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洛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变形记》开篇终其一生，弗朗兹·卡夫卡任性放纵自我意识，让灵魂流淌于布拉格的街巷之间。

若干年后，他笔下致力于拆解、颠覆的迥异世界，变成了东方一个抽离精准坐标与线性时间的另类寓言。

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某处草原，普通牧羊人塔洛塑造了一个同时容纳鲲鹏与蝉鸠的魔方。

魔方随意转动而不散开，潜行的规则是同色模块的整齐复原，然而混乱与错位，才是这个真实机械世界中最充满趣味的变数与奥秘。

在导演万玛才旦的镜头里，电影《塔洛》的魔方世界只有黑白两种颜色，世间最简单之色，涌动着最难辨析的运行逻辑。

黑白是平行的二元，也是边界的模糊，延伸着空间深处的意义，也消解时间的无始无尽。

黑白是对立的分明，也是阴阳的流转，是善恶、聪愚、明暗、纯杂、忠叛……的镜像互照。

牧羊人塔洛固守在魔方的一角，是自己精神王国的“独裁者”，他离群索居，从未打算进入那个复杂精巧但难以理解的结构性世界，也因此几乎无需向任何力量妥协。

但是某一天，转动的秩序规则终于发现并找到了他，这是一次毫无焦点的碰撞，塔洛不得不去证明自己作为塔洛的存在，而他所有能应对这一荒诞命题的经验，仅仅是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所作的演讲——《为人民服务》中关于死亡性质的判定。

塔洛一字不漏地背诵着这篇1944年的文章，并借此获得进入了魔方世界的全部力量。

就像无意中闯进幻境的爱丽丝，或者初入迷宫的玻利瓦尔，塔洛表现得手足无措，又正是这种天真纯粹的局促不安，让塔洛无意识地尽力嘲讽和解构着模块结构所展现的一切，从这里开始，记忆、习俗、爱情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政治——这些加西亚·马尔克斯寓于魔幻的现实语境，一一复现于因塔洛而转动的魔方世界。

作为观众将以此获得另一层的游移、揣度、怀疑以及不安：黑白的影像显露着意义，却又遮蔽了表象，并且二者最终混沌之际分裂出多维的场域。

塔洛的魔方，是将近三十年中国社会结构变动过程经由时间压缩后进行的流态呈现，这里每一个看似稳定的语境截面：二代身份证，照相馆里的固定背景、姑娘的爱情与背叛，小镇的周期性日常、草原上的羊群……都隐含着无穷可能的变幻组合，这种“变动扭曲”的时空，有着“超越现实”的无比真实，是黑白色的毕加索与达利，冲击着观者无尽的想象，比蒂姆波顿的世界更加瑰丽。

如同影片里反复出现的镜像呈现，无限空间的延伸感，亦虚幻了时间的无尽性。

“一切的现实，实际上都比我们想象的神奇得多……现实是如此匪夷所思，生活在其中的我们，无论诗人或乞丐，战士或歹徒，都无需太多想象力，最大的挑战是无法用常规之法使人相信我们真实的生活。

”（加西亚·马尔克斯）没有起始，亦无最终，许多人或许习惯性将塔洛看作又一个虚构的悲剧性生命，随之从中获取个体对于时代的无力，然而无法否认的过程中的塔洛，在魔方世界充满未知转动中，获取了异常丰富的存在性体验：新奇、迷惘、挣扎、抉择、幸福、悲哀、拥有、失去……人世间的百般滋味，他在极短的时间逐一品尝，这究竟是不幸还是万幸？

走出了自我王国的塔洛，如果说还有什么让人意犹未尽的话，那么必然是开放式的结尾？

or起始？

留给观众一个依然黑白叠合但可以选择的人像：是警务室失神木讷的游魂？

还是荒原中迎风饮酒的牧人？

现在，你可以继续用思维转动塔洛魔方，掌握一次他人命运投射到自我生命的机会：塔洛（我）是会哀痛沮丧地呐喊：“我什么时候能走出这个迷宫呢”，又或者，塔洛（我）会憨厚潇洒一笑：“生命中经历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怀想此事时，能记起些什么，又会如何看待。

”两句话，皆来自加西亚·马尔克斯。

正如马尔克斯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神奇或魔幻只是每日可见的事实，万玛才旦用《塔洛》这部看似虚构的新片，持续着自己一如既往的现实主义本土关怀，在捕捉生命原初状态的同时，他用黑白之色打破着现实与幻象的界限，阿巴斯式的影像语言之间，我们能参悟到那种经典的人性之问：我是谁？

我来自哪里？

要去往何方？

”塔洛用看似平和的犀利眼神，代替我们观察这个世界，导演在简洁的黑白镜语里，创造出一个克制而不断流动的影像文本：不紧不慢，从容冷静，削去波峰，抚平低谷……富含韵味的细节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无所畏惧。

沉浸在个人与社会、历史、道德关系纠缠的观众，将在一个统一的普遍性的哲学命题找到共鸣。

没有答案，但是我们如同塔洛，在转动不息的魔方中寻找不确定的未来。

“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孤独的症结所在。

”（加西亚·马尔克斯）不朽的孤独。

——仅以此纪念万导

我叫小辫子，是个牧羊人。

虽然我的真名是塔洛，但几乎没人这么叫我。

我习惯戴着宽大的帽子遮盖头发，习惯带一只小羊放在包里，习惯一个人，习惯没有身份证，习惯没有人知道我的每时每刻。

所以在遇到理发店女孩时，我一度觉得她是个骗子。

然而她的靠近还是让我产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感情，她说要去拉萨，去广州，去上海，去香港，我说，那我们去美国纽约吧。

和她分别之后，日子开始变得漫长，就连呼吸也寸步难行。

曾经习惯的一个人的日子此刻变得如此艰难。

“我见过天地，也算见过众生，但从没见过自己。

”从前，活着的意义就是生存。

现在，这意义我却不再找得到。

群山、羊、稻草人还有“人必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不是我的群山、羊和稻草人。

我所拥有的只是一根辫子，一顶帽子，和一只羊。

羊群的叫声渐渐淡去，震耳欲聋的嘶喊不再有意义，坐在这里的一刻，我告诉自己，试试吧。

虽然她是个骗子，虽然她唱歌难听的要死，但是她是唯一一个靠近我的人了。

可能不会有这么糟糕，试试总不会怎么样。

我把羊卖了，拿着十几沓钱去找理发店女孩。

我看到她眼里的狂喜和贪婪，却没看到我自己。

帽子拿下来，辫子剪了，身份证也办好了。

我终于不再是游离在外的边缘，可我也从未感到如此得轻。

-“每个人都很重要，你是个牧羊人，你也很重要，如果你现在死了，你也是重于泰山。

”-“恐怕现在我死了就轻于鸿毛了。

”-“那个警察问我有没有身份证，我说没有，他以为我是个小偷，看着不太像个好人。

”-“你现在像个好人了。

”

万玛才旦是个对称狂魔。

影片开始时被拘束在框中的塔洛呼应结尾时被排除在框外的塔洛，“为人民服务”这几个字从一开始的正写变成镜像排列，“公安”二字从模糊变为清晰，都在暗示代表藏人青年的塔洛从未摆脱游离的境遇。

