允许他对新环境发出直接挑战。

胡健林在新环境里的格格不入来自于剧情上的错位，这种错位也成就了喜剧效果和批判力度。

乍看之下，胡健林是这个景观化空间中的唯一活人。

他代表着唯一的真实视角，揭露大企业隐藏在美好背后的真相：福利是假的（游泳池是空的），加班是真的（办公室是满的）；扁平化是假的，官大一级压死人是真的；领导力是假的，词义污染是真的；鼓励员工“努力就有回报”是假的，权钱交易是真的……几乎所有角色的出场都伴随着工牌以及他们的职级在金字塔状图上的位置，坦然宣告人的身份远大于真实的人。

当胡健林以英文名取代真名，他也在融入职场的过程中逐渐迷失自我，这正映照着现实中大厂花名文化所起的作用。

更有象征意义的是胡健林地住所，公司的样板房，其存在的观赏性远大于实用性：水杯被粘死，要喝水只能把嘴唇凑上去。

《年会》的前半段惹人发笑的原因，几乎都可以在亨利·柏格森的《笑：论滑稽的意义》中找到解释：关于笑的许多错误或不充分的理论之所以产生，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有许多有资格成为滑稽的东西，由于连续的习惯，滑稽的性质被麻痹了，事实上就不再滑稽了。

要使这个滑稽的性质重新苏醒，必须破除这个连续的习惯，跟时尚决裂。

人们可能认为是这个连续习惯的破除产生了滑稽，事实上它不过是使我们注意到原来就存在的滑稽而已。

伯格森认为，生命的本质是流动、变化和适应性，而我们之所以发笑，是因为我们识别出了某种形式的机械性或自动化行为。

当人类的行为变得像机器一样预测和重复时，这种缺乏灵活性和自发性的行为，与生命的流动性形成了鲜明对比。

幽默因此产生。

从这个角度来说，《年会》里真正好笑的不是胡健林，而是大公司，胡健林只是帮助观众发现了大公司原生的滑稽感。

这也让我想到《MONDAYS：如果不让上司注意到这个时间循环就无法结束》，这是去年上海电影节现场观影气氛最好的电影之一。

面对影片中由僵化的工作化身而成的时间循环，观众们（我们可以推测其身份与《年会》观众身份一定程度上的重叠度）因为共感，过于积极地献上自己的笑声。

如果问《年会》前半段让人印象最深的桥段是什么，大概胡健林的点名是呼声最高的选项。

既不了解自己的职能和调动真相，也不了解裁员计划，在充分的信息不对称中，胡健林熟背其他员工的信息，并开始不分场合地点名。

这种行为产生了意料之外的威慑力。

在员工的想象中，胡健林甚至化身金角大王，只要应和他的呼唤，就会被吸入裁员计划的葫芦之中。

胡健林当然既不拥有，也无法理解这种权力。

它是由员工的想象与恐惧所赋予的，而后者孳生于员工对所在系统的充分理解。

阿尔都塞提出询唤（interpellation）的概念。

他认为，意识形态对主体的建构是通过对个体的询唤来实现的。

当个体被询唤时，个体往往不自觉地接受和内化了社会规范和期望中的角色和身份，甚至将它们视为自然而不可避免的。

例如，通过家庭、教育、宗教、法律、媒体等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SAs），人们被教导如何自然地去思考、行动和认同特定的社会角色，如学生、工人、公民等。

这个过程不仅传递了社会的规范和价值观，而且还巩固了现存的权力关系。

在员工眼中，来自HR部门的胡健林的点名，就是一种来自权力的询唤，这解释了为何他们如此恐惧。

他们逃避、僵直在原地，甚至反向谄媚。

有趣的是，比起想方设法地逃脱，他们更渴望留下——证明自己是符合这种询唤的螺丝钉。

另外一处剧情安排，也和这种孳生于结构的想象相关：当胡健林和董事长寒暄时，一束车灯让他们的影子映在墙上。

三维的情景被扭曲压缩成二维的图像，于是职员们“见证”了胡健林和董事长的“父子情谊”。

更重要的是，这印证了此前他们对于胡健林特殊身份的揣测。

这多么像一出柏拉图的“洞穴寓言”，职员们即是洞穴的囚徒。

他们看到的影子代表他们对现实有限而片面的理解，由于他们从未见过真正的物体，他们无法认识到影子仅仅是更复杂现实的一个模糊映射。

阻止他们理解真实的，就是他们所在的洞穴，或者说，洞穴无处不在：一个现代化的巨型企业，一个父慈子孝的人情网络，一个赢家通吃的丛林社会。

3. “嘴替”的价值与“娜拉”的以后在看《年会》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年会不能停！

”到底是什么意思？

一个感叹号，让它看起来像是一个主张。

但认真想，却不知道它实际上指向什么方向。

片尾揭示了，“年会不能停”是时任厂长的董事长说的，大概意思是过年了还是得热闹一下。

无论处境多么艰难，都得保障员工的福利。

但是到了如今，有几个打工人会认为年会是福利？

公司花大价钱撑场面，每个部门强制几个名额上台“彩衣娱亲”。

实际上，这种表演是以尊严换取一种服从的证明。

年会中可能唯一会让打工人向往的是抽奖环节，所以马杰也说：要不然这事儿年会后再说，这样我们还可以参加抽奖。

从这个角度来说，年会更符合“情感劳动”的定义：如美国社会学家Arlie Russle Hochschild指出，情感劳动不仅要求工作者进行身体或认知劳动，还要求他们按照特定的情感规范来展现或抑制某些情感。

