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尔的相机

日前，洪常秀导演受邀参加了上海国际电影节。

作为“看完了导演所有电影”的铁杆粉丝，本记者以此成功引起了洪导的注意，从而获得了这次独家专访的机会，以下就是《虚拟电影》杂志采访洪导演的全部内容。

《虚拟电影》(以下简称《虚》）：洪导您好！

我前天刚看完《克莱尔的相机》，今天的访谈就以这部影片为切入点来开始吧，我觉得本片的选角非常好玩，当郑镇荣饰演的角色在片中出镜时，我都直接笑出声了，您是出于什么考虑找他来演导演啊，之前你们并没有合作过。

洪常秀（以下简称洪）：我的电影多次出现过电影导演这个角色，之前金太佑演过，李善均演过，文成根也演过，对于专业演员我整体比较信赖，他们的表演厚度足够，只要意图表达明确，基本都能达到预期效果。

但我并没觉得非要把谁塑造成某个角色的专业户，不同的演员特质也能激发不同的创作灵感，我很享受围绕演员特质来设计人物的挑战和乐趣。

以前相对年轻些，选的导演演员自然也相对年轻些。

至于现在找郑镇荣，最早是听有人说过，我俩长得有点像。

（笑）那么我就想，或许可以合作一把呢，所以后面的事都是水到渠成。

我们其实已不止合作一部了，后面还一起拍了《草叶集》，是比较愉快的合作。

《虚》：那条狗虽然出镜不多，但给人印象深刻，如果镜头再多一些，应该会是“金棕榈狗狗奖”的有力竞争者，给我们讲讲它吧。

洪：它叫Bob,当时和咖啡店老板交涉场地借用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了他家的这条狗，看起来很凶悍，实际上温顺听话，金敏喜也很喜欢，时不时蹲下来逗它玩，我看着那个画面，感觉可以拍进电影里，于是就这么决定了。

后来在拍摄时，于佩尔还差点踩到它的脚，但Bob的反应很宽容，始终就是静静地躺在那里，这可能还和它的年纪有关，它已经是条老狗了。

事实上，前不久我们接到噩耗说，Bob已经去世了。

很遗憾，它实在是太老了。

《虚》：片中有个细节看起来很有意思，“金敏喜”用剪衣服的方式来宣泄内心的不快，后来“于佩尔”收拾那堆碎布料，把一块布套在自己的手腕上，又把一块类似胸部形状的布料放到自己的胸部比了比，这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洪：谢谢看得这么认真。

不瞒你说，之前也有韩国观众问过我类似的问题，我问他，你看到了什么？

他说感觉有点女权主义，类似身体意识的觉醒，隐约在呼应时下正闹得轰轰烈烈的“ME TOO"运动，还有就是这种从物到人，从她到她这样的对象转移能引发自我本我超我一类的哲学思考。

我告诉他说，你说得很好，想象力很丰富。

不同的观众在不同的状态下，产生不同的观感，这都很正常，相比于提供绝对答案，我更愿意自己给出的东西模糊一些，歧义多一些。

如果非要我给个解释，其实这个片断还有一句对话，就是“于佩尔”做动作之前，她也问了“金敏喜”，你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吗？

“金敏喜”回答，没有，我就是想这么做。

所以从创作谈的角度，我更愿意用这句话来回答你。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深究一件事的道理和意义，把这当作终极目的来做，但凭心而论，我觉得电影的意义并不是这个，就单纯去看，去感受其实也是一种意义。

而且你的道理未必是别人的道理，也没有什么道理是绝对真理，那为什么要费劲去宣扬这个呢。

包括还有人问到，影片中照相机这个道具有什么深意，照相机之眼和摄像机之眼，二者存在递进或套层关系吗？

我想说的是，如果你能这样联想，那我觉得挺好，因为它说明在简单纯粹的细节里，也自然包含复杂多义。

如果你没有类似的想法，那也很好，因为在我的理解里，电影的终极并不是拼这个。

《虚》：刚才您提到创作谈，既然它不是道理和意义，那您看重的是什么呢？

之前您在电影中，多次借片中导演之口谈过对创作的看法，但每次谈的方式和内容都不尽相同，这主要由哪些因素决定呢？

洪：如果你说我是要借片中人物之口来表达自己想要说的话，那我不会承认，因为我没那么自恋。

（笑）但那些台词确实都是我写出来的，有的来自于我的个人经历，有的来自于当时的想法，有时严肃一些，有时调侃多一些，有时是正面回答，有时会故意转移话题，这种不一样主要源于我自己对创作的要求，因为即使是同一个意思，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它，没必要把同一种酒装在同一个瓶子里。

我的电影很多时候都是没有完整剧本的，基本上都是边写边拍，当天写的剧本当天拍完，这决定了我对时间、地点、人物等结构要素的敏感，我的创作灵感很多时候都是根源于此，我喜欢在重复的结构里观察，不同的要素组合可以拼贴出新的东西，各个要素的调整都可能改变影片的走向。

我希望有观众能在重复出现的场景和状况里有新的体会，在每一次重复里都会看到不一样的细节，也许这无法解释，但每次的感受必定不同。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的电影确实就是对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各种排列方式的翻新组合，如果电影是关于时空的艺术，那我的表达，或许就是这个。

对我而言，观众能发现它要比去阐述它更重要。

《虚》：顺着这个话题，我谈谈对您近作的一点个人理解。

《之后》里的书店老板分别和两个女员工在一天内做了些机同的事情，但两个女员工各自的一天，被您用互补的方式拼贴在了同一天，而《克莱尔的相机》，万熙和主管在咖啡店外的那段对话是影片的一个着力点，万熙的那句“你现在是觉得我有不直率的一面吗”甚至被说了两遍，但第二次，她是对着空位置说的，而两人之前的对话在这时则被处理成了画外音。