他永远不会懂好人与坏人为什么用身份证来辨认，生命的轻重又为何被头发左右。

辫子失去了会再长回来，那关于这个世界呢？

如果我从未拥有这个世界，那这个世界什么时候能拥有我？

大地苍凉，不管我走了多远，总也走不出充斥羊腥味的草原，走不出空无一人的荒地，走不出没有人等我的理发店，也走不出我的心。

踌躇天地间，忽复无所意。

也许总也找不到自己，但也只能止步于此了。

当地时间9月4日下午，中国藏族导演万玛才旦新片《塔洛》在威尼斯电影节召开官方新闻发布会。

该片是首部由藏族导演执导的藏语黑白电影，讲述孤独的牧羊人“小辫子”进城办身份证，并邂逅一名理发店女孩，与之产生恋情的故事。

这是万玛才旦的第五部藏语电影，入围了本届威尼斯电影节两个官方单元之一的地平线单元。

依旧是悠长的固定长镜头，依旧是藏族地区的独特风貌，《塔洛》再次彰显了万玛才旦独树一帜的个人风格。

在发布会上，导演万玛才旦携藏族女主角Yangshik Tso（杨秀措）出席，而影片男主角、在藏族地区非常有名的喜剧演员Shidé Nyima（西德尼玛）则因护照过期遗憾无法来到现场。

现场有记者听说女主角原本是一名歌手，便询问她是否能现场演唱，Yangshik Tso欣然应允，完整清唱了一首藏语民谣，引起台下掌声一片。

以发布会形式在水城亮嗓，尚属罕见。

万玛才旦为藏族作家、导演，第一部剧情长片《静静的嘛呢石》便获第24届加拿大温哥华国际电影节“龙虎”特别提名奖、第10届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新潮流”特别奖、第2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奖、第9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最佳导演奖，其后的《寻找智美更登》《五彩神箭》均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发布会结束后，小浪第一时间对话导演，了解到《塔洛》在西藏地区拍摄的种种幕后艰辛。

据悉，男主角Shidé Nyima在藏区的地位堪比赵本山[微博]在东北，为了这部他首次担纲男主角的电影，不惜剪掉了留了17年的、其个人的形象符号“小辫子”，只剩一个亮锃锃的光头，在当地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热议话题。

======================================================　　新浪娱乐：我们知道，在您做导演之前就已经是一位获奖作家了。

这次的《塔洛》是改编自您自己的作品？

　　万玛才旦：对，改编自我的同名小说，是我两三年前写的，收录在去年出版的一本小说集里，讲一个牧羊人办理身份证的过程。

塔洛是一个很简单的人物，跟外界没什么联系，记忆力很好，却记不住自己是从哪来的，是个孤儿。

他每天的生活就是放牧，在大山上一个人对着羊群唱情歌。

　　新浪娱乐：是虚构故事还是有原型？

　　万玛才旦：完全虚构的，但是故事的发生地跟我的家乡比较接近，所以也是回我家乡的山上拍的。

　　新浪娱乐：短篇小说篇幅很小，为电影增加了哪些情节？

　　万玛才旦：主要增加的是一些对他在山上牧羊的状态刻画，关于他的情绪，关于他的转变。

　　新浪娱乐：牧羊人办身份证，这个设置听上去就比较有趣。

所以是想表现一下城乡冲突吗？

　　万玛才旦：会有一部分吧，主要是遇上一个理发店女孩，两个人会有一些对比，这个孤独的人遇到了爱情，他内心会发生一些变化。

　　新浪娱乐：您以前说过动物也是很重要的演员，这次主角只有两个人的情况下，“羊演员”倒是有很多。

众所周知拍动物比较困难，您拍摄过程中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万玛才旦：塔洛一开始就带着一只小羊羔去照相馆，羊不算难拍。

电影拍完的时候，我们把那只小羊羔放生了。

　　男主角在西藏地位相当于赵本山，为电影剪掉留了17年的小辫子　　新浪娱乐：听说男主角在藏区特别有名？

　　万玛才旦：对，其他地方的人可能不知道，但是在我们那儿就相当于东北的赵本山，家喻户晓，演过很多小品、相声、电视剧。

所以我们在县城拍摄的时候，总有很多人围着他。

这次他的电影里跟以前形象反差特别大，因为以前大家一看他就想笑，所以这次演这部电影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挑战，看不出是喜剧演员了。

　　新浪娱乐：女主角也是藏族歌手，这么说来其实也是明星阵容了。

　　万玛才旦：对，她也是专业演员、歌手，演过一些电影和电视剧。

她为这部电影其实牺牲了很多，首先因为设定的是理发店女孩，跟其他藏族女孩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她是短发，比较新潮，所以演员也把长头发剪掉了。

这个角色跟她实际年龄也有一些差距，她为这部戏增肥了十多斤。

　　新浪娱乐：一般独立导演拍自己家乡都喜欢找非职业演员，您为什么起用职业演员甚至是明星？

　　万玛才旦：我拍第一部戏时也是非职业演员，但是这次对角色表演要求比较高，我在写剧本的时候就想好了找他。

塔洛的身份象征是小辫子，他外号也是“小辫子”，而这个演员也以一条留了17年的小辫子闻名。

最后，他为了这部电影把辫子剪掉了，在藏区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新浪娱乐：片中场景都比较干净，派出所啊，理发馆啊，照相馆啊，还有塔洛在山上的家。

　　万玛才旦：这些景都是我们美术组搭的，这样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和金钱成本，25天就拍完了。

因为如果要找景，转场会耗费很多时间，而固定在一个地方搭景，可以很高效地拍完。

　　新浪娱乐：后面的戏是在山上拍的，能看出风沙特别大，拍摄时挺不容易的吧。

　　万玛才旦：对，山上的戏我们计划拍三天，结果拍了七天。

灯光组上不去，就只能用自然光，风也太大，每次只能拍半天。

我们精简了摄制组，带着帐篷上去，吃住都很不方便。

　　新浪娱乐：您之前入围过釜山电影节和上海电影节等等，这次进一步入围了世界三大电影节之一的威尼斯，这会对电影发行有一定帮助吗？

　　万玛才旦：肯定会有吧，但由于是藏语电影，总体市场还是会比较有限。

　　新浪娱乐：作为独立导演，参加电影节会对今后找投资带来便利吗？

您个人有筹资困难吗？

　　万玛才旦：会改善一些，但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我个人还好，一直都能找到投资人。

　　新浪娱乐：国家现在对少数民族题材影片有很多鼓励政策，也经常举办一些影展。

那过审会比较容易吗？

　　万玛才旦：反而会更难，因为审查程序更多，除了正常的审查步骤以外，还要经过跟少数民族有关的若干部门的审查。

　　新浪娱乐：同样是藏族导演的松太加新片也入围了国际电影节，藏族地区目前电影创作情况如何？

　　万玛才旦：现在很多藏族学生也开始学电影了，拍了不少短片。

但总体而言，藏族地区的电影才刚刚起步，当地也没什么电影市场。

　　新浪娱乐：您汉语非常好，为何不用汉语拍？

哪怕也是藏区题材，起码受众可能会多一点。

　　万玛才旦：我认为拍摄一个地区，语言还是很重要的。

当然今后如果有其他适合我拍的题材、其他语种的电影，我也会考虑的。

　　新浪娱乐：新片有什么计划了？

　　万玛才旦：我下一部电影片名叫《永恒的一天》，是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的故事，讲一个大的家乡概念，年底开始筹备，今年我还会做一部电影的监制，导演是《塔洛》的制片人。