只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论文中，服务行业是研究核心。

如今，情感劳动的范畴进一步扩大，成为了打工人逃不开的课题。

在大厂里，它有另一个名字，叫“向上管理”。

“年会不能停！

”这个主张的另一个指向，可能是打破旧习、说真话。

影片以主角三人组的年会表演为高潮和尾声。

这场原应阶级分明的年会，被转换成一个巴赫金式的嘉年华：社会的等级被暂时搁置或颠倒，闯入者尽情挑战权威。

他们尽吐自己的心声，攻击陈规旧习。

如果说观众对影片前半部分的共情是由细节塑造换来的，那么后半程的情绪价值则由“说理”的形式贡献。

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经典的“嘴替”段落。

近来，我强烈地意识到“嘴替”在当下的价值。

上一部让我感受到这种功能的电影是《芭比》。

其中，最出圈的一段台词来自格洛丽亚。

在这段独白中，她历数女性在现实社会中的种种掣肘：“你身材要苗条，但不能太瘦，而且绝对不能说自己想瘦，你要说一切都是为了健康。

你必须得有钱，但你又不能开口要，因为这很粗鲁……”最后她说：“事与愿违，我们总是一错再错。

”很多人认为，影视作品不能只满足于做观众的“嘴替”。

影视创作者应该比观众看得更远，指出原先可能并不明确的方向。

我本人也觉得，从技巧上来说，《芭比》和《年会》中的这些剖白，因为失去了一件含蓄的外衣，而影响了节奏的平衡感。

但经过了过去这较为艰难的三四年，我更加理解为什么人们——尤其是结构上的失权者——如此迫切地需要嘴替：现实太难。

失声是失权的前奏，而失权往往进一步导向失声。

那么发声就是夺回权力。

哪怕只是一点点，哪怕只是开始在影院里听到自己心声的回声。

毫不意外的是，《年会》有一个老板来主持大局，承接这种声音。

就像豆瓣热度最高的短评所指出的：“恶只到宰相，皇帝是被蒙蔽且善的。

”很多观众对《年会》的失望来自于此：一种不彻底的反叛，更像“小骂大帮忙”。

但我并没有特别遗憾。

一方面，影片在此地唯有如此结局，因为这是唯一可能的结局。

它镇痛、安抚、激励、最大限度地保持平衡，它比这场表演本身还更贴合此地的真实情态。

本片最终以“年会不能停！

”这一主张为标题，大概也是因为它的指向足够暧昧模糊，因而为大环境所能见容。

而另一方面，我并不认为，观众的反馈是决定表演成败的关键部分。

如果表演本身已经完整，并不需要观众来圆满，无论后者是显著的恶，还是虚伪的善。

前文说到，《年会》对于严肃命题给出的答案，总是喜忧参半的。

实际上，这种喜忧参半的态度，反映了电影创作者对作为喜剧核心的悲剧性的体认。

《年会》的结尾，也正是在一种喜气洋洋的氛围里，拍出了一种由坚硬的现实所带来的距离感。

关于主角团三人的关系，影片中后段有一场讨论，胡健林认为算得上朋友，马杰认为是兄弟（非常男性中心的定义），潘妮不响。

实际上，对他们关系的最准确的定位，还真的就是“同事”——不是旧时的“同志”。

他们共同面对的现代职场，在劳资关系中共处的下位，是这段关系的起源，也是这段关系可能产生的唯一原因。

创作者特别聪明的一点，就是没有安排任何办公室恋情。

同事就是同事，一旦这个前提不复存在，就是各奔前程。

最终，你在你的工厂，我在我的江湖，他在他的办公室。

桌上的相框里，不再有昔日同侪身影。

在三人的结局里，潘妮的结局最耐人寻味。

胡建林和马杰都算是得偿所愿，唯有潘妮拒绝了组织安排。

文章开头说，潘妮的叛逆是一种消极叛逆，不产生任何导向改变的行为。

那么年会演出，是她第一次为自己的反叛发声，而离开公司，则进一步体现了她的不妥协。

并且这种不妥协，不再停留在一种消极配合的状态。

潘妮离开公司以后会怎样？

这个问题其实有点像鲁迅曾经的发问：娜拉出走后怎样？

不过这发问不只是在性别层面。

影片拍摄了潘妮参加选秀表演弹唱的镜头。

最后一句台词是选秀的slogan：发出你的声音。

一切都看起来很理想，但不意味着没有思索的空间。

逃离了那个由金字塔状图所主宰的大集团，面对演艺圈的潘妮是否真的被允许发出自己的声音？

那些优绩主义、形式至上、拉帮结派的风气，又是否只存在于大集团的一隅之内？

基于对当时社会的清醒认知，鲁迅的结论很明确：娜拉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我却看不穿潘妮的结局，或者说，我希望祝福她的结局。

那是Z世代的的未来，也是我们可能拥有的另一种未来。

求求鹏子别拍电影了，意淫过了头，特色资本家又想赚我们的卖身契钱，又想通过同情我们再赚一笔，真的逆天。

不会真有人觉得这电影在给打工人发声吧，看得我全程生理不适，尬得我双手双脚螺旋抽筋，最后再来经典一波，最大的领导永远是被蒙在鼓里的，他们代表着最正确最终的正义审判？

工会在哪里，政府在哪里，组织在哪里？

还不是期待一个青天大老爷来看完你的小丑讼状后，给你来一句：这件事我一定会调查清楚！

（正义脸） 不得不说，这总裁演的确实像现实中的大领导的样子，长吁短叹，说话中气十足，脸部永远360度无死角温和自动防抖动。

什么玩意，爱上这个电影的纯纯斯德哥尔摩外加自我感动狂，期待包拯姥爷综合症。

说你阖家欢电影，几个破梗来回用，要深度没深度，要广度没广度，几个已经让观众高度免疫的正能量语句轮番上场，再表现一波工厂工人的群像画面，咱们工人有力量是吧，笑嘻了，纯纯dinner。

什么勾吧，看完纯纯让我半年不想去电影院，喜剧就是逗小孩玩，无限幼稚娱乐化？

🤢🤢，懒得吐槽了，看你还不如花两个小时在贫苦上看丁真抽电子烟吞云吐雾唱I got smoke有意思。

最后再说一遍，求求鹏子别拍电影了，看到你那张脸，我只能回忆起你盯着吉泽明步的大胸的色眯眯表情，感谢你那个时候让高中无比性压抑的我知道这世界上还是好老师多，谢谢，但到此为止吧，到此为止吧，让你别拍电影也是我为中国电影贡献出的一份力量。

1.这部电影的题眼其实并不是年会，而是最一开始出场的胡建林的老婆。

印象里她都没有几句台词，在片头匆匆闪过，最终上了辆打不着火的破车绝尘而去。

自她走后，胡建林彻底孑然一身，再无牵挂，无论去大城市打拼，还是后面的揭发举报，都没有任何家庭上的负累，伸张正义的成本大幅度降低，角色没有对应的挣扎，无论情感上还是动机上，都一片坦途。

如果没有这个角色设置，整部电影的说服力都会大幅削弱，胡建林也必然会被扣上为了大义不顾家庭的骂名，人物很难可爱。

然而与之对应的自然就是这名女性角色的泛庸俗化。

2.通过身份错位这种误会来推动剧情释放笑料这种模式并不罕见，早年春晚的小品几乎每年都有类似的作品，反倒是近年来不灵了，见的最多的就是开心麻花，不是男女魂穿就是失忆，基本上快把这个品类给玩砸了。

但考虑到马上又要春晚了，是吧。

3.我本来以为童漠男老师只是客串一下，至多一分钟，和石老板六兽他们一样，没想到还算是个重要角色，由于角色与演员本身气质过分相符，显得异常丝滑，毫无违和感，一点戏都不出。

戏路锁死的话，下一步抗战剧就能接个汉奸的活了。

4.大鹏从一个音乐频道编辑变成网络栏目主持人再到爆款短视频导演再到电影导演，甚至拿过金马奖，这一路确实跟开挂一样。

演技被锤炼得可圈可点，戏路宽敞。

23年基本上全年都在跑路演，整个微博没有别的内容。

早年时候我关注过他的公众号，那时候公众号刚刚兴起，还只是个个人频道性质的东西，他每天会发个60秒语音，闲唠，没什么正事儿。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我取关了，现在这事儿他肯定也是铁不做了。

5.比起来白客的个人路径就更奇幻了，他身上那股难以掩盖平民气息，王大锤深入人心的倒霉形象，现在统统被称为“窝囊的人夫感”。

6.电影里面的设定他是有家庭的，所以天台那场戏他完全有理由毁了这场检举行动，因为他要维护家庭。

对于有过共同记忆的现下的普通人民群众来说，怕是没有什么是比这更充分的理由了。

但他后来动摇了，被说服了。

还是被庄达菲说服的。

7.庄达菲这个角色完全是多余的。

感恩她没有什么感情戏。

8.白客这个角色比刚来的胡建林高一级，年薪大概税后三十万左右。

这自然也是他拼命想要保住这份工作的原因，跟到手三十万比起来，一年当三百多天的狗算得了什么呢。

9.对应的就是集团下属的那些工厂，大闹一场也只是回到小地方保住自己的工作，恐怕他们的厂长都没有马杰克的工资高，然而所有人还是乐乐呵呵地回去了，每个人脸上都闪烁着朴素的劳动人民最光荣的光辉。

一定程度上也是这个时代的“咱工人要替集团想，我不下厂谁下厂”。

10.开始宣传的时候这部电影打出来的还是大厂必看什么什么的，好像针对的观众群是互联网员工，但后来口碑发酵票房逆跌（你瞧瞧这词，跟他妈对齐颗粒度有什么区别？

）显然是每个上过班的人都产生了共鸣，不管你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国企还是私企，只要打过工当过狗舔过领导做过报告，谁还能找不到自己呢？