这几种对比结构的使用，都是您此前电影中没有尝试过的。

包括还有一些小伎俩，比如《你自己与你所有》里对蜡烛的叠化效果处理，《独自在夜晚的海边》里神秘黑衣人的设置，感觉您仍在不断地突破自己。

但从电影技法上讲，这些技巧又都非常简单甚至只称得上入门级的蒙太奇运用。

先进的想法和简单的技术，您是如何看待二者关系的？

洪：在第一部作品《猪堕井的那天》里，我其实在技术上做了不少尝试，比如色调，布景，高对比度的打光，摄影除了固定镜头，也有移动镜头和手持，景别上远景、近景、中景、全景、特写都有兼顾，还有俯拍和仰拍，正反打等等。

那个时候想要表达的东西很多，想法也很多，也追求层不不穷应接不暇的效果。

但从《江原道之力》开始，我慢慢对自己的表达有了更笃定更清醒的认识，哪些是我需要的，哪些并不适合我，所以后面开始做减法，逐步找到适合自己的表达，这是一个渐渐演变的过程，至于变化是怎么产生的？

（停顿了一会）我很喜欢塞尚的画，如何以一种永恒的不变的形式去表现自然，对而来说也是一直在探索的课题。

《虚》：不知您有没有听说过一个流行词语：尬聊？

它的意思和您片中很多时候的场景极为契合，之前也有人将这一现象概括为尴尬美学，感觉您的影片这种片断不可或缺，它是笑点担当，同时又包含着极深的人性洞见及诚恳姿态，让人倍感亲切。

洪：我确实热衷于描述那种尴尬的状态，有人说，这是在剥男人的皮，其实我不想剥任何人的皮，如果确实给人这种感觉，那也只能说明，男人身上确实有这么一层皮。

人性其实是相通的，它可能和我喜欢冷眼旁观有关，这种观察里包含着尖刻和讥讽，这就是我长久以来看世界的方式。

《虚》：最后问个“直率”的话题，金敏喜近期出演的几部影片，《独自在夜晚的海边》和《克莱尔的相机》，片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女主的纯真直率，特别是《克莱尔的相机》，“直率”甚至是整部影片的关键词，我可不可以理解为这就是日常投射？

您用电影及时地捕捉日常，则是属于您的直率方式？

其实前面我们的访谈，几次都涉及到了电影与现实之间的真假虚实问题，但我还是想问，导演您能直率地回答吗？

洪：遇到金敏喜之前，我对世界确实是怀疑居多，过去我是个防御心很重，内心充满逆反念头的人，看待世事的眼光也多以调侃戏谑为主。

而遇到她之后，我觉得我开始愿意相信一些东西，估计敏感的观众也能从我最近的电影里看到这些变化，包括面对访谈的态度，以前我会下意识地回避，现在，我得承认，我是幸运的，没有权力抱怨。

我深深地感受着一个人的钟爱，这种钟爱使我心平气和，开朗自信。

我有幸遇见了金敏喜。

注：《虚拟电影》实际上并不存在。

萍水相逢的两个女人，在异国，说英语。

因为天然的语言障碍，反而更加毫无防备地袒露真心。

拍照片的克莱尔有她的哲理——“You are now a different person, and I can feel it. ” 这我也相信。

拍过一次照片，看过你一次，一切都不一样了。

她都说 “If that’s how you see things, right or wrong, that’s how you see things, I respect that”。