藏地，一个充满宗教色彩，代表着异域与他乡，孕育着魔幻现实的沃土，一直吸引着一代代电影人去涉猎、去征服，从田壮壮到冯小宁，再到陆川，中国电影史上记载着他们的探索与努力。

无论是记录宗教美学的《盗马贼》（1986），文明冲突的《红河谷》（1996），悲情保卫的《可可西里》（2004），还是会呼吸的《德拉姆》（2004），皆是以“他者”的眼睛去审视这片土地上的民俗色彩、纯真野性、荒原人性和原始风情。

自2005年万玛才旦的第一部剧情长篇《静静的嘛呢石》问世后，“自我”角度的藏族电影出现了。

藏地的传播也由被动转变为主动，“改变了藏族文化在影像历史中被书写、被传播的惯例，完成了藏地文化影像重构与文化深描历史使命。

”本文主要以万玛才旦导演的《塔洛》为主，与其他藏族电影作品进行对比，意图寻回真实的藏地精神。

作为万玛才旦的第五部长篇电影作品，《塔洛》被凤凰网称为“一部隔绝了宗教，没有僧袍经文转经筒的西藏电影” ，于2015年9月4日首映于第72届威尼斯电影节的“地平线”竞赛单元，随后荣获第52届台湾金马最佳改编剧本奖，于2016年12月9日在中国大陆地区限量上映。

塔洛是一个无父无母的牧羊人，四十多岁，记性好，不谙世事，其名字在藏语中的含义是“逃离者”，由藏族知名喜剧演员西德尼玛扮演。

影片讲述的是淳朴的牧羊人塔洛进县城办身份证，与理发师杨措相遇后，发生了“一夜情”，并在杨措的唆使与羊主人的压迫下贩卖了不属于自己的羊，拿着贩羊所得的全部家当找到杨措，企望与杨措远走他乡，逃离牧羊人身份，却惨遭杨措背叛，最终在孤寂的大山里无处去留，跌入绝望。

作为血统纯正的藏族电影，《塔洛》与其他作者藏族电影最大的不同在语言与取景、色彩的选择上。

首先是语言方面。

田壮壮的《盗马贼》是藏语电影的第一次尝试，可惜被当年的广电审核规则无情地替换为国语配音，完全破坏了电影的美学表达与感情流露，唯一的藏语版只能在法国看到。

冯小宁的《红河谷》则以汉语与英文为主；陆川的《可可西里》使用藏族口音的汉语夹杂少许藏语，以求写实效果，但观众看到的是仍是我们“以为的”藏区。

《可可西里》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藏区荒原，当地汉语的普及度远没有电影中再现的程度高。

相对比这几部较为成功的“他者”视角藏族电影，万玛才旦在《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2007）、《老狗》（2011）再到《塔洛》，均使用原汁原调的藏语拍摄。

观众作为完全的旁观者观察着真实的藏区，未被翻译的语言让观众更容易过滤掉语义去察觉语言背后人物感情的变化与流动。

《塔洛》的开场由塔洛对着摄影机用生疏的汉语以诵经般地平调背毛泽东语录《为人民服务》开始，不少观众被塔洛滑稽的口音逗笑了，这就是一部分藏人的真实情况。

“……直接从寺院还俗的僧人，他们为了背诵《语录》，用藏文标注发音，死记硬背。

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念什么，但是背得很顺溜。

我上次在青海的某个学校放这个片子的时候，很多老师也马上能记起他们那边也有这样的人。

这可以算是那个年代的特殊记忆”，导演万玛才旦在谈及人物原型时说道。

只有听得懂藏语，懂得藏族文化之根的人，才能真正触碰到一个民族的魂魄，汉族导演想要涉猎的藏区，隔着跨文化的鸿沟，能做的却只有演绎与照搬。

其次，在画面色彩上。

《塔洛》是万玛才旦的第一部黑白藏语长篇，出于人物设定的考虑，导演认为黑白画面更能够凸显塔洛孤独感与内在世界的简单，意料之中地，也更好地与观众构建了共鸣。

黑白影像的《塔洛》没有《盗马贼》中被妖魔化的大篇幅转经筒与喇嘛画面，没有《红河谷》中纯净的天山红河地貌，也没有《可可西里》中高曝光度地泛白与高饱和叠加褪色的藏地滤镜。

以“他者”角度策划的影片中，导演们更偏好通过大篇幅的写实画面穿插叙事，渲染藏地的地域特色或宗教色彩，以至于在《盗马贼》中出现了雪山降天火这类将宗教信仰妖魔化的画面，在《可可西里》中陆川导演用极致的美学演绎藏区自然条件的残酷，让观众沉浸在荒原生态的美丽中，淡化生活条件的艰苦与死亡来临的沉重留给观众的心灵烙印与震撼。

在摒弃了藏地色彩符号后，《塔洛》也去除了对藏区生活地貌、宗教礼仪的刻意描绘，更没有将藏地特写生硬地剪辑进影片中，却用自己的镜头语法让观众无时无刻不感到自己置身于藏地。

原因之一，是其原始的语言环境；原因之二，在于电影的细心地布景与取景，这也正是《塔洛》的与众不同。

塔洛早起后，走出房门，朝着四方土地敬拜祖玛，这是一个大远景的拍摄。

远远地高山，空旷的牧区，渺小的塔洛在祭天，一个不足30秒的画面里，导演用无言传达了塔洛的孤境，他的宗教信仰，以及藏区里人与自然的关系。

这些藏地符号，不需要刻意描绘，却无处不在。

这也是“他者”角度永远无法掌控的细节，万玛才旦从“自我”的角度将刻意深描特色藏地画面的时间节省出来，专心叙事，将真实的藏地文化融入人物的言行里，使观众不被视觉效果所干扰地接触到藏族的本心、真实的藏地。

在叙事方法与镜头语言上，万玛才旦似乎也觅得了输出藏地文化的最佳选择。

“以当代中国边远地区、边缘人物、底层现实为重心表述对象，并且大多为写实、乃至纪录风格”，这是少数民族电影的一种拍摄趋势。

写实主义与纪录风格，在《盗马贼》、《可可西里》和《德拉姆》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这类叙事选择，也是文化“他者”角度拍摄的无奈之举。