马杰克在里面虽然算不上如鱼得水，但也把自己说服了，非常自洽，做了小主管，也没有太多看不惯的事情来加剧内耗。

对什么现象都非常理解。

但也就是因为天天理解别人，自己才会委屈。

11.骨子里这不是在说大厂文化，说的是中国的文化，但是没有哪个出品方敢把这几个字打出来。

一家企业只要规模足够大，大到底层高层互不相见，大到高层随便一句话一眼赏识就能决定底层的命运，体制的魔咒就会悄然滋生，就总会有人不事生产溜须拍马应对自如，跟企业本身的所有制性质其实没太大关系。

12.这算得上是时代的喜剧，时间定在2019年估计是想规避疫情的影响，但35岁裁员确实是这几年开始泛化普及，其实说的还是这几年的事儿。

可能再过个十年，它的地位能比得上当年的《脸对脸，背靠背》，如果失业率进一步飙升，可能未来也不会再有人把它当喜剧看。

13.记得很多年前看过一次大鹏参加的奇葩说，辩题是讨论该买房还是该租房（是的，在当时的环境下，这还是个会被讨论的问题），大鹏的观点大概是，不要买房，要租房，且要租到公司附近，确保老板能随时找到你，这样你才有上升的空间，才能继续进步，不要追求买房那种资本的上涨，要追求个人的成长。

如果人人都这么追求，我们的社会怎样才能有健康的发展？

原话记不得了，意思确实是这样的，甚至在听到其他辩手坚持买房的观点时，他还痛斥了人家。

当时大概是13、14年吧，没过多久房价飞涨，他的所有观点不攻自破。

这段话当时并没有流传很广，知道的人也不算多，反正搁到现在势必会引起轩然大波，他本人也一定会被钉在资本家&人民工贼的耻辱柱上。

诚然他自己确实是靠这套方法论成长起来的并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成功到买房已然不成问题，但现在的人早就醒悟，别再拿你那套馊鸡汤来骗老子拉磨。

我时常想起这段话，倒也没别的意思，只是会好奇，不知道有没有当时听到他这番话后打消买房心思从而错失2015年之前最后一波上车机会的人。

14.电影最后的落点依然是在青天大老爷上，不可说。

也是没办法的事，制度已然成这样了，再没有大老爷的盼头，可能确实“永无出头之日”了。

然而电影看归看，笑归笑，骂归骂，第二天这个逼班还是得上。

这或许才是这个世界的真相。

上午得空，围绕电影《年会不能停》，再分享三点感悟: 1.“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在“家国同构”的中国文化语境下，将电影里呈现的公司史这一“中层”式呈现，向宏观与微观两层作延伸，会更加佩服本片团队的创作自觉。

2.所谓“元帅”与“士兵”同心、“中层”与“高层”中的部分“野心家”为非作歹的叙事结构，是中国当代喜剧与讽刺类现实主义作品的经典结构。

而它在自觉或不自觉意义上，跟当代中国政治史中的重大变迁的对应，是其能够击中已经历史化的中国观众接受心理的重要渊源。

3.本片故意在胡建林和董事长这两个主要人物身上，营造一种计划经济时代与市场经济语境之间的巨大反差感。

这种反差，既是以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方式，营造电影喜剧“包袱”的重要来源，却在另一个层面而言，又是在一个反思与批判资本弊端的当下语境下，对本片主流观众心理的精准研判与迎合。

正基于此，以“杰弗瑞”（徐总）为代表的“改革派”在电影中遭遇的“脸谱化”与“妖魔化”，就更加具备当代史的文艺“范式”意义，个中百味，非常值得玩味。

影片的目标受众很精准——中国好几亿的打工人。

电影给打工人描绘了一个你我基本都能看得懂的公司乱象——互联网大厂的奇怪用语，中层们不干实事却功劳全占，领导们站队吹牛把酒言欢，合同工996PPT熬夜加班，公司业绩不好就开始裁员……正所谓做得好不如唱得好，唱得好不如拍得好，拍得好不如生得好。

熟悉吗？

天天经历吧。

拍的真实吗？

比珍珠还真。

如何冲破这种乱象？

此时，一个认死理儿的人，阴差阳错突出重围，用自己的行动和决心将一切看似合理却腐烂到根上的运作模式彻底改变。

最后，当他们在年会上真的唱出了真心话的时候，那些歌词，几乎都是打工人的心理话啊。

一年的辛酸泪，似乎都交给了那一刻。

打工人看了都拍手称快，叫好叫座！

给咱打工人长脸了！

给咱打工人出气了！

给咱打工人争气了！

好笑，好哭，好感动。

但咱们身为打工人，也只能到此为止了。

在电影院哭哭笑笑，骂骂咧咧，心里暗爽看到领导出糗，可以了。

影片中的主人公，只活在电影里，说到底，最理想主义的人，是老胡。

我们大部分打工人，很像马杰克，需要谨小慎微的过活，一边干事情，一边揣摩领导心思，有时候说话做事还容易出纰漏。

潘尼，是真的叛逆。

我现在也和她差不多，以为有了本身走遍天下都不怕，结果一直是过河的卒子，撞了一身包，发现还是要韬光养晦，学会圆滑。

打工人是什么？

是底层劳动力，是工具，是影片里的螺丝钉，往高了说，是那个锤子。

当一个工具，就要有当一个工具的样子，要让用的人觉得趁手，才能继续使用。

这就是打工人应有的觉悟。

所以，如何让领导觉得你“趁手”，这里面的学问就很多。

我说自己像潘尼，并非乱说，前几天还顶撞了领导，犹如她在洗手间那样。

这对于职场人来说是大忌，要么被嫌弃，要么被调岗，要么脏活苦活推给你。

跟领导过不去，等于跟自己过不去。

于是，自从我和领导吵架之后，我悟了——理顺好关系，不要单纯从公平公正公开的角度去看待工作。

你认为合理的事情，并不一定要说出来，工作环境里也不会按照合情合理的方式展开。

而领导则一直是领导，不一定要拍马屁和当舔狗，但尽量主动的、积极的、及时的、高质量的完成领导交代的工作，是打工人的第一准则。

如此一来，即没有给领导添麻烦，同理也不会给自己添麻烦。

想减少内耗，不是制造冲突，而是消除矛盾。

自己的事情说到此处，就此打住。

我们说回电影。

电影很好，很热闹，很热血，很激情，很鼓舞人，但说到底，也不过是一碗鸡汤。

老胡发现了二把手的阴谋，在年会上曝光，他之所以还能存在，第一由于董事长是站他的，第二这样安置他也属于危机公关，第三他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抱着“老子不干了”“辞职就辞职”的念头去工作，当然自己会很爽，但也要随时接受后果。

因为，第一，你的领导不见得会欣赏你的高调和能力；第二，就事论事只谈工作高效完成目标的公司，真的凤毛麟角；第三，人是社会动物，公司更是人情世故，不要觉得小公司就扁平化了，也不要觉得大公司制度就规范了，有人就有江湖，去哪里都一样。

“年会不能停”说到底，是领导给打工人的一剂强心针。

办年会，到底是办给谁看的，参与者到底是什么心情，年会的目的是什么，大家心里都彼此有数。

我们来到公司，是来工作的。

工作过程中，最好能做到的是配合顺畅，若配合不顺畅，就导致各部门间互相倾轧与甩锅。

这一年，老板画的饼没少吃吧，同事甩的锅没少背吧，自己摸的鱼也够开个鱼塘吧。

你好我好大家好，来到公司打工，完成工作、高效完成工作、高效且完美的完成工作，似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领导如何看待你的工作，如何看待你。

这样才能继续做一个打工人。

说白了，这是一个求着人打工而不得的年代，起码对领导来说，打工人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中国人这么多，最不缺的就是打工人。