不要试图去改变别人的心意，因为这没有用。

洪尚秀的电影，把打碎的时间线重新编排；克莱尔的相机，把过去的事情慢慢看一遍。

原来，rearrange & re-imagine，沉淀和思索，这才是改变别人或者改变自己唯一的办法。

在最低落的时候，有一刻与女性友人静静相处的时光，也会觉得松弛安慰。

就算生活中的灾难总是突然而至，我们也还是要找到办法自己为它道别。

真正有用的，不是拍一张勉强的合照，或者尴尬的相对。

而是，剪碎烦恼的布，封上记忆的箱子，轻轻地走开，那就这样吧。

洪尚秀确是深爱、乃至崇拜金敏喜的（那种对美的崇拜）。

小儿科一样地推拉镜头，那是对美的最朴实的慨叹。

（初看还真是觉得奇怪，我们习惯了精致的电影）他的镜头像是在作画，一副看起来有点奇怪的画。

也像是在写诗，一首韩国人机械跟读的法文诗。

还像在作曲，最简单的数字歌。

金敏喜也确实很美。

两道笑眉，面容淡然，没有任何她过不去的事，洒脱。

于佩尔阿姨全程打酱油，行走在错乱的时间轴里，蓝色香奈儿包很好看。

她带着相机，在收集故事，也在改变故事。

一个小时的时长里，最突出的两个部分是：1、女上司同万熙谈话，委婉宣布解雇她的消息。

理由很荒诞：我最看重员工的是率直，这是天生的品质，后天努力不来的，但是你没有。

而不管万熙怎么问，上司都绝口不提具体的事情。

只能委委屈屈地认了，闲坐在咖啡馆和海边。

但看起来若有所思：“我真的不率直吗？

”2、男导演在阳台偶遇穿着暴露画着浓妆的万熙，聊着聊着开始斥责她。

你想成为男人眼中的尤物吗？

想从别的男人那里得到一时廉价的关心？

你十八岁一无所知，什么都想尝试的时候（还能这样），你现在这么大了，还想成为廉价的好奇心的对象吗？

这样对你来说，能留下什么真真正正好的东西吗？

你那么漂亮，你的灵魂那么美丽，你什么也不做就很漂亮了，为什么要如此伤害自己？

不要这样，不论你做什么，你正如你所拥有的那样，堂堂正正地活着，不要去练什么，不要去卖什么。

骂得很重，令人有些莫名其妙。

但到最后，随镜头安静地跟着那个身影，看她倔强地打包着物品，不要任何人帮忙，准备被扫地出门。

却感觉好像明白两个年长的人在说什么了。

什么叫“纯真，但是不率直？

”，为什么化个妆，穿个热裤就这么令他痛心？

解雇的真实原因不言自明，一场酒的作用，年轻漂亮的女下属，旧的爱情和不再漂亮的脸，嫉妒。

但是女上司也并非乱找借口，而是句句肺腑，像她自己追求的那样“率直”。

倘若真的要找借口，何苦如此蹩脚麻烦？

工作上的疏漏，人员编制等等，何苦跟一个员工谈灵魂的事？

这太诡异了，难怪有人说像梦。

她说她，“纯真却不率直”。

男导演也句句直指她利用自己的美。

尽管并非恶意，并非功利，可她是明白的。

对于别人夸奖自己美的言语能优雅应对，受之自然的美人，都不会是不自知的。

其次，她对于佩尔说自己“从前喝酒，现在不再喝酒了”，她明白酒后是出过事的。

再次，男导演一通指责和教训“不要去卖什么”后，她有些委屈还是接受了，说“是”，却反过来质问他“导演就没做过这样的事吗？

”，男人理亏，“我毕竟是男人嘛，可能吧。

”在海边，她对于佩尔说，自己曾是“电影销售人员”，但是：Selling is no fun.We shouldn't sell anything.售卖毫无乐趣，我们不应该售卖任何东西。

导演后来也说，不要去练习，不要去售卖，不要去化妆，不要去改变自己的样子，只为了廉价的关心，好奇和爱。

于佩尔的相机是形而上学的，拍下你以后的你就不再是你。

万熙是有秘密的 ，每一个抽烟望向远方的背影里，她在消化着不率直的一切。

那么生活在生活其中呢，如何能不去改变自己的样子？

如何拒绝廉价的表演和迎合。

正如洪氏的电影本身，粗粝感跟戛纳的阳光海滩竟然绝配，直白的镜头语言冲淡了荒诞故事的戏剧感，明白如话，清淡如水，如爱人的那张美丽的脸。

坚持不尴尬地说着尴尬的话，直到把尴尬变成真诚，把尴尬拍成了美。

不售卖的态度，从中可见。

这是一个非常幽默，率直，可爱的人。

8.3，北京电影节巨幕场。

我承认我偏爱洪尚秀，能在大银幕上看到《克莱尔的相机》也是三生有幸，可看度较低，但文本上的延展性前所未有。

站在制高点自由叙事，将观众置于一个未知因素居多，非包裹性的叙事结构中，用非线性碎片化段落去反构电影，这么做难免不讨喜，但你无法否认影像迷人的细腻。

没错，还是自省式的故事，还是探讨男女关系，新颖地是尝试将无来由的感伤做到了道德化，公认化，并适时地将情感剪碎，使得故事又回到了起点，可视作一次饱含爱意的文化侵袭。