田壮壮导演在《盗马贼》中为纪录最真实的“天葬”与藏族人对祖玛的虔诚，大篇幅深描宗教场面，减少对白、弱化影片的故事性。

《可可西里》为保证叙事的合理性与真实性，更以现实事件为范本改编剧本，将故事情节简化为一次围剿反盗行动。

《德拉姆》则直接以纪录片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

导演们均以自己的方式，力求保持叙事的客观，将判断与共鸣留给观众。

“不介入、不破坏”成了文化他者角度下藏族电影的拍摄原则，但这种主观的客观并非真实的藏地。

万玛才旦延续了写实主义的手法，却化被动为主动，站在藏地中心讲述藏人自己的小故事。

与人生叙事的《盗马贼》和史诗般的《红河谷》不同，万玛才旦的作品都是聚焦小人物，围绕小故事来隐喻大环境与大问题。

《静静的嘛呢石》中以初问世事的小喇嘛来暗喻现代化对宗教文明的影响，《寻找智美更登》的寻找之旅讲述藏族精神之根源，《老狗》中老藏獒的去留讨论商品经济对人性的冲击。

在影片《塔洛》中，以办身份证为由引发的一连串故事来表现塔洛个人身份的认同困境，同时隐喻着藏族文化身份的认同困境。

使用更多细节化的表达替代常见的藏地大场景描绘，万玛才旦将自己民族的精神融入到这些小人物的故事中，不曾也不需要与藏地保持“客观”距离。

改编自导演本人源于生活的藏族文学创作，还原这片土地上的真实，就好比鲁迅先生的《孔乙己》、《阿Q正传》等作品。

好的文学作品反映一个时代，好的民族电影反映一个民族的精神。

此外，在职业演员与非职业演员之间的选择上也是精明之举。

被称为藏族“赵本山”的西德尼玛作为一位家喻户晓的喜剧演员，被选作为《塔洛》的第一主角，并完成了突破性的演绎——成为一名结局严肃又悲剧的淳朴牧羊人。

而女主角杨措则由藏族青年女歌手进行演绎。

在写实主义色彩的影片中，是否选择正确的演员便决定了影片的成功与否。

如果选用职业演员来挑大梁，则必须通过他们的精湛演技来实现非职业演员的演出效果，很少选用非职业演员去强化影片的真实。

《盗马贼》、《可可西里》都刻意选择普通观众陌生的藏族演员配合藏族语言与服饰来达成非职业演员的演出效果，以呈现藏族人民的真实相貌，《塔洛》也不例外。

这类选择少数民族当地职业演员进行演绎的方式，对于普通观众而言是介乎职业演员与非职业演员之间的最佳选择。

但在《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和《德拉姆》中，非职业演员的使用更是拔高了影片的完成度，在写实与现实之间实现一瞬间的共通。

但现实情况中，藏族职业演员的匮乏难以实现藏族电影的拍摄需要，这与万玛才旦搭建藏族电影班子一样困难。

以电影作为媒介的民族文化传播，万玛才旦不仅把真实的藏地带到了世界面前，同样把电影技术带回了藏地。

只有不断培养少数民族影视人才，才能为世界揭开少数民族电影中的真实。

而在镜头语言的选择上，万玛才旦通过巧妙地做“减法”以达到了“乘法”的效果。

这是一部长达123分钟的电影，与90分钟上下的电影剪辑结构不同，它有充分的时间去传递更多地信息，但万玛才旦选择了朴实简单的叙事，通过固定机位与长镜头的组合，淡化剪辑、放弃蒙太奇功效，以求达到最佳写实效果。

“这一美学的选择，给了观众充足的时间去凝视画面中的一切，凝视人物在特定空间里持续的状态，是一种增强纪实性的方法。

”在《盗马贼》中，盗马贼罗尔布在磕长头时，导演采用了叠画的剪辑方法，让观众感觉时间的流逝、地点的变化；但这远不如《可可西里》中对长镜头的运用，观众直视巡山队司机刘栋慢慢被流沙吞噬，感受着死亡面前的无助，被吞噬的不仅是一条年轻的生命，还有其他队员的存活希望，选择正确的镜头语言才能赋予时间真正的意义。

而在《塔洛》中，大量长镜头的运用，让观众有充足的时间凝视画面，思考画面背后的隐喻，这样的深意是多样化的剪辑手法无法实现的。

影片的结局，塔洛驻足在家与县城之间的无名山路，倚着没了油的摩托，无所去从的他拿出一根烟，掏出一瓶白酒，眺望着远方，在观众的凝视中，他拿出了没用完的二响炮，点燃，握在手中，“砰”，黑场落幕。

观众感受着他受骗后的无助，他违背信仰后的痛苦，无处可去的迷茫，诧异地看着他点燃二响炮，又理解他所做的一切，没有人知道塔洛的结局，但所有人都陷入了他的自我迷失里。

这与前面提到的《可可西里》中长镜头的使用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拍不只给藏族人看的藏语电影”，我们必须承认，普通观众无法从万玛才旦的藏族电影中获得与藏族观众相同的观影感受，就好比南方人很难从东北二人转中获得乐趣一样。

但万玛才旦通过自己成熟的叙事能力，熟稔地运用固定机位与长镜头的拍摄组合，精明的电影设计创作出既可以被藏族群众所认同，又可以被普通观众所理解的成功藏族电影作品。

万玛才旦，作为一名具有作家、导演双重身份的业者，他的出现为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创作开启了文化自我视角的新际遇，迎来了不恐介入、还原真实的新希望。

时隔一年，由藏族导演万玛才旦执导的影片《塔洛》终于从威尼斯地平线单元和台湾金马走入了大陆院线，让普通观众有机会感受藏地的风情。

影片的主人公塔洛是一个对善有执念的人，但影片并没有展现一幅合十转山、三叩九拜的皮相。

这是《塔洛》相对于其他描述藏人生活的电影的特别之处：它不需要怎么用力，藏人拍藏人，虔诚就在骨子里。

“虔诚”和“纯净”互为表里的一对概念，构成了全篇的基石，所有的矛盾都在这上面生发。

《塔洛》以全文背诵《为人民服务》为开头。

在这里，“为人民服务”从形式上代替了“唵嘛呢叭咪吽”，毛主席语录代替了佛经，信仰被放到了藏族与汉族的交界处，使得两种信仰相互对比，产生了文化性勾连和政治性指涉。

随后，全片在塔洛办身份证的过程中展开。

这个过程原本仅仅是“小辫子”塔洛获得世俗身份的过程，但实际过程却远比预想的复杂：以下山为起点，塔洛先是从“牧羊人”变成了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好人”，但不久之后便从“好人”变成了被女人吸引的“男人”，直至塔洛卖掉雇主的羊准备和扬措私奔，又从“男人”变成了“轻如鸿毛”的“罪人”。

几重身份转换之后，在毛主席语录引导下产生朴素价值观的塔洛受到了强烈的精神冲击，身份也一层层剥离，最终邯郸学步般失去了所有认同。

通过这种身份的转化，万玛才旦顺畅地把当今西藏社会中并立的宗教性和世俗性嵌入到众多身份之中和盘托出，表现出少数民族“身份的迷失”和“发展的困扰”两种焦虑和反思。

塔洛就像走上了一条横在羊群与人群之间的独木桥，他从大山来到城镇，理发店老板扬措的色相吸引着他，但扬措本身代表的又是更高层面的“色”，亦即光怪陆离的世俗：卡拉OK，薄荷味儿的女烟，自由女神像，投影在塔洛脸上的绚丽花纹……所有一切都将塔洛引入一片全新而未知的境地里。

在片中，塔洛在艰难的抉择之下接受了“双重诱惑”——选择与扬措私奔，由此也义无反顾地逃离了放羊生活，逃离了动辄扇嘴巴子的雇主，走向了更加现代化的人身关系里。

然而，塔洛没想到的是，这种世俗性的转化带来的不仅是大千世界的美好，也有欲望驱动下肆意疯长的现实与残酷。

他没有想到，扬措最终会带着塔洛给她的十六万人民币消失得无影无踪，一举将他推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不过，扬措并不能简单地被称为“骗子”。