各位工友们，打快乐的工，过快乐的人生，是我们打工的目的。

不要幻想顶撞了上司之后会有大领导为你撑腰（当然你是董事长私生子除外）。

愤世嫉俗不适合打工人，该低头就低头，年底了在影院乐呵乐呵，和好友吐槽也就可以了。

祝愿各位打工人，都能在新的一年里继续打工，打得开心，打得火热！

1月2日上班之后，还是要做一个合格的打工人哦！

2023年12月30日 星期六 20:16

写在前面：2023年我总共经历了三场实习，每一场实习内容都各有千秋，但核心却是惊人的相似。

不及时在领导群发消息下回复【咖啡】是死罪，不按时在群通知下面发送【玫瑰花】是忌讳。

这些莫名其妙的职场秩序，迫不及待地挤入我的生活。

而我反倒感到庆幸，因为每次实习都在警醒我：“还是念书吧～”。

《年会不能停！

》12月29日上映，截止到写稿日已经上映8天，总票房突破4亿。

豆瓣上有人赞誉它为“跨年喜剧黑马”，所以一考完试，我就马不停蹄地往影院赶。

我看的是下午场，整个放映厅里除了我就是一伙老姐妹。

她们的笑很有感染力，毕竟她们肯定早就退休，把这个片子当成纯粹的“喜剧”抑或是“闹剧”了。

但当片尾曲响起，我却听到了她们深深地叹气。

这是在为她们的儿子女儿哀叹吗？

还是为这个大环境？

我不得而知，因为电影刚刚结束组长就在连环轰炸问我要报表了。

其实看到一半，我就醒悟为什么称其为“黑马”了。

讨巧的设计，熟悉的共鸣。

大基数的观众人群，看完谁不得说一声“爽”！

与其说是看电影，还不如说是照镜子。

在工作中遭受的委屈被无限放大，人们毫不避讳地一起大骂特骂。

与此同时，“屌丝逆袭”的剧情对准了所有人的胃口。

前有竖屏剧重生成霸总，现有大荧幕HR事故成经理。

配方还是从前的，可包袱变得高级了，又或者说包袱变得“新时代”了。

而同样，镜头语言的运用是灵活多变的。

畸变的怼脸拍摄，戛然而止的热血。

这些手段算不上高明，但可以称其为不讨厌的。

若要我自己定位，也许我是片中的“叛逆潘”。

外包公司的实习生，永世不得转正。

没有985的学历，却渴望跻身大厂工作。

我时常祈祷我的领导不要含糊其辞，老是让我揣摩她的心思。

我愤怒地嘶吼什么时候人可以有话直说，不要展示中国话的含蓄美了！

但当你进入这个环境，一切都会变得拧巴。

我嘴上埋怨着不合理，手上却飞速打着“谢谢姐姐【左亲亲】【爱心】【咖啡】”。

换个角度想，大家进入影院也许真的就是短暂地发了个疯。

电影散场，该干嘛干嘛。

这只是一场似真似假的精神胜利，大家得到了廉价的满足。

一张电影票的价格，我一介莽夫也能称王称帝了。

嘴里嘟囔着不做螺丝钉的我们，最后都被锤子磨平了头。

好啦，承认吧——我们需要这样的鸦片。

毕竟麻木不仁的社会里，清醒的人很受罪。

前几日，朋友和我说她辞职了。

我说你那算什么工作，没钱没合同，每天让你去自媒体平台拉人做广告。

她惭愧地笑了笑，但马上又斩钉截铁地警告我，“喂，这可是一段大厂的实习经历哦！

”

《年会不能停！

》我挺喜欢的，不过在谈它之前，先啰嗦点别的。

这电影给我一种久违的亲切，因为它从属的这种喜剧类别，非常传统又特别小众。

我一度都以为这年头已经没人拍这种片了。

这个类别的大致模式是：一个人因为某种原因，被放到不属于他的位置上，却歪打正着搞出一番风波，而结局对他来说也通常是欢天喜地的。

见过一些学者把这类作品称为错置喜剧，姑且就这么叫吧。

错置喜剧一般都带着强烈的讽刺性，想讽刺什么，就在前面说的“某种原因”上狂做文章。

我知道最早的错置喜剧，应该是果戈里的《钦差大臣》，讲一个游手好闲的青年被全镇人当成是钦差大臣，待遇瞬间上天。

在中国文艺里，最知名的古早作品当属刘宝瑞的单口相声《连升三级》。

一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独闯京城儿戏赶考，却意外被认作是魏忠贤的亲信，遭人巴结一路官运亨通，讽刺了明朝官场腐败的生态。

《年会不能停！

》的商业职场题材也不乏先例，个人印象最深的是科恩兄弟导演的《影子大亨》。

公司高层玩弄权术，把一个小职员扶成傀儡总裁，没想到业务竟然被他经营得蒸蒸日上——你看这个梗概设定是不是跟《年会》挺像的。

两个片都是一面讽刺资本家的虚伪贪婪，一面赞赏小人物的真诚品德和草根智慧，可谓是吐出了东西方打工人共同的怨气。

还有一种错置喜剧是往闹剧发展，比如《粉红豹》《糊涂侦探》这种经典的恶搞片，笨拙无能的主角肩负重任，稀里糊涂搞定职业杀手、专业特工，挫败大阴谋，全靠各种无厘头巧合。

别看剧情胡闹，编剧难度不小，要恰到好处地给反派降智，每集得编出新理由来合理化主角的胜利，从而才能嘲笑严肃谍战片的不切实际。

我反复强调这类作品不好编，是因为真的难，门槛高，数量少是情理之中。

不止是华语片，也不止是近年，编剧如果贪图省力出快活，都不愿意啃这种硬茬子，而青睐段子拼盘式的写作。

比如以前的港片是一群编剧“度桥”，经常无中生有塞一段，不光是喜剧，任何类型都可以杂糅。

像成龙的《A计划续集》，周星驰的《九品芝麻官》，都有“一群人误打误撞进了同个空间，互相掩护躲藏”的桥段。

还有各种喜剧里常见的，你说城门楼子，他说小野洋子，每句台词都双关于是驴唇不对马嘴地聊下去，最后说破一拍两散，本身就几乎是一段相声了。

这种演到位了当然也很有趣，但属于快餐，偶尔吃一顿没啥，顿顿这么来就腻死人。

而现在许多喜剧被诟病为“段子片”“小品电影”就是这个原因，通篇都是桥段拼盘，甚至主线的起承转合都不顾了。

下次看喜剧时，你不妨留意一下，是不是有整段笑料删除了也不影响情节的。

这种段落越多，整个电影就越接近段子片。

绕了一大圈，终于又说回《年会》，它的剧本写法就完全是上面那种拼盘思路的反面。

至少在演到大鹏升职年薪150万的大经理之前，都是紧扣着《连升三级》的经典模式输出。

高级钳工阴差阳错被提拔到总公司，从K7到K11一路腾达，每次升职加薪都是一次混合了权力斗争和装傻充愣的大型误会游戏。

情节基本上就是不断变化喜剧的花招，来为“调错的人维持假身份”这个设定服务。

一环扣一环，牵一发动全身，又得时刻把每个动作布置出双关效果。

让他瞎搞又显出过人的实力，让他出昏招都转换成妙计，让他说几句大实话都仿佛高深莫测，还得让这一切都有理可循。

但凡写过剧本，或者拉片分析过喜剧片就知道，这种情节看似天马行空乱来，其实纯属编剧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发挥空间特别窄，考验非常大。