金敏喜可真美，可惜她不是克莱尔，不是本国中“异国者”。

clit2014, jan 2, 晚交了20天，我再也不想上gender studies了我要吐了，写这篇paper不知道经历了多少mental breakdownWomen’s Experience Matters: Redefining Feminist Cinema through Claire’s CameraAs Laura Mulvey points out in “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 traditional narrative cinema largely relies upon the practice of a gendered “gaze”, specifically, male’s unconscious objectification of female as erotic spectacle from which visual pleasure is derived. Her account draws attention to the prevailing feminist-unfriendly phenomena in contemporary cinema, one that resides in the language of patriarchy, privileging man’s experience while making woman the passive object deprived of autonomy. Many feminist filmmakers and theorists including Mulvey herself urge a radical strategy that dismantles patriarchal practice and frees woman from the state of being suppressed by the male-centered cinematic language.To conceptualize a mode of cinema that speakswoman’s language, or authentic feminist cinema, this essay interrogates the validity of Mulvey’s destruction approach in pursuing a feminist aesthetic. By making reference to Hong Sang-soo’s film, Claire’s Camera, I argue that feminist cinema needs to be redefined by neither the immediate rejection of gender hierarchy nor the postmodern notion of fluidity, but by perspectives that transcend the gendered metanarrative of subject vs. object, and that primarily represent and serve woman’s experience on both sides of the Camera. Earlier waves of feminism strived to call attention to, if not, eliminate the unbalanced power relation between men and women in the society, namely the dichotomy between domination and submission, superiority and inferiority, and self and other (Lauretis 115). Feminists such as Mary Wollstonecraft and Simone de Beauvoir radically interrogated women’s rights in the political arena as well as women’s relative position to men in the society at large. However, the approaches of the earlier waves cannot prove themselves sufficient in pursuit of a female autonomy, owing to the fact that they are constantly caught in the power-oriented metalanguage which inherently privileges one over another. While it is argued that the objectification of the “second sex” is oppressive in nature, for example, the assertion already marks the subject-object dynamics between men and women by default. It fails to propose non-power based gender narratives, while obliquely acknowledging that the language spoken in this context is inevitably characterized by phallocentric symbols, ones that prioritize self over other, subject over object, male over female. In thisregard, rather than rendering a perspective that exposes and dismantles patriarchy, the outcome of earlier feminist approaches inclines towards “replicating male ideology” (Mackinnon 59), reifying the omnipresence of the patriarchal language and reproducing the effects of patriarchy.A similar notion applies to defining feminist cinema. In terms of visual representation, feminist idealists encourage women to present their bodily spectacles, inviting interpretations free of erotic objectification. Despite the favorable receptions from the sex-positive side of the discourse, it is indiscernible as to whether these attempts truly free women from the dome of sex-negativism or reinforce the effect of the patriarchal language even more. This polarized debate, I believe,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discourse is held captive by the language of patriarchy too powerful for one to extricate from, and that any rebellious gesture would appear to be an insufficient, passive rejection of the predominant ideology. To illustrate this point, Lauretis notes that Mulvey’s and other avant-garde filmmakers’ conceptualization of women’s cinema often associates with the prefix of “de-” with regards to “the destruction… of the very thing to be represented, …the deaestheticization of the female body, the desexualization of violence, the deoedipalization of narrative, and so forth” (175). The “de-” act does not necessarily configure a new set of attributes for feminist representation, but merely displays a negative reaction to a preexisting entity. It is important to be skeptical of its effectiveness in defining feminist cinema, as it implies certain extent of negotiation instead of spot-on confrontation with the previous value. A destructive feminist cinema can never provide a distinctive set of aesthetic attributes without having to seek to problematize and obscure the reality of a patriarchal cinema. In that regard, it is passive, dependent and depressed. More importantly, the question – how the destruction of visual and narrative pleasure immediately benefits women within the narrative and directly addresses female spectators – remains unanswered. TakingClaire’s Cameraas an example, the film destructs the notion of a gendered visual pleasure by presenting the camera as a reinvented gazing apparatus, one that differs from the gendered gaze, and instead brings novel perception into being. Normally, when characters are being photographed, mainstream filmmakers tend to introduce a viewpoint in alignment with the photographer’s position, enabling spectator’s identification; that is, the shot usually shifts to a first-person perspective so that spectators identify with the photographer gazing at the object who is in front of the camera. Claire’s Camera, however, abandons this first-person perspective while generating new meanings of the gaze. Claire ambiguously explains to So and Yanghye the abstract idea that taking photographs of people changes the photographer’s perception of the photographed object, and that the object is not the same person before their photograph was taken. The spectacle, although objectifiable in nature, is not so passive as being the object constructed upon, but rather constructs new signification upon the subject. The notion of the gaze is therefore re-presented with alternative insights. That being said, as I argued earlier, the destructive approach is not so sufficient an attempt at defining feminist cinema, because the way it functions nevertheless indulges feminist ideology in the role of passivity, deprived of autonomy and always a discourse dependent on and relative to the prepotency of patriarchy. In the conversation scene between So and Manhee, So, who is almost the age of Manhee’s father, criticizes her for wearing revealing shorts and heavy makeup. In a typically phallocentric manner, he insists that she has insulted her beautiful face and soul by self-sexualizing and turning into men’s erotic object.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preceding scenes have no intention to eroticize the female body or sexualize her acts such that the visual pleasure is deliberately unfulfilled and almost completely excluded from the diegesis, So inevitably finds Manhee’s physical features provocative and without a second thought, naturally assumes that her bodily spectacle primarily serves man’s interest. This scene demonstrates that regardless of feminists’ radical destruction of visual pleasure, practitioners of patriarchal beliefs will not be affected at all; if any, the femininity enunciation only intensifies the social effects of patriarchy.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two characters embodies the self-reflexive style of Hong Sang-soo’s filmmaking, in a sense that it fosters debates withi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upon which it is constructed, and constantly counters itself in search of a deeper meaning, contemplating questions such as do we believe in what we practice, whether it is patriarchy or its opposite? And is anti-patriarchy feminism determined enough to prove itself a destructive force against patriarchy rather than a sub-deviant of a predominant ideology? The scene proves the drawback of a destructive strategy, that the way it operates nonetheless subscribes to a patriarchal manner, and that in order to escape the secondary posi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phallocentric subject, more needs to be done other than problematizing the subject.To supplement the insufficiency of destruction, postmodern feminists such as Judith Butler proposes theoretical alternative to approach the discourse. Butler argues that gender is performative and fluid instead of a set of essential attributes. The notion of performativity indeed precludes the social effects of essentialism by introducing the idea of an identity continuum into gender politics, in ways that empower the socially perceived non-normative. On top of that, Butler believes that the categorization of sex “maintain[s] reproductive sexuality as a compulsory order”, and that the category of woman is an exclusive and oppressive “material violence” (17). Acknowledging the harms that essentialist perception of gender and sexuality entails, Butler bluntly negates the very categorization of woman. This radical negation, however, evades the reality that our whole understanding of the human race is based on gender categories, despite the corresponding inequalities generated from the instinctual categorization. In fact, it is when women as a collective community have come to the realization that the female gender is socially suppressed, that they start to strive for equality through the apparatus of feminism. Butler’s rejection of the gender categorization withdraws the sense of collectivism in the feminist community, which i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unity” for the marginalized (Digeser 668). Moreover, it deprives the feminist cinema of the necessity of delineating an authentic female representation, because within the notion of performativity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fixed set of female representations but only distinctive individuals that conform to gender fluidity. Since identifying with a certain form of representation means to live up to a socially perceived norm from which one deviates, a performative cinema does not encourage spectator’s identification. The failed identification will not only drastically shift the spectator’s self-understanding but also cause more identity crises. Therefore, performativity is too ideal a theoretical concept to have actual real-life applications. Whether it is her body or her social function, woman has become the commodity of patriarchy. As Lauretis puts it, “she is the economic machine that reproduces the human species, and she is the Mother, an equivalent more universal than money, the most abstract measure ever invented by patriarchal ideology” (158). Woman’s experience has been portrayed in the cinematic realm nothing more than being the (m)other and the provocative body. Historical debates have proved that articulating the problematic tendencies within gender differences only results in skepticism rather than new solutions. Thus, in order to negotiate a feminist cinema, filmmakers need to abandon the patriarchal meta-language completely, and reconstruct new texts that represent and treasure woman’s experience more than just being the other, that “[address] its spectator as a woman, regardless of the gender of the viewers” (Lauretis 161). Similarly, what needs to be done in feminist cinema is more than just interrogating the gender difference between woman and man, but interpreting such difference in unconventional ways that liberate women from being compared to men and invite them to possibilities of having narratives dedicated to themselves. One of the ways, Lauretis suggests, is to regard woman as the site of differences (168). This signifies that the cinema needs to stop generalizing woman’s role based on her universal functions; rather, it needs to articulate her unique features, what makes her herself but not other women, from the way she looks to the trivial details of her daily life. In Claire’s Camera, the function of the camera conveniently transcends the diegetic space. In the narrative, it demarcatesthe “site of differences”, that is, how someone changes right after their photograph is taken, as well as how Manhee is presented differently each of the three times being photographed. The camera also magnifies her experience as a woman for spectator’s identification, mundane as it could be. In the last scene, the camera smoothly tracks Manhee organizing her belongings, packing box after box, casually talking to a colleague passing by, and so forth. Long takes like this fulfill what Lauretis would call “the ‘pre-aesthetic’ [that] isaestheticrather than aestheticized” in feminist cinema (159). Without commodifying or fetishizing woman and her acts, the film authentically represents a woman’s vision, her perception, her routines, and all the insignificant daily events which female spectators can immediately relate to. When a film no longer solely portrays woman as the “economic machine” that labors, entices men, and commits to social roles, it has confidently overwritten the patriarchal narrative with a female language. It fully addresses its spectator as a woman, appreciating and celebrating the female sex, not for what she does as a woman but for what she experiences. In conclusion, the essay first challenges the destructive approach in feminist cinema regarding its sufficiency in pursuit of woman’s autonomy and its indestructible destiny to fall back into patriarchy. The essay then argues that the rejection of gender categorization in performativity theory frustrates the mission of defining a female representation. Hong Sang-soo’s self-reflexive film, Claire’s Camera, offers an apparatus to delve into the drawbacks of destructive feminist cinema and simultaneously renders a new feminist code, abandoning the patriarchal metanarrative and constructing a new narrative that truly prioritizes woman’s experience.Works CitedButler, Judith. “Contingent Foundations: Feminist and the Questions of ‘Postmodernism.’”Feminists Theorize the Political, edited by Judith Butler and Joan W. Scott, Routledge, 1992, pp. 3–21.Digeser, Peter. “Performativity Trouble: Postmodern Feminism and Essential Subject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47, no. 3, 1994, pp. 655-673.Lauretis, Teresa de. “Aesthetic and Feminist Theory: Rethinking Women's Cinema.”New German Critique, no. 34, 1985, pp. 154–175.Lauretis, Teresa de. “Eccentric Subjects: Feminist Theory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Feminist Studies, vol. 16, no. 1, 1990, pp. 115–150.Mackinnon, Catherine A. “Desire and Power.”Feminism Unmodified: Discourses on Life and Law,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46–62.Mulvey, Laura. “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The Norton Anthology and Theory and Criticism, edited by Vincent B Leitch, W. W. Norton, 2001, pp. 2181–2192.