影片里，扬措在看到塔洛带来的大把钱财以后并没有想把塔洛拉去卡拉OK的意思，而只有到了卡拉OK，扬措才能确定塔洛会喝醉，从而才有机会把钱鲸吞。

可是如果扬措一开始根本没有过这种想法，携款逃跑这个结局又该作何解释？

是一瞬间的邪念？

还是其他人的诱惑？

似乎都有可能。

万玛才旦选择用留白的方式，将这一段中埋藏的所有可能性都交给观众，让观众自行做出解读（他同样没有阻止观众简单地解读成“骗子”），因为无论哪种解释，都不妨碍它最终的指向。

扬措这个角色不是一幅漫画，而是藏区切切实实存在的人，其设定的复杂确证了《塔洛》对人性的书写。

对此，万玛才旦导演在北京首映礼上也透露，女演员杨秀措之所以欣然接受了这个角色，不仅仅是因为它极具挑战性，更因为她身边确实存在着不少这样的例子。

在现代化的洪流之中，多少人耐不住为恶的诱惑而滑向堕落，无论男女僧俗、藏区内地。

从这个角度上说，片子既是在说藏人，也是在说任何后发现代化的民族和人群，甚至是借此描绘了整个中国所经历的现代化，这是这部影片的普适性所在。

它让我们有机会跨越时间的断层，无需回顾和记录历史便得以见证这种人性的发酵和腐败。

这也解释了贾樟柯在北京首映后为什么会“柔情脉脉”地说出一句“有万玛导演我便不再孤单”。

将近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在《塔洛》里见到了《小武》里那对在卡拉OK里扭着屁股的年轻男女的影子，也见到了被时代裹挟和超越的崔明亮；拍出《世界》的贾樟柯不可能发现不了世界公园和《塔洛》里照相背景的惊人相似性，不可能对说唱藏歌和“魔毯游世界”传达出的近乎一致的荒诞感视而不见。

甚至可以说，《塔洛》就是贾氏叙事在藏区的总集结，凡是经历过改革开放和正在经历现代化的内地人，也必然对塔洛的所思所感和他所面临的困境深有体会。

当然，要达成这种共鸣，万玛才旦难免会运用符号，而这与片中时刻经历着复杂转变的人物性格并不相称。

大量的符号化表述虽然往往能让人会心一笑，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影片的丰富性，对影片的“肉感”造成了一些影响。

话说回来，《塔洛》也的确是对藏语短片《酥油灯》一个更加具体、更发人深省的阐释，其高妙之处不只在于表意，更在于技法。

《塔洛》重视运用边框，画面的中心部分反倒经常留白，这显示出主人公所处的边缘地位；画幅中间经常会出现的纵向间隔物以及镜子和玻璃的使用，都表现出不谙世事的塔洛和其他人物的隔离关系。

影片高度概括的意象和静止“单调”的黑白影调相辅相成，诠释出塔洛简单纯净的人格，极简的固定长镜头中往往能透出一丝冷峻的气息，让人陷入沉思。

有人会拿这部电影与《修女艾达》比较，其实并不为过。

但两部电影还是有所不同：前者是小说改编，在用镜头调度丰富台词以外的表达，后者则是纯粹的影像诗，对历史的叙说相当克制，但又能“化少为多”，让言外之意尽情流淌。

2015年是藏语电影的“大年”。

除了在台湾金马奖评选中荣获四项提名的《塔洛》，松太加的《河》也在柏林电影节大放异彩，几乎撑起了大陆电影的“半边天”。

在如此强调娱乐性和类型化的中国电影业界，《塔洛》与《河》绝对可以算是异类，也称得上是一股清流。

但万玛才旦有些悲观。

影片结尾，塔洛再也没法背完《为人民服务》，因为他的心已经乱了。

如何守住这份清净，或许是导演和主人公共同面临的挑战。

电影最后，塔洛向派出所所长直承自己的“坏人”身份，坦言将“死得轻于鸿毛”之时，电影最开始那位要“为人民服务”、将“死得重于泰山”的牧羊人已经自食其言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剪掉了辫子，前往派出所领取证件的举动便被宣告作废；不管是“好人”塔洛还是“坏人”塔洛，最终都没能获得现代社会的身份认同。

<图片1>我们应该来细致分析一下在电影开头与结尾，特意营造的对比。

一开始塔洛留着具有象征意味的辫子，张口即来毛主席语录，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将“死得重于泰山”，而至结尾，同样是这位塔洛不仅失去了具有身份象征的辫子，在背诵语录时出错，同时卖掉别人委托他放牧的羊、危害了公共财产，他将“死得轻于鸿毛”。

这一变化是非常显明的，通过一个更具象征意味的行为——办理身份证——所贯通。

无论是电影里中的社会，还是现实社会，身份证都被认为是用来确认个体身份的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证明。

有了它，塔洛便不会被照相馆门口的警察巡查，他也能像别人一样去到像拉萨或北京这样的大城市。

塔洛需要办理身份证，也必须去办，我们需要看着他一步步地落入现实社会的罪恶深渊，看到他如何遍寻不着自己的身份。

而这，正是导演为电影设定下的坚实逻辑。

如果塔洛不去办理身份证，他就没必要上县城去照相馆拍照，也就不会为了面容整洁去洗头，碰上那个将骗走他的钱财的洗头妹，自然不会落下 “坏人”这一盖棺定论。

电影通过这种简单又缜密的因果联系，将一个普通的牧羊人抛进现代社会的漩涡之中，看他举动，看他挣扎。

当塔洛最终从漩涡中走出，他发现的是自己的人财两空：他不仅失去了仅有的财产，同样失去了“好人”的身份。

<图片3>为什么一个普通的牧羊人会被堕落进现代社会的罪恶之中？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我们只能借助影像本身去寻找。

一开始，在照相馆中出现的那三个拍摄背景：分别是拉萨布达拉宫、北京天安门、纽约自由女神像，已经为之后的一系列发展埋下了伏笔。

对于这位终身牧羊的男人来说，这三张图象征着对另一个世界的全部想象。

首先是布达拉宫，塔洛作为一个藏民身份对其形成的崇高想象（宗教），其次是天安门，因为从小背诵的语录中反复出现而成为“朝圣”之地（政治），最后是自由女神像象征着美国梦所代表的全球化浪潮对一个西藏偏远县城的冲击（经济）。

这三种想象为塔洛画下了一个圆圈，框住了他，同时等着他往下跳。

故而，当塔洛坐在理发馆里，面对既青春又漂亮的洗头妹的“勾引”，一种从不曾唤起的“情欲”起了作用。

也许是爱情，也许不是；也许只是两性相吸的自然冲动；再加上从女孩口中所泄露的外面世界产生的“诱惑”，并通过在KTV唱的“拉伊”催化成熟。

我们不能一口咬定塔洛对女孩产生了爱情，同时这份爱情导致了他的出格举动。

这过于绝对，人的行为往往是通过一系列不明缘由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我们得说，塔洛也不例外。