写这种喜剧一部耗费的脑力，够写前面那种段子片三四部不止了。

当然，打磨出来的故事也会非常耐看。

大鹏整个冒名顶替的过程还分两个阶段。

前半段是是用尽巧合、会错意、先入为主、谐音、意外、职场规则和角色的某种性格特征，帮大鹏避开一次次穿帮的风险。

后半段是许多人被这个差错拉下水后，又都为了那点利益小九九，反过来帮着大鹏，劝阻他别穿帮，等于自行颠倒设定反过来演，难度更大。

后一个阶段是许多错置喜剧没有的，大鹏对名利的陶醉渐渐变成小老鼠上灯台的身不由己，更加清晰呈现了大厂权贵的嘴脸。

有些笑点有抖机灵的痕迹，但剧本不会停在玩梗的阶段，都穿针引线，把机灵引去别的地方。

比如大鹏跟白客选英文名，单独来看就是个纯段子，也就是放在某音上作流量宣传的份儿。

但让你笑一下不算完事，如果大鹏不叫这名，后面的一处关键情节就推进不下去，逻辑会崩盘。

看似逗个乐的，回头都有照应，这就是段子电影达不到的段位。

按前面说的，试试给这种剧本动剪刀又不伤主体，是几乎不可能的任务。

整个电影至少是前面一大半的结构稳固扎实，最多也就是砍掉一两句俏皮话嘴炮什么的，再少东西，戏都连不上了。

也正因为这种出色，以至于到了高潮，真要搞那个打工人反戈一击的年会了，反而让我觉得有点泄气。

弄得太过火了，过于露骨地喊出主题，喊了太多太久，就显得中二起来。

那种不加节制的宣泄、感动和励志，跟前面含蓄、狡黠又辛辣的讽刺，也完全像是两个世界的东西。

其实要讲励志，早在它含蓄的部分里就给出了最强的励志。

用一种创作者的匠心，跟这个电影市场说：你们看，华语喜剧不用老是翻拍的，自己打磨打磨原创，不是一样出牛掰东西？

以下内容为董润年于《当代电影》杂志上的剧作创作分享，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年会不能停！

》是我导演的第二部电影长片，由我和应萝佳联合编剧。

影片于2023年12月29日上映，收获了良好的票房和口碑。

影片还在上映过程中，我和其他主创还没有完整地对影片创作、上映的整个过程进行复盘。

在本文中，我先尝试从剧作创作切入，连带拍摄前对影片美学风格的讨论，对影片创作前期所做的一些选择进行简单的复盘分析。

一、剧本创作过程（一）创作缘起一部电影剧本的创作，往往是漫长的，过程中伴随着迷茫。

从2017年5月写下《年会不能停！

》的第一个故事梗概，到2022年11月定稿，这部电影（以下简称《年会》）的剧本写作的时间前后一共接近五年。

写一个职场故事的最初源头是我在高中同学聚会上，第一次听到了所谓的互联网黑话。

流行的语言是集体无意识的创作，是对现实最快速的映射。

这些新兴的术语和它们所映射的当代职场人的状态，都让我非常好奇和感兴趣。

职场是当代中国人最重要的生活场景之一，同事、上下级关系也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之一，甚至可以说塑造了我们整个社会的样貌，既有被表现的必要，也有被挖掘的空间。

而近十几年，却少有真正表现人们日常工作场景的电影，是很可惜的。

这些认知，让我萌生了创作一部职场题材电影的想法。

在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最先想到的就是企业年会这个切入点。

之所以想通过“年会”来讲企业故事，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技术原因：在等级复杂且森严的现代大企业中，不同层级的人物很难碰面。

而年会是大企业里上到领导层、下到普通员工都会出现的地方，是一个很符合戏剧“三一律”原则的场景，很容易做戏；第二个原因是我平时的一个观察：我记忆里20世纪90年代单位里的新年联欢会，也可以认为是现代企业年会的前身。

那时候新年联欢会的特点是一个单位的人聚在一起吃喝聊天（通常就是在单位内），也有人去表演节目，比较随意简单。

而2015年之后，大企业的年会已经进化为数千人乃至上万人在巨大的体育场里举办的大型演唱会。

这种变化，也恰恰与中国社会和企业在21世纪头二十年的变化和发展同频。

在这样的思考之下，一开始我们就将“年会”定为了这个故事的核心，要通过一场年会来讲述职场的故事。

但最初的电影故事和最后电影呈现的故事截然不同。

（二）第一版剧本第一版剧本是从2017年5月开始创作的。

最初的想法非常简单，就是写一个发生在年会上的故事。

当时的剧情设计也是围绕着“上年会表演节目”这一戏剧动作来设计的。

创作思路很直接：在企业里，什么样的人最不适合上年会表演？

那主人公就应该是什么样的人。

在这样的思路下，最初版本的故事里，主人公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企业员工，工作虽然勤恳，但是因为越级报告了问题，得罪了部门领导。

集团裁员，他顺理成章地上了裁员名单。

他意外提前得知了这个消息，惊慌失措。

他发现能保住自己工作的唯一机会，是在集团年会上表演节目获得一等奖，从而拿到免死金牌。

没有艺术天分的他也只能拼命抓住这个机会。

但是集团年会要求一个节目至少有四个人表演。

主人公只能再去找其他人合作。

可是他所在的部门没有人愿意得罪领导配合他，他只能去其他部门，说服了一些同样不受待见的古怪员工加入了他的节目：有遭遇了领导性骚扰反而被污名化的女员工，有即将退休、取向暧昧被怀疑是变态的主任，也有刚进入职场没有情商的新进职员。

这些在职场里被排挤被歧视的边缘人，组成了一支队伍，在年会节目的层层选拔过程中不断突围，四个人也从互相之间矛盾重重，变成了朋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最终在年会上表演了节目。

虽然男主角没有获得一等奖，最后还是失去了工作，但他获得了重新开始的勇气。

2017年5月，我写了最初的梗概，但随后因为我着力创作电影《被光抓走的人》，《年会》的创作暂时中断。

2019年4月开始，在进行《被光抓走的人》的后期制作时，我又重新开始《年会》剧本的写作。

这一版本的剧本一直写到2020年8月，写出了几稿完整剧本，但我和制片人——也是我的联合编剧应萝佳，一直不满意。

虽然这个版本的剧本从结构上来说很完整，人物也比较有个性特点，但整个故事看下来，总是觉得太单薄了。

单薄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这样的组团闯关打怪的结构在以往的影片中屡见不鲜，国外的例如《光猪六壮士》，国内的例如《缝纫机乐队》。

这些影片非常成功，但再做一个类似的结构并没有新意，所表达的主题也更偏向个人成长，似乎换一个场景，这个故事也一样成立；另一方面，在剧本创作过程中，我们也对职场进行了很多调研和采访，得到了很多有趣的素材和案例。

但在这样一个故事结构中，那些现实中发现的素材很难被体现出来，即便用进去，也变成了背景故事，很难体现出这个题材的深度和广度。

在这样的感受下，剧本创作陷入了停滞状态。

（三）第二版剧本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对整个社会生产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让《年会》的剧本发生了意外的转机。

2020年年中，我在微博上刷到了一则社会新闻：在北京某一大公司的总部大厦里，进行月度卫生检查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流浪汉偷偷住在大楼里，已经一个月了。

流浪汉白天把自己锁在一个没人去的储物间，晚上大多数人下班了，他才出来，在大楼里可以找到吃喝。

而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内，楼里晚上加班的人，竟然没有人发现他不属于这里。

按理说，现代企业拥有最完善的管理制度，企业总部大厦就像一座被严密保护的城堡。

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照样有人可以找到缝隙，藏身其中。

这则社会新闻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让我一下子感觉到了《年会》这部电影我最想表达的主题，就是想反思和反讽看似严密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中蕴藏着的官僚主义作风。

最初听到互联网黑话而对职场题材感兴趣时，也是因为通过那些新词，感受到了一部分职场管理者为了让管理显得更加现代化和高级，将一些原本不复杂的语汇复杂化、术语化，加高了运营的门槛，除了形成壁垒，似乎也没有真的提高管理效率。