6.5洪老师的每一次剧本都是一种试验 对别人也是对自己 我不用去揣度他的用意很可能他自己也并非十分确定 于是 平常的几件小事情在时间的平行空间里窜梭甚至可以无目的 结尾可能看作未来她又回去工作了虽然我觉得可能性不大也可能就丢一个早就想好的开头到拉里罢了……洪老师对于一个场景的处理是一镜到底 省了无谓烦杂的剪辑但事先需要做好充足的安排 还要演员不能NG情绪始终连贯像演话剧一样的要求 就是里面那些感觉无理由的推拉常让我感觉不适虽然次数还克制（其实也不是没理由 一般处理都会蒙太奇割开好像把姑娘丑的那面遮去不见 这儿就是啥都给你看 whatever）两个非英语国家的人用英语交流用词自然尽量简单 口音也各有特色若不是有剧本我还真不信她们一路会无阻 还有情绪上的表达也有问题 至少于老师的“oh yes”就瞬间让我尴尬…… 所以她们的交流更多是在剧本上的也就是说流于表面的 亚洲人和欧洲人对“礼貌”的身体力行上截然不同 前者有虚伪之嫌后者坦荡（我有时候非常讨厌这种“虚伪”却又常不知为何 现在好像明白一点也）

还是典型洪尚秀，依然生活化，但更加随性。

洪尚秀电影的观感总是看似乏味又尴尬，不带有直观上的目的性。

结尾也不常带有主观的升华， 好像是出门走进咖啡店里就能看见的场景 。

克莱尔说“拍下照片的一瞬间，你就不再是刚才的你了” 让我想起梁文道在《我执》里的一段描述：“这一刻的自己和上一刻的自己必然是不同的，现在正在写字的自己要比前一分钟的自己多写了一个句子，所以这前后，有两个人的存在。

为了让我们必须实现昨天的承诺，偿还过去负下的罪债，而不是以“当日的我和现在的我不是同一个人”来推搪回避。

” 克莱尔这番哲学意味的话对万熙和导演都说了，是刻意还是巧合？

她手中的相机亦或是观众的眼睛，捕捉到这个故事， 完整的呈出，等待着评判。

动机、道德、底线，这些因素都来不及思考之时，最先浮现的还是人性，可她究竟是万熙还是金敏喜好像都变得不再重要，她就像水，透明纯真，实则却又虚无，只隐约存在于映射水波的光线中。