从塔洛身上，我们看到两种力量间激烈的冲突：一种是被从小规训的“为人民服务”的人生宗旨，一种是现代社会向他发起的“罪恶”勾引。

当塔洛第一次从城里回到派出所，将拍好的照片交给所长之时，他有点茫然地提到：自己遇到了“坏人”。

很明显，他所说的“坏人”指的便是那位企图诱惑他卖掉羊，拿着钱一起远走高飞的洗头妹。

但这种声明却是以一种模糊的方式发出，从中我们便看出塔洛在两股力量间的摇摆。

这一行为也可以看成是塔洛的潜意识中社会主义价值观对于资本主义价值观压抑而未完全胜利导致的自然结果。

<图片4>引发塔洛真正走向“罪恶”的还在后头。

在一次为了抑制咳嗽，喝下一瓶白酒后，塔洛便沉睡不起，导致放养的羊群受到了狼的袭击，死伤惨重；对于塔洛来说，唯一的职责便是：时刻警醒着狼群的临近，一旦发现便要点起鞭炮驱赶。

他失职了。

再加上第二天老板儿子来收羊粪，事情只能被败露。

对于这位终身力行“为人民服务”的“好人”，如今却要被面临“破坏人民财产”的指控，另一种来自现代社会的诱惑无疑开始逐渐往他的内心深处发展，并取得绝对优势。

塔洛发现，自己还可以逃离，也许他想到的是他还没有身份的事实，别人便找不到他。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位老实的牧羊人有这种精打算盘的本能。

塔洛最后走向“罪恶”，放弃“好人”身份，也就可以理解了。

在这个无奈之举下，爱情到底占多少成分？

很难说。

当塔洛向女牧民学唱“拉伊”起，我们得说这种爱情已经很强烈了，尤其是这份爱情被外面的广阔世界所升华，成为逃离现实惨境的理想跳板。

<图片5>我们或许还应看到，导演在解决塔洛的这趟身份追寻采取的最终方案。

在电影的最后一幕，塔洛停下摩托车，掏出烟和酒，背对着观众开始品酌。

这里的指意是，塔洛确认自我身份不是通过遵照主席语录所划定的人生宗旨，也不是通过维系现代社会稳定所需要的一张身份证件，更不是借由被唤起的爱情；而是通过对个人喜好的认同。

那烟不是商店可以买到的纸烟，而是手工制作、因为味道太浓而被现代人抛弃的卷烟（演唱会一幕）；那酒也不是普通的啤酒，而是味道够烈、也可抑制咳嗽的白酒（KTV一幕）。

通过这两种个人喜好，塔洛完成了这趟对自我身份的追寻之旅。

塔洛虽然失去了辫子，做了坏事，被骗了感情，失去了各种社会身份，但通过对个人喜好的自我确认“寻找”到了自己，作为个体第一次有意识地挺立起来。

<图片6>

一大概是从小武起，“中国故事”一边痴迷于描摹城市经验轰轰烈烈的转型和颠覆，一边也开始讲述来自别处的失落和不适。

这故事中，一些人率先狂欢，庆祝，急不可耐地触碰现代，又亦步亦趋地奉上拙劣的模仿，一些人则无可奈何地跟从，勉强做出迟钝的反馈，其中一部分，就在被动的社会进击中败下阵来。

这些失败者的踪迹，随着城市经验的不断扩张，“别处”空间的步步后退，显示出一种有迹可循的深入，从沿海到内陆，最终直击最远的地方，来自高原藏区的塔洛。

身处社会边缘的孤独牧羊人塔洛，借着一次进县城拍身份证照片的机会，只身闯入了新世界，不想这世界借着一个姑娘也闯入了他的身体，遂掘取了他。

当塔洛再想退回边缘，却发现自己早已失守了原本的立身之处。

一次还俗，也是一次失身，让他最终遗落了自己存在的证明，成了新旧世界夹缝中无处可遁的弃儿。

二影片第一场，背完毛主席语录，派出所的多杰所长让塔洛去县城拍身份证照片。

他说，没有身份证，你怎么向别人证明自己是谁。

可塔洛是笃定的，在他的认知里，自己等于一个叫小辫子的放羊人，无需让别人知道。

而在多杰所长眼里，塔洛等于那个会背汉语版毛主席语录的人就足够了。

何况将要出现在身份证上的大名“塔洛”，对塔洛来说是无比陌生的——他只知道自己的绰号，这条常年留着的辫子理所应当地成了他的身份。

所以当多杰所长和后来的杨措姑娘叫唤他的大名时，塔洛总是因为生疏而感到一种新鲜的好笑。

塔洛甚至不清楚自己的年龄，这种在现代社会中等同于“无”的身份，于他却是确信的自知。

影片一开始就为“身份”制作了各种符号，而这些符号都将在此后被一一瓦解。

从塔洛骑着他的小摩托进入县城起，一个与他截然不同的世界赫然显立了。

他在照相馆看到两个藏民穿着藏服坐在天安门墙纸前合影，随后又换下民族服装，穿上土气的大陆西装，背后是纽约自由女神像，而当塔洛的小羊和奶瓶进入这画面时，三种不同的时空体验竟然得以交汇共存，而塔洛的，正是其中最不现代的那部分。

影片到处充满着类似的对照。

同样是烟，塔洛自制呛人的卷烟，人们花钱买香烟。

同样是藏语歌，塔洛只会唱“拉伊”，人们唱地方性的流行歌曲，歌手做外来的嘻哈表演。

同样是唱，塔洛在草原上，人们在KTV小包厢。

同样是听，塔洛在收音机里，人们在现场酒吧。

同样是场所，塔洛只想呆在草原，而人们向往县城、拉萨、北京和纽约，甚至更远的地方。

塔洛体验正襟危坐的拍照，体验五块钱一次的洗头，体验街头张望，都只是参观和拜访这个陌生的世界，直到和杨措姑娘的艳遇，才真正让这个世界真正闯入了塔洛的身体。

三杨措姑娘是这样一个明确的存在，她囊括了这些和塔洛构成对照的全部，还有美貌和活泼。

甚至由于她的带领和引诱，在塔洛眼里，新世界的美好和吸引力，几乎等同于一个女人的美好和吸引力。

所以酒醉一夜情后，塔洛对杨措姑娘身体的侵占，实际上恰好相反，是新世界即将对他的侵占和洗礼。

如果说前半段的张力来自塔洛和新世界所发生的有趣互动和摩擦，那么从此以后，我们所看到最具魔性的 ，是塔洛的精神“还俗”——他一声不吭地为了换取心里的女人和她所讲述的钱、远方、共同生活，一步一步拱手献上自己的事业，自己的辫子，献上自己最初的身份，直到一无所有。