这何尝不是官僚主义在民间社会体系中的一种体现？

在采访和资料搜集过程中我们还看到了很多现代大企业病的案例，这些其实都是同一主题的外在体现。

找到这个方向之后，就要思考从人物和故事层面如何呈现对大企业官僚主义的讽刺。

我们梳理、总结材料时认为，大企业病产生的重要原因，首先是这个企业得“大”。

当一个组织大到一定程度，管理层级复杂到一定程度，很多错误，即便个体已经体察到了其荒谬性，也无力改变，或者为了自己所在职位的安全，只负有限的责任。

这些问题，有的是因为人为错误导致的，有的确实是因为体系庞大造成的必然的熵增。

所以，为了表现大企业官僚主义，电影中企业的规模就应该更大。

我们在第一版基础上，进一步把主人公所在的企业放大成为了一个在全国都拥有分公司的超大型企业集团，而将主人公的位置放到了远方小城市的分公司里。

这样，他距离企业权力中心的距离更加遥远，中间面对的中层管理者更多，而中层管理者恰恰是企业中最容易滋生官僚主义的人群。

同时，要讽刺大企业的这个熵增体系，主人公作为传统戏剧理论中的“英雄”，他所面对的挑战应该也只能是来自于这个体系和体系中的人。

经过讨论，我们认为失业仍然应该是主人公面临的最大挑战，因为在现实中失业也确实是绝大多数职场人所面临的最大危机，观众最容易理解和共情。

那么这样分析下来，主人公的失业，就应该是因为企业熵增，系统故障所导致的命运变化。

经过了一系列的理性思考，我对故事进行了一次方向性的调整，形成了第二版剧本。

在第二版剧本中，主人公依然是一个年近四十的企业员工，他所在的分公司因为总公司领导层的内斗被栽赃牺牲（这可以看成是一种系统故障），分公司的员工尽数失业。

主人公被推举出来，到总公司去找董事长申诉，为分公司平反。

但他到了总公司，第一站就找错了人，找到的副总正是让他下岗的幕后黑手。

他被副总找打手教训一顿扔了出去，手机、身份证、钱包都丢了。

既无法回去面对江东父老，又没钱在城里生存的他咬牙潜回了集团大厦，假装在这里上班，伺机见到董事长向他申诉。

令他吃惊的是，竟然没有人发现他并不是这里真正的员工，他假装参加会议，假装完成工作任务，竟然还屡获好评。

但集团里等级过于森严，他多次努力都无法见到董事长的面。

他发现上年会表演是见到董事长的最后机会。

于是他开始寻找同伴，一起组团上年会。

最终他成功登上年会舞台，向董事长和所有员工说出了实情，帮助被冤枉的分公司同事找回了工作。

这版剧本从2020年10月开始，写了几稿，一直到 2021年年中。

这一版的优点在于大企业官僚主义这一点得到了比较好的体现，塑造了一些很有特点的中层管理者的形象。

主题表达比较清晰。

但问题也不少，比如结构冗长。

因为剧本后半段还是要组团上年会，这一版相当于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前面又加了两幕。

还有一个问题是潜伏在集团里的部分，开始的时候悬念感和冲突感很强，有很多错位，制造了不少很好的笑料。

但持续时间一长，主人公所面对的困难就显得模式化了，而新鲜感过后，这种潜伏本身的逻辑困境反而成为了束缚主人公行动的障碍，难以展开行动。

这版剧本最大的问题是逻辑问题，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主人公为什么不把自己的遭遇在网上公开？

或者在他第一次被扔出集团的时候去报警，把事情闹大，那样见到董事长的机率更高。

在一年的写作过程中，我一直在试图为这些问题找到解决方案，却一直未能如愿。

这版剧本有一些很好玩的桥段，也有有趣的人物和表达，却无法拧成一个完整的整体。

这让我非常沮丧，对项目失去了信心。

（四）第三版剧本2021年的8月底，我试图放弃这个项目，转向其他电影剧本的写作。

此时我的制片人也是联合编剧应萝佳全力劝说我不要放弃，任何电影都是在山穷水复疑无路的时候坚持下去的结果。

我们两个商定，再闭关一周，讨论剧本走向。

如果这个闭关周期还是不能把剧本盘活，那我就放弃这个项目。

头两天探讨剧情，没有什么进展。

我们决定回溯整个项目的历史，回归初心，讨论电影的主题，最打动自己的到底是什么？

在讨论与职场官僚主义这个主题有关的作品时，我偶然提起了梁左老师创作的，牛群、冯巩老师表演的著名相声《小偷公司》。

《小偷公司》通过小偷组建公司这一荒唐错位的情境，辛辣地讽刺了官僚主义。

想到这段相声，突然我有了很大的启发：强化错位情境是讽刺的关键。

上一版剧本里，一个分公司的员工，无论如何还是了解公司运营的，他到总公司潜伏，在情境上其实还是顺撇了。

而像小偷这种跟公司运营距离最远的角色开公司，才能把戏剧性和讽刺感拉满。

由这个思路，我又联想到了另外一段传统相声，刘宝瑞先生的《连升三级》。

这段相声讲述了明代，大字不识几个的地主傻儿子张浩古，因为算命的几句骗人的恭维话进京赶考，阴错阳差被当作大奸臣魏忠贤的亲戚，满朝大臣为了讨好魏忠贤，让这个不学无术的人一路升官，连升三级的讽刺故事。

张浩古的愚蠢无知，和官场里那些聪明人的聪明反被聪明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这种人物设定，其实是一种很经典的戏剧设定，在《钦差大臣》以及卓别林的经典电影中都屡屡成功。

想通这一点之后，我们突然就找到了剧本前进的方向，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很快就构建出了第三版剧本的大纲。

为了进一步制造错位，主人公必须离职场更远，不了解现代企业的机制和工作内容，但又能合理地进入集团。

所以，我们将主人公的身份设定成为了集团发轫地的老工厂的工人，他因为一个人为错误被调进了公司。

在集团大裁员、人人自危的背景下，他被误会成了董事长的亲戚，所犯的每一次错误都被同事解读为别有深意，是裁员行动的一部分。

主人公也被腐化，逐渐黑化失去了自我。

而他所在的厂子，也因为集团上层斗争被主人公意外亲手解散。

当他得知真相之后，经过了思想斗争，终于在年会上当众澄清了真相，帮助失去工作的工友们找回了工作。

我希望最后的戏剧高潮仍然在年会的表演上，但又不希望出现第二版剧本篇幅过长的问题。

所以，我舍弃了前两稿中其他几位比较有特点的配角设计——当然，他们的人设也与现在电影所要表达的内容不符——转而将上场表演的其他角色一上来就直接安排在主人公身边，这样可以大量节省组团的篇幅，使整个结构更加符合类型片规律。

这就意味着，主人公在很早的时候就要形成一个小团队，这个团队除了在最后完成上台表演的功能之外，还要在前面所有的事件中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

又是一段传统相声启发了我。

在群口相声《扒马褂》中，三个角色分别是无脑惹事的人A，对A不满总想揭露他的找麻烦者B，为了保护自己利益不得不替A圆话的C。

这三个角色的作用形成一个完美的逻辑闭环。

我也依据这样的关系，给主人公胡建林身边设计了潘潘和马杰这两个角色。

三个人形成了一个“永动机”式的关系，可以一直推动剧情前进。

在这次闭关剧本会后，2021年9月，我很快就完成了第三版的剧本。

这一版剧本已经有了最后成片百分之六七十的雏形。

但是剧作并没有结束，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我们还是一直在修改剧本，调试每个人物的个性和代表性，尝试各种桥段搭配。