洪的电影记录着大多是发生中的，正被遗忘的，或想要掩盖的。

大众道德里的批判性，讽刺的对话设计，推拉镜头中放大的真实性情，让人无法抽离自我。

小餐馆的烧酒与寿司，海边的踱步，窗边吐出的烟圈。

全都裹满情绪的外衣在言语中流淌。

那落下的每一滴，都是孤独的宣泄，欲望的本性。

某刻，你也许会真实的为过去感到羞耻，但那只是上一刻的你我，没有必要去掩盖的过去。

爱看洪尚秀的人，我想大概是生活中多愁善感，善于品尝人生细微滋味的人。

电影里尴尬美学流露的温情，观看时甚至产生倦意，过后也许会淡忘，或是逐渐消失殆尽，但那一刻还是会泪流满面。

在电影中捡拾记忆碎片，在湖面下寻着目的。

试图发现或选择坦诚这些奥秘，通过电影放出那些隐藏的自己，虚幻的自己，对立的自己。

又或许可以去尝试游走在其中，享受着虚无，放弃故事性的辩证，抛弃对立面的存在，不要再寻找所谓的好和坏。

面对湖泊时，享受着波光粼粼或是索性闭上双眼，仅仅靠声响去探寻丢入的石子，然后幻想着涟漪的模样。

生活化的洪尚秀电影 我想应该是梦境里出现的最接近生活的湖泊了。

克莱尔的相机 (2017)6.72017 / 韩国 法国 / 剧情 / 洪常秀 / 伊莎贝尔·于佩尔 金敏喜当你凝望深渊，深渊也在凝望你整部电影是以倒叙和意识流的形式呈现给观众，没有过分严谨的剧情安排，甚至连台词都好像是随性的尬聊，自然中又透露着不自然。

令我印象深刻的片段，是金敏喜在咖啡厅桌前独自重复和上级的对话，她仿佛在寻找答案，通过这种方式来给自己一个答案，她难以接受自己被无端揣测，不理解上司没来由的恶意。

她真的很美，也很纯粹，这让我不由自主的联系到了东野圭吾的《恶意》。

就算是面对并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伤害自己的人，也没来由的滋生的恶意，那么坦诚的，像一把黑暗中尖锐且反射着人性的刀，明晃晃的刺入对方的心脏。

而它真实的让对方无法怀疑，甚至无从得知这股强烈恶意的源头。

毫无根据，毫无逻辑。

却让人不寒而栗。

而所有的一切，可能只是一个微表情，一句日常的交流，像是被戳开小洞的纸巾，一点点，被戳成了一个大口。

最终，成为了武器。

名为“恶意”的武器。

金敏喜在剧中是一个肆意展现自我美好的女人，她有权利化浓妆，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衣服不管它是否暴露，这些都只是在生活中给自己安排的小仪式感。

但是透过社会的视角，她变成为了吸引别人对她热情取悦才故意将自己变成这样。

又或是在上司眼里具有两面社交属性的交际花，勾引自己丈夫，邪恶且虚伪的小三。

试想生活中又何尝没有这些想尽办法去证明你做的不对的人呢？

内心微小的恶意，当你凝望深渊，深渊也在凝视着你。

很多人喜欢洪尚秀，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这第一个镜头就来了个变焦，实在是让人分分钟出戏，这别出心裁的癖好还会让人感到一点眩晕。