所以塔洛不再安于做一个与世隔绝的孤独牧羊人，他在夜里一遍遍听收音机，在草原上练唱拉伊，一心要唱给爱人听。

塔洛又是如此急迫，他被雇主激怒，把“重于泰山”的羊变卖成能在外面花的钱，一摞一摞毫不保留地扔在爱人面前，任由她剪掉他的辫子。

塔洛像前不久看的《冬》里那个老头，出于过度孤独或真心，一旦有谁投之以桃，他就愿意报之以一切。

他又是一个典型的虔诚又热切的新皈依者，比谁都充满盲目的渴求。

掏空自己，寻求一个新的身体。

然而掏空之后，竟然没有什么可以填充——拉伊还没唱，姑娘就剪下了他的辫子，带走了他的钱（羊），欺骗了他的爱情。

拉萨、北京和纽约成了别人的远方，他还是只身留在草原，可是没了羊，他又分明不在草原上了。

更可怕的是，当塔洛回到派出所，他的头发和身份证不一致，他不再是人称小辫子的塔洛。

他不能流利地背出毛主席语录，也不再是多杰所长眼中的塔洛。

失去了绰号和记忆力，对于仅有的社会关系来说，塔洛不再是他们的塔洛。

最要紧的是，失去了“重于泰山”的牧羊人荣耀，塔洛甚至不再是自己的塔洛。

身体的溃败，渐渐演变到身份的瓦解，这一场原本是进击的社会化行动成了一场血淋淋的洗劫——他失去了他自己。

反讽的是，很多东西是颠倒的，当塔洛失去了身份，不能再“为人民服务”时，却意外赢得了“看上去像好人”的评价。

那一条原本意义“重于泰山“的牧羊人辫子，竟然在过去长期扮演着“坏”的元素。

而这个一无所有的人，竟然获得了安定分子的形象。

塔洛摸不着北，来不及反思，他站在草原上，像从前放羊一样坐在石头上，喝着白酒，只是周围不再有羊。

他点燃了吓走狼群的鞭炮，吓走了自己这一具失去身份的身体。

四第一次看藏语电影。

《河》的自然主义显然是我更偏爱的风格，但是《塔洛》的精致和深远实在值得一说。

藏语听起来很南亚味儿，夹杂着一些汉化的专有名词，异域感很强。

马润生总是模仿藏民说普通话，就是那种种往下走的音调和一顿一顿的节奏，确实适合唱嘻哈。

多杰所长也这么说话，还拖着一个长长的发语词“哎——”。

西北人都这么说，《一个勺子》里那句，“哎——我说拉条子。

” 最好听的当然是那首拉伊。

配乐师傅说万玛才旦对他的要求是让人感觉不到配乐的存在。

目标达到了，几乎全程感觉不到，甚至片尾回响着塔洛流利的毛主席语录。

影片对声音的处理相当细致，在KTV，在草原，野生杂乱的声音模糊地隐在后面，对话和细小行动仍然清晰可听。

尤其观看时，外界不同的声响，风声，歌声，街道声从四周传出，拟真感很足。

很多大陆艺术片以音画粗糙为独立的大旗，实际上是很影响观看的。

五最好的还是和极简的对话和构图，碎片式的零碎呈现。

黑白影像，长镜头，空镜，确实很像《修女艾达》。

人物的边缘化放置，部分切除，固定镜头下不给特写，拒绝关注细节和表情。

1.塔洛和多杰所长谈话时，两人是始终被门框隔开的。

2.塔洛和杨措站在理发店门外说话吃雪糕，从理发店的固定镜头望出去，只出现两个小小的头顶，看不到表情，只听对话继续，镜头四分之三是后面的街道。

3.两人过夜后的交谈，镜头从桌子望出去，削掉了脑袋，只看到身体。

杨措去亲吻塔洛的时候，我们没看到亲吻的镜头。

没有表情，只给对话和场景。

4.镜子中的影像，从小卖部的镜子，理发店的镜子，摩托车灯的镜子，人物的画面总是出现在小小的镜子里。

我们观看到的塔洛是局部的，塔洛感知到的世界是局部的，塔洛的处境是边缘的。

人从来不处于世界的中心，人也就应当避免出现在视野和图像的中心。

第16届#法罗岛电影节#无人知晓单元第4个放映日为大家带来《塔洛》，下面请看前线纯朴藏民融入世俗洪流的评价了！

迷幻松饼：不错，摄影构图我喜，但有的镜头太长。

zzy花岗岩：尘世里走一遭，生命便轻的不能再轻了。

曲有误：镜子里，他是塔洛，镜子外，他是小辫子。

热可可加盐：真诚且新颖，黑白的质感和对于身份的探索相当有意思。

赵小毯：文学性和影像塑造上都有所建立，身份认同的触感孤独地延伸。

Spy Liu：藏民在现代化中的“迷失”，个人感触不多，但文本和形式都不错。

非有想非无想：人的成长、身份的认同，乃至整个社会，族群的成长，身份的认同都要被“骗”的倾家荡产一无所有才能达成，也是悲哀。

Xavier-耐观影：对于缺爱的人来说，你给他的看似微不足道的一点点余温都会换来他竭尽所有近乎他整个世界的回报，此时一切理性判断和系统认识全部失效。

Her Majesty：万玛才旦的文字是极简的，仅剩下动词和名词；而当他把文字转化为影像后，则显得有些冗余。

可能《塔洛》想要的东西太多，把导演的美学和经验挖掘得过多，所以在其后两部作品中他再也找不到话想说。

Pincent：藏民牧羊人的生活，原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冲突，“无身份证”是藏民自我身份认同的迷失，现代化与外来冲击过程中善良淳朴与拜金主义的矛盾，两次背诵毛主席语录的讽刺效果，黑白摄影很漂亮，人物总是在镜头边缘。

欧.尹：极具作者风格的固定机位长镜头与黑白影像，开头长达十二分钟的为人民服务的背诵看似简单，实则蕴含了充分的延展与解读空间，与结尾呼应，保证了本片较高的完成度。

然而就我个人观感而言，承担着刻画人物精神状态任务的核心段落，即中段塔洛从城中归来后的部分反而有些出戏。

可能这样的电影只有在电影院看才真正有其价值。

psychopath.MN：听不惯说唱，只会唱伊拉。

吸不惯新烟，只愿吸卷烟。

从一口气背下语录，到无法背下去。

从正写的“为人民服务”到变成镜像的反写。

来“人间”一趟，为了身份证而回忆了自己是“塔洛”，却又迷失了自我。

留了一生的辫子，今后不再留。

以为是爱，那个说“自己知道自己是谁不就行了么”的他或许此后再也认不出自我。

失了自我的“真”，被新世界唤醒，或许是必然。

布谷卟咕：一个很简单的关于文化流失，身份迷茫的故事。

节奏很慢，虽然银幕上两人之间的化学反应很有趣，但看了故事开头能猜到结尾。

对身份思考的呈现有些流于表面，强调对立，感到片子里充满了焦虑而没有根基。

导演是想通过拍摄来进一步解答自己的疑惑吗，还是他心中已经有一些观点？

如果能在拍片过程中一层层剥离，一步步深化问题，不像现在这么工整的话会更讨喜吧。

警察局的问答很有意思，温和的有一搭没一搭地通过在观众看来略显尴尬的氛围中呈现出双向交流的失败。

鲍勃粥：最原始的藏族力量全然失语，起点已经是革命力量与经文的混杂，然而抵挡不住如“二代身份证”的更新，终点是崭新的魔幻现实主义，对外界的肤浅理解和似有似无的链接（照相馆背景的北京和纽约，说唱表演等）。