一直到2022年11月开机前，剧本才基本定稿，拍摄中只进行了微调。

（五）关于采访和调研表现职场这样的现实主义题材，需要掌握丰富的现实素材，可以夸张，不能悬浮。

为了创作这个项目，我们大致进行了三轮采访和调研。

采访的对象从身边的亲友逐渐扩散到朋友的朋友。

采访调研对于创作的重要性无需多言，《年会》剧本中很多的情节和亮点都来自于采访。

比如片中喜剧效果最佳的胡建林点名的段落，就来自于我们对做人力资源管理的朋友的采访中获得的实际案例。

对我来说，比具体情节更重要的，是通过大量的采访和搜集资料，对群体心态的了解。

在2017年到2019年的第一轮采访中，采访对象也会经常提到离职、裁员这个话题，但是当时很多人都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甚至对于跳槽很有兴趣，跳槽是提高职位和待遇的重要途径。

而到了疫情期间的2021年底和2022年初，职场人的心态发生了重大变化，裁员变成了一个几乎令所有人恐惧的话题，大部分被采访者都表示即便薪资下降也愿意留在现在的工作岗位上。

疫情导致的经济形势紧张，更是让裁员成为了很多大大小小的企业的必然选择。

调研中发现的这种变化，也直接影响了我们最后一轮的剧本修改。

在2022年4月之前的剧本里，我们的态度还是反对裁员本身的。

但是我们的调研和预判也发现，裁员潮的到来是一种客观必然，也是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企业结构重新调整的一部分，不能简单地一概否定。

所以在2022年5月之后的剧本中，我们反对的重心，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为在裁员过程中出现的舞弊和不公正。

这一调整既符合事实，也进一步强化了影片主题的表达。

可以说一部影片是否能与观众形成共振，确实是与调研采访深度挂钩的。

（六）三幕剧还是四幕剧几乎所有现在流行的剧作教科书，都将三幕剧这一形式奉为圭臬。

一般认为，三幕剧结构起源于古希腊，最早见诸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

好莱坞电影大量遵循三幕剧结构。

这一概念也随着近年来被大量翻译引进的美国电影剧作书籍被国内剧作者所接受。

但我在这些年的剧作实践中，对三幕剧对中国观众的普适性有一些怀疑。

在传统的三幕剧结构中，往往将人物的“至暗时刻”安排在第二幕下半和第三幕之间，主人公迅速从低谷中崛起，在第三幕完成救赎。

但我感觉，这样快速的情绪转变，在中国电影中往往难以实现。

究其根本，是与东西方人类情感表达的方式有关。

中国观众的情感更内敛，表达需要更长时间的铺垫。

我觉得反而是中国传统的“起承转合”结构更适合中国电影。

“起承转合”最初见于金圣叹的《西厢记读法》，也代表着中国传统诗歌的一种结构。

我们从小学习作文的时候，也经常会听到这四个字，我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

也许恰恰是这种从传统文化中流传下来的格式，更符合中国人的欣赏习惯。

起承转合四幕剧的形态，与三幕剧最大的不同，是将主人公的低潮前置，放在第三幕的开头，然后用整个第三幕让主人公从低谷中起身。

这样的结构，会让主人公的转变被呈现得更充分，也让观众能够更理解他的行为。

所以我在这次剧作过程中，一开始就设定了四幕剧的结构。

在剧情进行到中段的时候，就让胡建林发现了自己被调错的真相。

在第三幕里，让他在黑化与否中挣扎，并且做出选择，再在第四幕完成揭露真相的举动。

经过第三幕的充分转化和铺垫，主人公在第四幕的奋起能够激起观众更强烈的情感共鸣。

我个人的感觉，中国电影讲好中国故事，除了题材上要在传统文化中进行挖掘之外，在结构形态上也可以多多进行参考，更加贴近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

二、影片美学风格的确立（一）视听风格在剧本写作的过程中，我就在思考这部影片应该以怎样的视听风格被呈现出来。

这个故事里出场人物众多，是以三位主角为核心的一出群戏。

故事线索也比较复杂，有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个层面，是要讲述标准件厂供销科长庄正直倒卖零件，以次充好，贿赂集团人力资源总监托马斯，希望把自己调进总公司。

结果因为人力资源经理皮特酒后误事，误将钳工胡建林调进了总公司。

胡建林什么都不懂，做出了一系列蠢事。

负责带他的人力资源副组长马杰发现了他是被错调的，害怕自己背锅，只能不断给他善后。

而被马杰找来帮忙的外包员工潘怡然也觉得胡建林不对劲，想要拆穿他。

三个人在打打闹闹中逐渐形成一个团队，最终在集团年会上揭穿了大反派的阴谋。

第二个层面，是集团裁员的背景故事。

这涉及到多组不同人物之间的关系，企业副总这样的高层之间的斗争，经理级别的中层管理者之间的矛盾，组长级别的基层管理者面对裁员的对策，普通员工的恐慌。

以及胡建林进入集团后，阴错阳差地对裁员计划的推动，所有人对他看法的转变。

第三个层面，是胡建林发现标准件厂被栽赃牺牲之后，对标准件厂的调查。

同时，被胡建林“顶替”的庄科长潜入集团寻找真正的幕后黑手徐云峰。

徐云峰发现胡建林调错后采取软硬兼施的方式试图压下错误，最后胡建林在年会上揭穿了徐云峰、托马斯等人的阴谋。

这三个层面的故事，交织缠绕在一起，齐头并进，最后汇集于年会这场高潮戏上。

这种多线索、多人物的电影，我称之为“复调式电影”。

复调一词原本是音乐术语，它与和弦和十二音律不同，没有主旋律和伴声之分，所有的乐音按自己的声部行进，相互层叠，构成复调体音乐。

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借此概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特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世界的完整统一，不可归结为一个人感情意志的统一。

”“复调结构中恰恰是几个人的意志结合起来，从原则上便超出了一个人意志的范围。

复调结构的艺术意志，在于把众多意志结合起来，在于形成事件。

”人物分别拥有各自平等的意志，他们各自的世界在一个统一的事件中产生交锋。

影视作品恰恰是最合适切换叙事主体和视角的。

近年来POV结构的剧日渐增多，最著名的如美剧《权力的游戏》。

但是因为电影篇幅有限，角色过于众多时，频繁切换叙事视角很容易使影片节奏失衡，产生各自为政的感觉，让观众很难入戏。

《年会》里有重要推动性戏剧任务的角色就有十几个，事件情节也很多，要交代给观众的关于企业职级、裁员的信息还有不少，整个故事的容量其实超出了一般两个小时电影的容量。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剧本写作过程中我们就进行了处理。

我们增加戏的场数，单场戏尽量简短，戏剧和信息的完整性由很多场戏组成的“戏群”而不是单场戏来完成。

同时，为了节省叙事空间，提高叙事效率，我们设计了很多蒙太奇段落。

在这些蒙太奇段落里，将这三个叙事层面的情节交织在一起，用共同的主题来串联，每一个完整叙事段落都由多角色的视角共同完成。

即便如此，整套剧本完成后，场数和字数仍然非常多。

如何把这么大的戏量和信息量压缩到一部电影里，既是巨大的挑战，也是塑造影片独特风格的一个机遇。

2022年，在第三稿剧本修改的过程中，我就和摄影指导、美术指导一起讨论影片的美学基调。

我们参考了很多影片，最后觉得美国电影《大空头》最接近我们想要的调性。

《大空头》也是多线索多视角叙事的复调电影，情节信息量大，还要在推进故事情节的过程中大量介绍现代金融知识。

这些功能性的段落，《大空头》采取了很有趣的介绍方式，经常打破第四堵墙，将知识点直接解释给观众，使用了很多多媒体材料。

在视听语言上，它大量使用不稳定的手持摄影，既增加了金融危机来临之前山雨欲来的紧张感，又方便了剪辑卡点。

在研究了同类影片之后，我们决定了自己的影片视听风格：写实、运动、互联网多媒体元素的应用和快节奏。

1.写实《年会》这部电影写实的风格，是指从场景美术设计到人物造型、表演、镜头光感等几个层面，全面向现实生活靠拢。

这与影片表现的内容有很大关系。

影片在展现和讽刺现实职场中种种大家常见的内容，如果观众所见的人物形象、环境脱离了现实，则其讽刺的能量将大为减少。

为此，我们在勘景的过程中尽量选择实景。

工厂、胡建林的家、若干副总办公室、餐厅、年会举办的体育馆均在实景中拍摄。

对于最主要的人力资源部办公室场景，我们出于拍摄方便考虑，在一栋办公楼中租下了一层空置的毛坯层，按照真实的办公室状态搭建装修了一整层，填充办公家具和办公用品，在功能性上完全能够满足真实办公的需要。