再说这个金敏喜，在洪尚秀的电影里，这个女人永远是哭哭啼啼的，睡眼惺忪的，忧愁的，弱不禁风的样子，柔弱地让人不知道她受了多大的委屈。

要不是喜欢于佩尔阿姨，要不是想借着电影吹一吹戛纳的海风，这片子真的是够乏闷无聊的。

同样是以戛纳为背景的创作，科波拉那部《你好安妮》实在是比这个无病呻吟的片好太多。

大概这是导演到了戛纳灵感闪现，想练练手，才有了这样一部即兴的创作。

于佩尔的演技全程都在线，活脱脱一个少女，毕竟自家的地盘，但是这剧情有点故弄玄虚。

倒是中餐馆这段对白很有哲理，拍照也是即兴创作，一种随性的生活方式。

改变事物唯一的方式，就是仔细地观察它。

2016年在戛纳电影节期间，洪常秀见到些外国同行好友，其中有法国女导演克莱尔·德尼，她手里总拿着个类似宝丽来的一次成相相机。

他在下榻宾馆楼梯侧还看到一幅巨大壁画，热爱油画的洪驻足欣赏。

画面上站着两男一女，男的牵着其中一女子的手下楼梯，后面还跟随着一女子。

两位女子脚下还有条宠物狗。

楼梯下方是供人休憩的轻纱帐，里面一女子，看着楼梯上这三人。

洪常秀思考着这三人关系。

他在经常光顾的咖啡馆还见到条巨大的狗。

他对戛纳电影节举办场所周围几条街道及海滩，很熟悉。

这些元素，在他脑中迅速幻化出一些电影画面。

他问同来戛纳的韩国男明星郑镇荣想不想参演他就在戛纳即兴创作的一部小品电影，说于佩尔会参演。

哦，自然还有金敏喜。

他这次本来就为推广他与金敏喜首部合作影片《这时对，那时错》而来。

郑镇荣当然很乐意。

与洪常秀四年前在韩国合作过一次的于佩尔听说洪想就在戛纳期间，用几天时间即兴拍部小品，他眉飞色舞，充满自信，她当即也来了兴趣。

玩，一起玩。

不就几天时间嘛。

这可是韩国大才子。

是与我合作过的所有导演不一样的导演，最擅长玩即兴创作。

于佩尔想。

于是就这样玩耍起来了。

9天，在电影节场所附近几条街巷兜兜转转，拍了几场即兴创作的戏。

一年后，洪常秀拿着这部即兴小品及他刚拍完的另一部大作《之后》，回到戛纳。

开创戛纳有史以来一个导演携两部作品同时在电影节亮相的先河。

他们对这位东亚导演本就充满好奇和赞叹。

高产母猪啊。

他也许是全世界唯一一位把法国新浪潮精神继承并发扬光大的当今仍活跃于艺术电影创作一线的导演。

他，值得被看见。

何况，我们的于佩尔又一次跟他玩在了一起。

这里面“梗”太多了。

洪导真会玩儿。

首先，电影名《克莱尔的相机》，此名非虚，洪从在戛纳享有盛名的另一位女神克莱尔·德尼手里借来的相机。

其次，新浪潮时期灵魂人物之一、法国名导侯麦有过一部电影名为《克莱尔的膝盖》。

这妥妥是一部远东电影导演致敬法国本土之作。

许多偶然性叠加在一起。

洪导本也常被看作侯麦偷师学徒。

洪的电影不仅善于玩弄偶然性，他更是将现实中种种偶然，编织进他电影成为关键元素。

这部仅68分钟电影，虽是即兴之作，却有着精巧时间与空间结构，又展示了洪一惯所长的电影圈男女情事和尴尬美学。

这么富有实验性影片，怎能不亮相呢。

而洪导，他像个孙猴子，拔几根毫毛就幻化出新生命。

一部接一部电影就是他毫毛幻化出的新生命。

好了，以上一段，部分属实，部分属我脑补。

比如壁画与咖啡馆的狗的启发，对郑镇荣（这是他首次出现在洪的片中，演一位洪的观众惯于熟悉的中年导演）的邀请，戛纳官方的态度。

我觉得我脑补内容极可能与实情高度吻合。

片中于佩尔演的克莱尔和金敏喜在走上一间韩国公寓楼梯时，看到那幅壁画，还点评了一番（为了让壁画成为视觉重点，金敏喜还特意提出电梯有问题，建议走楼梯）。

画中两个女人与一个男人，被洪常秀演绎成一段三角关系。

坐在轻纱帐里休息的女子，在一旁看着三人，像一个观察者，转化为拿着相机的克莱尔，观察由洪虚构出来的，在法国戛纳上演的远东电影团体内微妙三人关系。

善玩结构的洪常秀并不是让她直面三人，那太直白，没悬念。

而是让她成为纽带和催化剂式的角色。

她以拿着相机拍照的法国游客身份，先遇到一人，再遇到另一人，然后遇见第三人。

借助陌生人手中一次成相相机生成的照片，最终三人窥见了自己人的彼此秘密。

这是不是太巧妙了。

相机成为一个关键道具。

而拿着相机的克莱尔，也相当于是执掌电影镜头的洪常秀。

在本片中，克莱尔有股神秘气质。

她热情接近陌生的人，与他们攀谈，对他们充满好奇，为他们拍下照片。

并且说，拍下照片后，被拍的人就变成不同的人了。

这仿佛在说，看了洪常秀的电影后，观众就变得不一样了。

围绕影像，她说出一通神秘玄奥的哲学话语，这使得与她搭讪的韩国男导演一愣一愣的，不太理解她。

她在他面前，像个看不透的女巫。

但她与金敏喜在一起时，气场天然契合，她说什么，金敏喜似乎都能理解。

二人从陌生，建立起莫明奇妙的互相好感，自然而迅速地形同闺蜜一般。

洪常秀以这种方式肯定了自己所爱的人。

金敏喜是洪常秀电影中精灵式的人物。

与巫师彼此能天然沟通。

她还能赢得巫师的信任。

克莱尔后来对金敏喜讲起自己生活，讲刚刚去世的丈夫，是个书店老板，会弹钢琴，他与她彼此相爱，失去他后她感到生活的艰难，努力振作起来。

看到这里让我想到什么了呢？

一是对真爱的颂扬（洪近期影片才有的基调），二是，一年前洪推出的前作《独自在夜晚的海边》第一段里一个场景，金敏喜扮演因陷入不伦恋情风波而跑到德国汉堡躲避的女主角，逛一个书店，书店老板即患癌症命不久矣，还会弹钢琴。