塔洛内在身份是封闭的，外在身份逐渐被重建，头发剃去，在新环境的无力（爱情与城镇是相通的），镜子中的人物模糊，烟雾缭绕。

黑暗的苍凉地貌上的浊酒独饮与二踢脚是为逝去的草原灵魂送葬。

塔洛与局长被烟囱隔开，与女人被镜子隔开，构图已将他孤立无援。

羊死了，死了的却不只是羊。

#FIFF16#无人知晓单元第4日场刊将于稍后释出，请大家拭目以待了。

塔洛在开头和结尾两次背毛泽东语录形成了一种形式上的对应，不过结尾却是用镜像的方式呈现出来，墙上“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是反过来的！

留辫子的时候，所长说：看塔洛像个好人；剃成光头以后，所长又说：以前看塔洛有点像坏人，现在怎么看都是个好人——而对于塔洛来说，靠着异于常人的记忆力放着三百多只羊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死后会重于泰山的好人；后来因为醉酒导致羊群被狼咬死，他认定自己变成了一个死后会轻于鸿毛的坏人！

【两人对于好人/坏人的区分标准，又形成一种形式上的对立】所长说，一个人必须有一个正式的名字，还说塔洛这个名字很好听，可最后却还是叫着他小辫子，甚至都想不起来他叫“塔洛”！

对于这些人来说，塔洛是谁无所谓，知道小辫子是一个放羊人就行！

塔洛作为一个“原始”和“边缘”的存在，一开始他拒绝融入主流、融入社会，而－所长、照相馆老板、杨措这些人却都极力的将塔洛往他们的世界拉扯，最终塔洛因为杨措的“爱”——（并非爱情，而是他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感受到过的关心和在乎）选择融入陌生的社会【吸起来带凉嗖的香烟、深夜唱歌的卡拉ok、杨措口中的拉萨和北京……】。

可也正是因为杨措（城市的象征），导致塔洛深夜醉酒，而造成了众多羊儿被狼群咬死的悲剧，最终使他变成了一个“坏人”！

剃光头——正是杨措给塔洛烙下的坏人“印记”。

藏族导演、作家万玛才旦于5月8日在拉萨病逝，享年53岁。

万玛才旦出生于青海海南州，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大学期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

在去北京电影学院进修前，他当过三年小学老师、五年县城公务员。

2005年，万玛才旦因长片处女作《静静的嘛呢石》引起影坛关注。

他后来创作的电影有不少由自己的小说改编而成，如 《塔洛》（2015）、《撞死了一只羊》（2018）、《气球》（2019）。

除了令人瞩目的电影成绩，在文学创作方面，万玛才旦也颇有建树，主要汉语作品有《嘛呢石，静静地敲》《塔洛》《乌金的牙齿》《故事只讲了一半》等小说集。

现代化对于藏族群体心灵世界的冲击，是万玛才旦长期以来在电影和文学创作中聚焦的主题。

《塔洛》是万玛才旦执导的第五部藏语长篇电影，曾获第52届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

原著短篇小说发表于《青海湖》2012年第41期（该杂志曾为周刊、现为月刊，陆续发表了万玛才旦多篇小说），表面上讲的是主人公塔洛遭遇县城理发店女孩“杀猪盘”的故事，实则关乎身份认同。

小说开头，交代了塔洛外号“小辫子”的得名缘由，以及补办第二代身份证的背景。

塔洛去乡派出所办证，说自己是孤儿，在村里帮人放羊，二十九岁，上过小学，能背毛主席语录。

所长不信，塔洛便在他面前完整背诵了《为人民服务》。

电影就以这幕背诵开场，一段长达5分钟的固定镜头（不过电影中塔洛对于自己的年龄不记得了，说应该过了四十）。

“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塔洛相信毛主席的话，他的价值观也由此成型：“那我为我们村里的人放羊，如果死了也会像张思德一样比泰山还要重吗？

”塔洛按照所长的要求，去县城的照相馆拍大头照，老板娘嫌他的头发太乱，让他先去对面理发馆洗个头。

就这样，塔洛在理发馆遇到了女孩杨措。

他惊讶于杨措的短发（电影中女演员的头发并不短，没有“长发及腰”而已），“藏族女孩怎么能把头发剪得那么短呢”。

杨措回答：“我剪短头发，就是为了等你这么个长发小伙子来会我啊。

”这就有点撩人了。

先前，塔洛告诉杨措，自己一共看养三百多只羊，可以卖八九万元（影片中是十六七万），不过属于自己的只有一百多只。

塔洛照了相，又回到理发馆去看杨措，两人晚上去了酒吧（影片中改为KTV），后来回到理发馆过夜。

第二天，塔洛赶到派出所交了照片。

过了一段时间，塔洛带着卖羊的九万块钱（影片中则是十七万）到了照相馆。

杨措帮他把长发剪掉，理了个光头。

晚上两人又去酒吧狂欢（影片中增加了说唱歌手表演的情景，两人对此表达了不同的观点）。

再次回到理发馆一夜风流后，塔洛发现杨措连同钱都不翼而飞。

塔洛又去了派出所，没有报警，只说：“可惜啊可惜，我再也不能像好人张思德一样为人民利益而死，死后重于泰山了，只能像那些个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坏人一样死了，死后比鸿毛还轻。

”所长为了让同事开眼界，又让塔洛背诵《为人民服务》。

塔洛依然背诵如流（影片中则背得磕磕绊绊，这个改动考虑到了人物的心理变化）。

所长见塔洛成了光头，对比同事找出来的身份证，觉得不像，又让他去重新拍照。

这就是小说的结尾。

而电影的结尾，多了一幕：塔洛离开派出所后，中途停下摩托车，在自己的手掌里放响了一个“炸雷”（平时用来赶狼的鞭炮）。

相比小说，电影改编得更为合理和细腻。

电影里，增加了塔洛被骗后因为酗酒，晚上有不少只羊被狼咬死的情节，还因此挨了主人一巴掌。

正是这一巴掌激发了他的邪念，让他偷偷卖掉了羊。

电影中的塔洛，还有为了治咳嗽而喝酒的习惯，是他贫苦生活的一个注脚。

不过，小说中对于塔洛留小辫子的原委有说明。

他告诉派出所所长，自己早年去县城看过一部外国电影，电影里的主人公就留着小辫子，很受女人喜爱。

虽然，塔洛留了小辫子并没有作用，“我们村里的女人们都不喜欢我，他们说我是个穷光蛋”。

电影中删去了羊倌看电影的这个颇为“文艺”的前因，倒是合情合理。

此外，小说中的塔洛因为留辫子，在县城被一群大学生游客误认为“艺术家”，并引发了“辫子”与“艺术家”的讨论。

这个情节在影片中也一并删除了。

这部电影是黑白片，对此，导演万玛才旦曾解释道：“黑白能凸显塔洛这个人物，他很简单，判断事物非黑即白。

而且藏区的色彩太艳丽了，很难体现那种苍凉和孤寂感。

”而影片中颇多把塔洛“框”住的框架式构图（如派出所里的炉子烟囱、理发馆的镜框）， 导演也给出了答案，“因为不自由”——只有回到村庄，回到他熟悉的牧场，塔洛才感受到自由。

塔洛偷卖了羊，应该没有机会像张思德一样“死了比泰山还要重”了。

现实中，万玛才旦，这位“创造了藏民族小说和电影双子座高峰”（藏族作家扎西达娃语）的艺术家，他的突然病逝，令人惋惜。

毕竟，“故事只讲了一半”。

（原载微信公众号：日常审美）