2.运动运动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镜头的运动，二是角色的运动。

在蒙太奇段落里，尽量角色全程运动，镜头也随之全程运动。

在叙事性的单场戏中，开场尽量让镜头和角色对向运动，在视觉上形成对冲感，台词开始后，再让角色和镜头双双稳定下来。

对《年会》这部影片，这样运动的好处，一是让影片在视觉上一直有一种动感，整体节奏会显得更快；二是使得普通叙事段落和蒙太奇段落之间更容易衔接。

但在镜头运动的时候，我们避免了过度的手持感。

在商业类型片中，太过强烈的手持感容易强调观看者的主体存在，同时制造不安情绪，一般不适合在喜剧电影中使用。

3.互联网多媒体元素的运用在介绍裁员的背景故事、企业职级，表现员工们面对裁员压力的心态时，我们大量使用了微信、钉钉等企业OA系统、网络直播、脉脉等职场网络社区、企业邮箱这些互联网多媒体的元素。

大量使用这些元素，是因为这些内容已经是当代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了。

既然是表现当代职场生活，这些元素就必不可少。

更重要的，是互联网多媒体元素的使用方式。

我们的使用方式不是在剧中人物使用的手机或电脑界面上展现，而是直接全屏展现，不去表现这个全屏界面的来源。

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类似于《网络迷踪》这样的“桌面电影”的形式。

使用这种方式运用多媒体元素，其实就是打破第四堵墙，直接与观众交流，提高叙事效率。

同时，也增加了视觉上的冲击力。

4.快节奏其实以上提到的三点，都是为了影片的快节奏服务的。

现实主义的场景和人物造型，使得我们在表演上，也必须按照现实主义的风格来表演，演员用现实中人们说话交流的语速讲台词。

表演上有一句术语叫“紧接慢唱”，意思是好的表演，对方说了台词之后，要快速接上台词，不要刻意去演反应，听了对方台词之后酝酿半天情绪才开口，因为现实中我们往往不是这样进行对话的，一旦这样，观众就会觉得假。

《年会》的演员表演也是如此，甚至我们在一些场景中还要刻意提速，“紧接快唱”，用台词和表演给剧情提速。

大量的镜头运动和人物调度对冲，也是为了增加速度感。

另外，在拍摄中，我们大量使用三机、四机多机位同时拍摄，积累了大量不同机位角度的素材，可以让剪辑节奏加快。

8K高清摄影机的应用，更保证了我们在后制过程中可以大胆对画面进行剪裁，锁定更好的构图和表演。

多媒体素材的使用也是在后期加快节奏的重要手段。

说了半天，《年会》这部电影为什么一定要快节奏？

首先，当下的电影观众和观众的欣赏习惯已经迭代。

互联网信息爆炸，短视频极度流行，观众已经习惯了浸淫在信息流之中，习惯了被各种信息轰炸。

在五秒钟就可能刷走一条视频的时代，如何抓住观众的注意力还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年会》这种表现职场的电影，大量的场景都是在办公室这样逼仄的室内环境，大量的戏也都是对话戏。

观众很容易觉得无聊，注意力就分散了。

虽然在影院里他们不能刷走影片，但很容易刷走观影的满足感。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放在影院里，似乎也成立。

当然，前提是要快得有道理，快得有节奏，最重要的是这个快要符合影片本身的表达。

最终上映版本中，本片有接近两千三百个镜头。

在两小时以内片长的影片中，镜头数量算是比较多的。

但一部电影真正的“快”，最重要的并不是镜头数量，而是信息量。

我们尽量做到了在每个镜头中都有足够多的信息量，不管是台词、表演、场景画面还是声音设计，通过不断地出现新的信息，让观众能够长时间将注意力锁定在银幕上。

（二）喜剧风格喜剧部分其实是最难以言说的。

2003年，我第一次做编剧，创作的就是一部情景喜剧。

之后二十年，作为编剧，又陆续创作了两部情景喜剧、两部喜剧电影。

但是随着创作经验的增加，反而越来越觉得喜剧难做。

尤其是在互联网极度发达的当下，更是如此。

一方面，现在的观众几乎可以看到有电影以来的所有电影，包括中外的各种喜剧电影、电视剧；另一方面，短视频领域，每天就要产生成千上万的搞笑短视频，在几十秒之内将观众逗笑。

观众对笑的阈值已经被调到了极高的高度，又逐渐失去耐心。

而笑是人的生理反应，无法通过其他任何途径去触达，这就让喜剧创作越来越困难。

不夸张地说，我认为喜剧是当下所有类型里最难创作的。

每次创作喜剧的时候，就会陷入到极度的焦虑和沮丧之中，无论如何都写不出让人发笑的台词和桥段。

这次剧本创作耗时五年，也有很大的原因，就是一直对剧本的喜剧部分不满意。

转机在第三版剧本的方向确定，明确了我们的主题是对职场官僚主义和其他乱象的讽刺之后，我们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不要掉入喜剧的陷阱。

喜剧最重要的其实并不是台词和动作，而是情境（situation）。

当一部戏的戏剧情境跟人物的戏剧身份、戏剧任务发生了错位的时候，即便人物的戏剧动作本身没有任何喜剧性，他/她的行为都很容易成为喜剧。

因为这个原理，我们在第三版剧本阶段，重心转移到戏剧情境和人物身份、戏剧目的之间的错位。

比如将一个钳工放置在他最不熟系的IT企业里，又将他在工厂里作为工人所熟悉的记名字（厂里的产品数据）、做锤子等技巧放置在企业大裁员的环境里，用这些错位去放大现实生活中本就存在的荒唐谬误。

当这些错位情境被建立起来之后，主人公的种种正常言行，就都自然带上了喜剧色彩，一个喜剧的基本结构就形成了。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逐渐在台词中增加谐音、误会等内容，在表演中增加形体动作和调度上的喜剧感。

演员表演、镜头设计、剪辑方法、声音和音乐的设计，在最终的喜剧呈现上也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每一项都值得单独拿出来讨论，在此囿于篇幅，就暂不多加论述了。

结语《年会不能停！

》是我对类型电影的一次尝试。

在这次尝试中，由剧作带动电影整体创作的感受尤为明显，于我来说，再次证明了剧本作为“一剧之本”的重要性，也坚定了我的决心，在以后的创作中继续加强对文本的雕琢和磨砺。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文写作的过程中，著名的人工智能公司OpenAI发布了最新的视频生成AI Sora。

只需要输入描述性的文字，Sora就可以快速生成一段60秒的连续视频，视频中的环境、人物的真实性和流畅性都令人震惊。

视频生产领域即将面临剧变。

这也一定会影响到电影行业。

当技术工具持续下沉，所有人都可以生产出高质量的视听画面的时候，剧本的想象力、独创性和思想深度，就成了内容创作者唯一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