我相信那个角色及场合是洪在汉堡拍片期间将真实人物及场合融入电影段落的见证。

而《克莱尔的相机》里，我仿佛看到那个书店老板的背影。

他已经去世。

而洪在新片里为他编织了“后传”，深爱他的妻子讲述对他的爱与思念。

这是洪常秀将真实生活素材灵活转化为电影元素的典型例证。

按顺序观赏洪的影片，会不断感知到这些影片与现实、影片与影片之间的互文。

这也是乐趣之一。

综上所述，这是洪常秀的一篇限时限空间创意小作文。

洪常秀捕捉了生活中几个元素，将它们巧妙编织在一起，融入自己擅长之事，玩得漂亮。

片子据说只拍了9天。

片长68分钟。

2017年在戛纳放映。

这是洪常秀第20部长片。

我们看到他如前作《自由之丘》那样被打乱的时间结构，而洪常秀1996年处女作《猪堕井的那一天》的环形空间/叙事结构又回来了。

只是在这里要轻盈、随意得多。

结构的巧妙安排，叙事的模糊性，让观众有些莫衷一是，留下不少需要猜测的谜团，为片子增加不少余味。

有人说整个片子是男导演的一个梦（有一个镜头是他在沙发上昏睡过去），有人说结尾显示前面被炒掉的金敏喜又回来上班了，但也有人说她是收拾物品准备离职。

总之模糊性叙事令人看不清故事结尾。

片子的故事很简单，一个韩国电影团队在参加戛纳电影节期间，金敏喜扮演的年轻电影销售人员因酒后与导演发生了性关系，被女制片人嫉恨。

她找了个理由把金敏喜炒掉了。

炒掉的理由说得很含糊，说“欣赏她的率直”（所以录用她），但又觉得她不够“率直”（所以炒掉她），工作了5年的她还被要求即刻离开戛纳飞回韩国。

但她没有立刻离去。

她在等着买到打折机票。

在此之前，她去戛纳附近游逛。

在海滩上碰到拿着一次成相相机来旅游的克莱尔，夸她很美，提出给她拍照片。

她手里拿着一叠之前拍出的照片。

她们迅速走得近，金敏喜带她去吃韩国菜。

她们成为朋友，一起逛街，聊天。

她们一起经过一个酒吧时克莱尔记起自己的大衣忘在酒吧里，她去取了一趟，金敏喜在外面等她。

酒吧里，导演和制片人仍坐在那里聊天。

他们就炒掉金敏喜的事发生一些争论。

制片人看出导演喜欢年轻漂亮的金敏喜，变老的自己失去竞争优势。

导演也就此提出把私人关系理顺一下，他希望他俩之间更加专注于事业合作，说那样会更利于事业长久。

这是分手的提议。

当女制片人生气地说那她中止对他电影投资时，他态度又立马发生转变，柔和下来，握着她的手夸她漂亮，她脸上又浮现出笑容。

克莱尔来拿走她的大衣。

是因为此前她在一家酒吧门前遇到过导演。

彼此搭讪，一起逛书店，她还教他用法语念一首小诗，他带着她和女制片人一起吃饭。

三人一起时她谈起她的拍照，给他们翻看自己拍的照片。

导演和女制片人惊诧地看到她给金敏喜拍了一张照片（这里有点时空混乱的小诡计，克莱尔究竟是先碰到金敏喜的，还是先碰到导演的？

这引起不少争论）。

从而得知金敏喜并未离开戛纳。

正是这次“发现”导致导演和制片人私聊时讨论被炒的金敏喜，引发二人间关系裂痕。

克莱尔的照片在这里起到催化剂作用。

正应了克莱尔的话，“当我给你拍照后，你就发生改变了”。

克莱尔与金敏喜一起时也给她看自己拍的照片。

金敏喜从照片中看到了导演。

金敏喜询问克莱尔与导演在一起时的细节。

聊天之际，她忽然获得启发，明白自己被炒的真实缘由。

她也因照片而改变。

在双方都因克莱尔的照片发生改变后，女制片人又找到金敏喜，约她谈一次。

她们谈的内容是什么，电影没有展示。

她们夜晚中一起走向谈话地点是电影倒数第二个镜头，最后一个镜头，是穿着职业套装的金敏喜在打包物品。

她回到本片第一个镜头中的办公桌前，画面定格在她身上。

完成一个空间的循环。

观众不明白这是收拾自己物品回国，还是回到工作岗位在干活。

观众甚至不知道这个画面在时间中的位置，是在女制片与她谈话之前，还是之后。

一切如雾里看花。

电影结束于此，留下一堆巧遇，尬聊，友谊，妒忌，空气，街道，海的意象，俨然正是生活本身。

这当中还有个片段展示男导演在酒会上遇到穿着暴露且化了妆的金敏喜，训斥她在意图引起廉价关注，“贱卖”自己。

东方男权口吻的批评。

受伤的金敏喜请导演离开，一人凭栏悲伤，克莱尔拿着相机偷拍她被她转头看到，她心情沮丧地阻止克莱尔拍摄，克莱尔说着抱歉离去。

这是穿插/悬置于几段关联性影像中的孤立的一段，分不清前因后果，只能推断，它处于影片最早时段，在导演与她上床后，制片人还没找她谈话辞退她前。

此时她就遇见克莱尔，伤心之际阻止克莱尔拍照，此时二人尚未发生连接。

后在海滩上换了装束的她再次遇到克莱尔，再次吸引她目光，提出给她拍照，此时才是二人连接的开始。

二人再次相遇时，显然都没意识到此前彼此见过。

这是生活奇妙之处。

孤悬的画面除这一个外，还有导演躺在沙发上，窗外一列火车正疾驰而过的画面，导演显然正陷在情绪困扰里，我推断，那是导演得知制片人把他喜欢上的金敏喜炒掉后，感觉到郁闷失落的时刻。

电影文本的开放性提供了诸多理解的可能。

洪常秀在看似随意的这部作品中，藏满机锋，像一个看似简单却复杂的棋局。

那条咖啡馆前的大狗，成为一个地理标识性的存在。

在影片中出现过三次，头一次，是女制片与金敏喜谈话（提出让她走人）时，那条狗就坐在金敏喜身后，她还起身摸了摸狗，化解得知被炒后的尴尬情绪，第二次是导演与克莱尔搭讪认识后一起逛，他们从狗的身旁走过，意味着他们路过了那个咖啡馆，第三次，是克莱尔和金敏喜一起，金敏喜带她去女制片人炒掉她的那个咖啡馆。

她对克莱尔说，这个咖啡馆外原本有条狗。

克莱尔说，应该是咖啡馆主人的狗。

她走进咖啡馆询问（她可真是个好奇宝宝啊，应该与洪常秀有得一拼），金敏喜则坐在她白天被炒掉的座椅上品尝失落情绪。

随后克莱尔走出来，咖啡馆老板把狗也牵了出来，克莱尔对着大狗拍照。

然后克莱尔坐到金敏喜对面，友谊氛围冲淡了刚才的忧愁。

从空间上，借助狗，电影完成了一个运动的循环。

24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